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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衔中首列“上海中央研究院蔡院长”，其次才是汪院长，王教长，蒋委员长；这是他对于蔡先生的挑战，说得质直些，就是上海人所说的“骂山门”。他以为已往的考古发掘工作，是蔡先生所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做的，所以他就一把拉住了蔡先生说话，其意若曰：你这蔡老头儿岂有此理！我这戴小头儿可不答应！你是元老，我也是元老；你是院长，“我也是院长。来！咱们俩演个交手罢。”蔡老先生虽老，却于此等处不肯示弱；他看你气势汹汹的来，只是拿出他的老工架，不慌不忙的把你教训一顿。结果呢，生公说法，虽未必能令顽石点头，而行政院的议决案，还是依了蔡先生，没有依戴先生（见四月二十五日本报）。可怜啊！我们的戴先生其将“痛心疾首，呼吁无声，哭泣无泪”而终古乎？
且夫考古发掘工作，不自今日始，报章所载，专书所刊，亦既连篇而累牍。戴先生并非昏聩，岂有全不知晓之理，而其电报不发于前，不发于后，不发于平时燕居之余，而发于此番长途劳顿之次，此中原由，亦大可研究。有人说：这一定是戴先生和徐先生抬杠的结果。徐先生者我们的老朋友徐旭生先生是也，现方在西安作考古工作。亦许戴先生驾到，杨虎城设席洗尘，而清徐先生作陪。酒过三巡，徐先生大谈考古，戴先生触动佛心，不免查照平时惯例，正襟危坐的把他那一肚皮妙论大演而特说，徐先生听得不耐烦，也说出他那一股子傻劲，摇头扭颈的和他大抗而特辩，结果是戴先生恼了。好！上海人说得好：“拨点颜色倷看看！”于是乎“呼吁无声哭泣无泪”的电报就发出了。这种的揣想，我以为决然合于事实，因为，假使真有这样的一件事，戴先生发电的起因既不光明，所取的手段亦未免卑劣，戴先生之“贤”，其尚足“传”乎？
戴先生反对考古家的发掘，蔡先生及国内各报纸已加纠正，现在可以不必再谈。我所要请教戴先生的，只有两点：第一点是戴先生原电中所说的掘墓，只举了“人民之私掘小小无名坟墓”和学术界的“公然掘墓”两种，而对于军阀们的公然发掘大大有名坟墓竟假装不知。冯玉祥在河南，曾设了税局提倡古玩商人刨坟取物；孙殿英曾发掘东陵；最近三五年中北平附近一带的名坟，已为托庇于某人的奸商们发掘将尽，（此某人者，言人人殊，尚未考定，姑不举名。）这都是彰彰在人耳目的事，戴先生不但在当时没有敢说什么话，便在这回的电报中，也竟没有敢附带一笔，戴先生敢向拿笔杆儿的人作难，斯诚勇矣；其不敢得罪有枪同志，殆亦古君子明哲保身之道欤！
第二点：戴先生原电中说：“古代于发掘禁墓者，处以凌迟。现今各省亦有以此刑处之者。”古代有无以凌迟处盗墓的事实，兹且不考，至于“现今各省”，却要请戴先生说个明白：究竟是那几省，那几年，那几件案子？因为这一点关系很重要，以堂堂考试院院长的地位，决不应信口胡说。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因为要撤消领事裁判权，近十数年中正努力于司法的改良，普通执行死刑，都是枪决：绞斩且不常见，何况凌迟？而戴先生居然于公电之中传布这种骇人听闻的消息！要是被外国人翻译过去了，从而拈住了这一点，说我们中国的司法，还同欧洲中古时代一样黑暗，这责任戴先生担负得了么？戴先生以一品大员的身分，而如此不顾事实，胡说乱道，要是在外国，早引起了议院中的严重的责问了；而在我们贵国，竟不闻中央党部或其他机关因戴先生之“出言失慎”而加以纠正或提出弹劾，这也是咄咄怪事。
现在我们的戴先生已从西北回来了。看中央社四月三十日下午四时所发出的电报，知道那天早晨，国府举行纪念周，戴先生出席报告视察西北的感想，其结语为“本人此次旅行为生平第一次之满足，感到无限欢快，且具无穷希望，……”好极了！戴先生自己也满足了，一向大家以为没有办法的西北，也可以有了无穷的希望了。我们老百姓除感谢戴先生之外，还有什么话说呢？可是，凡是到陕西去旅行的，没一人不知道陕西人之所“痛心疾首，呼吁无声，哭泣无泪”者，是全省没一处不种而且是不得不种，不得不吸的鸦片烟，而戴先生报告之中，竟完全没有提到。说是他没有知道这种情形罢，那是胡涂。说是他知道了而不肯说罢，那是蒙蔽。胡涂与蒙蔽，二者必居其一，其为渎视察之职则均，愿戴先生有以自解。
戴先生知道古人的坟墓应当“共敬共爱”，而不知道活人的生命精神应当共敬共爱！戴先生知道禁止挖坟可以“正民心，平民怒”，而不知道禁种鸦片也可以正民心，平民怨。呜呼！
将令全国百姓心
不愿为人愿为鬼
戴先生“培国本，厚国力”之功，伟矣盛矣，至矣尽矣，蔑以加矣！
戴先生征鞍甫卸，又匆匆的到杭州去主持时轮金刚法会了。孙中山先生致力革命四十年，目的只是要教一大堆俯伏在皇帝脚下的奴隶，站直起来做人。戴先生到了已可站直的时候，却因站得腿酸，仍要跪到班禅脚下去做矮子，这原是戴先生个人的癖好，说得好听些是信仰自由，我们尽可以不理会。但如截先生要利用他的地位，使他个人的癖好发扬滋长而遍及于全体民众，那是我们有脑筋的人决不能容忍的。
戴先生的“考试庙”，不就在鸡鸣山下么。鸡鸣山上，台城之遗迹犹存。佛果有灵，梁武帝何为饿死？
唗！
我今为汝说妙法：
冷水一盆浇汝头！
（二十三年五月六日，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