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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最亂。這就是服從強度生命原則的自然結果(consequence) 。所以人生的奮鬥過程在生命以外一定要重視理性。當生命強度開始衰敗﹐有理性則生命可以再延續下去﹐理性能使生命有體而不至于潰爛。
唐末五代之後就是宋朝﹐宋朝的三百年﹐國勢很差﹐但時代的思想是儒家的復興﹐就是理學家的出現。理學家就是看到自然生命的缺點而往上翻﹐念茲在茲以理性來調護也即潤澤我們的生命﹐生命是需要理性來調節潤澤的﹐否則一旦生命乾枯就一無所有﹐就會爆炸。而理性就能潤澤我們的生命﹐這樣生命就可以線延不斷地連續下去﹐這一代不行可以由下一代再來。這是宋朝時社會上知識份子所擔負的﹐而不是趙家的君主們以及環繞君主的官僚所能擔負的。故宋朝國勢的不振﹐非理學家的責任。宋朝由宋太祖開國時的規模就不行﹐但為什麼宋朝能維持三百年之久呢? 這是不容易的﹐此乃靠文化的力量。故以後顏﹑李學派那些人責備理學家乃是氣憤之言。北宋南宋之亡﹐理學家不能負這個責任。了解歷史要公平而恰當的了解﹐但整個宋朝三百年還是服從理性原則。此與漢朝不同﹐漢朝是文獻經學的整理﹐而宋朝則是闡揚儒家的義理﹐故兩個型態不同。
宋亡後元朝不過一百年﹐而明朝底時代精神還是理學家為主的﹐即以王陽明為代表﹐故明朝的時代精神大體也是服從理性原則的。王學一出﹐佛教就衰微而無精彩了。宋明儒家是繼承先秦儒家而發展的﹐那是依儒家內部義理講的儒家﹐兩漢的經學是外部經學的儒學﹐兩者不同。而儒家之所以為儒家﹐是宋明儒所表現的。明朝的體制大體是模倣漢朝﹐其實是模倣不來﹐究竟是不同的。
明朝這一個朝代是不容易了解的﹐其間三百年從朝政及皇帝方面看實大體都是很乖戾的﹐講歷史的人就不懂其中的道理﹐故了解歷史是一個問題﹐記得歷史又是另一個問題。一般的是記得歷史而不能了解歷史﹐尤其是那些專重考據的。他們知道而且記得歷史上發生的許多事情﹐但是小事情不是大事情。但了解歷史與記得歷史是不一樣的﹐這兩種能力顯然不同。記憶當然有價值﹐但了解也有價值﹐不了解而念歷史有何用處? 明朝之後是清朝﹐清朝一開始中華民族就倒楣而一直倒楣到現在。因為清朝是異族統治中國﹐對中國的文化生命與民族生命的影響是很大的﹐不了解的話﹐就看現在的中國。一步一步的變化都有其歷史的必然性。清朝是異族的軍事統治﹐對民族生命有很大的挫折﹐因而對文化生命亦有很大的歪曲。凡是一個時代﹐一個國家﹐民族生命與文化生命不能得到諧和的統一﹐這時代一定是惡劣時時代﹐悲劇的時代。清朝的軍事統治把中國幾千年來的政治傳統體制完全破壞了﹐以前設有宰相﹐到滿清就變成軍機衙門﹐成了軍事統治﹐此與元朝一樣﹐都是來自異族統治。
不管以前的宰相能做到什麼程度﹐但他是代表治權﹐宰相負責政治的措施。到清朝就成為軍事第一﹐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責任感與理想喪失了。所以清朝的知識份子沒事可幹﹐就成乾嘉年間的考據。此根本與漢學不同﹐精神也不一樣﹐不是傳統文化的順適調暢的發展形態﹐這是在異族統治下的變態。乾隆皇帝就表示以往的知識份子以天下為己任是壞習氣﹐如果這樣﹐我們皇帝幹什麼? 故清朝時﹐由孔子傳下來的知識份子的願望與理想都沒有了。現在知識份子的情形是經過清朝三百年統治後的自然結果(natural consequence) 。乾嘉年間的學問是清客的學問﹐那些考據家很多是做清客幫閒﹐清客是奉陪王公大人的。不說考據沒價值﹐而是要了解乾嘉年間知識份子的意識形態。
顧亭林的考據是繼承傳統儒家來的講實用。儒家內聖外王是真正的實用﹐不是記誦雜博以資談助。顧亭林考據背後的精神完全與乾嘉年間的不一樣。所以我並不反對考據。講中國古典﹐歷史的考據當然有其相當的價值﹐但亦不只是考據所能勝任﹐而且最重要的是以什麼精神來從事考據。我們反對的是乾嘉年間知識份子的意識形態﹐那種意識形態是清客。理學家不做清客﹐他們都有根據中國以往的傳統傳下來的知識份子的理想與願望﹐這些現在大家都忘掉了。中國有五千年的長久歷史﹐一個人若有存在的呼應﹐即在現在就與歷史生命不隔。而現在的中國人就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對中國的歷史傳統無存在的呼應。故與歷史生命相隔﹐不能存在地相呼應。現在人喜言「代溝」﹐這是社會學與心理學所用的名詞﹐指老少年人之間因年齡相差而產生互相間不了解的情形。這事實中國以前也並非不了解﹐但並不誇大此事實﹐卻寧願講承先啟後﹐代代相傳。這樣﹐個人的生命就能與民族的歷史生命相契相呼應。故不要被目前的流行名詞把我們的生命錮蔽住。
西方人有許多觀念﹐許多主義﹐這些觀念與主義只是學術上的主張﹐或是政治上的個人見解﹐在西方社會是司空見慣的不會引起什麼騷動。但這些觀念與主義一到中國就不得了﹐每一個主義就成了一個宗教﹐都想以之治國平天下。就這樣地生命固結在某些觀念上﹐而排斥其他的觀念﹐終于對我們的生命造成騷亂。目前中國人號稱有十幾億﹐但究竟有多少能夠算得上是真正的中國人? 表面上看來﹐當然都是中國人﹐但以其意識上所持的觀念來看﹐很少是真正的中國人。即使在風俗習慣﹐社會禮節方面仍遵守典型中國的傳統﹐但其思想與意識完全不是中國的﹐這樣一個人的生命就四分五裂﹐生命不能諧和﹐不能一致。如中共以馬列主義為教條﹐以蘇俄為其祖國﹐而宣言工人無祖國﹐而現在統戰又要人回歸認同祖國﹐這是自相矛盾而不通的﹐但一般人就被其所惑﹐就順著去回歸認同﹐其實這些詞語都是迷惑人的﹐而在玩弄文字把戲。
所以目前的中國人意識上的觀念橫撐豎架﹐而把生命撕成四分五裂。乾嘉年間以來知識份子的意識形態是清客。故清末民初西方帝國主義侵入中國﹐我們就完全無法應付。因平常不講義理﹐不講思想﹐故腦子裡就沒有觀念﹐沒有學問傳統﹐在這樣的情形下靠什麼來應付呢? 只靠一時的聰明是沒用的﹐這種聰明中國人是很有的﹐清末民初那些人也都有﹐但只是這種聰明不足應付。因為我們喪失了學問傳統就不會表現觀念﹐不會運用思想。現在的中國人完全無觀念無思想。在這樣不會運用思想的情形下﹐就以直接反應來應付問題﹐有一個與動(action) 就有一個反動(reaction) ﹐這種反動都是直接反應(immediate response) 。這個時代一般人都是採取這種直接反應的方式﹐直接反應怎能解決問題呢?
因為要解答問題是要有根據的﹐如解答一個數學問題就不能憑空來解答﹐一定得根據前面所學的定理來解答。要解決經濟的問題﹐就要根據經濟學上的知識原則與辦法來解決。這樣就是要會運用概念﹐運用概念才會運用思想﹐運用思想才能解答問題﹐直接反應是不能解決問題的﹐直接反應的結果就是孟子所謂的「物交物則引之而已」。來一個刺激就出現一個反應﹐這樣一個接著一個﹐就整個地拖下去了﹐所以一個民族到不會表現觀念時就沒有了生命(no idea therefore no life) 。其生命就是動物性的﹐因為動物性就不須要idea。清朝亡了﹐民國初年更不成話﹐顛倒惑亂下去﹐結果共產黨終于出現﹐要不然中國人何至竟為魔道所迷!
總而言之﹐中國人以前所謂學問﹐是要懂得義理才是學問。名理是研究邏輯﹐數理研究數學﹐物理研究自然。儒家講性理﹐是道德的﹐道家講玄理是使人自在的﹐佛教講空理是使人解脫的。性理﹑玄理﹑空理﹑名理﹑數理﹑物理還得加上事理。事理與情理是屬于歷史與政治的。中國人常言懂事﹐事理是一個獨立的概念﹐情理是人能通達人情﹐這種屬于具體生活的也是很深的學問﹐但在以前未見能達至佳善之境。
名理是邏輯﹐中國是不行的﹐先秦名家並沒有把邏輯發展到學問的階段。至于數學﹑科學也不行﹐故中國文化發展的缺陷在邏輯﹑數學與科學。這些都是西方文化的精彩所在。我們並沒有發展出來﹐有就有﹐無就無﹐故不要瞎比附。
中國人以前幾千年學問的精華就集中在性理﹑玄理﹑空理﹐加上事理與情理。事理情理要有一個學問來支持才行﹐否則不一定好﹐會變成社會上所謂的老奸巨滑或圓滑頭這一類的。事理情理本來有獨立的意義﹐故可成一種學問﹔性理﹑玄理﹑空理皆是學問。一有學問表現出來﹐人的生活才有軌道﹐才能處事應世。這就是中國以前的學問傳統中的「理」﹐而乾嘉年間的學問就完全不懂這些「理」﹐只懂得說文爾雅之理﹐就是大約相當于現在所謂的語言學。到不懂這些「理」時﹐生命就不會運用思想﹐不會運用觀念﹐這樣就不能應付這個時代﹐故民國以來一步一步都是與動反動地交引下去﹐結果終于出現共產黨的劫難。
當然一個文化只有性理﹑玄理﹑空理是不夠的﹐可是只有邏輯﹑數學與科學也是不夠的。所以我們檢討中國的文化﹐沒有的如何使它開出來。本來五四運動以來就想開出邏輯﹑數學與科學﹐但經過幾十年的努力都還沒有生根﹐還發不出來﹐目前的階段還是在跟人家學﹐因為我們的頭腦心態受成習底制約﹐很難適應這些學問﹐要想自發地發出這些學問來須要自覺地自我調整。
性理﹑玄理﹑空理是一方面的學問﹐是屬于道德宗教方面的﹐是屬于生命的學問﹐故中國文化一開始就重視生命。而性理﹑玄理﹑空理都是為了調護潤澤生命﹐為了使生命能往上翻而開出的。但我們的生命不只要往上翻﹐還有往外往下的牽連﹐這方面的牽連就有各種特殊的問題﹐如政治﹑社會﹑經濟等﹐都需要特殊的學問﹐即專家的技的學問。這又是一個層面與上述生命往上翻的層面不同﹐我們不能以這一層面的學問來代替另一層面的學問﹐這是不能互相取代的。一個是屬於生命的學問﹐一個是屬於知識的學問。我們也不能只有調護潤澤我們的生命的學問就夠了﹐平常所謂夠了是因其有普遍性有必要性﹐是必要條件(necessary condition) 而非充足條件(sufficient condition) 。了解了這點就不要爭論了﹐講中國文化與講科學並不衝突。
故我們疏通中國的哲學傳統﹐結果其重點就落在生命﹐其代代傳下來的為性理﹑玄理﹑空理﹐也即儒釋道三教。每一朝代的典章制度﹑風俗習慣﹐隨著時間的過去就過去了﹐不能再恢復﹐那些陳跡﹑風俗習慣﹐怎麼能維持不變呢? 有些是可以保持的﹐有些是不能保持﹐這須分開。
故了解一個文化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其內部核心的生命方向﹐不能把生命方向等同於每一個時代的風俗習慣。講中國文化若只擺出我們祖先的文物古董﹐這樣不能了解中國文化﹐對此應有清楚的觀念﹐不要為目前一般流行的浮薄而錯誤觀念所迷惑﹐這就須要運用思想去處理﹐自己的生命才能上軌道。要不然永遠都以直接反應的方式去處理﹐這是不得了的。
語言分析對這些都需要加以分析﹐可是現在做語言分析也沒有自發的觀念﹐也不會運用思想﹐去分析目前流行的各種詞語的意義。故當時荀子作正名﹐我們這個時代也一樣要作﹐那就是語言分析的工作。故學哲學就是要做正名的工作﹐那自己的頭腦就要清楚了。念哲學就是要使人頭腦清楚才能正名﹐否則不但不能正名﹐而且增加混亂﹐徒增麻煩而使天下大亂。故學哲學是終身性的工作(life work) ﹐與學習某種技術不同。
我們文化的精華是可以傳下來的﹐可以撇開風俗習慣而單獨去考量之的。性理﹑玄理﹑空理也即儒釋道三教﹐這是中國哲學傳統所留下的智慧方向﹐文化基本核心處的智慧方向。但是此智慧方向不能用來解決具體而特殊的問題。我們不要以功利主義的觀點﹐以為這些學問不能解決那些具體而特殊的問題就忽視它甚至不要它。在科技方面﹐雖然西方人很行﹐但在生命的學問方面﹐西方人就不見很行。故要學哲學就要好好研究：儒家的義理是什麼﹐其中有好幾層的境界﹔道家發展到最高境界是什麼樣的形而上學﹐其中有什麼問題。至于佛教的空理更了不起﹐佛教的教義內容可以不管﹐也可以不贊成﹐但佛教大小乘各教派所開出的義理規模﹐對學哲學的人是很具啟發性的。
對中國哲學各系統的性格與其所函有的種種問題﹐我的「中國哲學十九講」一書對此皆有扼要而概括性的闡述。由此初步了解中國哲學以後﹐我們才能了解中西哲學的會通是在那層面上會通? 在什麼問題上會通?並不是籠統地什麼問題都可以會通﹐有些是不相干的。會通能會通到什麼程度? 這其中還有限度的問題。這樣才能一步一步地深入了解。今天所講的是中國這一方面﹐就是敘述中國文化的動脈如何繼續前進。
下次講西方哲學﹐西方哲學由希臘開始一直發展到今天﹐內容也很複雜﹐如何去了解呢? 同樣地也要順著一個綱領去了解﹐同樣地也可用幾個系統來概括。西方哲學的開始其重點就落在「自然」﹐以自然為對象。西方哲學概括起來有三個骨幹。首先由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經過中世紀至聖多瑪的神學﹐就是古典的傳統系統。近代以來康德以前有笛卡兒開大陸的理性主義﹐下有斯賓諾薩與來布尼茲﹐此即所謂的獨斷的理性主義(dogmatic rationalism) 。在英國則有洛克開端﹐柏克來﹑休謨繼承的經驗主義。把此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加以批判地消化的就是康德﹐因而遂形成康德的傳統(kantian tradition) 。這是西方哲學史上一般的講法。我們暫不採取這種一般的分法﹐而把理性主義中的來布尼茲單獨提出來﹐因為他是最典型的獨斷理性主義的代表人物﹐康德所批評的大都是對他而發。而且來布尼茲的哲學與邏輯往下傳至羅素的數理邏輯以及其邏輯的原子論﹐由此也可說另開一個傳統。此種講法不是順一般哲學史分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而把來布尼茲單獨提出來至羅素而成一個傳統。這並非說這個傳統可取代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而是把此兩方面的對顯暫時放一放﹐而另提出一個傳統。因為這一個傳統在了解現代哲學上是非常重要的。因經驗主義較簡單﹐比較容易了解﹐而理性主義中的笛卡兒也只有歷史的價值﹐斯賓諾薩很難為人所宗主﹐大家很少講他了。後來有發展的是來布茲﹐由他開始傳至羅素而發展出數理邏輯的系統﹐這是了不起的。目前英美講分析哲學﹐所以能吸引人乃由于其淵源于來布尼茲與羅素﹐因有這兩位大哲學家為其背後的支柱﹐分析哲學才有這樣大的吸引力。其實邏輯實證論的哲學內容是很簡單的﹐其吸引人處乃在其講邏輯。
故西方哲學的精華集中在三大傳統﹐一個是柏拉圖傳統﹐一個是來布尼茲﹑羅素的傳統﹐再一個是康德的傳統﹐此三大傳統可以窮盡西方哲學﹐西方的哲學不能離開此三個骨幹。
(第二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