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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一九四八年）
民国二十六年（丁丑·1937年），我七十七岁。早先我在长沙，舒贻上之鎏给我算八字，说：“在丁丑年，脱丙运，交辰运。辰运是丁丑年三月十二日交，壬午三月十二日脱。丁丑年下半年即算辰运，辰与八字中之戌相冲，冲开富贵宝藏，小康自有可期，惟丑辰戌相刑，美中不足。”又说：“交运时，可先念佛三遍，然后默念辰与酉合若干遍，在立夏以前，随时均宜念之。”又说：“十二日戌时，是交辰运之时，属龙属狗之小孩宜暂避，属牛羊者亦不可近。本人可佩一金器，如金戒指之类。”念佛，带金器，避见属龙属狗属牛羊的人，我听了他话，都照办了。我还在他批的命书封面，写了九个大字：“十二日戌刻交运大吉。”又在里页，写了几行字道：“宜用瞒天过海法，今年七十五，可口称七十七，作为逃过七十五一关矣。”从丁丑年起，我就加了两岁，本年就算七十七岁了。
2月27日，即阴历正月十七日，宝珠又生了一个女孩，取名良尾，生了没有几天，就得病死了。这个孩子，生得倒还秀丽，看样子不是笨的，可惜是昙花一现，像泡沫似的一会儿就幻灭了。
7月7日，即阴历五月二十九日，那天正交小暑节，天气已是热得很。后半夜，日本军阀在北平广安门外卢沟桥地方，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事。卢沟桥在当时，是宛平县的县城，城虽很小，却是一个用兵要地，俨然是北平的屏障，失掉了它，北平就无险可守了。第二天，是阴历六月初一日，早晨见报，方知日军蓄意挑衅，事态有扩大可能，果然听到西边“嘭嘭”的好几回巨大的声音，乃是日军轰炸了西苑。接着南苑又炸了，情势十分紧张。过了两天，忽然传来讲和的消息。但是，有一夜，广安门那边，又有“啪啪啪”的机枪声，闹了大半宿。如此停停打打，打打停停，闹了好多天。到了7月28日，即阴历六月二十一日，北平、天津相继都沦陷了。前几天所说的讲和，原来是日军调兵遣将、准备大举进攻的一种诡计。我们的军队，终于放弃了平津，转向内地而去。
这从来没曾遭遇过的事情，一旦身临其境，使我胆战心惊，坐立不宁。怕的是：沦陷之后，不知要经受怎样的折磨，国土也不知哪天才能光复，那时所受的刺激，简直是无法形容。我下定决心，从此闭门家居，不与外界接触。艺术学院和京华美术专门学校两处的教课，都辞去不干了。亡友陈师曾的尊人散原先生于九月间逝世，我作了一副挽联送了去，联道：
为大臣嗣，画家爷，一辈作诗人，消受清闲原有命；
由南浦来，西山去，九天入仙境，乍经离乱岂无愁。
下联的末句，我有说不尽的苦处，含蓄在内。我因感念师曾生前对我的友谊，亲自到他尊人的灵前行了个礼，这是我在沦陷后第一次出大门。
民国二十七年（戊寅·1938年），我七十八岁。瞿兑之来请我画《超览楼楔集图》，我记起这件事来了！前清宣统三年三月初十日，是清明后两天，我在长沙，王湘绮师约我到瞿子玖超览楼看樱花海棠，命我画图，我答允了没有践诺。兑之是子玖的小儿子，会画几笔梅花，曾拜尹和伯为师，画笔倒也不俗。他请我补画当年的《禊集图》，我就画了给他，了却一桩心愿。
6月23日，即阴历五月二十六日，宝珠生了个男孩，这是我的第七子，宝珠生的第四子。我在日记上写道：“二十六日寅时，钟表乃三点二一分也。生一子，名曰良末，字纪牛，号耋根。此子之八字：戊寅、戊午、丙戌、庚寅、为炎上格，若生于前清时，宰相命也。”我在他的命册上批道：“字以纪牛者，牛，丑也，记丁丑年怀胎也。号以耋根也，八十为耋，吾年八十，尚留此根苗也。”
12月14日，孙秉声生，是良迟的长子。良迟是我的第四子，宝珠所生的第一子，今年十八岁，娶的是献县纪文达公后裔纪彭年的次女。宝珠今年三十七岁已经有了孙子啦，我们家，人丁可算兴旺哪！美中不足的是：秉声生时，我的第六子良年，乳名叫做小翁子的，病得很重，隔不到十天，12月23日死了，年才五岁。
这孩子很有点夙根，当他三岁时，知识渐开，已经能懂得人事，见到爱吃的东西，从不争多论少，也不争先恐后，父母唤他才来，分得的还要留点给父母。我常说：“孔融让梨，不能专美于前，我家的小翁子，将来一定是有出息的。”
不料我有厚望的孩子，偏偏不能长寿，真叫我伤心！又因国难步步加深，不但上海南京，早已陷落，听说我们家乡湖南，也已沦入敌手，在此兵荒马乱的年月，心绪恶劣万分，我的日记《三百石印纪事》，无意再记下去，就此停笔了。
民国二十八年（己卯·1939年），我七十九岁。民国二十九年（庚辰·1940年），我八十岁。自丁丑年北平沦陷后，这三年间，我深居简出，很少与人往还，但是登我门求见的人，非常之多。敌伪的大小头子，也有不少来找我的，请我吃饭，送我东西，跟我拉交情，图接近，甚至要求我跟他们一起照相，或是叫我去参加什么盛典，我总是婉辞拒绝，不出大门一步。他们的任何圈套，都是枉费心机。我怕他们纠缠不休，懒得跟他们多说废话，干脆在大门上贴一张纸条，写了十二个大字：“白石老人心病复作，停止见客。”我原来是确实有点心脏病的，并不严重，就借此为名，避免与他们接近。“心病”两字，另有含义，我自谓用得很是恰当。只因物价上涨，开支增加，不靠卖画刻印，无法维持生活，不得不在纸条上，补写了几句：“若关作画刻印，请由南纸店接办。”那时，囤积倒把的奸商，非常之多，他们发了财，都想弄点字画，挂在家里，装装门面，我的生意，简直是忙不过来。
民国二十八年己卯年底，想趁过年的时候，多休息几天，我又贴出声明：“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一起，先来之凭单退，后来之凭单不接。”
过了年，民国二十九年庚辰正月，我为了生计，只得仍操旧业，不过在大门上，加贴了一张“画不卖与官家，窃恐不祥”的告白，说：“中外官长，要买白石之画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接见。”这里头所说的“官入民家，主人不利”的话，是有双关意义的。我还声明：“绝止减画价，绝止吃饭馆，绝止照相。”在绝止减画价的下面，加了小注：“吾年八十矣，尺纸六圆，每圆加二角。”另又声明：“卖画不论交情，君子自重，请照润格出钱。”我是想用这种方法，拒绝他们来麻烦的。还有给敌人当翻译的，常来讹诈，有的要画，有的要钱，有的欺骗，有的硬索，我在墙上，又贴了告白，说：“切莫代人介绍，心病复作，断难报答也。”又说：“与外人翻译者，恕不酬谢，求诸君莫介绍，吾亦苦难报答也。”
这些字条，日军投降后，我的看门人尹春如，从大门上揭了下来，归他保存。春如原是清朝宫里的太监，分配到肃王府，清末，侍候过肃亲王善耆的。
二月初，得良元从家乡寄来快信，得知我妻陈春君，不幸于正月十四日逝世，寿七十九岁。春君自十三岁来我家，熬穷受苦，从无怨言，我在北平，卖画为活，北来探视，三往三返，不辞跋涉。相处六十多年，我虽有恒河沙数的话，也难说尽贫贱夫妻之事，一朝死别，悲痛刻骨，泪哭欲干，心摧欲碎，作了一副挽联：
怪赤绳老人，系人夫妻，何必使人离别；
问黑面阎王，主我生死，胡不管我团圆。
又作了一篇祭文，叙说我妻一生贤德，留备后世子孙，观览勿忘。
良元信上还说，春君垂危之时，口嘱儿孙辈：慎侍衰翁，善承色笑，切莫使我生气。我想：远隔千里，不能当面诀别，这是她一生最后的缺恨，叫我用什么方法去报答她呢？我在北平，住了二十多年，雕虫小技，天下知名，所教的门人弟子，遍布南北各省，论理，应该可以自慰的了，但因亲友故旧，在世的已无多人，贤妻又先我而去，有家也归不得，想起来，就不免黯然销魂了。我膝下男子六人，女子六人，儿媳五人，孙曾男女共四十多人，见面不相识的很多。人家都恭维我多寿多男，活到八十岁，不能说不多寿；儿女孙曾一大群，不能说不多男；只是福薄，说来真觉惭愧。
民国三十年（辛巳·1941年），我八十一岁。宝珠随侍我二十多年，勤俭柔顺，始终不倦，春君逝世后，很多亲友，劝我扶正，遂于5月4日，邀请在北平的亲友二十余人，到场作证。先把我一生劳苦省俭，积存下来的一点薄产，分为六股，春君所生三子，分得湖南家乡的田地房屋，宝珠所生三子，分得北平的房屋现款，春君所生的次子良黼，已不在人世，由次儿媳同其子继承。立有关分产业字据，六人各执一份，以资信守。分产竣事后，随即举行扶正典礼，我首先郑重声明：“胡氏宝珠立为继室！”到场的二十多位亲友，都签名盖印。我当着亲友和儿孙等，在族谱上批明：“日后齐氏续谱，照称继室。”宝珠身体素弱，那天十分高兴，招待亲友，直到深夜，毫无倦累神色。
隔不多天，忽有几个日本宪兵，来到我家，看门人尹春如拦阻不及，他们已直闯进来，嘴里说着不甚清楚的中国话，说是：“要找齐老头儿。”我坐在正间的藤椅子上，一声不响，看他们究竟要干些什么，他们问我话，我装得好像一点儿都听不见，他们近我身，我只装没有看见，他们叽里咕噜，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话，也就没精打采地走了。事后，有人说：“这是日军特务，派来吓唬人的。”也有人说：“是几个喝醉的酒鬼，存心来捣乱的。”我也不问其究竟如何，只嘱咐尹春如，以后门户，要加倍小心，不可再疏忽，吃此虚惊。
民国三十一年（壬午·1942年），我八十二岁。在七八年前，就已想到：我的岁数，过了古稀之年，桑榆暮景，为日无多，家乡辽远，白云在望，生既难还，死亦难归。北京西郊香山附近，有万安公墓，颇思预置生圹，备作他日葬骨之所，曾请同乡老友汪颂年写了墓碑，又请陈散原、吴北江、杨云史诸位题词做纪念。只是岁月逡巡，因循坐误，香山生圹之事，未曾举办。民国二十五年丙子冬，我又想到埋骨在陶然亭旁边，风景既优美，地点又近便，复有香冢、鹦鹉冢等著名胜迹，后人凭吊，倒也算做佳话。知道你曾替人成全过，就也托你代办一穴，可惜你不久离平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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