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陋规制度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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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亲见清室覆亡的人都知道：满清政府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财政制度的腐败。公务人员的薪水只是点缀品，实际上全靠陋规来维持。陋规是不公开的公家收支，为政府及社会所默认的。以现在用语来说，好像我们大家所称的黑市。这种办法削弱了公务人员的公德心，也使他们把不规则的收入看成理所当然的事。清廷对官吏的这种收入视若当然，常说“规矩如此”，竟把陋规变成规矩了。这些官吏对下属营私舞弊也就开只眼闭只眼。如果拿一棵树来比喻政府的话，这种陋规的毒汁可以说已经流遍树上的每一枝叶，每一根芽。

    政府只要求税收机关向国库缴纳定额的税款。主持税收的官吏可以利用各式各样的借口和理由，在正规赋税之外加征各种规费。这样一来，如果有一两银子到了国库，至少也另有一两银子成了陋规金。在满清末年，“漏”入私人腰包的钱远较缴入国库的钱为多。清廷需用浩繁，只好一味向官吏需索。官吏向民间搜刮，结果官场陋规愈来愈多，人民负担也愈来愈重。乾隆皇帝几次下江南，开支浩大，都靠官吏孝敬、民间搜刮而来。清代在乾隆朝为极盛时代而衰运亦在此时开始。

    清代后期，征税与捐官等方法均未能使清廷达到筹款的目的，因此不得不乞灵于借贷外债，而以让渡铁路建筑权或矿产开采权为交换条件。这自然是饮鸩止渴的办法。现在或许还有人记得清廷将四川省内铁路收归国有，以为转让筑路权予外国公司之张本，结果触发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线。时遭光绪帝国丧，地方士绅披麻戴孝，头顶“德宗景皇帝神位”，长跪于总督衙门之前，哭呼先帝保佑四川，不使铁路收归国有，弄得政府啼笑皆非。

    所谓陋规制度究竟是怎么一种办法呢？中国当时分为22行省，大约包括2000个县。县的行政首长是知县，他不但掌管一县的财政，同时还是一县的司法官。他的薪水每月不过数两银子，简直微不足道。因此他的一切费用都只能在陋规金上开支。如果上级官员经过他那一县，他除了负责招待之外，还得供应旅途一切需要财物。对于上级官员的随员也得送“礼”，所谓“礼”通常都是送的钱。

    我的故乡余姚城外的姚江岸上有一座接官亭，这是各县都有的。如果有上级官员过境，知县就在亭里迎候。大约60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发现亭子附近聚了一大堆人。我赶过去一看，原来是大家在观望学台和他的随行人员纷纷下船；有些上岸。这位学台正预备去宁波主持郡试。前一日，知县已经从老百姓手中“抓”去好几条大船，那条专为这位学台预备的船上装了好几只加封条的箱子，至于箱子里面装些什么，自然只有经手的人才知道了。

    我遥望着学台等一行换了船，学台踏上最华丽的一只，随后这只载着官吏和陋规礼金的小型舰队就扬帆顺着退潮驶往宁波去了。那种气派使我顿生“大丈夫当如是也”的感触。我心里说从今以后一定要用功读书，以便将来有一天也当起学台享受封藏在箱子里面的神秘礼物。

    知县还得经常给藩台的幕僚送礼，否则他就别想他们给他在藩台面前说好话；如果搞得不好，这些师爷们还可能在公事上吹毛求疵呢。各种礼金加起来，一个知县为保宦海一帆风顺所花的钱就很可观了。同时人情世故也告诉他必须未雨绸缪，何况他还得养活一家大小以及跟随他的一班人呢！

    有靠山的候补知县无不垂涎收入比较大的县份。以我的故乡余姚县而论，就我所能记忆的，没有一个知县在我们的县里任职一年以上。正常的任期是三年，一位知县如果当上三年，大概可以搜刮到10万元叮当作响的银洋。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因此藩台只派些代理知县，任期通常一年。这样一来，候补知县们的分肥机会也就比较多了。

    知县任满离职时，通常都得正式拜望藩台一次，藩台总要问一声他的缺好不好。当时对于所补的职位叫做缺，也就是等于问他得到了多少陋规金。他的亲朋戚友与他谈话，也常常以同样的问题做开场白，说“老兄你的缺想必很好罢”。

    经手政府收支的官吏，官阶愈高，“漏”入他私人腰包的数目也愈大。据说上海道台每年可以获利10万两银子。所以上海道的缺，是全国缺中最肥的。富庶省份的藩台、督抚以及北京有势力的王公大臣，每年的收入也都很可观。

    连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的学者政治家曾国藩也赞成陋规制度。他曾在一封信里为陋规制度辩护，认为要顺利推行政务，就不得不如此；他说一个官吏的必要开支太大，而且还得赡养一家和亲戚。咸丰同治年间住在北京的名士李莼客曾在日记里抱怨总督张之洞送他的“礼”太轻。过了几天日记里又有一段记载，为：“午后至陶然亭，张之洞来，我避之。”可见张之洞从陋规金中提出来赠与李莼客的礼太轻，结果就得罪了这位名士了。

    在满清时代，有前程的候补官员只要花很少的钱，甚至不必出钱，就会有仆从跟随他们。这些仆从们也会含辛茹苦地追随不舍，希望有朝一日他们的主人时来运转，他们也就可以分享陋规了。如果真的吉星高照，主子和奴才就沆瀣一气，大刮一笔。如果流年不利，官爵迟迟不能到手，仆从们也还株守不去，直至最后一线希望消灭时为止。一些倒霉的主人，受不住饥寒煎熬，只好投缳自尽，以求解脱。我在杭州读书时，曾经听说有一位赋闲多年的候补知县，因为受不住债主催逼，结果在大除夕自缢了。

    变相的陋规恶习甚至流布于小康之家，厨子买菜时要揩油，仆人购买家用杂物时也要捞一笔。尤其在北平，仆人们来买东西时，商店照规矩会自动把价格提高一成，作为仆人们的佣金，这在北平通俗叫做“底子钱”。

    这种变相的陋规之风甚至吹到外国而进入拿破仑的家里。拿破仑有个中国厨子，服务周到而热心。这位伟大的法国将军临死时记起他的忠仆，就吩咐他的左右说：“你们要好好地待他，因为他的国家将来是要成为世界最伟大的国家之一的。不过这位中国朋友很爱钱的，你们给他500法郎罢！”自然，中国人并非个个如此。哥伦比亚大学的丁良（译音）中国文学讲座基金，就是为纪念一位中国洗衣工人而设的，基金的来源是他一生辛勤浆洗衣服的积蓄。丁良临死时把一袋金子交给他的东家，托付他做一点有益于中国的事。这位东家就拿这笔钱，再加上他自己的一笔捐款，在哥大设置了中国文学讲座，来纪念这位爱国的洗衣工人。

    陋规之风更弥漫了整个厘金制度，厘金制度像一个硕大无朋的章鱼，把它的触须伸展到全国的每一条交通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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