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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首次见面
我俩结合之前，第一步是双方先看照片。我从吉冈递给我的嵯峨浩的照片上，只觉得她温文尔雅、美丽娴静，外貌有点像当时我很崇拜的宝冢戏场里最红的明星草笛美子。我便点了点头，表示满意。浩也看了我的照片，据她后来告诉我，她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去看我的照片的。第一个印象是觉得温和安详，虽然戴着军帽，但五官端正，眼镜后面的眼睛聪慧而明亮，与其说像个军人，不如说更像个学者或文人，她觉得放了心，也表示满意。
既然双方都看了照片，觉得满意，那么就要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即“相亲”，这是决定性的一步。在旧社会双方都不可能作深入了解的情况下，初次见面的印象，往往就是决定性的因素。
我俩“相亲”的日子定在昭和12年（1937年）1月18日，地点是在滨口浩的外祖父容所的家里。容所曾多次当选贵族院和众议院议员，担任过九州电力公司经理、丰国银行行长等职务，同时也是一名经营酱油的大实业家，又是当地的诗人、墨客和绘画收藏家。他家里收藏着很多宝贵的文物，因此我们“相亲”的地点可以说是相当豪华的。那天容所家请我们吃饭，让双方在饭桌上见面，气氛比较融洽。出席相亲仪式的男方有我、本庄大将夫妇、满洲国帝室御用挂吉冈中佐。“帝室御用挂”这个官衔即皇帝秘书或皇室顾问的意思，相当于清廷的“御前行走”官职，用现在的话来讲，即“联络员”。事后证明这个一直不离皇帝左右的人始终支配着溥仪的命运。女方有浩的父母、外祖母、舅父母、浩本人，还有个介绍人中山侯的母亲道代刀合，是她把浩的相片交给吉冈中佐的。那天我穿了一身笔挺的军服，来到容所家时突然发现大厅门口有一对大型的景泰蓝狮子，这是中国常见的摆设。我还认得出这是颐和园内的东西。怎么会在日本出现呢？后来我才知道，甲午战争中一个日本军官得到了这件战利品，把它运到日本，卖给了古董店，辗转流传又到了收藏文物出名的浩的外祖母家。我初次到浩的外祖母家，就看见了来自中国的古物，这也算是一桩奇遇吧！在这种场合，我有些拘谨，除了应酬一些必要的问话外，正襟危坐，没有什么话好说。我看看浩，见她穿一件绣着百合花的桃色衣裙，含羞地低头坐着，比我在照片上看到的更显得妩媚动人。席间最活跃的要算吉冈中佐，他喋喋不休地说着：
“我在回到日本的时候，皇太后赐给我非常漂亮的点心。可是我在飞机上吃的时候，怎么咬也咬不动，仔细一看，原来是口香糖，你说可笑不可笑？”
他说着，乐得前仰后合，别人也随声附合地笑起来。显然这都是为了打发时光。本来这次会见，就是为了大家互相看一眼，没有很多好说的话。晚餐用过，我们到另外一间大房子去休息。在那里，本庄大将问我对浩的印象如何。我说了句心里话：“很好。”本庄大将当时就将我的看法传给浩的家里，浩的一家对我的看法也不错，认为我彬彬有礼，能体贴人。他们去问浩对我印象如何，浩羞得满脸通红地只说了句：“一切都拜托了。”
我俩的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十九 订婚和结婚
“相亲”双方同意之后，当然很快就要进入订婚阶段。
这是需要保守秘密的，因为男女双方都是有地位的人物，这种婚礼会成为社会上轰动一时的新闻。新闻记者鼻子真灵，不知怎的打听到了一点消息，就到处询问和采访。不少记者问到我将要和谁结婚，我总是讷讷地说不知道呀！不知道谁家姑娘要嫁给我呀！但是记者还是打听出来了。有一天宫内省宗秩寮的一个记者打电话到嵯峨家用试探性的口吻问：“你家将要嫁到满洲去的女儿，名字中有个‘子’字吧？”
接电话的是浩家里一个老佣人，她一时没有想到后果，脱口回答：“没有‘子’字。”
浩家里四个姊妹，只有浩的名字没有“子”字。女佣人以为宫内省弄不清楚嫁出去的姑娘是“浩”还是“浩子”，打电话来核实一下，所以就答复了。浩家里觉得奇怪，马上打电话问宫内省，对方说没有给我家打电话。这才知道是新闻记者打听新闻来了。但是这个记者虽然很能干，他能想尽办法获得第一手材料，他的目的还是没有得逞，因为关东军部在没有正式发表婚事消息之前，严禁一切有关报道。
昭和12年（1937年）2月6日，满洲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表了我和嵯峨浩订婚的消息。很多亲戚朋友向我祝贺。3月6日在滨口家正式举行了我俩的订婚仪式，一大群摄影记者包围了浩，给她拍了各式各样的照片，登在当时的报刊杂志上。那天我面对着一大堆记者，发表了订婚讲话，大意是说爱新觉罗家、嵯峨家将永结友好，也讲了日满亲善的意思。据当时在场的人反映，我的日语讲得很流利，这是我来到日本以后苦学日语的结果。想起几年前我和润麒来到日本，为了学好日语，真是下了苦功，我们两人互背单词，背错了，还互相打手心呢！
订婚以后，我和浩经常来往，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信任。我俩称得上情投意合。那时浩在跟冈田三郎助先生学习油画，我本来在故宫伴读时候就对中国古典书画发生了兴趣，在日本千叶步兵学校学习，也常有人来求我写字。我那时对日本画也发生了兴趣，正在向横山大观先生学习日本画。虽然西洋画、中国画、日本画画法不同，但画理相通。这使我们增多了共同的语言，在结婚之前浩还一心一意地想创作几幅好画作为姑娘时代的纪念品留在家里。
随着结婚的日子愈来愈迫近，浩必须按照礼节进宫去向皇太后辞行。因为嵯峨家与皇宫的关系非常密切。浩的曾祖父曾抚养过大正天皇陛下的姊姊滋宫韶子公主。父亲实胜小的时候就随着祖父进宫，皇太后对浩的祖父母和父亲都很熟悉。现在浩要出嫁了，自然要向皇太后辞行。为了晋谒皇太后，浩起早睡晚地学习进宫的礼仪和词句，心情紧张得睡不好觉。进宫那一天，她由中山侯夫人陪着去见皇太后。皇太后亲切地告诉她：“侍奉满洲国皇帝，与侍奉我国的天皇一样。侍奉溥杰，也要表现出日本妇女固有的美德。……”后来浩把这些话传达给我，我听了很受感动。那次晋见，皇太后送给浩一件明治天皇生母中山一位局在她年轻时给她的纯一色的嫩绿和服衣料，也送给我一件和服衣料以及其他东西。总之，这次晋见，给我俩都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我俩的婚礼定在昭和12年（1937年）4月3日，在九段军人会馆举行。伪满洲国派宫内府大臣熙洽作为特使参加婚礼。日本皇族竹田宫恒德王和王妃也出席了婚礼。当时的内阁总理林铣十郎陆军大将、日本宫内省的松平宫相、贵族院议长近卫文麿公爵、众议院议长富田都来参加了婚礼。我和浩的婚礼在当时日本是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很多人都希望参加这次婚礼以示荣耀。但是决定这次婚礼的规模在陆军省，关东军藉口婚礼费用有限，把参加婚礼的人数限制在500 人。这样我们双方参加的人数都受到了限制。我这方面的亲友只有有限的几人，浩的朋友参加婚礼的也只限5名，师长只限7名。亲友们对这种粗暴无礼的干涉都感到十分愤慨，但也无可奈何。婚礼那天，浩内穿白衣，上面套着红色的中国衣料做的云纹花鸟衬衣，外面是粉红色和服。头发结成垂发髻，两侧耸起，长发垂在后面，显得更加美丽。这个发式是请一位在宫中长年为女官梳头的七十多岁老人梳理的。我则穿了一身满洲国的大礼服。当我到滨口浩的外祖父家去看望浩时，我们两人看着彼此一身盛装，都不禁相视而笑，并且在房间前面拍下了纪念照片，这就是现在很多人都能看到的那张照片。浩是在外祖父家住了一宿，再回到嵯峨家的，然后由自己家坐车去军人会馆举行婚礼。一路上汽车是在小学生手执太阳旗列队欢迎的海洋中前进的。那情景，浩觉得真是难忘。婚礼是在下午3时举行的，由本庄大将夫妇主持。婚礼后，我们就开始了一周的新婚旅行，然后回到东京。我在千叶的稻毛海岸租了一处新居，离步兵学校很近。这是一幢朝阳的日本式建筑，站在檐下可以展望袖浦一带大海，风景秀丽宜人。我每天早晨七点钟过后，骑上步兵学校派来接我的马，到学校去上课。浩则在家里接受妇女杂志记者的访问，或者接待一些来向我索字的人。我俩那时还养了一只可爱的小狗，小狗总是在我俩之间跑来跑去，逗人喜欢。我的父亲醇亲王，知道我结婚了，特地从北京送来了桌布、一套银质的烟具，还特意按照中国的风俗习惯送给浩两件大红旗袍。
浩很高兴。我现在回忆那一时期的新婚生活，宁静、朴素而又甜蜜，就像我那时每天看到的细浪拍岸一样。海浪轻轻地拍打着，向海岸奔来，又静悄悄地退了回去，留下一些五光十色的贝壳，躺在沙滩上任人拣拾。这种淡泊的生活是我祈求的，也是浩祈求的。
二十 日本报纸关于我俩婚礼的报道
我和浩的婚礼，当时在日本是轰动朝野的。很多报纸都作了详细的报道。
1937年4月4日的《读卖新闻》是这样报道的：
淡云蔽空，春光明媚，樱花待放的4月3日，在九段军人会馆，满洲国皇帝陛下的御弟溥杰氏与嵯峨公胜侯爵的孙女浩小姐，在日满结缘更加牢固的两国朝野的欢庆声中，圆满地举行了结婚典礼。
特为显贵人士新婚准备的帝国饭店261室，夫妇两人度过了蜜月的第一夜。媒人本庄夫人是在夜里1点左右离开该室后就寝的，所以新婚夫妇是在第二天早晨10点左右才起床。这天早晨，透过春雨绵绵的饭店窗口，可以看到新夫妇食用面包、咖啡早点时的和睦身影。过了一会儿，溥杰氏换上晨礼服，由浩夫人工整地系上领带；浩夫人穿的是深绿色镶边的漂亮西装。只有伺从小原一人跟随。下午2点40分离开饭店，乘东京站发3点40分的火车去度蜜月旅行。在温泉呆四五天后，8日左右去千叶县稻毛的新居，筑起素朴的家庭。
3日的盛大典礼，定时在下午3点，在媒人本庄大将的引导下，身穿天蓝色华丽的满洲国中尉大礼服的溥杰氏进入会场，正襟危坐在席位上。接着，垂发、身穿洁白千层内衣、唐织勾云绣地花鸟花纹红色罩衣、绯红和服裤裙的恬静的浩小姐，在本庄夫人的伴同下步到神前。祭坛左右出席的有：新郎方面的亲属代表兼满洲国皇帝御使熙洽、宫内府大臣、润麒氏、谢大使；新娘方面有嵯峨公胜侯爵夫妇、双亲实胜夫妇及弟弟和妹妹、牧野、七条两位子爵、滨口吉右衙门等。随后，在静穆中响起神官的奏乐声，新郎、新娘交换了将牢固连结日满两国千载之缘的三敬杯。这瞬间，溥杰氏凛凛风姿的脸上和浩小姐清纯的双眸都闪出美丽尊贵的光辉。这时，熙洽宫内府大臣捧读皇帝陛下的诏书。4点，圆满地结束了隆重的典礼。接着6点喜筵开始。出席在该馆二楼大宴会厅的有：林首相以下各阁僚夫妇，松平宫内府大臣，百武伺从长，近卫、富田贵众两院议长，梅津陆军次官，今村参谋次长，西尾、板垣、多田、冈村四位师团长，香川教育本部长，菱刈、荒木、川岛三位大将，驹井德三氏，熙洽宫内府大臣，谢大使夫妇，广田前首相，三条公爵，女市小路伯爵。此外，还有代表日满两国民的显官将星四百余人，如绮罗星似地落坐。以主桌上的溥杰氏和换成洋发身穿长袖和服的浩小姐为中心，大家举起香槟和红白葡萄酒杯后，首先是媒人光荣的本庄大将致词，还有与会人代表林首相、谢大使的祝词。最后，在来宾总代表佐藤外相的带领下，在“万岁”声响彻彩灯辉煌的大厅中，结束了将日满两国亲善向前推进百步的绚烂豪华的盛大宴会。此后，在荣光拥簇下的新郎新娘回到了新婚第一夜的帝国饭店。
这一隆重典礼，如前已报道。为了使在遥远的新京的皇帝陛下能看到御弟欢庆之日的情况，全部实况已拍成电影，已航空寄往新京。
1937年4月5日的《读卖新闻》是这样报道的：
春雨绵绵的4日，溥杰中尉和浩夫人在新婚的第二天，他们去度幸福的蜜月旅行。溥杰氏在浩夫人亲手换成早礼服之后，在下午2点45分，携身着黑大衣、高高竖起皮衣领、头戴洁白的蝴蝶结的浩夫人，出现在度过新婚第一夜的帝国饭店大厅。接着在雨中径直到了东京车站。
恰在这时，星期天游山的拥挤的群众，立即拥到二人的周围。摄影记者不断地闪着闪光灯拍照。每次闪亮，浩夫人就把上身躲进丈夫后背的左胳膊里，真是和睦的一对。开往米原的火车3点10分发车。在极为拥挤的人群中，好不容易挤到了二等车厢靠月台方面的座位。在仅有父亲实胜氏和弟弟妹妹等家里人的送行中，他们开始了蜜月旅行。
8日左右，将在千叶县稻毛的新居，开始筑起朴素的家庭。
我在新婚之际，特地向溥仪写信报告了我当时的甜蜜生活，因为我知道他对我俩的结合是非常怀疑和不满的。浩在我的授意下，也给大哥溥仪写了信，她表示等我毕业回国，她一同回来，“得早日瞻仰天颜，敬承圣训，实浩毕生之大幸也。”我们这样做的苦心，都是为了希望获得溥仪的谅解，我们能够和他和平相处地生活下去。
二十一 “七·七”事变发生
好景不长，稻毛海岸这种宁静的生活很快被破坏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的炮声不仅震动了中国，使中国爆发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这炮声也传到遥远的日本，使我俩小家庭的和平日子过不下去了。当时日本动员很多人对华作战，很多日本人客死他乡。我的一个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山本也应征入伍，在上海大场的一次战斗中，中弹身亡了。我想起我在军校学习时，他耐心地教我绑腿、擦枪，为我铺被褥，不禁黯然神伤。“山本，你到底是为谁去死的呢？” 我默默地问着。对于这次侵华战争，浩虽然是个日本人，却明显地认为“日本不对”。我是满洲国皇帝的弟弟，又同日本华族闺秀结了婚，对于这场日本屠杀中国人的战争真是感到痛苦难言，也感到愧不可当。
8月末，我从千叶步兵学校毕业。9月，回到了伪满洲国的新京长春。润麒那时已同我的妹妹三格格（爱新觉罗·韫颖）结婚，他又与我同在千叶步兵学校学习，也一起回到新京。浩那时已怀孕，她在日本又住了一段时间，到10月12日，才到东北来。她是第一次来中国，我特地到沈阳去接她，再陪她到长春。车站上也有一些人欢迎她，有关东军的家属以及伪满内府的家属如张景惠总理夫人、东条英机夫人等。
我为我的新家安排了住所，就是西万寿寺大街117号。这里原来是一个蒙古王的牧场，周围杂草丛生，野兔、獐子出没。据说过去这一带还有土匪，谁也不愿意到这个危险的地方来，现在长春作为“新京”，需要开发，才在这里盖了房子。分给我的房子是一排五间平房，孤零零的，没有第二家人家。浩来时，房内墙壁还没有干，周围也没有砌围墙，房内没有电话。浩带来的女佣人直接找了关东军联系，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下了命令，才为我们围上了围墙，装上了电话。我住的是这样简陋的房子，可是报上登载的溥杰和嵯峨浩居住的新居照片却是一栋钢筋水泥的两层楼洋房，这真是开玩笑！拿伪满洲国外交部长谢介石的公馆摄下像来冒充我俩的新居，天下哪有这样拙劣的撒谎？我俩的家具运来时，日本宪兵完全不懂得轻拿轻放，随便磕碰，一些好端端的桐木家具都被砸坏了。浩已经看出来，住这样简陋的房子，对待我们这样粗暴无礼，难道这是对待满洲国皇帝御弟的待遇吗？我也觉得脸上无光，正式向关东军提出意见，希望为我扩建一下住宅，房屋实在狭窄，不够住。关东军的一位军官对我说：
“中日战争已蔓延到中国境内，日本军队正要准备攻打南京。日本国内正在进行总动员，满洲国也要为这神圣的战争作出贡献。你是一个满洲军队的中尉，难道就可以提这样的问题吗？”
我听了一声不响，我知道不仅是我，连哥哥溥仪也是处于这样无权的地位，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二十二 寂寞的伪满宫廷生活
浩来到新京，是不习惯的。不仅是东北气候寒冷，皇宫里那一套三跪九叩的礼节不适应，更主要的是溥仪对她存有戒心，那种冷漠的态度使她忐忑不安。康德四年（1938年）3月1日，即我俩结婚将近一年的时候，关东军强迫溥仪签字通过了《帝位继承法》。
帝位继承法（康德四年3月1日）
第一条 满洲帝国帝位由康德皇帝男系子孙之男子永世继承之。
第二条 帝位传帝长子。
第三条 帝长子不在，传帝长孙，长子及其子孙皆不在，传帝次子及其子孙，以下皆仿此。
第四条 帝子孙之继承帝位，先嫡出；帝庶子孙之继承帝位，以帝嫡子孙皆不在为限。
第五条 帝子孙皆不在，传帝兄弟及其子孙。
............
这是因为浩已怀孕，迫近分娩，如果生个男孩的话，在目前溥仪无嗣的情况下，就可以由一个含有日本血统的孩子来继承皇位，这是溥仪最惧怕也是最感痛苦的事情。对他来说，《帝位继承法》的颁布，有如末日之将临；对我来说，虽然明知这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的事，可也难免暗暗自喜。溥仪对这种政略性的婚姻心存警惕，甚至怀疑浩是日方派在我身边的密探，平时见面时总是坐得远远的，在一桌吃饭时也不吃一口浩制作的饭菜，实在不得已时，只好在我下过筷的地方，勉强夹一口尝尝。倒是浩努力去适应这种陌生的生活，她以为她嫁到爱新觉罗家，就是个中国人了。她要做一个中国人家的好儿媳妇。不过真寂寞呀！在我们家周围有一块一千三百坪的空地，我把地买了下来，自己松土，种了五百棵杏树。这里原来有个杏树林，每到三月杏花盛开的季节，游人常来这里踏青赏花，后来军队把杏树都砍了，我想把它恢复起来，将来就做我和浩散步游玩的地方。
关东军愈来愈粗暴的干涉，也使浩在寂寞的生活中感到气愤。他们不欢迎浩到皇宫中去，认为一个中尉的妻子不应该肆无忌惮地到宫中来。他们强迫满洲国军队像关东军一样地信仰日本祖先天照大神，还修建了奉祭天照大神的庙，名之曰“建国神庙”，胡说这也是满洲国祖先的庙，这样颠倒是非地胡乱指定别人的祖先，硬把日本人的祖先错当作我们的祖先，是溥仪最感痛苦的事。溥仪是信佛的，经常打坐念经，尤其在精神苦闷的时候，他更依靠念佛来祈求平安。吉冈有一天意味深长地对溥仪说：“你是满洲国的皇帝，你信神。我们日本有现成的神道，你为什么不信呀！”意思是你信佛教是信歪门邪道，只有信天照大神才算正经。几天以后，新任的关东军司令官对溥仪说：“满洲国和日本亲密一体，你最近要到日本去，正是日本祭祖的时候，正好把日本的天照大神请过来，也显得日本和满洲一心一德呀！”在日本关东军的压力下，溥仪只好到日本把天照大神请了来。所谓天照大神只是一块镜子、一块玉、一把宝剑三样东西，象征性地代表一种神。请过来后要盖个庙祀奉他。令溥仪伤心的是“建国神庙”盖起来后，他就不能到自己祖先陵墓去敬天崇祖了。他最敬重祖先，常到东陵祭祖，但是现在只能去东陵游览一下，不能祭祀了。
由于强迫中国人信仰日本的祖先，引起了东北人民强烈的不满。我想我留学过日本，两个国家的风俗习惯完全是不同的，不能强迫一个国家的人民去信仰另一个国家的宗教，服从他们的习惯，学不会，还要拳打脚踢。物极必反，这样搞下去，势必要导致“满洲国”的军队去反对日本关东军，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二十三 慧生出生
1938年2月26日，浩在新京市立医院生下了我俩的第一个女儿。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呢？我想了想，给她起名“慧生”，取其“智慧高深”的意思。我还给孩子写了首诗：
卒步三十二，
今兹儿始生。
马蹄身半老，
蜗角愧浮名。
久薄贪嗔障，
偏深父女情。
亲心何处在？
呱尔夜啼声。
从诗里看，可以看出我过三十而立之年始获得这个盼望已久的婴儿。尽管我是御弟，但诗里也流露出自怜身世的意思。我爱我的孩子胜过一切。我那时在宫内的禁卫队上班，一下班我就守着我的女儿，我喜欢她。慧生出生时，很多人都来祝贺。“满洲国”帝室御用挂关东军吉冈大佐也到医院来祝贺，他送给孩子的礼品是一件白色的松鼠皮大衣，听说他给孩子准备了两种绸带，如果是男孩，就用水色绸带；如果是女孩子，就用粉红色的绸带。当他知道浩生的是一个女孩时，把系了粉红色的绸带的礼物扔下就走了。为什么吉冈对我们有一个女孩那样的不感兴趣呢？因为根据《帝位继承法》的规定，我俩有了男孩，就可以由我来继承帝位，以后再由我俩的孩子来继承帝位，以便实现日本帝国主义直接统治满洲的阴谋。现在我们有了一位女儿，这就使得当初一手操办我俩婚事的吉冈大佐大失所望拂袖而去了。我喜欢慧生，还有一个原因，因为这样做，溥仪就可以安于现状不用担心了。我的心情很矛盾，继承帝位似是喜事，但我不忍让溥仪伤心；不继承帝位，对我来说，仍维持现状，但溥仪可以放心了。
溥仪对于慧生的出生非常高兴。也许也是因为她是个女孩，不会让日本人的阴谋得逞而觉得高兴吧！他特别疼爱慧生，因此对浩的看法也有了一些改变。在吃饭的时候，他让慧生夹在他和我之间坐着吃饭，连我的妹妹的孩子们（三格格和五格格的孩子）进宫也不能享受这样的待遇，他们只能到另外一间大屋子去吃饭。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分给慧生的菜夹到慧生的盘子里，慧生不吃。溥仪问她为什么。慧生说她想把这些菜带回家给小姨吃。溥仪被孩子体贴别人的心肠感动了，就告诉孩子说：“你别担心，一会儿我把这些好吃的菜都装进盒子里带回家去。你放心好了，你多吃一点吧！”溥仪对我用一种充满羡慕的眼光说：
“你真是个幸福的人呀！”
众所周知，溥仪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是不幸的。我从他这话里听出了他的痛苦，我的心里也隐隐作痛。
还有一次，慧生穿了件底襟很长的衣服进宫，自己踩着了衣服摔了一跤。溥仪急忙跑过来，抱起慧生，送到浩的身边，对浩说：“不要给孩子穿这么长的衣服，太危险了。”溥仪是多么喜欢慧生呀！
溥仪喜欢音乐，会弹钢琴。慧生4岁时，溥仪就送给她一台钢琴，由当时唱满洲歌出名的岩田寿子先生教练。她学得很不错。后来慧生又学会了拉小提琴。她曾经进宫，由溥仪钢琴伴奏，她拉了《闪闪的星星》等乐曲。慧生的宫中语言学得也很快，她和清朝皇族一样，称父亲为“阿玛”，母亲为“奶奶”，不像一般家庭中的称呼父亲、母亲为“爸爸”、“妈妈”。她最喜欢我，曾经自己编了支歌《阿玛和小慧生》或叫做《小慧生和阿玛》，和我一起即兴唱着。当我们父女俩边唱边玩沉醉在美妙的歌声中时，我真感觉到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昭和17年（1942年），慧生5岁，正值伪“满洲国”建国十周年，高松宫殿下作为天皇的代表，从日本来满洲参加庆典。为了纪念高松宫殿下访问满洲，慧生唱了《恭迎高松宫殿下歌》的歌曲，并且灌了唱片。这张唱片当时在伪满洲蓄音器株式会社的录音室里放过，听起来清脆悦耳。这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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