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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棉织业大本营的兰开夏（Lancashire）有两个最著名的城市：一个是曼彻斯特（Manchester），记者在上次通讯里已略述梗概了；还有一个是利物浦（Liverpool），在兰开夏西南沿海的一个船业中心，有英国的“西方门户”之称。该埠沿岸接连着的船埠达六哩半之远，港内水面积有四百七十五(1)之广，无论怎样大的轮船都能靠岸。英国进口货的四分之一和出口货的五分之二，都经过利物浦。该埠除在运输上占重要地位外，最重要的工业是造船，故大规模的船坞，连绵数里，坐着架空的电气火车，沿船埠兜了好半天还看不完。但是英国的出口贸易，既跟着世界经济恐慌而踏上了倒霉之路，运输业当然随着一同倒霉。曼彻斯特到了倒霉时代，利物浦也不得不到了倒霉时代。繁荣时代，规模越大越煊赫；倒霉时代，规模越大越糟糕，越难收拾。在一九三二年的一年中，造船业工人有一半以上失业；船埠工人及水手有三分之一以上失业，形势严重，可以想见。
记者于十一月三十日上午十一点三十分钟由曼彻斯特乘火车动身，下午两点十分钟到利物浦。市面萧条，较曼彻斯特露骨得多。在利物浦大学地理学院肄业的朋友涂长望君（《生活》的读者）到车站来照拂，并承他陪伴了两天，诚挚可感。记者此次出国最感愉快的是借着《生活》的媒介，遇着许多有志的青年朋友，涂君也是其一。我们虽未曾谋面过，但却是一见如故，快慰平生，因为我们在精神上都早成了好友。涂君说利物浦大学地理学院教授（兼院长）罗士培（Prof. Percy M. Roxby）对中国非常表同情，叫我去谈谈。当天下午四时左右便同往，将近该校和进了该校的时候，陆陆续续看见男女同学迎笑着对涂君打招呼，态度都很亲热。据涂君告我，该校因罗士培教授对中国异常表同情，每讨论到远东问题，总是帮中国，所以造成风气。他所主持的地理学院的男女生近百人，都是对中国特具好感的。我才恍然于许多男女生对中国人的亲热态度。
罗士培教授十年来曾三次到过中国，对于中国文化及地理问题的著作颇多，对于中国学生的事情非常肯热心帮忙，遇着有演说机会的时候，总是替中国说话。中国的好坏，自有本身的事实存在，我们原不必听见有人说好话便色然而喜，但是肯表同情于中国的朋友，却也值得我们的介绍。
英国人把下午四五点钟的那顿茶点看得很重，有人说他们晚饭不吃还不打紧，下午那顿茶点是万不可少的。我们到了地理学院里的时候，正遇着罗士培和几个同事在楼上一个小房间里吃茶点，便邀涂君和我一同加入。罗士培教授说他刚接到一位伦敦朋友的信，知道我来，正盼望着晤谈。他今年五十三岁了，还是一个独身，住在学生寄宿舍里，和学生混在一起，衣服看上去也很随便，大有一个书呆子的模样，大概他的注意力都用在地理学上去了。在这天的茶点席上，却有他的一位妙龄秀美的女秘书奥德姆女士（Miss Oldham）担任“女主人”的职务，很殷勤和蔼地招呼客人的茶点。此外还有该学院的讲师史密斯君（W. Smith）。我们五个人围桌而坐，我们当然很容易谈到中国问题。我忽见他（罗士培）瑟瑟缩缩从衣袋里一个日记簿上，取出几张刚从报上剪裁下的关于中国的新闻。有一张是一个英国“死硬派”素有“中国通”之名的某甲写给《泰晤士报》的信，大意说，日本占据满洲，虽经国联认为不合理，但现在已成事实，时势不同，如仍根据国联意见，不注意事实，徒然妨碍世界和平云云。这几位英国的男女朋友————罗士培、史密斯和奥德姆————都愤愤不平，我暗中觉得我们自己不长进，旁人反代为不平，徒然增加我们自己的惭愧而已！我们约谈半小时后告辞握别。
罗士培教授有个习惯，颇好笑，他谈话时，仰着头，眼睛好像总是望着天花板。倘若不是他的诚恳，简直有人疑他旁若无人。我出来后对涂君说句笑话，说罗士培的眼睛总是好像望着天花板，他大概从未知道同事里面有个那样秀美的奥德姆女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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