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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民国六年即1917年6月间离美返国，美国正为有史以来第一次参加欧战而忙着动员。离美前夕，心情相当复杂，那晚睡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赫特莱楼，思潮起伏，一夜不曾合眼。时间慢慢消逝，终于东方发白。初夏的曙光从窗外爬藤的夹缝漏进房里。清晨的空气显得特别温柔，蔷薇花瓣上满积着晶莹的露珠。附近图书馆前石阶上的圣母铜像，似乎怀着沉重的心情在向我微笑道别，祝她抚育的义子一帆风顺。我站在窗前伫望着五年来朝夕相伴的景物，不禁热泪盈眶。难道我就这样丢下我的朋友，永远离开这智慧的源泉吗？但是学成回国是我的责任，因为我已享受了留美的特权。
那天下午我在中央车站搭火车离开纽约前往俄亥俄州的一个城市。火车慢慢移动离开车站时，我不住地回头望着挥手送别的美国朋友，直到无法再看到这些青年男女朋友的影子时才坐下。
一位朋友陪我到俄亥俄州去看他的朋友。男主人有事进城去了，由漂亮的女主人招待我们。主人家里没有男孩，只有一位掌上明珠。这位黑发女郎明媚动人，长着一张鹅蛋脸，而且热情洋溢，真是人见人爱。
我们在那里住了两星期，正是大家忙着登记应召入伍的时候，第一批新兵正在集合出发，队伍浩浩荡荡经过大街，开往营地受训。街道两旁人山人海，母亲们、爱人们、朋友们纷纷向出征的勇士道别，有的拥吻不舍，有的泪流满面，就是旁观的人也为之鼻酸。
作客期间，我们曾经数度在月明之夜划船游湖。湖上遍布着满长金色和银色水仙花的小屿。萤火虫像流星一样在夜空中闪烁。鱼儿在月色下跳跃戏水。女孩子们则齐声欢唱。我还记得一支她们喜欢唱的歌：
六月的空气温暖而清新。
你为什么不肯打开你的瓣儿？
难道你怕会有人
悄悄地偷走你的心？
青蛙们也嘶着粗野的歌喉随声和唱，女孩子唱了一支又接着一支，直到晚风带来寒意，大家才意识到夜色已深。于是我们弃舟登岸，在斜泻而下的月色中踏着遍沾露珠的草地回家。
时间在不知不觉间飞逝，两个礼拜的愉快生活旋告结束。我向朋友们道别，搭了一辆火车去旧金山。邮船慢慢离开金门海口时，我站在甲板上望着东方，心里念念不忘在纽约的朋友们。再会吧，朋友们！再会吧，美国！
回到上海时还是夏天。离开九年，上海已经变了。许多街道比以前宽阔，也比以前平坦。租界范围之外也已经铺筑了许多新路。百货公司、高等旅馆、屋顶花园、游乐场、跳舞场都比以前多了好几倍。上海已经追上纽约的风气了。
离开祖国的几年之内，上海的学校也增加了好几倍；但是除了少数例外，所有学校的经费都是由私人或中国政府负担的。少数例外的学校是多年以前公共租界当局兴办的。自从这些落伍的学校在几十年前创立以来，租界当局的收入我想至少已经增加百倍，但还是让中国人永远无知无识罢————这样，控制和剥削都比较方便。
年轻女孩子已剪短头发，而且穿起高齐膝盖的短裙，哦！对不起，我说错了，我的意思是指她们穿了仅到膝盖的旗袍，当时流行的式样就是如此。当时中国摩登女子的这种衣服是相当有道理的，从肩到膝，平直无华，料子多半是绸缎，长短随时尚而定。这原是满洲旗人的长袍，于清朝进关时男子被迫而穿着的，满清覆亡以后也被汉家女子采用，因此称为“旗袍”。
到处可以看到穿着高跟鞋的青年妇女。当你听到人行道上高跟皮鞋的急骤的笃笃声时，你就知道年轻的一代与她们的母亲已经大不相同了。过去的羞怯之态已不复存在。也许是穿着新式鞋子的结果，她们的身体发育也比以前健美了。从前女人是缠足的。天足运动是中国改革运动的一部分，开始于日俄战争前后，但是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前进展始终很慢。我想高跟鞋可能是促使天足运动迅速成功的原因，因为女人们看到别人穿起高跟鞋婀娜多姿，自然就不愿意再把她们女儿的足硬挤到绣花鞋里了。
男子已经剪掉辫子，但是仍旧没有舍弃长衫，因为大家已经忘记了长衫本来就是旗袍。穿着长衫而没有辫子，看起来似乎很滑稽。但是不久之后，我也像大家一样穿起长衫来了，因为无论革命与不革命，旗袍究竟比较方便而且舒服。谁也不能抵抗既方便又舒服的诱惑，这是人情之常。
也有一些人仍旧留着辫子，尤其是老年人。他们看不出剪辫子有什么好处。辫子已经在中国人头上养了两百多年，就让它再留几百年也无所谓。任何运动中总不免有死硬派的。
在美国时，我喜欢用中国的尺度来衡量美国的东西。现在回国以后，我把办法刚刚颠倒过来，喜欢用美国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的东西，有时更可能用一种混合的尺度，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尺度，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
我可怜黄包车夫，他们为了几个铜板，跑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尤其在夏天，烈日炙灼着他们的背脊，更是惨不忍睹。我的美国尺度告诉我，这太不人道。有时我碰到一些野兽似的外国人简直拿包车夫当狗一样踢骂————其实我说“当狗一样踢骂”是不对的，我在美国就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踢骂过狗。看到这种情形，我真是热血沸腾，很想打抱不平，把这些衣冠禽兽踢回一顿。但是一想到支持他们的治外法权时，我只好压抑了满腔气愤。我想起了“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古训。“懦夫！”我的美国尺度在讥笑我。“忍耐”，祖先的中国尺度又在劝慰我。大家还是少坐黄包车，多乘公共汽车和电车罢！但是这些可怜的黄包车夫又将何以为生？回到乡下种田吗？不可能，他们本来就是农村的剩余劳力。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三条路：身强力壮的去当强盗，身体弱的去当小偷，身体更弱的去当乞丐。那么怎么办？还是让他们拖黄包车罢！兜了半天圈子，结果还是老地方。
那么就发展工业，让他们去做工吧。但是没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工业又无法发展。农村里农夫过剩，只要军阀们肯出钱，或者肯让他们到处掳掠，这些过剩的农夫随时可以应募当兵，在这种情形下，欲求政府稳定势不可得。因此发展工业的路还是走不通。
租界公园门口的告示牌已经有了改进，“犬与华人不得入内”的禁条已经修改为“只准高等华人入内”。甚至一向趾高气扬的洋人，也开始发现有些值得尊重的东西，正在中国抬头。
关于上海的事，暂时谈到此地为止。
上海这个华东大海港和商业中心，现在已经与向有“人间天堂”之称的苏州和杭州由铁道互相衔接。由上海到苏州的铁路再往西通到南京，在下关渡长江与津浦铁路衔接，往北直通天津和当时的首都北京。上海往南的铁路止于杭州，尚未通到宁波。
我的家乡离宁波不远。宁波虽是五口通商的五口之一，但是始终未发展为重要的商埠，因为上海迅速发展为世界大商埠之一，使宁波黯然无光。宁波与上海之间有三家轮船公司的船只每夜对开一次；两家是英国公司，第三家就是招商局。许多年前我父亲曾经拿这些轮船作蓝本，打造没有锅炉而使用手转木轮的“轮船”，结果无法行驶。我从上海经宁波还乡，与我哥哥搭的就是这种轮船的二等舱。
事隔20年，乘客的生活无多大改变。过道和甲板上乘客挤得像沙丁鱼，一伸脚就可能踩到别人。我们为了占住舱位，下午5点钟左右就上了船。小贩成群结队上船叫卖，家常杂物应有尽有，多半还是舶来品。水果贩提了香蕉、苹果和梨子上船售卖。我和哥哥还因此辩论了一场。哥哥要买部分腐败的水果，因为比较便宜。“不行，”我说，“买水果的钱固然省了，看医生的钱却多了。”
“哈，哈————我吃烂梨子、烂苹果已经好几年，”他说，“烂的味道反而好。我从来没有吃出过毛病。”他随手捡起一个又大又红，然而烂了一部分的苹果，咬掉烂的一部分，其余的全部落肚。我耸耸肩膀，他仰天大笑。
天亮前我们经过宁波港口的镇海炮台。1885年中法战争时镇海炮台曾经发炮轰死一位法军的海军上将。
天亮了，码头上的喧嚷声震耳欲聋。脚夫们一拥上船拼命抢夺行李。一个不留神，你的东西就会不翼而飞。我和哥哥好容易在人丛中挤下跳板，紧紧地“钉”在行李夫的背后，唯恐他们提了我们的东西溜之大吉。
宁波几乎与九年前一模一样。空气中充塞着咸鱼的气味。我对这种气味颇能安之若素，因我从小就经常吃咸鱼。宁波是个鱼市，而且离宁波不远的地方就盛产食盐。我们跟着行李夫到了车站，发现一列火车正准备升火开往我的家乡余姚。沿铁道我看到绵亘数里的稻田，稻波荡漾，稻花在秋晨的阳光下发光，整齐的稻田在车窗前移动，像是一幅广袤无边的巨画。清晨的空气中洋溢着稻香。呵，这就是我的家乡！
火车进余姚车站时，我的一颗心兴奋得怦怦直跳。我们越过一座几百年前建造的大石桥，桥下退落的潮水正顺着江流急泻而下。从桥洞里还可以看到钓翁们在江边垂钓。这桥名曰武胜桥，意指英武常胜。因为四百年前当地居民为保卫余姚县城，曾与自日本海入侵的倭寇屡次在桥头堡作战。这些倭寇大家都认为就是日本人。
我们跑进院子时，秋阳高照，已是晌午时分。父亲站在大厅前的石阶上，两鬓斑白，微露老态，但是身体显然很好，精神也很旺健。他的慈祥的眼睛和含笑的双唇洋溢着慈父的深情。我兄弟两人恭恭敬敬地向他老人家行了三鞠躬礼。旧式的叩头礼在某些人之间已经随着清朝的覆亡而成为历史陈迹了。
父亲已经剪掉辫子，但是仍然穿着旧式布鞋。他说话不多；在这种场合，沉默胜似千言万语。我们随即进入大厅。直背的椅子靠墙很对称地排列着，显见他的生活方式仍然很少改变。正墙上悬着镶嵌贝壳的对联，右联是“海阔凭鱼跃”，左联是“天高任鸟飞”。对联的中间是一幅墨竹，竹叶似乎受秋风吹拂，都倾向一边。这一切很可以显示一种满足的，安静的，而且安定的生活。
大厅后面有一个小院子，长方形的大盘子里堆砌着山景，因此使高墙的院子里凭添山水之胜。小寺小塔高踞假山之上，四周则围绕着似乎已历数百年的小树。山坳里散坐着小小的猴子，母猴的身旁则偎依着更小的小猴，这些微小的假猴显得如此玲珑可爱，我真希望它们能够变成活猴一样大小而跳进我的怀里。小寺小塔之外还有一个小凉亭，亭边长着一丛篁竹。假池子里则有唼喋的金鱼和探螯觅食的小虾。这一切的一切，都使人有置身自然之感。
刘老丈听说我回家了，当天下午就来看我。在我童年时代，刘老丈曾经讲许多故事给我们听，小孩子们都很喜欢他。那天下午，他讲了许多有趣的故事。他告诉我，老百姓们听到革命成功的消息时欢喜得什么似的。城里的人一夜之间就把辫子剪光了。年轻人买了西装，穿起来很像一群猴子。他又告诉我，短裙与短发如何在后来侵入县城。革命以后，他那留了70多年的辫子居然也剪掉了，可见他对革命和民国仍然是很赞成的，起先他有点想不通，没有皇帝坐龙庭，这个世界还成什么样子？但是过了一段时期以后，他才相信民国的总统，照样可以保持天下太平。他说，反正天高皇帝远，地方治安本来就靠地方官府来维持。民国以来，地方官府居然做得还不错。
他说，50年前太平军侵入县城时，许多脑袋连辫子一起落了地，现在我们虽然丢掉辫子，脑袋总还存在。他一边说，一边用他皮包骨的手指摸着脑袋，样子非常滑稽，因此引得大家都笑了。那天晚饭吃得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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