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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麟[1]谈吴宓对《红楼梦》的研究[2]
高增德
1988年12月，我在访问贺麟先生时，贺老对他谈起了著名学者吴宓研究《红楼梦》的情况。贺老说：“雨僧先生在比较文学方面，可谓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人。他可算得上是早期研究《红楼梦》的著名人物。用的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衡量小说优劣的尺子，还夹杂了不少封建伦理观念。但是，他把《红楼梦》放在世界文学之林中，与‘西国小说’相比，称赞《红楼梦》‘其入人之深，构思之精，行文之妙，即求之西国小说中，亦罕见其匹’，肯定他 ‘宗旨正大’‘范围宽广’‘结构谨严’‘事实繁多’‘情景逼真’‘人物生动’，为中国小说一杰作。”贺老还说，雨僧先生对《红楼梦》之偏爱，之有深湛的研究，在当时师友中都是知道的。他的记性真是惊人，只要你开个头，他便能给你背上一大段，而且一字不错。他是较早主张为《红楼梦》正名的人，认为称《石头记》才妥当。他说原书第一回，借空空道人之口，把纂录成书的经过说得一清二楚。认为“即此便是《石头记》的缘起”。
在讲到吴宓与胡适对于《红楼梦》考证问题的见解时，贺麟先生说：“雨僧先生不完全同意胡适先生的看法，他认为一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就文字技巧而言，一气呵成，应是成于一人之手。当时也有人提到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对比有不能呼应的地方，雨僧先生认为这不过是‘小疵’。一部大著作，都难免有些小毛病。”
吴宓与《红楼梦》[3]
缪钺[4]
1937年夏，“七七”事变，抗战军兴。我与吴先生都先后避难南下。吴先生赴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我则于1938年夏应聘赴浙江大学任教（时校址内迁宜山，1940年初徙遵义）。虽然山川阻隔，但仍时通音问。1944年秋冬间，吴先生应燕京大学之聘（时燕京大学在成都复校），前往成都，路过遵义，住了半个多月。当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文学院长梅光迪先生、中文系主任郭斌龢先生都是吴先生的好友，樽酒流连。颇多乐趣。我亦与吴先生欢聚晤谈，畅叙离怀。浙大请吴先生讲演，吴先生讲“《红楼梦》人物分析”专题，阐发《红楼梦》书中所蕴藏的人生哲理，见解精辟，师生听者兴致甚高，称为山城盛事。
吴先生是研究中西比较文学之先驱者。当1920年，他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发表的《新文化运动》与Old and New in China两篇文章中，首次向国内介绍了“比较文学”这个概念。回国后，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曾开设“中西诗之比较研究”这门课程，为我国培养了第一代比较文学研究的人才。他认为，苟虚心多读中外书籍，深入探索，则知西方文化与我国文化实多互相裨益之处，可以取長补短，开启新途。吴先生最喜读《红楼梦》，掸研深邃。他认为，《红楼梦》不仅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而且是一部阐发人生哲理之书。他研究《红楼梦》，既不同于索隐派，也不同于胡适的考证派，也不同于建国以后的“新红学”。他结合中国文化的传统，运用西方文学理论与哲学思想阐释《红楼梦》。我经常听他讲《红楼梦》，妙绪纷披，发人深省。至于他研究《红楼梦》的专文已发表者甚多。我记得前几年，曾有人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整理出一个“目录”。
泾阳吴宓[5]
李觐高[6]
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质，终陷污泥中。
————《红楼梦》
每当我想起这几句诗，我总会联想起吴雨僧先生。
吴宓，字雨僧，陕西泾阳人，早岁留学美国。写过很多讨论有关文学问题的文章，印行过一大厚册的《吴宓诗集》，是文学家而兼诗人，在国内第一流的大学校连续任教达数十年之久，是学者，又是名教授，这都是大家所熟知的，用不着我再介绍。
但吴先生有他生活的另一方面，就好像人人都有他生活的另一面一样。要了解一个人，这另一面也许更为重要些。我这篇文章，是想试从这另一面写起。
在民国三十一年（1942）过春节后不久，我请吴先生吃晚饭。论年纪，他大我十八九岁；论辈分，论学问，他够作我的老师而有余，高攀说是朋友，原不大合适，不过我跟他有过一段很长的交谊，也是事实。交朋友原也是要门当户对的，既不门当户对，只能算作是有特别缘法了。所以我一提请吃晚饭，他也就很慷慨地答应了。
那天在座的，除开我俩的共同朋友之外，还约了几个仰慕吴先生的同学参加。因为是吃便饭，大家无拘无束，一直谈得很痛快、很投机，也很热烈。吴先生对《红楼梦》之偏爱，之有深湛的研究，在昆明的朋友，是都知道的，我们饭后的话题，很自然地便引到《红楼梦》上去。吴先生的记性，真是惊人，只要你开一个头，他便能滚瓜烂熟地给你背上一大段，而且一字不错。据他的看法，开宗明义，《红楼梦》应先正名为《石头记》，称之为《情僧录》或者《风月宝鉴》，或者《红楼梦》都不正确。他说原书第一回借空空道人之口，把《石头记》纂录成书的经过说得一清二楚，在题“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之前，便肯定地说：“即此便是《石头记》的缘起。”铁案如山，是不容误解的。说到《红楼梦》考证的问题，吴先生并不完全同意胡适之先生的看法，他认为一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就文字技巧上说，一气呵成，应是成于一人之手，像这样的大部头的书，细针密缕，有如一袭天衣，作伪是作不来的。当时也有人提到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不能呼应的地方，例如金陵十二钗正册上王熙凤判词“一从二令三人木”之无有下文，小红之在前八十回极力描写，后四十回里没有交代等等，吴先生认为这都是“小疵”，一部大著作，吹求起来，都难免有些小毛病。
那天一直谈到夜十二点才结束。三十一年，正是抗战吃紧的时候，我疏散在昆明西郊麻园村住家。出了麻园村有一小段火车路通马街子，地方当局为了保护后方交通，沿车站附近布有岗哨。这晚吴先生带着一群朋友回去，经过岗哨的时候，哨兵突然发出了叫喊：“站住！”顺手好像还把手里的枪托敲打了两下，吴先生一马当先，高声回答：“西南联大教授泾阳吴宓。”对吴先生的天真，我们一直想笑，大学教授究竟值几文钱，哨兵恐怕是没法弄明白的，奇怪的是“泾阳吴宓”这张通行证，竟居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效力，这群朋友安然地回到昆明去了。
吴先生在昆明讲学之暇，还组织了一个石社，是个专门研讨《红楼梦》（应正名曰《石头记》）的文学团体。石社的规定，入社的社员，必先缴一篇阅读《石头记》的心得，方能取得入社的资格。如果肯用自传的体裁，把自己比作《石头记》上某一个人，引伸譬解，夹叙夹议，写一篇短文，他最为欣赏。据说后来成绩不太理想，因为男社员多把自己比作薛蟠，自认是爱情场中之假斯文，女社员几乎千篇一律把自己比作念《太上感应篇》的二木头迎春，吴先生一再叹息地说：“社员们之不肯说老实话，是很显而易见的。”
吴先生自己究竟像《石头记》上哪一个人，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有人说他像贾政，因为他做事一向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说一是一，说二是二，而且老是绷着脸，完全一副贾政的面孔，使人一见便生畏敬之心。这里举两个小例证以代说明：一件是吴先生和朋友学生或者任何人有约会，从来不会迟到一分钟，有时他到早了，一定在门外徘徊往返，到他一面举起左手看表，一面去敲门时，不迟不早准是约会的时候。一件是抗战最吃紧的时候，政府号召捐助破铜烂铁，吴先生在房里堆了几十个鞋油盒子，说是要捐献给政府。他之规行矩步而具有书呆子气，这些地方，和贾政是有些相像。不过更多的人把他看作是怡红公子的化身，他的钟情于海伦女士，现在五十开外的平津京沪来的朋友们，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自海伦为海上某钜公量珠聘去，雨僧发誓不再娶妻，始终信守不渝。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他从此就绝情于“水做的”了。他在昆明见了年轻朋友，就劝他们追女孩子，他自己仍然有两个相当要好的女朋友。飘零商店的女诗人，便是其中一个。不过吴先生总认为一颗心已送给海伦，跟别个女子只能结个来生之缘，照他的说法，是“今生已矣”。说实话，海伦出嫁后，雨僧无论在心境上，在外表上，实已变成槁木死灰，以雨僧比宝玉，也不能说全没有道理。
不过雨僧自己则是偏爱孤芳自赏的槛外人妙玉。《红楼梦》第五回《警幻仙曲演红楼梦》有一段是叙妙玉的，兹抄录如下：
〔世难容〕气质美如兰，才华馥比仙。天生成孤癖人皆罕。你道是啖肉食腥膻，视绮罗俗厌；却不知好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可叹这，青灯古殿人将老；孤负了，红粉朱楼春色阑！到头来，依旧是风尘肮脏违心愿；好一似，无瑕白玉遭泥陷；又何须，王孙公子叹无缘？
他套用《世难容》的原句来描叙自己，仅仅把上引原文改易数字，“你道是啖肉食腥膻”改成“你道是唯物史观腥膻”，“视绮罗俗厌”改成“白话文俗厌”，“青灯古殿”“红粉朱楼”，改为“清华园”等字样，“王孙公子”四个字怎样改的，实在记不起了。[7]
吴先生日常生活之寂寞孤高，细味起来，实亦颇同于栊翠庵里的妙姑。有人说“气质美如兰，才华馥比仙”，吴先生引以自比[8]， 似乎夸张了些，好在文章是允许有夸大一格的，倒也不必细细推求。
论吴宓对《石头记》研究的贡献[9]
杨周翰[10]
关于吴先生学术上的成就，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从比较文学方面说，吴先生不失为一位有意识的拓荒者。关于吴先生这方面的成就，有人已做了初步的总结（参看《中国比较文学年鉴1986》），我听说也有人正在做更全面深入的研究。我只想就吴先生对《石头记》研究的贡献略说几句。他对这部小说的研究，今天看来，也还是很有启发的。
吴先生可以说是国内最早比较有系统地用西方文学理论，用中西小说比较的方法来研究《石头记》的学者之一。从变法维新到“五四”运动，西方观念涌入中华，对小说有了一些新看法，但就《石头记》而言，似乎仍停留在一般欣赏、批点或考证索隐的阶段。与吴先生差不多年代的王国维主要是用西方哲学美学观点来阐释这部小说的；而吴先生则是从文学观点阐释，更能说明一些文学特点。同样把这部小说看成是悲剧，王国维是从叔本华的哲学出发，认为悲剧是“示人生最大之不幸”，这种不幸是“人生之所固有”，但“又示解脱之不可已”，他认为这是“美学上最终之目的”；吴先生则用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人物的理论来解释宝玉。他说：
亚里士多德……谓悲剧中之主人（Tragic Hero），不必其才德甚为卓越，其遭祸也，非由罪恶，而由一时之错误，或天性中之缺陷；又其人必生贵家，席丰履厚，而有声于时云云。宝玉正合此资格。（《红楼梦新谈》）
吴先生这种做法是否显得生硬，可以讨论，但在当时不能不说是开辟了一个新视角。
吴先生对宝玉的全面分析则是颇具特色的。他说：
宝玉乃一诗人也。凡诗人率皆（一）富于想象力（imagination），（二）感情深挚，（三）而其察人阅世，以美术上之道理为准则。（《红楼梦新谈》）
换言之，就是用浪漫派的文艺观来解释宝玉的性格，确实可以阐发出宝玉性格的一些特点。宝玉有用情专的一面，也有用情滥的一面。吴先生着重分析了后面这一点。他引浪漫派作家雪莱、卢梭为例，以说明“用情之滥，如旋风车，如走马灯，实由为想象力所拖引”。同样，宝玉也是“得陇望蜀，心情不专”。这种性格还表现在像卢梭和18世纪英国小说家理查生那样富于同情。“无时无地，不用其情”。此外，“宝玉一生，惟以美术上之道理，为察人阅世之准则”，不硁硁于真伪、善恶。
把宝玉看成诗人，富于想象，由此而变成一个泛爱论者，他只追求美，不求真与善，确实把宝玉性格特征如画龙点睛点出来了。评点派虽可能也点到过，但从中西比较角度托出此点，则是前所未有的。
吴先生还把卢梭的所谓“二我”说，也就是心理学上的“双重人格”应用到曹雪芹身上。他说甄贾宝玉“皆《石头记》作者化身”。这种解释也就是脂评和后来的自传说的解释，但从心理学的“双重人格”理论来解释甄贾宝玉在当时也是很新颖的。
此外，吴先生还把《石头记》和西方小说的内容容量作比较，认为无论乔治·摩尔、德莱塞、左拉、巴尔扎克，“以及托尔斯泰”都是“仅着眼于一点，所叙无非此事。或专写婚姻之不美满，或专言男女情欲之不可遏抑，或专述工人之生活，或专记流氓之得志”，而《石头记》“观察世事，无所蔽而不陷一偏，使轻重小大，各如其分，权衡至当，褒贬咸宜。《石头记》之特长，正即在此”。通过这一比较，他得出结论：“其入人之深，构思之精，行文之妙，即求之西国小说中，亦罕见其匹。”“若以西国文学之格律衡《石头记》，处处合拍，且尚觉佳胜。”（《红楼梦新谈》）这一点当然值得辩论，因为像托尔斯泰的小说，尤其是《战争与和平》，不能说内容不丰富，入人不深，但大体上说，吴先生的观察是成立的。
吴先生还认为《石头记》不像西方小说或某些中国小说，作者插入连篇累牍的议论，不像西方小说做过多过细的心理描述，或做专门的背景描绘。他说：《石头记》“芜词空论，删除净尽。描绘人物，均于其言谈举止，喜怒哀乐之形于外者见之”。关于作者的插话、心理描写或场景的描写，在小说中有其作用，也是小说技巧的一种进步，吴先生出于个人的美学标准，似乎把这些看作不甚可取，但不经过这样的对比，不把西方小说这些技巧作为衬托，《石头记》的特色也很难显出。他指出《石头记》中描写景物，如大观园之布置，不像巴尔扎克或狄更斯描写景物之专列章节，而是在宝玉题对额时烘托出来。又如“叙怡红院中之陈设，则兼写刘老老之醉态”（《红楼梦新谈》）等等。这些巧妙的技巧，评点派可能已点到过，但经过和西方小说的比较，这些特点就更加突出了。
《石头记》的这些特点，今天看来似乎并不稀奇了，有些甚至在当时也有人看出。对吴先生的某些看法也可能有争议，或被认为是个人欣赏趣味，甚至“迂阔”。但是如果不做中外比较，《石头记》的特色很难更有说服力地突出出来，甚至根本显露不出来。从历史的眼光看，早在20年代开始，吴先生有意识的比较研究应该说是给人们打开了新眼界的。
记吴宓与西南联大的石社活动[11]
关懿娴[12]
我于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翌年修读吴先生的《欧洲文学史》才开始跟他有接触。
除了《欧洲文学史》，我还选修过吴先生的《世界文学名著》和《文学与人生》的课程。后来曾想过请他指导我做有关《红楼梦》与某部西洋文学名著的比较研究的毕业论文，终因自己力所不及而没有做成，但却为他组织了若干次《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会。当时曾吸引过不少外系的同学甚至老师，其中哲学系沈有鼎老师每课必到，总是带着个鼓鼓囊囊的皮箱子。他原也是吴先生的弟子，求知欲很盛，真正地兼收并蓄。他曾对曹雪芹反映在《红楼梦》中的佛家思想有自己的见解，吴先生最爱点名叫他发言。某次，吴先生一定要他把说过的要点写在黑板上，沈老师携着皮箱子向讲台走去。吴先生大喝一声问道：“你这箱子藏的是什么？是法币吗？干吗要随身带着？”吓得沈老师连忙回转身把箱子放回他原来的座位，弄得我们哄堂大笑。对《红楼梦》的评价，吴先生非常赞同国学大师刘文典的看法：《红楼梦》是古今中外第一部小说。想来只有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刘、吴两位大学问家才敢于下这一断语，也才能下这样的断语。吴先生又曾针对胡适所主张的作者自传说，提出他的不同看法。他认为贾宝玉不等于曹雪芹：贾宝玉身上固然有曹雪芹的思想痕迹和人生经历，但还必有这位大手笔的丰富的想象和创造，同时还集中了其他人的模型。这一论证与当代红学界公认的研究成果是相吻合的，而吴先生的主张在40年代初期便提出来了。对于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吴先生一贯的主导思想是文学来源于人生，它反映人生而不是抄袭人生。对这一论断，吴先生是能随口说出中西文学史中的许多事例的。由于吴先生中外古今文学方面的知识极其丰富渊博，加以好学不倦、博闻强记，他本人就像一部专为人们提供咨询的文学百科全书。
吴宓先生：行真守礼[13]
周汝昌
吴宓先生亦平生所拜识的文学巨匠名流，近知先生之日记皆经编整出版，因得重温其中所记涉及我与先生学谊交往的若干片段，恍如隔世。但发现刊印本并非全帙，已遭佚损，颇有残缺。因嘱女儿检搜敝箧劫后幸存的旧信札及诗稿，竟然获有劫余焚剩，不禁喜出望外。因补记于此，诚所谓吉光片羽，莫非至宝。
1952年我到华西大学任教后不久，“思想改造”运动即雷厉风行地展开了，紧跟着是高等院校大调整。我是华大唯一一个留在成都的外文教师，归入四川大学，而良友燕园旧同窗凌道新却被“遣发”到重庆北碚西南师院去了。他因在彼校，遂与吴宓先生过从渐密。凌道新的七律诗作得极好，而且英文造诣也高，这无疑是吴先生在彼难得遇到的有“共同语言”的英年才彦。道新兄常常于信中向我展示吴先生为他改定的诗句，于是我有了借吴先生诗集一阅的想法。通过道新兄转达，诗集很快寄来了，我马上写了一首诗向吴先生致谢：
吴雨老赐假其集报以一律
一生倾力诗人事，
老笔精诚合耀芒。
珠玉有时如土弃，
嬛嫏无复植芸藏。
枯槐谈艺欣敷叶钱默存，
碧柳培才惜著行吴芳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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