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西化运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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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新旧之争仍在方兴未艾，立宪与革命孰长孰短亦无定论，中国这时已经无可置疑地踏上西化之路了。日本对帝俄的胜利，更使中国的西化运动获得新的鼓励，这时聚集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已近五万人，东京已经成为新知识的中心。国内方面，政府也已经开始一连串的革新运动，教育、军事、警政都已根据日本的蓝图采取新制度。许多人相信，经过日本同化修正的西方制度和组织，要比纯粹的西洋制度更能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他们主张通过日本接受西洋文明。但是也有一般人认为，既然我们必须接受西洋文明，何不直接向西洋学习？

    我是主张直接向西方学习的，虽然许多留学日本的朋友来信辩难，我却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进了南洋公学，就是想给自己打点基础，以便到美国留学。这里一切西洋学科的课本都是英文的，刚好合了我的心意。

    南洋公学开办时，采纳了美国传教士福开森博士的许多意见。南洋公学是交通大学的前身，交通大学附近的福开森路，就是为纪念这位美国传教士而命名的。南洋公学的预科，一切按照美国的中学学制办理，因此南洋公学可说是升入美国大学的最好阶梯。学校里有好几位讲授现代学科的美国人。在校两年，在英文阅读方面已经没有多大困难，不过讲却始终讲不好。学校教的英文并不根据语音学原理，我的舌头又太硬，始终跟不上。

    课程方面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国旧学，一类是西洋学科。我在两方面的成绩都还过得去，有一次还同时侥幸获得两类考试的荣誉奖。因此蒙校长召见，谬承奖勉。

    校舍是根据西洋设计而建筑的，主要建筑的中心有一座钟楼，数里之外就可以望见。有一排房子的前面是一个足球场，常年绿草如茵，而且打扫得很整齐。学校当局鼓励学生玩足球和棒球，学生们对一般的运动也都很感兴趣。

    我生来体弱，进了南洋公学以后，开始体会到要有高深的学问，必须先有强健的体魄。除了每日的体操和轻度的运动之外，还给自己定了一套锻炼身体的办法。每天六点钟光景，练习半小时的哑铃，晚间就寝前再练一刻钟。继续不断地练了三年，此后身体一直很好，而且心情也总是很愉快。

    包括德、智、体三要素的斯宾塞尔教育原则，这时已经被介绍到中国。为了发展德育，就温习了“四书”，同时开始研究宋明的哲学家以及历代中外伟人的传记，希望借此机会学习他们的榜样，碰到认为足资借鉴的言行时，就把它们摘录在日记本上，然后仔细加以思考，试着照样去做，同时注意其成绩。这些成绩也记载在日记上，以备进一步的考核。

    每当发现对某些问题的中西见解非常相似，甚至完全相同时，我总有难以形容的喜悦。如果中西贤哲都持同一见解，那么照着做自然就不会错了。当发现歧见时，就加以研究，设法找出其中的原因。这样就不知不觉地做了一项东西道德行为标准的比较研究。这种研究工作最重要的结果是，学到了如何在道理观念中区别重要的与不重要的，以及基本的与浮面的东西。

    从此以后，对于如何立身处世开始有了比较肯定、比较确切、也比较自信的见解，因为道德观念是指导行为的准绳。

    我开始了解东西方的整体性，同时也更深切地体会到宋儒陆象山所说的“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的名言。同时开始体会到紊乱中的统一，因为我发现基本道理原极有限，了解这些基本道理之间的异同矛盾正可以互相发明，互相印证。使我感到头晕眼花的，只是细微末节的纷扰而已。孟子和陆象山告诉我们，做学问要抓住要点而舍弃细节，要完全凭我们的理智辨别是非。于是我开始发展以理解为基础的判断能力，不再依据传统的信仰。这是思想上的一次大解放，像是脱下一身紧绷绷的衫裤那样舒服而自由。

    但是理解力也不能凭空生存。想得太多，结果除失望外一无成就。这样是犯了孔子所说的“思而不学”的毛病。当然，导向正确思想的途径还是从思想本身开始，然后从经验中学习如何思想。你不可能教导一个根本不用脑筋的人如何去思想。后来我留美时读到杜威的《我们如何思想》，使我的信念更为加强。

    儒家说，正心诚意是修身的出发点，修身则是治国、平天下的根基。因此，我想，救国必先救己。于是决心努力读书、思考，努力锻炼身体，努力敦品厉行。我想，这就是修身的正确途径了，有了良好的身心修养，将来才能为国服务。

    在南洋公学读书的时候，清廷终于在1905年采取了教育改革的重要步骤，毅然宣布废止科举。年轻一代迷恋过去的大门从此关闭。废科举的诏书是日本战胜帝俄所促成的。代替科举的是抄袭自日本的一套新教育制度。日本的教育制度是模仿西方的。追本溯源，中国的新教育制度仍旧来自西方。中国现在总算不折不扣地踏上西化的途程了。

    在这以前，上海曾经是我国革命分子文化运动的中心。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领袖，躲在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可以享受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政治犯和激烈分子在租界里讨论，发表他们的见解，思想自由而且蓬勃一时，情形足与希腊的城邦媲美。

    我自己除了在南洋公学接受课本知识之外，也参加了各式各样的活动，但是学习的性质居多，谈不到积极工作。到礼拜六和礼拜天时，常常到福州路的奇芳茶馆去坐坐。那时候，上海所有的学生都喜欢到“奇芳”去吃茶，同时参加热烈的讨论。茶馆里有一位叫“野鸡大王”的，每日在那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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