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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概述
纵观清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期的中国经济史，语调难免有些低沉。在1949年以前的年代，看不到经济总增长量趋于持续“起飞”的形势，也没有可能因经济的增长而带来个人福祉利益的提高；充其量来说，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仅是勉强维持生存而已。硬心肠的人也许会说，他们对此早已习惯了。在艰苦的十年内战和始于30年代中期的抗日战争中，许多人连这种最低的生活水平也保持不了。[1]
仅凭一点确知的材料作了谨慎的思考之后，我认为在1912年至1949年间的经济总增长量是很慢的，人均收入没有提高，也没有任何下降的趋势。虽然在19世纪后期，中国已开始出现小型现代工业和运输部门，也是以比较快的速度增长；但在1949年以前，其影响还是比较小的。有关的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供应，都基本上没有变化。人口的职业分布也几乎一如既往；在这40年中，城市人口虽有所增加，但城乡人口的比例却没有重大变化。尽管从国外进口一些新产品，国内工厂也生产出一些新产品，但都是微不足道，对人们的生活质量几乎没有影响。信贷机构数量极少，而且力量也很微弱；统一的全国市场还未形成，对外贸易对于大多数人口并不重要。在整个中国农村，依旧呈现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的人口统计格式。经济上的困难，特别是农村的贫困，是中国的普遍现象；1937年的中日战争爆发后，情况更加严重。在中国大多数上层领导人员中，都还没有发生价值观念的重大变化，最终导致把这种苦难用来达到各种政治目的；而这种政治目的，又不是经济过程本身所直接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经济制度是会崩溃，还是会向现代化经济方向去发展。作为经济制度，中国经济甚至到了20世纪中叶，仍停留在“前现代”时期。这种经济制度，只是到1949年以后才告结束。不过这是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有了明确选择带来的结果，而不是主要的对抗性经济矛盾的结果。
虽然民国时期的数量指标没有显出大的变化，但中国在1949年时毕竟与1912年时是不相同的。很小的现代工业和运输部门，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他们积累的工艺技能和复杂经济组织的经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了进行建设的确实基础。
粗略地来看，1949年以前的中国经济，可以看成是有两部分所组成：一个是很大的农业部分（或者是农村部分），包括大约75％的人口；一个很小的非农业部分（或者是城市部分），以半现代的通商口岸城市为主要基地。中国农村出产的农产品，占全国产出总量的65％，并且也是利用手工业、小贩运商和旧式运输进行交换。一些与城市联系不定的农业腹地，是附属于城市的部分，主要分布在通商港口的河流沿岸和铁路沿线，因为这些农业腹地，在很大程度上与沿海和河流城市进行贸易，所以应使之与中国农村主体加以区别。
地图2 中华民国各省
农业部门主要是由6000万至7000万个家庭农户组成，其中大概有1/2的农户是自耕农，1/4是半自耕农，向地主租种若干土地，其余1/4是佃农。所有这些农户都生活在几十万个村庄里，这些村庄遍布在中国境内绝大部分适于农耕的地区。在20世纪的前50年中，由于人口的增长快于可耕土地的增长，因此这些农户耕作的土地平均规模不断缩小。中国农村只有少数地区（在人口稠密区域），例如在四川，有些地方的农家不是聚居的，而是分散的居住。典型的景观，是沿着一条或几条街道，互相挤挨着一簇簇房屋；村庄周围都是农田。在村庄最稠密的地方，村与村之间相距很小，往往在一个村庄可以望见相邻的另一个村庄。在19世纪，为了防范地方上发生骚乱，先是在北方，后来也在南方，有许多村庄四周筑起了圩墙。这样，村子里的居民，就依据居住在土墙或砖墙的寨子里面的居民来划分，其结果与血缘的关系很一致在一个村寨里的居民，往往都是同族人或少数几个姓氏。一个村子居民的田地与邻村居民田地之间的界线，是不易辨别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田地的自由买卖，甲村地产的受押人（可能是最后的所有者），可能是乙村的居民，或者是从甲村迁移至有相当距离的丙村，成了丙村的居民，这些都是很平常的事。
村庄界线的不确定性，到了19世纪后期才开始改变。因为当时的县政府想要增加田赋的收入，有必要清丈田地的准确面积，据以征收新税。尽管在20世纪，精心在农村设立保甲组织，但农村仍不是一个政治实体，当然也不是组织人力与物力资源去发展经济的单位。确实，在1949年以前，政府人员除了征税外，一直没能深入到中国社会的这个最基本的“自然”单元中去。这是中国传统经济之所以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的原因。
家庭和村庄是自然的社会单元。20年代恢复的保甲组织是国家强加的，在农民的心目中并不受它的约束。社会相互影响的正常界限，不在村界，而在上一层的乡镇界限。乡镇是由若干（一打或一打以上）村庄和为其服务的集镇组成。中国大部分农家生产全部或大部分自己用的食物，但对其生产的谷物、经济作物、地方特产以及家庭手工制品————价值大概占农产品的10％，则定期拿到集市上出售。农民的活动范围，实际上是由许多当地的集市所组成；每个集市经济活动区域的半径，大致相当于到集镇上买卖农产品的人，一天之内能够走个来回的距离。集镇通常不是每天开市，而是定期的，按当地某种约定成俗的规矩，每隔几天“逢集”或“赶场”一次。施坚雅称这种基本单位为“标准市场区”，认为“在沿袭历史传统的近代中国广大农村，可被视为约有7万个六边形格子的坐标格，每格以一个标准市场为中心，自成一个经济体系”[2]。在标准市场上，大部分贸易是以农民之间的横向商品交换为主。在某种程度上，手工制品和农业土特产品，也从标准市场区域流向城市区域；不过，流出的大宗物品，主要是向政府上缴的纳税粮。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标准市场区日益成为新商品的最基层销售地；这些商品有的是条约口岸制造的，有的是从国外进口的。
在有限的程度内，中国农村开始生产供出口的大宗商品，其中包括供应条约口岸工厂加工的经济作物。这些商品流通趋向的新渠道，不再是传统的定期集市。特别是在东部沿海各条约口岸的周边农业腹地，与定期集市经济并行，现代城市经济发展起来。但是在广大的中国农村地区，传统的市场结构还是十分活跃，直到1949年还看不到有消退的迹象。这有力地表明，中国的农村经济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到20世纪中叶，农户所需的商品，可能更多的已不是靠自家或邻里生产的。这和50年前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但是，由于地方的交通运输工具很少有实际的改善，因此原有的市场区域并没有扩大，也未能从根本上用现代的商业渠道取代标准市场区；现代的商业渠道，是建立在较大区域范围内的综合性市场交易基础之上的。
非农业的或“城市的”经济，并不一定是“现代的”经济。在19世纪初，约有1200万人，占当时中国3.5亿总人口的3％——4％，居住在3万人以上的城市里。除少数例外，这些城市主要是行政中心————京城北京（有近100万居民），各省的省城以及最大的府治之地。有的城市同时也是省内或一定范围地区内的重要商业中心，如南京、苏州、汉口、广州、福州、杭州、成都和西安。这些城市，都是清朝皇室贵族、达官权要、八旗将领与防营、富商巨贾及能工巧匠的居住地。在这些城市居住的人口中，有地方上的士绅、中小商人、官署衙门的胥吏、劳工和脚夫，以及略有文化的阶层，如僧侣、术士、落榜举子、退伍将校、赋闲的小业主等；此外，还有一些如“流浪汉、季节工和无业游民”之类的人。[3]
从19世纪中叶起，外国势力在中国的存在固定下来后，中国城市除了继续传统时代的作用外，开始增加了现代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作用。在19世纪期间，城市人口总数以极慢的速度增长，其增长率和中国总人口的人口增长率大体相当。而在1900年至1938年之间，城市人口的增长显然加快，其增长率几乎是总人口平均增长率的两倍。在1938年，人口5万以上的城市，共有居民大约为2730万人，占5亿总人口的5％——6％。同样是这些城市，而在20世纪初，大约仅有1680万居民，占当时4.3亿总人口的4％——5％。这个差别表明，所有大城市人口的年增长率大约为1.4％。但在中国6个最大的城市————上海、北京、天津、广州、南京、汉口，在30年代，每年以2％——7％的人口增长率在发展。[4]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中国已有92个城市正式对外开放（见第4章）。在这些条约口岸中，有一些是不重要的地方，但其中也有一些属于中国的大城市之列（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是西安、开封、北京、太原、无锡、绍兴、南昌、成都）。中国的铁路是19世纪90年代开始修建的，轮船航运分布在中国沿江、沿海和西江。条约口岸是铁路运输和轮船航运的终点，外国洋行在较大的条约口岸设立分支机构或代理机构。根据1895年《马关条约》的规定，外国人获准在中国兴办制造业（有些商社在1896年以前已非法地这样做了）。随着外国人的到来，一些专门经销外国商品的中国商号也出现了。19世纪70年代，中国人开始拥有虽小但颇为发达的工业部门，虽不限于开放口岸，但大多数设在条约口岸。在中国和外国的现代工厂附近，手工作坊繁荣起来，有的愿做工厂的分包商；操棉纱业者，愿作为纱厂产品的主要客户。手工操作的出口加工业，也在主要的港口城市很快发展起来。对少数城市居民来说，除了从事制造业和商业之外，在自由职业、新闻出版业以及现代教育和文化机构中，又逐渐出现许多新的职业领域。
但现代工业、商业和运输业，绝大部分依旧限于在条约口岸，只在很有限的程度上取代了传统手工业。现存的市场体系，是依靠人力、畜力、大车、舢板、帆船来运输。农业部门几乎没有受到影响，例如改进了的技术（良种、化肥、现代的排灌方法、农业机械），更有效的生产组织（信贷、稳定的销售市场、合理的土地利用）都未曾进入农业部门。[5]首先直接影响条约口岸的，是世界市场上白银价格的波动，以及中国农产品出口市场行情的波动，逐渐波及到农村。但总的说来，直到1949年，农村地区和条约口岸之间的经济联系，仍然是十分松散的。
人口
通过对已掌握的中国人口统计资料的调查和处理，可以看到收益递减的经济现象。1953年至1954年的人口普查登记是5.83亿，是中国历次人口计算中最接近确切人口的数字。这个巨大的数字，与1948年国民党官方估计的数字4.63493亿不相一致。不论1953年至1954年的人口普查技术上有何缺点，但国民党官方的数字以及其他几十种官方的和民间的估计，如与之相比，多是依据于推测。[6]中国人口在1953年接近5.8亿，很符合1912年至1953年平均增长0.8％的推断。这样的推断，与以往中国人口的增长是缓慢又不稳定相符。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人口死亡率较高且波动也较大，而出生率既高且又稳定。因此，上述0.8％的增长率是可以预料到的。由于没有统计资料，据估计，袁世凯任总统时期（1912——1916年），南京政府的十年（1927——193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的年代（1950——1958年），三个时期的人口增长可能大于0.8％的平均数，这就弥补了军阀混战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时期（1937——1949年）可能出现的人口负增长。1912年的中国大陆人口约为4.3亿，1933年大约为5亿，到1953年增至5.8亿人口。
刘大中和叶孔嘉对1933年人口的职业分布，作过详细的估计（见表1），根据各省市有关前20年相当零散的人口资料判断，这个分类在民国时期基本没有变化。
表1 职业分类，1933年
续表
* 制造业、家庭工业、矿业、公用事业、建筑业
＋ 专门职业和公用事业，等等
≠ 包括家庭主妇
§ 非农业工作人口的实际年龄，大多在12——64岁的范围；把7岁作为下限，仅仅是为了便于与农业工作人口在同一基础上分类
资料来源：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国民收入与经济发展，1933——1955年》，第185、188页，表54和55。
在1933年，全国就业人口为2.5921亿人，其中2.0491亿人，即79％从事农业；5430万人（包括一定比例从事双重职业人口），即21％在非农业部门就业。总人口中，有73％生活在以农业为主的家庭里，27％为非农业家庭成员。在20世纪的中国，虽然条约口岸的工业有一些增长，矿业和铁路运输也有所发展，但从事这些职业的人甚至到1933年仍然很少。这说明自清末以来，中国人口的职业区分总体上变化很小。美国的情况与此大不相同，1930年10岁以上领薪就业者中，只有21.4％从事农业。1933年中国人口职业分布情况，与美国1820年或1830年的情况大致相似，当时美国70％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工作。
国民收入
对于民国时期的中国国民收入，有两种主要的估计。这两种估计，是由刘大中、叶孔嘉和巫宝三分别作出的（见表2）。总计差别颇大————大的数值比小的数值约大40％，但两者之间唯一重要的差别是农业增值。两个估计都只有1933年的数值。
表2 国内产值，1933年（1933年10亿元）
资料来源：巫宝三1948年哈佛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的资本形成和消费者的开支》，第204——211页，概括了他的《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中的资料，并考虑到他后来的修改。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第66页，表8。
较为可信的刘——叶数据可以概述如下：在1933年的国内净产值中，农业当然显得最大，按当年物价计算，占65％；所有的工业（工厂、手工业、矿业、公用事业）占10.5％；贸易居第三位，占9.4％。其他部门依次为：运输5.6％，金融、个人劳务和房租5.6％，政府行政2.8 ％，建筑1.2％。对1933年国民收入的构成，有另外一种方法来表述：现代非农业部门（较宽松的规定为工厂、矿业、公用事业、建筑、现代商业和运输、商店、饭馆和现代金融机构），仅占总收入的12.6％；农业和传统的非农业部门（手工业、老式运输、小商贩、传统金融机构、个人劳务、房租）和政府行政占87.4％。从支出上看，1949年以前的中国大陆经济结构，也是处于典型的前工业社会。从最终用途看，1933年国内总支出的91％属于个人消费，公共服务和政府消费为4％，投资为5％。
1933年是一个不景气的年头，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整个民国时期，也许是个疑问。但到现在为止，对于全面国民收入的估计，还没有其他任何年份可以与之相比。不过，珀金斯把刘——叶的数据转换成1957年的物价，代替他自己估计偏低的农业产值数字[7]，并增加了1914——1918年的估计，结果表明，在民国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很慢，在构成上变化也很小（见表3）。
表3 国内生产总值1914——1918年，1933年，1952年（1957年物价）
* 制造业＝工业（现代和现代前的制造业、矿业和公用事业）＋运输业＋ 现代＝工厂产品、矿业、公用事业和现代运输≠ 除1933年外，未编入这一部门；为了在表的下半部计算比值，根据各部门的净产值，按比例在它们中间分配资料来源：德怀特·H.珀金斯：《中国20世纪经济的增长与结构变化》，见珀金斯编：《历史剖析中的中国现代经济》，第117页，表1。
表2和表3列出的绝对值是不可比较的，因为一个是用1913年的物价，而另一个是用1957年的物价表示的。此外，1914——1918年的数字，是根据合理的推测和确切的估计得出的。但直到1949年，传统部门所占的压倒优势，这些表所暗示的40多年来数量上虽小而质量上值得注意的变化，与本章其他部分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各个部门资料却很一致。[8]从19世纪末叶开始，直到中日战争爆发，规模不大的现代制造业和采矿业持续增长。在满洲，这种增长继续保持下去，甚至在战争中加快了增长速度。现代运输的铁路和轮船也有所发展，但没有取代传统的交通工具，而只是成为其补充。在20世纪前半期，现代金融部门的银行业，在中国城市大量取代传统银钱业的钱庄。但是，甚至在1933年，珀金斯估计现代部门（规定得比刘——叶的数据所涉及的狭窄，他排除现代服务）的贡献，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这是1914年至1918年的3％两倍多，但仍然很小。
因此，1912年至1949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也来自传统部门产量的增长，而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在20世纪最初几十年中，农业生产的增长是缓慢的；但由于气候和政治军事的情况，各年份和各地区的发展是不相同的。新开发的地区增长得最快，如满洲和西南的一些地方。在别的地方，由于经济作物的增加，使农产品的价值也因之增大。在1912年至1949年间，手工业的总产量绝不可能减少————其相对份额有所减少，其原因详见下文。
如果拿人口估计数————1912年4.3亿，1933年5亿，1952年5.72亿，与表3中的国内生产总值比较，我们发现在这几年中，每年每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1957年物价），分别为113、123、115元。考虑到所有的数据都存在误差，在本章涉及的几十年中，如果我们略去自1937年至1949年的12年对外战争和内战，则能得到最好的估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没有显出任何明显的上升或下降趋势。在战争时期，中国某些部分的人均产量和收入可能急剧下降。一些文化人受到不利影响，特别是薪金固定的教师和政府公务员，其薪金跟不上通货膨胀的上涨；但在战后和1948——1949年最后崩溃之前的这段时期，城市工人相对来说生活好一些。
日本入侵后，华北的农业生产受到严重摧残，城乡间的商业联系被破坏；1946年至1949年的内战期间，这个地区的农业和商业状况很可能比别的地方更坏，因为这里是主要战场所在之地。1940年后，中国未沦陷地区的粮食生产开始下降，在以后的几年里，平均产量比1939年约低9％。1942年实行田赋改为征收实物和粮食征购，加上加紧征兵造成的劳动力严重短缺，使农民的实际收入减少。但在国民政府控制的大后方，工业生产从很低的起点开始增长，一直到1942年或1943年。抗战胜利之后，通货膨胀在1946年重新开始，并在1948年至1949年发展到恶性膨胀的失控地步；这对于沿海地区和城市的影响，远甚于对华南和西南地区的农村。尽管因货币的急剧贬值，运往城市的食物和农产品原料减少，但总产值或许很少变化。[9]
人口主要部分的收入在下降，而人均国内总产值保持不变，或略有上升，这是可能的。但在农村地区和大多数农业人口中，“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在20世纪上半叶，地主正在积累生产的增长份额。事实上，有限的可用资料表明，租佃率甚至略有下降，在政治混乱时期，地主收租常常有困难”[10]。
1937年至1949年间，老百姓对政府的信赖确实变了。但是在当时这种变化的原因，在没有严重的天灾人祸情况下，经济上不能支持中国人维持一般的（和低的）生活水平。1952年的产量，已经恢复到1949年以前的最高水平；其所以能迅速恢复，几乎完全靠的是新的和有效的政府成功地恢复现有企业的生产，而不是靠新的投资。在1949年以前的40年中，20年代和30年代的内战、干早（例如1920——1921年在华北）、洪水（例如1931年长江流域的洪水）以及其他的自然灾害，确实破坏了中国人的全面安定生活，但这并非必然会造成物质福利的下降，这两者有重要的区别。在政治混乱和战争造成的人身极不安全情况下，收入即使略有增加，也仅是一种可怜的补偿而已；相反，如果个人和国家的安全能得到保障，即使低一些的稳定人均收入也是受欢迎的。
工业
在讲到清末的中国经济时，我们注意到在1895年至1913年间，中国至少有民间和半官方创办的549家制造业和矿业企业，是利用机械动力的。这些企业的创办资本共达120288000元。[11]此外，同在这一时期开办的96家外资和40家中外合资的企业，拥有创办资本103153000元。这当然只是根据当时各种官方和非官方的资料作出的粗略估计。
不包括现代矿业，但包括兵工厂和公用事业的两个相似的表格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时期，可以看出中资现代工业的增长。第一个表格表明，在1913年有698家工厂，拥有创办资本为330824000元，工人270717名；第二个表格表明，1920年有1759家工厂，拥有创办资本为500620000元，工人557622名。[12]在大战期间，欧洲列强忙于战时军火生产，又因缺乏船只运输，所以减少了对中国的出口，从而为中资工业的扩大提供了机会。虽然购置设备的订单已早发出，生产资料仍主要来自国外————但大多数新工厂的开业，不得不等到战争结束和订购的机器运抵中国后才能开工。
在民国的前10年间，外资和中外合资的企业也有增加，但在1914——1918年的4年中，直接的投资却很少。投资增长最快的时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的几年。例如，1918年和1922年，中国修订了关税税则，提高了从日本向中国进口细纱的进口税，于是日本遂在中国开办新的纱厂。
同晚清中国人或外国开办的工厂一样，20世纪第二个10年开办的工厂（和矿场），大都集中在上海、天津以及江苏、辽宁、河北、广东、山东和湖北等地，换言之，主要是在沿海和长江流域。[13]
中华民国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工业普查，是1933年刘大钧领导经济统计研究所的调查者们进行的，是直接从工厂的经理收集来的统计资料。除了不包括外资公司以及满洲、甘肃、新疆、云南、贵州、宁夏、西藏和蒙古（除了满洲外，其他各省区的现代工厂均微不足道）外，一般都认为这次统计是相当可靠的。刘大钧1937年发表的调查，记录了2435家中资工厂，资本为406926634元，总产值为1113974413元，雇用工人493257名。[14]这些工厂都集中在沿海省份，而集中在上海的工厂有1186家。在1933年，80％以上的中资工厂，都设置在东部和东南沿海各省以及满洲的辽宁；如果把外资企业也算进来（它们当然限于在条约口岸），这个比例就更大。
巫宝三在对中国1933年的国民收入研究中，对刘大钧的调查作了补充，即增加了对在中国境内外资工厂的估计，也增加了满洲和其他被略去省份工厂的估计。巫宝三修订过的估计，工厂总数为3841家（中资3167家，外资674家），总产值为2186159000元（中资为1415459000元，外资为770700000元），雇用工人738029名。[15]
刘大中和叶孔嘉在表4中，对刘大钧的调查作了进一步修订，列出1933年中国现代工业部门几个行业的总产值和工人人数，统计中国关内和满洲运用机械动力从事制造业的企业，不计每家企业的工人人数，在1933年创总产值为2645400000元，雇用工人共1075800名。与刘大钧和巫宝三的统计一对照，刘大中、叶孔嘉的统计尽管不包括公用事业，但总数实际上是较高的。产生这个结果的原因，是刘大中、叶孔嘉对工厂下的定义较为宽泛，而且包括了满洲的工厂；还因为他们对棉纱、棉布、水泥、生铁和钢的数据，使用了其他来源的材料，而不是使用刘大钧的调查结果。
表4 现代工业的产量与就业，1933年
续表
* 100名工人以下资料来源：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第142——143、426——428页。
对1949年以前的其他年份而言，没有严格可比的数据，特别是没有总产值的数据。国民政府经济部[16]1937年报告，当年有3935家工厂（不包括矿场，但包括公用事业和兵工厂），根据《工厂法》在该部注册，雇用工人457063名，有创业资本377938000元。[17]在3935家工厂中，有1235家（占30％）设在上海，2063家（占52％）设在沿海各省，637家（占17％）设在内地。纺织业和食品业占注册工厂总资本的55％。至于1933年至1936年的世界性经济萧条在中国的影响程度，现在还不够清楚。1937年以后，在日本占领下的上海、天津、武汉等制造业中心，战争造成的严重破坏，生产的下降，以及新投资的停滞，都可以从各地和部分定性的证据中推知。同样，对国民政府努力在大后方发展制造业基地————主要是与战争有关的工业虽很广泛，但没有完全的报道。
1938年至1940年间，448家“工厂”和12182名“技术人员”随国民政府和军队的撤退，一起搬迁到内地的四川、湖南、广西和陕西。1943年初，重庆经济部发表一份工业报告，虽然缺少产量数字，但提供了一些大后方工业发展情况。报告提到的3758家工厂和241662名工人中，有590家工厂是在1937年以前就有的，有3168家工厂是1938年至1942年期间创办的。这些工厂的总资本，考虑到物价指数上涨了10倍，大约等于上海1933年中资工厂的资本，工人的数目也大致相同。这些工厂，大多数设置在四川（1654家）、湖南（501家）、陕西（385家）、广西（292家），其余的厂家分散设在大后方各地。与战前工业着重在消费品生产对照，新的战时工业，约有50％（根据资本衡量）制造军用品和生产资料。另一个与战前工业相对照，是在战时工业中，国有企业起着主导作用。在登记的工厂中，只有656家（17％）是公营的，但其资本却占资本总额的69％。与私营企业相比，公营企业的规模大，使用的机械动力多，并控制了生产资料部门（特别是在化学和金属制品以及机械制造方面）。[18]
战时大后方的工业化模式，特别把重点放在与军事有关的生产资料和化学制品上，这从表5可以明显看出来。1942年以后，内地的工业建设开始放慢，新建工厂的数目急剧下降，不仅产量停止上升，一些生产资料行业也在下降。其所以如此，除原料短缺和运输设施不足外，还因为这些企业（每一家都做好了回上海的准备）对战后命运前途未卜，而最主要的原因是通货膨胀。对商品的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比生产产品更有利可图。
表5 国民党统治区若干种工业产品、电力和煤的相对产量，1933年、1938——1946年（1933＝100）
* 一方面，在地理范围上1933年与1946年差别很大，另一方面，中间几年也有差别；从1938年至1945年每年都略有差别。
资料来源：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00——101页。
在1937年至1945年的战争期间，沦陷区的工业生产很可能是停滞或下降，但没有这方面的确凿证据；在1937——1939年间，沦陷区的工业生产明显下降。在华北，从1939年或1940年到1943年或1944年，煤、铁和钢、水泥、电力和化学制品的产量有增长，但有些消费品工业如棉、毛织品和面粉的产量，实际上仍低于战前水平。华北的工厂产品总值的指数（按1939年物价）在急剧下降之后，到1942年，已经恢复到1933年的水平。[19]不过，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企业，上海的纱厂在战争时期情况很凄惨；中资纱厂的棉纱和棉布产量自1937年起即急剧下降，在1939——1941年间虽略有回升，以后就奄奄一息，几近停产了。[20]现在仍不清楚，日本人控制的企业生产状况是否会好一些。
与此同时，日本人控制下的满洲工业，从1936年起即迅速增长，至少到1941年为止。在30年代中期以前满洲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农业开垦区的扩大。当时也出现一些小型华人资金的企业，但主要的现代工业却是日本人控制下的生产资料企业网，为日本经济提供原料和半成品。鞍山、本溪钢铁厂和抚顺煤矿，是垂直统一管理的大型企业，也是其中最著名的企业。伪满洲国政权巩固后，在日本权益集团支持下，建立一个综合性生产资料制造部门的大计划，固定资本主要由日本提供，总投资率1924年为9％，1934年达到17％，1939年达到23％（中国全国1933年的相应投资率为5％，这个数很可能在1949年以前没有被超过）。广义的工业（矿业、制造业、公用事业、小型工业和建筑业）在1936年至1941年间，每年以9.9％的比率扩大；与此相比，在1924年至1936年间仅为4.4％。工厂工业的增长甚至更快，占中国总人口8％——9％的满洲，工厂生产额几乎占1949年以前全国总生产额的1/3。伪满制造业的迅速发展，显然是以牺牲小型工业为代价，换言之，是伴随工业部门的“现代化”而实现的。伪满工业部门的扩大速度，与其生产总值的扩大速度相同，而工业部门的相对重要性并未提高。伪满和关内恰好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对比。1941年后，由于从日本来的设备、资金和某些重要原料的减少，伪满工业的增长和多样化经营均停止了。1945年至1946年，严重的战争破坏和苏军搬走最现代化的工厂和设备（损失合计10亿美元或更多），使战后的中国所能利用的满洲生产能力大为降低。[21]
1946年至1949年是充满动乱的年代，内战很快遍及全国，通货恶性膨胀。到1947年，消费品的生产可能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但是，满洲的重工业和矿业生产能力已大为削弱；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实际上抛弃了战时内迁“温室”式的生产资料工厂（这些工厂一直依靠军事和其他政府部门的订货）。这两者合起来，遂导致生产资料部门的生产及其相对的重要性都显著下降；换言之，又回到战前着重于消费品生产的工业结构模式。
日本投降后，在沦陷区到处引起工业生产的部分破坏。日本的技术人员撤走后，生产暂时停顿下来；而中国对接管日本的产业和恢复工业生产，又没有适当的计划。收回的工厂被当成战利品，国民党的各派各系，不论文武，都抢着要分一杯羹。抗战时期在内地建立的工厂，却任其毁坏。从前为日本人所控制的工厂和矿场，为扩大国营工业部门提供了基础。在资源委员会的主持下，生产资料生产的重要部门、电力和矿场，都要划归政府控制。[22]1947年底，资源委员会监督291家工厂和矿场，总就业人数为223770人。在消费品部门，1945年有69家日本和敌伪纺织厂（其中38家纱厂、6家毛织厂和25家有关企业）被没收，并入新成立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一家由政府投资的控股公司，在经济部的指导下经营。1947年，中纺公司控制中国纱锭的36.1％和织布机的59.4％，所属工厂生产43.7％的纱和72.6％的棉布。中纺公司的纱厂，由政府提供充分的营运资金，为其购买原棉受到外汇分配上的优待；与私营纱厂相比，占有明显优势————其地位与战时日本在中国的纱厂相似，甚至是当年日本纱厂的继承者，不同的是日本人管理得更为有效率。中纺公司的经营方针，主要是为其自身和政府谋求短期效益。[23]
从1948年底起，由于失控的通货膨胀，中共对运输和原料供应的破坏，劳动力的短缺，工人的骚动和人为过失，国营和私营的工厂和矿场已是奄奄一息。
对工业发展的精密衡量，是看一段时间内生产的增长。约翰· K.张最近编制的1912——194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生产指数（不包括手工业），替代了所有以前的产量估计，并为上述分散的观察联系起来，提供了一条数量线索加以证实。张的指数根据15种制造业和矿业产品，涉及约50％的工业产量，用1933年的物价为衡量单位，见表6。这个估计，把中资和外资公用与关内和满洲都包括进去了。工业生产从很低的起点开始，一直持续增长到1936年。从制造业和矿业总体上看，中国显然没有受到世界性经济不景气的不利影响，尽管有许多工厂经历了暂时的实际困难。由于把关内和满洲合在一起，出现了在不景气年代中的某种上升趋势。上海工业所受不景气年代的影响，比满洲的工业企业更为严重。战争的爆发使工业在1937年至1938年急剧下降，随后在未沦陷地区和满洲的工业产量都有回升，到1942年达到顶点。从1942年起，对情况就不够清楚；1946年是全年产量下降，接着在1947年至1948年略有恢复，但没有达到1936年的水平。
表6 中国大陆工业生产指数（1912——1949年）
续表
资料来源：约翰·K.张：《共产党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计量分析》，第60——61页。
从几个选定时间段的年均增长率（用净增值表示）可以看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工业明显扩大（1912——1920年，13.4％），随后是1921年至1922年的战后衰退；从1923年至1936年，平均增长率为8.7％；1912年至1942年为8.4％；而1912年至1949年整个时期————因为1949年是个低年份，则为5.6％。因此，在战前具有代表性的年份，中国现代工业和矿业的产量，如用1933年的物价计算，是以给人深刻印象的8％一9％增长率在增长。[24]
然而，正如表2中刘——叶的国民收入估计所表明的，工业是包括传统工业，在中国经济中仅占一个小位置；而在广义的工业部门里，现代工厂的总产值却低于手工制造业的总产值。在1933年，中国的工厂、手工业、矿业和公用事业的合计产值，只占国内净产值的10.5％。在工业产值中，手工业产值占67.8％、工厂占20.9％、矿业占7.0％、公用事业占4.3％。在估计4691万的全部非农业工作人口中，有1213万（25.9％）受雇于手工业、113万（2.4％）受雇于工厂、77万（1.6％）受雇于矿场、4万（0.09％）受雇于公用事业。虽然约翰·K.张的估计有8％——9％的年增长率，但这个增长的起点是很低的。在民国时期的近40年中，整个工业部门的产值，在国内总产值中的比重没有多少变化。所谓30年代中国现代工业部门的弱小，是与当时工业发达的国家相比而言；若与1895年的日本相比，则是相当可观的，也是有进一步发展潜力的。
整个看来，手工业在工业部门所占的相对份额，在20世纪30年代，无疑比在1850年或1912年为少（见表3）。当然，在19世纪中叶，中国根本没有现代工业；甚至在1912年也只是刚刚露出的一棵嫩芽。表7概括了刘——叶关于1933年手工业在各种工业总产值中所占份额的估计。考虑到与工厂产品比较，在所得到的资料中，对手工业的概括是不完全的。这样，对所有的工业来说，64.5％的平均数确实是太低了。[25]刘——叶根据就业和每个手工业工人的增值作出的补充估计，实际上表明，1933年手工业在总增值中所占份额接近75％。
到这里，比较确切的数据资料就结束了。经常有人断言，在鸦片战争之后一个世纪中，由于进口外国货物，国内中资及外资现代工业产品的竞争，传统的手工制造业一直在下降。[26]如前面所指出的，满洲可能是这个情况，即工厂工业的增长，是以牺牲小型的（即手工业的）工业为代价的。但就整个中国来说，情况都是如此吗？有关这个问题的资料虽不够完整，但亦能够充分说明，从绝对量上讲，手工业产值没有不保持住原有的水平，而且还有所增长；这与上述认为下降的看法是不同的。
表7 在14类产品中手工业生产占总增值的百分数，1933年
资料来源：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第142——143页，表38；和第512——513页，表G——1。
上述问题所以变得如此复杂，是看用什么定义去界说“手工业”与各种行业之间的差异，大多数界说据以解释实地调查时间次数的选择。从以户为单位的家庭手工业中，分离出来的城市或半城市手工作坊或手工工场，至少从唐代起就在中国经济中出现了。不过，就其产值和从业人数来看，至少在1912年以前以及随后的40年中，被农村和城市家庭手工业生产所掩盖了。[27]例如，根据上述情况可以想像得到，手工纺纱曾经是农民家庭一项主要手工业，然而其绝对产量在20世纪下降了。在对外贸易和工厂生产日益增长的刺激下，手工业作坊迅速发展起来，遂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于是即全部或部分取代了家庭手工业生产。这些小型工厂雇用少数工人，不用机械动力，加工供出口的农产品（如轧棉花和缫丝），或作为分包商向现代工厂供应零配件，或冒险仿制比较粗糙便宜的工厂制品（如纺织品、卷烟、火柴和面粉）。[28]所以，中国初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跟日本一样，所采取的不照搬外国的模式，而是采取符合中国劳动——资本比率较高的特点形式。
有些手工业没有经受住竞争，进口的煤油几乎代替了点灯用的植物油。在20世纪前25年中，曾经是繁荣的纺织业，到20年代末开始衰落。原因固然很多，日本人的竞争，1931年后的中国失掉满洲的市场，人造丝的出现，以及国际市场的普遍不景气。[29]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国内对茶叶的需求没有什么变化，但茶叶出口的下降，说明制茶业也遇到困难。不过，不论是丝业或是制茶业的情况，从19世纪以来，并未因工厂产品取代手工业产品而使产量直线下降。
至于手工棉纺织业，我们了解得比较具体一些。布鲁斯·雷诺兹发现，手工纺纱的绝对产量及其在全部棉纱产量中的份额，在1875年至1905年间都急剧减少，而在1906年至1919年间却缓慢下降，在1920年至1931年间再度锐减（见表8）。[30]对照之下，在1875年至1931年半个多世纪中，手工织布产量的相对份额虽然下降了，但其总产量实际是增加了。从需求方面来看，这种增加的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手工织布和质量较好的机织布，各有其独立的市场。典型手工织的布，是用进口和国内机器纺的线作为经线，而以手工纺的线为纬线。直到20年代国内纱厂大发展起来后，才不用手工纺的纬线。从供求方面来看，手工纺织业之所以能够生存和发展，是因为在1949年以前，手工纺织业还在中国家庭农业生产体系中起到不可缺少的作用。
表8 棉布供应的来源，1875——1931年（百万平方码）
资料来源：布鲁斯·劳埃德·雷诺兹：《贸易和外资对工业化的影响：中国的纺织品，1875——1931年》，第31页，表2.4。
关键是有可供利用的“剩余”劳动力，特别是家庭劳动力，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生存下去；与工厂劳动不同，即使他们的边际产品在生存费用以下，也照样从事手工业生产。换言之，只要现代工厂付给工人仅够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手工业工人在别无选择挣得收入时，家庭手工业几乎能在任何价格水平上与工厂工业竞争。农村家庭把从事手工业当做对农业的补充。为了尽可能得到更多的收入，农民们可以对各样农村副业的利益进行估计，决定进入或离开某一副业；这也因此决定手工业各行业变化无常的命运。在20世纪，随着经过改进的木织机、铁齿轮织机和提花机的推广，手工织布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从而使手工织布的劳动生产率大大高于手工纺纱。廉价的进口纱和国产的机纺纱，使得手工纺纱与其他的副业相比，愈来愈无利可图。农民可以用较低的价格买到机纺纱，可以参照机织产品的样式来织布；这样，织布比纺纱更为有利可图，农村家庭副业遂即转向织布业。20年代和30年代的不同时期，在一些手工织布中心，如河北的定县，还有宝坻和高阳，山东的潍县，都曾经一时“繁荣”过；天津、青岛和上海的纱厂，向数量很大的农民家庭供应棉纱，纺织商有时向他们提供织布机，并承包他们的产品，使之销售到整个华北和满洲。[31]
对20世纪手工业发展变化历程的了解，很多情况来源于30年代对中国农村的实地调查。中日战争前一段短时期的学术风气兴旺，说明实地调查工作是很重要的。经过近二十年的政治混乱之后，看来是个有希望的时期，中国似乎终于开始其现代经济发展进程；这一进程曾给西方和日本的现代经济发展带来财富和实力。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农村社会学家，甚至多数持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都关注经济制度及其效能对福利的影响，分析其内部相互关系，观察其效能，都是一致的。农业生产基本上是跟着人口增长，或者是手工业的绝对产量至少保持不变，但这并不能改变中国经济的“落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是贫困的，只有少数人是富有的；贫苦百姓甚至连很低的生活水平也不能保证。此外，由于“示范效应”强有力的吸引力，繁荣看来只有通过大规模工业化才能达到。在这种形势下，人们往往过分重视很小的现代经济部门，又倾向于过分看重手工业状况周期性波动中的低落阶段，而忽视其高涨阶段，并据此作出各种结论，尽管从实际经验中得到的可靠资料，往往与这些结论相矛盾。[32]于是好像传统部门瓦解得愈严重，国家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就愈有可能早日到来。20世纪30年代初，对手工纺织业来说，十之八九同样是相对不景气时期，但这主要不是由于现代纱厂的竞争，而是由于1931年后失去了满洲和热河的市场。需要提醒的，是把在1936年至1937年还没有恢复的手工纺织业，作为可供选择的市场发展结果，这与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事实不符，而且也与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前两年的中国经济向上发展趋势相矛盾。在1937年至1949年之间长期中日战争和内战的痛苦年代里，难道可以认为现代的和城市的消费品制造工厂，所受到的破坏和质量的下降，会比广大分散的手工业部门小吗？
在洋货进口和国内工厂生产增长的情况下，从绝对数字上说，手工业生产的命运决定于两个因素，即进口货和工厂产品的结构以及总需求的大小和构成。例如（见表28），在1925年，进口货至多只有50.5％是同手工业竞争的（棉织品、棉纱、面粉、糖、烟草、纸、化学制品、染料和颜料）。除了棉织品和煤油的影响外，剩下的品种中最大宗的是糖（此项进口在1925年数量特多，其中包括不与手工业竞争的未加工的糖）、化学药品、染料和颜料（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代替土染料）以及烟草（其国内加工在20年代增长了，明显的未被进口货压倒）。其他具有潜在竞争性的进口货，在数量上微不足道，不可能对国内手工业造成严重影响。
至于工厂产品的影响，情况与进口货相似，其中也不包括手工纺纱产量急剧下降情况。1933年最重要的手工业产品，为手工业碾米和磨粉，两者合计占整个手工业总产值的67％。碾米和磨粉的总产量加上进口面粉，其中有95％出自手工业部门。自20世纪以来，由于现代食品工厂的产品和进口货的竞争，手工业产品即使下降，其幅度也不会很大。[33]
由于我们对手工业的国内市场了解得不多，所以直接讲清民国时期总需求的格局是困难的。不过，这里的三个间接指标可以用来说明这个问题。首先从1912年至1949年，中国人口几乎以1％的年平均率增长，城市人口的增长率可能达到2％。单是人口的增加，特别是沿海商业与制造业人口的增长，足以解释进口或国内工厂生产商品消费量的大部分。现代工业产品很大一部分，是由城市消费品构成；这些产品在中国农村并没什么用处。甚至普遍使用的棉织品，其产品质量和成本的差异也是很重要的。就传统需求来说，工厂的产品可能是“劣等”货。即使不是如此，农村人口仍继续使用手工业产品，因为在低工资而价格昂贵的情况下，手工业产品的单位成本比现代工业产品要低一些。
第二个指标是30年代外部需求的持续增长。一项研究表明，用1913年的物价来计算，从1875年到1928年的手工业出口值年均增长2.6％。另一个估计表明，从1812年到1931年大宗手工业产品出口额每年增长1.1％。[34]由于对国内消费缺乏更多的了解，仅从出口增长的数字当然不是结论性的。不过，对中国20年代大宗单项出口商品的丝绸而言，充分的事实说明，直到1930年，国内市场销售的绝对数量，是与出口量同时增长的，两者间的相对份额比例大体上没有变化。[35]
最后一个指标是农业产值，特别是需要进行加工的经济作物，在1912——1949年间的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每年略低于1％大致相同。珀金斯估计，1914——1918年，每年的农产品总值为160.1亿元至170.3亿元；1931——1937年，每年为191.4亿元至197.9亿元；二十多年中约共增加16％——19％。[36] 珀金斯还证明，在30年代，能够在现代工厂加工的农产品，不超过5％或6％，或者不到20世纪的前10年代和30年之间农产品增长百分数的一半。[37]换言之，在最坏的情况下，农产品的手工加工仍保持不变。
关于工厂工业，除了其数量上的重要性较小之外，还有几点特别值得注意。
（1）如上所述，现代制造工业集中于沿海省份，特别是在条约口岸及1931年以后的满洲。以最重要的棉纺织业来说，在1924年，中国87.0％的纱锭和91.1％的织机，设置在河北、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而上海、天津、青岛三个城市即占纱锭的67.7％和织机的71.9％。现代工厂制造业虽有某种程度的地理分布，例如30年代的纱锭（1918年，纱锭总数的61.8％设在上海，而1932年是55.4％，1935年是51.1％）。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内地省份几乎依旧不知道现代工厂工业为何物。
（2）所以地理上集中的原因，是外资工厂在制造业中占有很大份额，这些外资工厂全部建在条约口岸。从1931年至1945年间，满洲的经济与关内的经济没有联系。但恰恰是在满洲，而不是在别的地方，现代中国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经济发展”，其中包括建立可观的重工业基地。各种资料表明，在中国抗战前的制造业中，外国企业占有很突出的地位，但对其在产值中所占比重的各种估计，却彼此相距甚远。刘大中和叶孔嘉把刘大钧的数据与其他数据结合起来，得出1933年关内和满洲中外资工厂产值和雇工的数字（见表9）。
表9 华资工厂和外资工厂的产量和工人数，1933年
资料来源：表4。
在中国关内，中资工厂占工厂工业产量的78％，比起中国制造工业资本构成中的中资份额，这是一个实际上较高的比重。根据粗略的估计，在30年代，外资的资本份额仅占总数的37％。[38]到底外国在华企业的重要性，是按其产值份额来衡量，还是按其资本的投资额与中国企业比较的相对规模来衡量，这就产生了问题。过分注意资本的构成，容易导致夸大外资工业的重要性。资本份额是非常难以计量的，而且会使人忽视中国企业多数是从事轻工业产品制造，资本的不可分割问题很小，而劳动力可以代替资本的程度却很大。换句话说，中外企业的资本和产值比率的相同，实际上是个假设。表10所示，20年代和30年代制造业的几个行业中，外资企业产值份额的数据（关于1933年，又见表3），表中包括煤炭的数据；除了条约口岸的集中问题外，这里的有关工厂，一般也适用于矿业。
表10 中国和外国＋公司在几种工业的总产量中所占百分数
* 仅指“现代”煤矿。十 外国拥有或外国投资/控制。≠1935年。资料来源：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24、130——131页；雷诺兹：《贸易和外资对工业化的影响》，第216、221页；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2，第971页。
（3）不包括满洲在内的中国工厂工业，主要是消费品工业。1933年，生产资料占工厂净增值的25％。用产值衡量，最大的工业部门依次是棉纺织、面粉、卷烟和榨油工业。在刘大钧调查的2435家中资工厂中，50％（1211家）从事纺织和食品生产。这1211家工厂合起来，占全部中资工厂产值的76％，雇用工人数占71％，动力设备占60％，资本投资占58％。
（4）工厂的平均规模很小。在同行业工厂中，中资工厂的规模常小于外资工厂；但与明治时期的日本工厂，或与其他国家早期的工厂相比，则就不算小了。刘大钧调查的2435家工厂资本总额为4.06亿元，平均每个工厂为16.6万元，按当时汇率计算约合5万美元左右。这些工厂共有动力的总功率为507300匹马力，平均每家工厂200匹马力，每家工厂的工人平均为202人。
（5）对于中资工厂，甚至设在条约口岸的中资工厂，其所处的社会条件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是“传统的”；这就强烈冲击“现代的”事物，即使这些工厂使用机械动力和复杂的机器。在刘大钧调查的2435家工厂中，只有612家是作为合股公司组织起来的。由于没有较为发育的股票交易市场，股东和工厂经理人员之间形成特殊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股东对获得短期利润的需要，常常与通过再投资扩大企业，但却与使其现代化的长远目标相矛盾。那些保证股息的做法，常常迫使企业为了获得营运资金而借高利贷。在民国时期，为现代工业筹措资金一直是不充足的，投资于购置农田和城市房地产总是具有吸引力。此外，在一段时期内，还出现了商品、外汇和政府债券的投机交易。下面我们还将讨论政府的财政政策，如何使资金从生产性投资转移到其他方面去的。
中资工厂缺乏有才干的管理人员。在1931年，82家纱厂的4000名技术人员中，只有500名接受过正规训练。高层管理同官督商办时期（见第11卷）的管理状况没有多大区别。成本会计这类技术很少被采用。在廉价土地上盖两层楼厂房是很普遍的，折旧提成和设备维修的不足是人所共见的。这是工业化初期的现象，世界上到处都是一样；同50年前美国的纺织工业相比，中国的情况并不特别坏。
中国工厂的工头总想摆“长衫客”的架子，不屑于做卑下的工作，把真正监督工人的工作交给技术上无能的监工。这些监工往往是“承包人”，通过与童工的父母达成协议等方式招工。到1933年，中国虽然已有100多万工厂工人，但总的说不是一支熟练的、稳定的、有纪律的劳动力。如同日本一样，各工业部门的变化可能很大；有经验的工人可以得到奖励，熟练的男工工资要高些，受到的训练也多些，而且通常终身受雇于一家企业。但在占优势地位的纺织工业，除了机修工人，经验并不十分重要。许多工人保持着同农村的联系，其所以要离开农村，原是想用工厂的工资补贴贫乏的农业收入。对年轻的妇女和儿童来说，尤其是如此，他们在劳动力中占了很高的比例。在刘大钧调查2435家工厂的493257名工人中，有男工202762人，女工243435人，16岁以下的童工47060人；在纺织工业中，相应的数字是84767人、187847人、29758人。由于这样一支劳动力并不是完全终身从事于工厂劳动，又由于可以从农民中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因此，用国际标准来衡量，中国工人的工资低，劳动时间长。1937年之前，中国纺织厂通行每班12小时的两班工作制，日资的纺织厂普遍采用11小时的工作班。不过，用中国农村的标准来衡量，城市工人的实际收入还是比较高的，这成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一个原因。在资本昂贵和劳动力便宜的情况下，在一些中国的企业中，生产的“合理化”表现为通过降低工资，或延长工时来加强使用劳动力的方式。低工资的普遍实行，使劳动力不断大量轮换现象永久存在，也因之使工人不愿割断与农村的联系，以便在工业出现衰退时能够回到农村这个避难所。这种情况又使雇主们确信，工人能靠“一把米”过活。此外，低工资的常规又阻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低反过来又使工资进一步下降。[39]
也许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选择。中国工业面对的基本问题是需求疲软。如果在条约口岸以外的地区，传统社会和日益凋敝的农村经济不发生重大变化，那些由工资较高的劳动力生产出来的新的或改进的商品（也是较贵的商品），怎么可能会有市场？
（6）现代工业集中于沿海城市，外国企业占有很大比重，消费品占优势，大多数工厂规模小，而且技术落后————所有这些，都是使现代工业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国民总产值中，仅占有很小的比例。但估计“制造业≠”（见表3，指工厂产品、矿产品、公用事业和现代运输）中的现代份额，只占30年代国内总产值的5％（表2），或7％（表3）————说明中国的经济显然是不发达的。但不应由此引出结论，认为现代工业和运输业，对1949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发展是无关紧要的。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的产业在数量上不多，但在1953——1957年期间工业生产的增长中，却有2/3以上来自现有工厂增加的产量。[40]苏联虽然从满洲搬走了工业机器和设备，但恢复这个主要生产资料基地生产所需的新投资，总比建立新厂所需的投资为少。总的看来，1949年以前的中国没有工业化，只是棉织品工业迅速而持久的发展，并且这个行业没有被外国企业所垄断；甚至在30年代，中国的棉织品产量已位居世界前列。1949年后，中国对轻工业的投资虽远落后于重工业，但棉织品和布匹的出口仅次于加工和未加工的农产品，是中国用以支付进口货物外汇的主要来源。[41]
同样重要的是1949年以前的小型现代工业部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了熟练工人、技术人员、有经验的经理和组织经济活动的模式。有了这些基础，再加上苏联专家的培训，才有可能对数量大增的新经理和新工人提供经验和进行训练，以充实50年代末开始建立的许多新工厂。特别是在生产资料部门，几十家较小型的上海机器制造厂，其中不少是从1949年以前的时期继承下来的，发挥了其灵活性，开发了新产品和新技术；使之能在60年代初，在克服“大跃进”和苏联撤退专家带走图纸的困难中，曾起了很大的作用。[42]没有这些基础，中国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工业发展，将大为缓慢，或将更加依赖外国技术专家，或者两者兼而有之。[43]
农业
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如同过去一样，基本上是农业经济。1933年的农业净产值，估计为187.6亿元，占国内净总产值的65％。这些产值是2.05亿农业劳动者生产的，占全国劳动力的79％。从1912年至1933年，这个百分比只有很小的变化。尽管1933年以后满洲工业的迅速增长，使农业比重的下降比前几年稍微快一些（见表3）。以作物产品为主，而其中又以粮食作物为主；表11是对1933年的估计，按重量粗略计算，粮食作物（稻谷、小麦和其他谷物，土豆、蔬菜、水果）占作物产品的80％。
表11 农业几个部门的产量，1933年
资料来源：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第140页，表36。
地图3 主要农作物区
直到1937年，农业总产值大体与人口增长同步（从1912年的4.3亿到30年代中期的5亿）。从1931年至1937年农产品的不变价格计算，人均值与1914年至1918年大致相同（表12），反映出产量年增长略小于1％，这个增长部分来自扩大耕地面积。珀金斯估计，1918年的耕地面积为13.56亿市亩，1933年为14.71亿市亩。[44]另一部分增长，来自现有耕地粮食和经济作物产量的提高。在这个时期，人均粮食产值基本没有变化，约为21元；而人均其他产品产值，包括经济作物产值，从15元增至17元。表13说明，1914——1957年种植产量的变化。从1914年至1918年到1931年至1937年，粮食（按市斤＝1.1磅）增长12.9％，但稻谷产量却下降了5.8％，而土豆和玉米的生产分别增长了16.4％和39.2％。产量的这些变化，反映粮食作物布局的变化，向单位面积含热量较多的作物产品转移，从而腾出地来增加商品作物的种植。小麦是华北一些地方的商品作物，增长16.8％；这些地方把小麦在市场上卖掉后，买高粱、小米等粗粮供农家消费。在华北和华中，小麦和棉花播种面积的增加，减少了稻谷的播种面积；油料作物的播种面积也在华中增加了。商品作物产量占农产品价值的百分数，在1914年至1918年是14％，1931年至1937年是17％。同时，一些经济作物的产值比粮食产值增长更快，芝麻170.1％，大豆53.7％，油菜籽33.7％，棉花17.6％，花生15.6％，烟草15.1％。[45]
表12 农产品总值，1914——1957年（1933年10亿元）
资料来源：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30页，表Ⅱ.8
表13 作物产品的实际产量，1914——1957年（百万斤）
资料来源：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266——289页。
中日战争前的中国农业，除满足农村人口缓慢增长所需外，在正常年景，还可以向人口增长较快的城市地区供应部分食品和原料。在20年代，由于内战造成的运输困难和其他的破坏，需要进口粮食满足城市消费。在30年代，粮食进口略有下降；以后由于中日战争的爆发，粮食进口再次上升。[46]此外，农产品占中国出口的大宗（见表28）；在1912年至1931年间，农产品出口总值年均增长3.5％，出口量年均增长1.7％。[47]
总之，1949年以前的中国经济，农业部门虽没有重大的技术改进，但还是取得了成绩。在民国时代的40年中，就各个农户或各个地方和地区而言，年产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气候、自然灾害、破坏性的战争，或不利的价格趋势，产值和收人可能有大幅度的波动。[48]仅够勉强维持生活的总产量，再没有富余应付频繁发生的意外事故，也无法确保一家免于饥馑冻馁之忧；甚至对这个“成绩”，也需要加以说明。
天野元之助的中国农业史，仔细考察过中国每一种作物的栽培技术及农用工具的发展；深刻地指出，民国时期的农业技术，沿袭了清代的耕作方法，仅略有改进。[49]在整个民国时期，也有改良种子和耕作技术的零星试验。例如从1912年至1927年，在各省建立了251个农事试验场。[50]南京政府的工商部及其后的农矿部和全国经济委员会，也都鼓励对农业的研究和农业知识的推广。[51]不过，这些试验的规模很小，而且缺乏地方政府的支持。
表12和表13说明，20世纪前数十年农业总产量的缓慢增长，主要不是由于改良种子，施用化肥或增加排灌设备获得的。从1913年到30年代期间，耕地面积的扩大有70％出现在满洲，其中主要是大豆及当地人口消费的高粱等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满洲人口从1910年的1800万，上升到1940年的3800万。[52]这样，满洲农业仍使用“传统”技术大发展所带来的增产，在全国农业总增产量中占了很大比重。江苏、湖北、云南和四川的耕地面积也有少量增加，但产量提高的原因，是由于一些地区采用了以前从未使用过好的传统耕作技术。现有农田增产部分（也许是大部分），是因为投入更多的劳动力。
在30年代初世界经济不景气到来之前，由于农产品出口的不断增长，价格走势的有利，城市非农业就业机会的增多，农户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也因之受到鼓励，也推进了满洲及边远地区的开发和促进了对传统技术的使用。日益增长的农业产量，从统计上看，足以养活增长速度年均不到1％的中国人口。中国人口增长率之所以较低，因为出生率虽然很高，但死亡率也很高，而且波动较大。这反映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普遍很低，公共卫生条件很差，对自然和人为灾害的抵御能力极弱。农业产量之所以被认为充足，只是因为普通的中国人依旧很穷，人口的增长受到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制约。在这些不利条件限制下，出口和城市工业部门对经济作物的需求，使农作物的生产向获得较高单位收入的作物转移，对较小的农户来说，尤其是如此。
直到1931年，农产品价格对农民都有利（见表14）。20世纪前30年的总趋势是上升的————农产品价格，农民购买包括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商品、地价、农业雇工的工钱、税收都提高了。在20世纪的前10年，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已有波动。但到20年代，这条件对农业愈来愈有利，农民所得到的价格比其付出的价格上升得更快。但1913——1931年间，农产品价格上升了116％（如果我们用表14中卜凯的指数），而农民所付的价格上升了108％。在同一时期，地价上升63％，农户雇工工钱上升75％，田赋上升67％。在华北，雇工工钱的增加有落后于物价的倾向。但在南方的水稻产区雇工工钱，则可以跟物价上涨持平，表明南方对劳动力有更大的需求，非农业就业的机会亦较多。物价比工钱增长快的地方，雇用帮工的农户显然能以较高的价格出售其产品，从而获取较多的利润。在这20年中，地价和田赋增幅很小。在价格普遍上涨的几十年中，田赋的名义负担是增加了，而实际负担却是减少了。
表14 农产品价格，贸易条件、地价、农场工资、土地税指数，1913——1937年（1926年＝100）
* 15省36县37地区。
资料来源：（1）和（2）：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1913年至1952年南开指数资料汇编》，第12——13页；《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第135页；卜凯：《中国土地利用：中国22省，168地区，16786田场及38256农家之研究（1929——1933）》，第149——150页。
（3）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第168——169页；《农情报告》，7.4（1939年4月），第47页，见李文治和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3，第708——710页。
（4）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第151页。
（5） 同上书，第167页。
不过，从1931年的复苏直到1935年，甚至持续到1936年，中国农民的收入锐减，农业贸易条件也明显恶化。所以产生这样的后果，一方面是由于世界性萧条引起的出口市场收缩（由于银价在1931年以前继续下跌，萧条在中国的影响推迟）；另一方面是由于从1931年起黄金对白银的比价上升。而银价的上升，首先是由于英国、日本和美国放弃金本位；然后又由于1934年美国颁布《白银购买法案》，引起中国的白银外流。在此物价急剧下降时期，农民的固定生产费用和需要购买的制造品价格下降较慢；而农产品价格首先下降，并下降得非常快。农民对萧条的反应，是明显趋向缩减经济作物的生产，恢复传统粮食作物的种植。[53]1931年后，由于城市的劳动力返回农村地区，对农民特别是小农家庭收入，最重要的非农业就业机会，可能也有暂时下降。[54]关于农村雇工工钱的数据材料是零星的，但可能其下降比农产品价格下降得少些。在1931年至1934年期间，田赋平均增加8％——10％（然后在1935年至1936年间又下降），而地价从1931年起下降，这表明农民在萧条中的实际纳税负担在加重。[55]从农村地区向上海或其他城市流出的白银，使农民得到贷款更加困难。总之，农民在过去很长一段价格上升时期得到的一些好处，在1931年至1935年间全部失去。1936年，农产品价格和经济作物产量开始回升，但到了1937年，日本发动了大规模侵华战争，遂即引出了新的问题。
1931年以前农产品价格的上升，但1931——1936年价格却猛降约25％，使许多农户受到影响；其所受影响的程度，则视农业的商品化和卷入市场交易的程度而定。珀金斯曾估计，在20年代和30年代，20％一30％的农产品是在当地出售，另外10％运到城市地区，3％是出口。同10年前相比，销往城市和出口部分呈增长趋势，分别为6％——7％和1％一2％。章有义编的定性数据资料，也证实了20世纪的农产品日益商品化；尽管章氏的主要目的是在说明，这是国内商人和帝国主义商人共同对中国农民所造成的恶果。[56]除了商品化程度较高的长江流域各省和有经商意识的富裕农民外，大多数农民只是最低限度地参与市场交易。如果我们回忆一下，30年代时的经济作物（绝大部分在市场上出售）占农业总产值17％。珀金斯对农产品商品化的估计表明，农户在市场上出售的粮食，不到粮食作物总产量的1/4，其中大部分是在不受国际市场影响的集市上卖出的。在中国主要稻米市场之一的湖南长沙米市，在30年代，其价格的波动主要只同本省的年景收成和地方的政治形势有关。对农业区域的大多数人来说，全国物价平均下降25％，就意味着实际收入的下降比这要少得多，可能只有5％。换言之，世界经济萧条的影响和其他价格变化的上升或下降，对中国内地省份来说，也许还比不上气候波动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灾难。
中国农业养活了中国人民，甚至在最低限度的消费水平上还可以有一点小小的“盈余”。总的说来，按照最终用途计算，食品消费占国内总支出的60％，而个人的总消费占90％以上；留下所剩无几的数目，用于公共服务、政府消费和投资。[57]正如表12所列，人均38——39元农业产值表明，明显依旧是“贫困”经济，人口的大多数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20年代和30年代，用国际标准来衡量，中国粮食的亩产量决不算低。例如，稻米略高于明治时期的日本————虽然比30年代的日本低30％，是印度和泰国产量的两倍或三倍；小麦的产量和美国不相上下。在20年代，中国一个农民一年劳动所获的平均产量，只有1400公斤；而美国可以比较的数字是20000公斤————高出中国14倍。[58]中国有4/5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而农业技术与组织的特点，是每个劳动力所创造的增值又非常低；无论与发达国家的农业相比，还是与中国经济的现代部门相比，都是如此。这就是中国贫穷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克服中国经济“落后”的主要障碍，是无论私人部门还是北京政府或南京政府，都不能掌握和分配资金、资源和技术————这是继续不断进行新投资所极为需要的。在1949年以前，中国本土的年投资总额，大概从未超过国民收入的5％。由于政府的软弱无力，国家的长期分裂，以及连年的内战和对日战争，农业部门不能满足城市对食品和原料巨大需求的提高，也不能满足出口换汇，用来进口工业机器设备的需要，这对经济结构性改变缓慢起了相当的作用。就软弱的民国时期政府而言，对缓慢增长的农业部门实行“强制储蓄”，是行不通的。
中国在1949年以前之所以未能工业化，尤其是没有使农业达到重大的增长，无论是用“分产主义的”或“技术的”分析，都不能自圆其说。技术的或“折中主义的”观点，拒绝把农村的社会一经济关系看成是农业部门的主要问题，而认为如上文所讲的那样；在1937年以前，断定总的农业情况还是不错的，其后来的发展所以受到阻碍，归因于得不到适当的投入————特别是技术的改进，而不是制度的僵化。[59]
分产主义的观点认为，不平等的土地所有权、租佃制、农村债务、不公平的税收，以及所谓买方独家垄断的市场，是引起农业停滞和农村日益凋敝的主要原因。这种观点断定，土地的使用权缺乏保证、高地租和偏向地主的不平等租佃关系，导致农民既没有生产兴趣，也没有物质手段进行纯农业投资。[60]分产主义学派把中国“持续的农村萧条”，归因于“土地耕种者的收入和土地的非生产性支出，被各种寄生虫吸走；这些寄生虫靠农业剩余生活，却不创造任何农业剩余”[61]。
纯粹的技术分析，至少有两个潜在的困难：由于其所列举的农业不大增长，可能忽视了人均产值和收入的极低水平，从而低估了需要改进的迫切性；更重要的，相信调整（比如通过引进，改进了技术调整农业的生产能力）可以在现有的平衡中进行一些调整，这种看法显然无视历史的传统。在中华民国时期，无论在任何适当时期，对于制度上没有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要进行大量的农业新投资，确实是值得怀疑的。
同样，纯粹分产主义的分析认识上的许多缺陷，也难以令人信服。首先，认为农村日益加深的贫困化，在几十年中，没有得到任何农业部门全面研究的证据。有些农户，有些地方，甚至有些较大的地区，遭受到持续时间长短不等的困难，是无可置疑的。但不能据此认为，在人口增长仍然较低情况下，若不提人均产值和收入，现有的农业体制就无法维持下去。农业这样能支持多久，可能是个有根据的疑问————犹如这理应从愿望出发的伦理道德问题。在1937——1949年之间的大破坏年代之前，中国并未发生持续不断的农业衰退。
至于在农业创造的“剩余”中，有多少可以用作生产投资。维克托·利皮特把农村的“剩余”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地主所得的财产收入（主要是地租），另一种是自耕农支付的土地税。其后，卡尔·里斯金发现，1933年的农村实际总剩余为国内净产值的19％（假定实际总剩余为国内净产值的27.2％，里斯金估计非农业部门创造的剩余，为国内净产值的8.2％）。[62]从农村剩余中扣除用于投资、公共服务和政府消费部分后（1933年，这些项目占国内净产总值的5.8％中的4％），再假定15％的国内净产值被农村中绅士和富户用于奢侈性消费。[63]的确，一部分被“投资”于不动产，或借给贷款的农民，而其他部分被储存起来了。假定除大众消费外，相当于国内净产值15％的农村剩余可用于再分配————这一假定的主要困难，在于无论利皮特、里斯金还是费维恺，都没有任何数据可供估算农业剩余在各种不同用途中所占的比重。例如，如果地主购买农田和城市房地产，储藏金银，借给农民的消费贷款数额巨大，这会导致地主的部分收入转化为农民消费的“循环杯”。在一定时期，这些都不是地主的直接消费；但从长期来看，这些会使个别地主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增加。只有富人过度的消费，特别是在进口奢侈品上的消费，才是“消耗性”支出，也是对国内产值的直接耗费，因为这样会损耗使本来可以用来购买生产资料的外汇资源。
当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头10年中，中国农业的经验充分证明，社会的实质性变革可能是生产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但还远远不是充分条件。虽然在1958年后更加强调对农业的投资，但中国的农业仍然是落后的。良种的供应，充足的肥料和水，优化作物的布局，以及在劳动力短缺的地方实现机械化等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解决。总之，20世纪前75年的全部经验证明，只有制度上的改革和先进技术的大量投入，中国的农业问题才能解决。
如果说民国时期的农业结构状况，减缓了独裁政权的强制储蓄冲击了中国农村，这是因为对一个农民的命运，会比他的父辈和祖辈稍好一点，已不存任何希望。换句话说，如果1949年以前中国农村中的农民————地主————政府之间的再分配效应，对农民不是普遍认为的那样繁重，那么对整个经济而言，这种关系的长期效应就会逐步趋向衰减。土地的占有，农村高利贷和递减的税率，都是自然要出现的问题。围绕着这些问题，会把农民调动起来，去推翻一个使人看不到改善前景的社会制度。
我们对人口（1912年4.3亿，30年代5亿）和耕地面积（相应的是13.56亿亩和14.71亿亩）所使用的估计表明，在20世纪前几十年中，人均耕地面积从3.15亩降到2.94亩。卜凯调查收集到的资料也表明，从1870年到1933年，普通农户耕种土地的规模日益缩小。[64]虽然根据不同的资料，用不同的方法，但两种估计却很接近卜凯。1910年一农户2.62英亩（作物面积1亩＝0.167英亩），1933年为2.27英亩。珀金斯假定一个普通农户的五口之家：1933年为2.6英亩，30年代为2.4英亩。1934——1935年农户的规模分类见表16（3）。在南方省份（卜凯所说的“稻米区”），耕作的平均单位比北方（“小麦区”）小得多。在所有地区，农业经营规模与农户家庭规模之间有密切关系。这表明人口的高密度导致土地的高价格，农民只有大量使用劳动力的方式才能承受得了。因此，家庭成员少的农户，对土地经营的规模也就较小。
由于中国的财产继承制中缺乏长子继承权，农户的土地往往被切割成许多互不相连的小块。这就加重了小规模耕种的浪费，相当多的土地成了地界无法利用，从一块土地走到另一块土地用去很多的劳动时间，灌溉变得更为困难。卜凯估计，平均每个农户要耕种6小块土地；其他人估计，每个农户从5块到40块不等。
中国农民对传统的农业技术运用得极为纯熟，到了可能性的极限。但是到了19世纪20年代，种子、农具、肥料、农药和其他方面的进步知识，很少传入中国农村，农业投资基本上都用于土地投资。人力比畜力更为重要，农具————许多世纪以来很少改变，则要适合人力。每英亩土地上对人力的利用，可能比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都更为密集。与之相矛盾的，除了播种或收获季节的高峰期外，个体劳动并没被集中使用。在农村16岁到60岁的男人中，参加全日劳动的只有35％，58％参加非全日劳动。部分多余劳动力从事副业，通常是家庭手工业，这可以为农户提供14％的收入。[65]
本节开头部分概述的农业产值分类与数量，是上百万农户的人力物力资源分配和农业技术运用的结果。近一半农户的土地少于10亩（1.6英亩），80％少于30亩（5英亩）。不过，有必要对土地耕作和土地所有权需加以区分，并考察土地租佃对农业产量和各农户家庭的影响。
在30年代，中国有多少土地出租？举例说，卜凯估计，私人农家的土地有28.7％租给了佃农[表16（2）]。如果农田的6.7％为公有（公田、官田、学田、庙田、祭田、屯田和义田），并几乎全部出租，加上这个数字后，看来有总数为35.5％的农田租给了佃农。[66]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年的土地改革过程中，重新分配土地的数量资料，证实了这种估计————占1952年耕地面积的42％——44％。[67]这个比例超过了35.5％的部分，也许是象征着极度狂热的土改时，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全部都被没收了。
在中国，土地的占有是非常不均等的；但比起其他的“不发达”国家来，也许还是好一些的。在全国经济委员会所属全国土地委员会和财政部、内政部的指导下，对不包括满洲的16个省进行了一次土地调查，得到在30年代最好的数据（见表15）。表中的数字呈下降趋势，因为资料仅是实际住在所调查土地的地主。1934年至1935年调查所涉及的1295001户自耕农，平均拥有土地15.17亩（2.5英亩）。但在被调查的农户中，有73％拥有土地15亩或15亩以下，只占土地总面积的28％，而5％的农户拥有土地50亩或50亩以上，占土地总面积的34％。大土地所有者几乎都不是自己耕种，雇用劳动力从事商品化农业生产也是罕见的。土地一般是出租给佃户，或者由地主耕种一部分（根据土地拥有量和其社会地位，使用其家庭劳动力，还是雇用劳动力），余下的土地出租。在20世纪，由于内地许多地区的社会秩序混乱，地主相继离开农村乡镇，迁居城市以寻求保护。迁居城市的地主通常只保留地产的所有权，把监督佃户和收租的事务委托给在当地的代理人（如长江流域的租行[68]），租行和代理人从中常常能捞到很多好处。[69]特别是在东南沿海一带，这样新的严酷做法使农村的阶级关系更为激化————这从来不是田园诗的主题，即使地主是孔夫子最好的信徒，与冷酷无情的市场重压相比，或许会多少带有一点人情味。
表15 农村地权的分配，1934——1935年*（16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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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的省份：察哈尔、绥远、山西、陕西、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资料来源：全国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32页。
珀金斯认为，在30年代，有3/4的土地出租者是在外地主，其中大多数是由农耕以外的途径致富的。换言之，在中国有些地方，土地是富商和其他一些人经常投资的对象。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城市化和商品化程度较高的长江流域南方各省，那里有较发育的粮食市场，有便于市场的廉价水路运输，因之投资购买土地可以获得较高的利润报酬率。[70]表16（5）的数据表明，各个省份地租占地价的百分比，与租佃率之间有一定的对应关系。贵州在西南有些特别，北方的山东也是如此。贵州跟其他比较贫穷落后的地区一样，租佃率所以较高，是因为“封建”的佃农——地主关系（劳役，苛捐杂税，更牢固的控制）根深蒂固的持久性，而不在于土地价格的商业收益。[71]在山东，土地收益率较高，而租佃率则较低，这也许是由于中央农业实验所的调查人员对该省每亩土地的“平均”价格，选用了较高的数字所致。[72]
表16 30年代的租佃情况、租佃面积、农场规模、地租形态和租率（22省，不包括满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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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于0.05％。资料来源：（1）《农情报告》，5.12（1937年12月），第330页，载李文治和叶孔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3，第728——730页。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第57——59页。（2）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第55——56页。全国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37页。（3）《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26——27页。（4）《农情报告》，3.4（1935年4月），第90页，载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第43页。（5）《农情报告》，3.6（1935年6月），载《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第79页；陈正谟：《中国各省的地租》，第94——95页。
对民国时期租佃情况的估计很不一致，地方之间的差别很大，但总的看来，约有50％的农民牵扯进地主——佃户关系；约30％为佃农全是租种地主的土地，20％以上的自耕农兼佃农，租种部分土地。
表16（1）列出30年代各省租佃率的两种统计，虽在细节上有些差别，但都清楚表明，长江流域和南方沿海种植水稻省份的纯租佃率，比种植小麦的北方各省高得多。[73]这些省份的数据，常常掩盖了省内因地区、土质、商品化程度和历史积累的不同，而产生不少的地方性差异。[74]还应当指出，类别中自耕农、自耕农兼佃农、佃农的顺序，在经济上不一定都是每况愈下。例如表17所示，全国土地委员会1934——1935年的调查中，较为复杂一些的分类明确说明，表16（1）中的“自耕农兼佃农”，包括了从租种1％土地的地主，到租种95％土地贫农之间的所有情况。山西、山东、河北、河南的农民，人口压力较小，农户规模较大，大都是自耕农；但其在家庭收入方面，并不比广东的佃农好。租佃和经济进步也不是不相容的。例如，在美国，农场经营者的佃农，1879年为25.6％，到1945年增加到34.5％。他们都是佃农。
表17 各类地权形态户的百分数（16省1745344户，1934——1935年）
资料来源：《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35页。
有关租佃率变化的可靠历史数据几乎没有存在。把19世纪80年代一些观察家、传教士和其他人士所作的估计，与20世纪30年代的估计相比较，表明各地租佃率有相当大的差别，但总的看来没有重大的变化。[75]中央农业实验所的估计，表明仅有微小的变化（全部租种土地的农户，从1912年的28％，增加到1931——1936年的30％）。1931——1936年的数据是用平常通信调查获得的，参加者是成千志愿的作物报告者，其中有许多是乡村教师；而1912年的数据纯属推测。[76]拉蒙·迈尔斯把19世纪90年代山东22县，与其在20世纪30年代相比，揭示出佃户的百分数在13个县下降，有9个县上升。[77]河南、安徽、江苏和湖北四省，1913年、1923年和1934年的数据比较，明显没有重大变化：佃农从39％增加到41％，自耕农兼佃农从27％增加到28％，而自耕农则自34％下降至31％。[78]
表14表明，与其他商品价格相比，土地价格的上涨比较缓慢一些。这说明在20年代动乱不定的环境下，对土地的需求比较疲软。正如卜凯所称，“反地主运动……减低土地需求，甚至使有产之人出售其产”[79]。最后，如前面所指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进行土地改革时，被重新分配的土地数量————尽管在12年的外战与内战之后，地主控制的土地数量大致与30年代相同。我们可以由此断定，虽然土地的买卖照常进行，但地租率在某一地区与在另一地区的基本情况（主要由于有差别的地主经济收益，但在最落后的地区，也由于持续的“超经济”劳役和其他的苛捐杂税），在民国时期没有重大变化。
佃农的地位是否能有保障？总的看来，在20世纪，佃农的地位是不十分牢靠的。1924年至1934年间8省93县情况表明，年租的百分比略有增加，3年至10年的租约没有变化，10年至20年的租约和永佃租额略有下降。[80]例如1930年的《土地法》中规定，佃户有权不定期的延长租约，除非地主在租约期满后收回土地自种，这表明租佃缺乏保障确实存在。《土地法》虽没有切实执行，租佃的没有保障仍继续是个问题。中国农村田产观念现代化的一部分是“永佃”制，此制分为“田面权”与“田底权”；佃户有“田面权”，而地主有“田底权”。[81]永佃制为短期的租佃契约所取代。年租约的没有保障，使农民处于不利地位，地主能够以押租（作为防止不交租的担保）的形式，把额外的负担和更高的租额强加给佃户。
这种趋势的出现和发展极为缓慢。而对中国农业生产力具有更大直接意义的，是上述八省中的较长租约（包括永佃权）的发生率与租佃之间百分比的关系。全国土地委员会1934——1935年的调查发现，在租佃率高的江苏、安徽、浙江三省，“永佃”最为盛行。[82]佃户如能完全拥有其所佃租耕种的土地，自然会有更大的积极性来改进土地。但佃户与地主的长远经济利益，遂导致在高租佃率地区租佃契约的长期性。佃户在租种的土地上追加投资来提高生产力的兴趣，并不是不能实现。
内政部1932年对849县所作的调查，发现押租制在220个县流行（占26％），在另外60个县也存在押租制。[83]佃户向地主交纳地租，主要有三种形式，即钱租、物租和分租。中央农业实验所1934年的调查称，有50.7％佃户交纳固定数额的地租为谷物，28.1％是分租制佃户，21.2％交纳固定数额为钱租，见表16（4）。1934年至1935年的土地调查中可以比较的数据，为谷租60.1％，钱租24.62％，分租14.99％，力租0.24％，其他0.14％。[84]在20世纪，钱租所占的比例增加得很慢。[85]
如表16（5）所示，分租的负担（地主供给种子、农具和牲畜的数量而定，年均为土地价格的14.1％）略大于谷租（12.9％），谷租则大于钱租（11.0％）。在佃户自备种子、肥料和牲畜情况下，定额分租的谷租额，平均占农作物总值的43.3％。国民党规定把谷租限制在农作物总值的37.5％的政策，显然没能得到实行。
中国南方的地租，不论佃户以何种形式交纳，其绝对数字和土地价格比较，都高出北方许多————但土地的亩产量也是如此。除了华北和西南的贵州省外，定额谷租制是主要的地租方式。在租佃率最高的五省（安徽、浙江、湖南、广东、四川），占全部地租的62％；在租佃率最低的五省（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河南）仅占39％。在固定实物地租的租制下，佃户向地主交纳的定额谷物，却不论年景收成的好坏（在灾难性的坏年景，有可能减少或展期交纳）。南方水稻产区省份普遍实行的长期租约，实行定额实物地租后，使佃农增加劳动和投资提高生产力，从中可以获益。因此，定额地租与分租地租相比，更能刺激佃农对增产的积极性。分租制在租佃率低的华北五省（占32％），比在租佃率高的五省（占18％）更为普遍；在华北的押租也比南方为少。北方的租约条件与南方相比，较少鼓励佃户为改进土地投资；但租佃在北方也不如在南方普遍。
上述只是对省一级的定量研究，没有充分涉及个别佃户的情形，也没有详细反映出各地做法上的巨大差异；同时也没有反映租佃制的合理方面及其对促进生产的局限性。在特定地区与特定时间，佃农是否能得到足够的收入，用以改进耕作与提高产量，只有通过详细的地方研究（如拉蒙·迈尔斯之研究河北和山东，罗伯特·阿什之研究江苏）才能确定。迈尔斯的发现是肯定的，阿什则是否定的。
上述的土地占有和耕作方式，与农业信贷、市场销售和税收均有密切关系。农业是生产周期缓慢的行业；而中国的小农与别国的小农又不同，往往在青黄不接时，不靠借贷就无法渡过难关。负债是引起农民情绪不满的主要原因。卜凯在1933年的调查报告估计，有39％的农户负债。中央农业实验所估计，有56％农户借过现金，有48％的农户借过谷物或粮食。另一种全国性估计表明，1935年有43.87％的农户负债。[86]所有的研究者都确信，农村的借债是为了应付家庭消费的需要，而不是为了生产投资。对穷苦的农民来说，负债是经常遇到的事。[87]农户借债的利率都很高，正反映农民需要借债的迫切，也反映了中国农村资本的短缺和拖欠债务的风险；农村也没有政府或合作信用机构可供选择。小量实物借贷，年利率竟达到100％一200％。农民借贷中的2/3部分，年利率为20％——40％；年利少于20％的约占1/10；其余的则在40％以上。大约有2/3的借款期限为半年到一年。[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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