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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要对陈永发和格雷戈尔·本顿精心而有见识的建议表示感谢。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认为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因为他们的经验与思想体系使他们深信，日本对中国的扩张是由无法改变的势力推动的。中共反复申述，“目前形势的主要特征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将中国变成殖民地”。中共还认为不应回避这场战争，并在1935年年底以后就要求尽早共同抗敌。毛和他的追随者知道，在一场中日战争中，他们可以作为爱国者要求得到一个合法的、受人尊敬的和自主的地位。他们确实想要求在精神方面起领导作用。除此之外，对他们只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必然把他们排除在外的中日和平，而这种和平可能以牺牲他们为代价。抗战的每一次拖延都使国民党赢得可以用来继续进行剿共战争的时间。每一次拖延也使东京和南京有时间可能达成某种进一步的和解，可能包括共同的反共行动，这正是日本外相广田曾于1936年8月建议的。
人们无须指出，停止内战、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和抵抗日本也都对中共有利，而责难中共的诚意。与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镇压号召相比，中共的政纲更符合中国城市人口的心态，其中包括学生、知识分子、很大一部分资产阶级和许多工人。统一战线政策在上述社会集团中，甚至在一些有影响的国民党派别中，都很有说服力，以致蒋介石于1936年12月25日在西安被扣两周获释后所作的停止内战及对日采取较强硬态度的决策中，统一战线也占重要分量。
Ⅰ战争初期，1937——1938年
西安事变后几个月中国共双方代表达成的协议，在1937年8月13日上海开战后于8、9月间公诸于众。这些协议奠定了战争初期国共关系的基础，并在整个战争期间名义上保持有效。中共同意：（1）为实现孙逸仙的三民主义而奋斗；（2）停止武装暴动、苏维埃运动与强制没收地主土地三项政策；（3）取消现存的苏维埃政府；（4）取消红军称号，并将军队交与中央政府指挥。作为回报，国民党允许中共在几个重要城市设立联络处，出版《新华日报》，并指定代表参加它的两个主要咨询机构。公民权利扩大了很多，政治犯被释放了，并给新近“统一起来”的地区与军队发放薪金，以补助其行政与军事开支。[1]
战争的爆发改变了所有中国党派的政治和军事环境，并迫使中国共产党人从根本上重新考虑他们的一切重要政策、战略和战术。在战争头一年半时间内————从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1月六中全会————党中央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1.统一战线，特别是中共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关系问题。
2.军事战略和战术，包括与国民党军队和其他军队协同作战的问题。
3.领袖和领导权问题，特别是毛加强他对张国焘（1938年4月逃向国民党）和王明（陈绍禹的化名）的地位的努力。
在这18个月中，决定政策和围绕它们而展开的争论在党的几次重要会议上公开化了（见表15）。到1939年初，这些问题已得到澄清，虽然并未完全解决，而在这些领域内以后的种种发展都可以回溯到这个基本点。此后这样高层次的政策讨论会的次数大大减少；甚至1942年的整风会议和1945年4——6月的七大也只宣布政策而不辩论政策。这种现象无疑反映了毛主义领导权的巩固，但决不表明党内已经达到一致和充分和谐了。
表15 主要的共产党会议（1937年7月至1938年12月）
对国民党的态度：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政策自1935年12月中共正式通过起，就被认为是对所有愿意注意并响应它的人的号召。对这样做的人，中共不论在实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愿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只要不损害党的基本原则以及党对这一运动的最终控制。在以后几年中，统一战线的范围稳步扩大，而它的运用也更为复杂。早在1939年10月，毛泽东就认定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对它们的正确认识相当于从整体上正确领导这场革命。即使在宣布与国民党联合时，中共仍然要问：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否只限于国共两个党的呢？不是的，他是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两个党仅是这个统一战线中的一个小部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是工农商学兵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2]
争论集中在，或者说，围绕着两党关系的精神，共产党是否会遵从国民党对它的限制以及它将如何全面服从这个名义上的上司的命令。在战争的头几年，这些争论染上了派别斗争和人际冲突的色彩，以致很难把事实与辩解分开。在公开场合，共产党的声明赞扬蒋介石与国民党的领导，并保证全面的团结与合作，但这种保证含糊而不具体。他们提出种种建议而不是批评，这些建议大都与进一步政治民主化、群众动员之类有关。
在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问题上，毛泽东早先的立场显得颇为强硬，咄咄逼人，但因他深知必须使国民党不脱离抗战，他的态度有所缓和。对毛来说，统一战线意味着中日间不会讲和。毛在政治与军事两方面始终不渝的态度是保持独立和自主。有一段时间，他也愿意考虑共产党加入一个彻底改组的政府（民主共和国），主要是为了在全国获得合法地位和扩大影响。但在多数时间他力求使共产党脱离国民党，如有可能在物质上也脱离。党的其他领导人，包括张国焘和近期回国的王明在内，显然对这条路线表示怀疑。
有些资料表明，在1937年11月和12月的会议上，毛的路线未取得胜利。如果是这样，那么毛大概采取了他的一般立场，而不是要求立即采取强硬态度。1937年末，国民党人处境危急，这不是推动他们前进的时候：11月12日上海失守，次月发生了可怕的南京大屠杀，更严重的是蒋介石正在认真考虑日本的一项和平建议。
但是，随着新的一年来临并日渐逝去，和平危机也过去了。南京惨案加强了中国人的决心，而在1938年1月，近卫内阁宣布不以蒋介石为对手。无论蒋有过什么样的打算，现在他别无选择，只有打下去，而全国大部分人，包括中共在内，都宣布支持他。最迟到这年夏季，国民党不打算死守临时首都武汉的意图已经明朗。早在头年12月，政府机构已开始在重庆运转，而更多的机构一直在向那里搬迁。当时士气高涨，而且团结精神普遍，蒋发誓要继续推行他的诱敌深入、焦土抗战、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
这些事态的发展加强了毛的地位。到1938年秋六中全会时，中共的官方立场是全力支持蒋介石和两党合作。但在私下，毛以赞许的口吻引用刘少奇的话说，如果王明的口号“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意思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么这就不是联合，而是投降了。作为替代，毛提出，中共遵守国民党业已赞同的协议，但有些事要“先斩后奏”，有些事则“斩而不奏”。他最后说，“有些则暂时不斩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妨碍大局的事情。总之，我们一定不要分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3]
军事战略与战术
战争开始时，中国共产党指挥着大约3万人，由长征各部队的幸存者、原有的地方武装和新参军的人员混合而成。1937年8、9两月，他们被集体改编为八路军，并被编为115、120和129三个师，分别由林彪、贺龙和刘伯承指挥。（详情见下《组织机构与活动》一节。）
战争开始后不久，国民政府还授权成立第二支共产党部队新四军，在华中作战。新四军是以1934年长征开始时留在江西和福建的队伍为核心组成的。从那时起，他们人员日渐减少，在以分散的队伍对抗国民党不断扫荡的危险情况下生存了下来。他们最初核准的人数为12000人，但几个月后才达到这一水平。新四军名义上的指挥官是叶挺，他是一名早期的共产党军事领导人，以后脱党，但他以某种方式设法与国共两党都保持良好关系。实际的军事和政治控制权被授予项英和陈毅。
由改组而引起的第一个重要问题是是否接受国民党的两项建议：第一，他们向八路军指派参谋军官；第二，共产党与非共产党部队在国民党人划定的战区内联合行动。根据张国焘的说法，一批党的高级干部（包括王明、朱德和彭德怀）赞同这些建议。虽然没有充分的文件根据，但他们可能争论过：接受这样的建议可以进一步巩固统一战线，也可以有理由要求与国民党部队分享他们的武器和其他装备。有些军事领导人，大概以彭德怀为代表，希望减少共产党对游击战的依赖，赞成大部队作战并采用更常规的战术。毛泽东和其他人则反对这些建议，认为这将使八路军过于暴露在国民党的监视之下，联合行动将使共产党军队从属于非共产党军队，而且在时间与地点上的主动性将因此丧失。
毛泽东预见到一场分为三个阶段的持久战：（1）日本的战略进攻；（2）长期的相持（这就是毛在六中全会上确认的“新阶段”）；（3）战略反攻，导致最后胜利。关于第三阶段，他说得相当含糊，只是预期这将与“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国际形势”相配合。[4]同时毛敏锐地察觉到中共的战略弱点。他相信这种形势要求进行游击战以及保存并扩大自己的力量。
但是，用毛的话说，如果中共不仅要“保持已有的阵地”；而且要“扩大已有的阵地”，那么仅有的办法是，要么损害假定的盟友，在未被占领的地区扩张；要么在敌后占领区扩张，并让敌人付出代价。而当毛说到“阵地”时，他是指共产党稳固领导下的根据地。[5]作出选择并不难。前一种办法导致分散力量，易受责难，还可能发生冲突————在中共与山西阎锡山的关系中所有这些实际上都发生了。而后一种办法显然对抗战有利，而且，只要国民党的力量已被赶出这些被占领区，中共就可以避免与它的盟友发生冲突。
这些原则在毛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作了简明的归纳，然后又加以详尽的解释。[6]当然，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不可能像毛在其著作中描述的那样简单明了。无论在前线还是在后方，中共都不可能避免与其他中国军队接触：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在山西以及在长江下游地区，莫不如此。即使在敌占区，也不是完全没有国民党军队；尤其在战争初期，不少国民党军队还留在日本战线的后方。但是毛泽东的战略的含义是不会受到误解的。
领袖与领导权
战争爆发时，毛泽东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在同辈中居于首位。老同志们准备与他争论基本政策问题，并且至少有两个对手直接向他挑战。他们是张国焘和王明。到1938年晚些时候六中全会结束时，毛在建立联盟方面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到1942年或1943年他登上无可争议的领袖地位。
张国 焘的权力在长征中及长征刚结束后受到了致命的打击。1935 年8月，他的当时较强的部队在川西北与毛泽东的部队会合，两人在很多问题，包括领导权、军队的指挥和长征的目的地等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参见第4章《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的第一条注）。张对毛在技术上不合常规的遵义会议（1935年1月）取得的领导地位提出异议，张及其他几位政治局委员未能参加那次会议。结果，张率领他的经过改编的部队向西进入西康和青海的高山，而毛则向西北进军陕西和保安/延安地区，于1935年10月到达。但是张无法在那个不友好的地区立脚，而且在河西走廊受到凶狠的亲国民党的穆斯林武装的攻击，在一系列进军与反进军的过程中，丧失了很多部队。最后于1936年10月————比他的对手晚了整整一年————张和他的余部到达保安，而毛在该地已做了不少工作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张在名义上被赋予高位，具体地说，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和中共七大筹备委员会成员（七大后来延期了，直到1945年才召开）。但张知道他的命运之星已经陨落，而他于1938年春利用一次对西安的礼仪性访问[7]逃到武汉，并在那里谴责毛泽东的统一战线路线是在战争中谋求“所有的人都失败”（即国民党和日本人）。在武汉张与中共驻那里的办事处之间有过几次无成果的会晤，但到1938年秋召开六中全会时，他被当作叛徒开除出党。
王明是一个更有力的对手。1937年10月他带着斯大林的祝福或许还有共产国际的授权回到中国，他可能指望得到他在党内上升时期与他有密切联系的人的支持（参见第4章），这些人有点被嘲弄地称为“洋学生”。王受过高等教育，表达能力强，他成年后的生活大部分是在苏联度过的。他的随和的世界主义与毛的地方主义和急躁的性情恰成对比，而且他远比毛更精通正统的马克思理论，在这方面，他以高高在上的态度对待他的这位年长的湖南同志。1937年末，他确实传达了指示，说毛由于狭隘的经验主义和“不懂马列主义”，应在“思想体系上”加以提高。[8]这两个人可能彼此都有一种几乎是本能的反感，他们的气质和风格是如此不同。
无论王以前的同事们的倾向如何，现在他背后并没有一个明显的派别。党的总书记张闻天（洛甫）在战争初期调和了不少党内争论，以便让毛的政策大体得以实施。秦邦宪（博古）似乎受周恩来的指导，周本人一度是王明的伙伴，但现在已和毛及其集团共命运了。无论在党的武装力量中还是在它的地方政府中，王都没有任何值得重视的基础。王回到了在他离开期间发生了很大变化的中国，他主要保有他的国际声望、政治局成员的职务以及他的辩才。但是这些值得重视的资本并不足以发动一次公开的挑战————的确，王显然也未试图与毛摊牌。
有人将王明描绘成一个在战略上与毛相左的代表人物，他们在两个基本问题上有分歧，并由此引起许多其他有关的争论。[9]第一个问题[10]涉及中共与国民党和中央政府的关系。第二个问题包含以工人、知识分子、学生和部分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城市革命战略与以农民为基础的农村革命之争。当然，对领导权的争夺和个人之间的厌恶为这两个问题的争论增添了热度。除了在苏联，毛主义的说法到处都占上风：王明实际上是要牺牲中共的独立而向国民党投降，而且他对农村革命冷漠无情。
这种简单化的陈述引起了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如果他的观点真如毛所描述的那样，王明怎么能在中共内部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很难想象他会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很少关心农民的投降派。当王明回到中国尝试重建其地位时，我们可以设想他乞灵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权威。斯大林长期以来一直想使中国的抗战集中在蒋和国民党周围，这一政策只是在1936年年中，斯大林的地位明确以后6个月，毛和中共才勉强不完全地接受。虽然中共更多地由于自身的原因而不是由于外界的推动，在1936年下半年向这样的统一战线靠近了（在12月12——25日西安事变中达到高潮），但斯大林的名字和共产国际的权威仍是可畏的。即便是毛，也不希望公开蔑视莫斯科的意愿。因此王明有了双重武器：斯大林的授权和免遭清洗的保护，因为任何这样的行动都会招致斯大林的愤怒。王还可以进一步争辩说，正是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才终止了内战，而且，面对日本入侵，统一战线已经使中共在国家事务中有了一种受尊敬的合法地位。现在正是将这种地位扩张到全国并使之合法化的时候，不应仅在落后地区保持一种地区性的游击运动。王显然相信，通过中央政府与军事机构的改组，这一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为了团结和全民抗战的需要，共产党人将整体地作为重要部分被包括在内。当然这需要得到蒋介石的合作和同意。谈判将是困难的，但王的说法很笼统————或者说很含糊————这就为策略留下很大余地。王也暗示，一个“统一的国防政府”可能使中共分享财政与军事资源————或许还可以分到一些苏联援助————现在实际上都被国民党人垄断了。这些可能性对党的许多高级干部和军事指挥官都具有诱惑力，他们曾长期遭受资源的极度匮乏。[11]王明显然认为，日本的入侵、国内激发的爱国主义，以及国际支持（尤其是来自苏联的支持）最终将推动蒋作出进一步的让步，就像西安事变后它们曾推动他走向统一战线那样。如果这样，王明的口号“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不含有向蒋投降的意思，而是继续向他施加压力。
王明不久便被派往武汉，在1938年的头6个月中，那里充满了对这场战争的奉献精神。统一战线的精神渗透到所有的社会阶级和政治团体，国共两党间显而易见的真诚合作使许多人感到意外。王可能觉得这种情况加强了他的力量。总之，整个春天他都在继续号召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12]此后，王明意识到蒋介石不会接受对其控制的政府和党作出如此彻底的改变，他退一步说：“国民政府是全中国的政府，它需要加强而不是改组。”[13]他也号召，组建“国防师”，这也比他原先建议成立一个统一的全国军事机构后退了一步。在武汉，王明显然能争取到周恩来对他的计划的部分支持。
王明为统一战线所作努力的致命弱点在于它们依赖可疑的国民党政府的同意。而他仅有的力量只是国民党自己选区内的舆论。[14]王明不是投降派，但他已将自己引入困境，而毛泽东却保持着大得多的行动自由。
至于第二个问题，即革命应以农村为基础还是应以城市为基础，王明从未在农民中生活或工作过。虽然他生长在安徽一个富裕的农村家庭里，但他的天性和他的理论倾向都完全是城市型的。1937年底回到中国后，王明很少提到农民，而他的著作，就人们所知道的而言，没有一本涉及这个与毛泽东的心紧密相连的主题。王明并不要求放弃农民运动，但他显然认为，如果在城市中以及在工人和其他民族主义力量（如学生、民族资产阶级）当中没有坚强的立足点，这个运动最终将失去它的马列主义动力，而去追求落后的、狭隘的、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农民所关切的事物。因此，占有城市对王明比对毛泽东要重要得多，毛宁愿以空间换取时间，就像南京陷落后的蒋介石一样，他不愿看到国民党的抵抗力在无结果的阵地战中被摧毁。而王明则号召像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武汉，这可以动员民众。在这里，王明的统一战线概念与他对城市的偏爱自然就结合在一起了，因为只有国民党的合作或容忍，才能出现这样的动员。
同时王明在武汉有党的工作要做。他是新成立的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和长江局书记，两者都直接对中央委员会负责。此外，他至少还是中共驻国民参政会和国防最高委员会代表团名义上的领导人，这两个咨询机构都是国民政府于1938年初组建的，作为象征多党合作的大造舆论的机构。从这些不同的讲坛上，王明越过政府首脑发表爱国主义言论，这些言论对继续使城市舆论支持抗日有很大影响。王明的主调是爱国主义和全心全意致力抗战，而不是毛泽东的主张“保持并扩大我们已赢得的阵地”。
王明也从事独立于国民党的组织活动，特别在青年团体方面，而且他试图将各种爱国组织结成“保卫武汉委员会”。但在1938年8月，这个委员会被解散了，与它联系的群众组织也遭到同样命运，而中共在武汉的《新华日报》因提抗议而被停刊3天。由于蒋介石决定不以全力保卫武汉，也不允许进行独立的民众动员，王明企图在城市中保持一个半合法的、有组织的中共基地的努力慢慢地熄灭了。
受到了上述挫折，又离开了党中央，1938年王明的影响逐步下降。9月，共产国际表示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因此，10月到11月的六中全会标志着王声望大降，而毛的领袖地位已显著加强。然而，召开中央全会（扩大）而不是预期的七大————七大需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表明毛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或者还不完全能够宣称对全党拥有最高权力。王明在一个时期内继续领导统战部和中国女子大学，并经常在党的报刊上发表文章。但他和他的观点已不再是对毛的“无产阶级领导”的重大威胁，而在1942年整风运动中最终使“洋学生”丧失影响还没有达到高潮。1940年后，很少再听到王明的声音。
组织机构与活动
中国共产党和它的主要部队————八路军和新四军————都在中日战争期间异乎寻常地扩大了。战争的头3年，在1940年以前，发展是非常快的。军队扩大了5倍，党员人数增长了20倍（见表16和17）。这些数字还不能说明全部事实，因为它们略去了正规军的辅助部队（民兵和自卫队），以及在党的影响下的成千上万积极分子、基层政治组织和群众团体。毋庸讳言，如此仓促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因为在快速发展中，素质、经验和训练常常被忽略了。
表16 战时中国共产党的扩张
资料来源：约翰·W.刘易斯：《共产党中国的领导》，第110页。
表17 战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扩大[15]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事件前的数字。参见表16。
如表所示，党和军队在40年代初期都收缩了，这主要是日本人和国民党人都力图限制或摧毁共产党势力的结果。他们造成必需品的极端匮乏，迫使中共不得不巩固它的部队，强调质量胜于数量，并更有效地进行组织和动员。收缩和巩固时期一直持续到战争的最后一年。直到1944年中至1945年中的12个月，才是第二个发展时期。这三个时期（1937——1938年、1939——1943年和1944——1945年）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日战争期间的三个主要阶段。
共产主义运动通过党、军、政的连锁机构发挥作用。三个系统各有自己的组织，并与另外两个系统紧密配合。而且，每个系统都向外和向下深入整个社会，试图建立这一运动最终可以依赖的基层组织和群众基础。最后，由于地区上的巨大差异，而且这一运动分布于山区和平原，跨越华北和华中，处于日本战线的后方和与国民党争夺的地区，行政管理变得更复杂了。战争期间中共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保持这个运动的凝聚力和推动力，在严格的中央集权————这无论如何难以做到————与退化为十足的地方主义————党称之为“山头主义”————之间，左右为难地沿着不稳定的航向前进。掌握运动的中坚力量不是地方政府，而是来自延安党中央的党和军队的高层领导。
党。概略而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一直是一个等级制的金字塔，有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居于顶点（见表18）。由这一层次作出的决策，尤其是政治局或者是它的主席毛泽东作出的决策，都经过书记处，书记处大致确定目标，还决定哪一个机构或部门应负责执行所要求的任务。
下一级组织有两种类型，负责处理党的工作。第一种是有定向任务的职能部门，在最高层次上直接对书记处和政治局负责。它们的最重要的单位及其领导人参见表18。
表18 中日战争时期党的组织*
资料来源：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293页，及引用资料。
*此处中共组织及负责人名单未必准确，请读者用时加以鉴别。————译者注
下一级组织的第二种类型是区域性的，与党开展活动的地区相对应。这些地方局，像中央委员会的各部门那样，对延安的党中央负责。它们通过指挥系统向下监督各分局（主要位于华北根据地）以及下级委员会和支部的工作。在地方局以下，也像中央一样设有职能部门，但形式上有所简化。
最后，党在各级政府和军队中，以及在群众团体中，均设有支部。因此党的作用犹如神经系统，连接这一运动的各个部分，传送和处理信息，并发布指令。
军队。分别在华北和华中活动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正式结构见表19。作为正规的专职的野战部队，八路军和新四军是三级军事结构的最高一级。这两个军是共产党人可以投入战斗的在训练、领导和装备上最好的部队————虽然他们的装备至少离要求还很远。[16]这两个军的部队可派往任何需要的地区，但每个根据地有它自己的分遣部队。为了避免国民党的反宣传，共产党人从不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最高指挥机构，但下层团、营和连却在扩展。实际作战由这些较小的分队执行；师从不以完整的部队参战，而团也只是偶尔全体出动。
表19 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组织
资料来源：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296页。
在中共的根据地，存在着另外两种类型的武装力量：地方军和民兵。大多数地方军也负有专职的军事责任，但与八路军和新四军不同，他们长期留在自己的管辖地区以内。民兵理论上包括16——45岁之间全部身体健全的人，但不同于野战军或地方军，他们不“脱离生产”，而是在需要时执行零星任务。与此同时他们继续从事自己的正常业务。当然，在人们说到这种军事组织时，都感到训练和装备的不足日益明显。大多数民兵是用大刀与农具武装起来的，他们的老式鸟铳和土枪已被野战军或地方军征用了。
虽然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创立这种军事组织是一项复杂而困难的任务，但共产党人仍逐步建立起一套互相联系的军事权力等级制，向下延伸到地方社会。当八路军或新四军的一支分队进入一个不熟悉的地区时，他们可以期望与了解地形和敌人部署的辅助部队一道工作，也可以期望与提供后勤支援、情报、向导和住处的当地老百姓一道工作。每一级都是上一级的征兵基础，是人员培训和兵力补充的源泉。实际上，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规模在战争最后一年的扩大（见上表17）大多来自地方武装的集体改编。
中共每到一处都设法缓解农民对服兵役怀有的传统怨恨与不信任，因为根据民间传说和痛苦的经验，服兵役通常意味着永远失去心爱的儿子、丈夫以及十分需要的劳动力。但每个人都熟悉年轻人在田间劳动而于必要时保卫家园的观念。因而，即使一些年轻人被调到地方部队或正规军，震动也不会很大————特别是，如果他们的家庭得到某些减税优待，庄稼有人帮助照料，并被给予对子弟兵做出贡献的光荣。确实，送子参军是富裕农户寻求照顾和减税的一种方法。
中共公开声称他们的军队是抵抗日本侵略者和卖国贼的觉醒的中国公民。但是，在这一角色之外，中共领导的各级部队还执行着许多其他任务，如与当地各种对手争夺地区控制权，推行社会和经济政策，维护治安。共产党人也不得不计算每个地方可以负担多少“脱产”的部队，因为许多党政干部也需要靠他人的劳动提供食宿。平常微薄的剩余产品因受战争的冲击而进一步减少，经济上的非生产人员容易成为沉重的负担。
协调。人们当然不能只通过形式上的结构去估计一个组织的效率。清朝官僚制度的决策、执行以及上下信息交流已大体得到描绘，与此不同，中共体制的运作只在某些方面可以描述。一个经常使用的方法是把关键人物从一个岗位调到另一个岗位，或从一个地区调到另一个地区，从而使前者的经验可以传给后者。刘少奇提供了这种解决难题的突出例子，战争的头6年他在延安和敌后根据地之间来回奔波，先在华北，后到华中，将他和毛建设根据地的理论成功地付诸实践。还有许多其他较低级的干部也到处调动，如在1939年，有几千名八路军政治干部到达华中，以加强新四军根据地的群众动员工作。但这样的人事调动经常是有选择的，绝不是整体的，这样就保证了领导班子的连续性，熟悉当地情况，并维持由对有声望的领导人的忠诚而产生的士气和纪律。
根据在江西时期的经验，各个层次的党校和军校成为干部训练和教育的另一条途径。[17]这类学校，如设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把它的毕业生分配到需要他们的地方去。此外，每个主要根据地有它自己的抗大分校和干部学校、短期培训班等教育网络。各种类型的会议————公开的和秘密的，大的和小的————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标记。出席和参加这些会议，对于党员、士兵和积极分子来说，实际上是强制性的，向许多不识字的干部解释党的政策则更是如此。
印刷材料是联络与指导的又一重要媒介。中共为普通读者出版了两种主要报纸：延安的《解放日报》与在国民党首都的、常被删改的《新华日报》。[18]这两种报纸和其他公开的出版物刊登来自全国的、经过净化的新闻报道，主要的国际事件，共产党领导人的一般声明，某些文件以及宣传材料。同时，每个主要根据地也出版当地的报纸和期刊。较机密的材料用多种方式由信使传递：保密期刊、经过分类的汇编和报告、特殊指示。地方报刊常采用原始的方法，如印在极为粗糙的纸张上的手写胶版拷贝。某些情报可通过无线电传送，但设备是凑合的，而且稀缺，能操作和维修的人极少。用数码传送汉字常常出错，当然也可能被截收。[19]尽管困难很大，失败也常有，这种通讯系统还是很有效地把许多地区不同层次的党、军和政的工作协调起来。
日本的入侵和中国的最初反应
1937年7月，日本在中国的军队最强有力地由关东军代表。它的总部设在满洲城市长春（新京），它的主要任务是保护日本在伪满洲国的利益，但它也试图在华北建立柔顺的缓冲区，以排除国民党的势力。关东军一时很成功，但在1935年末策划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和绥远）脱离与南京的联系时却遭到了难堪的失败。这一笨拙的举动激起了爱国怒火，1935年12月9日在北平爆发了由学生领导的示威运动，并很快扩展到中国大多数主要城市。在华北地区本身，根据《辛丑条约》的条款，有一支规模小得多的日本驻军，总部设在天津。它的指挥官们与关东军争夺在河北北部的权势，但他们的野心大大超出了他们当时所能支配的力量。这支驻军总数仅约6000人，正是他们的一支分遣队于7月7日在卢沟桥同宋哲元的第29军的中国巡逻队发生了冲突，当时第29军比他们强大得多。
日本在华北的行动既有政治上的和军事上的动机，也有经济上的动机。为了把华北的经济与满洲国和本土岛屿的经济联系起来，在满洲国当局（关东军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华北派（天津驻屯军及其经济机构————行政公署）和日本各财团之间进行着无休止的协商。[20]每一方的军事指挥部为了自身利益都拉拢东京的决策者，但他们常常无视他们不赞同的指示。东京的决策者们也说不上较为一致，他们深知他们对战地指挥官的控制是有限的。日本人确实从未找到能使他们在中国的行动真正协调起来的途径。
7月7日后不久，驻屯军得到关东军和本土岛屿的增援。它重编为华北方面军，兵力不久达20万人左右。同时在华中————头16个月里战斗最频繁的场所————日本兵力达25万人，由此最终成为华中派遣军的部队指挥。
在华北，驻屯军很快占领了北平和天津，然后，得到加强的华北方面军沿这一地区铁路系统的辐射线出动，如地图9所示。在多数地区，日本的推进只遇到微弱的抵抗。宋哲元的第29军最初表现坚定，但不久即向南撤退。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将军不战而溃，打开了经过山东通向关键性的铁路枢纽与华中门户的苏北徐州的道路。（不久，韩即被蒋介石逮捕并处决。）
在西北和西边，战斗比较激烈。在诡诈的军阀主席阎锡山的全盘指挥下，山西部队一度勇敢地守卫娘子关。在大同以北，[21]山西军队与林彪指挥的中共第115师的混合部队于1937年9月末，在平型关赢得令人振奋的胜利，虽然在战略上并不重要。（见下节《根据地的建立》）然而，山西首府太原于1937年11月9日陷落，而日本人继续沿同蒲铁路向西南方进军，直指黄河大弯曲处。卢沟桥事变后一年，日本对华北的占领大致如（第627页）地图9所示。
地图9 40 年代中期前后日本对华北的占领
资料来源：黎令勤：《日本军队在华北，1937——1941 年》，第8页。
当然，这完全不是真正的占领，而只是一些点和线的网络。华北方面军在进军中有时离开主要的交通走廊，并在农村成扇形展开。有时他们袭击经过的村庄，但并不想驻守乡村，这是他们力所不及的事。仅仅在华北，主要的铁路线长达3000英里左右；单单保护这些铁路线和守卫沿线的城镇就分散了他们大约20万人的兵力。结果是，对遥远乡村的控制只能交给中国的合作者。在1937年12月一份含糊的指示中，华北方面军将任务交给乡村警察和未加说明的地方民团。但是每个县警察人数不得超过200人，配备手枪，而民团只能拥有现有的或从敌方夺取的武器。[22]最后，各种较正规的傀儡组织被赋予宣传、乡村行政、占领区的经济开发和内部保安等项任务，但是华北方面军从未信任过他们的中国合作者————战时中国各地的日本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这种特点。
表20 华北与华中的主要铁路（1942年）
a.战争开始时同蒲与正太线是窄轨而不是标准轨。日本人在1939年完成标准轨改建。
b.华北铁路系统中的这条连接线是日本人在1940年6至12月间建造的。
资料来源：张嘉璈：《中国为铁路发展而奋斗》，第86——87、203、205、322——325页。
在正常时期，用轻武器装备的警察和地方民团也许足以维持铁路线外的秩序。但当时并不是正常时期。日本的入侵破坏了地方行政，而直到县一级的大多数地方行政官和其他职能人员都离开了他们的岗位。在县级以下，乡绅大量留在当地，没有放弃他们的家园。像乱世常见的那样，乡绅们通过扩大或组建各种名目————民团、团练、联庄会————的准军事团体以及大刀会或红枪会之类的秘密会社来寻求保护。普通农民经常与这样的团体合作。匪帮也是混乱时期的一个特点，是一种对防护性社团的，以掠夺为目的的互补物，这些社团是为防范他们而设置的。[23]然而现在，掠夺者与防护者一样，都吞并溃军的人和武器。当从铁路沿线逃出来的散兵，为食宿而准备做几乎任何事情时，枪械常被弃置不顾。
虽然这种自发的“动员”并不完全引起对日本的抵抗，但是地方上还是有抗日的人：学生和教师，特别是从大城市来的，还有一些国民党组织和当地的共产党人。学生和教师作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先锋，在1935年12月发起了民族救亡运动。甚至在战争开始前，许多人已在暑假中离开北平回到家乡，或者到延安、西安或太原寻找安全港。在战争开始的头一年，仅河北一省中学以上在校学生和教师的人数就下降了70%，合计共5万人。[24]这些人中一部分人辍学了，或者随他们的大学流亡到国民党控制的自由中国。但许多人留在了以后成为共产党根据地的地区。
一个经常提到的事例是杨秀峰，他是一位法国留学生，1898年生于河北东部。他作为一个地下党员，在天津河北省立法商学院任教时就已经是民族救亡运动的一位积极支持者。战争爆发时，杨和他的妻子以及几位学生逃到冀南，与国民党的某些组织和地方领袖联合。但在一次争吵后，杨与晋东南的共产党分子发生接触，他以前的一些学生在那里很活跃。杨的邀请使这些共产党人直接渗透到冀南，以后杨在共产党的事务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
并非所有的国民党军队都撤退了。在华北的一些小部队或者进行了独立的抵抗，或者最终成为日本人的傀儡，或者与共产党联合。出生于满洲国的吕正操选择了后一条道路。他是南撤时脱离国民党第53军的一位团长，他率领平汉铁路以东的部下进入冀中平原。1937年末，吕的部队在日本人手中受到很大的损失后，他与当地的和新到的共产党人发生接触。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他建立了一个抗日根据地，而且和杨秀峰一样，于1949年后在共产党的等级制度中升任重要职位。
活跃在华北的共产党人比人们通常了解的要多。到1935年，对共产党人的镇压几乎使这个党失去活力，许多共产党人和其他活动家被关在北平、济南和太原的监狱中。1936年春，刘少奇掌管了中共华北局。日本的压力、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和统一战线政策导致了更多的宽容，而到了夏天政治犯被悄悄地释放了。发展党员在加快。甚至在战争开始前，就有5000多名党员在华北局管辖之下。[25]
几个月后当战争爆发时，这些党员大部分在自己的家乡，准备组织地方抵抗力量和迎接来自八路军的同志。他们的行动，匪帮和散兵的抢劫，以及地方村社为提防这些掠夺者所做的努力————这些构成了“自发动员”的大部分，这是由日本入侵的最初震动造成的。“有证据足以毋庸置疑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地方上的抵抗力量不是自发形成的，而自发组织起来的力量也不是为了抗日。”[26]支持这个结论的是，人们发现在那些最能直接感受到日本侵略的地区————城市和连接城市的铁路沿线————几乎找不到任何有组织的抗日活动。华北的绝大部分农民直到1939年才感受到日本人的存在，当时华北方面军将其绥靖活动扩大到铁路地区以外。到这时，华北的主要根据地已经卓有成效地建立起来了。
根据地的建立
尽管领导权的斗争、高层政策和意识形态都很重要，然而如果没有根据地，中共将是一个没有基础的建筑物，这是真的。毛生动地说，这些根据地是“革命的屁股”，支持着它的全身。它们为党和军队提供了庇护所，中共力量最终依赖的人力、物力和群众支持的源泉也都来自根据地。
1.陕甘宁（陕西——甘肃——宁夏的简称，即总部所在地或“延安地区”）。从1935年10月长征结束毛到达时起，直到1947年3月其首府延安放弃给国民党人时止，这里一直是中共的神经中枢。它作为中日战争前就存在的唯一的根据地，提供了有关中共的最丰富而且易于得到的资料，也是外国观察家最经常访问的中共地区————从1936年埃德加·斯诺的访问（从而诞生了《西行漫记》）到1944年末和1945年新闻记者、外国武官，和美国军事观察组成员（“迪克西使团”，见下《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人》一节）的访问。
陕甘宁（第629页见地图10）是中国最贫瘠、长期落后而且人口稀少的地区之一。尽管它面积广漠（大致相当于美国俄亥俄州），但只有大约140万居民。大多数极端贫困，但估计地主和富农占人口的12%，却拥有土地的46%。农业生产不稳定，生长期短，雨量稀少且难以预测，大暴雨会倏然而至，冲走庄稼，并把解冻的黄土坡冲刷成一条条沟壑。在1928年到1933年间，饥荒席卷了中国西北部，包括陕甘宁在内；千百万人死去，大量土地荒芜。剧烈的地震会周期性地摧毁那些掘进黄土峭壁的窑洞。与严酷的自然环境一起，这一地区长期为动乱、骚动和暴力所困扰。它长期未能从19世纪70年代可怕的穆斯林暴动中完全恢复过来。土匪和军阀是本地的特产。
地图10 陕甘宁
基本资料：政区 人口和人员 1937年15县，到1941年扩大到29县。
5分区 总人口：约1400000 1941年266区，1549乡
1941年武装力量：八路军18000；公安15000；自卫民兵224000；党/政府：8000。
资料来源：谢尔登：《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第102页。基本资料取自谢尔登此书和安德鲁·沃森：《毛泽东与边区的政治经济：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译文》，第12——15页。
有几种情况使陕甘宁不同于其他的根据地。（1）作为中共总部所在地，该地区的绝大部分在实行较温和的统战土地政策前已经历了土地革命（没收地主的土地），因此乡绅的反抗比其他根据地弱。（2）陕甘宁是唯一远离日本军队的根据地。虽然延安受到过几次轰炸，但陕甘宁没有其他根据地必须对待的安全和生存问题。（3）由于没有中央政府和伪军，陕甘宁军事形势比较简单。（4）日本战线后方的根据地是常被分割的各种地区混合体，有巩固区、半巩固区和游击区，而陕甘宁则几乎全部是巩固区。（5）由于陕甘宁地区人口稀少而且落后，改善生活的措施比其他根据地更为有效，也更明显。八路军的警备部队也可以更自由地做出这方面的努力。（6）毛泽东和党政军中央机关在陕甘宁，意味着政策的执行可以得到最高层密切的和不断的监督。
虽然陕甘宁边区政府在1937年9月6日才正式宣布成立，但它在这以前很久就开始工作了。直到1937年春，它像早期的江西苏维埃那样，许多职责下放给由党监督的地方军政委员会。1937年采取统一战线政策后，没收地主财产被终止了，而一个由更多人参与的“新民主”体制被建立起来————然而并不废弃党的最终控制。每一级都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从代表大会产生行政机构，处理政府的实际工作。虽然宣布了普选权，但党可以不许某些人投票或当选：汉奸、罪犯、敌特、低能儿等等。国民党党员可以投票并为人代会工作，但只作为个人，不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政党的代表。此外，每一级行政机构都必须由上一级的机构批准，并向其负责。共产党员在各级人代会中占很大比重；在行政机构中他们通常也占多数。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选举程序很快就终止了，而边区人代会直到1939年1月才召开，这意味着无论是名义上还是事实上，整个结构都是由党中央任命的边区政府指导。
从1937年直到战争结束后很久，边区政府主席都由中共最受尊敬的老政治家之一的林伯渠（也叫林祖涵）担任。林生于1886年，比毛泽东早出生7年，他曾经是孙逸仙的同盟会和国民党的早期成员。在20年代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他同时为国共两党工作。1927年后，他去过莫斯科，然后回到江西苏区，并参加了长征。到1938年，他是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除了这一行政机构外，还要求成立工人、妇女、青年等群众团体，并逐渐开始在各级出现，但在这一时期这些团体似乎不很活跃。除民兵外，军队实际上是独立于这些统战结构之外的，由中央军事委员会直接控制。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延安和整个陕甘宁出现了相当规模的官僚机构。同时，在1937年到1940年间，估计约有10万人迁入，大多得到边区当局的认可。[27]有些人是由外省迁来的农民，开垦荒地；有些是老兵、残废军人和受赡养的人。但大约有一半来自中国东部和中部失陷的城市，其中有学生、教师、新闻记者、作家、各类知识分子。1938年末，据说有2万名学生等候批准进入陕甘宁。[28]然而，尽管他们具有理想主义精神，延安和陕甘宁根据地的严酷生活也使许多人感到震惊。有些人不仅对如此严峻的物质条件难于适应，而且对政治环境也有同样的问题。这里个人主义和批判性的独立思考不像在北平或上海那样受到重视。
虽然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陕甘宁都是非常贫穷的，但边区经济在战争最初几年还是相当稳定的。这是一种混合经济，既有公营企业或垄断企业，也有在全面的政府监督和价格管理下运行的大量私人经济。除了早先没收的土地以外，私人占有和耕种土地受到鼓励。允许租佃与雇用劳力，规定有最高地租和最低工资，但常不能执行。这一时期农民的经济负担相当轻。大部分杂税已经废除，甚至土地税也已普遍豁免，只向小部分农村人口征收。这一点之所以成为可能，部分是因为有来自捐献与没收的资源，部分是因为有重要的国民党的补助，部分是因为与陕甘宁以外地区有广泛的贸易。[29]所有这些条件到1940年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毛泽东而言，从1936年中期到1939年中期是一段不寻常的安全期，从日复一日的重压下解放出来，当时他有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的时间从事研究和思考。在毛的谋士陈伯达协助下，他在这几年中写下了许多最富有洞察力的重要文章。[30]正是从这时起，人们开始越来越经常地听到“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见施拉姆的著作第14章，第844页以下各页。）
2.山西。山西恰在陕甘宁东面的黄河对岸；它的西南角在黄河东大弯处伸向西安和陕西省的门户潼关。到日本战线后方去的中共部队必须通过山西，延安和各华北根据地之间的交通往来也必须经过山西。除山东外，所有这些根据地的总部都设在山西东部山区。
中共的统一战线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山西那样有效，而且在战争爆发前这种努力就已颇有成效。首先，这意味着要与该省的军阀主席阎锡山打交道，而中共把他当作仅次于蒋介石的统战目标。就本能和气质而言，阎显然是反共的。但他求生本能更强，而这使他能如愿地维持对山西的统治达20年以上。阎害怕任何人侵入他的领地，不论其政治色彩如何；到1937年初他害怕蒋介石和日本人，超过了共产党。[31]1936年春阎要求增援以抵抗共产党对晋西南的入侵，蒋和中央政府开始进入山西，而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引起的部队调动期间这一过程仍在继续。从1935年末华北自治运动开始时（甚至更早）起，日本对山西的威胁已很明显，而1936年11月恰位于山西北边的绥远发生了战斗，这清楚地表明关东军的意向是包围山西并将它纳入其政治和经济圈。日本特务也在省内密谋。山西的资源，尤其是井陉煤矿，对日本扩张主义者有极大的吸引力。
阎锡山敏锐地意识到他的山西家乡并不太平。他的军队不很有效，而他的统治只是被容忍着，不是得到积极支持。1935年底，他要求成立“主张公道团”，这是为节制过分滥用权力的乡绅以争取民众支持，并从这些乡绅榨取更多钱财而设的一个群众团体。到1936年夏末，阎准备更主动地与“左派”合作，甚至同共产党人合作。阎的态度转变符合中共的统一战线路线，这条路线要求在抗日民族主义与对党的活动的某种容忍的双重基础上寻求朋友与同盟者，或至少是顺从的支持者。而中共则准备严格保证不让他们的活动越出可能会疏远潜在的同盟者或支持者的限度。在这种气氛下，公道团的活动分子说服了阎锡山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盟会因此在1936年9月18日沈阳事变五周年之际成立，并保证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约在此时，阎锡山有一段被引用的讲话，“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这中间有风险。但是，不跟共产党合作，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我只有用共产党的办法，此外都不能抵制日本人和蒋介石。我是用共产党的办法削弱共产党”。[32]
许多个别的共产党人[33]从一开始就活跃在牺盟会中，与爱国的教师和学生、自由主义者以及其他各种人一道工作。新近从北平和太原监狱释放的共产党人，如薄一波，以坚强的意志投入工作，这种意志可以从以后的一份机密的国民党情报中看出，它不无夸张地承认：
他们的“忠诚”和“努力工作”远远超过常人。而且，他们常常放弃或不愿担任有权力的职务，但非常愿意工作而不顾惜自己（特别谋求下层工作，因为这是他们政策的核心）。他们的忠诚就像一条狗；他们的驯服又像一头羊。任何主人有这样的奴隶都会欢欣之至。[34]
牺盟会又制定出大量在军队、学校、政府官员中以及农村里的培训与宣传计划，并在进行这些计划时，传播统一战线的信息和补充党的后备力量。
因此，当战争爆发时，八路军三个主力师的指挥部通过山西并未遇到障碍。中共华北局总部几乎立刻从北平迁到山西首府太原，刘少奇也同时到达以监督中共在该省的活动。太原失守前，由于日本压力增大，阎已经允许牺盟会建立军事组织，并拨给他们一批轻型的步兵装备。为区别于原有的省属正规部队“旧军”，这支部队被称为“新军”，它由4个“决死纵队”组成，每个纵队都由一名同时担任政治教官的党员指挥。不久，山西105个县中大约有70个县都由牺盟会的人担任县长，而省内7个较大行政区中有5个据共产党人所说是在“我们手中”。所有这些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开端，但就到此为止。如薄一波以后告诉杰克·贝尔登的那样，新军的长处是与人民的紧密联系；其弱点是缺乏统一性，缺乏中央领导和军事经验。这是一支由学生、教授和农民组成的军队，学生不懂如何打枪，教授不懂战术，而农民既不懂战术又不懂政治。这支军队由于缺乏指挥首脑与技术，处于分裂与被消灭的危险之中。[35]
地图11 八路军的部署，1937 年7——12 月
资料来源：查默斯·约翰逊：《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
但是由林彪、贺龙和刘伯承分别指挥的八路军第115、120和129师所提供的帮助正在途中。由八路军与分散在敌后的抗日力量的袋形地块联系，华北根据地于是在山西山区诞生了。只要有可能，共产党人便进入邻省：河北、河南、绥远。第115师和129师的小分队被派得更远，进入山东。
3.建立根据地。八路军三个师的行动得到蒋介石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两人的批准。面对日本在山西的攻势，这些部队，尤其是第115师，与山西正规部队配合，但保持组织上的独立性。由于这种配合，迎来了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首次胜利，这就是1937年9月25日发生在晋东北的平型关大捷。在当地激烈而混乱的战斗中，大部分任务由山西军队承担，林彪则对精锐的板垣第5师团后方的一支补给辎重车队布置了一次精心的伏击。日本人在一条狭窄的山沟里不意被分割成小股。然而，共产党人只缴获到大约100条枪，而没有抓到俘虏；日本士兵顽抗到底，幸存者破坏自己的武器，然后自杀。[36]
平型关的经验可能有助于使毛和同意他观点的一些人相信，与“友军”配合对优势的敌人作常规战是不明智的。林彪在这场争论中或许站在毛的一边，他在战斗报告中含蓄地确认以下结论：
（1）由友军协同作战实际上非常糟。他们决定进攻计划，但他们自己并不能贯彻……（7）敌兵有很强的战斗力。我们在北伐和苏维埃时期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强敌。他们的步兵在战斗环境中能发挥个人主动性，他们即使受伤，也拒绝放下武器……（12）我们部队的军事技能和训练仍有大加改进的必要。在过去半年中，我们的部队得到了一次休整的机会，纪律、士气和正规化都大有进步；但在战斗训练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37]
当日本对山西的入侵还在进行之际，第115师的几支部队（约2000人），在聂荣臻率领下，占据了山西东北部以及相邻的河北西部山区的阵地（林彪在1938年1月负重伤并回到延安，然后赴苏联养伤）。聂荣臻在五台/阜平地区的活动标志着以后成为晋察冀边区的开端。
早在1937年11月，晋察冀根据地的大致轮廓开始形成。当地的“动员委员会”和其他早期组织活跃在晋东北和冀西的近30个县、冀中（平汉铁路以东）的20个县和察南的4个县。但抵抗组织还没有完全控制这些县，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并不互相邻接。他们之间还很少合作。
1938年1月10日至15日，在冀西山区一个县城阜平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根据地正式成立。来自39个县的148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代表28个“组织”：从动员委员会、牺盟会和各种军事组织到黄教喇嘛。这是一次非常明确的统战会议，而且完全受中共指导。会议通过了一系列赞成抗日、军事动员、政治组织和温和的经济改革的决议。会议也批准了晋察冀根据地的组织结构；它指导根据地今后5年的工作，因为下一次根据地全体代表大会直到1943年1月才召开。阜平会议的代表批准成立一个9人行政委员会，由牺盟会的活动分子宋劭文领导，他同时还是五台县县长。[38]聂荣臻是军区的司令员，军区与民政体制是分开的，但双方在所有层次上都互相影响。这一机构全面管辖11个专区，那里的抵抗运动的组织者最为活跃。1938年1月22日，蒋介石和阎锡山勉强批准了晋察冀边区的成立。在中共建立的所有敌后根据地中，它是得到中央政府正式承认的唯一的一个。与晋察冀的发展同时，贺龙的第120师活跃于晋西北，这是一个几乎与陕甘宁同样贫穷落后的地区，后来成为晋绥根据地。晋绥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是一条连接延安地区与更东边的根据地的战略通道，也是部分地护卫陕甘宁东北部的一面盾牌。
刘伯承把他的第129师推进到晋东南的太行山区，接近河北和河南边界。这一地区，加上鲁西部分地区，成为晋冀鲁豫根据地。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它实际上是松散地结合的两个根据地，一在平汉铁路以西，一在路东。以后发展的是山东半岛根据地，离八路军主力更远，那里共产党人、日本人、伪军、地方武装以及与中央政府有联系的部队之间的斗争非常复杂。
在华中，某些与华北不同的条件使得中共的势力发展缓慢。在受日本人攻击最厉害的地区，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和沪宁干线，地方行政往往崩溃，秩序混乱，而各种类型的武装团伙迅速涌现，恰与北方一样。也是在这里，日本人起初对他们经过的地区不注意占领。但在别处，华中较少受到日本入侵的破坏。地方和省级行政机构继续行使职能，经常与国民党控制的自由中国接触。长江北岸的安徽和江苏部分地区没有直接受到日本的进攻，国民党军队没有撤走，留了下来。在长江南岸的江南地区，虽然起初大多数国民党部队撤走了，但有些部队不久又被调来，更多部队接踵而至。这些部队中很多是中央军或与蒋介石有密切联系的部队，不同于八路军地区内的地方杂牌军。毕竟这一地区曾经是国民党政权的核心地区，国民党人对外来势力的侵入十分敏感，同时他们也处于抵挡这样的入侵的较有利的地位。
虽然新四军规模较小，在几年里战斗力也不如八路军，但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不久就要求他们在全区，尤其是在长江以北，从事进取性的根据地建设。国民党正式划给新四军的活动地区见（第642页图12）。中央政府每月补助约13万元以弥补经常费用。在长江北岸，他们的战场是国民党第5战区的一部分，由令人敬畏的桂系领袖李宗仁指挥；长江以南是第3战区，由蒋介石的心腹同僚顾祝同将军指挥。直到1938年末六中全会时，新四军的活动很少受到延安的直接控制。虽然项英的军部中某些高级干部来自延安（叶挺并无多大权力），但新四军的政治指挥系统却是经过当时以王明为首的长江局。起初几乎全部军事活动都在江南，包括部署新四军各小分队，招募或吸收杂牌的武装团伙来扩大自己，并从事力所能及的抗日活动。有时他们邋遢的外貌使当地农民把他们与打家劫舍的匪帮混同起来；有一两次他们被当作前来恢复秩序的日本军队而受到错误的欢迎。当地的老百姓，无论是普通农民还是地主，对他们的接待常常更多地取决于他们消灭土匪的能力而不在于抗日。[39]在战争的头一年左右，共产党在华中各地并未试图攫取政权和建立北方正在开始形成的那种根据地。
1938年末六中全会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1939年，新四军大大地扩充了，江北的部队日显重要，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江南部队为代价的。这一军事扩张也是以项英为一方和以党中央为另一方（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尤其是刘少奇）之间日渐紧张的关系的一个部分。这种扩张和强调建立根据地，当然使华中的共产党人与中央、省和地方各级的国民党当局发生日益严重的冲突。
在六中全会上，刘少奇成为华中党的最高领导人。这既反映了王明权力的下降，也反映了毛想在华中获得更严密的控制并在华中推行华北根据地建设政策的决心。[40]表21和图12表示新四军在战争头两年的部署，就总体而言，它向东北运动，进一步深人敌后，并远离国民党后方。加入新四军的其他军事力量中，最重要的是由长征老战士李先念领导的豫鄂挺进纵队，他们占据了原第4支队占领地区附近的阵地，位于武汉以北，横跨平汉铁路。直到1941年，在新四军事件后的改组中，李先念的纵队才正式编入新四军。更往东去，在长江以南，是两支半游击的地方武装，即管文蔚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和江南挺进纵队。管是丹阳出生的地方共产党领导人，他在1937年前一直与党失去联系。他帮助开辟了一条通道，经过这条通道新四军部队可以穿越扬中岛到达江北。这两支部队和第一支队均与从属于重庆的忠义救国军发生争夺。
表21 新四军（1939年末）
*近年高敬亭已恢复名誉；据说1939年他是被诬陷而错误处决的。————译者
资料来源：陈永发前引书，第2章；约翰逊：《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第124——132页。
地图12 1940 年晚期新四军的部署与调动
资料来源：查默斯·约翰逊：《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
地图13 所有宣称的共产党根据地（1944年晚期）
资料来源：范斯莱克编：《中国共产党运动》，第Ⅻ——ⅩⅢ页。此图根据中国共产党1944年8月的资料编制。
图13表示共产党根据地的大致方位，但同中共战争末期向公众提供的大多数简图一样，这张地图显示出共产党控制下的广大邻近地区。这很容易使人误解。这些根据地，从北方的陕甘宁和晋察冀到离广州不远的两个用阴影表示的不稳定的游击区，处于极不相同的发展和巩固阶段。一种更实际但仍为简化的图，可以表示出三类地区，它们都是变动的。（1）中共已经创立了相当巩固的行政机构的地区，可以公开行使职权并实行改革，老实说，这些改革还不是革命，然而却有比较深远的影响，并深深扎根于当地社会，超出了任何中国政府以前曾达到的程度。这些核心地区是不保密的中共地图上所表示的大片根据地中的安全岛。（2）比较不稳定的地区，在中共资料中常称为“游击区”，而在日本资料中称为“中间地带”。这里可能有多种力量：共产党人、国民党部队、地方民团、土匪、伪军。在这些游击区，中共根据眼前的共同利益寻求盟友。他们只做初步的组织工作，而且只试图进行有节制的改革。（3）在不同程度上受日本控制的地区。与中共核心地区相对应的，是日本人所占领的城市、大集镇和主要的交通线，边上有一些拉锯的边缘地带，在这些地带日军和伪军占上风。
特别在华北，铁路线既限制了也分割了主要根据地。晋察冀位于同蒲路以东和正太路以北。这一根据地的核心地区被平汉、平绥和北宁铁路隔开。这种模式在其他根据地也大同小异。显示1938年10月华北部分地区极端混乱的图14，生动地展现了战争头几年真实的复杂状况。
根据地建设过程
县以上政府的普遍瓦解与对统一战线内中共的半合法的承认结合在一起，为党的部队创造了许多机会。八路军成员和中共的文职干部自称是合法的当局和抗日的领导者。军事和政治控制齐头并进，但军事优先。八路军的部队每到达一处，最初的任务是与地方党或“进步势力”取得联系，然后与形形色色的地方势力和地方社区接触，从他们中间找到自己的地位。与当地积极分子接触可以得到人力、情报，并接近群众。如薄一波所说，当地人缺乏领导、组织、纪律和经验，这些都可由外来者提供，但如果没有当地人，外来者可能得不到信任；或许可以被容忍，但得不到真正的支持，并且也不可能在地方上扎根。国民党部队从来没有完全掌握住这一套联系方法。
地图14 军事形势，华北，1938 年10 月
资料来源：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地图页。
在晋冀交界山区，宋劭文领导的牺盟会就是聂荣臻部队最先取得联系的组织之一。越过平汉铁路，在冀中北部平原上，他们与吕正操接近。刘少奇估计1937年战争开始后大约有三万余名成员的200个武装团伙一下子冒了出来。[41]按照刘的说法，他们很容易被争取过来，只要八路军善待他们，帮助维持秩序，不要求他们提供太多的人力，也不去理会他们的某些半土匪的习气。地位牢固的土匪团伙和地方防护性帮会造成更困难的问题。成功地与他们打交道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随着根据地的扩大或被迫转移，这一过程可能必须重复。土匪和游民既是地方秩序的威胁，也是八路军组织的民兵的兵源。尽管他们常常“鱼肉”乡民，不得人心，但许多游民仍被招募。彭真回忆说，“绝大部分则积极参加了抗日运动。当时一般群众尚在观望，而大部分游民则因无身家之累，对现社会又少留恋，于是首先奋起与少数积极革命分子一同作了开路先锋”。[42]但是彭和党的其他干部也知道，他们主要是为了填肚子，哪边给的更多，他们就会倒向哪边。他们的口头禅是“有奶便是娘”。刘少奇指示地方干部要以最好的方式对待有组织的土匪团伙：与他们结盟并争取他们，吸收他们的群众并孤立他们的首领，或攻击并粉碎他们。在核心地区，要让土匪团伙就范，否则就给他们机会离开。但是，如刘少奇所说，“如果在敌占区活动的土匪团伙强到足以破坏敌人的秩序，而那里的抗日力量相对弱小，那么我们就应该劝说并团结这些土匪”。[43]这种与游民的统一战线增加了人力和武器，并逐步减轻了根据地的混乱。
根据刘少奇的说法，地方帮会是一个比土匪更困难的问题，他提到这些帮会在中国的悠久历史以及因战时条件而得到的动力。红枪会、天门会和联庄会“都是纯粹的自卫组织，共同的目的是抵制过高的赋税和军队或土匪的骚扰”。他们一般由乡绅和“政治上中立的人”所控制，能得到群众支持，因为他们对农民的“落后和狭隘的自身利益”有吸引力，但另一方面，秘密帮会在其他形式的影响外增加了迷信。他们准备与任何外来者作战，包括抗日游击队。此外，如果一支小部队驻扎在他们附近，尽管并不构成威胁，他们为了获得武器也常加以袭击。帮会没有永久性的军事组织，但只要战斗在当地发生，他们就能召集“很大兵力”做出反应。
刘少奇总结了几种最有效的方法。（1）不要轻率行动。（2）严格遵守纪律；不要提出需求，也不要触犯他们，但要非常警觉。（3）小心避免触犯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他们的领袖；要尊重他们。（4）当他们受到日本人或伪军骚扰时，帮助他们赶跑敌人。（5）以模范行动赢得他们的信任和尊敬，并用各种方式援助他们。（6）最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耐心的教育、宣传和劝说，以提高他们的民族意识，引导他们投身抗日斗争，并自愿向游击武装提供物资。（7）努力分化为日本人服务的帮会。（8）不要帮助帮会成长，尤其在根据地或游击区。（9）在敌占区，帮助推动帮会从自卫斗争向抗日运动的方向发展。最后，刘指出迷信有时也能转为好事。有些秘密帮会相信，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准是他们的保护神和明朝缔造者朱元璋的后代。这些秘密帮会和当地八路军之间的关系就特别好。简言之，刘说，“在华北的许多地区，乡村里的抗日统一战线主要依赖于我们与帮会之间的关系和工作处理得如何”。[44]
因此，共产党势力进入敌后，首先并不依靠民族主义、社会经济计划或意识形态。事实上，对拥有兵权的人来说，以不同的意识形态或根本没有意识形态而以中国乡村为生，是很方便的，下面一段对孙殿英的描述说得很清楚：
孙的一位副官对我说，“我们要有一支军队的原因是每个人都要吃饭”，意思是说，他们打不打仗无关紧要。从这场战争开始到结束，孙在共产党人与中央政府之间周旋，甚至有一段时间还投向日本人……当战争爆发时，他招集旧部与日本打仗。中央政府任命他的部队为新五军，总部设在河南林县……由于与秘密帮会有联络，他到处都有关系，因此经商办事都不在话下。虽然林县是个偏僻的小地方，但即便来自上海的商品也能买来享用。[45]
中共到处都把军事和政治控制视为优先于一切其他工作的基本条件。巩固区、半巩固区与游击区之间的差别标志着这种控制程度的不同。早期的形势可以描绘为“开放的”，这就是说社会中的个人与团体可以有多种选择，中共无法阻止他们尝试。在这种环境下，统一战线认识到党相对软弱，于是主要依靠劝说、妥协、渗透和教育。
另一极端是“封闭的”形势，其中中共的力量已足以限制选择，并使选择的动机和代价向产生所要求的行为方向发展。对那些持反对态度的人，必要时党可能施加强制性的制裁，甚至使用暴力。当这种控制取得成功并深化时，某种政治革命就发生了，尽管在社会和经济结构上还没有任何变化。党及其追随者正从传统的农村权力占有者手中夺取权力，但控制权的建立是一个渐进的、不平坦的过程，受地形、当地社会及存在竞争或敌对势力的影响。即使在最成功的晋察冀根据地，进展也是困难的。群众并不会自发地团结到共产党一边。彭真写道：“在建立根据地时，中农、贫农和其他劳苦群众的政治和组织的自立能力并未真正显示出来……在这些农民确实经过一些斗争（开始主要是自上而下发动的），逐渐真正觉悟起来之后，才胆敢反抗了。” 1941年末，他终于可以说：“关于这一地区的阶级关系，我们在军事上与政治上占有统治地位；基本群众已经站过来了，并占了优势。但在经济上，地主资产阶级仍然明显地占有优势。”[46]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多次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某些地区是否存在某种条件，使它们比其他地区更易接受共产党人的渗透、组织和控制。尤其是，贫穷、剥削和社会混乱的环境是否比更富裕、社会更协调的地区更能为共产党的活动创造有利条件？答案似乎是，“共产党人在中国取得成功或权力并没有一个单一的模式……在任何地区与任何时候，共产党势力的扩张，和其他社会现象相比，似乎更与共产党在附近地区的[长期]存在有关”。[47]事实上毛、刘和其他领导人从不接受下列观点，即特定的社会与经济条件使某些地区适合建立根据地，而其他地区则否。反之，毛相信，原则上根据地可以在任何地方建立，只要党有机会在那里坚持活动。例如，1938年5月，他坚持根据地不仅可以在交通比较困难的地域建立，也可以在平原建立。[48]当这些领导人提到地方条件（租佃、高利贷等）时，他们是在提供可在其他地区灵活运用的具体例证，并不是表明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建立根据地。虽然租佃率在华北许多地区相当低————因此减租政策的吸引力也有限————但共产党领导人争辩说，还有其他的问题、其他的剥削形式可以代替。这就需要当地的干部分析他们所在地区的社会与经济条件，根据一般的指示精神去着手工作。一个特定地区的条件是否使农民受更多剥削，生活更为悲惨，或者生活大致如前，甚至稍有改善，这样的问题并不使共产党领导人或地方干部感兴趣。他们深信，乡村中每个地方都不乏悲惨与不公，足以激起革命性的变革。
但是，共产党并没有能在各处都成功地创立根据地，也不经常能保持曾建立的根据地。最成功的根据地确实位于较为贫穷的地区：山区、沼泽地以及其他边远地区————总之，在传统的匪区，像传奇小说《水浒传》中的宋江和他的弟兄们所占的那些地区。原因也相同。这些周边地区远离居民点和国家控制，常跨越省界，比靠近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的人口稠密的平原更安全，有更好的机会可以不受干扰地工作。[49]简言之，要一个特定根据地取得成功，地理因素（甚至不妨说军事地理因素）可能比社会和经济结构更重要。
共产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是军事——政治控制与人民支持的结合，两者表现在互相连锁的直到村一级的组织结构中（至少在巩固的根据地是这样）。首先是控制，但共产党人在控制上的做法与他们的对手不一样。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变革随控制的扩大和加深分阶段进行，交互作用。从观念上讲，在党自信有能力取得成功前，不应进行改革。反之，每一次变革都应进一步加强党和“基本群众”的控制。因此，只要处理得当，每一次变革都既加强了党的控制也加强了群众的支持，并为下次变革铺平道路。
当要求进行一项特定的改革（一次选举、一次生产运动、一次斗争会）时，人们通常知道这是指巩固区，或许还有半巩固区，但不涉及太“开放”的游击区。而且，即便是在巩固的根据地，许多政策也并非立刻全部执行，代替的做法是先在精心准备的“示范区”推行这些政策，在那里深入的预备工作和集中的人力使政策可能取得成功。当众羞辱一个特别臭名昭著的地主并剥夺他的部分或全部财产的场面，对别处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其他尚未如此痛苦地被挑选出来的地主则被“劝说”进行合作，尤其是保证他们的财产不会被没收，而且他们可以继续收取地租与利息（虽然要减租减息）。更为重要的是，让农民大胆确定自己的阶级地位，克服根深蒂固的宿命主义、消极屈从以及社会调和————总之，要行动。每一次行动都使下一次行动更容易，并且断绝了退路。一个佃户由于害怕报复或者为了保持社会融洽，可能一时偷偷地付给地主原先未减的租金。但是，一旦他在斗争会上大声训斥了这个地主之后，他或许再也没有退路了。
有些农民生平第一次开始思考自身————经常是迟疑地或勉强地————为自己本身的权利做政治和社会的行动者，而不是受他人驱使的被动的行为对象。党的目标是一种受指导的但也是自愿的参与，党称之为“民主”。阿历克斯·德·托克威尔阐明了一个普遍的原则，他这样写道：“冤情只要看上去还无力解除，就一直耐心地忍受着；一旦消除冤情的可能性在人们的头脑中出现，它便显得无法忍受。”[50]彭真描述了那些过去谋划交付全部地租的佃户现在怎样开始向地主清算，并拒绝缴纳任何地租或要求赔偿。有的农民在街上故意冲撞地主。“总之，一切都翻过来了……这种情形在我们接到中央‘七七’三周年指示，颁布了‘双十纲领’以后（1940年中期）便开始纠正，使双方的斗争约束在一定的范围内”。[51]
在控制权正在建立时；有三种关系会发生争论，可以着手组织和动员。（1）地主与佃户的关系，集中在地租上；（2）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集中在利息上；（3）政府与被统治者的关系，集中在赋税上。[52]这些争论被用来加剧阶级斗争，反对“封建分子”。为了更深的渗透和更广的组织，共产党采取一步一步的措施打开当地社会之门，但在每一步上那些正在被组织起来的人们必须看到他们的实际利益，而不担过分的风险，不然他们就不会响应。必须找到有立竿见影或近期收益的具体措施，并用农民习惯的、生动的乡土语言表达出来，而把阶级斗争的话留待以后再说。
带给当地居民的最初利益将取决于环境，并必须与进入这一地区的中共军政人员的后勤需求相协调。彭德怀这样描述：
根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给养自筹。建设了根据地，有了政权区，可征收救国公粮；没有建设根据地政权以前，即捐、借、指派、没收汉奸财物，不靠国民党发饷、发给养。[53]
虽然减租减息是既定政策，但在对较先进根据地的巩固地区已树立控制权前，没有一项能系统地实行。减租被说成是实现孙逸仙的二五减租的诺言（从平均50%的地租——收获比降至37.5%），作为“耕者有其田”方案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国民党思想体系的法定的但被忽视的成分。这使包括地主在内的国民党支持者很难对中共正在做的事情提出批评。从外界看来，中共的地租政策相当温和。然而土地关系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使党能随当地形势和干部情绪的需要而行动，或克制或严厉。地主的阻挠被指责为破坏抗战事业以及实际上与敌人勾结。[54]这可能导致严厉的惩罚，甚至没收财产。总之，地主的选择受到限制：“地主在乡村的土地不可能带进城市。”彭真继续写道：
总之，晋察冀边区地主是在基本群众已经起来，民主政治已经确立，封建专政已被打破之后，才开明起来的。事实证明，不经过农民对地主的必要的斗争，地主阶级的开明是不可能的，地主与农民关系的调整也是不可能的。[55]
减息是难以贯彻的，如果这涉及取消本金或陈债的自然增长的利息，那么减息也可能比看上去更激烈。这些损失加上新贷款的低利率常使潜在的借主把他们的钱束之高阁。农村信贷的收缩引起了苦难，因为许多贫苦农民需要贷款活命，特别在华北和华中北部的春荒季节，那时头年的存谷已所剩无几，而越冬作物要到五六月才有收成，还有几个星期要等。而且，并非所有的借主都是富商或地主。贫农和中农或许有点现金，但由于数额太小，不足以投资于土地或商业，他们把这点钱借出去以谋取额外收入。缺乏劳力的家庭————寡妇或无儿女的夫妇————可能卖掉他们无力耕种的土地，换成钱出借。因此，只有根据地政府自身有充分的财力，使得按规定利率的信用贷款可以借到时，减息才能成功。
税收也只能缓慢地改变。不像陕甘宁边区，敌后根据地得不到外来的补助，如彭德怀指出的那样，必须依靠自身的努力。在战争的头两年，即使晋察冀也只能在税收制度上进行有节制的结构调整，方法是废除许多杂税和附加税，但不是全部————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它们在20世纪头几十年间已经激增，多于和超过基本土地税————并对与敌占区的贸易征收关税。其他改革目的在于更有效地征收土地税，方法是登记“黑田”（以前未征税的土地，因为它们不在土地册上），并制止贪污，使征到的税款真正进入国库。剩下的赤字由内部公债和其他特别措施弥补。
在1939年，行政控制已经进展到足以允许较为正规化的税收制度，即“合理负担”计划在晋察冀根据地的核心地区实行。在这一计划下，每个县分配个税收定额，这个定额根据估计的总资产和支付能力依次分到乡和村。村的定额按照过高累进的算法再在居民家庭间分摊。此外，对非常富裕的家庭另行估产。[56]减租减息的目的在于防止地主和富农把他们的税款转嫁给佃户和债户，使税收制度更为有效。显然，除非这一制度的设计者们对那些将在县和村级贯彻该制度的人满怀信心，这项制度是不能执行的。彭真的报告提到，进入1939年后很久，晋察冀才能任命或更换村长，建立村代表会议；并创立统一的行政体系————即使在那时，也只在巩固区才能做到。[57]
稍后，合理负担税收制度，作为第二种主要改革，以类似的形式在其他根据地运用，这种改革是把财政计算的主要单位从货币转为谷物。在晋察冀，政府的主要账目是以小米或其他等同物为单位。于是薪金和税额与币值波动隔断。干部和其他职能人员享受供给制，零用钱极为菲薄。对军队或其他因公出差的人发给粮票，他们可以在根据地辖区内的任何地方用粮票换到粮食。各村交纳税收定额的时候，既可以交粮食，也可以交粮票，或者两者兼有。由于各村要负责将税粮运到粮站，他们更喜欢方便的粮票。[58]
如果共产党干部与村长认为合适，他们可以采取没收、征税、捐献和合理负担赋税的办法使当地居民中特定的个人或阶层的经济地位遭受明显变化。这对佃户、贫农和中农有利，而对富农和地主不利，尤其是对地主不利。一位学者声称，“中共的减租减税方案是革命性的。它相当于分期没收”。[59]
虽然这种估价可能对晋察冀核心地区的某些村庄是正确的，但对晋察冀的其他地方和其他根据地就言过其实了。中共自己也承认，它缺乏在整个根据地执行这些政策的能力。即便在某些地区这种激进的变革是他们力所能及的，共产党人通常还是满足于有所保留，只要能深化他们的控制并有助于动员农民支持就行。一则，地主和富农是农村最有活力，在经济上最有成效的经营者，即使不是由于他们自己的直接劳动，那么也是由于他们拥有资本、役畜、农具、技能和熟悉市场情况。况且，中共用来作为便捷手段的阶级划分只能非常粗糙地反映更为复杂的现实，而农民是在这个现实中看到自己的。[60]尽管有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的观念，尽管农村中穷人对那些剥削他们的人的怨恨确实存在，但社区团结的牢固传统、社会调和的习俗以及宿命论对现实的接受都阻碍着激进行动。对共产党人定为“地主”、“富农”或干脆就是“封建分子”的那些人采取任性的措施很可能吓倒普通农民，他们或许害怕下次会轮到他们，尽管保证不会。识字的和受过教育的人也群集在这些下层农村精英中，如果党想补充能够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地方干部，许多就得来自这些人群。最后，共产党人认识到，粗暴待遇的消息会传播到其他地区，使他们的渗透以及与乡绅的统一战线更加困难。
到卢沟桥事变两周年时，中国共产党人处于前所未有的地位。这一运动以前曾两次迅速发展，又两次濒临绝境。这两次是1927年第一次统一战线的血腥解体和1934——1935年长征的艰辛，幸存者们精心照料着革命的火种，并耐心地使它们恢复活力。现在，由于战争，共产党人更强大了，分布更广了，军队、地区和追随者遍布华北和华中。领导层比过去更团结，不再只有一个像上海或江西苏区那样的统治中心，在那里共产党人可能受到致命的打击。
从1927年和1935年的情景观察，中共力量的成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与国民党人及其追随者的力量比或与日军和伪军比，也与这些新区的广大空间和社会复杂性比，中共力量的这种成长显得更为有限。它能经受住第三次大挑战吗？
Ⅱ战争中期，1939——1943年
1939年初战争开始转入第二阶段，这是1938年末毛在六中全会上所预见的相持的结果。毛曾预言，在这个持久的“新阶段”，抵抗力量（当然主要指共产党领导的力量）将成长壮大。其实这笔账并不那么单纯。在山东和华中建立了新的根据地，但在华北许多地区人力和丁口因日本的强化治安而丧失。根据地经济面临严重问题，农民所受的苦难比任何时候都重。
相持阶段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扩张越来越恼怒，共产党的扩张与他们自己的损失呈鲜明对比。当国民党人正被赶出他们拥有最大财富和最高权力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并在这一过程中丧失了精锐部队时，中国共产党却正在渗入日军战线后面的广阔农村，在那片土地上扩张势力并赢得民众的支持。
第二个方面是日本人想要（并且需要）巩固他们名义上已征服的地区，并从中得到经济利益。归根到底，发动中国事变的理由是利用中国的劳力和资源来增强日本的力量，而不是在中国的广阔领土上耗尽其财富。
一个日军陆军上校悲叹道：“为什么，唉，为什么，在我们已经达到最初目的后，我们不迅速结束中国事变？我们被诱入内地，真是愚蠢……我们所得到的是不动产，而不是我们 ‘解放’的人民的普遍支持……我们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永无尽头的消耗的泥潭中了。”[61]日本的当权者们仍意见分歧，并且互相竞争；他们多方设法以求改善其处境。他们对蒋介石展开新的和平攻势，同时力求建立一个在汪精卫领导下的“改组的”国民党政府，汪已于1938年12月逃离重庆。他们招揽了更多的合作者和傀儡。最后，日本人还采取强有力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措施来建立地区性控制并消灭反对力量。
与国民党的“摩擦”
共产党人用“摩擦”这个委婉的说法来描述战争中期他们与国民党人的冲突。到1939年，许多观察家认为（或许是错误地认为），出乎意料的真诚协商开始渐趋消退。1939年初，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限制中国共产党的措施。[62]军事冲突始于夏季，持续到秋冬，越来越频繁和激烈，这些冲突多数发生在华北根据地及其周围。共产党把1939年12月到1940年3月之间的这段时期称为“第一次反共高潮”。当然，双方相互指责对方是进攻者，而称自己是对无理进攻的自卫。但从战略上看，这次华北“高潮”是国民党为制止中共擅自扩张到指定地区以外，并在已经丢给共产党人和日本人的地区恢复权力所做的一次努力。蒋介石作为一个传统主义者坚持要维护他的法权，而共产党人则坚持他们有发展的权利，对政府法权的道德价值提出质疑。
1939年，国民党人开始对陕甘宁南部和西部边界实行全面封锁。一年内，封锁部队几达40万人，包括一些保存得最完好的由胡宗南全面指挥的中央军。封锁阻止了共产党的进一步扩张，特别在甘肃和绥远，并终止了陕甘宁与在邻接苏联的新疆（中国土耳其斯坦）活动的共产党人的直接接触。新疆的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的弟弟，于1942年被害。在甘肃——陕西边界和陕甘宁东北角长城沿线绥德附近，当封锁军刺探薄弱地点时，爆发了激烈的战斗。贺龙第120师的一些部队从黄河对岸的晋绥根据地调回，以加强陕甘宁的正规守备。
经济上的封锁甚至更为严重。中央政府给边区预算的补助于1939年中断了。边区与中国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几乎陷于停顿，这对一个许多基本用品不能自给的地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国民党和地方势力也谋求把他们的军事和政治权力挤入共产党视作他们根据地的河北、山西、河南和山东地区。共产党反对这些企图，他们有预见地谴责他们的对手危害抗战和损害人民利益。“摩擦专家”据说是为日本人及其傀儡效劳。共产党注意到地方部队与日本人的勾结日益增多，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蓄意的、不严肃的所谓“曲线救国”的策略，目的在于保存军队以为将来反共之用。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仍力求避免与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公开决裂。在公开场合，中共一贯把这些军事冲突描绘成地方指挥官超越上级命令挑起的，尽管他们明白事实并非如此。蒋介石当然不能否认这种提法，这使共产党的强烈反应显得正当有理。
毛泽东宣布对付这些攻击的总政策是：“有理、有利、有节。”[63]换句话说，当共产党能够表明打是正当的，以及当他们能得到好处时，他们就应该打。但他们的进攻不应超过国民党容忍的限度，不应损害他们在公众中的无私爱国者的形象。中共的武装应尽可能将主动权完整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决定何时交战，是否交战，何时休战。
“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最引人注目的插曲是1939年12月与阎锡山的决裂。整个夏天和秋天，山西的紧张气氛一直在增长，因为阎及其与旧军有联系的保守的追随者看到牺盟会和新军的决死纵队与共产党军队搅在一起了。当山西省的大部分成了根据地和敌占区时，阎被迫流亡到黄河对岸的陕西秋林。11月，阎命令他的旧军在胡宗南派来的中央军协助下解除决死纵队的武装。经过接着发生的血战，这些部队一个个脱离了哪怕是名义上的省的控制，完成了与共军的会合。3万多人投向共产党。一个国民党情报员沮丧而颇有辩才地概括道：
这是共产党人惯用的手段。起初他们满口甜言蜜语，阿谀逢迎，曲意奉承，目的是要打开局面，为其行为作掩护……但是，一旦他们羽毛丰满，一旦初步的基础已经打好，他们立刻就翻脸咬人……我们心中曾料到结局可能是这样，但不知道情况发展得有多快……也不相信这竟会在中共号召“统一战线”和“团结抗战”之声响彻云霄之时发生。[64]
约一个月以后，在1940年2月到3月，八路军部队打退了这次所谓的高潮。张荫梧部在冀北平原被击溃缴械。在冀南，朱怀冰和石友三同国民党任命的河北省主席鹿钟麟一样被赶出根据地。虽然在这一地区仍留有少数非共产党武装，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根据地不再受到中央政府所属部队的严重威胁。中共指控石友三与日本人勾结，经证实后，石友三于该年晚些时候被中央政府处决。
1939年末，中共中央当局声称，“而现实能够发展武装的地区，主要的只有山东与华中”。[65]中共仍试图在这两个地区开辟他们能活动的根据地。
山东局势混乱。日军入侵后，国民党所属部队多数留在省内，因而共产党的武装和根据地比西边薄弱和分散。直到1938年后期，徐向前和罗荣桓指挥的八路军第115师和第129师的大部队才进入该省，与山东纵队和地方游击队（包括近遭日军杀伤的一支大部队的残部）会合。[66]这些行动导致与日军和各种从属于国民党的团伙冲突，当时他们都比共产党人强大。直到1940年后期，中共与这些国民党军的冲突比与日军的冲突还要残酷。
中共知道他的中国对手互相严重猜疑，而且他们对中共的态度也大不一样。主要的国民党军队并未紧密地依附于中央政府或蒋介石，他们归独立的、有时是桀骜的地区司令官指挥。共产党的策略被概括为几句口号：“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取悦上层，罗致中层，袭击下层”；和“争取于学忠，孤立沈鸿烈，消灭秦启荣”。[67]然而，不像其他华北根据地，共产党人花了几年时间都不能使山东的国民党军保持中立，若不是日军扫荡削弱了他们，共产党人当时甚至可能没有能力这样做。
到1940年11月，徐向前声称已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但他承认山东还不是巩固的根据地。中共的努力在沿山东——河北交界的部分地区、鲁中泰山周围和半岛最东端附近最为成功。他承认其他地方“进步力量尚弱”。八路军正规部队可能有7万人，远低于党中央的要求————15万正规军和150万到200万自卫队。[68]事实上一直没有实行系统的经济改革。大家熟悉的没收、征收救国粮、捐献和公债与传统的税收体制并存，只是对后者加以调整，以照顾较贫困的农民。
与在北边相比，共产党在华中的扩张更充满与中央政府军队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危险。鉴于华北大部分“摩擦”是因共产党迅速扩张到半真空地区引起的，中共在华中建设根据地的尝试要求他们取代与蒋介石和重庆政府有密切联系的现有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发展华中根据地的任务最初由第六支队（皖北和江苏）和第五支队承担，并得到黄克诚率领的1.5万到2万八路军强有力的支援。当陈毅的第1支队通过管文蔚的地方武装提供的走廊由江南到达江北时，他们也积极地参与了。这一扩展是对毛泽东和刘少奇各项指示的响应，这些指示经过1939年后期进入1940年时变得愈来愈紧迫了。这使得江北的新四军与安徽和江苏国民党当局，特别与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领导的军队之间的冲突变得更加频繁和尖锐。
然而，江南的项英并没有直接向重庆的指挥官们提出挑战。或许如毛后来指责的那样，他曾受王明影响，或许他别无选择。他的部队————三个支队加上新四军总部————在数量上远不及顾祝同的国民党军队，更不要说日军和伪军了。虽然毛坚持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建立根据地，但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是一个罕见的困难环境。项英和他的同伴们于1934年至1937年间在华南山区面对残酷的围剿————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被取消————以巨大的韧性和勇气幸存了下来。能够经受如此艰辛的人突然成了“右倾投降主义者”，这似乎是不可能的。项英的“调和”和“妥协”或许更能反映这一地区真正的力量平衡。然而，到1940年春，毛对项英甚至逼得更紧了：
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69]
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争夺不仅仅是为控制敌后地区而进行的斗争。它还涉及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和领导权。对中共来说，一个令人担忧的发展是在整个1939年期间提高蒋介石威望和官方权力的运动，在他的党、政、军最高职位外增加了更多的头衔。1939年初，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他为国民党“总裁”，[70]不禁使人想起孙逸仙以前拥有的头衔。更有甚者，1939年夏、秋之际，出现了有关宪政的讲话。11月，国民党宣布了一年后召开制宪会议的计划。如果蒋真能兑现人们期待已久的许诺，他和他的政府也许可以获得新的合法地位和更孚众望。
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不能让这些发展不受挑战。如果国民党要有一个至高无上的领袖和权威发言人，那么中国共产党也应该有一个。毛的名著《新民主主义论》写于1939年晚些时候，而发表于第二年元月，这不是偶然的。[71]这一著作的要旨在较早的声明中已预先表达，但其发表时机和充分发挥则受国民党宪政运动的影响。它体现了中共参与竞争，不但争取得到（国民党以外的）支持，而且是中共期望领导的各阶层统一战线大联合的声明。《新民主主义论》中表面温和而有节制的语气使许多中国人相信中共或者已淡化了他们的革命目标，或者已把它推迟到遥远的将来。但在这里，像在中共许多其他声明中一样，措词往往一语双关。对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来说，文本让人们按英美民主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解释：民众参与，多党政府，依法保护公民权利。但在共产党控制的边区，同样的话具有较多的权力主义的和以阶级为基础的含义。在保密的非公开传播的党内文件中，模棱两可的词句不见了，人们因而可以清楚地看到党不只是对于抗战而且也是对于社会控制和社会改革的顽强、坚韧和灵活的承诺。
在同一时期，共产党人声称对国民党投降日本的危险深感忧虑，这种危险不仅发生在敌后的战场上，而且也发生在最高层。可以肯定，其中有些是宣传，但在宣传的背后也有真正的担忧。在1939年末和1940年初，一切有政治意识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正在与一年前逃离重庆的反复无常的汪精卫谈判。1940年3月，一个“改组的国民政府”最终在南京成立，这是当时最可怕的勾结。
在同一时间，不那么广为人知的是日本人正通过香港的中间人寻求与蒋介石本人达成谅解。这一“为蒋设宴”的任务被称为“桐工作”，它既有高层次密谋的成分，也有低级滑稽剧的成分。据传蒋对和平感兴趣可能是为了使汪精卫进一步丢脸而设下的一个骗局。他们让汪在舞台的侧面等候，直到“桐工作”完全失败。但是即使蒋无意与日本人达成协议，共产党在这个多方位的和平攻势失败之前，也不可能确知它的后果。
中国从没有像1940年中期那样孤立过。在欧洲，“虚假的战争”因跨越低地国家的德国闪电战而于春天结束。法国很快被击败，而英国似乎也将陷落。日本利用这种形势要求切断中国与外界脆弱的最后联系：滇缅公路与中立的香港的贸易，以及河内到昆明的铁路。与此同时，苏联陷入棘手而令人困扰的对芬兰的战争，并削减对国民党人的军事援助。美国则刚从孤立主义中逐渐摆脱出来，而且明确地认为英国比中国更重要。在重庆和自由中国的其他地区，对战争感到疲惫、绝望和士气低落的迹象是显而易见的。
新四军事变[72]
在这种环境下，毛号召大力扩展，这或者是一次大胆的赌博，认为蒋不致投降日本；或者是一项紧急准备，尽可能争取有利地位，以防国共发生分裂。在华中，从1939年最后几个月罗炳辉的第五支队与高邮湖附近韩德勤的江苏军队发生冲突开始，战斗的规模和发展速度不断增长。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管文蔚的部队全部沿长江左岸运动，并与更北的罗炳辉部保持经常接触。罗也开始得到取道六支队控制区南下的八路军的一些增援。显然，在苏北和苏中，一场重大的对抗正在激化。
这时江南指挥部的情况很糟。国民党的司令官冷欣和顾祝同[73]严格限制他们的活动，致使毛和刘逐渐放弃了在这一地区建立巩固根据地的打算。在春末夏初之际，陈毅将其第一和第二支队大部转移到江北。9月，第三支队也尾随渡江，到达第四支队的驻地巢湖附近。只剩下叶挺和项英下面的军部直属部队仍留在长江南岸，驻皖南泾县。
当军事形势朝着摊牌的方向发展时，国民党和中共的代表于1940年6月开始谈判。争论的是共产党的作战区域和中共领导的军队的核准的规模。建议与苛刻的反建议你来我往，未能达成协议。国民党认为，除晋南仍留作阎锡山的辖区外，允许中共在1938年前的黄河故道以北自由统治是一个让步。作为回报，八路军和新四军所有部队应撤离华中。实质上，国民党是向中共提供中共已占有的地区，以换取它放弃可能将用武力取得的地区。国民党当局发出了一系列截止日期，但没有明确指出违反这些规定会有什么后果。
表面上，中共似乎部分地照办了。陈毅和江南指挥部的行动可能看上去像是服从，尽管实际上他们是在执行自己上级的命令，而不是国民党人的命令。1940年秋冬之际项英继续拖延和推诿的行为至今仍有点令人不解。或许他已有相当理由感到毛对他已失去信任，一旦抵达长江北岸，他将丧失他的指挥权。此外，延安的指示有时是模棱两可的和矛盾的。或许他还想与国民党的司令官达成关于撤离该地区的行军路线和安全措施的可靠协议。
韩德勤一度在苏北驻有大量部队————估计有7万人，远超过新四军的数量————阻挡着第六支队的扩展和八路军的进一步南侵。但到仲夏，他认识到必须反对新四军在苏中集结，否则他就要冒把苏中奉送给共产党人的危险。随后发生了一连串混战，而以1940年10月初在苏中黄桥镇附近的一场决战达到高潮。在4天里，韩的第89军的几支主力部队被歼，其余部队也被击溃。这也给第六支队一个信号，让他们在苏北更积极地活动。后果是韩的一位主要的司令官与中共建立合作关系，另一个投靠了汪精卫的南京政府。虽然韩德勤到1943年仍在江苏保有立足之地，但其实权已被粉碎。黄桥之战在中国报纸上没有作多少报道：国民党不想公开其惨败，而共产党人对这段与其正式接受的统一战线相矛盾的插曲也乐于保持沉默。
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在韩德勤失败之后的秋季，国共谈判每况愈下。12月初，蒋介石本人下令，让所有的新四军部队到12月31日止撤出皖南和苏南；到同一期限，全体八路军应撤至黄河以北，一个月后与新四军会合。在叶挺和顾祝同双方代表之间接着展开一场有关行军路线、安全措施以及————令人难以置信————向新四军提供经费和给养以助转移的讨论。[74]12月25日，毛泽东命令项英立即撤离，但直到1941年1月4日，叶和项才真正开始转移。顾祝同的部队几乎立即进行骚扰并击溃了新四军军部部队，包括后勤人员、伤兵和家属以及一些作好战斗准备的部队。在一次变更部署中，他们向西南方向转移到茂林，在那里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并在随后的几天中被粉碎。
双方损失都很大。中共方面伤亡约9000人。项英两次试图凭自己的力量冲出包围，均未成功，并被叶挺斥责为擅离职守。叶挺完全接管了这支必败无疑的队伍的指挥权。项英最后成功脱险，但在两个月后因携有新四军的黄金储备而被他的一名卫兵杀害。项英直到最后或者是未能，或者是拒绝前往刘少奇领导的江北地区寻求避难，叶挺不幸被捕并在监狱中度过了这场战争余下的岁月；最后他于1946年获释，但一个月后与其他几个高级党员一起在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1月17日，蒋介石以违抗命令的罪名宣布解散新四军。延安与重庆间的直接联系实际上结束了，而且在许多国民党统治的城市中的中共军事联络处也被封闭。
这就是新四军事变，也被称为皖南事变。显然，这是对韩德勤在苏北和苏中败绩的报复行动，它结束了在江南建立巩固共产党根据地的任何现实机会。然而，从战略意义上讲，这些损失因在更北边取得更大的收获而得到了补偿————事实上，几个月后，经过整编的新四军开始悄悄地重新派遣一些部队进入这一地区，在这里他们进行游击活动，没有安全的根据地。
与围绕黄桥之战的沉默形成鲜明对比，新四军事件成为一个激烈而持久的论战主题。中共控诉这是比第一次“反共高潮”更为严重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他们把自己说成是殉难的爱国者，而把他们的对手描绘成：
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75]
当然，国民党的回答是，挑衅已有多次并且是严重的，而违反军纪的行为不能宽恕，但他们不愿公布自己败于中共之手的细节，这使全貌含糊不清。中共智胜了这场宣传战，并赢得了可资利用的政治资本。“如果被看作民族英雄具有政治价值，那么做个民族殉难者价值更大……在整个中日战争中，没有一件事比新四军军部在 ‘忠实执行命令’时被消灭更能提高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威望了。”[76]
许多关心这次事件的中国人和其他观察家确实感到“震惊”，担心内战重开。虽然内战并未接踵而来，但是以新四军事变为最高点的各次事件，只有极少例外，已被看作第二次统一战线破裂的标志。这种观点有两个错误。首先，中共把统一战线视为一种战略，可以灵活运用于从中央政府的最高层到最小村落的中国各种政治、军事和社会力量。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的关系从整体上说是重要的，但绝不是统一战线的全部。然而即使对蒋和国民政府，惯常的解释也是错误的。整个战争期间，统一战线的主要目标是阻止国民党人与日本讲和。因此，当中共军队和中央政府军队之间发生像黄桥和茂林那样的大规模冲突而能不导致与日媾和及全面重开内战时，这不是统一战线的终结，而是它的根本的证明。[77]如果蒋介石能多少容忍如此大规模的摩擦，那么对他将来会与日本人和解的担心就能大为减轻。
新四军事变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中共重新组建华中的政治和军事存在。中共中原局和东南局被合并而重新命名为华中局，由刘少奇负责，反映了这一地区对党中央的重要性。新四军也完全改编，并做了重大的调整。陈毅成为新的代理军长（因叶挺在押），指挥7个师，这些师是这支部队现在分成的。每个师负责一个地区，中共要求在每个地区建立一个根据地（见图15及表22）。实际上，根据地建设是在1940年的摩擦和新四军事变后才开始认真进行的。在以后几年中，第一至四师的作战地区包括不断扩大的被包围的巩固区，在这里，军事统治与党的公开活动、行政控制、群众组织的发展、地方选举以及社会经济改革结合在一起。其他三个地区在半巩固状态和游击状态之间变动。
地图15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部署
表22 1941 年2 月18 日以后的新四军
资料来源：查默斯·约翰逊：《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第144——145页，对照陈永发和片冈铁哉的材料校核。地图15 由此表而来。
国共冲突的最坏时期已经过去。当中共文件提到1943年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时，它们指的是不加掩饰的政治活动。除相当强大的国民党势力持续时间较长的山东外，敌后中国各派武装之间的均势到1941年中期已变得有利于中共。在随后的几年里，这种优势变得更大，直到1943年年底，共产党人实际上没有受到国内对手的挑战。1943年9月当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讲话时，在他的头脑中或许已经有了这种思想：“我相信首先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问题纯粹是个政治问题，并且应该用政治手段去解决……”[78]在敌后大部分地区，国民党人再也没有能力去试一试任何其他的解决办法了。
日本的强化治安
在国民党和中共间出现“摩擦”的同时，日本人正试图控制并开发他们名义上已征服的地区。把摩擦和强化治安分别论述，对中共同时处理两者所面临的问题的真正复杂性和困难有所损害。有时，中共要两面作战。但是，如果说国共摩擦的最糟时期到1941年就结束了，那么日本强化治安的最危险和最痛苦的挑战尚未到来。如果想恢复接近真实的历史，这两个年表必须叠加起来。
日本人明白强化治安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因为在日军最远的前线后面大部分地区多半不在他们的控制之下。有些地区用很直截了当的手段就能恢复秩序，如恢复当地的行政管理和政策的权威，修复交通和通信线路，招募中国人（往往证明是不可信赖的）充当傀儡政府的警察和保安队员，登记当地人口并要求他们携带良民证。集体安全技术按照由来已久的中国方式被广泛采用。其中之一是众所周知的各种形式的保甲制度。“护路村”就是它的变体。一个村子被指定负责看护附近的一段铁路；如果居民未能把它“保护”好，他们就要集体承担责任。但早期日本人对华北控制的松弛已在1938年夏由三名年轻的外国人生动地作出说明。他们三人在北平任教，外出度假，出于好奇想知道外面的情况，他们带着自行车搭乘南下的火车，在保定车站下车，然后骑车西行，直到碰上八路军的小分队。[79]
在战争初期，指挥官们想采用运动战，但毛坚持要降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战规模，并把他们分散成小股部队，作为战斗、扩军、政工和根据地建设的核心。采用这种战略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可能是富有戏剧性或有重大意义的。每次小战斗都须经过仔细筹划，利用当地情报和出其不意，使小分队能在有限的弹药用完以前或敌人援军到达以前打了就跑。为了杀伤敌人，也为了夺取武器和其他物资，小分队可能伏击小股日军巡逻队和伪军。铁杆汉奸或伪政府人员可能遭到暗杀。总之，共产党人的目的是使运输中断：在路上埋设地雷，砍倒电话线杆并偷走电线，切断铁路线并破坏车辆。有时他们取走钢轨，为他们原始的兵工厂提供原料，或试图造成出轨。破坏桥梁或机车是一项主要成就。表23中表明共产党人在华北利用这样的机会是多么有效。
表23 对华北铁路的破坏（1938年1月至1940年10月）
资料来源：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第1卷，第407页。
共产党人和日本人都明白，这种战术对战略平衡几乎不产生什么影响，但在其他层次上则是有效的。对日本人来说，这些行动像是许多小伤口————疼痛、流血并可能是感染源。在农村几乎没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日本资料证明，当野战部队的司令官们试图消灭抵抗力量，恢复行政管理，征税，并准备更有效地从经济上开发占领区时，他们越来越恼怒。抗日游击战不能按赢得多少战役、造成多少伤亡、占领多少土地等传统项目来评估。如毛反复强调的那样，还必须从政治上和心理上去评价。因为中共在战争时期的合法性有赖于其爱国主张，所以有必要采取足够的军事行动以维护其信誉。此外，军事上的胜利对赢得“基本群众”的支持，说服动摇者认清形势，以及使反对派保持中立，都是极为重要的。“并不是人们总是选择胜利的一方，而是几乎没有人愿意加入他们认为正在走向失败的一方。”如一位有经验的干部所观察到的那样：
在游击队中……有一种说法“胜利决定一切”。那就是说，补充队伍，提供给养，提高群众抗日热情或赢得群众同情，这些不管曾经多么难办，但在打了一场胜仗之后，群众全都热衷于给我们送面粉、馒头、肉和蔬菜。群众的悲观和失败心理烟消云散，许多新的游击战士蜂拥而至。[80]
后来，当日本人开始要他们为每一次不论胜利与否的战斗付出沉重的代价时，这种态度就改变了。
在华北和华中，日本最初的绥靖扫荡对中共并不构成多大问题。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种各样的中国武装。日本人只试图扫荡或击溃他们，不管他们性质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认识到，这样的扫荡只会使中共更加容易扩展。到1939年下半年，日本人变得比较有辨别力了。当日本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地方武装时，中国的非共产党武装袖手旁观。日本人对非共产党人也提出了更为肯定的要求。据日军统计，在1939年年中到1940年年末之间的18个月中，仅华北一地约有70000人从正规程度不一的国民党军陆续投奔日军。日本人也与几位地方司令官达成非正式的“谅解”，他们的总兵力约30万人。[81]当然，这就是中共猛烈抨击的“曲线救国论”。
当1939年晚些时候和1940年日军开始认真进行清剿时，华北日军和华中日军战略上的差异变得明显起来。华北的做法是强调猛烈的军事打击，政治策略主要限于招募伪军。华中当局对使用军事力量并不迟疑，但他们试图通过建立严密控制的“模范和平区”用更全面的政治和经济的解决办法来补充军事力量。虽然这两种战略最后都失败了，但它们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巨大的困难，直到1943年日本人由于对美国的太平洋战争的负担，才被迫放松。
当共产党人经受住了日本的强化治安和镇压时，大部分观察家将其归功于群众动员和民众支持，并将这种支持追溯到由侵略者暴行激起的抗日民族主义或社会经济改革和“群众路线”。无疑这两种因素都起了某种作用，但对党内详细文件的周密考察表明，镇压也削弱了农民的支持，并使民众受到恐吓而变得冷漠、勉强默认或积极与日本人合作。而在由巩固区降为游击区的地带，往往缺少能力和意志去实施系统的复杂的改革。在经受这样的风暴时，消极的和防御性的生存战略至少与共产党表现出来的在公众心目中的英雄形象背后的东西是同等重要的。
华北的强化治安
1939年末和1940年在华北的有计划的清剿从日本人及其傀儡控制比较牢固的地区向外扩展，推进到游击区和争夺区。最终目的是粉碎抵抗力量或使之失效。清剿的步骤是首先在某一地区。清除抗日分子，然后建立起一系列能够迅速互相增援的互相联系的强大据点。接着是不断扩大傀儡政府对民事管理和“维持治安”的责任，而日军则到更远的争夺区去重复第一个步骤。有选择地对被指控犯有抵抗行为的个人、团体或村庄施加暴行。这种有选择的暴力行为目的在于阻止居民积极参与共产党领导的活动，使居民不愿掩护共产党军队，并劝诱告密者站出来。至少战略是这样的。虽然远远没有达到日本人的目标，但它足以使八路军极感忧虑。
实际上，这一战略的框架是主要运输线。充分设防保护的铁路和公路将分割抵抗力量，并使他们失去灵活性这一最有效的武器。这些“囚笼”战术有可能用“蚕食”的方法扩大治安区。此外，这一措施的目的还在于更有效地对华北进行经济榨取。为达到这一目的，日本人努力改善和延伸了铁路和公路网。在战争开始时，山西省境内的正太（石家庄——太原）[82]线和同蒲（大同——潼关）[83]线都是窄轨的，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标准轨不一致。这是阎锡山为防止对他的省的渗透所做的安排的一部分（见图9和表14）。到1939年底，日本人用被强迫的劳工把这两条铁路改成标准轨。一个好处是高质量的无烟煤能更方便地从井陉煤矿（在正太铁路上）运到华北和满洲国的工业用户。新建的公路和铁路中最重要的是德石线（从山东东北部的德州到石家庄）；它始建于1940年6月，11月完工，连接津浦、平汉及正太线，从而便利了军队的调动和原棉的运输。随着德石线的建成，在黄河湾最前沿与华北及远至满洲国的所有主要城市之间日本人有了直接的联系。共产党的资料开始提到“运输战”，并担心地注意到濠沟、炮楼以及经常性的护路巡逻。
这些措施在军事和经济两方面沉重地压在华北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及其控制下的居民身上，特别在冀中和冀东平原。它们的效果表现在1939年和1940年上半年华北铁路的“破坏活动”急剧减少（见表23；但“运输事故”几乎必然包括隐蔽的破坏）。晋察冀的一个干部报告，在1940年中，“敌人采取像[江西苏区]那样的碉堡政策。这些碉堡星罗棋布。仅在冀中就约有500个，相隔一至三英里”。[84]正常的贸易模式遭到破坏，因为日本人或傀儡占据了行政——商业中心，而农民们则被夹在共产党人所加的规定和另一方强加的规定之间。最后，地主、高利贷者、二流子、土匪————感到在根据地受新秩序虐待的所有人————可以利用清剿计划试图恢复失去的权势，或者只是报仇。有些人变成了告密者。在八路军和地方部队被赶走后，他们可能杀害留下来的干部或积极分子，并向支持这些人的农民算账。直到“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击退前，乡绅和其他不满分子也可能寻求国民党的支持。一支武装匪徒甚至可能在晋察冀根据地的巩固区内活动几个月，到处杀害干部。[85]关于这段时期，彭德怀后来回忆道：
亦有少数地区的群众，在敌人的严厉威逼下，甚至有动摇或投敌者，从1940年2月前后至7月，华北抗日根据地大片地迅速变为游击区。大破袭战（即百团大战）之前，只剩下两个县城，即太行山的平顺和晋西北的偏关。原来一面负担的群众变为两面负担（既对抗日政府负担，又对伪政权负担）。[86]
华北的形势还没有达到危机，但确实是严重的。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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