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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生在一个小村庄里的小康之家。兄弟姊妹五人,我是最小的一个,三位哥哥,一位姊姊。我出生的前夕,我父亲梦到一只熊到家里来,据说那是生男孩的征兆。第二天,这个吉兆应验了,托庇祖先在天之灵,我们家又添了一个儿子。

    我大哥出生时,父亲曾经梦到收到一束兰花,因此我大哥就取名梦兰。我二哥也以同样的原因取名为梦桃。不用说,我自然取名为梦熊了。姊姊和三哥诞生时,父亲却没有梦到什么。后来在我进浙江高等学堂时,为了先前的学校里闹了事,梦熊这个名字入了黑名单,于是就改为梦麟了。

    我出生在战乱频仍的时代里。我出生的那一年,英国从中国拿走了对缅甸的宗主权;出生的前一年恰恰是中法战争结束的一年,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就在那一年让渡法国。中国把宗主权一再割让,正是外国列强进一步侵略中国本土的序幕,因为中国之保有属国,完全是拿它们当缓冲地带,而不是为了剥削它们。中国从来不干涉这些边缘国家的内政。

    这情形很像一只橘子,橘皮被剥去以后,微生物就开始往橘子内部侵蚀了。但是中国百姓却懵然不觉,西南边疆的战争隔得太远了,它们不过是浩瀚的海洋上的一阵泡沫。乡村里的人更毫不关心,他们一向与外界隔绝,谈狐说鬼的故事比这些军国大事更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但是中国的国防军力的一部分却就是从这些对战争不感兴趣的乡村征募而来的。

    我慢慢懂得一些人情世故之后,我注意到村里的人讲起太平天国革命的故事时,却比谈当前国家大事起劲多了。我们乡间呼太平军为“长毛”,因为他们蓄发不剃头。凡听到有变乱的事,一概称之为“长毛造反”。大约在我出生的30年前,我们村庄的一角曾经被太平军破坏。一位木匠出身的蒋氏族长就参加过太平军。人们说他当过长毛的,他自己也直认不讳。他告诉我们许多太平军掳掠杀戮煮吃人肉的故事,许多还是他自己亲身参加的。我看他的双目发出一种怪光,我父亲说,这是因为吃人肉的缘故。我听了这些恐怖的故事,常常为之毛骨悚然。这位族长说,太平军里每天要做祷告感谢天父天兄(上帝和耶稣)。有一天做祷告以后,想要讨好一位老长毛,就说了几句“天父夹天兄,长毛夺咸丰”一套吉利话。老长毛点头称许他。他抖了,就继续念道“天下打不通,仍旧还咸丰”。“妈”的一声,刀光一闪,从他头上掠过。从此以后,他不敢再和老长毛开玩笑了。

    这样关于长毛的故事,大家都欢喜讲,欢喜听。但是村里的人只有偶然才提到近年来的国际战争,而且漠不关心。其间还有些怪诞不经的胜利,后来想起来可怜亦复可笑。事实上,中国军队固然在某些战役上有过良好的表现,结果却总是一败涂地的。

    现代发明的锋芒还没有到达乡村,因而这些乡村也就像五百年前一样保守、原始、宁静。但是乡下人却不闲,农人忙着耕耘、播种、收获;渔人得在运河里撒网捕鱼;女人得纺织缝补;商人忙着买卖;工匠忙着制作精巧的成品;读书人则高声诵读,默记四书五经,然后参加科举。

    中国有成千上万这样的村落,因为地形或气候的关系,村庄大小和生活习惯可能稍有不同,但是使他们聚居一起的传统、家族关系,和行业却大致相同。共同的文字、共同的生活理想、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科举制度则使整个国家结为一体而成为大家所知道的中华帝国(我们现在称“中华民国”,在辛亥革命以前,欧美人称我们为“中华帝国”)。

    以上所说的那些成千上万的村庄,加上大城市和商业中心,使全国所需要的粮食、货品、学人、士兵,以及政府的大小官吏供应无缺。只要这些村镇城市不接触现代文明,中国就可以一直原封不动。如果中国能在通商口岸四周筑起高墙,中国也可能再经几百年而一成不变。但是西洋潮流却不肯限于几个通商口岸里。这个潮流先冲击着附近的地区,然后循着河道和公路向外伸展。五个商埠附近的,以及交通线附近的村镇首先被冲倒。现代文明像是移植过来的树木,很快地就在肥沃的中国土壤上发荣滋长,在短短50年之内就深入中国内地了。

    蒋村是散布在钱塘江沿岸冲积平原上的许多村庄之一,村与村之间常是绵延一两里的繁茂的稻田,钱塘江以风景优美闻名于世,上游有富春江的景色,江口有著名的钱塘江大潮。几百年来,江水沿岸积留下肥沃的泥土,使两岸逐步向杭州湾扩伸。居民就在江边新生地上筑起临时的围堤截留海水晒盐。每年的盐产量相当可观,足以供应几百万人的需要。

    经过若干年代以后,江岸再度向前伸展,原来晒盐的地方盐分渐渐消失净尽,于是居民就在离江相当远的地方筑起堤防,保护渐趋干燥的土地,准备在上面蓄草放牧。再过一段长时期以后,这块土地上面就可以植棉或种桑了。要把这种土地改为稻田,也许要再过50年。因为种稻需要大量的水,而挖池塘筑圳渠来灌溉稻田是需要相当的时间的,同时土地本身也需要相当时间才能慢慢变为沃土。

    我童年时代的蒋村,离杭州湾约有20里之遥。围绕着它的还有无数的村庄。大大小小,四面八方都有,往南一直到山麓,往北到海边,往东往西则有较大的城镇和都市,中间有旱道或河汊相通。蒋氏族谱告诉我们,我们的祖先是从徽州迁到奉化暂驻,又从奉化迁到余姚。徽州是钱塘江的发源地,我们的祖先到余姚来,可能就是为了开垦江边的新生地。在我幼年时,我们蒋氏家庙的前面还有古堤岸的遗迹,那家庙叫做“四勿祠”,奉祠宋朝当过御史的一位祖先,他是奉化人,名叫蒋岘。然而一般人却惯叫“陟塘庙”,因为几百年前,庙前横着一条堤塘。

    读者或许要问:什么叫“四勿”呢?那就是《论语》里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四句话。我们玩具店里所看到的三只猴子分别蒙起眼睛、耳朵、嘴巴,就是指这回事。至于为什么没有第四只猴子,因为那三只猴子坐着不动,就可以代表了。但是我们那位御史公却把这四勿改为勿欺心,勿负主,勿求田,勿问舍,人称之为四勿先生。这些自古流传下来的处世格言是很多的。我们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诸如寺庙、戏院、家庭、玩具、格言、学校、历史、故事等等,来灌输道德观念,使这些观念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习惯。以道德规范约束人民生活是中国社会得以稳定的理由之一。

    几千年以来,中国的人口从北方渐渐扩展到南方,先到长江流域,继至珠江流域,最后到了西南山区。中华民族一再南迁的理由很多,南方土地肥沃、塞外好战部落入侵,以及人口的自然繁殖都有关系,且从宋朝以后,黄河一再泛滥,更使人们想念江南乐土。我的祖先在早期就由北而南,由南而东,最后终于在杭州湾沿岸定居下来。

    蒋氏的始祖是3000多年前受封的一位公子王孙。他的名字叫做百龄,是代周成王摄政的周公的第三个儿子。他在纪元前12世纪末期被封在黄河流域下游的一块小地方,他的封地叫做蒋,他的子孙也就以蒋为氏了。蒋是茭白古名。那块封地之所以定名为蒋,可能是那一带地方茭白生长得特别繁茂的缘故。

    在三国时代,也就是公元第三世纪,我们的一位祖先曾在历史上露了脸。他的名字叫蒋琬,住在长江流域南部的湘乡,从蜀先主入蜀。诸葛亮称他是社稷之才。这证明住在长江以南的蒋姓子孙,在三世纪以前就从黄河流域南迁了。从我们的始祖起到现在,所有嫡系子孙的名字,在我们的族谱上都有记录可考。至于确实到什么程度,我却不敢说,因为他们的生平事迹很少有人知道,考证起来是很困难的。但相传江南无二蒋,所以我们至少可以说一句:住在长江以南所有姓蒋的都是同宗同支的。究竟可以正确地追溯到多远,我们可不知道了。不过我们确切知道:住在浙江省境的蒋姓子弟,都在徽州找到了共同的宗脉。

    我在宗谱中从迁余姚的始祖传到我为第十五世。蒋氏首先定居在我们村里的是五百多年前来的,那是元朝末年的事。这五百多年之中,两个朝代是外来民族建立的,一个是汉族自己的王朝,蒋姓一族曾经看到元朝的没落、明朝和满清的兴衰,以及几乎推翻满清的太平天国。朝代更换了,蒋村却依然故我,人们还是照常地过活、做工,最后入土长眠。

    太平军到了村子里,村中曾经有几所房子被焚毁,留在村子里的老弱有被活活烧死的,有一处大门口残存的石阶上留有红斑,据传说是某位老太婆在此烧死时所流的血。大多数的老百姓都逃到山里躲起来,但是战事一平定,大家又像蜜蜂回巢一样回到村里。在我童年时代,村里还可以看到兵燹以后留下来的残垣断瓦。

    村里的人告诉我,满洲人推翻明朝的消息,一直到新朝廷的圣旨到了村里时,大家才知道。清帝圣旨到达村里时,邻村还正在演社戏呢!改朝换代以后,族人生活上的唯一改变是强迫留辫子,同时圣旨严禁男人再穿明朝式样的衣服。大家敢怒不敢言,但是死后入殓时,男人还是穿明朝衣冠。因此我们族中流行着一句话:“男投(降)女不投,活投死不投。”就是说男人投降,女人却不投降;活人投降,死人却不投降。一些人一直维持这个办法到1911年清室覆亡、民国建立为止,中间经过250年之久。

    我们村上只有60来户人家,人口约300人,是个很小的村庄。它的三面环绕着河汊,南面是一条石板路,通往邻近的村庄和城镇。小河汊可以通到大河,再由大河可以到达杭州、苏州和上海等大城市。

    蒋村虽然小,水陆交通却很便利。河汊上随处是石桥,河的两岸则满是绿柳垂杨。河中盛产鱼、虾、鳝、鳗、龟、鳖。柳荫之下,常有人悠闲地在垂钓。耕牛慢慢地踱着方步,绕着转动牛车,把河水汲到水槽再送到田里。冬天是连阡穿陌的麦穗,夏天是一片稻海,使人生四季长青之感,麦穗和稻穗随着微风的吹拂,漾起一片涟漪,燕子就在绿波之上的蓝空中穿梭翱翔。老鹰忽高忽低地绕村回旋着,乘老母鸡不备的时候就俯冲而下,攫走小鸡。

    这就是我童年时代的背景,也是我家族的环境。他们安安定定地在那里生活了500多年,他们很少碰到水灾或旱灾,在这漫长的几百年中也不过遇上一两次的变乱和战争。他们和平而满足地生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贫富之间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富饶的稻谷、棉花、蚕丝、鱼虾、鸡鸭、蔬菜使人们丰衣足食。

    几百年来,不论朝代如何更换,不论是太平盛世或战祸频仍,中国乡村的道德、信仰和风俗习惯却始终不变。乡下人觉得这个世界已经很不错,不必再求进步。生命本身也许很短暂,但是投胎转世时可能有更大的幸福。人死以后,据说灵魂就离开肉体,转投到初生的婴儿的身上。我自己就亲眼看到过绑赴刑场处决的罪犯,对围观的群众高喊:“十八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这是何等的达观!

    我们村子里的人说:一个坏人或作孽多端的人,死后要转世为穷人,或者变马变猪,甚至灵魂支离割裂,变为蚊蝇小虫。好人善士的灵魂转世时则可以享受更高的福禄。这些都是随佛教而来的印度传说而被中国道教所采用的。佛教本身,倒不大理会这些事。

    善恶当然有公认的标准。“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孝道使中国家庭制度维系不堕;贞操则使中国种族保持纯净。敬老怜贫,忠信笃敬也被认为是善行。重利盘剥,奸诈谎骗则列为罪行。斥责恶行时,常骂人来生变猪变犬。

    商业往来讲究一诺千金。一般而论,大家都忠实可靠。欺诈的人必然受亲朋戚友一致的唾弃。

    婚姻是由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决定的。通例是男子二十而娶,女子十八而嫁。妻子死了,丈夫大概都要续弦。中人之家的女人如果死了丈夫,却照例要守寡。守寡的可怜人算是最贞节的,死后皇帝还要给她们建贞节牌坊。这种牌坊在乡间到处可以看见的。

    村里的事全由族长来处理,不待外界的干涉。祠堂就是衙门。“族长”不一定是老头子,也可能是代表族中辈分最高一代的年轻人。族长们有责任监督敬先祭祖的礼仪遵奉不渝,族人中起了争执时,他们还须负责加以评断。没有经过族长评理以前,任何人不许打官司。族长升堂审判叫做“开祠堂门”,全村的人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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