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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文明是“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式大冲积平原的产物,在这些区域,天然肥沃的土壤,激发了人类的农业技能。正如早前西亚的巴比伦文明一样,东亚的中国产生了“中原”文明。

    这片大平原,从北方的北京直抵南方的淮河,从西部洛阳的大道,延伸至东部山东的山脊,覆盖面积达到12.5万平方英里以上,超过了英格兰与爱尔兰的总和。根据希罗多德(Herodotus)的说法,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而以同样方式,中原成为了黄河及其支流的馈赠。“在一个相对较近的时期————在地质学家赋予的意义上使用这一用语————这片平原还是一处海湾,浪花冲刷着山西的悬崖绝壁,而如今的山东半岛,彼时还是座海岛。”从远古时期开始,黄河就从更远的西部黄土高原,携带着庞大的泥土冲积层向东奔流,将它们堆积在这一地区,从而创造了一片令人不可思议的肥沃冲积土。作为泥沙沉积物不断积累的结果,海水被阻隔,海岸线则不断地向东后退,这一进程如今仍在继续。因此,年复一年,造成的结果就是:泥浆抬高了黄河河床,沿岸居民不得不一直相应筑高堤坝,以至于黄河到了入海口附近时,只能在远远高于地平面的水道中奔流;这种境况看似合理实则荒唐,并且极度危险。

    再向西越过中原,有大片的黄土梯田绵延,占有面积超过了26万平方英里,那条养分丰富的大河即由此流下。事实上,一种巨大的黄色土层,覆盖了这个丘陵地带。它类似阿尔萨斯黄土,是过去数千年来,被大风堆积起来的黏土、沙粒和石灰岩细粉尘所形成的大片聚合物,并通过侵蚀作用被切割成梯田。大体上说,这是一片与中原同样肥沃、同样适宜农耕的土地(当时那里并不缺少雨水),是黍稷和小麦的集中产地。最后,还有一些广袤地域,从北京到开封,再由开封到南京的周边,在那里,西北的黄土丘陵与中原的冲积土层不知不觉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整个地区中最为肥沃的部分。在这一区域,黍稷与水稻的种植结合在了一起。前者适合黄土梯田,而后者更适合于淮河及长江流域。

    伏羲女娲交媾图

    中华文明在这一区域崛起,并与农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与黍稷生产及后来的水稻种植息息相关。不为人熟知的史前若干世纪中,人们焚烧和清理覆盖西北黄土高原的灌木丛林,排干在东北部中原地带已经占据大片区域的沼泽湿地。《诗经》中的古老民歌赞美了这些劳作:“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以及“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为?我艺黍稷。”在因指导这些集体劳动而得到歌颂的神性英雄中,有一位是神农氏,他教会人们焚烧灌木丛及使用锄头;另一位是后稷,即“黍稷之王”。还有一项同等重要的贡献要归功于大禹,他是传说中夏朝的建立者。在其排水及挖沟的劳作中,大禹从水中拓展了土地,“让江河退至大海”,并增加了沟渠与水道的数量。

    在黄土地区和中原,汉人的祖先从事农业劳动,过着定居生活。这种方式将他们与其他部落区分开来。后者还继续以游牧和打猎为生,要么游荡于陕西和山西北部的辽阔草原上,要么生活在淮河与长江流域的泥泞丛林中。这两类人很可能属于同一种族血统。设想他们存在种族差异,甚至假设后者是某些原始中国人种的移民————有人说来自中亚,都是没有合理依据的;而且这些“野蛮部落”,环绕着远古中原的狭窄领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自己注定要采用汉人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从古风时代末期开始,这些部落逐步抛弃了自己的游牧方式,并转向农耕生活。(在长江下游的游牧部落中,这一转变是自然的。)越南北部同样如此。如果说安南人和他们的近亲芒族人有所不同,是因为安南人成了沿海平原稻田的耕作者,而在内陆森林中,芒族人并没有去尝试学习任何农耕方法。

    在同一地区里,古风时代的中国农民,生活方式与今人并无多大差别。在大平原上,他们住在土屋之中(砖是后来才使用的),房子通常无法抵抗季风雨冲刷及侵蚀性损坏;而在黄土高原地区,农民则居住于在峭壁一侧挖出的洞穴中,如此一来,田地就会悬于农舍之上,而洞穴的通风口有时就会奇怪地通到了耕地中间。养蚕业的历史也很悠久。如果我们能相信《禹贡》(大约公元前7世纪)中所采用的经济地图,那山东及周边地区就很可能一直是“桑树之地”。除此之外,传统上一般认为,神话中“三皇”的第二位,即传说中的黄帝,他曾亲自教汉人养蚕抽丝,并用丝织品取代他们由稻草或者野兽皮毛做成的“野蛮”服装。最后,似乎从远古以来,汉人农民就一直从灌木林和沼泽地中开垦土地,为的是自己征服的区域能采用一套精耕农业制度,直到今天,这种制度在其后代中依然有效。有人曾写道:“中国的农业,只不过是大规模的园艺业。”我们可以补充说,在汉人的发祥地,无论是黄土高原还是中原的冲积地,都难以找到真正的林地。无论在哪里发现森林,他们都不会喜欢。华中和华南原本都是林区,汉人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实现了殖民。他们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之后,就有组织地砍伐林地,其数目远远超过了自己直接的燃料需求。他们也无意对山丘做进一步开发,就让它们光秃秃地待在那里。因为,汉人一直是由西北的梯田或东北绵延的大片低地哺育的,他们根本不愿意在高地上生活。如此一来,平原上的黄土就一直发挥着塑造汉人的作用。

    没有谁的生活比中国农民更加勤劳辛苦的了。虽然汉人有着坚韧顽强、不屈不挠的耐性,黄土高原和中原大地有天然沃土,他们终究还得听任大自然的支配。在饥荒岁月里,黄土地带会受到可怕的饥荒威胁;而在中原,尽管因为有季风雨,旱灾的威胁较小,但黄河会带来洪涝灾害,并引发可怕的流民问题。汉人对他们所称的“河神”,怀着一种迷信式的惧怕,证明了河水沿岸居民对其未驯服的“邻居”心存恐怖。为了安抚河神,汉人习惯于定期献出童男童女作为贡品。这些大片低洼地中林木的缺乏,导致了对水旱灾害的防护不力。当地的农民,相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同行,都要更加勉强地依赖土地。他们的日常生活,因此受制于季节的变迁。

    黄帝

    炎帝

    相比其他任何农业社会,汉人的乡村生活被分成了两个更为明显的不同阶段:从春季到秋季劳作于农田里,随后于冬季守在室内;到了春分时节,冬季数月里一直置放于田间的“禁令牌”被立了起来。还要进行一种最为重要的仪式,即“圣田”的首次耕作,由国王亲自庄重地完成,以为土地“驱神”。春分预示着土地的肥沃,也预言着种族的兴旺。在“燕子回归之日”,冬季被禁止的婚礼,这时候就能恢复进行了。在乡下,“随着初雷乍响”,农家少男少女们聚在一起,唱起情歌,并在田地中交流:

    溱与洧,方涣涣兮。

    士与女,方秉蕑兮。

    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

    洧之外,洵訏且乐。

    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在秋分时节,庆祝完丰收盛典之后,村民们封闭的冬日生活就开始了,在此期间,妇女们将全部劳作时间都用于纺织。

    可以看出,农民的生活模式严格地追随四季循环。中国人最初关于宇宙的概念,特别是将事物分成两大类别的最早“分类法”,很可能就源于这种一致性。直到今天,二分法依旧无一例外地支配着中国的所有哲学学派。在人类社会早期,农民生活被严格划分为封闭的冬季时期,此时女性的工作占主导地位(它是纺织者的季节);以及农业劳作时期,主要由男性来承担。根据类似的区分方法,万事万物都可以划分为两种性质或状态:阴,与阴影、寒冷、收缩、潮湿及女性相一致;而阳,则与明亮、炎热、扩张、干燥及男性相对应。这两种原理,就像它们似乎要模仿的季节阶段一样相互对立,同时又相互变更、相互作用并相互转化。两者之间的相互依存,亦或负责它们交替与变化的规则,就是宇宙和社会的秩序。如果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它就是“道”————这个中心概念,构成了之后一切哲学学说的主旨。

    原始的中国宗教,其最初的目的就是确保四季循环与农业生活的周期相一致,或者,就像后来所说的,天人合一。仙界的秩序由皇天————也被称为上帝————来维护,他住在大熊星座。人类秩序以同样方式由国王来保证,为达到这一目的,他被授予“上天之指令”(天命),并让自己成为了“天子”。为管理农事而调整历法,用必要的祭品及与至高皇天相协调的仪式活动,来庆祝四季的到来,都是国王的职责。在其最高祭司的角色中,国王的首要义务就是主持迎接新年的典礼,通过献上一头作为燔祭的红色公牛,向皇天祈求春天到来。紧接着就是耕作圣田,这是农业劳作开始的信号。在夏季的第二个月,国王要再次进行献祭兼带求雨,如果没有成功,随之而来的就是处决所有的巫师和巫婆。这些人将被活活烧死,因为他们的咒语被证明是无效的。最后,在冬季即将到来之时,国王要主持弃田仪式,随后带着祭品返回冬季的住所(与古罗马的Suovetaurilia仪式类似),此次的牺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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