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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样一个人？[1]
我是怎样一个人？知道者自是知道，不知道者慢慢地亦总会知道。这似乎原不必提出向大家告白。其如社会上相识与不相识的朋友，都容易对我有一种误解，尤其是爱我而关心我的行止的朋友，因不了解我，而替我可惜或担心。那么，就颇有向大家剖说两句的必要了。
大家误解我什么？这就是误认我是一个学者，甚或说是什么“哲学家”、“佛学家”、“国学家”……这真实于两面都不合适：一面固然糟蹋了学者以及国学家；一面亦埋没了我简单纯粹的本来面目 。我原是个不学的人，更且从来不存求为学者之一念。十数年来，虽亦屡任大学讲席，亦屡有著述出版，都是误打误撞出来的；自家亦莫名其妙。在民国十年第一次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自序上，我曾申白：
在别人总以为我是好谈学问，总以为我是在这里著书立说，其实在我并不好谈学问，并没有在这里著书立说；我只是说我想要说的话 。我这个人本来很笨，很呆，对于事情总爱靠实，总好认真。就从这沾滞的脾气，而有这本东西出来。我自从会用心思的年龄起，就爱寻求一条准道理，最怕听“无可无不可”这句话。所以对于事事都自己有一点主见，而自己的生活行事都牢牢把定一条意义去走。因其如此，我虽不讲学问，却是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都被我收来，加过一番心思，成了自己的思想。自己愈认真，从外面收来的东西就愈多，思想就一步一步地变，愈收愈多，愈来愈变：就成功今天这样子 。我自始不知道什么叫哲学，而要去讲它；是待我这样做过后，旁人告诉我说“你讲的这是哲学”，然后我才晓得。我思想的变迁，我很愿意说出来，给大家听。不过此次来不及，打算到明年三十岁，作一篇《三十自述》再去说。此刻先把变迁到现在的这一步，发表出来，就是这本书。我要作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性情不许我没有为我生活做主的思想。有了思想，就喜欢对人家讲；寻得一个生活，就愿意亦把它贡献给旁人。这便是我不要谈学问而结果谈到学问；我不是著书立说，而是说我想要说的话的缘故。
又在民国十五年春上，着手写《人心与人生》一书时，先写得一篇自序，亦复有类此的申白：
……明白这一层，则知我虽然初不曾有意要讲心理学，而到现在没有法子避心理学而不谈，虽然西文程度太差，科学知识太差，因而于现代学术几无所知，原无在现代学术界来说话的能力；而心难自昧，理不容屈；逼处此际，因不甘从默谢短也。《人心与人生》之所为作，凡以此而已！
谈学问，在我只是不得已，非有是心。以妄谈学问之故而被人目为学者，在我只是欲逃不得；亦不过是人家呼我为牛，则牛应之，呼我为马，则马应之而已耳！区区之志固不在此。乃社会上爱我的朋友，见我近年行事似在做一种社会运动或政治活动，多有疑讶我抛开学者生涯而别取途径，担心我将卷入浊流者。亦有认此种运动必无结果，劝我不如研究学问者。更有几位有心人，认我往者从人生思想上指导社会，是根本重要的事业，乃若现在所用心的乡治或村治之事则尽可有旁的人能做，而无须乎我来做，都劝我不要轻弃自己的责任。表示这类意思的信件我接得很多，其中尽有全未谋面的。至于当面见教、问我为什么忽然改行的，更随处都遇者。于此，我倒想起我的一位知己了————那就是胡适之先生。民国六年我游湘目睹南北战争之祸，归来便发表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到处分送散布，其时我在北大任课未久，适之先生亦是初从美国回来到北大。我这篇文章很得他的同情与注意。其后，事隔数年，他还提起来说，当日见了那篇文以后，即在日记上记了一句话：梁先生这个人将来定会要革命的 。善哉！善哉！适之先生其知我乎！做社会运动自是我的本色，大家实无所用其疑讶。
更往上追述去，则民国元年我且曾一度热心社会主义，达于高潮。当时我亦作了一种《社会主义粹言》的小册子，无钱付印，从朋友处借得誊写板，自己写、自己印。印了几十份分送朋友。我二十岁以后之归心佛法，实由此热潮激转而折入出世一路者。
更往前追述去，则清末光绪年间，我十四五讫十八九岁，在中学堂读书时，专爱留心时事，天天讨论我们应该“革命或立宪”的问题。始而我是倾向立宪论的，后来亦跟着朋友跑革命了。辛亥年我们组织所谓京津同盟会，亦闹了些手枪炸弹的把戏。民国以后，我在家奉亲，闭户读佛书，似乎是不问时事了。然而心里仍抛不下。我前于辑印先父遗书时，作有《思亲记》一篇，其中有一段，很可见当时情形。
……公尤好与儿辈共语，恣之言，一无禁。吾兄既早就外傅，及长又出国游，两妹则女儿稚弱，健言者惟漱溟。公固关怀国家，溟亦好论时事，于是所语者十九在大局政治新旧风教之间。始在光宣间，父子并嗜读新会梁氏书。溟日手《新民丛报》若《国风报》一本，肆为议论，顾皆能得公旨。洎入民国，渐以生乖。公厌薄党人，而溟故袒之；公痛嫉议员并疑其制度，而溟力护国会。语必致忤，诸类于是，不可枚举。时局多事，倏忽日变，则亦日夕相争，每致公不欢而罢。然意不解，则旋复理前语；理前语，则又相争。当午或为之废食，入夜或致晏寝。既寝矣，或又就榻前话不休。其间词气暴慢，至于喧声达户外者有之，悖逆无人子礼。呜呼！痛已！儿子之罪不可赎矣！
此段原文，意在述我对已往悖逆的悔痛。然而父子两人的一副呆气亦活露出来。以闭户家居的父子两人，表面上似乎任你天翻地覆亦可不管的，乃偏偏对于国事或社会问题，辨之必明，争之必力，如此关切认真！凡是能从性情脾气上了解我的人，就可知道我今日之社会运动正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一向不过滥侧学者之林，原非“为学问而学问”者。
我实在没有旁的，我只是好发生问题————尤其易从实际人事上感触发生问题。有问题，就要用心思；用心思，就有自己的主见；有主见，就从而有行动发出来。 外人看我像是在谈学问，其实我不过好用心思来解决我的问题而已，志不在学问也。我一向之谈哲学，谈心理学，始终是此态度；今日所谈又涉及政治与经济，仍不外此。用心思或云谈学问，只居其中一段落， 归结还在行动；来自实际固不归于实际不止也。追根寻源，全在有问题，全在问题之实际性。
[1] 本文摘录自《主编本刊之自白》（“本刊”即《村治》月刊）的第一节。写于1930年。
我的过去[1]
各位法师各位先生：刚才法舫师介绍的话，太过于推奖，很不敢当。我知道汉藏教理院成立很久，老早就想到山上来参观。每次到温泉来的时间都很短，一天或半天就去了，这次到温泉来有十多天的停留，得来的与诸位领教，使我非常欢喜。说到讲演的话，使我无从说起。
我本人对佛法素具信仰，曾经一度想出家。大概自二十岁的时候起至二十四五的五年内，都在家里闭户读佛书。二十五岁的暑天，很想到湖南南岳出家。从二十五岁起，在北大教书，教的印度哲学，一直有七八年，将近三十岁的时候才放弃出家念头；出家的心愿，是从二十岁至二十九岁，怀抱虽有十年，终没有成功。
刚才法舫师提到，命我作学术讲演，这是很难谈的。我想今天同大家谈话分做两段：一段话是讲我的过去；一段话是向各位贡献我对大家的期望，也可说是彼此相互的期勉。
一、我自己的过去
我在清朝末年，很热心国家时局的事情，从十四五岁起，就关心国家，作爱国运动、救国运动。这时我在中学读书。清朝末年并曾经参加革命运动。至民国成立，我的思想又转变到社会主义。我非常反对私有财产，我觉到人类社会的问题，非从经济改造不可。就在这时候————热心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便又转到佛法上来了。怎样又转到佛法上来呢？我觉到人类问题，到了社会主义都解决不了的时候，就一切都不行了，一切都没有办法了。但是我的信仰佛法，研究佛学，起初没有外缘即明师的指导，也没有看到经典，只就我自己的思想上以为社会主义也不能解决人类问题。通通都不行了，只有出世法才当真能解决人类痛苦。在这时候，欲求解脱，只有拿出世之道来告诉旁人才是救人。我们知道许多道理主张都是来满足人类的要求的，可是一切从外来满足人类要求的办法，都不是救人的办法。我这句话再重说一遍，“凡是从外来的满足人类要求的一切办法，都不能解决人类的问题”。譬如我缺衣缺食，人家就给我衣食，这种办法，就当下来看，这是有多大的好处。然而这种却没有什么的结果。这种办法也不能算是解决了问题。问题是层出不穷的。我时[常]说：人类天天在那里解决问题，但一个问题的解决，除了引入一个更深的问题之外，没有别的结果。在当时我有此种见解和觉悟，认为社会主义缺憾很多，其中真理亦有限，所以，我对社会主义不满足的时候，我就想到要求出世求解脱。当时我还未见到佛书，我不清楚究竟如何解脱，谁是解脱的指导者。在当时我自己恍忽觉得佛法或者是如此的吧，就在这恍忽的时候，我转向佛法中来了。这是民元（二十岁）的时候。当时我就去找佛书来看；佛书很不易得到，因为是住在北京，若在上海比较容易。一天我在北京琉璃厂看到有正书局代售佛书，我就去买来看。今天有这种我就买这种，明天有那种我就买那种。但那一部是大乘，那一部是小乘，那一种是经，那一种是律，那一种是论，我都不懂。尤其是因明和法相唯识的书，简直莫明其妙；看因明好像是念咒一般。这样在家里关门研究有四五年。从这时起我就素食到现在，就是因为研究佛法信仰佛法的缘故。刚才说过，我二十五岁曾想到湖南衡山去出家，这时候曾写过一篇文章名曰《究元决疑论》，内容是借西洋哲学来解释佛家的道理。是就当时的见解所写的，这时看来都有很大的错误。写好之后，就寄给我的一位朋友章行严先生看，他看了，就给我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大概刊在民国五年七月八月九月各号。因这篇文章发表了之后，被蔡元培先生看到，于是他就要我到北京大学担任讲印度哲学。我当时说：“我不过有志于佛学，对于印度哲学没有研究，实无法讲。”他说：“你不懂，别人亦不懂。”但蔡元培先生的意思很好，他办教育有“共学”的精神。他说：“你来了，我们大家共学。”蔡先生本人又很爱好哲学，因此，我才到北京大学去教书。刚才说到《印度哲学概论》，就是当时在北大写著的。这部书的内容，是参考日本和西洋文的印度哲学及佛教经典编著成的。现在看来缺点也很多。
我讲印度哲学的第二年，又特别添授唯识法相和因明。但我对于唯识法相学没有多大研究，懂得的不够。曾用白话文编有一部《唯识述义》，是藉西洋科学哲学的道理来说明唯识的意思。我知道我的解释一方面能使人对于唯识法相容易明了，而一面也有错误的地方。我在印出第一本之后，原来计划编印第二册，但后来就没有编印了。这种学术不能随便写。恐怕错误我也就没有继续写下去。后来我介绍熊十力先生到北大讲唯识，先生的学问很好。同时我又讲授儒家思想的中国哲学，即孔孟之学。这是在民国六年至十三年的时候。在这讲儒家思想时，也就放弃了出家的思想。比较说来这时候我的生活和思想都归在儒家方面去了。但对佛法的信仰没有变动。不过我觉得为此时此地一般的大众说法，就不一定以佛法来作领导，因为对一般人根机[基]来说，儒家的道理比较来得相宜一点吧。我曾经作过一次讲演，后来成了一部书就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部书是以西洋和印度中国三方面的文化来作比较的研究推测。我得到的结论，觉得最近的将来，恐怕只有中国文化的复兴。现在时间很短不容易说完这部书的内容。我单提一二句来讲，就是说中国古代文明及印度古代文明，这两大文明，以我的认识，可说人类文化的“早熟”，和西洋文明比较，谁的价值大，很难品[评]断。对于世界人类文化与人类前途，我们要有一整个的观察，整个的测度。近代西洋文化表面上很高，但只能说它是人类文化过程上的第一个阶段，而中国印度的文化产生虽然比较在前，恐怕在人类文化过程中，是会落在后面的第二第三阶段。这是我十多年前的说法，现在我也还是这样相信。中国和印度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因为她是人类文化的早熟，一方面说有一种不合时宜的意思，另一方面说，将来人类会更发现她的更大的价值。在短时间内说明了我的过去，说明了我对佛法上的一种观察，一种妄测。
二、我们的期勉
下面我想说一点贡献给在座的出家师傅和各位先生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的人，都有他的痛痒。所谓痛痒，并不是指皮肤上的痛痒，而是有心肝无心肝的意思。一个活的人都是有心肝的，我们在当下无论说话作事，都要从痛痒的地方出发，无论干什么，我们要从真的心肝痛痒处而来。作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做”？都是从我们心肝痛痒地方中来。我们要常常反省自己。痛痒在什么地方，就要看哪些事情该作，哪些事情不该作，时常反求都要不离开我自己的心肝和自己的痛痒处。我想如此反省，推求，不论出家也好在家也好，无论干什么都需得这样的反省。那末，这样下来，没有旁的对你原有的痛痒更加关切，原有的心肝更加分明。如果马马虎虎的过日子，那就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佛教告诉我们的第一件应注意的事，“人身难得”，这话是真的。还有一层是“光阴要紧”。我们都相信轮回，相信三世，人的生命是无穷无尽的，几十年的光阴极容易混过，人生死亡绝不算是完了，只算是告一段落。在这数十年的一个阶段中，除去幼少和老年的时候不能做什么之外，从十七八到耳不聋眼不瞎的几十年真是要很好努力，不要空过。我们要想干什么应该干什么，就决定去干什么。这是我很恳切的话。我希望出家师傅，既然出家就要发宏愿，发宏愿来济度人类，宏扬我们佛教的道理，如果出家不发宏愿，那末，出家真是冤枉！真是冤枉！
这番讲话只有一点，就是刚才所说的那反省的意思。我自己常常反省，我不离开我的心肝太远。因此，我看到各位法师，各位先生，我有一番真诚的敬仰，也是期望的意思。这种爱人和期望人的意想，在我心里时时都是如此，念念都是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我则自爱，对人则爱人。所以我见到任何一个人我都敬爱，盼望他向上精进。我想这个话是儒家的道理，也是佛家的道理。我今天所说的话，就从此止，也许说得太粗，或是太直，还有不到之处，都请原谅。
这篇演辞，笔记下来，经梁先生亲自校阅一过，刊《海潮音》以飨读者。记者志。2月1日。
录自《海潮音》（重庆），
1940年。
[1] 1940年1月在重庆北碚缙云寺汉藏教理院（太虚法师主办的一所佛学院）的讲话。记录者为心月、德勇、明照。
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1]
近著《人心与人生》于第七章中曾自述其对人类心理之认识前后转变不同，因亦言及其人生思想尝有三期之不同：（1）近代西洋功利主义思想，（2）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3）中国古时的儒家思想，顾未遑道其间转变由来。兹用申述其概略如次。
一、第一期思想与近代西洋功利主义同符
今以暮年追忆早年之事，其时期段落难于记忆分明，大约十岁以后，二十岁以前，可说为第一期。此期主要受先父思想之影响，以利害得失来说明是非善恶，亦即以是非善恶隶属于利害得失之下也。认为人生要归于去苦、就乐、趋利、避害而已。是非善恶者，社会之公名，从其取舍标示其所尚与所耻，而离开利害得失又何有取舍耻尚乎？此一哲学思维，与西欧边沁、穆勒诸家为近，原非吾父所有，而出于我的头脑。然父亲启导之。
愚生于1893年，即甲午中日战争前一年。国难于此，既日亟矣，先父忧国之心于此弥切。寻中国所以积弱不振，父谓是文人之所误。“文人”指读书人居于社会领导地位而什九唯务虚文 ，不讲实学。说话，不说实话（虚夸）；做事，不做实事，循此不改，不亡其国不止。反观西人所以致富强者，岂有他哉，亦唯讲实学，办实事而已。东邻日本蕞尔小国，竟一战胜我者，亦惟其步趋西洋求实之效耳。凡此“实学”“实事”之云，胥指其用实用 者。[2] 此种实用主义或实利主义 ，恒随时见于吾父一言一行之间，而在我绕膝趋庭日夕感染中。此即此期思想形成之由来。[3]
二、转入古印度的出世思想为第二期
功利主义对于人生是肯定其欲望的。径直可以说，欲望就是人生的一切。————人生不就是在欲望的满足或不满足中度过乎？然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却与此相反，恰好是完全否定欲望的，亦即根本否定人生的。我如何竟从功利主义一转而抱出世思想呢？
我生来有一好用思想的头脑，因而于所谓利害得失者不囫囵吞枣，而必究问其词之内涵果何所指。利害云，得失云，非二事也，异其名，同其实。核求其实，则最后归着当不外苦与乐乎？苦与乐是人生所切实感受者。人之趋利避害亦在去 苦 就 乐 耳。利害得失信非必就个体生命而言之，然一家一国乃至世界范围的利害得失，其最后结果不仍归落在其人的苦乐感觉上耶？
于是又当究问：何谓苦？何谓乐？我乃发现一真理曰：苦乐不在外境 。通俗观念恒以苦乐联系于外境，谓处富贵则乐，处贫贱则苦。因为人类仰赖外在物资而生活，物资之富有或贫乏就决定着生活欲望之易得满足或不易满足，而人当所欲得遂时则乐，所欲不遂时则苦也。————这自然不是没有理由的，却有一种淆乱错误隐伏其间。
“所欲得遂则乐，所欲不遂则苦”，这两句话是很好的概括，即可据为准则以事衡论。欲望出自主观，其或遂或不遂则视乎客观际遇，是故苦乐殊非片面地从主观或片面地从客观所得而言之者。凡指目任何一种外境为苦或指目任何一种外境为乐，如世俗流行的观念都是欠分析不正确的。苦乐问题于[与 ]其着重在外境来看，不如着重在吾人主观方面犹为近真————较为接近事实。试申论之如次————
欲望通常表现于吾人意识上，而欲望之本则在此身。苦乐之直接感受在此身，却每因通过意识而大有变化：或加强，或减弱，甚或苦乐互相转易。此常识所有而必须提出注意者一。注意及此，便知苦乐不定在外境矣。欲望在人不是呆定的，一欲望过去，一欲望将来，层出不穷，逐有增高。此又必注意者二。注意 及此，便知千金之子所欲不在千金，而别有其所欲；所欲不遂之苦，在彼亦同乎一般人耳。一般贫人岂无其遂心之时；彼富贵人亦自有其苦恼之事；善观其通，则平等，平等 。又个性不相同的人其欲望不相同，其感受不相同；欲望感受既随从乎人的个性不一，便往往难于捉摸。此又必注意者三。注意及此，便知从外境而妄臆其人之苦乐，是不免混淆错误的。
研究思辨至此，又得一结论曰： 人生基本是苦的 。试看，人生从一堕地便带来了种种缺乏（缺食、缺衣、缺……），或说带来了一连串待解决的问题，此即欲望之本，而苦亦即在是焉。苦非缺乏不得其满足之谓乎？苦非问题不得其解决之谓乎？很明白，苦是与生俱来的。试再看，人之一生多得其所欲之满足乎？抑不得之时为常耶？显明的是不得之为常也。历来不是有不少自杀的人吗？加以曾怀自杀之念者合计之，为数就更多。凡此非谓其生之不足恋而苦之非所堪乎？勿谓人类文明日进，所缺乏者将进为丰富，许多问题可从科学技术得其解决也。章太炎先生《俱分进化论》最有卓见[4] ，指出远从原始生物以来 其苦乐皆相联并进的 。特如高等动物至于人类，其所有之乐愈进，其所有苦亦愈进，事例详明，足以勘破世俗之惑。
你莫以为人类所遇到的问题，经人类一天一天去解决，便一天从容似一天也。我告诉你：所谓问题的解决，除掉引入一更高更难的问题外没有他义。其最后便将引到一个无由解决的问题为止。什么无由解决的问题？要生活而不要老死，就是个无由解决的问题。[5]
一切问题 原都出自人类生命本身而不在外面 ，但人们却总向外面 去求解决 。这实在是最普泛最根本的错误！放眼来看，有谁明见到此呢？恐怕只有佛家了。其余的诸子百家，古今中外一切圣哲，尽管你们存心解救生民苦难，而所走的路子却全没有脱出这根本错误之外，都是不足取的。于是我此时一转而趋向古印度人根本否定人生的出世思想。我当时初非受了佛家影响而倾慕出世的，乃是自家思想上追寻到此一步，然后觅取佛典来参考学习，渐渐深入其中的。[6]
“欲望就是人生的一切”那种看法，此时并未改变，只不过由肯定欲望者，一变而判认欲望是迷妄。慨叹人生不外是迷妄苦恼的一回事，诚如佛家之所说：起惑，造业，受苦。
三、再转而归落到中国儒家思想为第三期
大约1911年后1920年前，都是我志切出家入山之时，虽以老父在，未即出家，而已守佛戒茹素不婚。后来我在清理先父遗笔手泽时（1925年春）所撰《思亲记》一文，有如下的几句话：
漱溟自元年（指民国元年）以来，谬慕释氏。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天竺，策数世间治理则矜尚远西；于祖国风教大原，先民德礼之化顾不知留意，尤大伤公之心。（下略）（原文见《桂林梁先生遗书》卷首）
我转归儒家思想之晚，即此可证。
我于1920年冬放弃出家之念，于1921年冬末结婚，所以第三期思想应从1920年算起。在思想上如何起变化的呢？略说如次————
当我幼时开蒙读书，正值吾父痛心国难之时，就教我读《地球韵言》一类的书，俾知晓世界大势，而未曾要我读“四书五经”。其后入小学，进中学，读一些教科书，终竟置中国古经书未读。古经书在我，只是像翻阅报刊那样，在一年暑假中自己阅读的。
经典各书的古文字，自己识解不易，于其义理多不甚了然，惟《论语》、《孟子》上的话却不难通晓。特使我思想上有新感受者是在《论语》。全部《论语》通体不见一苦字。相反地，劈头就出现悦乐字样。其后，乐之一字随在而见，语气自然，神情和易，缕指难计其数，不能不引起我的思寻研味。卒之，纠正了过去对于人生某些错误看法，而逐渐有其正确认识。
头脑中研寻曲折过程不可殚述，今言其觉悟所在。我觉悟到欲望之本，信在此身，但吾心则是卓越乎其身 而能为身之主宰的。从而吾人非定然要堕陷纠缠在欲望里。何以见得？即于此出世思想而可见。
语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此非即本于身体构造而来者乎？此代表着个体存活和种族繁衍两大欲求，固为一切生物之通性，莫能有外。但在生物进化途程上，人类远高于一切，其所欲望乃大不简单，几于千变万化不可方物。然直接间接，若近若远，何莫非自此身衍出者？惟独登此身欲望于反省批判否定之中的出世思想却明白地超越此身了。此非以我有自觉能反省而不为身所掩盖之心乎 ？唯人有人生观，而牛马却不能有牛生观马生观；彼诸动物岂曰无心哉，顾惜其心锢于其身，心只为身用耳。此一分别不同，则缘于脊椎动物头脑逐渐发达，至于人类而大脑乃特殊发达，实为其物质基础。儒书云：“形色，天性也；唯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又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这些说话证以今日科学家言，便见其字字都有着落。[7] 儒家之学原不外是人类践形尽性之学也。
人非定纠缠于欲望，则亦非恒在苦中而已耳。儒家之乐又何自来乎？前说“所欲得遂则乐，所欲不遂则苦”者，应知是片面之见，未尽得其真际。苦乐真际视乎生命之流畅与否。一言以尽之：生命流畅自如则乐，反之，顿滞一处则苦 。说苦乐之视乎其所欲遂不遂也，盖就一般人恒系乎外来刺激之变换以助其生命流畅者言之耳。外在条件长时不变，其乐即转为苦矣；此不难取验于日常生活事实者。人们欲望所以层出不穷，逐有增高者，正为此也。有道之士————得乎生命自然流畅之道者————更不须待外来刺激，固可以无时而不乐。
后世如宋儒，每言“寻孔颜乐处”。明儒王心斋更作有《乐学歌》云：
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见《明儒学案》中《泰州学案》一章）
王氏又云：“人心本无事，有事心不乐；有事行无事，多事亦不错。”其云“有事”者，指此心有所罣 碍，即失其流畅也。其云“无事”者，指此心随感而应，过而不留也。此乐是深造自得之乐，与彼有所得于外之乐迥然两回事，恰为生活上两条脉络。
前后综合起来，人生盖有三条路向：
一、肯定欲望，肯定人生；欲望就是人生的一切；
二、欲望出在众生的迷妄；否定欲望，否定一切众生生活，从而人生同在否定之中；
三、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有卓然不落于欲望窠臼之可能；于是乃肯定人生而排斥欲望 。
儒家自来严“义”“利”之辨、“天理”“人欲”之辨者，盖皆所以辨别人禽也。
1920年讲于北京大学，次年出版之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即以此三条路向或云三种人生态度 为其立论之本，谓儒家、佛家之学从人类生活发展变化历史途程上看，实皆人类未来文化之早熟品；瞻望前途，中国文化即将在最近未来复兴于世界。自己既归宿于儒家思想，且愿再创宋明人讲学之风————特有取于泰州学派之大众化的学风————与现代的社会运动融合为一事。其详具见原书，兹不多及。后此我之从事乡村运动即是实践其所言。
1969年国庆节前属草，10月21日草成。
[1] 作于1969年。
[2] 清季北京有私立“求实中学堂”，又有国立的“高等实业学堂”。此高等实业学堂入民国后改称“工业专门学校”，盖其内容正是讲习工矿业各门学术也。此可见当年吾父识见未有大异于时流，独以吾父为人感情真挚，一言一行之不苟乃非一般人所及耳。————漱注
[3] 先父生平言论行事极近古代墨家一流，亦似与清初之颜（元）李（塨）学派多同其主张。然实激于时势辄有自己的思想，初非有所承受于前人。————漱注
[4] 《俱分进化论》一文，我于六十年前读之深为佩服。今检《章氏丛书》内《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二可得。————漱注
[5] 此义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小字本第105页。原文略云：宇宙不是恒在而是相继；相继即无常 矣。而吾人则欲得宇宙（此身生命）于无常之外，于情乃安，此绝途也。————漱注
[6] 我对于苦乐之分析、观察、思索、体验，盖始于十四五岁时。参加辛亥革命后即结念出世，从琉璃厂有正书局觅得佛典及上海出版之《佛学丛报》读之。其时前青厂有一处图书分馆亦藏有佛经，恒往借读。凡此处所述早年出世思想，具见1914年夏间所撰《究元决疑论》一长文。此文先刊出于商务印书馆之《东方杂志》，后收入《东方文库》为一单行本。————漱注
[7] 此处所引古语，均出《孟子》书中。形色指身体说。人类生命托于大脑特别发达之身体构造而有其种种活动；凡天赋之性能（不断成长发展的）即在是焉。大脑者，人心之所寄；而一切性能则统于人心。人所区别于禽兽者，从其见于形体构造上说是很小的，从其无形可见之心理性能上说，则似乎不大，却又是很大的。说区别不大者，人与禽兽的生活讵非同趋于为生存及传种而活动乎？又说很大者，人心超卓于其身体而为之主，禽兽却不足语此也。然人心之超卓于其身体，只是其性质上之所可能 ，初非固定如是；在一般人（庶民）的生活上，其流于“心为形役 ”者乃是常事，曾何以异于其他动物？大约只有少数人（君子）不失此差距耳。真正充分发挥人类身心的伟大可能性（伟大作用），那就是圣人。近著《人心与人生》说此较详，可参看。————漱注
我早年思想演变的一大关键[1]
往年旧稿有《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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