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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里常常有些小贩到村子里卖画片，有些画的是国家大事，有的则是戏中情节。有一年新春假期里，有一套新鲜的图画引起小孩子们的浓厚兴趣。这套五彩图画绘的是1894年（甲午年）中日战争的故事。其中有一张画的是渤海上的海战场面，日本舰队中的一艘军舰已被几罐装满火药的大瓦罐击中起火，军舰正在下沉。图中还画着几百个同样的大瓦罐在海上漂浮。这种瓦罐，就是当时民间所通用的夜壶，夜间小便时使用的。另一幅画则画着一群戴了铐链的日本俘虏，有的则关在笼子里。中国打了大胜仗！自然，那只是纸上的胜仗，但是我们小孩子们却深信不疑。后来我年纪大一点以后，我才知道我国实际上是被日本打败了，而且割让了台湾，我们的海军被日本消灭，高丽也被日本抢走了。短短九年之内，中国已经相继丧失了三个承认中国宗主权的外围国，最先是越南，继之是缅甸，现在又丢了高丽。
一个夏天的傍晚，一位临时雇工气喘如牛地从我父亲的书房里跑了出来。他说在书房里听到一阵叮当的声音，但是房里找不到人影。他说一定是鬼在作怪。后来一追究，原来是时钟在报时。
从无可稽考的年代起，乡下人一直利用刀片敲击火石来取火，现在忽然有人从上海带来了几盒火柴。大人对这种简便的取火方法非常高兴。小孩们也很开心，在黑暗的角落里，手上的火柴一擦，就可以发出萤火虫一样的光亮。火柴在当时叫“自来火”，因为一擦就着；也叫“洋火”，因为它是从外洋运进来的。
时钟实际上并无需要，因为在乡村里，时间算得再准也没有用处。早两三个钟头，迟两三个钟头又有什么关系？乡下人计时间是以天和月做单位的，并不以分或小时来计算。火柴其实也是奢侈品————用刀片火石不也是一直过得很好吗？至于煤油，那可又当别论了，煤油灯可以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这与菜油灯的昏暗灯光比起来真有天渊之别。
美孚洋行是把中国从“黑暗时代”导引到现代文明的执炬者。大家买火柴、时钟是出于好奇，买煤油却由于生活上的必要。但事情并不到此为止。煤油既然成为必需品，那么，取代信差的电报以及取代舢舨和帆船的轮船又何尝不是必需品呢？依此类推，必需的东西也就愈来愈多了。
很少人能够在整体上发现细微末节的重要性。当我们毫不在意地玩着火柴或者享受煤油灯的时候，谁也想不到是在玩火，这点星星之火终于使全中国烈焰烛天。火柴和煤油是火山爆发前的迹象，这个“火山”爆发以后，先是破坏了蒋村以及其他村庄的和平和安宁，最后终于震撼了全中国。
基督教传教士曾在无意中把外国货品介绍到中国内地。传教士们不顾艰难险阻，瘴疠瘟疫，甚至生命危险，遍历穷乡僻壤，去拯救不相信上帝的中国人的灵魂。他们足迹所至，随身携带的煤油、洋布、钟表、肥皂等等也就到了内地。一般老百姓似乎对这些东西比对福音更感兴趣。这些舶来品开拓了中国老百姓的眼界，同时也激起了国人对物质文明的向往。传教士原来的目的是传布耶稣基督的福音，结果却无意中为洋货开拓了市场。
我不是说传教士应对中国现代商业的成长负主要责任，但是他们至少在这方面担任了一个角色，而且是重要的一角，因为他们深入到中国内地的每一个角落。主角自然还是西方列强的商船和兵舰。基督教传教士加上兵舰，终于逼使文弱的、以农为本的古老中国步上现代工商业的道路。
我曾经目睹买办阶级的成长以及士大夫阶级的没落。我自己也几乎参加了士大夫的行列，但是最后总算偷偷地溜掉了。所谓买办阶级，就是本国商人和外国商人之间的中国人。外国商人把货品运到上海、天津等通商港埠，这些货品再通过买办，从大商埠转销到各城镇村庄。买办们在转手之间就可以大笔地赚钱，因此吃这一行饭的人也就愈来愈多。事业心比较强、际遇比较好的人，纷纷加入直接间接买卖外国货品的新行业。有的人发了大财，有的人则丰衣足食。际遇比较差的可就落了伍，有的依旧种田耕地，有的则守在旧行业里谋生。田地的出息有限，旧行业在外国的竞争之下又一落千丈，于是旧有的经济制度很快地就开始崩溃了。结果是一大群人无可避免地失去了谋生糊口的机会。这些不幸的人，一方面嫉妒新兴的暴发户，一方面又不满于旧日的行业，或者根本丧失了旧有的职业，结果就铤而走险。曹娥江大潮正在冲击着水闸，象征着即将破坏蒋村安宁的动乱正在奔腾澎湃。
一个秋天的下午，我正在田野里追逐嬉戏，我忽然听到一阵紧急狂骤的锣声。敲锣的人一面狂奔着，一面高喊堤塘已经冲塌了，洪水正向村中漫过来。我拼命跑回家，把这消息告诉路上所碰到的一切人。
大家马上忙做一团，我们赶快准备好船只、木浴盆，以及所有可以浮得起来的东西，以便应付即将来临的灾难。有的人则决定爬到大树上去暂避。第二天早晨，洪水已经冲到我们家的大门，水头像巨蟒一样奔进院子。到了中午时，小孩已经坐上浴盆，在大厅里划来划去了。
堤塘的缺口终于用沙包堵住，曹娥江也不再泛滥了。洪水在我们村里以及邻近村庄停留约一个星期，然后慢慢退到低地，最后随江河入海，同时卷走了所有的稻作。
大约一星期以后，一只大船在傍晚时分载着许多人向我们村庄划过来。这只船在我家附近停下，船上的人纷纷离船上岸。我们为防意外，赶紧闭起大门。他们用大石头来捣大门，最后终于排闼而入。领头的人身材魁伟，显然孔武有力，辫子盘在头顶上。他带着一伙人走到天井里，高喊：“我们肚子饿，我们要借粮。”其余人也就跟着呐喊助威。他们搜索了谷仓，但是没有马上动手搬；他们要“借”。最后经过隔壁一位农人的调停，他们“借”走了几担谷子以后，就回船启航了。这是随后发生一连串变乱的首次警号。
性质相近然而比较严重的事件，接二连三地在邻村发生。开始时是“借”，随后就变质为抢劫。抢劫事件像野火一样到处蔓延，乡间微薄的官兵武力根本无法加以阻遏。而且抢粮食不能处以极刑，但是在那种情势下，恐怕只有极刑才能加以遏止，至少暂时不致如此猖獗。
“借粮”的事件一直延续至那年冬天。不久之后，杀人掳掠的暴行终于在孙庄首次发生。被害的孙君在上海有一爿生意兴隆的木行。孙君的父亲曾在上海承包“洋行”的营造工程而发了大财。
那是一个凛冽的冬夜，孙庄的人很早就躲到被窝里去了。有人从窗子里发现黑暗中有一队火把正从大路上向孙庄移动。火把临近孙庄时，大家听到一阵枪声。强盗来了！强盗冲开孙家的大门，抢走了孙家所有的金银财帛————名贵的羊裘皮袄、金银器皿、珍珠宝石，无一幸免。他们并且掳走孙君，把他绑在一根长竹竿的顶端，然后又把他压到河底。第二天孙家的人拖起竹竿才发现他的尸体。
抢劫的风潮迅速蔓延到各村庄。几百年来乡村人们所享受的和平与安宁，一夜之间丧失殆尽。我们没有一夜能够安稳地睡觉。我父亲从上海买来了手枪以及旧式的长枪。大家开始练习放枪，小孩子也不例外。我们拿鸟雀当活靶，因此连鸟雀都遭了殃。我们轮班睡觉，值班的人就负责守夜。一听到犬吠，我们就向天空放枪警告盗匪，自然有时是虚惊，有时却的确把强盗吓跑了。为了节省弹药，我们常常在枪声中夹带些爆竹。
永远这样紧张下去究竟不是事。父亲最后无可奈何地带了一家大小搬到上海住下来。
我们搬家之前的两年内，我曾在绍兴继续我的学业。我还在家塾里念书的时候，父亲曾经问我将来愿意做生意还是预备做官。我的两位哥哥都已经决定步入仕途。父亲要我决定之前，仔细考虑一番。
做官可以光宗耀祖，几百年来，年轻人无不心向往之。自然我也很希望将来能做官。在另一方面，新近发财的人可以享受新颖奇巧的外国货，这般人的生活也是一种强烈的引诱。名利之间的选择，多少与一个人思想中所已灌输进去的观念和理想有点关联。
我听人家说，我们中国人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级。每一个阶级在整个社会里都有特定的任务，士大夫都是统治阶级，因此也是最尊荣的一级，依照亚里士多德的主张，哲学家当为国王，所以我们可以说，哲人学士如果做不到帝王，至少也应该是公卿宰相。中国的贵族阶级除少数例外，都不是世袭的，而是由于本身努力而达到的。俗语说：秀才是宰相的根苗。如果我去经商，那么将来不就与功名无缘了吗？
因此我决心续求学问。自然，我当时对学问的意义并不十分了解；我只觉得那是向上层社会爬的阶梯。在我们村子里，农、工、商三类人都不稀罕。种田的不必说了，商人也不少。好多人在上海做生意，从上海带回来很多好玩的东西：小洋刀、哨子、皮球、洋娃娃、汽枪、手表等等，多不胜举。至于工匠，我们的一位族长就是木匠，他的儿子们也是的。一位远房叔叔是银匠，专门打造乡村妇女装饰的指环、手镯、钗簪之类。至于读书的人，那可不同了。凡是族人之中有功名的，家庙中都有一面金碧辉煌的匾额，举人以上的家庙前面还有高高的旗杆，悬挂他们的旗帜。我还记得有一天县太爷到邻村查办命案，他乘坐一顶四人抬的绿呢暖轿，红缨帽上缀着一颗金顶，胸前挂着一串朝珠。四名轿夫每人戴着一顶尖锥的黑帽，帽顶插着一根鹅毛。暖轿前面有一对铜锣开道，县太爷所经之处，老百姓就得肃静回避。他是本县的父母官，我们老百姓的生命财产都得听他发落。他的权势怎么来的？读书呀！
于是我知道了读书人的地位，也知道做一名读书人的好处。他可以一级一级地往上爬，甚至有一天当了大官，还可以在北京皇宫里饮御赐香茗呢！像我这样的一位乡下孩子，足步向未逾越邻近的村镇，希望读书做官应是很自然的事。我幼稚的心灵里，幻想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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