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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王朝恢复了。幸运的刘秀现在当上了皇帝（光武帝），在执政的三十二年间（公元25——57年），他将致力于为自己的国家修复战争创伤，并重建中国在东亚的霸权地位。
在过去那些动荡年月，中国很自然地丢失了她的很大一部分外国属地。暴动是有传染性的，一些依旧保持忠诚的领地，在动乱期间也成了迟来的反抗中心。印度支那的安南人之国就是这种情形。在当时，该国只包括东京（Tonking）和顺化以北的安南（Annam）。现代安南的中部及北部各省，当时还处于马来——波利尼西亚人统治下。而且，安南人事实上仅占据了东京湾三角洲及安南北部沿海的狭窄地带，因为本质上说，安南人是这一海岸的稻田耕种者————这种生活方式将他们与同一种族的邻居芒族人区分开来，后者是林木繁盛的内陆山地中之猎人。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令安南人与汉人走得更近，因此当大约公元前110年，汉人开始统治这个国家之时，后者就以一种温顺的方式接受了。在清化（Yhanh-hoa）的墓葬群中，同样的地点既可以看到原始安南人的印度尼西亚式用具，也能发现纯粹的中国式物件。不过，在公元40年，作为一系列中国统治失误的结果，安南人在两位女英雄的鼓舞下，摆脱了中国的统治。这两位女性在以后的当地传说中得到颂扬。光武帝将平定叛乱的任务交给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将军，他叫马援。印度支那海岸是中国航海家们在那个时代能够到达的最远地点，而马援在此开创的辉煌业绩，为他赢得了“伏波将军”的名号。马援于公元42年到达东京，并在次年年初平定了安南人叛乱。传说广南（位于土伦地区）竖立起的一根铜柱就是他所为，以此标明中国领土与安南未开化之地的界线。
公元45年，马援从印度支地赶赴帝国的另一端，为的是驱逐蒙古的匈奴人，以及其他突厥——蒙古部落，因为他们将游牧生活方式向东传播，一直渗透到了大兴安岭。之后不久，匈奴内部发生了分裂。公元46年，上亚细亚发生了一起旱灾，形势特别严重，以至于之后三年中，没有任何植物存活的迹象，一半的牲畜，甚至一些牧民自己都因饥饿而丧命。正如匈奴人中一再发生的那样，饥荒过后，内斗随之而来。公元48年，内蒙古的游牧民起来反抗统治着鄂尔浑河上游地区的首领，并承认了汉朝的宗主权。作为盟友，他们沿鄂尔多斯河套的边境地带落脚，以守卫当地的那段长城及黄河。只要汉朝能够维持其至高地位，这些匈奴同盟者就会一直对汉人效忠。这种局面持续了两个多世纪。就这样，到了光武帝去世之时，中国在远东的主导权已经恢复了。留给他儿子汉明帝（公元58——75年）的，是恢复在中亚的保护国体制，以最终完成其霸业。在明帝执政期间，中国一直试图彻底解决塔里木问题。
像中亚其他地区一样，塔里木河盆地是一个内陆水系区域。从天山山脉和帕米尔高原奔流而下的水道，在流入主河道塔里木河之前就逐渐消失了，而反过来，塔里木河本身，当它在罗布泊的盐碱地断流时，也几乎干涸了。但塔里木盆地却主要由一片与中原北部黄土相类似的富饶土地所构成，因此只要是可以浇灌的地方，农耕者及园丁们就会发现，自己的些许努力都能得到丰厚回报。事实上，这与尼罗河即将干枯，或者幼发拉底河在干涸过程中流经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情形如出一辙。从塔里木河两岸向后，民生缓慢地衰退，只有沿着环绕塔里木盆地的两座半圆山系才能生存：即北部的天山，及南部的帕米尔高原和阿尔金山。在那里，山坡上依然有活水向下奔流，一系列绿洲构成了农耕的最后庇护之所。从西边的喀什噶尔到东边的罗布泊，这些绿洲被间隔开来。在北边————从疏勒向东————是库车和焉耆，吐鲁番就是从这里向东北方向延伸；在南边————再一次从疏勒开始————是莎车、和田、尼雅和米兰，更后的绿洲位于罗布泊近旁。
这些绿洲的主要意义，在于以下事实：它们构成了两条沙漠驼队线路，一边是中国，另一边则是印度、波斯和地中海世界，是远东与西部之间不可或缺的交流中介。而且，这些绿洲一直得到了精耕细作，灌溉工程将它们变成了花园城市。在这里，玉米、小麦、甜瓜、西瓜、苹果、杏子、石榴和葡萄都大量生长。在这些绿洲上耕作的农民，有别于周围的阿尔泰游牧民（尽管当时他们都讲土耳其语），而更像西亚的农业居民。甚至直到今天，他们的外貌体态也非蒙古人，而是非常接近高加索的伊朗人变种。探险家李默德（Fernand Grenard）描述他们有着“浓密的黑色头发和胡须，当他们没有被阳光和风沙侵蚀时，皮肤呈白皙的蔷薇色，长椭圆形脸庞上长着精致、突出并经常挺直的鼻子，以及从不倾斜的褐色眼睛”。远古和中世纪的中国旅行家们，也为我们留下了他们的类似描写。
这一地区的考古发掘，确认了这些人种学证据，并显示，直到公元9世纪，吐鲁番、焉耆和疏勒的居民，讲的都不是突厥语，而是纯粹的印欧语言，与伊朗语、梵语和欧洲语言非常接近。
西域各国分布图
塔里木盆地的这些绿洲，对于中西之间主要通道的重要性，务必会吸引远东和亚细亚两大军事强权的注意。来自杭爱山脉的匈奴人，以及来自甘肃边塞地区的汉人，都一直在注视着这两条沙漠商路，并声明对它们的控制权。大约在公元前100年，前汉王朝治下的汉人，已经取得了对塔里木盆地诸小国的宗主权；但和其他地方一样，公元1世纪头二十五年的内战，已经让他们在盆地区域丢掉了大量地盘。
后汉朝廷幸运地拥有一群杰出的军人去收复这一地区，去“开西域”。公元73年，两位将军窦固和耿秉（骠骑将军），率领一支预备队远征军进入蒙古，并将北匈奴打得溃败而逃。为了封锁敌人的路径，他们在哈密绿洲，即戈壁西部的心脏地带，建立起了一处军事定居点。公元74年，窦固和耿秉对吐鲁番绿洲发起了一场攻势。“（匈奴）王走出门，脱帽抱马足降。”
这些汉人将领中，最为大胆的是一位名叫班超的骑兵将军。他出自一个学养极高的家庭。其哥哥和妹妹是前代史书的作者，后者还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知识女性之一。不过，班超更喜欢用武器而非毛笔来建功立业，他特别喜欢在西部的冒险生活。而且，他认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一次，班超领命率一支小分队去罗布泊地区刺探情报，他从当地国王不友好的态度中猜测，后者已经被某个来自匈奴的使节争取过去了。遇到一个土著时，他突然问对方：“匈奴使来数日，今安在乎？”此人仓皇失措，透露了全部实情。于是班超将自己的属下召集在了一起。
班超
班固，班超之兄
与共饮，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与我俱在绝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贵。今虏使到裁数日，而王广礼敬即废，如今鄯善收吾属送匈奴，骸骨长为豺狼食矣。为之奈何！”官属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灭此虏则鄯善破胆，功成事立矣。”
属下们认为，他采取行动之前，应首先征求随军文职长官的许可。这种态度令班超十分恼怒。“吉凶决于今日。从事文俗吏，闻此必恐而谋泄，死无所名，非壮士也！”他最终说服了他们。夜幕降临，狂风吹起。
超令十人持鼓藏虏舍后，约曰：“见火然，皆当鸣鼓大呼。”余人悉持兵弩夹门而伏。超乃顺风纵火，前后鼓噪。虏众惊乱，超手格杀三人，吏兵斩其使及从士三十余级，余众百许人悉烧死。
做完这些之后，班超将罗布泊之王传唤到自己面前，什么都没说，只是让他看了匈奴使者的首级。这位原本准备出卖他们的国王，怯懦地重新向大汉称臣。
在塔里木盆地南部，于阗国王也在洗耳恭听匈奴使节的教诲。这一事态同样严重：因为，罗布泊能够阻截沙漠商队的到达，而于阗控制着整个南部通道。有人警告了班超这种变节的危险，他于是出其不意地来到于阗。国王对班超缺乏尊重，因为一位与匈奴勾结的本地巫师已经煽动他反叛汉朝。“神怒何故欲向汉？”这个王室巫师宣称，“汉使有騧马，急求取以祠我。”国王被这个消息所吓住，冒昧地向班超求马。班超假装答应下来，条件是巫师应该亲自前来，以带走马匹。巫师刚一到，班超就砍下了他的脑袋并将之送给国王。后者屈服了，并交出了匈奴使节。
公元75年，塔里木地区爆发了一起反对汉朝保护国的普遍叛乱。班超被困在疏勒，而其他几位汉人将军被封锁于吐鲁番附近。他们只能靠吃装备上的皮革续命，但坚持到了最后。同时，汉朝皇室却被这些持续的战争吓住了。明帝刚刚过世，由他年仅二十岁的儿子章帝继位。朝廷颁下一道诏书，要求撤出塔里木地区。班超故意表现出服从的姿态，或者至少是一下子撤到了于阗；随后他改变了主意，从容不迫地无视自己收到的诏书，转过身来，重新在疏勒安置下来，并把在此期间表现不忠的人通通处决。同时，来自甘肃的中国军团也正在从匈奴手中收复吐鲁番地区。“斩首三千八百级，获生口三千余，驼驴牛羊三万七千头，北虏惊走。”
在给新皇帝的一篇吊文中，班超努力将朝廷的胆怯态度与他自己的对西域方针协调起来。这位汉人英雄指出，这些远方战役，固然被文人学士指责为浪费生命与财物的无用举措，事实上是一种有远见的防御政策。这是一个能否保障中原免受匈奴周期性攻击的问题：“取三十六国，号为断匈奴右臂。”他的方法是真实的移民政策：“以夷制夷”。事实上，仅仅迫使每个新近征服的绿洲提供军队，班超就能够实现对整个塔里木地区的控制，他运用这些军队镇压依旧反抗的其他区域。在他的军队中，除了少数试图在边境的多变生活中找回荣誉的冒险家和流放人员之外，真正的汉人元素可以忽略不计。他们全都生活在免遭匈奴重新入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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