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在苏联的五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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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 沈阳被俘

    那一天是1945年8月16日。

    对溥仪来说，这是他的初次“凌空”而行。在飞机上他紧闭双目，默然无语。我告诉他：“现在是一千几百公尺的高度。”他蹙眉对我说：“不要说了，我头晕。”和我们同机的有吉冈和护卫天照大神的桥本虎之助。说起天照大神来，在我们奔波流亡的路上，祭祀总裁桥本虎之助总是捧着天照大神第一个走在头里。在大栗子沟安排住所时，也要先对天照大神行完礼，然后分配大家的住所。一直到我们坐上飞机飞奔沈阳时，在机舱里也要先对天照大神行礼，然后大家坐下。可见天照大神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可是现在到了这种紧要关头，事出非常，连桥本虎之助对天照大神也不怎么尊重了。他把天照大神从锦盒内移到手提黑皮包内，随便提着了。等到我们成了苏联战俘，被押解到赤塔时，苏军在搜查桥本手提的那只黑皮包，觉得代表天照大神的三件东西中的那面镜子很好玩，就搜走了，溥仪听说后还直发笑。

    飞机到了沈阳，在我们被押上苏联飞机之前，还有一个小插曲。关东军的第三科科长匆匆走来，见了溥仪强作欢颜地说：“苏联军队昨日知会我们，说在今日要作‘形式上的占领’（其实这时日军已一律被解除武装），陛下的安全决无问题。”这真是撒弥天之大谎了，我没有见过有这样当面说这样大的假话的。这时苏联军官命令他赶快离开。我们一行人在苏军的押解下，从沈阳登上了苏联的飞机。一上飞机，溥仪觉得可以不受日本关东军的约束了，他竟开玩笑地问起桥本来：“神体（指天照大神）安泰否？”要在往日，他是不敢问的，而且此时问候神体，完全是讽刺的意思。桥本啼笑皆非地回答：“安泰！安泰！”飞机到达通辽机场，有个懂点英语的苏联军官用英语和溥仪交谈，溥仪直接了当地提出希望把他和吉冈等人分开，表示不愿意和吉冈等人关押在一起。这时我们才在苏军的命令下，和死缠溥仪达十一年之久的关东军中将吉冈安直以及执行宗教侵略的头头————伪满祭祀府总裁桥本虎之助中将断绝了联系。在机场上看到伪满兴安军部队的蒙族兵士正在苏军的监视下从事劳作，这些人都以惊异的眼光望着我们。我当时既害怕他们认出溥仪而有什么举动，又觉得有些愧对他们。少时，一群苏联士兵终于发现了溥仪，就围拢过来看，还有人挤到我们的吉普车周围要求和溥仪握手。和我们在一起的一个苏联少将级军官笑着对溥仪说：“红军士兵和皇帝握手，这真是一件不平常的事。”说罢哈哈大笑。我听了，觉得要是地下有个缝的话，真想钻进去。

    然后经过满悬青天白日旗的街道，到了一家曾是中国人开设的医院（当时已改为苏军军官招待所）暂宿一宵。这时，有身挂冲锋枪的苏联士兵寸步不离地在旁监视，我们上厕所他也立在门外看着。我既感到“屈辱”，更感到前途茫茫。原医院院长张励清端出精米白面来款待我们，当他捉住一只鸡想要杀以飨客的时候，却在溥仪的坚拒下作罢。那时的溥仪“越发不杀生，绝对不吃肉”。饭后，苏联军官和随军记者纷纷来会。当时我们觉得无话可说，但又不能不勉强说几句敷衍。他们的目标是溥仪，我和我的两个妹夫只是担任翻译。当时苏军中会日语的占绝大多数。

    在飞往通辽的途中有一段插曲。晚餐时，苏联军官拿出牛肉罐头、黑面包和啤酒相饷，我们几个比较年轻的因为饥肠辘辘，便抢着打罐头，切面包。吉冈虽然在沈阳机场曾请求苏军网开一面，允许溥仪赴日逃命，在日军被解除武装之后，他一举一动都是低三下四地请求苏联方面照顾；但对于我们却还没有放下“主人”的架子。他看见我们并无“为主绝食”的“义气”，冷笑着揶揄说：“苏联的东西就那么好吃么！”他虽然这样地作出不屑的姿态，可是当桥本说：“我们领受主人的盛情罢！”以后，一言转圜，他也扭扭捏捏地吃喝起来，而且吃的并不比我们少。

    我们在通辽住了一夜之后，次日下午，换乘苏联的大型军用飞机飞往苏联。

    三十一 赤塔生活

    8月17日晚9时余到达赤塔，分乘汽车经过充满战争气氛的赤塔市。防空的灯火管制虽已解除，但家家玻璃窗上还都粘着白纸条。在市中心的一所大房子前停了好久，就由市区转入路灯渐稀的郊道，越走越荒僻。驶过无数村庄小道，通过浮桥，越过黑暗的山林，我们的不安也就随着夜路荒凉的程度而加深。和我同乘一车的润麒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大概是要把我们带到适当的地方枪毙罢。”我听了也只好干笑几声，作为回答。走到中途的江岔子地方，我们这一长列的小汽车群忽然一辆辆停了下来，听到一声清晰的中国话：“有小便的可以下车小便！”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个身穿苏联少尉军装的“中国人”，我们都犯了狐疑，不约而同都认为这一定是蒋介石派来接收我们的人，感到最坏的情况要出现。

    到莫洛科夫卡时已是深夜。汽车停到一所灯火辉煌的楼房前，我们都以为这是一座大旅馆。下车进入大厅，里面有不少苏联军官。其中一个四十多岁身穿西服的人，迎过来很严肃地同我们说话。我以为大约是饭店的经理。等到那位身穿苏联军装的“中国人”————李少尉翻译之后，才知道是对我们传达苏联政府的命令：“苏联政府命令，从现在起将你们拘留。”我们听了觉得很刺耳。后来才知道这位“饭店经理”就是当地驻军的最高首脑————驻赤塔的司令。传达过命令之后，这位司令换了一副笑容，打开桌上水瓶盖，将清水注入杯中说：“这里的矿泉很出名，喝了可以增进身体健康。乍喝也许不习惯，喝惯了还离不开呢。”说完一饮而尽。又接着说，每人的房间已准备好，检查完行李就可以吃饭去。两个人一个房间，铁床、桌椅应有尽有。虽然楼梯下面的每一个门都有哨兵把守，但当我们经过时，有的还对我们举手为礼，这又使我幻想是在“作客”。东西大略检查之后，已经深夜两点多钟，到食堂一看，准备得意外丰盛，且有许多女服务员殷勤招待。我们饱餐之后，倒头便睡。

    第二天，陆续有苏军各级军官前来“访问”，说话都非常客气。我当时认为这是来套口供，对他们总是保持着不即不离的态度。过了几天，来了一名中校名沃尔阔夫，他自称是从莫斯科特派来照顾我们的。又一天早晨，我到洗脸室去盥漱，见一个五十多岁身穿中国黑短衫、黑绸裤的中国人，贼目鼠眼地走进来，看到我，就自我介绍说是“勤劳奉公部”的伪满大臣于镜涛（我在伪满时并未见过），并拉杂不休地告诉我张景惠、臧式毅、熙洽、邢士廉等伪满大臣（注：当时被苏军逮捕的伪满大臣有：伪国务总理张景惠，伪宫内府大臣熙洽，伪参议府议长臧式毅，伪军事部大臣邢士廉，伪外交部大臣阮振铎，伪厚生部大臣金名世，伪交通部大臣谷次亨，前驻南京伪大使吕荣寰，伪兴农部大臣黄富俊，伪经济部大臣于静远，伪勤劳奉公部大臣于镜涛，伪文教部大臣卢元善，伪司法部大臣阎传绂。另外，荣源曾是伪宫内府的顾问官。）都被一网打尽，送到这里来了。我将此事报告了溥仪。不久，这帮人都来见溥仪。最使我吃惊的，本来不在伪满大臣之列的溥仪的岳父荣源也在其中。他们都被安置在我们曾经住过的那所楼内。接着苏联方面就让溥仪以次都要写有关伪满的材料。不但溥仪的材料要我执笔、万嘉熙润色，就是各伪满大臣的东西，也要我、万嘉熙和润麒来帮忙清写。总之，不论是伪满皇帝或伪满大臣，人人都是字斟句酌地反复推敲，竭力推卸自己的责任。

    以后，苏联当局又对我们这帮人逐个正式讯问一次。在受讯前，我和润麒商定：要作出“倔强”的态度，万不可稍露气馁的样子。为彻底表现这种外强中干的姿态，决定在受讯时，进屋坐下之后，便掏出香烟且吸且答。其实苏联方面并未怎样重视我们，也未想从我们口中讯出什么口供，只是问一下各人的经历而已。对毓嶦、毓嵒、毓嵣和李国雄他们，索性连问也未问，因为早就知道他们是随侍溥仪身边的“宫内府学生”和“仆人”。所谓“宫内府学生”，是溥仪为要育成自己的股肱羽翼，曾召集一些本家的近亲子侄在伪满宫内读书，打算从中择优送往日本留学深造，后因日本关东军发生疑忌，遂把国外留学改为“宫中伺应”，于是这些人就成为变相的“侍童”了。

    事后才知道，苏联所以让溥仪等人写一些材料，目的是为日后溥仪赴日对日本战犯作证准备条件，所以并未深究汉奸的罪行。于是我们又生出非非之想：“看样子苏联是要严惩日本战犯，大概不会对我们怎么样，说不定还要利用我们，亦未可知。”这些幻想的表现是：溥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上书斯大林大元帅，请求允许他永住苏联，免得落到国民党政府手里遭陈公博、周佛海那样的下场，然后再伺机赴美另找出路；张景惠是打算混过苏联这一关，重返东北，纠合旧部，再树一帜；于镜涛、邢士廉、谷次亨之流，有的想利用“国共之争”，借苏联之力再收渔人之利，有的想投靠蒋介石，有的想再勾结日本残余势力，死灰复燃。至于我呢？我既不愿意永随溥仪长住苏联，也不想另投“明主”，只希望能潜往日本，与浩和慧生、嫮生相聚暂作一个“海外寓公”，既可伺机观变，又可不冒风险，尤其是梦想着日军卷土重来之际，首先要对苏联“誓报此仇”。

    我们这帮人，除了各怀心意互相钩心斗角之外，日常的生活就是以吹嘘过去，胡测将来为自慰之道，同时更以赌博作唯一的消遣。当时无钱可赌，别开生面地利用纸烟作为赌注。赌博的方法：推牌九，打麻将，押宝，打桥牌，应有尽有。苏联方面，只要我们不发生轨外行动就行，对于这样的“消遣”，不但默许而且还给予种种方便。

    溥仪是平生最恨赌钱的，而且还要自我保持“皇帝”的尊严，当然是不会和我们“同流合污”的了。至于我们————随他同来的几名“心腹羽翼”中，在这种环境下，也逐渐分成两派。一派是他的三个侄子、一个“仆人”，另一派是我、万嘉熙、润麒和黄子正。前者是关起屋门，把过去伪满宫内府的生活继续延长到苏联的赤塔效外莫洛科夫卡温泉休养所；后者是“脚踩两只船”————既保持着和溥仪的关系，又和这帮伪满大官厮混在一起，形成了“蝙蝠派”。

    当时溥仪带着我们住在一幢房子里。这帮伪满大臣们，则是当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以次的将级军官（其中也有一部分伪满将级军官）到了此地之后，从大楼中搬到与我们相邻的一幢房屋内，因此和日本战犯划出“可望而不可即”的限界。溥仪和伪满大臣的住处虽有数公尺之隔，饭厅则在一处，只是每日四餐（三餐和一顿茶点）分为两次开，于是又生出了一段插话：这帮靠日本撑腰的伪满大臣们，眼中是只有“日本主子”并无“儿皇帝”的。只是为了给日本主子作戏，不能不把日帝的头号工具当作牌位来供罢了。现在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谁还把溥仪放在眼里？可是溥仪却还不甘心放下架子，费尽苦心想继续保持“皇帝” 的尊严。例如溥仪想“召见”某伪满大臣时，还是使李国雄摆出不减当年“奏事官”的面孔，定到被召人的面前，高声说：“上边叫”，然后就把他领到溥仪处。这帮大臣们在“前途尚未可知”的情况下，只得暂不抓破脸皮。有一次，溥仪把苏联军官送来的日本酒分了一些与伪满大臣们，让我在开第二次饭时送交张景惠，并嘱我注意张在接受“御赐”时的态度。我如命办理，把酒送到张的面前，说：“这是皇上赏各位喝的。”张听了，既未起立恭受，也未说“跪谢天恩”，只淡淡地点头说了一声“谢谢”。我回来“复命”之后，溥仪与他们又结了一个疙瘩。类似的“你试我探”的例子多得很，从这里能够看出彼此之间是同床异梦的。

    三十二 送往伯力

    红河子江边别墅

    9月的某一天，忽然把我们的散步区域扩大到日本战犯所住的大楼附近，我们才知道这帮法西斯军官都被运走了。又过了几天，突然宣布我们于明日到伯力去。溥仪听了，惊心动魄，怕被送交蒋介石；伪满大臣们则面有喜色，认为归国有望。到了伯力市郊的江边红河子别墅时，看到屋内摆有铺上白布的“八仙桌”，又看到几个中国人正为我们煮羊肉，就有人说：“快回国了，不远就是国境。”可是一天天地过去，全无半点往回送的征候。溥仪安心了，见了苏联军官就表示愿意永住苏联的“诚意”；各伪满大臣则大闹情绪。最初他们还挑吃挑喝，滋事生风，甚至联名提出质问、抗议，结果所长捷尼索夫少校不得不出面，对这帮闹事的家伙，声色俱厉地提出警告。从此，这些自命“好汉”的人物就老实起来，“相安无事”地度过五年俘虏生活。

    溥仪仍是保持着特殊的方式，每天带着三个侄子、一个“佣人”过着“别有天地”的生活：不打苍蝇，不杀臭虫，每天念佛，随时摇金钱卦，有时还对这几个“基本群众”发发脾气，甚至“扑作教刑”。伪满大臣们仍是呼卢喝雉，谈嫖夸富，把炫耀过去当作自慰的方法。我和我的两个妹夫，一个医生仍是徘徊于 “皇帝”与“大臣”之间。有一天，捷尼索夫少校通过张景惠的儿子、给我们担任翻译的张绍纪对溥仪说，希望溥仪能把携来的珍贵饰物送他几件，理由是为“讨他爱人的欢心”。溥仪自然是恭敬从命，就挑出几件妇女用的饰物（我只记得有一只手表，其他则记不起来了），由张转交。这位少校喜形于色，并坚嘱须严守秘密，且向溥仪表示“由衷的感谢”。溥仪因此得到的“好处”是，新年时，由捷尼索夫亲自送来一桌丰盛的俄式大菜，专供溥仪这一小集团受用，伪满大臣们一个个只能望洋兴叹。

    又一天，捷尼索夫少校拿来一叠单据，让我们每个人在上面签名。当时我们都莫名其妙地各自签了字。原来这是苏联政府发给我们每个人的月例津贴的收据。溥仪和伪满大臣每人每月为30卢布，校级以下的伪满军官，包括溥仪的侄子、医生、仆人在内，每人每月为15卢布。这堆单据，是从我们到苏联之日起，补发到当时为止的收据。签字是签了，但一个卢布也未落到我们手里。直到后来我们归入市内第45收容所时，才每月照章领到了津贴。

    在红河子的几个月中，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天，在我们这里担当炊事和勤杂工作的中国人（主要是伪满警察和由东北“雇”来的厨师），从外面干活回来对我们说：“在附近别墅内，住有国民党政府派来的一些人。”并说为首的是一个中将，随员很多，吃的都是白面包，有时到江边钓鱼，听说是为接收你们而来。溥仪听了照例是吓得魂不附体，伪满大臣们照例是又喜又怕地想方设法钻这个空子，就教这些人伺机和那些人联系。后来有一个人趁苏联监视兵不注意，溜到在江边钓鱼的“接收人员”身边，见了面并谈了话。果然为首的是一个中将，是来向苏联交涉接收我们的。

    正在加紧勾结的时候，有一次苏联兵发现了这些活动，鸣枪威吓，才将这一“后门”堵上。于是内务局的许多干部到这里查究，将有嫌疑的人陆续叫到别室究讯，结果是将姓聂的厨师和几名伪满警察俘虏调走。对于我们则根本未问，因为我们除每星期到附近的监狱澡堂一次外，没有出大门的机会，此事遂以不了了之。据事后传闻，这个中将因交涉未得要领，终于悻悻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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