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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作对联
小的时候，大人（主要是几个哥哥）经常讲对联。我也学了背对联，背的多半是曹丕的。到北京后，也喜欢作对联，特别喜欢把朋友们的名字嵌入对联，有时也因此得罪人。
梁思成、林徽因和我抗战前在北京住前后院，每天来往非常之多。我作了下面这一对联：“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思成听了很高兴，说“我就是要做‘梁上君子’，不然我怎么能打开一条新的研究道路，岂不还是纸上谈兵吗”？林徽因的反应很不一样，她说：“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事可做似的，我还有好些事要做呢！”我鼓掌赞成。
我也给老朋友兼同事吴景超和龚业雅夫妇作了对联。上联是：“以雅为业龚业雅非诚雅者”；下联是“唯超是景吴景超岂真超哉”。这里上联不只是拼凑而已，也表示我当时的意见。
金岳霖手迹。
这就追到唐擘黄先生同我的讨论。30年代相当早的时候，唐先生同我从晚8点开始讨论“雅”这一概念，一直讨论到午夜两点钟以后。我们得出的结论只是这东西不能求，雅是愈求愈得不到的东西。不知道唐先生还记得否？
以上说的对联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不只是口头上说说的也有三次。一是送沈性仁女士的：“性如竹影疏中日，仁是蓝香静处风。”另一是送清华建筑系青年讲师的：“修到梅花成眷属，不劳松菊待归人。”第三次就是前面提到的给毛主席祝寿作的“以一身系中国兴亡，入此岁来已七十矣；行大道于环球变革，欣受业者近卅亿焉”。
好了，我又想到过去的一副对联。太平军革命失败之后，曾、左手下的武官也发财致富了。自项羽、刘邦带头后，衣锦总是要还乡的。这些还乡的武官都成为乡下的大地主，这也就产生了一些专门“敲竹杠”的落第文人。这些文人自备抬着走的轿子，他们到了地主家，抬轿的人就走了，地主就得招待他们。有一个自称为流落在湖南的湖北江夏的文人，到了一个大地主家，抬轿的人走了，他就坐在轿子里，要求会见主人。主人见了他之后提出上联说：“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先生来江夏，还算第一，还算第二？”那位“敲竹杠”（现在记起来了，那时叫“打秋风”）先生对曰：“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后，游士本儒人，亦不在前，亦不在后。”
英文也可以作对联，张奚若和我是好朋友、老朋友，但是有的时候也吵架。有一次话不投机，争论起来了。我说他真是Full of pride and Prejudice，他马上回答说：你才真是devoid of sense and sensibility。这两本书，我只喜欢P and P。
我喜欢山水画
我喜欢中国的山水画，其余的虫鱼鸟兽（齐虾除外）等我都不喜欢。我欣赏以大观小的原则，在画上执行这个原则就是怎样留空白的问题。我认为这是布局中最大的问题，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因为比起来次要就不必提了。解放后，我当心山水画后继无人了，哪里知道这完全是杞人忧天。我认为，解放的时间虽不长，然而伟大的山水画已经画出来了。前些时我欣赏钱松喦先生的《密云水库》，最近我认为陈徽先生的《蜀江烟雨》更是伟大。直到现在，我天天都要看看这张画。说的是报纸上剪下来的照片，尽管是报纸上剪下来的纸片，然而我看时仍然是最大的喜悦。这些时候天天如此，真是百看不厌。
留空白不是简单的事，在能者手里有非常之灵巧处理的办法。
齐白石像。
齐白石（1864——1957），20世纪中国杰出画家，世界文化名人。
金岳霖喜欢中国山水画，除了齐白石画的虾以外，虫鱼鸟兽等，他都不喜欢。
《人民日报》上印出戴慧文先生的木刻《晴雪》。我谈的是照片，不是木刻本身。照片就是一张印出来的画。作为一张画，它也有空白问题。奇怪的是它堆满了画，可是我看了又看，并不感觉到挤。黑白两颜色虽然是接连的，然而从观看者的感觉说，两山相隔至少也有几十里路。真是不画空间或不刻空间，自有空间了。多灵呀！
报纸上登了一些无山的水乡画，我剪下了两张。一张只有房子没有人，另一张有许多人在工作。头一张水乡画给人的印象很特别，我一想就想到那是地主的水乡。地主早已不存在了，可是我想到的仍然是地主的水乡。不但是地主的水乡，而且想到黄公望、黄鹤山樵、倪云林、沈石田、文徵明等，这又给我很大的愉快的感觉。尽管如此，这个水乡仍然是死的，水是死水。
另一张完全不一样，在水上或水旁的是劳动人民或小资产阶级，他们都在工作。这张水乡画充满了紧张气氛，画里的人都在劳动，他们当然也都是活泼泼地生活着。这张水乡画是活的画，水乡是活的水乡，水也是活的。
在报纸上我也剪下了一张可以说是完全宁静的画。画面是一湖水，远处有山，水上有两只渔船。这张画宁静得很，似乎可以听见下雨的声音。印象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味道。
我还剪下来黄树文先生画的《湖岩春色》。这张画给我的印象是，它完全忠实于它的对象。它是用笔墨把肇庆的风景画出来。从前对于人物有所谓“画影”（不知是否此两字）？我的父亲曾照过相，可是，他死后我母亲曾请人画了一张他半身官服的像。这张画是忠实于父亲的形象的。我的印象是黄树文先生的《湖岩春色》画的是肇庆的风景。不知对否，但是我的印象是这样的。从前有副对联说：“春水船如天上坐，秋山人在画中行。”看了黄先生的画，我也在画中行了。
在站立和走路都不方便之后，我没有努力克服困难，政治活动参加得越来越少，思想也越来越落后了。在这种情况下，参观画展这样的事情也就提不上日程上来了。
在艺术方面，中国对世界文化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山水画。古人论山水画，确实有许多玄学。我认为，这许多玄学与山水画都不相干。这不是说山水画没有哲学背景或根源，这个背景或根源就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个哲学有弊，也有利。弊很大，克服天地的能力小了。但是这个哲学也有有利的一面，它没有要求人自外于他自己的小天地（天性），也不要求人自外于广大的天。“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这位童子对于他所在的山何等放心，何等亲切呀！比这更好的例子一定很多，不过我读的诗极少，想不出更好的例子而已。
我个人对山水画也是有偏爱的，来源主要是邓叔存先生。他收藏的画非常之多，山水画尤其多。我一有机会就到他家看山水画。故宫也有好些水印出来的古画，我也有，现在遗失了。邓先生懂山水画，如请教的话，他也乐于讲解。看来中国山水画和西洋的山川风景画不一样。它没有西洋画的“角度”或“侧画”，它有的是“以大观小”。叔存先生送给我一张他自临朱德润的山水画，这张画就是很好的以大观小的例子。我在夏天仍然挂着它。他讲南宗、北宗，自己倾向南宗，喜欢用笔的中锋，喜欢写画，不喜欢画画。他对画有这样的要求，我也跟着有这样的要求。这是就画本身说的。
山水画的中心问题是意境。这里看来有一个哲学问题，我没有很好地思考过这个问题。我的初步看法是，一张画可能有两方面的意境，画者的意境和看画者的意境，二者完全符合恐怕很少。我们最好用钱松喦先生的最近的伟大的作品为例。
上面既然提到钱松喦先生，我要借此机会表达我的敬意。我头一次看见他的画的印品，是在《人民画报》上，画的是密云水库。我看了那张画，也就看见了劳动人民的伟大建设，既有长城，也有帆船乘风远去，既古老而又崭新，高兴极了。可是那张画远远比不上最近为了庆祝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而画的《山欢水笑》。我认为，这张画不是中国山水画的最高峰，也是顶峰之一。当中国的劳动人民举国同欢的时候，山山水水也沸腾起来了。这就是这张画的伟大意境。仅仅有了伟大的意境当然还不够，还要看画得怎样，执行得怎样。钱先生的执行也是头等的，也应该说是伟大的。先讲笔墨吧，钱先生没有把大块的墨汁涂在纸上，看来整张画是用笔的中峰写出来的。画中的空白怎样处理的呢？它既是空白，又是画，好些画家都能够这样用空白，钱先生所留的空白是水蒸气似的泡沫的飞扬。瀑布的声音虽大，若没有泡沫的飞扬，腾欢的气氛仍然得不到。声音靠瀑布，声势靠所留的空白。空白的意义和作用就和画家普通所留的空白大不一样了。最后，还要提一提那几只鹿。鹿在古时一直象征君民和睦，现在当然没有什么“君民”了。但是最高层的领导和最低层的干部，比起古时候要配合得多、密切得多的共同奋斗，才能得到预期的结果。说了上面一大堆的话，只表示我的学习而已。
现在提一提作者的意境和看者的意境问题。一张山水画是一件客观事物，它对作者和看者说是一样的。但是，意境可不一定，它很可能完全不一样。画与意境的关系有点像语言与思想的关系，不过一般地说，除文学作品之外，要复杂得多。画者的意境看者可能得到，也可能得不到；不能得到时，仍然有看者自己的意境。作者的意境因画已经画出，好像已经摆出来了，推动他画的动机也已经实现了，他没有什么话要说。看者不同，他没有画，可是他有意境。看者之间，可能因意境的不同而引起意见的不同，也可能因意见的不同而发展为争论。显然，这是好事。这很可能引起画家的努力，使山水画来它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这样中国山水画就得到复兴。
我对古树有兴趣
对于古物，一般地说我的兴趣非常之小；对于古人，有些我有很大的兴趣，包括汉武帝、汉光武和唐太宗，对武将的兴趣可能大于对文人，对孔子一点兴趣也没有。可是对于现在还活着的个体古物，兴趣很大。我说的是树，不是活的火山那样的东西。
头一类我注意的古树是银果树。北京有一棵相当大的银果树，在潭柘寺。现在到潭柘寺去很容易，可惜我不能去看它了，想来它仍然健康地存在。另一棵在山东莒县，有照片。据说还有一棵在日照，没有看见过照片。南方有没有同样大的，不清楚。
中国最古最大的树在台湾，它是红桧树。照《辞海》的条文说，它的尺寸如下：高58米，直径6．05米，按直径计算，身周应为20米。这确是庞然大物。年龄在3 000年以上，在孔子活着的时代，它已经是古树了。就现有知识说，它是中国最古最大的树。
湖北的神农架有很古的树，有些也是很大的，例如铁杉树。有一棵高46米，直径3．38米。这也就很大了。这种树在湖北还不少。别的地方多不多，不清楚。它有一特点，它的分枝向外伸时，同时也向下伸。这，我不觉得难看，反而好看。它有点像人伸出胳膊似的。南方樟树很多，也有很古很大的。有一位向昌明先生说，“湖南会同县有一棵樟树高40米，胸围13．1米，直径应为4．12米”。根据尺寸，这是特大的树。据向先生说，这棵树一百多年前已经上了会同县志。可见很早就有人注意到它。樟树不是长得快的树，曾有人要把它砍掉，万万砍不得，应该承认它是国宝，同时它也是现在所知道的中国的第三棵大树。
离这棵樟树不太远的地方，广西龙州县有一棵“橡树王”，高达12层楼那样高，胸径2．96米。橡树是硬木树，长得慢。它能够长到这样的尺寸，应该承认是很少见的。
最后，我们提到中国第二棵大树，它是西藏林芝县的一棵柏树。柏在中国是一种常见的大树，北京公园见到的就不小。山西的那棵“秦树”已经是少见的大柏树，可是，远没有林芝县这棵大。林芝这棵高52米，胸径4．5米，胸围14．2米。它是现在所知道的中国的第二棵大树，可是年龄没有估计，但是一定很古，它也是长得慢的树。
1961年，金岳霖（右二）等人在黄山留影。
松与柏是经常并提的。我没看见过，也没听说什么地方有特别大的松树。古的可能有。北海前面的团城里有一棵白皮松，可能相当古了。有人曾说，白皮松，皮愈白，树也愈老。有没有根据我不知道，如果对的话，方才说的那棵就很古了。它不只是白，而且很美。“松年”有长寿的意思，但是究竟什么地方有两三千年的古老的松树呢？
我喜欢栀子花
多年不同花打交道，也没有从前玩花的条件；怕想它，也就不想它了。其实，从前我也没有玩花的条件，我不是房产或地皮所有者，因此对有些心爱的木本花，住在北京的人是没有办法的。例如，昆明龙头村李老师的那样的大红茶花树，在北京是无法养成的。邓叔存先生在安徽的老家，也就是邓完白先生在安徽的老家的黄梅树，在离家四十多里远的地方都可以看得见的，在北京也是没法办到的。我还有相当悲哀的经验。我在花市上买到一棵荷花玉兰，是盆中长大的。北京的玉兰是酒杯玉兰，花是酒杯形的。荷花玉兰形似荷花，叶的特点是面绿底棕色，香有acid的感觉。这盆花的问题是盆太小，树太大了。我想最好的办法是种在清华图书馆前面。有位姓金的馆员反对，理由是挡住了阳光，不能工作。有道理，没办法。看来在盆养的条件下，荷花玉兰迟早总要死去，不久也死了。
栀子花是我最喜欢的花之一。在南方因易活而贱，在北京可不容易养。它喜欢酸性的水和土，而这又是北京所不容易办到的。北京的水土都是碱性的。几个月之后，花叶就变黄了，花也不开了。茶花在北京容易活，可是不能在室外过冬，也就不能成大树。黄梅在北京易活，也可以在北京露天过冬。据说原在西城的广济寺就有两棵露天的大黄梅，但是我没有去看过，不敢肯定。我从前有两大盆，冬天开花时都是由两个人抬到客厅的。牡丹除姚黄外，我并不喜欢，而姚黄我也只喜欢起楼的或双层的。我买过一棵姚黄，有花房的时候好办，不然事就多了。在北京能把箭兰养好，那就是养花事业的大成绩。
我不是研究植物的，不敢说花有无社会性，但是种和养都是有社会性的。现在可能还有人住平房，平房将来总是要被淘汰的。私人不可能养木本花。木本花归国家后，养花事业会更加发达。北京可建好些花林，如玉兰林、海棠林、丁香林（紫白都有）、黄梅林（北京露天安家还要花工夫）。每一林区都要夹杂地种些紫藤，搭起棚架，俾游人喝茶休息。有些“林丁”（即办事员）同时是警察，折枝应成为犯法。
北京没有露天的大红色的花。我们应该请植物学家想办法让云南大红茶花和石榴花逐步北移，移到北京来。
北京有一种花不太大、色也不太红的海棠花，颐和园乐寿堂从前有两棵，很好。旧燕京大学西门对过的吴达铨花园里有几棵很好的海棠，不知道现在还在否。中山公园的海棠从前是不够理想的，现在怎样不知道。无论如何北京应该有海棠林。黄刺梅应保留，不要太多，小孩可能碰出毛病。榆叶梅，花不易落，容易变黑，可以淘汰。花的形只能用花形本身来形容，例如起楼的姚黄形或多瓣大花形，如云南的茶花形。用普通的“四方”、“三角”来形容花没有什么用。色不同一些，普通的字用处大一些。英国人的宝贝叫做Rose的花，北京叫做“月季”，不是玫瑰，后者是京西妙峰山产的那样的花。我曾有过两盆很好的月季花，开花时我曾把它摆在睡房里。这办法不卫生，不要照办。那时比较难得的是黄的，现在这花养的人多，黄的可能不少了。虽然是木本花，然而是盆景，现在楼房条件下仍可以养。
1982年，金岳霖（前中）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同事们在一起。
后排右九为金岳霖的学生、本书的整理者刘培育。
花的色主要是红、黄、白及深浅方面的变化。有绿牡丹，我所看见的只略有绿意而已，并不真绿。有黑牡丹，据说从前的崇孝寺有很多。中山公园有一棵名叫众生黑，名字为什么带佛教味，我不知道，颜色只是深紫而已。我看见过的真正的黑花是在蜀葵上生出的。蜀葵的茎相当粗，也相当高，但是它是一年生的，应该是草，只是又高又粗的草而已。
花的很重要的一方面是香，可是形容起来很不容易。上海从前有些女人头上喜欢插几朵白兰花，人们习惯于把那些女人的俗气转移到花上。这不是“不白之冤”，恰恰是“白之冤”，白好像也俗起来了，白兰花的香好像也俗起来了。香不可俗，也不能雅。
这涉及箭兰。你把箭兰摆在旮旯里，你走到它的旁边，左闻一下，右闻一下，它不理你，只好回到座位上去；这时忽然间最美妙的香味来了。这香也不能说“雅”，最恰当的字是“幽”或“清”。
在楼居条件下不成大树的木本花仍然可以养。月季就有人养，据说黄的已经很多，我听了很高兴，当然大红的也很好。只要有高脚瓦盆，姚黄牡丹也可以养。云南的大红茶花也容易养，只是高大了，仍不能立地顶天。
从前秋天有菊花。这种花是我们的祖宗花了很大的力量，并且用很长的时间培养出来的。若提万紫千红，万黄千白，只有这类花能担得起。我同它的接触是偶然的。清华从前有一位学监杨先生，他的一个大兴趣是种菊花，并且每年秋天他都有一个小型展览，我每年都去参观，有时他也参加大的展览会。杨先生有培养菊花的嗜好。他在清华大学工作，又得到培养菊花的场地这样一个优越条件，所以他能做出很大的成绩。看来菊花事业也要公家来办理才行。
前清末年曾有过要唱清国歌，选清国花的问题。前清国歌定了，我也唱过，现在只记得头两句：“乌万斯年，亚东大帝国……”选国花不知道干什么，可能是制定国徽，无论如何要的是国花。我们现在没有国花问题。但是从我们一些人所爱的花说，我认为它是玉兰，酒杯玉兰，不是荷花玉兰。树也有类似的问题，同我们的历史纠缠得最多的很可能是银杏树。我们也没有国树问题。但是就我们看见树就好像看见了我们的古史时，我们也会是看见了银杏树，而不是什么别的树。作为树，银杏最能代表我们的国家。澳、新地区曾以桉树送给我国，这次总理访澳、新时以银杏回送，这是最妥当的事。
斗蛐蛐
斗蛐蛐（或斗蟋蟀）是中国历史上人们广泛地进行的游戏，我参加过这种游戏，这游戏涉及高度的技术、艺术、科学，要把蛐蛐养好、斗好，都需要有相当的科学。头一个好蛐蛐，我听见形容过的是萍乡煤矿局的职员养的，当其时有人形容它说：“它是乌鸦全身黑，好似恤侯张翼德，千员战将不能当，大小三军皆失色。”当时的想法是先打长沙。长沙攻下的话，不在武汉停留，直下上海。当然没有能够执行，财权和蛐蛐所有权的阻碍都很大。“英雄无用武之地”，不只是人有时的悲哀而已，蛐蛐————特出的蛐蛐，也可能有类似的遭遇。在北京，头一次养蛐蛐就得到一只红牙黑蛐蛐。它不算大，只有九厘八。可是，在试斗的头一天，它一口就打败了一个一分重的翅子（这是不应该的，应该完全分量平等）。不是乱斗的话，这个蛐蛐是有相当好的前途的。
1938年，金岳霖（右一）与梁思成、林徽因、陈岱孙等友人在昆明西华亭内住所。
次年又看见了一只很美的蛐蛐，是一个知识分子样子的青年拿了一只油光四射的黑蛐蛐，问我买不买，他要15块钱。我没有买，我疑心那是一条人工蜉出来的蛐蛐。究竟是否如此，不敢说。
我养蛐蛐的时候，传说余叔岩先生有一条一分六的大蛐蛐。一分一二已经了不得，何况一分六。这样大的蛐蛐得配对来斗，至少在北京是不可能的，它有点像印度人的大白象，非常尊贵，可是毫无用处。假如余先生有今天的飞机之便，他的大蛐蛐可以打到上海和广东，也可能成为中国那一年的“全国蛐蛐大王”。
车是极端重要的
下面我要谈谈我所接触到的北洋军阀时期的小京官的生活，“接触”当然只能是极小、极小的面。
头一个是陆小曼的家庭。她的父亲是财政部的左右丞之下的小官。家里有一匹马、一辆四方的马车，这就是说，已经不是骡车了。母亲身体短小，能说会道，父亲不大说话。家里还有一个年轻的新姑娘，是预备作亲的。在徐志摩追陆小曼之后不久，新姑娘被解放回家了。
另一家是外交部的小官唐在章家。唐在章的两个哥哥，可能都是相当大的官。他的太太也是当时的有名人焉，好像还参加过民主革命。她是很能干、很有见识的人。家里有三个小孩，大姐、二哥、小“老薛”，为什么叫“老薛”？直到今天我也不清楚。
我和这一家的朋友关系时间长了，现在和“老薛”仍然是隔些时总要见几次面的老朋友。
徐志摩与陆小曼在公园中游玩。
陆小曼（1903——1965），画家，1926年与徐志摩结婚。
北洋军阀时期，陆小曼家里有一匹马、一辆四方的马车。
唐在章曾说我是她最老的小男朋友，我听了高兴极了。友谊的开始也很特别。小孩总是要听故事的，我那时能讲的故事最方便的是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这可合他们的口味了。我没有记住讲的次数，总是不少的。
唐家很可能有一辆汽车。有一次唐在章先生约我到他家吃午饭，他是坐汽车来请我的。但是，是自备的汽车，还是临时叫的就不知道了。
在对这两家的介绍中，都着重地介绍了这些京官的车。在北京，车是极端重要的。从交通工具与速度说，面积如此之大的现在的北京市，比起封建的清朝末年的北京城可能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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