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辛亥革命后的最初几年，即袁世凯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时期（1912——1916年）；对此，可以用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来进行讨论。第一种是强调军阀统治的开始，政治统一解体，军事统治出现，不讲道德，背信弃义，利己苟且精神在当权者中蔓延。这种观点认为，这次革命的成功，甚至在取得成功的瞬间，革命已经变得没有意义了。1912年2月，当庄严的统治大权从幼小的满族皇帝手中正式交予袁世凯之日起，中国失去了具有两千年历史，又是强有力的政治统一象征的君主政体。从此，占据国家中央地位的，却是一个既无政纲，又无帝王权威的一个反动、无耻军阀。由此看来，新的共和制的意义实在不大。按照这种观点，革命的后果，迅速导致了袁世凯庇护下军阀统治的局面。
第二种看法认为辛亥革命是以前革命的继续，不能看成是中国政体衰弱过程中的又一事件，而是一场更新政治与更新社会的民族主义运动高涨。革命后的实践，经受了地方分权自治和中央集权两种互相对抗观念的检验；这两种观念，在民国的前10年间，都各自赢得拥护者。辛亥前后是一个充满政治活力的实验时期。伴随着政治实验的开展和政治参与的扩大，与中央集权统治之间的冲突也展开了。但是，这两种互相对立的纲领，在其各自经历了蓬勃的活跃时期之后，军阀主义的特征才暴露出来。按照这样的解释，袁世凯担任总统的时期，最好被理解为中国民族主义第一次浪潮的逻辑结果；既包含了这个浪潮的优点，也包含了这个浪潮致命的缺点。
两种观点，各自都可以收集到丰富的资料来维护其观点。本章的叙述偏重于第二种看法。因为持此看法，似乎更能解释当时最主要的政治走向；袁世凯之就任总统，仅是这些政治走向之一。但是，对此时政治家言过其实的颂扬，第一种看法倒是一剂有效的矫正药。民族主义的第一次浪潮，毕竟没有达到主要目标，建立独立与强大的中国；要恢复中国的主权，还需要作更彻底的努力。而与此同时，军阀主义却以其特殊的破坏大肆干扰。
含混意义的传统革命
无论倾向何种看法，但都必须承认，对辛亥革命的成败有多种解释；政治体制没有解决的紧张局势，一直延至民国初年。本章关于这个时期的叙述，就从这些多种解释或紧张局势开始，并进而讨论其各种根源。
对辛亥革命后果的不同理解，是从革命本身通过谈判来解决开始的。1911年11月，在革命军取得初步成功后的一个月，清政府的官员和同盟会革命党人代表，举行了最初几次会谈。双方的正式谈判是当年12月开始的。1912年1月，主要问题已经议定[1]，同年2月12日清帝退位。三个月后，新的中华民国政府自南京移驻北京行使职权。到底是谁赢了？从1913年和1916年两次起兵，对北京政府的武装进攻（有时称为二次革命、三次革命）来判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1912年的谈判解决办法，是不稳定的妥协。
一方面，这样的解决办法巩固了巨大的革命成果。清王朝被推翻了，这是胜过过去无数次起事的伟大业绩，包括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叛乱在内。再者，代替清王朝的是新的共和形式的政府，维护众多积存下来的陈旧看法和政治习俗的帝制已被废除。这两项成就已被证明是不可逆转的。尽管1915年至1916年以及1917年曾有两次恢复帝制的尝试，但主张共和政体革命党人的两项最低目标是永远达到的，即推翻满清，建立民国。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最早献身革命的人来说，新建立的政体远非其理想之政体。优待童稚的清朝退位皇帝及庞大皇室，包括承诺一笔巨大的皇室津贴。[2]可能这是一项无害的让步（尽管清帝溥仪幸存下来，日本人在30年代得以利用其在东北建立奴颜婢膝的伪满洲国）。革命者的愿望，与新的国家元首袁世凯大相径庭，而且受到袁政府高级官员的严重危害。革命党发言人所以接受52岁的袁世凯来领导新政府，以对袁氏的安排作为清帝退位的代价，也是为了避免长期的内战。有人甚至对袁氏将来发挥的作用抱乐观看法，认为袁氏有能力，在清政府官员中堪称“进步分子”。袁氏的权力毕竟受革命党人制定的《约法》所限制，包括内阁和议会的限制。但是一个宪法总统不承担明确的为革命和共和献身义务，这就是妥协让步引起严重隐忧的根源。袁世凯不愿离开北京，去到南京就任临时总统。1912年初，南京是革命势力的中心，这就加剧了隐忧。更加使人不安的，是有经验革命家的作用受到限制，在北京首届共和内阁中，被排除在财政、军事的职务[3]之外。谁赢得了革命，这仍是个模糊不清的问题。
革命对国家统一有什么影响，这又是一个具有不同理解的问题。按照民族主义的想法，革命要保全清王朝的领土作为新国家的领域，并以此作为新统一国家的基础。袁世凯之就任总统，即导源于这种迫切性的需要。实际上，革命已切断了各省与中央政府之间大部分行政联系。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由于对袁世凯总统的不信任，有些省对于恢复其与中央的行政联系，竟予以抵制。更有甚者，地处边陲的外蒙古和西藏，有脱离中国政府的倾向。
就蒙古和西藏来说，汉族的民族主义在这两方面受到抵制。当地的非汉族首领，借机想摆脱北京政府的控制，从而缩小了清朝留给民国的遗产。而列强则趁此时机扩大其势力范围，以紧缩对中国的战略包围。清末，这两个传统属于中国的旧属地[4]，开始反抗清政府的干预，蒙、藏的上层开始进行摆脱北京当局的活动。在1911年末和1912年初，这些分裂活动在王公领导下取得成功。[5]分裂者为巩固其成就，外蒙古去依靠俄国的保护，西藏去依靠英国的保护。后来，北京政府为收复这些失地作出努力，只能采取同这些欧洲列强谈判方式。无论是俄国还是英国，都不坚持把这两个地方成为其完全的殖民地。但是，民国初年的历届北京政府对两地所能挽救的，只能对清朝时的这些边陲地区保持微弱的宗主权。
外国政府以不同方式利用了革命的混乱。外国参与征收中国关税的程度大为增加；外国特派员不仅成为估税员、会计师，而且成了实际的收税员。不仅如此，按照革命时期的临时措施，海关的收入在支出之前，要存入外国银行，支出时才予提取。这项措施，使外国金融家增加了对海关的控制，从而可以获取更多的利润。辛亥革命时期，外国趁混乱之机扩大了在华各种特权，遂使之产生了人们的误解，错误地认为革命损害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也玷污了革命的旗帜。
标志革命特征的许多情况，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对革命的后果有不同的解释。同盟会虽广泛有力地领导革命运动，但在辛亥革命以前的年代里，没能够团结一致；其全国领导人往往与各省的革命发展联系甚少，不能把革命进程中成长起来的各种势力，融为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害怕持续的分裂和内战可能导致外国的全面干涉————革命党人在战略上和心理上对此是完全没有准备的————这种恐惧心理挫伤了革命党人团结一致的革命决心。因此，尽管革命军队凑合在一起，总数远远超过清政府指挥的军队，但由于上述的恐惧，最终作了妥协让步。妥协的方案，是革命党人同意清政府的总理大臣袁世凯出任民国首任总统。虽然已有14个省成立了革命的军政府[6]，但同盟会仅在光复后的3个省（广东、江西、安徽）担任都督，也有坚定的拥护者可以依靠。事实上，革命党人从来没有完全掌握革命的形势，只是迫切要求尽早结束当时的混乱局面。
革命的另一特征，与政治激进主义随之而来的，是社会方面的保守主义，遂由此导致了对革命后的多种不同解释。这场革命，以近代的西方政体模式，取代中国古老的政体。《约法》规定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国会（或称议会）、总统、内阁、法院行使国家权力。但是，在不久以后，事情就变得很明显，在新的政治体制中，原来占优势的社会名流，不会从其占支配的地位被撤换下来；相反，旧统治阶级中当权人物又都一一出现了。在四川和陕西，秘密会社及下层社会的支持者虽十分活跃，但尚不足对军官、革命政治活动家以及地方自治团体[7]领导人构成严重的威胁。这时，所有三个最有实力的集团，在社会上都是有名气的人物，也大都是士绅。另一个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威胁，则来自数省的民军。这些民军都是当初被动员来支持革命的，但此时也受到了控制，并且对地方没有必要，被予以强行解散（广东就是显著的例子）。
随着社会政治参与的不断扩大，民权得到正式的承认；这是激进的。与此同时，有组织的革命力量，不论其互相之间如何争吵不休，但都一致同意把政权掌握在上层士绅手中；这是保守的。作为革命的湖南都督焦达峰，1911年底，被认为其势力的基础在秘密帮会时，即遭暗杀。围绕在省议会议长谭延闿周围的，是社会上更为保守的集团，遂夺取了政权。贵州的革命政府刚刚坚持同下层分子结盟，于1912年3月，就被邻省云南的革命军队所推翻。自19世纪晚期以来，中国社会的精英名流，在文化风格和经济活动方面，已变得更加多样化了。但在辛亥革命的余波中，精英名流们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表现出奇特的凝聚力与决心。少数的革命变节者和动摇分子，被轻而易举处置了，根本用不着上报北京的袁世凯政府。
士绅阶层在成功挫败对其构成威胁的社会力量之后，遂向国家和省的领导人提出两项要求，即国家应维护统一，地方应享有自治，这是革命后的紧张局势所以未得缓解的另一个原因。中国的统一是珍贵的历史遗产；而外国对中国的野心图谋，也是迫切的现实，需要图谋对策的。对这一基本的看法，几乎不存在什么分歧。但如何去组织国家的统一呢？随着革命的发展，一些重要的政治领袖和团体，竭力主张实行中央集权制，其中以北京的袁世凯和边远的云南省都督蔡锷主张最力；中央集权制也是许多党派政纲中的要点。但在革命后的最初数月中，中央集权制的呼声被地方自治鼓吹者的声音所淹没，并在国会[8]中被否决；这些鼓吹者往往是省自治的极端拥护者。
认为各省自治较之中央集权制，更有利于中国的民族主义。这种观点在清末即已广为传布。大多数省份在革命后，也都以完全自治的姿态出现，无意于放弃其已得到的特权，包括统率地方的军队，截留税收，选任省级和省内地方官吏。与此同时，省级以下的县议会的影响力和自信心，也大为增强了。在地方主义者的心目中，统一和自治两项要求，可以融合在联邦制的体制中。民国早期，中国在实际上是各省联邦的形式；但是外国对中国政府不断的施加压力，使这种松散的联邦受到严峻的考验。
新秩序的结构
在紧张的局势未得缓解的形势下，新的政治秩序虽已建立，但上述矛盾并未获得解决，还需付出艰苦的努力。为了弄清以后各主要事件的前后经过，简述1912年新的政治秩序结构是必要的。
根据革命后谈判达成的协议，由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总统。袁氏宣读了革命领导人1912年在南京起草的《临时约法》和总统誓词，宣誓实行共和体制。但新的《约法》赋予总统相当大的行政权，理论上总统是全国海陆军的统帅[9]；要弹劾总统是不容易的。再者，总统在理论上有广泛任用官吏的权力，同内阁总理和内阁共同承担责任；而内阁总理和内阁，是由总统征得参议院，即国会的同意后任命的。第一任内阁总理，是袁世凯的老同事唐绍仪，在革命以后，却异乎寻常地坚持同情革命。[10]
民国第一届临时参议院由各省代表组成，每省选出代表5人；参议院没有重要的保皇派，但主要革命党同盟会员的席位仍不足1/3。这反映出同盟会对参加革命的各省，仍不能控制半数以上的省份。其他的各主要政党，既不代表先前从同盟会中分离出来的派别，也不代表官吏和士绅的改良主义立宪派。这些官吏和士绅只是在革命中，有的是在革命后，才开始接受共和体制的。第一届参议院的主要成就，是制定两院制议会和新的省议会的法规（各省的省议会，实际上是1913年上半年建立的）；其另外一个成就，是抵制袁世凯关于建立控制各省行政管理的设想。
在大多数的省份里，政治领导集团由两套机构组成：一是军队，主要是清末在各地建立的现代化新军的领导人；二是各省的省议会。虽然革命的爆发经常是从社会下层开始的，但当此清政府已处于土崩瓦解之际，要巩固新政权还是要靠这两个集团中的人。各省最高的军政长官是都督。我们把满洲的几个省和甘肃省排除在外，因为那里的情况不同，难以比较。余下的内地17省中[11]，在1912年仲夏，有12省的都督是军人[12]；这12人中，有6人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13]，有5位都督不是军人，其中2人自清帝退位前没有参加革命。[14]在各省政权中，军队和省议会成员所占比例各有不同。在云南，新军军官牢固地控制都督府；在湖南，掌握省军政大权的都督，改由省议会议长谭延闿担任。在几个省内，革命党人及其支持者成了第三方面势力。在广东，省政权完全由革命党人所控制，胡汉民得以出任都督。在某些情况下，如在湖北和江苏，军队中的许多重要部门不一定包括都督在内；到处是革命党的支持者，或与其持同样激进的观点。而由此产生的政治状况是相当混乱的。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早先参加革命的省份，多数省都能团结一致，防止北京的权势人物插手地方事务。仅在北方三省，即直隶、河南、山东以及满洲，袁世凯才能单方面任命重要官员。
多数省的都督不仅不受北京的控制，而且还能聚集起足够的力量，防止下级行政单位分离出去。在几个省内，巩固省都督的权力是很不容易的过程。扩大革命地区的方式之一，是建立省以下的道一级革命政权，虽隶属于省都督府，但经常不能迅速完成。与革命前的省巡抚权力相比，到1912年底，省的都督在辖区内普遍已具有财政权和人事任免权。这种状况部分是由革命环境造成的，因为革命是采取分权，反对中央集权。出现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面对僵化的中央集权————被认为这是清朝统治，特别是清朝最后数年统治的特征，各省坚持自治，被认为最符合国家的利益。
在对省自治的阐述中，上海年轻的记者戴季陶[15]1912年曾撰文称：“省之地位，对于地方，则为最高之行政区域；对于中央，则为最大之自治范围。盖欲达共和之目的，非求民权之发达不可；而民权之发达，则非扩充自治之范围不可也。”戴氏指出，中央集权拥护者辩解称：“中国之所以不发达者，一般人士每论为地方之见太深，故此省与彼省隔，此府与彼府隔……”戴氏为驳倒此论点称，中国太大，人口太多，不能行中央集权之制；中央集权之制，常造成帝制时期衰弱与崩溃之局。戴氏断言：“由此言之，中国之所以不发达者，正以中央集权思想过深，地方自治观念甚微。”并认为，省自治与民选省长，为国家政治进步与安定之关键。[16]
这种地方分权的自治情绪，与北京的官僚，包括总统在内，正好相反。戴氏的分析，也意味着制止省以下的道有避开省权力的意图。
各省都督府在省内取得的实际权力，也大不相同。清朝末年，已经开始在县建立自治的谘议局；革命后，这些团体的影响迅速增加。按照清政府的预计，地方代议机构的职能，只能是在中央委派的官员指导下，着手进行地方的改革，特别是教育的改革，并为这些改革筹集资金。革命以后，许多地方的县谘议局就任意扩大权力，竟自行推举县的行政官员，包括县知事。县谘议局的这些做法，与数世纪以来的政治思想流派相吻合；这个政治思想流派，竭力促进地方名流与地方行政长官之间，建立更密切的联系。1912年至1913年间，一个实际的现实问题，不仅违背了北京中央集权者在政治组织上的观点，而且也是对各省都督的蔑视；大体上都是省行政当局得到胜利。但从数年来各省的预算来判断，省当局的胜利常常是部分的；与清代多数省的情况相比，县里截留的税收似乎更加增多了。
同时革命后，军队扩充多了，因之向各省征收的税款也大为增加。尽管在清帝退位以前就裁减一些军队，但参加革命的各省在多数情况下，仍然保留了各种各样的军队。有的是清朝遗留下来的，有的是在革命中招募的。不发清长期拖欠的军饷，遣散军队是办不到的；拖欠的军饷越多，士兵和下级军官留在营里的时间越长，越有可能发生骚乱，或从事抢劫。例如在江苏，据一位日本领事估计，清末该省有4.4万名军人，革命时增至18万人。经过大力裁减和遣散之后，在1912年8月，各军事单位仍有10万人。[17]至于全国性的数字，只不过是一种估计。北京政府同外国银行谈判贷款，以便用贷款的一部分去支付裁减军队所需的遣散费；对于当时全国的军事武装人员，谈判时使用的数字是80万。只要有靠地方财政的供给维持军队，北京政府既得到加强，又削弱了省的实力。各省虽对北京当局也做了防范准备，但也耗尽了省预算的资金。不然，这些资金完全可以用在改革上面，也能够为省自治注入活力。1912年和1913年，北京政府继续裁军。到1913年春，当时的现代化正规的军队，约有50万人。[18]但大多数参加革命的各省中，军费的筹措与军队的指挥仍由各省负责；直到1913年夏，袁世凯向省自治发起武装进攻为止。[19]
拖欠军饷曾多次激起兵变，这也是事实。但军队从来不反对社会制度，也没有对当时的上层集团统治构成威胁。同时，农村的混乱和骚动也很快平息了。有关大股土匪的活动也经常发生，农村偶尔也发生反对苛捐杂税和贪官污吏的动乱，但是经常遭到镇压。在二次革命后，农村的动乱也没有达到值得全国重视的规模。来自下面的威胁，即使是分散和无组织情况，也引起地方社会上和政治当权者的重视。当国家的领导在试行自由主义的政治时，来自下面的威胁也被顺利地控制了。
政党和立宪政府
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政府之外的团体，是否可以联合起来以达到参政的目的，一直是一个引人注意的问题。在帝制时期，正统的观点认为，党派和小集团对政府工作是有害的，而且其本身也是邪恶的。这种观点主要集中在“党”字这个词上。当清朝被推翻时，党禁也被解除，被压制了数个世纪组织政党和社团的热情，顷刻之间喷涌而出。民国刚建立的头数月里，一下就出现了几十个政治团体，在名义上都是要通过代议制，为取得政权而进行竞争。
政治团体的大量出现，是革命后政治风气的重要现象，这些政治团体，正是建立在革命前的实际经验基础之上的。组织党派的领导人，大多都在日本度过一段时间。而日本的政党已经有了三十多年的发展，辛亥革命前后，日本的政治生活正进入新的重要阶段。自从孙逸仙于1894年、1895年在檀香山和香港建立兴中会组织以来，中国的政党是以秘密团体进行密谋活动出现的。在清朝末年，各省建立的谘议局和全国的资政院，对于公开成立政治团体是一个鼓舞；这些政治团体都毫不隐讳地以政党的面目出现。卓越政论家与具有丰富经验的社会活动家梁启超在日本撰文，以务实的顾问身份，鼓励组织政党事态的发展。当革命到来之时，中国受过教育的精英，特别具有西方政治概念的人，遂以高度的积极性进入政坛，投身于政治斗争。
这时，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最主要的革命团体同盟会上面，孙逸仙、黄兴、宋教仁是同盟会著名的领导人。但同盟会的这些具有全国性威信的领导人，手中并没有掌握有影响力的地方组织；对地方上最具有献身精神的坚定革命分子，也不能真正控制。最近的学术研究成果，强调辛亥革命后各省政治上的自治；但国家的统一仍然是最终目标，国会、总统府等正处在形成全国性合法机构。在此形势下，全国性领导人所取得的成功或失败，对革命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并对整个政治风气具有重大影响作用。
革命爆发后的第一年，最主要的革命党人相继扮演了三种政治角色，即推翻清朝的密谋者，革命中或革命后的军事领导人和行政官员，争取全国大选胜利的公开政党的组织者。
在共和的旗帜下，革命得以迅速发展，主要应归功于同盟会及其支持者的宣传及各种密谋组织网；革命的成功，也大为提高有经验的同盟会领导人的威信。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因士绅政客和军官的加入，使革命政府陷入困境。革命密谋的成功虽给地方带来了好处，但好处并没为密谋者所垄断。但无论如何，有经验的革命党人在许多省里实际掌握了政权，控制了资金和军队的权力，因之其在同盟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全国性领导人（以区别于省的领导人），从密谋者转变为行政官员，首先发生在1912年1月光复各省的首都南京。孙逸仙当了革命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总统。从1月直到4月，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孙逸仙同少数杰出的革命家一样，也接受了北京袁世凯的新共和政府授予的职位，当了发展全国铁路的督办。这是一个没有多少分量的职务，但明显符合集中其精力于社会关切的问题，而不去问政治的意向。黄兴是南京临时政府的陆军总长，后来被袁世凯任命为南方部队驻南京的留守，忠实地在南京进行裁军，把军队裁减到经费所能承担的地步，并在1912年6月即辞职。宋教仁在南京时起草了治理新秩序的宪法。1912年春，黄兴与其他的同盟会老会员，一起在北京参加了新的共和政府的内阁。
不论是为革命时的密谋者，或为革命后的行政官员，都未能使革命者获得稳固和主要的地位。除在少数几个省还在掌握权力和有较大的影响外，革命党人在民国元年的趋势，是手中的行政权力越来越削弱了。1912年6月，唐绍仪因与袁世凯矛盾，辞去内阁总理[20]时，来自南京的内阁阁员也都随唐绍仪退出政府。[21]袁世凯控制着内务与陆军两部，使辞职成为唯一可走的路子。因此，有经验的革命家想以和平的方式重新恢复其全国政治影响，就得组织政党，而不能靠官僚机构的特权。
1912年3月，同盟会正式将自己从革命团体改组为公开的政党。唐绍仪之出任国务总理，虽由袁世凯总统所任命，但原来是作为北京方面和革命党人之间谈判议和的内容之一。此时唐绍仪也参加了同盟会。但同盟会在参议院中仍是少数党，尽管与其他团体联合在一起能成为多数党。1912年8月，在宋教仁领导下，以同盟会为核心，合并了其他四个小党，建立了一个新党，采用了国民党的名称。
同盟会的这次改组不仅是形式，是国民党妥协的结果；从其政策上来看，明显不如同盟会激进。孙逸仙关于地租和地权的政策，在国民党的政纲中不提了。这些政策尽管是温和的，但对于出身上层社会的人，仍为之感到不安。国民党党纲又删除了“男女平权”主张；对于同盟会“力谋国际平等”的提法，因中国受有不平等条约的制约，而软化为“维持国际和平”。同盟会纲领中“行政统一”号召，被含糊地鼓励“政治统一”所代替，却保留支持“地方自治”的提法。这些改动是保守的，但其独特的社会政治倾向，与袁世凯是截然不同的。与一些老革命党人的愿望相反，宋教仁把立足点放在拉拢保守的士绅阶层选民上面，而这部分选民早把赌注押在地方自治和政治参与上了。革命党人调整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以适应虽在政治上激进，但在社会方面保守的性质。国民党经过这样一番改造之后，在1912——1913年冬的国会选举中，终于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在革命领导人眼中看来，民国元年可以被认为是一连串的退却。在革命过程中，革命的力量并没有完全调动起来，全力以赴地去夺取全面的胜利（大部分革命力量并非听从革命领袖）。当权力机构重新改组时，权力越来越多地从革命党人手中滑掉了，直到1912——1913年冬季选举时，这个趋势才得到改变。有些革命党人甚至怀疑，通过选举能否获得政权，竞选是否会冲淡人们的革命信念。[22]但是，若用另一观点来看1912年时，同盟会却显得更加强大了。
在民国建立的数月内，一些非同盟会的主要党派纷纷试图合并，但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功。党派之一的民社，是以湖北都督、民国副总统黎元洪为中心组织起来的。该政团于1912年1月组成，说明其已脱离湖北省同盟会。民社之所以重要，因为黎元洪是第一个革命政府有威信的首脑，也是一支规模相当大军队的有力统帅。
另一个重要的政治集团是统一党，其主要领导人为学者章炳麟。章氏成为共和主义者已有10年，曾一度为同盟会的领导人之一；但在1910年与同盟会决裂，并与在上海光复会的几个同志联合。辛亥革命后，章氏与在江苏、浙江两省事务中起重要作用的人士联合；这些人士曾是官僚和拥护过君主立宪政体，但随着革命的发展，也都转而支持革命。这些人士中有改良主义学者张謇，曾任孙逸仙的南京临时政府内阁总长[23]；有前清的江苏巡抚，当时任江苏都督的程德全。在章炳麟的帮助下，统一党成了前清官员和士绅要求向新秩序过渡的桥梁。[24]统一党的纲领，正如其名称一样，强调国家的统一，提出对全国的行政区划实行改组，以达到国家领土统一的目的。统一党正与同盟会和国民党相反，不强调地方自治的重要性。
此外，有些人建立一个听从梁启超领导的党；这些人在君主政体下，通过全国的资政院和省谘议局组织代议制政府，曾起过重要作用。1912年秋，这个党的名称改为民主党。[25]这个政治集团，在革命前曾经建立一些类似政党的组织，在许多事件中，特别是组织1909年和1910年为召开国会的请愿活动中起过很大作用。革命以后，该政治集团不久即主张实际取消省的行政建制，作为统一全国行政，建立单一强大政府的必要步骤。[26]
在有实力的同盟会面前，这些小党派感到其势单力弱。1912年5月，这些小党派合并组成共和党[27]，其目的正如章炳麟给梁启超的信中所称，在于“以排一党专制之势”[28]。这个新党不能长期容纳不同的派别，章炳麟一派和梁启超一派遂与该党就分道扬镳了。但分裂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对同盟会势力的估计；相反，却是由于对同盟会势力的过分恐惧所致。梁启超是革命党人主要攻击的对象。民国初年，一些党派的组织者生怕招致同盟会的攻击，力图避免吸收梁启超参加其党。
同盟会对梁启超的敌视，可以追溯到10年以前。那时，同盟会与梁启超之间，曾为争取海外华侨与中国海外留学生有过争夺。梁启超与同盟会的代言人，曾就革命是否必须以及其他的问题，进行过激烈的论战。[29]梁启超反对革命的态度可能仍未改变，甚至在1911年末和1912年初清帝退位势在必行之际，仍坚持其延续清帝的立场。梁氏当时鼓吹“虚君共和”，并从日本委托在国内的密使，把这个主张转达给章炳麟和袁世凯等人。这是梁氏组织和鼓吹10多年君主立宪运动最后发出的哀鸣。梁氏最后“虚君共和”的提法，可能是其对这场政治大变动所采取的最激进的步骤，有意把君主降低到只有象征性的做法，像1946年后的日本天皇一样。但是，梁氏为此所作出的努力，像其在革命中阻挠真正共和主义者所设计的各种方案一样，都丝毫无助于同盟会对其取得和解。
梁氏的好友张君劢，在清帝退位的当天，写信给在日本的梁启超说，虽然革命党人的新政治制度不是梁氏所期望的，但再变来变去，国家也经受不起折腾了。此时梁氏集团已处于瓦解的边缘[30]，看来梁启超是接受这个意见的。但对梁启超及其追随者的攻击，在其最终放弃君主制的主张之后并未停止，广东就曾发生主张剥夺梁启超从事社会活动公民权的运动。1912年7月，一些革命派的编辑对一篇有侮辱性文章的反应，要解除天津一家改良派报纸工作人员的职务，并企图逮捕其经理人，而这几位经理人都是梁启超的密友。梁党[31]的集会也遭到同盟会代理人的破坏；梁启超得到了通知，吓得其他的人不敢去开会。[32]与此同时，袁世凯在革命时期曾求助于梁启超的支持，但遭到梁氏拒绝。1912年早春，在结束了同革命党人的谈判之后，袁世凯也明显失去对梁启超的兴趣，甚至发现梁氏正逐步卷入由同盟会政治基调所左右的气氛之中。梁氏在国内的代表劝告梁启超，在其从日本回国之前，应先取得北京政府的正式邀请。[33]袁世凯在首都北京接待了孙逸仙和黄兴之后，于1912年9月底————可能是被说服了，才向梁启超发出邀请返国函。10月，梁氏在北京备受款待，并立即恢复其新闻活动和政治活动；但梁氏仍然重新向其发起攻击的革命党人和解。[34]
非同盟会的观点表明，在1912年，虽然在行政职位上的革命党人不多，但拥有相当大的政治潜力。这在国民党成立后三个月的国会选举中，是一次唯一的机会。中国各政党可以利用这一时机，在全国广大选区内，免受官僚操纵，或在被迫下竞争选票。
有关选举的规定如下：凡年满21岁的男性，具有小学同等学历，或拥有财产，并按规定数量交纳税金（数量虽低，但足以把大多数男子排除在外），并在选区（县）内居住两年以上者，除少数例外，均有选举权。登记的选民，约占全人口4％——6％。选民的总数大大超过清末的选举人数，那时有选民资格的人数远低于1％。选民投票选举的，是国会两院议员和省议会与县议会的议员。选举是间接的，投票人先选出代表，由代表在晚些时候开会选出县议会议员；再由县议会议员中选举省议会议员，再由省议会议员中选举产生国会议员。选举过程，从1912年12月持续到1913年1月以后。新的县议会和省议会在冬季的几个月里组成。新的国会（议会）于1913年4月在北京召开。
国会的许多席位的分配，是一个实际的问题。比如分配给西藏、蒙古、华侨的席位，不可能由选举来产生议员，实际都是由袁世凯指定。来自上海的曹汝霖，在北京当过律师，后去外交部任高级职务，就成了代表蒙古的参议院议员。[35]如果不考虑这些特殊情况（274席中的64席），只计算内地和满洲21省[36]选出的议员，国民党在参议院中取得明显的多数（210席中的123席）。在众议院中也是同样情况。许多议员并没有参加任何一党，有的热衷于具有几个党的党籍；国民党在众议院所占的席位为169席，超过了其他三个主要党加在一起总数的154席。梁启超感到十分沮丧。国民党处于极其有利地位，可以要求在国会占优势的党内选出总理和内阁成员。
对国民党获胜的解释，公正地说，是其政治力量来源于党同革命保持密切的一致。国民党既然在国内分权的行政机构中不占优势，就必须直接向选民（限制在受过教育的有产阶级中）发出号召，来调动这股力量。很明显，国民党既依靠其所掌握的行政当局，也依靠在对立或中立的都督统治区内，开展强有力的宣传活动。与其他政党相反，国民党支持地方自治。在当时条件下，要承认许多省的自治，这是受到地方士绅和省里的精英分子欢迎的。接着，国民党凭借其革命威信与组织效率，制定了具有吸引力的政治纲领与战略。
收买选票，特别在选众议院议员时，为了影响选团而收买选票，规模虽不得其详，但已被广泛揭露。同其他国家的代议制发展中出现的情况一样，中国自由主义的共和国在其选举进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个人或官方金钱的影响。但无论从报道看，还是从选举结果看，贿赂在全国范围内还不是决定性的。
国民党的胜利，是由主谋人宋教仁运筹策划得来的。宋氏时年30岁，受到胜利的鼓舞，终于取得1912年革命党人不曾得到的全国政权。1912年夏，袁世凯独断独行之事[37]，导致参加同盟会的唐绍仪内阁因之倒台，遂破坏了袁世凯和革命党人之间的协议。但这个被破坏的协议，又于当年8月底和9月初为孙逸仙和黄兴所修复。孙、黄二人此时来到北京[38]，与袁世凯一起参加了关于统一及目标一致的相互尊重的庆祝会。结果于1912年秋，国民党与北京政府进行合作。国民党虽没有实际参加政府，但在此后数月的选举运动中，没有公开提出反对袁世凯。由于国民党在1913年1月和3月取得了明显的成功，宋教仁开始在演说中攻击袁政府及其政策。[39]宋氏更加坚持其主张，只有国会才能产生总理和内阁；国会负责起草新的更为持久的宪法。宋教仁直截了当鼓吹需要削减总统的权力。尽管孙逸仙向袁世凯保证，新国会仍继续选其为总统[40]；宋氏也的确认真考虑过驱袁世凯下台的问题。
宋教仁的计划并没有得到实现，于1913年3月20日遭到袁世凯政府派遣的密探所暗杀。宋氏所设想的选举、政党、国会及其与行政之间的关系，都一一付诸东流，并且当年没有实现，以后也没有实现。此后，其他一些政党建立了，又改组了；除了手中掌握有军队的人以外，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掌握政权。
议会与政党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在民国最初两年，也表现出非凡的活力。议会和政党毕竟是建立在民国前10年的政治组织，是有政府以外运动经验的基础，并引起了深入研究和多年的讨论。退一步说，政党的组建和竞争，是自由主义热情的政治表现，也是社会日趋解放时代的组成部分。例如，对官僚的崇敬显然减少了。一场规模不大，但十分积极、自信的妇女运动，开始鼓吹妇女选举权，向妇女普及教育，主张改革婚姻习俗。报纸数量的激增，人们热烈讨论国家大事。在城市里，男人普遍剪去了辫子，新款式的服装也流行起来。保守主义者带着疑惑的心态，来关注中国发生的社会和政治的剧烈变化。
袁世凯面临的问题
在晚清的官吏中，没有第二个人能像袁世凯那样，在短暂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多的改革成就。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为实现改革的方案，得到众多招聘幕僚的帮助，袁世凯参与了清末制度改造与革新的各个方面。[41]袁世凯是个实践者，而不是理论家，并没构想出改革方案，也没有为这个改革方案制定出原则；而只是贯彻执行，从实践中证明其可行性。但是，即使考虑到强调袁氏的实践，人们也很难理解，袁世凯在任总统时却转向保守主义。
作为实用主义者和政治家的袁世凯，当革命势力已掌握国家之时，应当承认民国的必然性。在共和制的最初几年，袁氏为避免与革命领导人发生冲突，表现出委曲求全；在其受到威胁时，则采取策略上的退却。但是，袁氏对革命后政治和社会开明景象的不满，不久就变得明显了；认为学生变得无法无天，感到鼓吹妇女平等将破坏家庭，也破坏了社会的伦理纲常。在袁世凯看来，民国初年废除小学生读经，是离经叛道的措施；抱怨在革命后，官场的规矩已荡然无存；各种税收被地方上的权势人物挥霍一空，农村一片混乱。总之，袁世凯深感中国的落后，也经常指出改革是必要的，但操之过急，要求过多，与其主张的收缩整顿是相矛盾的。
在袁世凯任总统的最初两年，最使其感受困扰的是国内问题，即政党和议会的作用以及省与中央关系的问题。
袁世凯在就任总统时，宣誓遵守《约法》、议会的地位；这是1912年革命党人起草《临时约法》中所载明的，也是十多年来政治运动和政治论战所得到的成就。袁氏不去评论《约法》是否必要，也不问代议制是否在中国适合，却讨厌1912年创制的政治体制，并提出越来越多的批评。其不满和抱怨的焦点，集中在政党上面。早在1912年7月，袁氏就警告说：“无论何种政党……若乃怀挟阴私，激成意气，习非胜是，飞短流长，藐法令若弁髦，以国家为孤注，将使灭亡之祸，于共和时代而发生，揆诸经营缔造之初心，其将何以自解？”[42]1912年12月，开始进行国会议员选举时，袁世凯表示，担心获胜者会更关心其一党之影响，而不是公众之福祉。[43]
国民党在选举获胜后，被袁氏视为其主要的敌对者，但对其他政党亦不表尊重。当致力于组织国家政权机构时，袁氏感到“临时约法……即其内容规定，束缚政府，使对于内政外交及紧急事变，几无发展伸缩之余地。本大总统……身受其苦痛，且间接而使四万万同胞无不身受其苦痛者”[44]。袁世凯的这个看法，只是在其摧毁国民党，国会已经破产之后，需要制定更符合袁政府要求的宪法时，才得到公开表露出来。1913年3月袁氏之暗杀宋教仁，并不简单是为了清除政敌，而是表明袁世凯与宋教仁之间，在组成全国政府的观点上有着根本的分歧。
袁世凯所关注的第二个是造成国内分裂的问题，认为只有实行中央集权才是适合于中国的政体。1911年11月，当梁启超公开拒绝由袁世凯提出的清政府授予的官职时，袁氏指出，国家面临的基本问题有二：其一是国体应当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其二是政体的组织应当是联邦制还是中央集权制。[45]前一问题已经为革命解决了，而后一问题尚有待作出回答。民国的第一年，有一种奇怪的现象，一个日益倾向于中央集权的总统，统辖的却是个联邦制政府事实。
与代议制政府和政党作用的问题一样，中央集权制问题也早在十年前就明确提出了。清末，政府所实行的新政改革，即是为了加强中央对国家的控制。在很大的程度上，辛亥革命即是各省对中央扩大权力的反抗。革命以后，那些固守在中央集权下统一的人，对把联邦制度推向极端感到极大的震惊。官员的任免、财政、立法，甚至军事上实行自治，大多数省份都已普遍采用。争论使人们相信，联邦制会削弱民国政府的力量；而中国正处在具有掠夺性的帝国主义世界之中，只应从根本上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强调政党和议会的人，不一定就赞成联邦制。强调自由主义的中央集权论者，如宋教仁，认为同省自治的捍卫者结盟，支持其某些要求，在策略上是有利的。
在就任总统的前数月内，袁世凯不得不默认省的自治，但对此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厌烦情绪。1912年7月，袁世凯承认各省都督的合法地位，当然这些人不是靠袁氏才当上都督的。袁氏认真地请都督们能与政府合作。[46]同年秋，袁氏试图行使任命各省文职官员的权力，但此举显然是徒劳无功。袁氏的此种作为，被认为是对各省内部事务的干预，并频频受到激烈的抵制。当年11月底，袁世凯要求各省当局任命县知事时，须呈报中央政府批准，称此为《临时约法》赋予总统任免官吏的权力[47]，但对此未得到各省的反应。袁氏关于在各省设置特派员机构的立法建议，亦未获临时参议院的批准。1913年1月，参、众两院正忙于选举，实际处于休会状态[48]，袁世凯利用此时机颁布《划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49]，于是抗议总统专横跋扈的呼声随之发生。在袁氏出任总统的第一年里，虽敛气以行，经此次抗议后，其重树中央权威亦大为受挫。时政府的国库，亦因各省对税收的截留而大感拮据。
清朝的这位重要的改良主义官员，作为总统不能够，或者是不愿意适应民国的分权和自由主义环境。民国时的社会松弛，对袁世凯中央集权在实践中所施加的限制，使其深感恼怒。国民党1913年在选举取得了胜利，使袁氏面临权力将被进一步限制的前景。宪政、选举和地方自治三者，正在一步步将袁世凯逼向政治绝路；但袁氏并不作退却，而是准备应战。
二次革命
从数量上来看，袁世凯在1913年春，并未掌握绝对优势的武装力量；其军事优势，在于所控制部队具有持久的聚合性与机动性，总数约8万人。虽然中国的其他部队数倍于袁氏的部队，但在地理上处于分散状态，在政治上号令又不统一。袁氏之所以能发挥其军事优势，实有赖于成功地运用政治手腕，争取了同盟者，制止敌对方面的结盟。其在1913年所以能克敌制胜的关键，是在很大程度上孤立进步党，又获得了外国的援助，使多数省份的实权派人物保持友善的中立。
国内的武装冲突，爆发于1913年7月，持续了两个月时间。冲突的起因有二，一个是国会是否有权改组政府（这个问题因国民党1913年初选举的胜利而陷入危机），另一个是北京政府对各省拥有多大的权力。宋教仁遭受暗杀事件，促使许多国民党领导人迅速转向进行武装抵抗。宋氏于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被暗杀，两天后即逝世。一系列的证据证明，这次暗杀是由袁世凯政府指使的。
1912年夏天，孙逸仙在北京明确表示对袁世凯的支持；在1913年的前数周内，又重申对袁氏的支持。然而，宋教仁遇刺的事使孙氏明白，袁世凯必须下台；并进而意识到，仅有宋氏的选举和议会是不足恃了。1913年3月末，国民党的首要人物孙逸仙和黄兴，试图集结足够的军事力量，在战场上打败袁世凯。本来袁世凯想除掉宋教仁以削弱国会中的反对力量，结果却因此引发了一场军事冲突。
怎样发动一场讨伐袁世凯的战争？各省实际上都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直到1913年春，大批部队集中在三个中心地区：华北的北京周围（最大的），华中的武昌周围，长江下游的江苏南京周围。军队分别占据中国最发达的交通三角形的一角。北京有铁路同武汉和南京相连，长江又把武汉和南京连接在一起。军队有可能在这个三角形的任何一边，来回作大规模的迅速运动。鉴于渗透北京核心的部队没有希望，国民党领导人努力在湖北和江苏争取同盟者，力图从上层和下层两方面开展工作，既谋求都督的支持，又直接号召下层军官参加讨袁事业。
湖北省的实权人物是前清官员，也是民国副总统的黎元洪。尽管黎氏同老资格的革命党早就疏远了，其所以被提名为袁世凯的副总统，是宋教仁为了确保国民党选举成功的权宜之计；此时却有革命党人提议由黎元洪替换袁世凯为总统。宋教仁遇刺后，黎氏曾被劝说参加反袁起义[50]，但黎氏毕竟是从民国一开始就同袁世凯结盟共事。也有情况表明，确有革命党人正在活动黎氏部队中的激进军官，参加反袁的密谋。[51]黎元洪拒绝了所有这些建议，并把在军中活动的异端组织视为对其本人的威胁。4月，黎元洪秘密邀请北京派少量部队进驻湖北。5月，秘密不复存在，开进湖北的北京部队已增至1万人以上。[52]早在交火之前，中国三个重要的军事中心，袁世凯已据有其二。
在江苏的都督————黄兴同该省权势人物有密切联系，与黎元洪在湖北不同，是在省内并不占有支配地位的人物。直到二次革命爆发前，江苏依旧在袁氏和其对手之间徘徊不定。但是，早在湖北的密谋失败时，人们已感到士绅和商人中普遍存在着厌战情绪，该省参加起义的前景显然已很暗淡。许多革命党人，特别是与驻南京精锐部队有密切联系的黄兴，在这段时间里又恢复已故宋教仁的方式，主张合法反袁。但是，在江苏省仍存在两种反袁力量：其一是地方主义者对袁世凯中央集权的不满；另一是国民党实力人物在该省的组织工作。
不少省份因为税收和官员任用与北京发生冲突。当这些省份决定对袁氏反抗时，而袁氏退却了。但是，袁氏同国民党的江西省都督李烈钧，已经处于接近公开的敌对状态。李氏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清军军官，曾参加辛亥革命，热心家乡江西省的自治。当时袁世凯为了分江西省的权力，任命一文职人员为江西民政长。[53]当这位民政长于12月到达江西后不久，即被赶出江西。1913年1月，袁世凯下令扣押合法运往江西的一船军火。不顾李烈钧的反对，江西省的长江港口要塞司令执行了袁氏的命令。这样，事情变成了江西都督与境内军事官员的权限问题，因为袁世凯的退避，所以战争在3月间得以避免。在宋教仁遇刺时，还没有一个国民党领导人对袁世凯敢如此公开的敌意。李烈钧对宋教仁强调的国会和宪法程序并不赞同，但其对武力讨袁运动甚为热衷。
在广东和湖南，即可以看到既有国民党的政治倾向，又有地方主义者对北京的反抗两者结合起来的情况。不过，其形势比江西更加变化无常。安徽的都督是国民党员柏文蔚，参与了反袁的密谋。反袁的密谋者还寄希望于福建、四川等省的响应。
在1913年春，革命党人还是具有潜在的优势；但参加反袁斗争者，并不是出于对结局具有充分的信心。相反，这场反袁的斗争，是被总统逼出来的。在国民党取得选举胜利以前，袁世凯已决定不再退却，要转入进攻。
在暗杀了宋教仁（3月20日），并在军事上包围了湖北（始自4月初）以后，袁世凯下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大借外债。辛亥革命结束以来，外国银行团在其各国（英、法、德、美，不久又有日、俄参加）政府指导下，给予北京政府一笔巨额贷款的谈判一直在进行。北京政府对外公开宣称，贷款主要是用于偿付拖欠和即将到期由清政府继承下来的债务，包括偿付外国在辛亥革命中受到损失的要求赔款，还用于急需的政府开支。以英国为首的银行团所属各国政府提出，要在中国政府内安插更多的外国人为条件。最引人注目的，外国雇员首次进驻并“改组”的盐务署，以盐税作为贷款的抵押。同时，银行团的各国政府，有效地阻止中国从银行团以外取得大量贷款。北京政府当局面临在半殖民地条件下令人难堪的局面，即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组成一道坚固的阵线，力图用巨额贷款换取其在中国政府中更高的地位。甚至伍德·威尔逊1913年3月宣布美国退出银行团之后，美国人仍然遵从银行团的协议，在该项贷款签约之前，抵制其他方面向中国作大笔贷款。
北京政府贷款一事的危险性，并因此受到谴责；不必是国民党人，就是任何人都能看得出的。1898年维新运动的领袖，孙逸仙的宿敌康有为，在1913年把贷款比作“食毒脯以止饥”。康氏争辩说，总可以找到某种办法，以避免银行团置人于死地的施舍。用盐务管理权换取2500万镑的贷款，在扣除拖欠的债款及筹措借款的费用外，中国政府实际只能拿1000万镑多点的贷款。做了这笔交易，政府下一步又将如何呢？康有为问道：外国人再注入一笔钱，是否就不会献上另外的政府机构，或者土地税呢？“诚不待外兵之瓜分，而已自亡也。”康氏写道，此时向正欲鲸吞蒙古与西藏的俄国和英国借款，是何等荒唐！“政府是谁委托，而敢以五千年之中国，万里之土地，分赠于他人乎？”康有为深知，清末的外国贷款协议致犯众怒，终导致清室之亡；亦即暗示，尽管当下民众对外国贷款之事默然无声，但新燃起的怒火，有可能在民国重复上演。[54]
然而，袁世凯于1913年4月27日凌晨[55]，悍然签订了所谓“善后大借款”；因其预料终将与革命党人摊牌，需要资金十分迫切。康有为提出补救办法，建立统一的国家财政体系，袁氏亦表示同意；但各省都督和国民党人反对中央集权的倡议。这样，要实行全国财政统一，只有靠武力才能办到；而动用武力是需要用钱，唯一可以求助的就是向外国贷款。袁世凯行动进程的逻辑，也正是如此。
在签订借贷协议之前，袁世凯就决不将此案提交国会批准。袁世凯曾同意按照《临时约法》来治理国家，而《临时约法》明确规定，此类协议须经国会同意。暗杀宋教仁引起国人的愤怒，借款条件的不得人心再次表明，贷款要得到国会的批准是困难的。同时，缔约国事先就接受了这个不合法的程序；签订贷款协议的意图一暴露，国会就大吵大闹起来。
袁世凯向英国驻北京的公使透露，按照国会程序办事是“完全没有希望的”，自称：“如果他们再这样闹下去的话，有办法对付他们。”[56]5月，这个贷款计划部分被泄露出来。原来自1912年秋天以来，袁世凯支持把国民党以外的所有党派联合在一起，也为此作了不少的努力，终于建成了进步党，梁启超成为这个党的领袖，花了许多钱去收买国会议员。结果拟议中的弹劾政府流产，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势力也随之削弱了下来。从此，袁世凯便开始直接对国会议员进行恫吓和人身威胁。
到了6月，袁世凯一切准备工作已大致就绪，遂首先下令免去对其计划最怀敌意的都督职务。李烈钧在江西的部队已于3月即处于临战状态，也是第一个被免职的都督。然后，袁世凯接着下令撤换国民党在广东和安徽两省的都督。[57]7月6日，袁氏下令调遣驻扎在湖北的北洋军队[58]，进驻江西省的长江沿岸地带。李烈钧与其他被解职的都督从策略上采取同一步骤，表面上接受解职；同时即遄返江西集结部队[59]，于1913年7月12日正式宣布江西脱离北京政府，实行独立；省议会推选李烈钧为讨袁军总司令。
此时，革命领导人在春季的密议已得到实施。革命党人为了军事需要占领了南京，江苏都督程德全不愿参加反袁，由南京出走。黄兴由上海赶来南京，坐镇指挥反袁战争。为时不久，讨袁的北伐军沿津浦线攻入山东境内，把战争引入袁世凯统治区。在上海，讨袁军五次猛烈攻击大军火库[60]，几乎击溃了北洋军的守备部队。若不是在上海的海军站在北京一边，讨袁军很可能攻占这个战略据点。
少数几个省，特别广东和湖南，对讨袁作出不同程度的反应。但反袁阵线的分散，正显出了袁世凯军事力量集中的优势。反袁斗争的焦点，取决于江西、南京和上海，其他各地对反袁的军事并没有重大贡献。反袁运动在数周后即归于失败，其领导人大都逃往日本。
三年以后，袁世凯似乎控制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而却无力镇压对其反抗的运动。但在1913年，袁氏从其有限几省的地盘出发，轻而易举地战胜了反对者。在二次革命中，袁世凯曾拥有两个优势，即在国内获得对其政治立场的支持，在国际上得到外国的帮助；而袁氏的这两个优势，后来就丧失了。
在1913年，袁世凯在国内有几个方面胜于其反对者。虽然袁氏的权力还达不到全国大部分地区，但自民国元年起，即牢固地掌握了文武两个方面的北京官僚机构。这个官僚集团的成员，也不像日后军阀混战年月中的那伙蝇营狗苟混官过日子的人。在民国初年，官员们还有使命感，想为国家创造一个高效率的行政统一体；这个目标看来是可以达到的，也是值得追求的。
袁世凯之为人，不论在公共事务上，还是在其个人品格上，都是强有力的。在1913年7月二次革命开战后不久，袁氏公开宣称，凡因辛亥革命而执政各省军政大权自封的都督，“威令本自不行，功过安从责课？厥后亟筹分治，民政别置长官，而乃简令朝颂，拒电夕告”。袁氏认为当务之急，是“规复政令之纪纲，建行国家之威信”[61]。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62]，在6月初与总统进行长时间谈话后报告称，“袁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保证在中央政府领导下之各省统一……”[63]对这一目标的实现，固然符合袁世凯及其政权的利益；而袁氏确有实据令人信服地争辩说，松散的联邦制将使国家软弱可欺，毫无防御能力。
这种中央集权的观点，除了袁氏的亲信外，还吸引了其他不少的人，都帮助了袁氏孤立激进分子。而此时除国民党人以外，其他主要的政党都支持中央集权制政策。少数非本地人的省都督们及其同盟者，对于袁世凯反对各种省自治形式，颇引以为同调，而对与袁政府合作更感兴趣。湖南人的蔡锷之任云南省都督，即为一实例。蔡氏于1913年拥护中央集权的北京政府，与袁世凯合作反对革命党人。[64]但不到三年，蔡锷成功地领导了反对袁政府的护国战争。有些都督不是国民党员，却统治亲国民党情绪浓厚的省份，起初也欢迎袁世凯的措施。湖北的黎元洪和四川的胡景伊[65]就是两个例子。
这些都督们只是到后来才明白，袁世凯既然厌恶省的自治，对于各省都督岂能不赶下台，但为时已晚了。
当时，反袁运动不善于结成广泛的联盟，国民党本身在地方自治问题上也意见不一。1913年的革命党人，虽然利用了各省自治积聚起来的力量，但宋教仁在去冬的选举运动中却与之相反，没有明确表示其为各省权力和地方自治的捍卫者。对于只注重省内和地方事务的许多人来说，宋教仁的遇刺和袁世凯在国会的做法，都是远方发生的事情。当时观察家的印象是，起兵反袁，没有把士绅名流和商界的头面人物争取进来，也没有试图去广泛发动群众。
在二次革命中，袁世凯除了获得国内相当大的势力支持其政治立场外，其第二个优势就是外国人的支持。对于辛亥革命，列强以为是灾祸中之幸事，以为可以由此获得许多附加条件。列强普遍对袁世凯抱有信心，相信袁氏能很好地维持其在中国的利益；而列强的这种信心，也正符合袁世凯当前的需要。列强确信，袁世凯能够不顾《约法》，无视国会，签订“善后大借款”，从贷款所得到收入。袁世凯在与革命党人的斗争中居上风，并可以收买叛变国民党的国会议员的支持，而且还可收买一些拥兵自重的军事首领，如山东的张勋[66]————革命党人也曾争取张勋，但未获结果。有了贷款的资金，袁世凯北洋军的军饷就有了保证；当然，这会大大鼓舞了士气。这次贷款，中国在财政上和政治上付出了高昂代价；但在开战的前夕，对袁世凯来说，能获如此大量的现款，自然是利大于弊的。公正地说，在二次革命中，是外国银行团为袁世凯提供了资金，才战胜国民党人的。
英国人很久以来就具有一个信念，认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中国，可以使英国人在贸易上充分发挥其优势，并能最好地保护外国人在中国的利益；英国人的这个信念一直保持到辛亥革命以后。因此，在中国的外交官、银行家以及英国外交部，都特别热衷于支持袁世凯，他们是非常了解袁世凯。在二次革命中，英国屡屡破坏中立和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英国银行直接向驻沪的中国海军舰只拨给“善后大借款”的现款，使海军拥护北京。[67]银行的汇款果然是及时的，第二天革命党人进攻江南制造局时，驻上海的中国兵舰即发炮挫败了革命党人。
革命党人在1913年也有外国朋友。这年春天，孙逸仙和参与密谋的人，曾求助于日本官员。[68]但因日本政府不愿公开破坏其与英国在华合作的关系，所以没有向革命党人提供重大的援助，可能也援助革命党人少量的金钱。少数日本的军事顾问，曾巡视过革命党人的营地。对革命党人最有力的帮助，是二次革命失败之后，日本在中国的海军舰只，护送革命党领导人到达安全地带，最后到达日本避难。但日本对革命党人蜻蜓点水的援助，根本不能与袁世凯得到的外国援助相比————甚至无法同袁世凯从日本得到的援助相比，因为日本是参加“善后大借款的”。
袁世凯战胜了二次革命，解决了一次革命，即辛亥革命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对推翻清朝作出的革命贡献，已不再是跻身高位的凭证；虽然这不是合格的凭证。在组织国家的问题上，在民国头一年实行的联邦制，此时也让位给中央集权的政府了。增加了政治参与，又和社会等级制的结合是辛亥革命后初期的特点，也促成了国民党1913年选举的胜利。辛亥革命就要为社会和政治意义的保守主义的政体所取代了。
对于上述意义的这个转折，有两点更深层的论点应予指出。首先，民国前两年的自由主义时尚和自由主义制度，已经不复存在。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宪政以及代议制、选举制的政治体制，不符合中国人的喜好与政治习惯，也许这最终会自行破产。但是，1913年发生的事变并不是这样，自由主义的政治是被武装力量摧毁的。二次革命之所以失败，是由于没有认识到武装力量的危险性，去组织必要的防御与之相对抗。虽然1912年和1913年的条件难以再现，但恢复自由主义体制的观念是可以理解的，并没有灭绝。这种社会的和政治的试验，尚未到最后的结尾（不论结尾是什么样子），只是被过早地强迫中止罢了。
其次，就一般而论，此后数年的保守主义，也不是回复到“传统的中国”，或者是儒家政治的老观点上。民族主义思想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得到系统的阐述，并在最后十年中得到进一步完善；现在，民族主义的政治目标仍为人们所信服。虽然袁世凯已成了新的独裁者，但仍是力求实现民族主义理想与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一人。袁氏及其支持者所反对的，是政治参与、地方自治及自由主义的极端行为；其对中国必须以变革求生存的主张，并没拒绝。袁氏自己认为，关于如何在中国进行必要的变革，有其高明的见解。这样一来，中国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试验过程。
独裁政体
在中国人记忆中的袁世凯，是个背信弃义的人，背叛了1898年的维新派；在辛亥革命中又背叛了清廷；当了民国总统后，又背叛了民国。按照这种“三叛”观点看来，袁世凯手握北洋军强大的军事力量，腹藏阴谋操纵人民的权术，为其提供再三叛变的机会；撒谎、欺骗、玩弄阴谋、暗杀，翻云覆雨，为其取得一条通至高位的道路。在追求个人权力时，袁氏是代表中国最反动的社会势力，并迎合外国帝国主义的要求。简...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