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自从人类有史以来，哲学就一直众说纷纭。它常带有浓烈的意味，要不就是痛快淋漓地宣畅无穷机趣，要不就是深沉敏锐地宣泄无端悲痛。后者对人心深处纵非致命伤，也会挑起无限惆怅，这对人类精神自是一种威胁利器。然而，哲学仍然另有和平、中正的意义，足以激发人类的原创力，积健为雄，促使人类气概飞扬、创进不已，所以哲学对人类更有一种抚慰作用，足以安身立命，斡运大化，进而生生不息。
由此看来，哲学思考至少有三种途径：（一）宗教的途径，通过信仰启示而达哲学；（二）科学的途径，透过知识能力而达哲学；（三）人文的途径，通过生命创进而达哲学。
雅士培（K.Jaspers），这位德国存在主义大师，在其近作《哲学的永恒境界》（The Perennial Scope of Philosophy）中，曾指出哲学以往的两种出路：一方面，因为哲学深为关切信仰启示，而这种信仰又极具排他性，所以只能建构出一套附属于神学的观念系统，否则便会丧失信仰，走上虚无主义；另一方面，因为哲学深受欧洲科学萌芽的影响，所以必须深符科学原理，其世界观便只能相应于一套批判性的知识论，否则即会被视为虚幻的表象。这样一来，哲学便堕入两难的局面，最后只能宣告退位。雅士培为了面对这种挑战，曾经建立了他自己的一套哲学。本文所要谈的并不在此，我所想强调的是，上述哲学的两种出路，即使要认同于神学或科学，也很难摆脱种种困境。
对上述三种哲学思考的途径，若要深论，恐篇幅有限，所以本文只打算扼要地指出一些关键问题。
（一）宗教，对斯宾格勒（Spengler）来说，“自始至终，是形而上的，是另一世界的，是对另一世界的知觉（awareness），而在该世界中，所有感觉只为烘映出前景而已。宗教是在超感觉（supersensible）中的生命，是与超感觉一致的生命。在此一知觉的能力消失时，或是对它存在的信仰消失时，真正的宗教便走向了终结”。所以，基督说过“我的王国不属于这世界”（注一），此乃所有“自律宗教”（autonomic religion）的根本主义，而现实世界就被置于一旁，备受贬抑。这样一来，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便对峙而立，不能融通。前者不论它是大化流行的领域，或历史变迁的场合，或尽性力行的园地，如果没有神的恩典降临，便根本是有罪的。如果神学只是这种对超自然的启示信仰，那哲学即使想为神学服务，也只能促使人们逃避此一玷污的现世，而寄望于另一完美的他世。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尼采称柏拉图为“预存的基督徒”（Pre-existent Christian），柏拉图曾使他的恩师苏格拉底说道（译注一）：“我要向你证明，真正的哲学家临死之际仍有充分的理由高兴，因为死后他才可望在另一世界得到最大的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对任何事物想得到纯知，便必须离开肉体————因为只有精神才可以透视纯知，然后我们才能得到想要的智慧。我们是爱智者，然而得到智慧是在死后，不在生前……”“真正的哲学家，只有他们，才永远在追求精神的解脱。”所以说：“真正的哲学家……所一直萦绕于怀的，乃是在如何实践死亡。”（注二）
要如此看来，才知道莎士比亚名言的深意：“生或死：那才是个问题。”而苏格拉底还进一步说过：“死亡————不是生存————才是得到纯粹智慧的最佳途径！”对柏拉图来说，“此事虽疯狂”，却有深意在，乃是天才的表露，所以“此中有方法”。然而，就是通过这种方法，苏格拉底却是悲惨地死了！当苏格拉底因此而死时，哲学精神也一体而亡了！哲学的雄健精神一旦萎缩致死，无边的空虚、惆怅便会到处弥漫，至少在现实世界，便会更感空虚。苏格拉底便是一典型例子，他如此悲怆的哲学，只有更加速哲学的悲惨死亡。所以，如果哲学只有这种途径，我们直可说，哲学，你的架构是脆弱的，哲学，你的本质是虚无主义！
（二）现在让我们再将哲学放在科学之镜前面，看看产生的影像是什么，近代欧洲史曾出现一些伟大的名字，像笛卡儿（Descartes）、斯宾诺莎（Spinoza）、莱布尼茨（Leibniz）与康德（Kant）等。然而，我们在此主要是指“极端科学化”的哲学，如同罗素（Russell）所说的：“我相信，哲学的问题与方法一直被所有学派所误解，我们若用传统的知识方法，很多问题都无法解决，然而其他被忽略的更重要的问题，只要通过更有耐性、更为适当的方法————也就是精确与固定的科学方法，便可解决。”（注三）
这是一个很大的承诺，若是无法兑现，将会使人黯然心碎。然而，如此一种科学哲学所给予的承诺，无论如何重复，实在只是一个脆弱的承诺，因为科学哲学所宣示的能力本身就很容易被撕成碎片————或许你会问，被谁所撕？
罗素肯定的断言，哲学的本质，是逻辑，然而“逻辑的真正功能乃是……如同在经验事务中的应用一样……分析重于建设”“因此，当它想发挥想象力到‘可能’的世界，它便不能再深入，而只能自限于‘实际’的世界”（注四），这正是促使康德不安的地方，虽然康德自己在知识论也曾建树一套科学性的哲学。
尤有甚者，最可悲的是，根据罗素的讲法，“我们必须抛弃指望，不要希望哲学能对人心提供满足。它所能做的，只是在堕落的尘世中，澄清一些观念，帮助我们了解世上的一般情景，并对复杂的事务从事逻辑性的分析，如此而已……对一个真正的科学哲学你不能多存奢望，它的作用只能停在求知的层面，以避免知识性的迷惑……除此而外，它并不提供————也不想提供————有关人类命运的解决方案，更遑论宇宙前途的解决方案”（注五）。在这里，科学的哲学很轻率地宣布了伦理的中性化（ethical neutrality），它被认为只是“一种对高度净化、高度文明的追求与需要，是一种从生命本能跳脱出来的解放，甚至于有时远离所有希望与恐惧等情绪”（注六）。
因此，我们从上述讲法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结论，那就是对哲学的“无能”表示俯首认罪。根据罗素的看法，“哲学在科学精神的洗礼下，必须只与干枯抽象的事体打交道，而且必不能奢望它为实际人生寻求答案”（注七），犹记罗马哲学家西塞罗（Cicero）曾经宣称：“哲学，你是人生的导师、美德的良友、罪恶的劲敌，如果没有你，人生又值得什么？”若以西塞罗这种标准来看，那今天哲学的内在意义，早已被腐蚀殆尽，荡然一空，顶多只能以科学化的形式聊备一格，成为多余的存在。奇怪的是，这种形式居然也成为罗素所谓“一个自由人的崇拜对象”，甚至他还花极大的心血来描绘。
（三）所以，总的来说，以宗教导引人生虽能发人深省，但是神学————至少某些神学的形式————为了护教而贬抑现世的人类价值，并在狂热的本能中特别强调死亡牺牲，如此出世避世的看法，却值得商榷。另外，科学追求真理虽然也是令人向往的，而一旦逾位越界，连哲学都被科学化，便深具排他性，只能处理一些干枯与抽象的事体，反把人生种种活泼、机趣都剥落殆尽，这也是同样危险的。因此，哲学一旦成为神学的婢女，作为护教之用，或者成为科学的附庸，不谈价值问题，则其昏念虚妄必会戕害理性的伟大作用，而无法形成雄健的思想体系。
所以，实在说来，人文主义便形成哲学思想中唯一可以积健为雄的途径。至少对中国思想家来说，它至今仍是不折不扣的“哲学”，诚如美国哲学家罗伊斯（Royce）所说：“哲学乃是一种向往，促使日渐严重的人生问题走向合理价值。当你对现世切实反省时，便已在从事哲学思考。当然，你的工作，第一步是求生存，然而生命另外还包括了激情、信仰、怀疑与勇气等，极其复杂诡谲。所谓哲学，就是对所有这些事体的意义与应用，从事批判性的探讨。”（注八）
整个宇宙，无论它被分割成多少领域————自然界或超自然界、现实界或理想界、世俗界或神性界，在中国人文主义看来，都是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这种大化流衍，范围天地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而人类承天地之中以立，身为万物之灵，所以在本质上便是充满生机，真力弥漫，足以驰骤扬厉、创进不已。
换言之，中国的人文主义，乃是精巧而纯正的哲学系统。它明确地宣称“人”乃是宇宙间各种活动的创造者及参与者，其生命气象顶天立地，足以浩然与宇宙同流，进而参赞化育，止于至善。
所以说，宗教旨在追求“极乐”，科学则在探讨“真理”，两者皆不可偏废，然而，“人”却也不能被贬抑。只有通过人的努力，怀抱远大理想，全力促其实现，才能济润焦枯，促使生命之树根茂盛、枝叶扶疏，蔚成瑰丽雄伟的灿烂美景。
然而，人文主义对“人”并不只是一味歌颂，“人”也并不只是祈祷文中的一个名词而已。说到“人”的本性，诗人对它的赞颂充满吊诡，哲人对它的思索也充满辩证，那么，到底“人”是什么？为了表明他的价值，我们应该如何持平地看他？
“人是何等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无限的潜力！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止！在行动上多么像一位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位神明！他是宇宙的精英，万物的灵长！然而，在我看来，这样一个尘土塑成的生命，又算得了什么？”（注九）
“人是何等困惑的东西！何等新奇，又何等奇怪，何等纷乱，又何等矛盾！何等神奇、是万物之灵，却又何等低能，只能栖居一隅。他是真理的宝库，却又常常犯错；他是宇宙的荣耀，却又狂桀不驯。”（注十）
“如果他自大自夸，我就使其俯首；如果他自小自卑，我就使其提升。人就是这样一直自我矛盾，无法理解的怪物！”（注十一）
欧洲人有种习性————对人性既尊重又鄙视，若从中国的思想家来看，他们的说法相当怪异、矛盾，然而深究之下，便知也有其根由。
西方远自古希腊起，就有一种很流行的奥菲派神秘宗教，此派源自色瑞斯人（Thracian）。根据它的理论，人类是由两种神力凑和而成，一个是善的，叫作“狄俄尼索斯”，另一个是恶的，叫作“提坦”。“狄俄尼索斯”原为葡萄树神，后来引申为酒仙，因饮酒可以激发灵感，表现创造能力，所以又被视为歌舞之神，它后来被善妒的“提坦”撕成碎片，吞噬下去。天神“宙斯”（Zeus）知道后大怒，乃嘱雷神将“提坦”打得粉碎，化为灰烬。然而，事后他又觉得可惜，所以又派遣雕塑之神，将一些灰烬————“提坦”的形骸和“狄俄尼索斯”的良心团在一起，揉做人形，这就是人类的始祖。要如此说来，人类的本性便天生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成分，成为一种怪异的组合。换言之，善良的灵魂深深陷在罪恶的躯体中。因此，此世的生命如同牢狱，等待惩罚，只有灵魂从躯体解脱出来，到达他世，真正的喜悦才可能存在。这就是希腊几千年来先天性恶论的源头，后来转变成宗教上的性恶论，所以才会厌世出世、贬抑人性（译注二）。
事实上，这种看法在古希腊很普遍，像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也有如此强烈的看法，而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Euripides）更是如此。另外，如前所说，苏格拉底的人生哲学，尤其是受奥菲宗教的直接影响。
再者，众所周知，希伯来对人性的看法，也与奥菲宗教相同。根据其理论，神照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人的灵魂本属纯善，但因后来受撒旦诱惑，才堕落犯罪。所以，《新约》中说，“因此，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治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注十二）。基于这种人性二分法，德国哲学家雅各布·伯麦（Jacob Boehme），甚至建立一套“神魔同在”（God-Lucifer）的形上学理论，以便使宇宙的截然二分更为突出。
同样地，在印度，佛教徒也认为阿赖耶识（Alaya）乃由“如来藏”与“藏识”合成，前者为清识之源，后者则为浊识之源，因为源头有清有浊，有如挟泥沙而俱下，所以下游自有杂染（译注三）。这种理论若与西方相互比较，将可看出是何等近似。
换言之，在上述学说里，诸位很容易看到人性中的“大裂痕”：一方面，人是神的形象；另一方面，他却又是恶魔的化身，这两者势如水火，毫不相容。所以，人不只是一种矛盾，更是一种内在的自我矛盾————此世的肉身纯为罪恶，而善良的灵魂属于他世。在两者之间，你只能看到一团毫无意义的虚无！这种学说发展到最后，诸位便会发现，整合的人性沦为一种“恶性二分法”（vicious bifurcation）。德国哲学家凯萨林（Hermann Keyserling）曾经把“西方思想”称为“西方愚昧”（western unwisdom），如此看来，确有至理在焉。
然而，中国思想却迥然不同，我称之为“东方智能”，其中绝无任何对人性的诅咒。我如此直说，并不是对基督教挑毛病————事实上，我认为基督是一个极为宝贵的真理，我所想指出的是，西方这种有问题的哲学，足以戕害人性尊严、割裂人性完整，而这在中国人文主义的光照之下，尤其看得清楚。
我们此前已经提到，西方很多宗教人士视人不是一个整体，而是一种“两极化”，像《化身博士》（Dr.Jekyll & Mr. Hyde）（译注四）一书所说，是双重人格，善恶同体。如此一来，这便使得人性分裂，不再可敬，因为有罪恶的那一半，便很难保持原来那一半的善良，以致人性时时在冲突、矛盾，不得和谐、安宁。
说来奇怪，虽然人类已从古代宗教进入现代科学与哲学，但西方对人性的看法仍然不是完整的一体，还是极端的两橛。这令我想到《爱丽丝仙游记》（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这本书的故事，爱丽丝随着兔子到一小洞门，遥望洞外是个明媚、可爱的花园。她很想进入，可惜身体太大，无法钻入。然而，吃过一瓶果露后，身躯便愈缩愈小，小得像个望远镜，甚至像个蜡烛，只有十英寸左右，但此时又因躯体太小了，连钥匙都无法够到，还是无法进入花园里。正在悲伤之际，她又吃了一小块饼干，这时开始慢慢长高，但愈长愈高，竟快冲破了屋顶。这样一来，进入花园的希望更渺茫了。如此一波三折，爱丽丝深感每个阶段都迥然不同，不禁脱口喊道：“如果每次都不是相同的我，那么，在这世界上，我到底是什么？啊，这真是个烦人的恼事！”
近代欧洲人从中世纪的宗教社会解放以来，凭借科学的思想，从天上回到地下，犹如自然界的小孩子，通过灵巧的观察与经验，急于了解大自然的秘密。这就好比爱丽丝急于想进入仙境一样，他们也很想进入大自然这个可爱的花园。所不同的是，他们果真进入了，在芳菲蓊勃的花园中徜徉赞叹。相同的是，人的地位在科学的魔力下，也缩成了一小截，恰如爱丽丝喝过果露后缩小一样。
换句话说，根据17世纪的科学传统，自然界也被二分法所割裂（注十三）。在“真实的自然”（real nature）中，只有所谓“初性”（primary qualities）才是事物的本体，但在“表面的自然”（apparent Nature）里，你却只能发现一些“次性”（secondary qualities），组成所谓的“心灵”。因此，从理论上来说，人便只是心灵与身体的组合而已。然而，身心之间到底如何连贯融通，求得谐和一致，迄今却还没有任何现代知识理论足以完满阐述。
所以，西方自从法国笛卡儿以降，有种强烈的趋势，那就是只以心灵的层次来看人，因此人便成为主观，拥有一组“次性”，而这些“次性”在客观的大自然中全非真实。因此，这种科学二分法到最后便导致人被割裂片片。若借英国休谟（David Hume）的一句话来说，人竟只成了“一束知觉”而已，毫无根本的统一。这样一来，人甚至不是一个心灵！如果种种“次性”————可称心灵的唯一成分————在世上都不是真实存在的，那如何可以凭借它建树一个可敬的人性？以此类推，其他所谓“第三性”（tertiary qualities），也就是真、善、美等价值，甚至比虚无还不如了。其风所及，人类根本不可能建构任何价值理想，因为根据科学哲学家如斯宾诺莎等人的看法，连价值也只是幻象而已。
所以，按照西方的看法，我们所看到的人，已是剥落斑斑，一切高贵的特质，一切丰赡富饶的初性、“次性”与第三性都剥落殆尽，最后，人只剩下一个虚无！此所以帕斯卡尔（Pascal）称人为妄念！为怪兽！为矛盾！而在莎士比亚的语言中，人甚至还不如尘土，因为尘土不论多渺小，毕竟还有点儿东西。
然而，要想贬抑人性终究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人类生来就有伟性，要想迫使人类向自然称臣，反会形成人对自然的征服。所以，培根（Francis Bacon）早已提到，为了了解自然，我们自应先服从它，然而他马上就指出“知识即权力”，人类通过知识的能力，先会系统地了解自然，接着就会控制自然与利用自然，一如敏捷的驯兽师先需在狮洞中忍受狮子，然后就可以毫不畏缩地驯服狮子。
当西方在16、17世纪产生了自然二分法与压抑人类的时候，不少大科学家，如开普勒（Kepler）、笛卡儿（Descartes）、伽利略（Galileo）、牛顿（Newton）等人，开始进入了欧洲文明舞台，分别展现其巨大的知识能力。而在后来的岁月里，以神奇的科技成就充分证明人类足以征服自然。因此，系统哲学家如德国的康德（Immanuel Kant），在他要证明知识的可能性与凯旋时，才能宣布：“悟性并不是由自然界先天导出定律，而是将此种定律指向自然界。”（注十四）
在后来的发展中，欧洲观念论从康德到黑格尔，包括新黑格尔学派，都强调人类的精神能够本其自身律令而创建世界，征服自然。因此，“自然”如果只被视为初性以外的孤独领域，远离精神现象而孑然存在，那便只是毫无意义的一个名词而已。在黑格尔看来，精神才是宇宙的实质，所谓自然界不过是精神世界演进的初步，而最后精神之完成、实现必须先超过这个初步，战胜其阻力（译注五），此所以黑格尔宣称在精神世界中，自然界首先能到达其目标与真理，而精神之所以为精神，正因其足以浃化自然，流衍无穷（注十五）。所以在此人类自觉之下，精神的最后凯旋才能于焉宣布。
然而，我想喜欢诡辩的帕斯卡（Blaise Pascal）恐怕又会起而争论：因为“自然”固然一方面有其完美性，足以表现其为精神的观念，但另一方面却又有其缺憾，只能代表属神的观念。
若从西方思想史的发展来看，则罗素下列的沮丧语句，颇能代表科学界对上述观念论的反动：
“人只是一些前因的后果，根本无法预见未来，他的一切根源、成长、希望与恐惧，一切爱与信，都只是偶发元素安排的结果。因此，事实上没有任何热诚、任何英雄气概或任何思想与感觉，可以在入土死亡后，还能保存生命的，所以当代所有的工作、所有的奉献、所有的启发、所有人类的天才，最后终将注定在太阳系中毁灭。而所有人类成就，更将无可避免地与宇宙残骸一起被埋葬。”“人生就是短暂与无力，就人类全体来说，其劫数终将无情地继续下坠。”（注十六）
从上面可以看出，西方思想不论哪一学派，往往都充满“恶性二分法”，把很多事物放在水火不容的两极对立中。因此，整个宇宙仿佛一个战场，很多现象在其中，纷争不已：因为恶魔与神明在互争，所以人心中的魔念与天良也一直在交战；因为自然与超自然壁垒分明，所以自然中的“次性”与初性也尖锐对峙；又因为自然与人格格不入，所以人的萎缩自我也与超越自我背道而驰。这种正反对立的关系真是不胜枚举，一言以蔽之，“和谐”的重要性要不就被忽略，要不就被无望地曲解了。
因此，我将向诸位阐述一种极其不同的哲学风格，那就是典型的中国哲学。数千年以来，我们中国人对生命问题一直是以广大和谐之道来旁通统贯，它仿佛是一种充量和谐的交响乐（译注六），在天空中、在地面上、在空气间、在水流处，到处洋溢着欢愉、丰润的生命乐章，上蒙玄天，下包灵地，无所不在，真是酣畅饱满、猗欤盛哉！而中国人的思想也一直就是以这三个主题为中心：自然、人，以及人的文化成就。
换句话说，我们对自然的了解与西方不同，“自然”对我们来说，是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其真力弥满，贯注万物，因此自然是无穷的，它不被任何事物所局限，也没有什么“超自然”驾凌其上。“自然”本身就是无穷无尽的生机，其饱满生意充满一切，但又并不和上帝的神力冲突，因为在它之中正含有一切神奇的创造力。再说，人和“自然”之间也没有任何隔阂，因为人类生命与宇宙生命乃是融贯互通，浃化并进的。
不只中国如此，视自然、人与历史浑然一体，浩然同流，诸位在某些印度思想中也可看到，比如在《奥义书》中，多处都提到如下的“和平颂”：“噢，彼也充满，此也充满，充充满满，彼此互流，当此充满贯注另一充满，更能流衍互润，融成一体。”（注十七）凡此种种，都可看出东方智慧的基本精神。
因此，在这种智慧的光照之下，哲学并不是对一些琐事枝枝节节的研究，往而不返，也不是对一些与生命不相干的探讨，执而不化。所有偏执的“主义”，若只囿于边见，即使不是虚妄，也是误解。中国哲学在这种广大、和谐的原则下，以理想主义作为追求崇高价值的表现，自可与自然主义携手合作，共同肯定生命的意义————不论是宇宙生命还是人类生命。然后，在这种意义下的自然主义，也必能与人文主义密切融通，共同在文化创造中肯定人性的尊严。
根据中国哲学，整个宇宙乃由一以贯之的生命之流所旁通统贯，它从何处来，或到何处去，固然属于神秘的领域，永远隐秘难知。然而，生命本就是无限的延伸，所以无限的生命来自“无限”之上。而面对着“无限”，有限的生命又得绵延赓续，因此所有生命都在大化流行中变迁发展，生生不息，运转不已。它是一种途径、一种道路，足以循序渐进，止于至善；这创进不息的历程就是“道”，若是“原其始”，则为善之本质，由此源头而流衍出一切生命原的动力，超乎一切价值之上，所以必然是超越性的（transcendental），不只是超绝（transcendent）而已（译注七）。若是“要其终”，则为善之完成。所谓“道”也就是在此历程之中尽性践形，正己成物。又因其包容万类，扶持众妙，所以也必然是内在性的（immanent），在万有之中彰显出造物主的创造性，如此在“原始要终”之间，正是大道生生不息的创进历程，蔚成宇宙的太和次序。
这一种视“自然”为创进历程的理论在中国《易经》阐述得最精彩：“成性存存，道义之门。”（The fulfillment of Nature which is Life in perpetual creativity is the gate of Wisdom bodying forth the value of Tao and the principle of righteousness.）（注十八）由此诸位可以看出，根据中国哲学的传统，本体论也同时是价值论，一切万有存在都具有内在价值，在整个宇宙之中更没有一物缺乏意义。各物皆有其价值，是因为一切万物都参与在普遍生命之流中，与大化流衍一体并进，所以能够在继善成性、创造不息之中绵延长存，共同不朽。
现在，让我们再谈谈对人的看法，人是生于何处？凭借何物？朝向何处？又所为何来？
若问人生于何处，根据中国哲学，人生于自然之中，而自然乃是大化流行的境界，其神韵纾余蕴藉、盎然不竭，其生气浑浩流衍、畅然不滞。如果有人投身于此大化之流，正如同一滴雨水融入河流，即能一体俱融，共同奔进。“自然”与个体相遇前或会觉得个体多余，但一旦水滴融入河流浑然同体，即能变成波澜壮阔的一部分，浩然同流。这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犹如甜蜜的爱侣一般，心心相印，足以谱出共同的心声。
在中国人看来，自然全体弥漫生命，这种盎然生意化为创造冲力向前推进，即能巧运不穷，一体俱化，恰如优雅的舞蹈，劲气内转而秀势外舒。此时，一切窒碍都消、形迹不滞，原先的拘限扞格都化为同情交感。因此，中国哲学家认为，自然与人生虽是神化多方，但终能协然一致，因为“自然”乃是一个生生不已的创进历程，而人则是这历程中参赞化育的共同创造者。所以，自然与人可以二而一，生命全体更能交融互摄，形成我所说的“广大和谐”（comprehensive harmony）。在这一贯之道中内在的生命与外在的环境流衍互润、融镕浃化，原先看似格格不入的此时均能互相涵摄，共同唱出对生命的欣赏与赞颂。
至于人生的凭借，在中国哲学看来，则在高标至善理想，融入自然的创化历程中，以追求其完成、实现。这种“善”源自无限，也迈向无限。像中国在18世纪有位名思想家戴震，他在《原善》一书中便阐述得极为中肯：
善曰仁、曰礼、曰义，斯三者，天下之大衡也。上之见乎天道，是谓顺；实之昭为明德，是谓信；循之而得其分理，是谓常。道，言乎化之不已也；德，言乎不可喻也；理，言乎其详致也；善，言乎知常体信达顺也。……性，言乎本天地之化，分而为品物者也。限于所分曰命，成其气类曰性。各如其性以有形质，而秀发于心，征于貌色声，曰才。资以养者存乎事，节于内者存乎能……呈其自然之符，可以知始，极于神明之德，可以知终。（注十九）
...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