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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中国文艺理论，没有什么研究。总认为搞文艺理论不能脱离实际，不能脱离文学史、文学作品，还不能脱离当时的哲学思潮，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学批评史，应是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这当然不是说不要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但决不能把它同中国文学史的精神脱离开来，专门背条条。专门研究条条，什么也研究不来，因为你不了解这些条条在当时有进步意义没有。
一 中国古代的小说
中国小说，在各种文学样式里头是成熟最晚的，比戏曲还晚，它所以成熟得晚，因为文学就像人一样，从幼年、少年、青年发展到成年，是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社会发展到后期，小说才成熟，小说的内容，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比较成熟的产物。
人类社会发展受两个限制：一个是生产规模的限制，一个是阶级的限制，这就形成了历史局限。原始社会没有阶级，但生产规模太小，认识世界也很狭小，人人忙于养活自己，对别的事情不感兴趣，他的理想、愿望，也就是怎么猎取更多的食物，然后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大为发展，而且在我们中国发展不平衡，在东南地区发展比较快，因此小说在这一带地区成熟起来。
小说这个形式，在各种文学样式里，反映社会生活更广阔，能写一些社会问题。我国古代的抒情诗，除少数叙事诗之外，一般都抒写个人之情，它提出的问题常常是个人问题，如人生无常、相思、看人、思妇，都是个人问题，当然你从他个人身上也看到社会问题，不过他主观上写的是个人问题。到小说里头，也有这一类题目，不过常是提出一个社会问题，开阔了。为什么呢？因为生产规模扩大了。我是乡下人，在皖南山区长大的，小时候就不晓得平原是什么样子，眼界太狭窄，在外边跑的人，眼界就开阔一些。小说这东西，就可以反映更开阔的眼界之下看到的一些问题。这种形式本身，表达能力也最强、最自由，所以在各种文学样式里头，小说的内容更充分、更开阔。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搞小说，就夸小说，把别的东西都贬掉，这里讲的内容的开阔、自由，别的方面，它又不如别的文学样式。如直观的形象教育，不如戏剧；表达感情方面，不如诗歌。
中国小说最早是在原始社会的神话传说，世界各国也都如此。神话、传说，实际是一回事。按道理讲，神话说的是神，许多自然现象不理解，把它当神看了，创造出许多神来。传说，是对人的一些非常英雄的事迹的记载，这是传说。但是，写神呢，作者也没见过神，写的实际上是人，拿人类自己推想的；写人的传说，也把人神化、把神人化了，把人神化了，所以古代的神话和传说分不清。如《汉武帝内传》《穆天子传》。穆天子本来是人，可是他又驾着八匹马的车子在天上游，成了神的样子。汉武帝当然是人了，但后来他又同西王母来往，西王母又是什么神。这样的东西，古代人都不认为是神话、传说。神话、传说这概念，是我们后世有科学头脑的人起的名字，古人认为真有其事，他们是作为真正的东西记录下来的，是属于历史的东西，都看成科学记载。“志”，不论有没有“言”字旁，都是记录的意思。“志”和“作”是对立的，“作”才是创作，是虚构。“志”不允许虚构，是记录。就等于我们今天看电影，哪是故事片，哪是纪录片，分得很清楚。“志”，就相当于纪录片。“志”，后来叫“志怪”，又后来叫“志人”，神话、传说部分就减少了。神话、传说和志怪、志人，两组四个样式，都是属于历史，古代小说的这种内容，与现代的意义不同。现代的小说，一方面有传统的称谓，同时也受了外国的影响，内容已不是中国本身的了。
最早的小说，在先秦讲的小说，是对“大道”而言。上层人物的一些事情，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大道”；小说对“大道”而言，都是日常事务性的小道理，这些小道理都是民间所谓“街谈巷议，道听途说”，日常生活的一些经验，好比说，蚊子出来了，要洒敌敌畏，就是这一类东西。鲁迅有《古小说钩沉》，里面有许多神话传说，也有许多科学记载。如“春花落瓣，秋花落朵”，南方的燕子怎么样，北方的燕子怎么样，这都是科学记载。还有许多神话，就是“志怪”了。这些都是与“大道”相对的“小道”，但先秦儒家也有两面，一方面对这些东西“君子不为”，另一面也主张“虽小道必有可观者”。这种观点，没有多少理论。但实际上传播了一种理论，就是“街谈巷议，道听途说”是民间的东西。这就是一个理论，最早的理论，也形成了中国小说发展的一个传统，所以我们说小说理论在先秦就有了，在小说的原始阶段就有了，这个传统、这个理论，你遵守它，就往往成功；你不遵守它，就失败。如清初蒲松龄，他写了《聊斋志异》，他成功的首先一条是取的“志”的路，就是搜集民间的神话传说。因为民间的神话传说里面有广阔的、丰富的社会内容，时代社会的血肉、老百姓生活的血肉都结晶在神话传说里面，有很丰富的内容，有很深刻的意义。他首先花了很大的工夫来收集民间的传说，他自己不虚构、不创作，把这些东西都收集起来了以后，他再加工创作，根据这些来创作。这一条他遵守了，所以《聊斋志异》一开步就在故事方面取得成功。这些故事拿出来，老百姓感兴趣。虽然他是用典奥的文言写的，老百姓在口头上都可以传说。许多乡下的老百姓，他一字不识，但能谈《聊斋志异》的故事，因为那个故事同他有血肉联系。它从群众中来又回到群众中去，老百姓喜闻乐见这个故事形式。在这以前，尤其是以后受《聊斋志异》的影响，有大量的《聊斋志异》式的作品，但大部分没有走这一条路。一个不得意的书生，考科举没考上，就来写小说，他不是走蒲松龄的道路，到民间收集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而是自作聪明，关在家里虚构，结果老百姓毫不感兴趣，砸了锅，失败了。
小说家出于稗官，稗官就是史官的一种。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统治阶级派了史官在民间到处收集诗，也有专门收集神话传说的。因此，我国古代书籍里头还保留了一部分古代的神话传说。他收集来干什么呢？就是看看老百姓在想些什么，来作为他们进行统治的参考。他们看老百姓的反映、思想活动、动态，就是要缓和矛盾。所以我们古代封建阶级有许多诗歌向统治阶级建议，缓和矛盾，巩固统治，而不是推翻它。小说属于历史的范畴，所以像《穆天子传》过去归到帝王的起居类，《山海经》摆在地理部，都被当作科学记载。发展到元朝的时候，变成志怪志人了。元朝是个动乱的时期，死的人多。古代科学不发达，有迷信思想，见神见鬼。死亡的人越多，神话传说也就更多。所以元朝的志怪是很独特的。到蒲松龄时代又是这样。明末清初，大动乱，大破坏。老百姓死了很多，饿死的，杀死的，各种疾病死的，很多，于是产生大量的神话传说，狐鬼故事特别多。《聊斋志异》常常写一个妖宅。那时南方北方到处都是空房子，没有人住，你说是神话吗？不是的。是真实情况。人死光了，没有人住，就是这么一种情况。死亡相继，狐鬼就出来了，狼也出来了，野兽也出来了，不稀奇。
古代文与史不分，开始分开是《文选》。昭明太子萧统《文选序》把文与史分开了。文是什么呢？他说：“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用这两句话，把文学同史学分开来了。可是他们所谓文不包括小说，不包括志怪志人。志怪志人还是属于历史的。文学的小说部分，志怪志人、神话传说，仍然属于历史。
小说发展到唐代，又有了变化。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最兴盛的时代。首先是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商业贸易发达，造成大量的老百姓脱离农业劳动，脱离农村，形成了出卖劳动力的阶层，促进了城市的繁荣。除了国内的商业贸易之外，当时最突出的是国际间的贸易往来频繁，伴随着商业贸易，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也更加发展。鉴真和尚就是唐代的。唐代大诗人李白是碎叶人，碎叶在新疆还要过去，有的地方现在属于苏联的范围，所以李白看问题的眼光就不一样，心胸就比较开阔一些，那个时候写游子、思妇的作品特别多，也就反映着这种情况。你看到处都是胡姬，唐人小说还有“昆仑奴”，昆仑奴就是黑人，胡姬多数是少数民族，有的则是波斯（伊朗）人、巴基斯坦人、印度人。另外还有东罗马帝国的，是通过“丝绸之路”来的。日本的留学生也很多。当时长安的规模很大，有好几百万人，哪里人都有。扬州也是一个大的商业区，有大量的外国人。“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李白为什么要送孟浩然到扬州？就是因为扬州商品经济发达，外国人多，他要来采购、游玩，要来看文化的新气象。宋、元以后的一些小说也常写到扬州有许多波斯人，专门经营珠宝。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国际交流的扩大，开阔了视野，这反映到文化上就出现了一个繁荣昌盛的时期。这可以同汉代相比，汉代也是类似的情况。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于是唐代开始有“说话”。当时宗教也很盛行，寺庙很多，“说话”最早就是从寺庙里和尚说经开始的。他们在庙会的时候，把佛经作通俗宣讲，讲佛经故事。庙会往往就是农村集市，所以宗教的活动是同商品经济的活动有联系的。最初是寺庙里的和尚说经，很多人来听，后来老百姓也讲，在民间流传了起来，就是“说话”。现在敦煌还保留了许多唐代的“变文”，一部分是宗教故事，大量的是民间故事，是老百姓的东西。这些民间的东西为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他们又做了进一步的创造，就出现了唐人“传奇”。封建阶级并不是完全接受民间的东西，要看是怎么一个具体情况。封建阶级也有上升时期、兴盛时期、没落时期的区别。前一段“四人帮”搞极“左”思潮，把封建的东西一棍子都打死，他们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实际违背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说中国封建时代有灿烂的文化。我们看问题不能片面，在世界上中国封建社会时间最长，中国的封建阶级很有统治经验，他们有时也采取一些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来维护自己的统治。
在民间“说话”的基础上，当时士大夫阶层的白居易、元稹，以至韩愈、柳宗元都开始大量写作文言小说，写“传奇”。他们在创作中开始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来进行虚构。白居易曾在新昌宅听《一枝花话》。《一枝花话》就是现在《李娃传》的前身，过去是民间的“说话”，而白行简加以改编，进行虚构，把它写成了“传奇”。元稹写《莺莺传》，讲一个张生在寺庙里碰到了崔莺莺，以后又如何如何。以前说元稹写的是自己，但后来有人考证没有这个事情。他是进行虚构，以妓女为模特儿，写成了崔氏小姐。这部作品影响很大，后来重新在民间再传播，然后到“董西厢”，再以后又产生了王实甫的《西厢记》。可见，唐人“传奇”是受民间的影响而逐步发展起来的。
唐代小说创作，突破了以前的局限，开始虚构，文字上也不像志怪、志人那样朴实无华了，讲文采、讲描写人物、写人物性格，这就接近近代人的小说了，不只讲故事，而是写出人物来。《聊斋志异》一方面走“志怪志人”的路，搜集民间传说，然后再加工，走唐传奇的路，把志怪志人与唐传奇两个传统结合起来。
到宋代，城市发展了，有勾栏，有专门说书的，这样就产生、推进了近代意义的小说。所以，中国小说的民间性、群众性很突出。最初不是写给人看的，是说给人听的。因此我们的小说同外国的不一样，通过一系列动作来刻画人物性格，人物性格完全能讲出来。外国小说不能讲，比如《安娜·卡列尼娜》写跳舞、赛马的场面，写得很漂亮，很美，达到艺术高峰，可是你谈到它，一句也说不出来，除非你背。为什么？它不是说给人听的，是写给人看的。
二 中国的一些小说理论
这些理论不只是讲小说的，但包括各种文学样式在内。
（1）器识、读书、行路、孤愤
我们常把儒家孔孟之道一棍子打死，这不对。儒家孔孟之道的思想体系我们不会同意，可是它经验很丰富、识见很广阔。有很多真知灼见，很深刻。比如儒家讲“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这句话就很好。“士”就是读书人、知识分子，应该先讲“器识”，然后才讲文艺。“器识”，拿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品德的培养。“器”就是器具的“器”，里边能装东西，而“器”的大小，主要是“识”的问题。见识太少了，就多怪，少见多怪嘛，“器”就不会很大。这一句话很重要。一个人对事物认识的深刻性，同识见广博分不开，没有识见，特点就抓不住，就写不好小说，也评不好小说，不能对文艺理论有真知灼见的理解，只能搬条条。
司马迁很了不起，他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并没有什么了不起，那是书都写在竹简上、木片上。一万卷也只那么一点，我们可以超过他。“行万里路”很重要，司马迁不行万里路，写不出《史记》来。《史记》同后世那些史书就不同，他眼界开阔，不把人看得绝对化，哪是好人，哪是坏人，不像我们电影那样简单化，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五岁小孩子一看就知道。《史记》就不同，很难说哪是好人、哪是坏人，在这一篇里，这个人有优点，另一篇中他有缺点，辩证地看人，生活里本来就如此。托尔斯泰的书也如此，你也很难分出哪是好人哪是坏人。“读万卷书”也很重要，因为你不能样样都识见，要接受文化遗产。我认为人和动物的区别，主要在于人类能积累知识，动物不能积累知识，人类的文明就是知识积累。当然古代的知识有两类，一类是错误的如鬼神，或者在当时有用今天无用了的；一类是今天还有用的，这是大量的，所以“读万卷书”很重要。
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写了《史通》，他讲究“才、学、识”，说作为一个史家，必须讲“才、学、识”，他说的，也包括文学家。“才”，就是天资。天资，我们不能否认，就是聪明一点，有先天的条件，在艺术创作上很显著。可是“才”主要是后天的，后天的锻炼。“学”就是“读万卷书”。“识”摆在最后，但并不是说最不重要。恰恰相反，古代最重要的往往摆在后边，像周信芳的“压轴戏”一样。“才、学、识”很重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很重要，“器识”很重要。这是我们文学的一个理论，一个传统。
到明代以后，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特殊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开始出现，当然还是封建社会，这时产生一些思想家、其中有一个很突出的，就是李贽。他有许多重要文章，其中一篇是《童心说》，这篇文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替那时的新的文化————人民的文化铺路，打先站。于是他对中国的小说花了很多的劳动。当然，这个问题还要继续研究，对资料进行研究，哪些真正是李贽做的工作，哪些是别人借他的名字搞的，这个工作要搞清楚。但我看即使不是李贽的，也是受了李贽的影响，他那些理论也同样都要重视。
李卓吾在我国小说发展的成熟阶段，是一个元勋，头一个有功劳的人。《文论选》选了李贽的重要文章《童心说》，就是提倡小孩子的精神思想，要求搞文艺工作的人，要从封建思想的束缚里头突破。在他那个时期，这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新的阶级、阶层的成熟。他的思想体系也还是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古代不可能有别的思想体系。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我们中国是三家，就是儒、释、道这三家。我们古代很多进步思想家、文学艺术家，谈他们的思想体系的话，根本不可能也没有摆脱这三个思想体系。例如曹雪芹，有儒家思想、也有佛家思想、也有道家思想，都没有摆脱掉。可是在某一些具体的方面，具体的生活方面，在接受感情生活上面是突破了，突破某一点就不容易。要求他摆脱这些思想体系，而有达尔文进化论的思想体系，有卢梭民约论的思想体系，民权论的思想体系，是不可能的。李贽在《童心说》里，就是要求突破这个封建时代的思想束缚，为小说创作，为当时的新的进步文化服务，开辟道路。就达到这一点而已，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里，（这个我稍微补充一点，就是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不像诗文理论，有专著，如《文心雕龙》；有专篇，如《典论·论文》《文赋》。小说理论就在序言里、跋里、评点里，还有许多批语，还有一些札记、笔记里头都谈到，所以搞小说理论要广泛地收集。而且，我们说它是理论也可以，实际上它只是自己的一些体会。我来谈的话，也是我的体会。我的题目，就是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几点体会。）强调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最要紧的是孤愤。司马迁写《史记》，完全发表他的孤愤，《聊斋志异》作者自称是“孤愤之书”。后来也有别的人讲，说《水浒传》就是施耐庵的孤愤，借水浒英雄表现出来。《红楼梦》的孤愤，拿儿女之情表现出来。《聊斋志异》的孤愤，拿狐鬼表达出来。古代成功的作品，名篇名著，都是有孤愤的。没有孤愤，写不好文学作品。左丘明有孤愤，就写成《左传》。屈原有孤愤，写成《楚辞》。孤愤是什么东西呢？我的体会，孤，就是自己的，个人的，我自己的，我个人的。愤，应该说是一种激情，激动的感情。这一条我觉得很重要。搞文学同搞别的科学论文不一样。写文学作品，首先要有自己的激情。没有这个激情，像汽车没有力量，不能发动。一个作品，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构成了艺术生命之所在，就是真诚，就是个人的激情。并不是我们每个人对每件事情、每个主题都可以写得好。不是的。你对这个主题缺乏激情，你就写不好。你看我们古代的演义小说、历史小说，每一个朝代都有一部历史小说，起码是一部，宋代有好几部，隋唐有好几部，有《隋史演义》《隋唐演义》，还有《说唐》。可是经过时间检验，家喻户晓的，只有《三国演义》。就是因为《三国演义》里面，贯穿了罗贯中的激情。而别的那些历史小说没有激情，只编排了一些材料，就不能激动人心。一个文学作品，包括小说在内，它的目的不是说理来说服人，它所工作的对象，主要的不是人的理智，而是人的感情，人的情绪。所以讲，文学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灵魂工程师要搞到人的感情、内心情绪里头去，不是理智的活动。我常常看到人家称赞某篇小说写得好，说它能说服人。我不知道这是褒它呢还是贬它，我看是贬它。你那小说说服了人，这有什么了不起啊？要感动人！要感动人，必须首先自己感动。你自己都不感动，叫人家怎么感动啊？所以李贽讲的这一条孤愤，这一条真情是必要的。你无论是作诗、作散文、作小说、作戏曲，都必须要有真实感情。孤愤里头除了真情以外，还有一条就是实感。你那个真情哪儿来的？就是你有实在的感受的缘故。你要写一个英雄，又根本没有见过英雄。你就听人家说说，那不会有激情。你有了激情，是因为你看到了、直接接触了英雄，感受了英雄的光辉的一面，那一方面使你感动了。因此，你就观察得细致，了解得也更深入。一个妈妈，生一个孩子。因为妈妈对孩子很有激情，有孤愤。因此，她对于小孩子的每个小动作、小的表现，都充满了激情，都观察得细致。如果我告诉你我家小孩子会笑了，你一点也不感动。哪家的小孩子不会笑？可是妈妈感动得要命。我没有激情，我就写不好这个妈妈。真情跟实感是两回事情，真情是自己主观的，实感是对于客观事物的观察、认识。真情实感是构成文学艺术生命的东西。没有这两条，你的作品就没有生命，就会是概念化、想当然的。李贽提出的孤愤，在我看来，是很重要的一条理论。
（2）形象大于思想
李贽的一个跟着他实际上是做秘书工作的、做助手的一个小和尚（李贽是居士，也相信佛教的），叫怀林，他在一种版本的《水浒传》里（就是李卓吾的《忠义水浒传序》的前面，是他写的几句话），谈到他对小说的一些见解，说客观世界里头有《水浒传》里所写的这些人和事情，然后才有《水浒传》。社会上先有像鲁智深、李逵这样一些英雄人物，然后才有鲁智深、李逵这些人以实之。社会上先有王婆这样的人，然后《水浒传》写王婆以实之。同志们可以把原文拿来看一看，他讲的很简单的几句话，这个就是反映论，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尤其列宁讲的反映论。你看一个作品，首先要分清，哪是作者的主观世界的东西，哪是作者接触到的、所反映的客观世界的东西，要把这两个区分开来。文学作品里头，小说里头，作者主观世界的东西不重要，而作品所反映的客观世界的东西是重要的，这就是艺术。所以文学作品，像小说，主要的是感性认识，描写的是感性认识，而不是他自己主观世界的一些东西。上一次我讲《聊斋志异》，蒲松龄采取过去的志怪的路，收集民间传说，这个路子就好。以后学《聊斋志异》的，往往不去收集民间传说，向壁虚构，虚构一个故事，尽是作者主观世界的东西，发一点牢骚，表现自己的一点才气，或者什么东西，这东西就是主观世界的东西，而不是反映客观世界的东西。作品、小说，是要写感性认识。你没有感性认识，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概念化，一定是你主观想当然的，那就不行。《红楼梦》为什么那么伟大？写的就是感性认识，他有一段生活，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再加工，虚构，进行艺术概括。没有这个基础，就写不出《红楼梦》来。那么，《红楼梦》有没有曹雪芹主观世界的东西呢？有的是。那些虚无主义思想、感伤主义思想，也还有儒家思想，那都是他主观世界的东西，还有迷信思想、宿命论思想。一个古代的封建主义的作家，他不可能没有这些东西，那些东西不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常常说笑话，不是，真话，你叫曹雪芹写一篇论文的话，那一塌糊涂。打分数的话，十分都够不上。可是他写感性认识的东西，客观世界的东西，你打一百分都不够，要打个一百五十分，是不是？列宁论托尔斯泰时，说他是呆头呆脑的地主，是不可救药的基督徒。列宁这两条都是讲的他的主观世界。要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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