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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人的资料；博克瑟的《兴衰》在研究与郑芝龙的关系方面也很重要，奥斯特霍夫根据荷兰的档案材料，提供了有帮助的概括。坎贝尔的研究和译文集中讨论了荷兰人的传教活动，但这些活动的对象是土著居民，而不是中国殖民者。谢泼德、曹永和等人把荷兰殖民时期置于中国殖民早期史的更长时间跨度的背景中进行考察。根据维尔霍文、威尔士，以及“西班牙文献……”研究了西班牙人在台湾北端的出现。
本章只是粗线条地论述了明代中国传教活动的出现，而重点放在传教活动与明代官场的相互作用，以及传教士参与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活动等方面。它并没有致力于讨论文化方面，即罗马天主教与中国民俗和精英文化之间的关系。在敦约翰的《巨人的时代》中，在罗南等编的论文集中，以及在《明人传记辞典》外国人的条目中，人们都可以找到了解关键人物、重要事件的资料及研究和记载的指导。斯坦达尔特对杨廷筠的研究为查找资料和进行研究提供了极有帮助的指南，并且是一个既精通明代思想史、又通晓天主教神学和布道学的学者所出成果的优秀榜样。
根据明代国家观点，与海外欧洲人关系的最重要的方面往往是外国人建立的与中国皈依者、商人、海盗等人物的联系。欧洲的记载则明确地指出，事实上海外的华人在晚明充分参与了建立南中国海世界的活动。因此要增加明代与海上欧洲人关系的了解，往往必须在尽可能了解海外华人的社会、文化和经济背景的前提下才能做到。小威尔斯的《从王直到施琅的沿海中国》提供了某些全面的解释性主题。在这个领域的中国学术活动依靠广泛地阅读地方志和分散的文学史料，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特别见张彬村的博士论文和林仁川、张增信的近期著作。布鲁塞的《奇怪的伙伴》把巴达维亚称为“一个中国的殖民城镇”，对巴达维亚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人与西班牙马尼拉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马尼拉的中国社区史，但迄今把马尼拉中国人视作沿海福建社会的关系，或把马尼拉社区与其他“中国殖民城镇”作比较的研究还做得很少。
11.晚明思想中的儒学 作者：威拉德·彼得森
对研究儒家思想来说，个人在儒家问题方面的著作是主要的资料。部分地由于16世纪私人刻印书籍的发展，现存的有关儒家的书籍为数甚多，它们仍需要学者去探索。本章的注解旨在成为查阅选定人物的原始文献和第二手著作的指南，这些人已被后期历史学家视为有一定的重要地位。黄宗羲（1610——1691年）编的62卷《明儒学案》这一不朽的汇编提供了一些思想家的材料，他们被认为是根据称为明代儒家的多方面表现选定的。他从200多位人物的著作中摘录其文，按照自己的思路安排在17个标题下。它仍是几乎所有从事这一课题的学者开始其研究的文本。黄宗羲为每个标题写了导言性的意见，同时提供了每个作者的传记材料，以及自己对他们给明代儒学所作贡献的批判性的评价。秦家懿在她的《黄宗羲及其〈明儒学案〉》中提供了有用的英语介绍，该书还载有她译出的黄的关于42位较突出的明儒的序言材料及注释。一部使用更方便的《明儒学案》版本1985年在北京出版，沈芝盈对该书加以标点并作了编辑注解，1987年在台北重即。沈氏版本应根据朱鸿林的《明儒学案点校释误》的详尽的释误进行校勘。
在《明儒学案》的材料和判断的基础上，容肇祖在1941年出版了《明代思想史》，这是第一部研究明代儒家主要倾向和人物的内容丰富的近代综述。由于提出了何心隐、李贽和陈第等16世纪后期的人物对明代思想作出的贡献，容的记述超过了黄的作品。约在同时，嵇文甫甚至走得更远。嵇在1944年出版的《晚明思想史论》中除了黄宗羲认定的思想家外，又增加了几章，内容有佛教的复兴、西学的来临、考证学的开始，从而显示了知性活动的多样性。在更近期（1987年），侯外庐及其同事在他们的大部头的中国思想史著作《宋明理学史》第2卷中全面评述了明代的儒家，进一步补充了黄宗羲所引的原始材料，但除了他们本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外，基本上没有超越黄宗羲的框架。
在英语著作中，还没有对明儒的充分的论述。赫尔默特·威廉的论文《论明代的正统》概括了15世纪突出的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这些人都背离了国家倡导的儒家。狄百瑞在他的题为《晚明思想中的个体主义和人道主义》中根据个人自主的问题评估了16世纪思想中的一些著名人物，此文收于他的会议文集《明代思想中的自我和社会》（1970年）中。在其他方面，以英语发表的大部分研究作品专注于个人或小集团。作为最著名的明儒，王阳明的思想已经吸引了学术界各方面的注意，但在英语著作中，对王的思想的最佳的介绍依然是已故的陈荣捷关于王的译文中的意见，见陈的《王阳明关于讲究实际的教导及其儒家著作》（1963年）。
大岛明荣（音）的《日本对宋明时期理学的研究：书目概览》（1987年）评论了日本对明代儒家思想研究的发展。1949年，岛田虔次发表了《中国近代思想的挫折》，书中他力图指出晚明儒家思想中几种近代特点的存在（其中包括个人主义和多元论），但在1644年满洲人的征服后，它们被窒息了。针对黄宗羲的偏见，荒木见悟在几个研究作品中强调儒家思想和佛教思想的相互作用。特别在1979年的《明末宗教思想研究》中更是如此。关于他思想的英文概括，见他的《晚明之儒佛》。另一位第一流的学者山井湧力图阐明在清代继续发展的明代思想倾向，见其《明清思想史研究》，此书更符合黄宗羲对明代儒家思想的看法。
12.天学：基督教及其他西方思想引入晚明中国 作者：威拉德·彼得森
论述西学引入晚明的作品非常丰富，但它们一般更注意西方人的作为和写作，而不是关心中国人如何接受和吸收欧洲思想的情况。
在明代，耶稣会传教士垄断了在中国的居住权和布道权，他们最受人注意。最早的参考材料之一是路易·菲斯泰的《1552——1773年来华耶稣会士的传记和书目》，它为许多后来的探索提供了入门途径，不过它基本上被荣振华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800年）》所代替。20世纪30年代开始，裴化行在他的许多与在华耶稣会士题目有关的书籍和论文中定下了很高的学术标准。可与之相比的是方豪的一批中文的学术著作，他把他的许多论晚明的作品收于名为《方豪六十自定稿》（1969年）的文集中。关于晚至1610年的早期的传教活动，巴斯夸尔·德埃利亚关于利玛窦在华及其经历的注释版本是无与伦比的，此书共3卷，名为《有关1579至1615年利玛窦自欧来华行纪的原始文献》。利玛窦死后，再也没有可与之相比的有关在华耶稣会士的资料。敦约翰的《巨人的时代：明朝末年中国的耶稣会士的故事》依据耶稣会的档案材料，是最容易查阅的可靠的记载。
埃里克·泽克等人编的《约1580至约1680年在华耶稣会使团的书目》列出了耶稣会在华第一个世纪活动的西欧语种的第二手作品，对研究很有帮助。所涉及内容包括传教士、皈依者、礼拜仪式、宗教活动和论战，以及世俗活动和写作；它还列出了在不同的西方藏书地点所藏的中文材料的西方语种书目和指南。（作者们还编了有关西学的17世纪中文资料的书目。）
徐宗泽所编的《明清间耶稣会译著提要》（1949年）这部仍有用的书目简要地阐述了明代耶稣会士及其中国助手所写的中文著作。耶稣会士及其亲密助手所写的晚明中文著作的摹写版本在20世纪60年代之初已在台湾出版；李之藻在1628年汇编的文集《天学初函》已被重印；其他著作也收于3卷本的《天主教东传文献》中。有关明代西学的手稿和印刷材料分散在东亚、俄罗斯和欧洲的图书馆，有的没有编目或无法查照，但研究人员最终将会利用它们，以加深我们对晚明思想和社会中天学作用的认识。
13.明代的官方宗教 作者：罗梅因·泰勒
晚期中华帝国的官方宗教的书目表现出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它是中国文明中文献内容最为丰富之一，但另一方面，它在近现代的历史学术研究中却受到了相对粗浅的待遇。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至少从内藤虎次郎以来，大部分中国的历史学家把精力主要放在阐述和衡量长期的线性社会变化方面。从这个观点看，官方宗教在主要轮廓方面的强固的延续性以及它的宇宙学原理，使得它显得与历史无关，因此是无关紧要的。
但是，在回答不同的、但同样可以答辩的一系列问题时，官方宗教可以算是一个合适的学术题目。如果要了解的话，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是怎样被理解为一个整体的？人们如何去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即在面临近代研究作了如此明确的文献记载的深刻变化中，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在2000多年来是怎样被组成一个一统天下的帝国的？官方宗教教义和实践的历史至少可对这些问题提供部分答案。它不能代替世俗变化的研究，但它可以提供一个从中取得更好了解的全面的基础。
专门研究明代官方宗教的近期英文出版物有：安·帕卢丹的有帮助的作品《明皇陵》。[14]《中国宗教研究学会学报》将1979年秋季号专门用作一个专题讨论的文集，名为《晚期中华帝国的国家仪式》[15]，并附有明清两代的参考资料。文集共收4篇论文，它们是：卡尼· T.费舍尔的《明世宗时期的大礼之事》[16]；贺允宜的《1368——1398年明朝建国的礼仪事宜》[17]；克里斯琴·乔基姆的《清代的朝觐礼仪》[18]；小约翰·威尔斯的《帝国晚期的国家礼仪：讨论基础的几点意见》[19]。霍华德·韦克斯勒在他的《玉和丝的供品》[20]一书中对直至唐代的帝国祭祀娴熟地显示出重要的诠释传统。詹姆斯·L.沃森的《神的标准化：960年至1960年华南沿海天后地位的提高》[21]研究了把源于民间的崇拜纳入官方宗教的过程。但是，最佳的全面讨论仍可以在杨庆堃的《中国社会的宗教》中见到。
关于官方宗教仪式正式结构的基本史料，见申时行编的《大明会典》第43至118卷（礼部）和第215卷（太常寺）。俞汝辑编的《礼部志稿》也有同样的材料，但补充了大量的奏议和上谕。龙文彬的《明会要》也给《会典》作了补充，是一部方便的参考书。《明实录》作为主要的档案汇编是不可缺少的，但除非研究人员从事狭隘地限定的时期的研究，否则，使用时比较困难。《明史》专论仪式的几卷（第47——60卷）基本上取材于《实录》，在题目上按年代编排，与上述诸书同样重要。《明通鉴》为编年史，取材于官方和非官方的史料，使用很方便。就我所知，关于专门阐述世宗朝“大礼之争”的最佳作品是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的第50卷。
15.明代文化中的道教 作者：朱迪斯·A.伯林
对明代道教的研究因以下事实而复杂化了：帝国倡导的道教教义《道藏》成于1444年，发行于1447年，在明代尚属早期。因此明代各不同派系道观的文本尚未以帝国倡导的“道教”的名义被收集和编纂。
于是，一些学者为了寻求重要的资料就转而求助于以下几个来源，地方志、道观、名山志、有关宗教的帝国文献或朝廷的编年记录、留存的或在诸如《性命双修万神圭旨》等其他文集发表的材料、在诸如林兆恩等人著作中关于道教人物或活动的材料，或求助于地方官员的随笔或奏折。
除了少数自认的“道教”文本，所有的这些材料都有一种并非原来的道教的立场或观点，它们对道教的阐述来自外界，而不是来自传统的内部。如同研究千禧年佛教的材料那样，阅读道教文本的材料必须谨慎，要记住它们存在编史工作方面的偏见。
也许是因为材料的分散和不完整，对明代道教的研究仍处于婴儿时期。中国的学者通过开辟这一研究领域的开创性的学术研究而走到了前面。傅勤家的研究道教史的著作《中国道教史》（1938年）把《性命双修万神圭旨》置于道教的发展背景下进行研究。陈国符1949年的论道藏发展的著作《道藏源流考》为道教教义和明代对教义的编修的历史研究奠定了基础。孙克宽1968年的两卷本的《元代道教之发展》有助于弄清明代以前道教的情况。虽然这些著作都没有专门论述明代，但如果学者们试图在这个基本上未经探索的领域中进行研究，它们仍是很有帮助的。
第一部专门论述明代道教的作品是杨启樵论道教对明代诸帝影响的论文，此文收于陶希圣的《明代宗教》（1968年）中。杨启樵利用帝皇的史料和宫廷的编年史，肯定是持局外人的观点批判了“道教”的迷信和它对诸帝的影响。但他的著作中有丰富的材料，如果它的偏见得到其他关于中华帝国制度史中道教仪式和实践的作用方面的研究的补救，它数得上是最有帮助的作品。
安娜·塞德尔为狄百瑞的《明代思想中的自我和社会》文集提供了第一篇研究张三丰的重要的英语论文。由于材料有限，而且只对过去的研究作介绍性的评述，所以她的结论有点谨慎，但其论文表示，在研究传统中国的晚期时，道教不应被忽视。
在过去的10年中，我们的东亚同行开辟了重要的新领域。1978年，秋月观映撰写了论净明道的极为重要的著作《中国近世道教的形成：净明道基础的研究》。此书在使用大批材料以阐述完整的净明道历史方面，堪称样板。由于净明道在明代依然十分重要，此书改变了我们对明代道教形态的了解。1979年，间野潜龙的《明代文化史研究》收了几篇研究会的论文，它们揭示了明代的道教和佛教。1983年，刘枝万的《中国道教的祭祀和信仰》提出了几个重要问题，并且研讨了一批关于“道教”与传统中国的地方和民间传统的关系。这些作品以各自的方式大大地提高了明代道教研究引发的问题的了解。
其他学者也作出了重要的研究，这些研究虽然是专门阐述道教，但有助于弄清赖以了解道教的明代背景。最重要的也许是酒井忠夫的经典性的著作《中国善书的研究》（1960年），自出版后，它引起了大量的学术研究。维克托·梅尔为《晚期中华帝国的民间文化》（戴维·约翰逊等编）提供了对公众进行圣谕教育的帝国活动的研究作品，它既基于这个重要课题的过去的学术成果，又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我的论林兆恩的三教传统和潘镜若关于宗教教学的小说这两方面的作品是基于泽田瑞穗和间野潛龙的学术著作并加以发挥。有一些学者，包括安东尼·于、安德鲁·普拉克斯和维多利亚·卡斯，正在从事有关明代传说的研究，这无疑会继续加深我们对“道教”的一些研究课题以及这些课题在明代宗教思想中所起作用的认识。
（杨品泉 译）
* * *
[1]按：参考文献介绍中此类标题的序号及标题为本书相应各章的序号及标题。
[2]郑麟趾：《高丽史》，3卷本（1454年版；1972年汉城影印本）；南秀文：《高丽史节要》，载《朝鲜史料丛刊》，1（汉城，1932年）；房兆楹：《浅见图书馆：带说明的书目》（伯克利，洛杉矶，1969年）。
[3]黄元九：《明史朝鲜传译注》，载《东方学志》，14（1973年12月），第35——103页。
[4]休·沃克：《李明两朝和好：1392——1592年的中朝关系》（洛杉矶加州大学论文，1971年）；唐纳德·克拉克：《自治、合法性和朝贡政治：高丽衰亡和李朝建立期间的中朝关系》（哈佛大学论文，1978年）；M.弗雷德里克·纳尔逊：《东亚的朝鲜和旧秩序》（巴吞鲁日，1946年）；威廉·伍德维尔·罗克希尔：《从15世纪至1895年中国与朝鲜的交往》（伦敦，1905年）。
[5]威廉·R.肖：《儒教国家的法律准则》（伯克利，洛杉矶，1981年）；约翰·梅斯基尔：《崔溥日记：渡海漂游记》（塔克森，1965年）。又见《明人传记辞典》的“崔溥”条目，第257——259页。
[6]例如，见富路特：《15世纪末的中朝关系》，载《皇家亚洲学会朝鲜分会学报》，30（1940年），第35——46页；《朝鲜对中国的历史记载的干预》，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通讯》，68（1937年），第27——34页。
[7]王崇武：《明成祖朝鲜选妃考》，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7（1948年），第165——176页；李晋华：《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同上，V1，1（1936年），第55——78页；傅斯年：《跋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同上，V1（1936年），第79——86页。
[8]司律思：《永乐朝的中国女真关系》（威斯巴登，1955年）；罗萨比：《元朝时期的女真人》，载《康奈尔大学东亚论文集》，27（伊萨卡，1982年）；莱迪亚德：《中——满——朝三角中的阴阳关系》，载罗萨比编：《中央王国及其处于平等地位的邻邦》（伯克利，1983年），第313——353页；又见T.C.林：《明帝国的满洲》，载《南开社会经济季刊》，8：1（1935年4月），第1——43页。
[9]关于明代方面的材料，例如见池内宏：《满鲜史研究》，3（东京，1963年）。
[10]南天佑：《龟船构造的再讨论》，载《历史学报》（1976年9月），第131——178页；H.H.安德伍德：《朝鲜的船舰》，载《皇家亚洲学会朝鲜分会学报》，23（1934年），第1——99页。
[11]W.G.阿斯顿：《丰臣秀吉之入侵朝鲜》，第1章，载《日本亚洲学会学报》，6：2（1878年；1905年再版），第227——245页；第2章，载同一学报9：1（1881年；1906年再版），第89——96页；第3章，载同一学报9：3（1881年；1905年再版）；第4章，载同一学报，11：1（1883年），第117——125页。又见久野吉：《日本对亚洲大陆的扩张》2卷本（伯克利，1937年）。
[12]玛丽·伊丽莎白·贝里：《丰臣秀吉》（坎布里奇，马萨诸塞）。
[13]王崇武：《李如松征东考》，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6（1947年），第343——374页；王崇武：《刘綎征东考》，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4（1949年），第137——149页；李光涛：《朝鲜壬辰倭寇中之平壤战役与南海战役》，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1（1948年），第275——298页；李光涛：《明人援朝与杨镐蔚山之役》，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1：4（1969年），第545——566页。
[14]安·帕卢丹：《皇明陵》（纽黑文，1981年）。
[15]中国宗教研究学会：《晚期中华帝国的国家仪式》，载该会学报，7（1979年秋季号），第46——103页。
[16]卡尼·T.费舍尔：《明世宗时期的大礼之争》，载《中国宗教研究学会学报》，7（1979年秋季号），第71——87号。
[17]贺允宜：《1368——1398年明朝建国的礼仪事宜》，载上述同期学报，第58——70页。
[18]克里斯琴·乔基姆：《清代的朝觐礼仪》，载上述同期学报，第88——101页。
[19]小约翰·E.威尔斯：《帝国晚期的国家礼仪：讨论基础的几点意见》，载上述同期学报，第46——57页。
[20]霍华德·韦克斯勒：《玉和丝的供品：唐代正统化的仪式和象征》（纽黑文，1985年）。
[21]詹姆斯·L.沃森：《神的标准化：960年至1960年华南沿海天后地位的提高》，载《晚期中华帝国的民间文化》，戴维·约翰逊等编，1985年，第292——3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