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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各朝代政权的转移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传说中的尧、舜为典型的，称为“揖让”；另一种是以传说中的汤、武为典型的，称为“征诛”。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这两种形式的结合。从革命军这一方面说，它是用武力把清朝皇帝和几千年的帝制打倒的，这是“征诛”。从袁世凯这方面说，他是接受清朝统治者的命令组织政府，这是“揖让”。这种“揖让”和“征诛”相结合取得政权的方式本来是不彻底的，所以，虽然从武昌起义到民国成立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快固然是快，但革命是不深入的，其不能持久也是必然的。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一整套完全新的哲学体系。在它的指导下，中国的无产阶级觉悟了，成为一个“自为”的政治势力。中国无产阶级成立了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个时期有两个大问题：
第一个是同盟军的问题。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有一个农民起义的传统，有些朝代就是被农民起义所推翻的。农民所用的夺取政权的形式，就是上边所说的“征诛”。但农民是地主阶级的一个对立面，并不代表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因此也不能创造新的政治形式。旧的朝代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的朝代，原来的农民起义领袖成了新朝代的皇帝。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农民起义的领袖篡夺了农民起义的果实，其实这不是篡夺，而是势所必至。到了20世纪初期，世界和国内形势都已大变，袁世凯还要称帝，这就不是势所必至，而是倒行逆施，自取灭亡。
无产阶级和农民都处在旧社会中的最下层，这两个阶级是天然的盟友。在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时候，所谓“绅”就成为革命的对象了，这就是所谓“土豪劣绅”。
在西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没有同盟军这个问题，因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集中在城市，工人也有人权，受法律保护，资本家可以在经济上剥削和压迫工人，但不能用非法手段在政治上迫害工人。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的设想，工人在平时用合法的手段，如罢工之类，和资本家进行斗争，一旦时机成熟，就发动武装暴动，一举而取得城市，由城市推及全国，建立全国性的政权，实行社会主义。可是中国的形势就不同了。在二三十年代，统治中国的是大大小小的军阀，他们既不讲理，也不讲法，而且掌握了整套的国家机器，对工人和劳动群众可以为所欲为。当时领导共产党的教条主义者，在城市开展工人运动，这简直是自我暴露，不但劳而无功，甚至使共产党的组织在大城市也不能存在。毛泽东提出和制定了工农联盟、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和政策，使党的组织下乡，找到了天然同盟军，结成工农联盟。农民本来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这样也跟着共产党代表新的生产关系了。共产党得到农民起义的支持，如虎添翼；工农两个阶级互相支持，相得益彰。终于打倒了军阀，赶走了帝国主义，建立了新中国。
这不仅是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大贡献，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大贡献，由此建立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既然是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那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了。
同盟军的问题解决了，继之而起的是社会性质的问题。按教条主义的说法，中国革命既然由无产阶级领导成功，成功后的中国社会当然是社会主义了。但实际上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商品经济，而当时中国的经济基本上还是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在这种经济基础上面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吗？在2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就已经看出这个问题了。他看出了这个问题，但没有提出正确的解决方案。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欧的几个国家的革命，也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它们的经济也比较落后，基本上也没有进入商品经济。列宁、斯大林看出了这个问题，就不称这些国家为社会主义，而称它们为新民主主义。就是说，这些国家要经过一个“过渡阶段”才能进入社会主义。在这个过渡阶段中，由他们本国自己的无产阶级领导，实行民主主义。因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称为新民主主义。中国共产党也赞成这个理论，实行这个方针政策，在当时也自称为新民主主义社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第一次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达成了一个协议，称为《共同纲领》，实际上就是临时宪法。其中规定五种经济并存，称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当时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得到全国人民的信任，其威望之高，是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所未有的，这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结果。
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不幸出现了“左倾幼稚病”。有这种病的人认为共产党已经掌握了政权，中国社会已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了，用不着新民主主义阶段。他们认为，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既然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有反作用，共产党就可以用它所掌握的政权，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来几个“大跃进”，中国社会就不仅是社会主义，而且是共产主义了。共产党领导农民办起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刮起了“共产风”，公社的社员在本公社的食堂中“吃饭不要钱”，社员的生老病死都由公社包了。这种“左倾幼稚病”越来越厉害，不久就成为极左思潮，表现为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社会几乎陷入到全盘崩溃的边缘。当时仍然以马克思主义为号召，但是极左思潮所讲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仅是“空想”的共产主义，而且是反历史的“共产主义”。
“文化大革命”也不能说没有“作用”，它把极左思想推到荒谬的地步，把它的危害性完全暴露出来，使之家喻户晓。在毛泽东去世后一个月，党中央消除了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进行拨乱反正。拨乱者，即拨极左思潮之乱；反正者，乃反新民主主义之正。
第四节“以夷为师”（向西方学习）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不仅大惊不已，而且大惑不解。在此以前，中国闭关自守，妄自尊大，自称为“天朝”。对中国以外的地方，均视为“夷狄”，为文化所不及。何以“天朝”竟败于“夷狄”之手？然而，失败总是失败，对于这种事实，中国如何应付？开明的中国人都以为应该向西方学习，“以夷为师”。但是，对于首先要学习什么，人们的意见各自不同。有的人认为，首先要学习西方的兵器；有的人认为，学习西方的工业，当时称为“实业”；还有的人要学习西方的政治；有的人要学习西方的宗教。最后，人们提出要学习西方的文化，具体的内容是民主与科学。人们认识到这里，新文化运动就开始了。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没有人不承认科学的重要，但对于什么是民主，还没有一致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