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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逃难
中日战争爆发以后，原来集中在沿海省份的大学纷纷迁往内地，除了我前面[1]提到过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之外，接近战区以及可能受战争影响的高等学府都逐渐向内地迁移。到抗战快结束时，在内地重建的大学和独立学院，数目当在二十所左右，学生总数约一万六千人。
这些学府四散在内地各省。有的借用庙宇祠堂，有的则借用当地学校的一部分校舍上课。公共建筑找不到时，有的学校就租用私人宅院，也有些学校临时搭了茅棚土屋。所有学校都已尽可能带出来一部分图书仪器，数量当然很有限，然而就是这一点点简陋的设备也经常受到敌机故意而无情的轰炸。
许多学生是从沦陷区来的，父母对他们的接济自然断绝了；有些学生甚至与战区里的家庭完全音信不通。有些在沦陷区的家长，虽然明知子弟在内地读书，遇到敌伪人员查问时，宁愿把儿子报成死亡，以免招致无谓的麻烦。后来由政府拨了大笔经费来照顾这些无依无靠的学生。
因为日本侵略是从华北开始的，所以最先受到影响的大学自然是在平津区的学校。平津区陷敌以后，许多教员和学生知道在侵略者的刺刀下绝无精神自由的希望，结果纷纷追随他们的学校向南或其他地方转进。当时政府尚在南京，看到这种情形，便下令在后方成立两个联合大学，一个在长沙，另一个在西北的西安。西北联大包含过去的两个国立大学和两个独立学院。它后来从西安迁到汉中，因为校舍分散，结果多少又恢复了原来各单位的传统。
战事蔓延其他各地以后，原来还能留在原地上课的大学也步我们的后尘内迁了。结果国立中央大学从南京搬到战时首都重庆，浙江大学从杭州搬到贵州，中山大学从广州搬到云南。
我想详细地叙述一下长沙临时大学的情形，它是怎么联合起来的，后来又如何从长沙迁移到昆明。这故事也许可以说明一般大学播迁的情形。
我在前面已谈到，长沙临时大学是原在北平和天津的三所大学奉教育部之命联合而成的。这三所大学就是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三所大学的校长成立校务委员会，教职员全部转到临时大学。1937年11月1日在长沙复课，注册学生有从原来三个大学来的约一千二百五十人，以及从其他大学转来的二百二十名借读生。虽然设备简陋，学校还差强人意，师生精神极佳。图书馆图书虽然有限，阅览室却经常座无虚席。但是民国二十七年[2]初，也就是南京失陷以后，情形可不同了。日本飞机把长沙作为轰炸目标之一，在长沙久留是很危险的，结果临时大学在第一学期结束后，经政府核准于二十七年二月底向西南迁往昆明。
从长沙西迁昆明是分为两批进行的，一批包括三百左右男生和少数教授，他们组织了一个徒步旅行团，从湖南长沙穿越多山的贵州省一直步行到云南的昆明。全程三千五百公里，约合一千一百六十哩[3]，耗时两月零十天；另外一批约有八百人，从长沙搭被炸得疮痍满目的粤汉路火车到广州，由广州坐船到香港，再由香港转到海防[4]，然后又从海防搭滇越铁路到达昆明。他们由火车转轮船，再由轮船转火车，全程约耗十至十四天，视候车候船的时日长短而有不同。另有三百五十名以上的学生则留在长沙，参加了各种战时机构。
搬到昆明以后，“长沙临时大学”即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联大”。因为在昆明不能立即找到合适的房子容纳这许多新客，联大当局决定把文学院和法商学院设在云南第二大城蒙自。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初联大开课时，四个学院的学生总数在一千三百人左右。同年九月间，文学院和法商学院由蒙自迁回昆明，因为当地各中学均已迁往乡间，原有校舍可以出租，房间问题已不如过去那么严重。这时适值联大奉教育部之令成立师范学院，真是“双喜临门”。五院二十六系的学生人数也增至两千人。
二十八年[5]九月间，联大规模再度扩充，学生人数已达三千人。联大过去十个月来新建造的百幢茅屋刚好容纳新增的学生。抗战结束时，我们共有五百左右的教授、助教和职员以及三千学生。多数学生是从沦陷区来的。他们往往不止穿越一道火线才能到达自由区，途中受尽艰难险阻，有的甚至在到达大后方以前就丧失了性命。
我的儿子原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战事发生后他也赶到昆明来跟我一起住。他在途中就曾遭遇到好几次意外。有一次，他和一群朋友坐一条小船，企图在黑夜中偷渡一座由敌人把守的桥梁，结果被敌人发现而遭射击。另一次，一群走在他们前头的学生被敌人发现，其中一人被捕，日人还砍了他的头悬挂树上示众。
我有一位朋友的儿子从北平逃到昆明，在华北曾数度穿越敌人火线，好几次都受到敌人射击。他常常一整天吃不到一点东西，晚上还得在夜色掩护下赶好几里路。他和他的兄弟一道离开北平，但是他的兄弟却被车站上的日本卫兵抓走送到集中营去了，因为他身上被搜出了学生身份的证件。他们是化装商店学徒出走的，但是真正的身份被查出以后，就会遭遇严重的处罚。
据说北大文学院的地下室已经变为恐怖的地牢。我无法证实这些传说，不过后来我碰到一位老学生，他在设法逃出北平到达大后方以前，曾经被捕坐了两年牢。据他说，他曾被送到北大文学院地下室去受“招待”。那简直是活地狱。敌人把冷水灌到他鼻子里，终至使他晕过去。他醒过来时，日本宪兵上村告诉他，北大应该对这场使日本蒙受重大损害的战争负责，所以他理应吃到这种苦头。上村怒不可遏地说：“没有什么客气的，犯什么罪就该受什么惩罚！”他曾经连续三天受到这种“招待”，每次都被灌得死去活来。他在那个地牢里还看到过其他的酷刑，残酷的程度简直不忍形诸笔墨。女孩子的尖叫和男孩子的呻吟，已使中国历史最久的学府变为撒旦统治的地狱了。
留在北平的学生在敌人的酷刑下呻吟呼号，在昆明上课的联大则受到敌机的无情轰炸。轰炸行为显然是故意的，因为联大的校址在城外，而且附近根本没有军事目标。校内许多建筑都被炸毁了，其中包括总图书馆的书库和若干科学实验室。联大的校舍约有三分之一被炸毁，必须尽快再建。但是敌机的轰炸并没有影响学生的求学精神，他们都能在艰苦的环境下刻苦用功，虽然食物粗劣，生活环境也简陋不堪。
学术机构从沿海迁到内地，对中国内地的未来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大群知识分子来到内地各城市以后，对内地人民的观念思想自然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另一方面，一向生活在沿海的教员和学生，对国家的了解原来只限于居住的地域，现在也有机会亲自接触内地的实际情况，使他们对幅员辽阔的整个国家的情形有了较真切的了解。
大学迁移内地，加上公私营工业和熟练工人、工程师、专家和经理人员的内移，的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战后的一段时期里，西方影响一向无法到达的内地省份，经过这一次民族的大迁徙，未来开发的机会已远较以前为佳。
战时之昆明
北大等校内迁以后，我也随着迁居滇缅路的终点昆明。珍珠港事变爆发以前，我曾一度去过缅甸，并曾数度赴法属印度支那[6]及香港。当时以上数地与昆明之间均有飞机可通。法国对德投降以后，日本不战而下法属印度支那，因此我们就筑了滇缅路与仰光衔接。珍珠港事变以后，缅甸亦陷敌手，我国与法属印度支那的海防以及缅甸的仰光，陆上交通均告断绝，昆明亦陷于孤立状态。租借法案下运华的军火，只好由空运飞越隔绝中印两国的喜马拉雅山的“驼峰”，才免于中断。
抗战期间，我曾数度坐飞机去重庆，也曾一度去过四川省会成都。重庆是战时的首都，位于嘉陵江与长江汇合之处。嘉陵江在北，长江在南，重庆就建在两江合抱的狭长山地上，看起来很像一个半岛。房子多半是依山势高下而建的，同时利用屋后或屋基下的花岗岩山地挖出防空洞，躲避空袭。日本飞机经年累月、日以继夜地滥炸这个毫无抵抗力的山城，但是重庆却始终屹立无恙。成千累万的房屋被烧毁又重建起来，但是生命损失却不算太大。敌人企图以轰炸压迫战时政府迁出重庆，但是“陪都”却像金字塔样始终雄踞扬子江头，它曾经受过千百年的磨炼考验，自然也能再经千百年的考验。重庆可以充分代表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坚忍卓绝的精神。
重庆之西约半小时航程处是平坦的成都市。成都和北平差不多一样广大，街道宽阔，整个气氛也和故都北平相似。成都西北的灌县[7]有两千年前建设的水利系统，至今灌溉着成都平原百万亩以上的肥沃土地。严重的水灾或旱灾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这块广大丰饶的平原使四川成为“天府之国”，使重庆人民以及驻防省境和附近地区的军队，粮食得以供应无缺。
学校初迁昆明之时，我们原以为可经法属印度支那从欧美输入书籍和科学仪器，但是广州失陷以后，军火供应的干线被切断，军火都改经滇越线运入。滇越铁路军运频繁，非军用品根本无法挤上火车。我们运到越南的图书仪器，只有极少一部分获准载运入滇。
这时候，长江沿岸城市已相继陷入敌手，日军溯江直达宜昌，离长江三峡只是咫尺之遥。最后三峡天险也无法阻遏敌人的侵略狂潮而遭到铁骑的蹂躏。
每当战局逆转，昆明也必同时受到灾殃。影响人民日常生活最大的莫过于物价的不断上涨。抗战第二年我们初到昆明时，米才卖法币六块钱一担（约八十公斤），后来一担米慢慢涨到四十元。当时我们的一位经济学教授预言几个月之内必定会涨到七十元。大家都笑他胡说八道，但是后来一担米却真的涨到七十元。法属安南投降和缅甸失陷都严重地影响了物价。
物价初次显著上涨，发生在敌机首次轰炸昆明以后，乡下人不敢进城，菜场中的蔬菜和鱼肉随之减少。店家担心存货的安全，于是提高价格以图弥补可能的损失。若干洋货的禁止进口，也影响了同类货物以及有连带关系的土货的价格。煤油禁止进口以后，菜油的价格也随之提高。菜油涨价，猪油也跟着上涨。猪油一涨，猪肉就急起直追。一样东西涨了，别的东西也跟着涨。物价不断上涨，自然而然就出现了许多囤积居奇的商人。囤积的结果，物价问题也变得愈加严重。钟摆的一边荡得愈高，运动量使另一边也摆得更高。
控制物价本来应该从战事刚开始时做起，等到物价已成脱缰野马之后，再来管制就太晚了。一位英国朋友告诉我，英国农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经大发其财，但是第二次大战一开始，农产品就马上受到管制了。这次战争在中国还是第一次大规模的现代战争，所以她对这类问题尚无经验足资借鉴。
昆明的气候非常理想，它位于半热带，海拔约六千呎[8]，整个城有点像避暑胜地。但是因为它的面积大，居民并不认为它是避暑胜地。昆明四季如春，夏季多雨，阵雨刚好冲散夏日的炎暑；其他季节多半有温煦的阳光照耀着农作密茂的田野。
在这样的气候之下，自然是花卉遍地，瓜果满园。甜瓜、茄子和香橼都大得出奇。老百姓不必怎么辛勤工作，就可以谋生糊口，因此他们的生活非常悠闲自得。初从沿海省份来的人，常常会为当地居民慢吞吞的样子而生气，但是这些生客不久之后也就被悠闲的风气同化了。
昆明人对于从沿海省份涌到的千万难民感到相当头痛。许多人带了大笔钱来，而且挥霍无度，本地人都说物价就是这批人抬高的，昆明城内到处是从沿海来的摩登小姐和衣饰入时的仕女。入夜以后他们在昆明街头与本地人一齐熙来攘往，相互摩肩接踵而过。房租迅速上涨，旅馆到处客满，新建筑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被飞机炸毁的旧房子，迅速修复，但是新建的房子究竟还是赶不上人口增加的速度。
八年抗战[9]，昆明已变得面目全非。昔日宁静的昆明城，现已满街是卡车司机，发国难财的商人，以及营造商、工程师和制造厂商。军火卡车在城郊穿梭往返。
自然环境和名胜古迹却依然如昔。昆明湖的湖水仍像过去一样平滑如镜，依旧静静地流入长江，随着江水奔腾两千哩而入黄海。鱼儿和鹅鸭仍像往昔一样遨游在湖中。古木围绕的古寺雄踞山头，俯瞰着微波荡漾的辽阔湖面。和尚还是像几百年前的僧人一样念经诵佛。
遥望天边水际，我常常会想入非非：如果把一封信封在瓶子里投入湖中，它会不会随湖水流入长江，顺流经过重庆、宜昌、汉口、九江、安庆、南京而漂到吴淞江口呢？说不定还会有渔人捡起藏着信件的瓶子而转到浙江我的故乡呢！自然，这只是远适异地的思乡客的一种梦想而已。
纵横的沟渠把湖水引导到附近田野，灌溉了千万亩肥沃的土地。沟渠两旁是平行的堤岸，宽可纵马骋驰；我们可以悠闲地放马畅游，沿着漫长的堤防跑进松香扑鼻的树林，穿越苍翠欲滴的田野。
城里有一座石碑，立碑处据说是明朝最后的一位流亡皇帝被缢身死的故址。石碑立在山坡上，似乎无限哀怨地凝视着路过的行人。这可怜的皇帝曾经逃到缅甸，结果却被叛将吴三桂劫持押回中国。吴三桂原来奉命防守长城抗御清兵，据传说他是为了从闯王李自成手中援救陈圆圆，终于倒戈降清。他为了镇压西南的反抗被派到云南，已经成为阶下囚的永历帝被带到他的面前受审。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没有？”据说吴三桂这样问。
“没有，”明代的末朝皇帝回答说，“唯一我想知道的事是你为什么背叛我的祖上？你受明室的恩泽不能不算深厚吧？”
吴三桂闻言之下，真是心惊胆战，他马上下令绞死这位皇帝。后人在那里立了纪念碑，上刻：“明永历帝殉国处”。
离城约十公里处有个黑龙潭。春天里，澄澈的潭水从潭底徐徐渗出，流入小溪浅涧。黑龙潭周围还有许多古寺和长满青苔的大树。明朝末年曾有一位学者和他的家人住在这里。崇祯帝殉国和明朝灭亡的消息传来以后，他就投身潭中自杀了。他的家属和仆人也都跟着跳入潭中，全家人都以身殉国，后来一齐葬在黑龙潭岸旁。西洋人是很难理解这件事的，但是根据中国的哲学，如果你别无办法拯救国家，那么避免良心谴责的唯一方法就是以死殉国。抗战期间，中国军人以血肉之躯抵抗敌人的弹雨火海，视死如归；他们的精神武装就是这种人生哲学。
这个多少依年份先后记述的故事到此暂告段落。后面将讨论中国文化上的若干问题，包括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同时我们将讨论若干始终未能解决的全国性问题，这些问题在未来的年月里也将继续存在。
从1842年香港割让到1941年珍珠港事变，恰恰是一世纪。《西潮》所讲的故事，主要就是这一段时期内的事情。英国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南方的门户，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和洋货，但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思想和科学的种子，终于转变了中国人对人生和宇宙的看法。中国曾经抵抗、挣扎，但是最后还是吸收了西方文化，与一千几百年前吸收印度文化的过程如出一辙。……[10]
中国所走的路途相当迂回，正像曲折的长江，但是她前进的方向却始终未变，正像向东奔流的长江，虽然中途迂回曲折，但是终于经历两千多哩流入黄海。它日以继夜，经年累月地向东奔流，在未来的无穷岁月中也将同样地奔腾前进。不屈不挠的长江就是中国生活和文化的象征。
敌机轰炸中谈中国文化（节选）
东方与西方不同，因为它们的文化不同。但是你仍旧可以找出东西文化之间的相似之点。无论两种文化如何相似，不可能完全相同，每一文化的特点也必有异于他种文化。就西方而论，不同的文化特征使德国人异于英国人，同时也使法国人不同于荷兰人。但是他们之间仍有共通的特征，这些特征使西方国家在文化上结为一体，泛称“西方文化”。这些特征又使他们与东方各国显出不同。因此，文化上的异同，不应该由表面上的类似之点来判断，而应该由个别的基本特征来论定。
在这一篇里，我们将从三方面来讨论中国文化的特征：（一）中国文化之吸收力。（二）道德与理智。（三）中国人的人情。
（一）中国文化之吸收力
大约五十年前，当我还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外国人和前进的中国人都常常说，中国很像一块绝少吸收能力，甚至毫无吸收能力的岩石，那也就是说中国文化已经停滞不前，而且成为化石，因此中国已经变得无可救药地保守。她一直我行我素，谁也不能使这位“支那人”改变分毫。
这种说法表面上似乎言之成理，但是结果却证明完全错误。从五口通商开始，至1894年中日战争为止，中国似乎一直在抗拒西方影响。但是在以前的几百年内，她曾经吸收了许多先后侵入她生活之中的外来东西。
在音乐方面，现在所谓的“国乐”，实际上多半是用起源于外国的乐器来弹奏的。胡琴、笛和七弦琴，都是几百年前从土耳其斯坦[11]传入的。我们现在仍旧保留着中国的古琴，但是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欣赏，至于能弹古琴的人就更少了。
从外国介绍到中国的食品更不计其数：西瓜、黄瓜、葡萄和胡椒是好几百年前传入中国的；甘薯、落花生、玉蜀黍则是最近几百年传入的；在最近的几十年中，洋山芋、番茄、花菜、白菜和堇菜也传入中国了。[12]切成小块，用酱油红烧的西方牛排，也已经变为一道中国菜。锅巴虾仁加番茄汁更是一种新花样。中菜筵席有时也要加上冰淇淋、咖啡和金山橙子。柑橘原是中国的土产，后来出洋赴美，在加利福尼亚经过园艺试验家褒朋克改良后，带着新的头衔又回到了本乡，与中国留学生从美国大学带着硕士、博士的头衔学成归国的情形差不多。中国柑橘还在很久很久以前传到德国，想不到柑橘到了德国却变成了苹果，因为德国人把柑橘叫作“中国苹果”。
凡是值得吸收的精神食粮或知识养分，不论来自何方，中国总是随时准备欢迎的。明朝时，耶稣会教士把天文、数学和圣经传到中国。大学士徐光启，不但从他们学习天算，而且还信仰了天主，把他在上海徐家汇的住宅作为天主教活动中心。我们从耶稣会教士学到西方的天文学，有些人因此而成为天主教徒。五口通商以后，徐家汇天文台一直是沿海航行的指针。
明末清初有位学者黄梨洲，他非常佩服耶稣会教士传入的天文学。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有许多学问因自己没有好好地保存，所以有不少已经流到外国去了。他有一次告诉一位朋友说：“就天文学而论，我们与西方学者比起来，实在幼稚得很。”可见中国学者是如何虚怀若谷！
事实上正因为她有伟大的吸收能力，中国才能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历经沧桑而屹立不坠。世界上没有任何文化能够不随时吸收外国因素而可维系不坠。我想这是不必历史家来证明的。西方各国文化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和相互影响，彰彰在人耳目，无庸争辩。但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间的相互作用却比较不太明显。剑桥大学的尼邓教授曾经告诉我，火药的膨胀性导致蒸汽机的发明，而儒家的性善学说则影响了法国大光明时代学派的思想。许多东西曾经悄无声息地从东方流传到西方。至于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我想还是让西洋人自己来告诉我们吧。
但是我们除了音乐、食物之类以外，并没有经由西面和北面陆上边界吸收其他的东西。这些区域里的民族，所能提供的精神食粮事实上很少，因此我们转而求诸印度。在艺术方面，我国的绘画和建筑都有佛教的影响，佛教思想在中国哲学方面更占着重要的地位，佛教经典甚至影响了中国文学的风格和辞藻。
在耶稣会教士到达中国之前好几百年，中国人已经吸收了佛教的道德观念，但是对佛教的超世哲学却未加理睬。佛教传入中国虽已有千百年的历史，而且千千万万的佛教寺庙也占据着城市和山区的最好位置，但是佛教的基本哲学和宗教在中国人的思想里仍然是陌生的。学者们对佛教保持友善或容忍的态度，一般老百姓把它当作中国的诸多宗教之一来崇拜。但是它始终还是外国的东西。在重实用的中国人看起来，佛教的超知识主义并无可用。超知识主义所以能在中国存在，是因为它含有道德教训，同时遇到苦难的时候，可以作精神上的避风港。中国人只想把外国因素吸收进来充实自己的思想体系，但是他们绝不肯放弃自己的思想体系而完全向外国投降。
中国人凭借容忍的美德，对于无法吸收的任何思想体系都有巧妙的应付办法。他们先吸收一部分，让余留的部分与本国产物和平共存。因此亿万人口中的一部分就接纳了外国的思想文化，成为佛教徒、回教[13]徒，或基督教徒，大家和睦相处，互不干扰。
中国历史上最有趣味的两件事，一件是关于道家思想的。我们把它劈成两半。一半为老庄哲学，以此立身，为任自然而无为；以此治国为无为而治。另一半成为道教，起于东汉张道陵之五斗米道。流入特殊社会而成帮会，两千年来，揭竿而起，改朝换代，都是与帮会有关系的。流入通俗社会则成道教。既拜神也拜佛，台湾之“拜拜”即此。通俗所迷信之阎罗王，本为印度婆罗门教冥府之司狱吏，由佛教于无意中传来中国而入了道教。至轮回之说，入了道教而亦忘其来源矣。
第二件是把佛教也劈成两半。宗教部分入了道教，哲学部分则合道家而入了儒家。老子之无为主义，凑合了佛家之无为主义，使佛学在中国思想系统里生了根。故宋儒常把老佛并称。
自宋以来之儒家，可以说没有不涉猎道家哲学与佛学的。儒家之洒脱思想，实因受其影响而来。
中国之学人，以儒立身，以道处世，近年以来加上了一项以科学处事。美国本年6月份《幸福》杂志，以幽默的口气，谓台湾有人对美国人说，台湾的建设靠三子：一孔子，二老子，三鬼子。问什么叫鬼子，则笑谓洋鬼。
现在让我们再回头看一看过去五十年间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情形。在衣着方面过去三十年间西化的趋势最为显著。呢帽和草帽已经取代旧式的帽子和头巾。昔日电影中所看到的辫子已失去了踪迹。女人都已烫了头发，短裙、丝袜和尼龙袜已使中国妇女有机会显示她们的玉腿。女人的足更已经历一次重大的革命，西式鞋子使她们放弃了几千年来的缠足恶习，结果使她们的健康大为改善。健康的母亲生育健康的子女，天足运动对于下一代的影响至为明显。现代的儿童不但比从前的儿童健康，而且远较活泼，不但行动比较迅速，心智也远较敏锐。
在社交方面，男女可以自由交际，与过去授受不亲的习俗适成强烈的对照。民法中规定，婚姻不必再由父母安排；青年男女成年以后，有权自行选择对象。男女同校已经成为通例，男女分校倒成了例外。
在住的方面，一向左右屋基选择的风水迷信已经渐为现代的建筑理论所替代。在若干实例中，古代的艺术风格固然因其华丽或雄伟而保留了下来，但是大家首先考虑的还是阳光、空气、便利、舒适、卫生等要件。现代房屋已经装置抽水马桶、洋瓷浴盆和暖气设备。硬背椅子和硬板床已经渐为沙发及弹簧床垫所取代。
中国菜肴花样繁多，因为我们随时愿意吸收外国成分。西菜比较简单，我想主要是因为不大愿意采用外国材料的缘故。不错，茶是好几世纪以前从中国传入欧洲的。香料也是由东方传去。哥伦布就是为了找寻到印度的通商捷径而无意中发现新大陆的。有人告诉我，渥斯特郡辣酱油[14]也是从中国酱油发展而来的。但是除此以外，西菜始终很少受东方的影响。美国的“杂碎”店固然数以万计，而且美国人也很喜欢“杂碎”，但是除此以外，他们就很少知道别的中国菜了。
中国却一直不断地在吸收外国东西，有时候经过审慎选择，有时候则不分皂白，乱学一气————不但食物方面如此，就是衣着、建筑、思想、风俗习惯等等也是如此。吸收的过程多半是不自觉的，很像一棵树通过树根从土壤吸收养分。吸收养分是成长中树木的本能，否则它就不会再长大。
中国由新疆输入外国文化并加吸收的过程很缓慢，千余年来只点点滴滴地传入了少许外国东西。因此她是逐步接受这些东西的，有时间慢慢加以消化，大体上这是一种不自觉的过程，因此并未改变中国文化的主流，很像磁石吸收铁屑。铁屑聚集在磁石上，但是磁石的位置并未改变。
由华东沿海输入的西方文化，却是如潮涌至，奔腾澎湃，声势慑人；而且是在短短五十年之内涌到的。西方文化在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正是盛极一时，要想吸收这种文化，真像一顿饭要吃下好几天的食物。如果说中国还不至于胀得胃痛难熬，至少已有点感觉不舒服。因此中国一度非常讨厌西方文化，她惧怕它，诅咒它，甚至踢翻饭桌，懊丧万分地离席而去，结果发现饭菜仍从四面八方向她塞过来。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反感，正像一个人吃得过饱而闹胃痛以后对食物的反感。1898年的康梁维新运动，只是吃得过量的毛病；1900年的“义和团之乱”，则是一次严重而复杂的消化不良症，结果中国硬被拖上手术台，由西医来开刀，这些西医就是八国联军。这次医药费相当可观，共计四亿五千万两银子，而且她几乎在这次手术中丧命。
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事实上也不过是说：健全的胃比它所接受的食物对健康更重要。因此中国很想稳步前进，不敢放步飞奔。但是西方文化的潮流却不肯等她。西潮冲激着她的东海岸，泛滥了富庶的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并且很快弥漫到黄河流域。虽然她最近闹了一场严重的胃病，她也不得不再吃一点比较重要的食物。
到了1902年，胃口最佳的学生已为时代精神所沾染，革命成为新生的一代的口头禅。他们革命的对象包括教育上的、政治上的、道德上的，以及知识上的各种传统观念和制度，过去遗留下来的一切，在这班青年人看起来不过是旧日文化的骸骨，毫无值得迷恋之处。他们如饥如渴地追求西方观念，想借此抵消传统的各种影响。
五口通商后不久，中国即已建立兵工厂、码头、机器厂和外语学校，翻译了基本科学的书籍，而且派学生留学美国。因为她在抵抗西方列强的保卫战中屡遭败北，于是决定先行建立一支海军。一支小型的海军倒是真的建立起来了，结果却在1894年被日本所毁灭。日本是无法容忍中国有海军的。
海军既然建不成，中国就进一步进行政治、陆军和教育上的改革。北京的清朝政府开始准备采取西方的立宪政制，建立了新的教育制度，组织了现代化的军队和警察，并且派遣了大批学生出洋留学。这可算是中国文化有史以来首次自觉地大规模吸收外国文明，其结果对往后国民生活发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最重要的是教育上的改革，因为这些改革的计划最完善，眼光最远大，而且是针对新兴一代而发的，传统观念对这班年轻人的影响最小。后来这班年龄相若的学生逐渐成长而在政府中掌握大权，他们又采取了更多的西洋方法，使较年轻的一代有更佳的机会吸收新的观念思想。这年轻的一代接着握权以后，他们又进一步从事西化工作，更多的新措施也随之介绍到政府、军队和学校等部门。因此新兴的每一代都比前一代更现代化。
1919年北京的学生运动，北大教授所强调的科学和现代民主观念，以及胡适教授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自觉地致力吸收西方思想的开端，这种努力在过去只限于工业和政治方面。这次自觉的努力比较更接近中国文化的中心，同时中国文化史也随之转入新页。因为中国正想借此追上世界潮流。中国文化把罗盘指向西方以后，逐渐调整航线，以期适应西方文化的主流。在今后五十年内，它在保持本身特点的同时，亦必将驶进世界未来文化共同的航道而前进。
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从西化运动中获得很多好处。妇女与男子享受同等的社会地位，享受结婚和再嫁的自由，并且解放缠足，这就是受到西方尊重妇女的影响而来的。西方医药也已阻遏了猖獗的时疫，麻醉药的应用已使千万病人在施行手术时免除痛苦。机器和发明已经改进了生产技术，对于人民的生活提供了重大的贡献。现代作战武器增加了杀伤的能力，因而也招致了更大的生命损失。现代科学已经拓宽了知识范围；中国的历史、哲学和文学的研究工作已采用了科学方法。大家一向信守不疑的迷信，也因科学真理的启示而渐渐失势。我们吸收西方思想的能力愈强，我国的文化亦将愈见丰富。中国的现代化工作愈广泛彻底，则与中国国民生活结着不解缘的贫穷和疾病两大祸患亦将随之逐渐消灭。在这一方面，我认为现代化运动和西化运动，即使并非完全相同，也是不可分的，因为现代化运动肇始于西化，而且已经毫无间断地向前迈进。中国无法取此而舍彼。
西方被迫现代化，多少有点像中国之被迫西化。现代发明浪潮所经之处，随即改变了生产的方式，招致分配和控制的问题，并进而引起其他新的问题。人类必须适应日新月异的环境，进步就是由环境的不断改变和人类适应新的环境产生的。你不妨看一看法国革命以后的欧洲情形，你或许会发现自从罗马帝国以来，欧洲大陆在表面上几无多大改变。但是你如果再仔细看看工业革命以后五十年来的欧洲情形，你一定会发现许多显著的变化。再隔五十年之后，你又会发现整个欧洲大陆和美洲都已经遍布了铁路网，一列列的火车则像千万条蜈蚣爬行在铁路上。烟囱高耸入云的工厂像蜂房一样集中在工业大城里。装载工业成品的轮船在港口穿梭进出，准备把工厂产品运送到世界的每一角落。
半世纪以前，这些轮船曾经把自来火[15]、时辰钟、洋油灯[16]、玩具，以及其他实用和巧妙的外国货带到中国。我童年时代在安宁的乡村里就曾经玩过这些洋货。我们天真而不自觉地吸收这些新鲜的玩意儿，实际上正是一次大转变的开端，这次转变结果使中国步上现代化之途，同时也经历了相伴而生的苦难、扰攘、危险，以及旧中国恬静生活的迅速消逝。
中国在此以前所吸收的外国东西，不论是自觉的或是不自觉的，都曾使人民生活更见充实丰富，而且并未导致任何纷扰。但是自从西方工业制品和思想制度传入以后，麻烦就来了。正像现代的磺胺药品[17]，它们固然可以治病，但是有时候也会引起严重的副作用，甚至致人于死。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吸收西方文化而避免严重的副作用。此项工作有赖于实验与科学研究，因为实验和科学研究是推动心理、社会、工业各项建设的基本工具。不过这些工具仍然是西方的产物。
（二）道德与理智
我在加州大学伦理学班上初次读到希腊哲学家的著作时，我开始觉得中国古代思想家始终囿于道德范围之内，希腊哲学家则有敏锐深刻的理智。后来我读了更多有关希腊生活和文化的书籍以后，更使我深信古代中国思想和古希腊思想之间，的确存在着这种鲜明的对照，同时我相信就是东西文化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这种说法也许过于武断，但是据我后来的经验来说，我并未发现有予以修正的必要，而且我至今仍如此深信不疑。
我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后，曾不断努力使国人了解发展理智的重要，无论是上课或写作，我总是经常提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名字，以致若干上海小报讥讽我是“满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人”。我发现并没有多少人听我这一套，结果只好自认失败而放弃了这项工作，同时改变策略转而鼓吹自然科学的研究。事实上这是一种先后倒置的办法，我不再坚持让大家先去看看源头，反而引大家先去看看水流。他们看到水流以后，自然而然会探本穷源。
有人曾经请教一位著名的中国科学家，为什么中国未曾发展自然科学。他提出四个理由：第一，中国学者相信阴阳是宇宙中相辅相成的两大原则。第二，他们相信金、木、水、火、土，五行是构成宇宙的五大要素，并把这种对物质世界的分析应用到人类生活以及医药方面。第三，中国人的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这是精确计算的大敌。第四，中国学者不肯用手，鄙夷体力劳动。
这些很可能都是自然科学发展的障碍，但是即使没有这些障碍，我也不相信自然科学就能发展起来，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方面的工作。
我们中国人最感兴趣的是实用东西。我在美国时常常发现，如果有人拿东西给美国人看，他们多半会说：“这很有趣呀！”碰到同样情形时，中国人的反应却多半是：“这有什么用处？”这真是中国俗语所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心理状态的不同，所表现的兴趣也就不同了。我们中国对一种东西的用途，比对这种东西的本身更感兴趣。
中国思想对一切事物的观察都以这些事物对人的关系为基础，看它们有无道德上的应用价值，有无艺术价值，是否富于诗意，是否切合实用。古希腊的科学思想源于埃及与巴比伦。巴比伦的天文学和埃及的几何学，和中国天文数学一样，都以实际应用为目的。但是希腊学者具有重理知的特性，他们概括并简化各种科学原则，希望由此求出这些科学的通理。这种追求通理的过程为天然律的发现铺平了道路。
对希腊人而言，一共有两个世界，即官觉世界与理性世界。官觉有时会弄玄虚；所以哲学家不能信赖他的官觉的印象，而必须发展他的理性。柏拉图坚主研究几何学，并不是为了几何学的实际用途，而是想发展思想的抽象力，并训练心智使之能正确而活泼地思考。柏拉图把思想的抽象力和正确的思考能力应用在伦理与政治上，结果奠定了西方社会哲学的基础；亚里士多德把它们应用在研究具体事物的真实性上，结果奠定了物质科学的基础。
亚里士多德相信由官觉所得知识的真实性。他并有惊人的分析的理智力，他的这种理智力几乎在任何学问上都留有痕迹。他认为正确的知识不但需要正确地运用理性，同时也牵涉官觉的正确运用；科学的进步则同时仰赖推理能力和观察能力的发展。亚里士多德从应用数学演绎出若干通则，研究与探讨这些原则是一种心智的锻炼，他便由此训练出一种有力而深刻的理智力。凭着这种训练有素的理智力以及官觉的正确运用，他创造了一套成为现代化科学基础的知识系统。使西方思想系统化的逻辑和知识理论，也同是这种理智锻炼的产物。
中国思想集中于伦理关系的发展上。我们之对天然律发生兴趣，只是因为它们有时可以作为行为的准则。“四书”之一的《大学》曾经提出一套知识系统，告诉我们应该先从格物着手，然后才能致知。知识是心智发展的动力。
到此为止，我们所谈的还是属于知识方面的。讨论再进一步以后，道德的意味就加强了。心智发展是修身的一部分，修身则是齐家的基础。齐家而后方能治国，国治而后方能平天下。从格物致知到平天下恰恰形成一个完整的，非常实际的，道德上的理想体系。在中国人看起来，世界和平绝非梦想，而是实际的道德体系。因为国家的安定必然是与国际和平密切关联的。离开此目标的任何知识都是次要的或无关痛痒的。
在这种学问态度之下，查问地球究竟绕日而行，抑或太阳绕地球而运行，原是无关痛痒的事。
再说，我们何苦为沸水的膨胀而伤脑筋？瓦特实在太傻了！我们中国人倒是对沸水的嘶嘶声更感兴趣，因为这种声音可以使我们联想到煮茗待客的情调。那该多么富于诗意！
苹果落地是自然的道理，中国人可以在这件事情中找出道德意义。他们会说，一样东西成熟了，自然就掉下来。因此，你如果好好地做一件事情，自然就会得到应有的结果，为此多伤脑筋毫无好处。如果你家花园里的苹果不是往地下落，而是往天上飞，那倒可能使中国人惴惴不安，认为老百姓即将遭逢劫难。彗星出现，或者其他习见情形失常，中国人就是如此解释的。只有牛顿这种人才会从苹果落地想到地心吸力上面去。
我一度鼓吹发展理智，结果徒劳无功，原因不言而喻。这些古希腊人物和他们的学说对中国有什么用？在我们中国人的眼光里，自然科学的价值只是因为它们能够产生实际的用途。希腊哲学家离现代自然科学太远了，他们还有些什么实际用途呢？我们中国人对科学的用途是欣赏的，但是对为科学而科学的观念却不愿领教。中国学者的座右铭就是“学以致用”。
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之下，中国未能发展纯粹科学是毫不足奇的，因为纯粹科学是知识兴趣的表现，而非实际应用的产物。我们曾经建造长城和运河，也曾建设伟大的水利工程；我国建筑式样的宏丽，我们的宫殿和庙宇，都曾获得举世人士的激赏。这些工程足与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成就相提并论。但是它们并不是纯粹科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它们无论如何伟大，也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直到现代工程技术输入以后，才见转机。如果没有纯粹科学，现代工程科学根本无法达到目前的巅峰状态。中国人所发明的指南针和火药曾使全世界普受其利，但是发现火药爆炸的膨胀原理，把这原理应用于沸水，并进而发明蒸汽机的，结果还是西洋人。
在中国，发明通常止于直接的实际用途。我们不像希腊人那样肯在原理原则上探讨；也不像现代欧洲人那样设法从个别的发现中归纳出普遍的定律。现代欧洲人的这种习性是从古希腊继承而来的，不过较诸希腊时代更进步而已。中国人一旦达到一件新发明的实用目的，就会马上止步不前；因此中国科学的发展是孤立无援的，也没有科学思想足为导向的明灯。科学发展在中国停滞不进，就是因为我们太重实际。
我并不是说中国人不根据逻辑思考，而是说他们的思想没有受到精密的系统的训练。这缺点已经反映在中国哲学、政治组织、社会组织，以及日常生活之中。世界其余各地的人民普遍享受现代科学的光明和工业社会的福利以后，这种缺点在中国已经更见显著。
除了重实际之外，我们中国人还充满着强烈的道德观念。也可以说正因为我们注重道德，我们才重实际。因为道德系指行为而言，行为则必然要凭实际结果来判断。希腊人在物理学和形而上学方面曾有离奇的幻想和推测，但是我们对行为却不可能有同样的幻想和推测。
有时候我们也可能闯出重实际重道德的思想常规，但是我们一旦发觉离开伦理范围太远时，我们马上就会收回心灵的触角。宋代的朱子就曾有一次超越道德的范围。他从山顶上发现的贝壳而推断到山脉的成因。他认为山势的起伏显示千万年以前的山脉一定是一种流体，山顶上的贝壳正可以证明，目前的山峰一度曾是深渊之底。至于这种流体何时凝结为山脉，如何凝结为山脉，以及海底如何突出水面而成高峰等等问题，他却无法解答了。他的推断也就到此为止，深恐冒险前进要栽筋斗。在朱子之前以及朱子之后都曾有过同样的观察自然的例子，但是中国思想家在理论方面的探讨一向是谨慎的，唯恐远离伦理关系的范围。
中国人当然不是缺乏理智的民族，但是他们的理智活动却局限于道德与实用的范围。他们像蚕一样作茧自缚，自立智识活动的界限。他们深爱他们的道德之茧，而且安居不出。中国人的生活就是一种乐天知命的生活。中国哲学的目标是安定。求进步？算了吧————进步势将招致对现状的不满，不满现状则会破坏安定，中国人很满意现实世界，从来不想对大自然做深入的探讨。中国未曾发展自然科学，只是因为她根本无意于此。
希腊人却大不相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可以上天入地，无远弗届。整个宇宙都是希腊理智活动的范围。希腊人觉得运用理智，本身就是一种快乐。他们不管它是否切合实际，也不管它与道德伦理有没有关系。据说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一位学生曾经这样问过老师：“我学这些东西能得到些什么呢？”欧几里得吩咐他的仆人说：“既然他一定要从所学的里面得到些东西，你就给他六个铜板让他走吧。”希腊人甚至对道德也发展了一套伦理学，以理智的研究来检讨道德的正确性。苏格拉底就是因此而招致了麻烦，被控以危险的研究毒害青年的心灵。
自然科学之能发展到目前的阶段，首先归功于希腊人对大自然的观念以及对有系统的智力训练的爱好，中间经过文艺复兴、宗教革命、法国革命，后来又受到工业革命的大刺激。工业革命使工具和技术逐渐改进。西欧在自然科学的后期发展中，从未忽视科学的实际用途。不断的发明和发现更进一步刺激了科学研究。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齐头并进，而相辅相成。
五口通商以后，现代科学开始涓涓滴滴地流传到中国时，引起中国学者注意的还是科学的实用价值。他们建立了兵工厂和轮船码头。他们附带翻译了基本科学的书籍。究竟是太阳绕地球运行或者是地球绕太阳运行，他们仍未感觉兴趣。在他们看起来，那是无足轻重的，因为无论谁绕谁转，对人都没有实际的影响。三百多年前耶稣会教士把天文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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