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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东北与中国北部在远古为同种
环渤海黄海岸，有济水、黄河、滦河、辽河、鸭绿江（古名马訾水）、大同江（古名水）之冲积地。此一区域，在汉唐明清之盛，属于同一之最高政治组织，当南北朝五季之衰，犹不失文化之一统。过此以北，至于松花江、乌苏里江、嫩江、黑龙江流域，虽在永乐以前中国之统治系统不过藩封（金元除外），然其民族固皆是所谓“东夷”，通古斯族其一，城郭礼俗，最近中土，南向望化，封贡不绝。且所谓通古斯族者，或谓其正是黄河流域乃至长江下流民族构成之一基本元素，今试看所谓满洲人者，人体组织有与黄河乃至长江流域人民巨大之不同乎？人量学之记载，关于此数地者，今尚未有充实之材料可作大规模之比较，以为深入之结论。然表面看去，关内人与关外人（无论有汉姓或无汉姓），除关外人因幼时仰卧而后脑骨稍平外，实无他异也。
近年在远东之考古学颇发达。以安特生、步达生诸君之贡献，吾等今已确知虽在混用新石器时代，东北区域在人种及文化上已与北中国为一体。民国十年，安特生先生在奉天（今辽宁）沙锅屯发掘一穴居留遗，其研究报告见于地质调查所出版之《古生物志》丁种第一号第一册。依此报告，此遗迹中所藏乃混用新石器时代之文化的遗物，而与安君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所发见者异常的合同。其结论云，彼在仰韶所发见之贝环，在此奉天穴居中“惊人的常遇到”，且在此奉天穴居之下层中并发见带彩陶器残片，此种陶器“正是在河南遗址所发见用具系统中最可注意的一事也”（本书第四十二叶）。凭此两点之重要，安君作结论云：“此一奉天穴居之留遗，与彼一河南遗址，不特时代上大致同期，且正属于同一的民族与文化的部类，即吾所谓仰韶文化者也。”
此两地所出之人骨遗留曾由步达生先生研究之，彼之结论亦谓此两地之混用新石器时代文化居住者大体上是一事。彼云：“经比较之后，知沙锅屯居民与仰韶居民并与今日北部中国人为一类。”（见《古生物志》丁种第一号第三册）
按，安君为系统的研究中国带彩陶器之人，其发见已为世界古代文化史辟一新章，步君为动荡一时学界之“北京原人”之寻求及研究者。以两君学术上之威权论，其结论自有重大的价值。凭此科学的根据，谓史前时代东北在文化及民族上即为中国之一部，可以不谬也（此意据李济先生，应声明）。
在东北考古得如此结论者，不特两君为然，日本学人之凭证据者，亦未能立异说也。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滨田耕作教授于1928年发掘旅顺之貔子窝，其工作之细密，印刷之精工，颇堪叹服。所附人骨研究，为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清野谦次教授等所作，其结论云：
总结说来，貔子窝人在许多点上与近代支那人及朝鲜人较远，而与石器时代之仰韶村人及沙锅屯人为近。如想到貔子窝人与近代人种的体躯的关系，吾人可说，在甚多骨骼的形质上，貔子窝人对近代人种中，独与支那人为最近。然则此石器时代之貔子窝人，谓为与近代支那人之祖先为一事，实最可通之说也。
滨田君虽未说得如此决断，然亦是同意于此者，其言曰：
历史指示吾人，当年此一中国地段大有为通古斯民族之名肃慎后号挹娄或勿吉者居住之可能。鸟居博士数年前曾谓在南满洲之新石器遗址为通古斯人，《晋书》所谓肃慎者所留，此类人在汉武东征前即住此地，至于砖墓贝墓则应归之于武帝后之汉人耳。此虽可聊备一说，然而谁知其曾于周汉时代占南满洲耶？又谁能否认纪元前一世纪武帝时以前汉民族之伸张一次再次不止耶？吾人诚不能免于置信者，即武帝时之汉人东渐，不过是前此支那人伸张之重现，而武帝之成功，正以其本地原有相当的民族的根据耳。此区中鬲式甗式陶器之常见，应归之于汉代，前支那人之伸张，而不应以为仅是文化之浮面的带入。纵使貔子窝附近区域曾受通古斯民族相当之影响，吾敢谓此地大体上仍多是支那式，文化上、人种上皆然也。此一说实根据在此所得骨骼的及文化的材料之最自然的结论。即置此人种的问题而不论，此地所出带有支那形质之陶器与石器及支那自出之泉币与铜器，其众多已足指示其不能仅为一种表面的移植，而必是深密结构于人民生活中者，只是带彩陶器之来源尚待后来研究，以断其究为本地所生抑是自外引入耳。
至于以通古斯人为自中国北部向东北移徙之民族，因而中国人与之有一共同之基本之一说，如史禄国诸君所谈者，事关推测，不遑悉录。
第二节 肃慎————挹娄————女真
中国史之起点，据传说在五千年以前，然舍神话及传说而但论可征之信史，实始于殷商之代，唐虞夏后，文献不足征也。所谓肃慎朝鲜者，地当东北，而时代则并起于殷周之世。兹撮录中国最古记载此两地者。
《左传·昭公九年》：昔武王克殷……肃慎燕亳，吾北土也。
《国语·鲁语下》：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石砮，其长尺有咫。陈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远也，以示后人，使永监焉，故铭其楛曰‘肃慎氏之贡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亲也，分异姓以远方之职贡，使无忘服也，故分陈以肃慎氏之贡。君若使有司求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椟，如之。
《周书·王会解》：西面者正，北方稷慎大麈（孔广森曰，稷慎，肃慎也）。
《书序》：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文从《史记·周本纪》）。
以上肃慎。
《尚书·大传》：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自以朝鲜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二祀来朝（引见《太平御览》第七百八十）。
《史记·宋世家》：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
《汉书·地理志》：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
以上朝鲜（又肃慎朝鲜皆见《山海经》及西汉各书，不悉录）。
夫朝鲜为殷商之后世，肃慎为诸夏之与国，东北历史与黄河流域之历史，盖并起而为一事矣。中国对四裔部落每多贱词，独于东夷称之曰仁，戎狄豺狼之秽词，莫之加也。举例如下：
《论语》：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说文》：儿，仁人也。古文奇字人也（按儿当为夷之奇字）。
《后汉书·东夷传》《王制》云：“东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目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昔尧命羲仲宅嵎夷，曰谷，盖日之所出也。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自少康已后，世服王化，遂宾于王门，献其乐舞。桀为暴虐，诸夷内侵。殷汤革命，伐而定之。至于仲丁，蓝夷作寇。自是或服或畔，三百余年。武乙衰敝，东夷寖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及武王灭纣，肃慎来献石砮楛矢。管、蔡畔周，乃招诱夷狄，周公征之，遂定东夷。康王之时，肃慎复至。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穆王后得骥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致于败。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因名其山为徐山。厉王无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复命召公伐而平之。及幽王淫乱，四夷交侵。至齐桓修霸，攘而却焉。及楚灵会申，亦来豫盟。后越迁琅邪，与共征战，遂陵暴诸夏，侵灭小邦。
秦并六国，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陈涉起兵，天下崩溃，燕人卫满避地朝鲜，因王其国，百有余岁，武帝灭之，于是东夷始通上京。王莽篡位，貊人寇边。建武之初，复来朝贡。时辽东太守祭肜威慑北方，声行海表，于是貊倭韩万里朝献，故章和已后使聘流通。逮永初多难，始入寇抄，桓、灵失政，渐滋曼焉。自中兴之后，四夷来宾，虽时有乖畔，而使驿不绝，故国俗风土可得略记。东夷率皆土著，喜饮酒歌舞，或冠弁衣锦，器用俎豆，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按所谓土著者，应指久居其地附土为生而言，以对迁徙无定之游牧人）。
《魏志·东夷传》：挹娄……古之肃慎氏之国也。
按范氏所举之夷，包括实广，如所说，则河淮下游在大一统前之古代与东北有民族之共同性，此待后论。《左传》《国语》所谓肃慎，其地名不可指实，证以“肃慎燕亳，吾东土也”一语，必去燕不远，当在今辽河流域，或内及滦河，外及鸭绿，正是战国时燕之东土。《后汉书》以挹娄当之，然挹娄“在夫余东北千余里，东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极”，在地理上殊不合。范氏所谓“挹娄古肃慎之国也”，亦自有所本。《大荒北经》郭注云：“肃慎国……《后汉书》所谓挹娄者也。”郝懿《行笺疏》云：“今之《后汉书》，非郭所见，而此注引《后汉书》者，《吴志·妃嫔传》云：‘谢承撰《后汉书》百余卷。’”然则挹娄即肃慎一说至后亦见于魏初之史籍，更前于陈寿说矣。肃慎在古为名部，彤弓弧矢，所以成嘉命者，而秦汉时反不闻，《后汉书》及《晋书》转记之。然魏晋时固有以肃慎名国者，则无可疑。《魏志》：明帝青龙四年，“五月丁巳，肃慎献楛矢”。《晋书》更言之凿凿，不曰“挹娄古肃慎之国也”，而径曰“肃慎氏一名挹娄”，且记其事云，“及文帝作相，魏景之末，来贡楛矢、石砮、弓甲、貂皮之属……至武帝元康初，复来贡献。元帝中兴，又诣江左，贡其石砮。至成帝时，通贡于石季龙，四年方达”。如此，则魏晋时有以肃慎名国者，即挹娄，非谢氏陈氏范氏稽古而加挹娄以肃慎之名也。吴士鉴《晋书》斠注云：“据高丽《好太王碑》，言其践阼之八年戊戌，偏师出肃慎，掠得其城地人民，云云。戊戌为东晋安帝隆安二年，是晋之末造肃慎国尚安然无恙，迨后高丽益强，肃慎挹娄始俱为所并。观隋炀帝征高丽，分二十四军，其右翼有肃慎道，知其时地入高丽已久，但不悉亡于何年。”（按，《好太王碑》原文云，一、八年戊戌，教遣偏师，观慎土谷，因便抄得莫新罗城加太罗谷男女三百余人。）又《满洲源流考》言“挹娄疆域与肃慎正同”，其说不误。又谓肃慎、挹娄、珠申、女真为一音之转，亦确。然则肃慎部落，虽汉字之名谓屡易，而东陲之习称不改。周初肃慎西界，必达于辽河山海关间，或更及于关内，其因东向之殖民，燕秦之拓土，而肃慎部落失其西疆耶？然其在东北山泽林木中者，广阔数千里，虽部落历有起伏，而民称迄无改变。今吾人知女真之语言，即可藉以推知肃慎之族类矣。
且女真者，东北众多民族中之一支而已。此族自靺鞨时始大，前此在东北之重要民族乃是貊（参看本书第一卷第四章），而非女真。貊与汉族之关系尤切。貊虽自高丽灭后失政治之独立（在朝鲜半岛者除外），其遗民固为东北新族之大成分，新族之文化易于进展者亦以此也（此亦详后）。且即就女真言之，女真所出之挹娄人与最近中国之貊族夫余人异语异文而同人形（见《后汉书》），明其种族之大同，或混合之深切。女真语固与汉语不同族，然语言是语言，种族是种族。黄河流域史前世人与东北史前世人既为一类，而为今北部中国人之祖，已如上节所说，今更可以习俗证历代东夷部落与中国为近。诸史《东夷传》所载之习俗，如居栅寨而不游牧，饲豕箕坐，妇贞，三年丧（三年丧见《唐书·室韦传》等），以弓矢为最要战具，巫俗等皆与中国人生活有基本的共同。汉语在黄河流域何时演成，今尚不能推定，然大致当在夏商时，在此语演成之先，当有一共同之民族或种族，为黄河下半淮水、济水、辽水、水各流域或更至松花江、乌苏里江、嫩江流域之后代居民，安置一个基础的原素。故考人类者，见东北与关内人种之共同，治比较民俗学者，见其下层文化之相关，虽后来因黄河流域文明迈进之故，在东北者一时追不上，若文质异途者，究不过上层差别，故易于因政治之力量而混同也。大凡民族或部落相处，虽斗争愈近愈大，然同情心则不然，民族愈相近者，同情必愈多，愈远者反感必愈多。中国人对漠南游牧族自始少同情，而戎狄胡虏皆成丑字丑词，独于东夷，名之曰仁人，称之曰君子，班、陈、谢、范异口同词。如非同类，决无是言。是则中国人自觉与东夷为一类，历殷周秦汉而然，逮乌桓鲜卑化于匈奴，中国始变其态度焉。
成王时邻于燕亳之肃慎必较挹娄之疆域为近于中国，当是黄河流域文明迈进而东向发展之后，肃慎部落之西部落入新文化中，或其语言亦随之而变，远居山林者，仍旧贯耳。
第三节 朱蒙天女玄鸟诸神话
神话之比较研究，乃近代治民族分合问题者一大利器。例如犹太民族，方言尚有差异，其齐一处反在其创世神话。又如希腊罗马同为印度欧罗巴民族西南支派，其关系之密切可以其全神系统证之。中国东北历代各部落之“人降论”，见于《朱蒙天女》等传说者，分析之虽成数种传说，比较之却是一个神话。兹录此神话之重要材料如下：
《论衡·吉验篇》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后产子，捐于猪溷中，猪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置马栏中，欲使马藉杀之，马复以口气嘘之，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东明，令牧牛马。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鱼鳖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余，故北夷有夫余国焉。（《魏志·三十夫余传》注引《魏略》同。）
《魏书·高句丽传》高句丽者，出于夫余。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为夫余王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余王弃之与犬，犬不食。弃之与豕，豕又不食。弃之于路，牛马避之。后弃之野，众鸟以毛茹之。夫余王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破壳而出。及其长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余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将有异志，请除之。王不听，命之养马。朱蒙每私试，知有善恶，骏者减食令瘦，驽者善养令肥。夫余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给朱蒙。后狩于田，以朱蒙善射，限之一矢。朱蒙虽矢少，殪兽甚多。夫余之臣又谋杀之，朱蒙母阴知，告朱蒙曰：“国将害汝，以汝才略，宜远适四方。”朱蒙乃与乌引、乌违等二人弃夫余东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济无梁，夫余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济？”于是鱼鳖并浮，为之成桥。朱蒙得渡，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见三人，其一人著麻衣，一人著衲衣，一人著水藻衣，与朱蒙至纥升骨城，遂居焉。号曰高句丽，因以为氏焉。
高丽《好太王碑》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出。生子有圣□□□□□□命驾巡东南下，路由夫余奄利大水。王临津言曰：“我是皇天之子，母河伯女郎，邹牟王，为我连浮龟。”应声即为连浮龟，然后造渡于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永乐□位，因遣黄龙来下迎王，王于忽本东冈黄龙负升天。
高丽王氏朝金富轼撰《三国史记·高句骊纪》始祖东明圣王姓高氏，讳朱蒙（一云邹牟，一云象解）。先是扶余王解夫娄老，无子，祭山川求嗣。其所御马至鲲渊，见大石，相对流泪。王怪之，使人转其石，有小儿，金色，蛙形（蛙一作蜗）。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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