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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鲁迅死去一周年了。这一年来我们的悲痛不会一日减少。我们的景慕只有日益加深。
我们的鲁迅死去一年了。这一年来我们国家民族的危机愈益加深：日寇蹂躏着鲁迅开始创作生活和讲学多年的我们的故都北平，轰炸鲁迅幼年入学的，我们的首都南京，轰炸鲁迅的生长地浙江省，和他中年做教员的杭州，及后来讲学、革命的发祥地广州、厦门……鲁迅晚年创作、战斗以至于死的上海，遭受了日寇的猖狂的进攻；全国各地无辜男女老幼千千万万被日寇惨无人道地炸死……假如地下的鲁迅有知，他该如何地悲愤痛恨。假如鲁迅还活着，他当如何慷慨赴战舍身救国。“等到这支笔没有用了，我可自己相信，用起别的武器来，决不会在徐懋庸等辈之下！”根据鲁迅一生的正义、理性，敢说、敢骂、敢打，老当益壮的精神，我们是绝对相信他这句话的。
我们的鲁迅死去一年了。这一年来我们海内外的同胞举行过无数次追悼纪念鲁迅的大会，报纸杂志发表过无数悼念鲁迅的文字，全国男女长幼各界各阶层的人们莫不同声悲痛。这证明鲁迅是我们人民大众的鲁迅。
我们的鲁迅死去一年了。这一年来，尤其是刚死去之后，许多论述鲁迅道德学问文章的文字，除开极少数“放冷箭”的以外，一般都是出于至诚。他生前的敌人，在他死后也不能不承认他的伟大。他的伟大把那“放冷箭”的宵小都镇压了下去。鲁迅的人格、道德、学问、文章，鲁迅的天才、热情，无一不是伟大的，就是说，他的伟大是多方面的，你就想开出许多题目来研究他，也很难包括他的一切。“无已”，我权且将我这一年来在国外向中国人和外国人所作的关于鲁迅的报告及在各种外国文字的文学刊物上所作关于鲁迅的文章用中国字写出来，作为研究鲁迅的生平和创作的一个简要的，还远不完备的提纲。
一 鲁迅的身世
鲁迅出身贫寒，从小倾受尽人世艰苦，我们重温他自己所写的一些血泪的文字罢：
我有四年多……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路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呐喊·自序》）
在我幼小的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的父亲又生了重病，约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我的母亲便给我筹办了一点旅费，教我去寻无需学费的学校……（《死魂灵》附录：《自传》）
此外，我们从鲁迅的作品中，例如《孔乙己》一篇里还可看出鲁迅先生小时候的生活状况：
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鲁镇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掌柜说，样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就在外面做点事吧。外面的短衣主顾，虽然容易说话，但唠唠叨叨缠夹不清的也很不少。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看黄酒从坛子里舀出，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又亲看将壶子放在热水里，然后放心；在这严重监督之下，羼水也很为难。所以过了几天，掌柜又说我干不了这事。幸亏荐头的情面大，辞退不得，便改为专管温酒的一种无聊职务了。
我从此便整天站在柜台里，专管我的职务。虽然没有什么失职，但觉有些单调，有些无聊。掌柜的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呐喊·孔乙己》）
在他的短篇《故乡》里我们知道鲁迅曾回到故乡去，将房屋家具通通卖掉，和他的母亲“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地方去”。
从这些自述的文字里我们可知鲁迅自幼至长大为人是如何困苦为生的，也就可知他为什么这样了解“下层”社会的现实生活，亦可知道他为什么一向的主张“做起小说来……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及“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造社会”。
这些都是鲁迅的人生观之形成的背景。这些都使鲁迅一向便为理性主义者，富有正义感，富于反抗精神，从开始他的觉悟的生活起直至死之日，三十年来无一时苟且、松懈、消极、退让————这岂是偶然的！
……我……十八岁，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师学堂……大约过了半年……改进路矿学堂去学开矿，毕业之后，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学。但待到在东京的预备学校毕业，我已经决意要学医了。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死魂灵》附录：《自传》）
在《呐喊·自序》里他写道：
……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看这段自传，我们知道鲁迅之决定学医，是为的救人。尤是“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句话，看出鲁迅之少年爱国热忱。他在这时代是接受科学，企图维新以振兴中国。
……我又想往德国去，也失败了。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时我是二十九岁。我一回国就在浙江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第二年就走出，到绍兴中学堂去做教务长，第三年又走出，没有地方可去，想在一个书店做编译员，到底被拒绝了。但革命已发生，绍兴光复后，我做了师范学校的校长。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长招我去做部员，移入北京，还兼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系讲师。……（《死魂灵》附录：《自传》）
这个《自传》止于一九二七年九月。我们记得，在一九二六年春天，北京政府预备通缉五十个“过激”的教授和知识分子，鲁迅便是其中之一。他被劝南下，担任福建厦门大学的中国文学讲座。在这里他又招谰言攻击，说他是故意不远千里而来，使这个平静的地方发生风潮……他于是被请到广州中山大学担任文科学长。福建的一些敬爱他的学生随着他去了。然而一九二七年国共分家，形势紧张，鲁迅乃退出了中山大学，暂匿居于广州的某地一间楼房里。后来才乘机到了上海。在这里一直住下到死之日。中间只曾一次到北京去省母，在各校演讲数次，大受听众欢迎。他一八八一年生于绍兴，一九三六年死于上海。死时是五十六岁。夫人许遐，号广平，又名景宋。死后遗子海婴刚七岁，还有老母和两个兄弟：周作人、周建人。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的笔名。
二 鲁迅————伟大的现实主义的作家，中国新文学的创立者
鲁迅“初做小说是一九一八年四月”，但我们论他的开始文学活动还应该早一点。他的《自传》里说：
……正值日俄战争，我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为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医好几个人也无用，还应该有较为广大的运动……先提倡新文艺。我便弃了学籍，再到东京，和几个朋友立了些小计划，但都继续失败了。
在《呐喊·自序》里说：
……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我们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这几段引证使我们明了鲁迅决心从事于文艺的由来。他“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做起小说来……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这可见鲁迅创作的目的在于战斗，在于“救救孩子！”————这是他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最后一句话。真正人道主义者的鲁迅是不能不“为人生而艺术”的，是不能离开斗争而有所谓创作的，是不能为创作而创作的，是“没有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的，是不能“以文学为敲门砖”的。
这就使鲁迅成为战斗的现实主义的作家。这就使鲁迅成为伟大的中国人民的作家。这就使他成为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深刻理解人民大众的痛苦与要求，道出人民的感情，并代表人民，和人民一道斗争，反抗他的敌人的作家。
在“五四”运动————民族革命反日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里，鲁迅作了反封建，反军阀，反外国帝国主义，反孔教，主张德谟克拉西，主张文字改革，文学革命等热烈的斗争。鲁迅在这运动里成为中国唯一的、最先进的、革命的、自始至终的现实主义的作家。《呐喊》与《彷徨》这两部短篇小说集，一点不夸张地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新文学最珍贵的模范作品。他描写农村之逼真，至今无出其右者。阿Q这一典型之在中国，其闻名等于俄国文学里之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或屠格涅夫的罗亭。
《呐喊》、《彷徨》这两部集子之所以受中国读者最大的欢迎，因为它们反映了“下层”社会人的现实生活，到处都遇得着的人们的生活。在中国，在许多描写皇帝君王公卿大臣圣贤君子英雄豪杰……封建的和宗教的等等小说之后，读者在鲁迅的短篇小说里感觉到，他们由中世纪跨入了现代，他们在那里而看得见自己，看得见自己周围的时常遇见或听到的人们。
鲁迅奠下了中国新文学的基础，写实主义的基础。鲁迅是中国新文艺的创立者和鼻祖。他的最高的艺术给予中国新文化以极大的贡献————在这一点上，他作了普希金、高尔基对于俄国的新文化所作的事业。
鲁迅对于中国文坛之又一个最大的贡献，是他所采用的形式和他用来写作的文字。
鲁迅将战斗的短篇小说提高到“道地的”艺术高度。在这以前，短篇在中国似乎没有入文学的资格。
鲁迅的文字为当时废文言尚白话之最简洁、最鲜明、最有力的文字。他的说话活泼、通俗，全出自中国人民大众。“五四”时代之所谓“文学革命”在形式上是文言与白话的文字之争。而鲁迅却是第一个证实了用白话文的优点。因此，鲁迅是中国白话文文学的创始者。他之为文，简洁、鲜明、通俗、有力，而斗争的精神，也正最似高尔基在这方面努力的精神。
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能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
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绝不到一大篇。
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
可省的处所，我决不硬添，做不出的时候，我也决不硬做。（《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鲁迅这种为清洗文字而斗争的精神及其创作的方法，在他《答北斗杂志社问·创作要怎样才会好？》的简单几条里也可看出：
一、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 [2]
二、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
三、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
四、写完之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Sketch，决不将Sketch材料拉成小说。
五、（从略）
六、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这个伟大的作家是如此其自己刻苦，工作，工作而又工作的。这些话都是作家们的金科玉律。
鲁迅是中国以及世界一个最伟大的作家。
三 鲁迅————战斗的政论家
鲁迅又一文学活动的形式，是他二十年来所写成的若干集的杂感或散文，————这而且占他的创作之最大部分。如果他的短篇小说描写了、反映了旧社会之一切陈腐、溃烂、黑暗、悲惨、残酷……那么，他的杂感是反对一切反动现象与反动思想之最有力的武器。关于鲁迅的杂感，中国的文艺批评家，大都承认它是更适合于作为思想斗争的工具，认为他是用直截了当的办法来攻击敌人，比借题发挥，更能满足一个战士的要求。这是不错的。瞿秋白同志译《高尔基论文集》时，在《写在前面》的几页文章内说：“高尔基的论文同鲁迅的杂感一样，是他们自己创作的注解……紧张的时候，来不及将情感、思想、见解溶化到艺术的形象上去（用小说戏剧体表现）而直接向社会道出自己的‘心事’。”这种解释对于鲁迅的杂感也是正确的。但我觉得，鲁迅的杂感的本身，有其特点，有它的最高的艺术性。从鲁迅的杂感的内容看得出他是怎样地疾恶如仇，怎样地痛恨一切贪婪、虚伪、卑鄙、恶浊、矫揉造作、不合理的，怎样斥责一切怯懦之徒、机会主义者、投机派、两面派和变节的叛徒！看得出他是怎样地深爱生活与“人”！另一方面，杂感的形式和文字，是异常尖锐、刚健、简洁、有力。他的杂感令人读了不忍释手，这就可见这类文字的战斗的和艺术的吸引力之大。在他的杂感和散文里我们看得见中国最近二十多年以来一切事变、人物与现象。因为他所写的某人某事都足以代表整个阶层、群和整个时代与现象。这是最好的文学！这是整部国家政治社会的活的历史！我们试重温他的《热风》、《华盖集》、《而已集》、《准风月谈》、《南腔北调集》、《不三不四集》、《花边文学》……我们试读他的《一九三三年上海所感》……试重翻《申报·自由谈》及别几种刊物内他所写的许多杂感……我们不看见当时国家社会的事变、人物就如在目前吗？我们试读他的一切反对反动政治和反动思想，反复古、反改良派、反帝、反法西斯、反资本主义以及反一切不正当的文艺上理论斗争和批评的文章，我们不能不肯定：鲁迅是一个最杰出的、战斗的政论家！
四 鲁迅————唯物主义者，思想家，批评家
鲁迅是永远进步的。他的思想永远不落后，永远向前。鲁迅的理论一向是从具体的事实出发的。鲁迅是唯物主义者。他的永远前进，看他奋斗的经过便很明白。他从“五四”时的反封建者，资产阶级及小资产者的德谟克拉西者，自由主义者，个人反抗者，一直到稳稳地站在无产者与人民大众的立场，到拥护并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到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新的、真正的人道主义，至最近他毅然拥护加入抗日救国的民族统一战线，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加入国际反战争，反法西斯，为和平的运动————这都是一贯的。
在许多文艺的理论斗争中，鲁迅的意见常常是严正的，因而是领导的，他自己说过：“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在论争。”
我们试回忆近年来中国文坛上的论战吧，鲁迅曾严斥帮闲的艺术家，假的“民族主义文艺”，严责所谓“第三种人”的“文艺超乎一切”的主张，提倡大众语和大众文学……在每次论争中，鲁迅的意见是最有权威的，因为是最正确的。
一般到现在，大抵只称鲁迅为文艺创作者，还没有人给他以文艺批评家的名义————其实，他是最卓越的、最细心的、战斗的批评家和文艺理论家。他的《论“第三种人”》，《又论“第三种人”》，《“连环图画”辩护》、《论翻印木刻》，《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以及《“自选集”·自序》，《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小品文的危机》……他替许多书所作的序言……他和别人笔战的书信，以至最近发表的《“题未定”草》……总括地说，他的十多本杂感集子里面的一大部分，都是他对于文学艺术的意见、批评和理论的文章。
这些文章除严正而外，应特别提出一个特点，这就是鲁迅对于文艺的战斗性的说明和拥护，也就是他“为人生而艺术”的一贯的主张。
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
这段话也恰是鲁迅的杂感的特征。
我们该举一二个例子，看鲁迅批评文学的独到见解。
在他最近发表的《“题未定”草》内，他指出蔡邕不仅是“典重文章的作手，必须看见……那些‘穷工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委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粃而无粒’的句子，才明白他并非单单的老学究，也是一个有血性的人……”。“……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他并非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难真实”。鲁迅在这里特别提出古人文学里之“金刚怒目式”和“有血性”，都不是偶然的。在这篇长文的第七段里，鲁迅批评朱光潜论诗美的极致“未免有以割裂为美的小疵”。鲁迅写着：“……以现存的希腊诗歌而论，荷马的史诗是雄大而活泼的，沙孚的恋歌是明白而热烈的。我想，立‘静穆’为诗的极境，而此境不见于诗，也许和立蛋形为人体的最高形式而此形终不见于人一样。”————这是论诗的多么有力的批评的文字！鲁迅在这里特别指出“雄大而活泼”和“明白而热烈”诸特点，也不是偶然的。因为他说，“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一‘静穆’的。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及“钱起和屈原、阮籍、李白、杜甫四位，有时都不免有些像怒目金刚……”
因此，就在这一点上————文艺批评上说，可看出鲁迅始终是一个积极的战士。
我们曾经指出，鲁迅的伟大天才和热情是多方面的。他的创作也是多方面的。除短篇小说外，有《故事新编》，————这是一部民间历史故事的撰述。这是在许多“文学家”认为不屑的一桩事，而鲁迅却不惮“烦琐”，在这方面多所努力。我觉得鲁迅的这一工作，很可与普希金所写的许多民间故事媲美。不过，普希金用的体裁是诗，而鲁迅用的是散文罢了。
除小说、杂感而外，鲁迅著有散文诗《野草》一部，散文《坟》和《朝华夕拾》两部。他的论著又有《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未出版的《古小说钩沈》和计划中的《中国文学史》以及《门外文谈》一个小册。现在特别提出《门外文谈》说说。
这是一本鲁迅对于中国文字本身问题的意见。鲁迅本来是中国白话文学最成功的一个，也可说是白话美术文的建立者。可是鲁迅是永远进步的。到了晚年，他提倡大众语和大众文学运动，他由此而赞成、拥护拼音的新文字————拉丁化中国字。“……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人民决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整个民族的危机。我是自身受汉文苦痛很深的一个人，因此我坚决主张以新文字来代替这种障碍大众进步的汉字。……我想，新文字运动应当和当前的民族解放运动配合起来同时进行，而进行新文字，也该是每一个前进文化人应当肩负起来的任务。”————这是鲁迅病中答《救亡情报》记者的谈话。在别处他说道：“新文字是大众的文字”，“只有用新文字写出来的文学，才真正是将来中国新文学诞生”……这些都可见鲁迅对于新文字的热心。而读他的《门外文谈》一篇文章，令人惊叹他的学问之渊博，实在罕有其匹。他在那一篇文章里差不多将关于文字的一切问题都提出来讨论了。许多言语学或文字学专家恐怕都要望尘莫及。这也因为鲁迅的思想进步，所以他的见解正确。
鲁迅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领袖，导师！
五 鲁迅————社会活动家，革命者、战士
说鲁迅是伟大的作家、批评家、政论家、思想家————这还不够。鲁迅是英勇的革命者、战士。
在中国有过不少黑暗反动的时代。鲁迅却不顾一切侦探、监视、攻击、造谣、中伤、利诱、威胁……他总是一往直前，毫不畏惧、妥协或消极、退让，“我总得生活下去！”他说：
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
我们要求的美术家，是能引路的先觉，不是“公民团”的首领。
这种振顽立懦的名言，也恰好就是他自己的评价。鲁迅是“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的。他正是“能引路的先觉”。
心直、口快、笔健、富有正义感与理性和疾恶如仇的鲁迅还是在很早的时候就说过：
世界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华盖集·忽然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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