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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8世纪和9世纪的史料大多数已见于文人著作中，它们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以前时期的材料，因此我们很容易设想唐朝末年生活的一般特性是怎样的。除此之外，本文的主题————研究从755年到大约860年间的重大政治问题————比其他任何题目在文献和历史著作中或许都得到了较好的反映。可见，对政治历史学家来说特别令人失望的是，有几个晚唐宫廷中的主要问题我们将永远不可能得出满意的答案，因为文献不足征之故。这不是一个枝节问题，也不是一个如何自圆其说的问题，因为9世纪的材料，无论就数量或质量来说都有严重的缺陷。所以我们必须把中国的众多史料作非常仔细的推敲，尽可能不使它们的爱恶偏见和缺而不载的地方把我们引入歧途。自然，这个方法看起来并不出众，但是对于某些晚唐的题目（例如9世纪的政治派系斗争，千余年来都在那里各执一词地解说纷纭）说来，由于缺乏过硬的新材料，所以究其实只能对传统的曲解加以解析，此外就再也不能有什么作为了。有时，我们能从唐代的诗文集中勾稽一星半点关于这些困难问题的材料，但毫不奇怪，这些用来确证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事件的材料又往往证明是站不住脚的，或者是不可信的。总而言之，现代学者才刚开始致力于8世纪和9世纪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要方面的研究，因此，下面的论述应该看做对晚唐政治所作的一个初步的提纲挈领式的描绘。
安禄山之乱及其后果，755——786年
安禄山（703——757年）是一个有部分粟特人血统的职业军官。[1]他在政治强人、宰相李林甫（752年死）的庇护下，从地方行伍起家，爬到了雄踞满洲边境的范阳镇节度使这一权重一时的高位。[2]在8世纪40年代之末和50年代，安禄山装成普通一兵和滑稽可笑的小丑模样，成了长安最新奇的怪人，甚至被宠妃杨贵妃认为义子。可是在李林甫于752年死去以后，安禄山认为自己是唐朝朝廷中有力的争权者，因为他在东北建立了强大的基地。他威胁着杨贵妃及其堂兄、身为新宰相的杨国忠（756年死）的地位。于是这两方政治势力展开了一场神经战，因为在8世纪中叶，虽然唐玄宗（712——756年在位）不积极参加一般朝政了（史书责怪他专搞宗教活动和沉湎于奢侈生活），但国事的处理和政权的行使仍然需要得到他的赞助或批准。在这样一场争权力的斗争中，在京城的杨家兄妹当然比安禄山占有地利的优势，因安禄山身在范阳，相距800公里之遥。他不可能冒险地长途跋涉到长安去驳斥杨家对他的控告，但他也不能准许杨家的阴谋发展下去，让敌人解除他的兵权，甚至将他投入审讯。毋庸置疑，这种猜疑不安的气氛一定促使他下决心向朝廷造起反来。[3]
安禄山掌握训练有素的精兵，按不同的估计约有10万——20万之众（包括从边疆部落中征调的骑兵），另有在今日北京周围地区的一个巩固的基地。反之，由于中央军和其他军事组织都已腐败，政府则准备不足。[4]它自己没有直接掌握的军队，只有由皇宫侍卫组织起来的一些小部队。结果是在叛乱爆发后不到两个月的755年后期，安禄山的军队就长驱直入地南下，过河北，下东都洛阳，并且进抵潼关东端的渭水和黄河交汇处，其地距长安仅100公里远了[5]（这一叛乱的细节，详下）。
唐廷只得唯那些尚忠于皇室的节度使的军队是赖了。节度使哥舒翰（756年死）曾为朝廷效力，用兵于西部边境以反对吐蕃，现时派他来镇守潼关，以遏阻安禄山的前进。可是，他一到任就陷入绝境，在他和朝廷之间爆发了棘手问题。为了消解长期存在的不满，哥舒翰于756年初劝说皇帝诛杀另一节度使。杨国忠对这件事无左右的能力，他愤怒地把哥舒翰的复仇行为看做另一次锐利的打击，即一个封疆大吏想牺牲朝廷官员以取得权力的杀手锏。因此，杨国忠进行反击，他建议皇帝命令哥舒翰从安全的潼关据点向叛军出击。唐玄宗接受了杨国忠的建议；尽管哥舒翰反对，但他别无选择，只得遵命出击。他的军队马上被击败和溃散。哥舒翰于是投降安禄山。通向长安的道路被打开了。
像惊弓之鸟的皇帝及其随从于756年年中从京师向西南方向逃亡，经过崎岖山路之后进入四川境内，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名播古今的事件。唐玄宗的逃难成了许多绘画和诗歌的题材，其中最著名的有白居易（772——846年）的歌行《长恨歌》，此诗叙述了皇帝被乱兵所迫同意处死杨贵妃后的悲痛之情。[6]士兵们还要求杀杨国忠，作为他们护送唐玄宗，过离乡背井的凄苦生活的代价。不论是《长恨歌》还是关于这一事件的其他伤感的诗歌，宰相杨国忠和杨贵妃都被说成是以前15年盛世繁华的凋谢的象征，也被看成是罪有应得的腐败人物。他们自然要负一定的责任，但他们也是那些被破坏了舒适生活的人们泄愤的替罪羊和牺牲品。对于政治和社会精英集团来说，他们感到震怖莫名，因为他们看到了强大的唐帝国政府竟然瓦解于顷刻之间，更为震惊恐怖的是，皇帝已于夜间仅带少数亲人和心腹悄悄离开京城出走，他们自己却被遗弃在原地。许多世家大族的成员惊慌失措地南逃，有些人再也没有回来。长安陷落后不久便出现了8世纪后期经常能见到的悲观失望的不信任情绪和严厉批评的情绪。[7]
离开了马嵬驿行刑之处以后，唐玄宗的逃难人群便一分为二。实际上，在马嵬驿向皇帝纷纷提出应该去的地方有几个————有人说去太原，有人说去灵武，有人甚至建议折返京城；但是不管有多少人反对，皇帝仍然坚持杨国忠原来的意见，那就是他应该逃往四川，而由他的臣民寻找时机，重整旗鼓，并赶走叛乱者。当玄宗出发往成都时，他把太子暂时留在后面，让他向老百姓的代表解释这一战略撤退的意义。代表们生气了，结果，太子的心腹顾问们————包括他的两个儿子在内————都敦劝他应促使唐王朝努力捍卫自己。他们争辩说，如果他和他的父亲都僻处西南而不与天下通声气，那么，唐皇室将很快被人遗忘。史料告诉我们，太子在经过应有的迟疑之后，听从了他的顾问们和人民的意见而向北进发，只带了数百人急行军至黄河西套的灵武。在这个设防坚固的根据地，太子打算召集仍然忠于皇室的将军们和节度使们纠集和装备一支勤王军，以期夺回京城，准备让玄宗胜利地回銮。正像顾问们所指出的那样，要尽孝道，莫过于此。[8]
形势很快就明朗了，太子自己应该即皇帝位，而关于他一再逊让的说法也恐怕是史书上的溢美之词。756年夏，唐玄宗上太上皇帝尊号；虽然他在一段时期内继续暂时保留了一个朝廷，但符玺却被送往45岁的太子处；后者的庙号是肃宗（756——762年在位）。可以假定，对这样一次篡权行为有过一些反抗，但是，老皇上毕竟能处之以很得体的方式，并且他也定能忆起他就是在非常时期即位的，所以他没有试图阻止此事。总之，几乎没有哪一个高级官员赞成一位宰相提出的建议，把唐帝国分给玄宗皇帝诸子，使之形成为一种封建的政体。[9]大家一致的意见是，进一步分裂国家实乃灾难。
远方州镇中效忠唐室的官员得知肃宗即位的消息是在约两个月以后，但他们至少有理由开始希望在他的领导下能中兴唐王朝。尽管西北的少数军官在最初有所反抗，但帝国数以万计的军队纷纷从东线抵达灵武和太原，从而壮大了那里的队伍。这些部队由将军郭子仪（697——781年）和李光弼（708——764年）统率；这两个人即令不像后世史家所说的那样是百战百胜的军事天才，也仍不失为有能耐和富于经验的将领。另外，通常构成中央政府的官僚群现在不在皇帝身边了，这本身就是有利条件。军队可以向地方征发粮食马匹，以满足他们大部分的需要，同时，数量不大的给养品也从华中经过汉水运到了灵武。肃宗的流亡政府在757年初已积蓄了足够的力量来打败他的一个兄弟永王璘的挑战，后者想在长江中游建立一个单独的“封建”政权。
经过了许多令人鼓舞的胜利之后，757年春天肃宗决定以收复长安为天字第一号任务。由于得到其地位至少是可汗之子所率领的、来自北方大草原的回纥突厥骑兵的帮助，这次战役在秋天发动。长安迅速攻克，但当要求回纥人继续前往洛阳时，困难出现了。回纥王子声称，没有人把这计划于事前告知他，他便当面羞辱唐王朝的新皇太子。后来在克复洛阳之后，政府不得不在原议之外又厚赂回纥人，以示笼络。可是，就在那个冬天，唐皇室尝到了凯旋的甜头。太上皇帝又一次祝福他的儿子继位，官吏们都领受了赏赐，黎民百姓至少可免于叛乱者的掳掠和杀戮之苦。
但是，这样匆匆忙忙地回到两个首都来，是不是一个战略性错误？很可能是的，因为朝廷突然放弃居无定所的状态，采取了固定的驻地，这样就负起了供应和防卫固定驻地的责任。虽然皇帝的军队足以打到洛阳，但他们还得深深地依靠外族的骑兵来建立打击力量，所以他们根本自己无力向前进军。而且最重要的是，唐王朝既然生存下来了，紧迫感即随之消失。人们的思想开始注视着自己的未来；他们不再艰苦地作战了；因此战争拖延了下来。现在已不像肃宗在灵武时，甚至也不像后来进军长安时期那样毫无其他道路可走。例如，李泌（722——789年）即令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也是肃宗的一位高明的宰相，他曾向肃宗提议直取叛军的心脏范阳。叛军的交通线似乎延伸得太长，而那种策略可以深入敌人领土，在侧面包围敌人在洛阳和长安的军队。在皇帝的部队和悬隔于河北的勤王之师的飞地之间也可以建立联系。但是肃宗仍然坚持，夺回皇宫表示光复故物，而打败叛军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可是，时间也恰恰是叛军所需要的。他们撤退至今安阳地方重新纠集，诸叛军领袖在这里企图共商大计。757年初期，安禄山已在其子安庆绪的唆使下被人刺杀；据安庆绪自言，他刺父的动机完全是要保护叛军高级官员免受他父亲喜怒无常的荼毒之苦。但是，叛乱运动的凝聚力大部分靠安禄山与他的随从者的个人联系来维持，而这种联系并未传给安庆绪。安庆绪和叛军最能干的将领史思明之间出现了不和。759年初期史思明刺杀了安庆绪，将其军队撤至范阳，自己即叛逆的“大燕”王朝的帝位。过了约一年时间，叛军的处境似乎好了一些，他们就准备于760年夏再从肃宗的军队手中拿下洛阳。但河北和河南的军事形势那时主要已成僵持局面，于是史思明引军向南，想第一次把战争引向淮河和长江流域，不过未取得显著的成功。也许由于这个原因，史思明又被其子史朝义所杀，虽然其情况和口实都和第一次弑父事件十分相似。5年之内出现了3个杀人凶犯和4个皇帝，这一定大大地削弱了叛军，但是叛乱运动仍坚持了下来，因为政府未能采取有效的行动。[10]
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流逝，朝廷取胜的希望也暗淡了下来。由于军情紧急和便于收复长安而在灵武建立起来的明确的野战指挥体系，[11]因危机缓解而趋于崩溃。将军们不听太子的指挥（太子也不是一位很得力的总司令），他们彼此间也互不协调。政府感到非常难于鼓舞他们和酬谢他们；荣衔与爵位赏赐得太滥，而且硬通货现在也越来越紧缺了。朝廷不能使它的将军们忠勇善战，加上文官们和有权势的宦官们（详下）积极干预军务，所以把事情弄得更糟。何况长安还有许许多多政治上的阴谋诡计。由于所有这种种原因，政府的战略约在759年初之后主要就只采取静止而虚弱的守势。这个时期郭子仪于759年和李光弼于761年领导的两次最大的攻势，都以惨败告终。
这一格局直到玄宗与肃宗于762年春同时期晏驾才得以更张。当时即位的太子为代宗（762——779年在位），并不是一个能彻底改进朝廷形势的能干之君，但他在接获一则重要情报后也确实措置得很贤明。一个派往回纥进行修好的使节报告说，回纥与叛乱皇帝史朝义已有勾结，并且已被史朝义所诱叛；这使节又报告说，回纥人此时正动员一支大军前来进犯。唐代宗立即派遣了一位有能力安抚他们的人仆固怀恩（765年死）前往；仆固怀恩是一位先世为突厥人的重要将领，他的女儿在几年前已嫁给回纥的可汗。[12]由于用了大量的货贿，仆固怀恩说服了他的女婿，叫他不要叛唐，反之，他应该助唐攻击洛阳的叛军。
可是，正在这次讨伐的进行过程中，中国的新太子————即未来的德宗（779——805年在位）————和回纥可汗之间发生了很类似于757年的事件。身为中国军队的统帅的太子得罪了可汗，因为他没有对可汗表示这些游牧民认为是得体的尊敬。其结果是，太子扈从中有几位劝他保持天潢冑裔尊严的中国官员，被回纥人鞭打致死，以作为惩罚。自然，这对唐王朝的威望来说是一次重大的羞辱。渴望打仗而以此为劫掠口实的回纥人在收复洛阳后继续大肆杀戮和掳掠，但他们不是针对官军，而是针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其实还应该公平地补充一句，中国军队把洛阳当做叛军领土，所以他们也趁火打劫。三个月之后暴行才最后止息，但已对那个地方的经济造成了广泛的损失。
可是，中国与回纥人的联合军事行动迫使史朝义逃遁，也使得他的将军们考虑投降唐军而保命自全。政府鼓励他们倒戈，答应原封不动地保留他们现在所居领兵官的地位。史朝义再经过几次严重打击之后，当他试图逃往边地民族中以求自全时，因众叛亲离而被杀。朝廷于是任命他的四员副将为节度使，各人领其州镇，[13]事实上即今天河北与河南北部之幽州、相州、成德和魏博。因此，唐朝政府并没有实际打赢这场战争，甚至也不能肯定地证明它可以打赢这场战争，但它又从最严酷的危机中挣扎着站了起来，而且武断地宣告大叛乱已经平息。
可是，后来的事件表明，朝廷同东北的冲突仍方兴未艾。尽管史朝义已传首长安，同时政府还有其他自我陶醉的庆功活动，事实却是中国的东北部已变成了自治地方。节度使的职位总是使他拥有广泛的文职权力，而且据知，在762年之末他们都在所管辖的地区内对平民肆无忌惮地行使法律特权，在此过程中实际上拥有君主式的权力。长安在几个方面都被迫把这些州镇当做重要的半外国性国家，尽管这样做有损于它的威望，或者更确切地说，有损于它的自尊心。8世纪后期和9世纪初期的皇帝们一直担忧，怎样才能把他们对全帝国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当时的政治现实调和起来，关于这一点我们即将在本章下文详细申述。
朝廷也没有多少空闲在763年去搞庆贺，因为这一次从西边又出现了新的威胁。中国和吐蕃王国的关系从来没有一个打得火热的较长时期。到了8世纪中叶，710年中国——吐蕃王朝婚姻所带来的暂时修好又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14] 8世纪的30年代和40年代不时发生边境战争。安禄山叛乱爆发以后，吐蕃王乞黎苏笼猎赞（754——797年在位）就决定利用中国的这一次内乱。[15]他命令他的骑兵通过位于今天甘肃省东部和青海省的陇右道与河西道逐步向前推进。大约在760年以后，吐蕃人每一年都要打下几个塞外州城，到763年便蚕食到了关内道（今陕西）西部边境的城市。唐朝廷并不十分介意吐蕃人的威胁，可能是因为中国那时正受到鄂尔多斯地区边境部落的外来压力，[16]至少从心理上说受到了回纥人的压力。因此，在8世纪60年代初期，唐王朝对吐蕃人之会攻打长安是一点准备也没有的。
763年晚期，邠州刺史开城门投降了吐蕃，使他们因此距长安只有125公里。代宗顿时惊慌失措。他和朝廷逃往去洛阳半道上的陕州，而老百姓和世家大族也又一次四散逃命。由太子和郭子仪匆忙地组织起来的地方防御部队也随之撤退，以图巩固阵脚。吐蕃人于763年阴历十一月突入长安，留在城内约半月，对这个最近重建的城市大肆烧杀掳掠。吐蕃人选了一个中国公主的年迈的兄弟做傀儡皇帝；这公主在50年前嫁给一位吐蕃王。
唐军不久重新进入了长安，但吐蕃人很心满意足地带着掳获物而扬长而去。唐代宗于764年初期返城，并处死了僭伪之君，但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小慰藉。吐蕃人的实力没有受损，他们只退回到了陕西西部的主营地，这就是他们半年前出发的老地方。在以后的13年内，即直到777年，吐蕃人几乎每年秋季都要出击，这是游牧民照例进行军事活动的季节。他们每一次行动的骑兵兵力都有所不同。有时他们只不过出动5000人，但正像郭子仪所哀叹的那样，中国军队在反对吐蕃人的势力时极像惊弓之鸟。767年和774年有两次软弱无力的和平倡议，但都无甚结果。吐蕃人不仅意识到中国在继续削弱下去，甚至于768年把他们的一位最好战的将领从战场上召回去当了大相，从此他们对中国人的压力就更大了。唐朝要积以时日才能使它的防御发挥效力。直到774年末，郭子仪才估计出他的军队只及吐蕃可调动的人数的四分之一，而他所能支配的马匹相比之下也是微不足道的。[17]我们没有关于在8世纪60和70年代吐蕃人偷掠了多少东西的确切材料，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侵袭给唐朝缓慢的恢复进程造成了破坏性的后果。一个特别严重的打击是唐帝国把在陇右的最优良的牧马场地丢给了吐蕃人，从而使得中国更要仰赖回纥人的马匹和他们的骑兵支援。
安禄山之乱以后最使唐王朝感到不堪的是他自己的一位将军仆固怀恩的叛乱；此人在762年因约束回纥人而给唐王朝帮了不可估计的大忙。作为763年辅助部队全面复员的一部分，仆固怀恩曾受命护送回纥可汗返回他们的大草原老家。可是，他在北上途中与回纥人会合时，与河东节度使发生了冲突，后者拒不按常规礼仪给予他的军队在过境时所应享有的犒赏。节度使之所以拒不犒师，其理由尚不得其详。不过，这位节度使也和大家一样，对一个与外国有关系的掌重兵的武人会搞另一次阴谋的可能性一定心存戒备，换句话说，他怕会出现第二个安禄山，这种心理状态促使他控告仆固怀恩图谋不轨。唐代宗命一名宦官调查此事，结果他支持了河东节度使的控词。仆固怀恩上了一篇长疏为自己辩白，皇帝竟未置答。[18]仆固怀恩把这种沉默视为驳回其辩词，于是也像安禄山一样决定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了。764年初期，他派他的儿子率军攻太原。他的儿子在太原战败，后来又被部下所杀，但是仆固怀恩逃往灵武，在那里重新纠集军队。他的主要盟友是吐蕃人，后者也已打算进攻长安，他们正需要一个知中国内情和有领导艺术才能的人，才能大获全胜。有些回纥雇佣军也加入进来。这支像滚雪球般的大军在764年秋天使京师西边通路上的居民大为震恐。次年，仆固怀恩准备率军采用包围战术，但他忽然暴死于营地。这次攻势便无形瓦解，他的许多士兵投降。中央政府后来把这些事件归于天意。郭子仪收买回纥雇佣兵去攻击吐蕃人，于是吐蕃人西撤而去。
这次叛乱实在是一系列同类叛乱中最严重的一次，这时地方文武官员或者丢了官，或者甚至丢了性命，因为在他们和被围困的唐朝廷之间彼此都缺乏了解。[19]皇帝和他的顾问们曾经情有可原地警惕着战场上的可疑行为，但有时他们的关心又近乎偏执狂。诚然，中央政府自己也助长了这类问题，因为它准许各种私仇影响国家事务，也不考虑必须制定对付臣下附逆或谋反的一以贯之的方针。尽管精心制定了对被控的附逆者进行调查和起诉的程序，但很清楚，在许多情况下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而不是法律。如果叛乱高级官员可以不加追究，甚至能当上朝廷的官员，那么，王朝的忠顺小官吏就会扪心自问，他们还值得继续效忠吗？流言蜚语、阴谋诡计和意气用事严重地损害了士气民心，而且也和其他任何事情那样损害了唐政府在安禄山之乱后重建的能力。
唐代宗时代（762——779年）长安的政治现象
宦官
宦官在朝廷政治中的活动，无疑是唐代后期历史上的一个特点。可是，他们的重要作用是逐渐形成的，他们在唐代前半叶的作用是很有限的。[20]唐初的宦官一般是来自战俘，或来自南方边境地区（福建和广东）的幼儿，他们被太宗皇帝在后宫和皇宫中当仆役使唤。太宗下诏规定，宦官的身份应永远限为平民，也不许他们做高官，即不能任职在三品或三品以上。[21]可是为时不久，这些初期的硬性规定就被篡改，因为宦官的用处对许多皇帝来说变得很明显了。内侍省从唐王朝初年起就由宦官组成，它原本只限于搞些宫内日常生活事务，后来慢慢扩大了它的权力范围，直到它变成了最庞大和最重要的官衙，统包了皇家的全部家事。在武则天皇后（690——705年在位）时期大肆任用杂差，宦官的数目增加大约3000人。[22]由于他们是朝臣中唯一有权不断接近皇帝的人，甚至在皇帝的燕居中也是这样，所以宦官开始变成了皇帝和朝臣们之间的中间人。最初他们只是照料一下文件和口宣诏旨，但是到了后来他们偶尔也参加重要的议事。他们只向皇帝个人负责，而且完全从属于他。唐玄宗则把他们当做心腹信使和情报来源来使用。
高力士（762年死）是初唐最著名的宦官，在从710年起的10年中为唐玄宗获得帝位起过关键的作用，因而自此以后他在朝廷内有很大的个人影响，直到玄宗在叛乱时期去世为止。高力士是第一个获得三品官位的宦官，从而破坏了太宗的禁令。从8世纪中叶起，宦官们还被授以贵族爵衔。安禄山之乱的危机自然为高级宦官谋求私利提供了机会。第一个这样的宦官便是机灵的李辅国（762年死），他在肃宗当太子时就是东宫的一个随从。在灵武的时候，新皇帝很赏识他的才能，把他拔擢为元帅府行军司马；在实行总动员的时候，他在这个职位上的权力可以匹敌正常任命的宰相。在皇帝回銮长安以后，李辅国同时被授以许多专使之职，因此看来从这时起，禁城的物质设施、人事大权和供应都已全归宦官掌握。自从李辅国弄到了殿中监之职以后，他的个人地位更高了。从758年到762年，上呈给皇帝的重要奏疏和皇帝的诏旨都要经过他的官署，并且要得到他的准许才能付诸实施。除此之外，他的办事班子显然已窃夺了御史台和大理寺的某些调查的职能。
比起高力士来，李辅国在朝政中的表现要活跃和经常得多。李辅国经常插手于封疆文武大员的任命事宜，有一次他甚至要带头诋毁太上皇。肃宗的张后是李辅国长期以来的盟友，李辅国由于有了张后的帮助才能够为私利而与最显赫的李姓朝臣相对抗。大臣们最后挫败了他想当宰相的计划，但这一阻碍他野心的行动却是不多见的。他是一个不断制造阴谋诡计的人，他可以毫不犹豫地在今天反对昨天的朋友。肃宗死去以后，他挫败了张后想杀害未来的代宗而立己子的企图；他得到他的下属程元振发出的警报，派了一队禁军[23]粉碎了这次阴谋，并杀死了张后。[24]
李辅国的这些举措开了重大事务上的先例：宦官控制了个人朝见皇帝的大权；他们插手中央政务；他们过问封疆大员的任命；他们以兵力干涉皇帝的继位问题。所以对宦官表示深恶痛绝的历史学家们，无不怒斥8世纪中叶的皇帝们听任宦官大煽威虐，这是不足为怪的。但也绝对应该记住，这时宦官的权力还得依托当今皇帝对他的恩宠，因为宦官的权力的制度化是一个一直延续到9世纪的长期发展过程。尽管李辅国在宫廷斗争中有拥戴代宗之功，他却被这位新皇帝所恨恶和恐惧，所以代宗于762年雇用几个刺客把他杀了。关于宦官拥有派生权势的另一个例子便是程元振（约死于764年）。他在763年获代宗之宠，但是，由于据说他不让皇帝知道吐蕃人即将入侵的危急情势，代宗于764年回到长安后即把他当做叛国者，予以充军外地。虽然程元振接下了李辅国原来的许多职位，但他没有借此有所作为，也没有能够选择一个接班人来继承他的很高的政治地位。
最后，像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唐朝后期宦官之所以大得其势，是由于他们取得了独立的兵权。[25]拥兵自重的最初几个重要步骤是在8世纪60年代进行的。当唐代宗于763年逃避吐蕃人去陕州巡幸时，他受到宦官鱼朝恩（死于770年）所率领的神策军的迎接和保护。神策军是哥舒翰作为西北边防军在754年建立的，但它在安禄山发动叛乱后即被调往东部。当它的老家基地被吐蕃人蹂躏以后，这支部队被重新组织起来并驻扎在陕州，成为河北战斗中的第二道防线。到了763年，它经受过几次考验，以坚强有力和可以信赖受称于时。[26]代宗回銮京师以后，他把神策军编入禁军并交给鱼朝恩指挥，以示恩宠和优遇。由于府兵制的破坏和边防兵力的日益扩充，8世纪上半叶的禁军遭到严重削弱，神策军之加入禁军就使得战斗力大异往昔。现在是在几十年内朝廷能第一次把自己控制的军队投入战场，而不再需要完全乞怜于地方节度使等武人的帮助。在8世纪60年代，鱼朝恩在长安正西的永久性基地监督建立了神策军，使皇帝能招之即来。正和我们所预料的一样，宦官权势大到如此地步，当然从一开始便引起朝臣们的妒忌和疑惧。鱼朝恩的作为果然不出他们的所料，他夸耀自己新近获得的财富，而且插足政府的神圣领域（例如判国子监事），被百官视之为荒唐不经之举。代宗有时也对鱼朝恩的行为表示不安，所以经过复杂的阴谋而于770年将他处死。他的同伙或者被杀，或者被驱散。一名官员被任命来统率神策军，直到783年又起战乱时，宦官才重新负起了军事之责。
财政专家
安禄山之乱引起的唐帝国混乱的经济生活，需要代宗朝廷给予迫切的注意。政府的储备全被战争开支和官吏侵吞所耗竭。战斗弄得中国北部许多地方残破不堪，促使农民成群流徙，特别在河南更是如此；交通运输系统弄得非常紧张；而河北的沦陷又使中央政府丧失了最大的税收来源。[27]从8世纪50年代后期起，一个新兴的财政官员集团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和其他相关的问题。虽然他们的工作不完全成功，但是他们想方设法不让不景气的经济形势变成灾难，不仅如此，他们还对政治有相当大的影响。
为了了解这些财政官员，我们必须对历史情况作一小小的回顾。唐帝国诸特点的变化开始发生于7世纪后期和8世纪初期。在玄宗时代，这个大而复杂的国家在政府开支和官僚体制方面已经有了巨大的增长，另外，在土地所有制形式方面也不断有所改变，而这种变化反过来又是和中国各地方的社会和经济大混乱相联系的。初唐政府比较简单的制度结构已不够用了，不仅仅在财政方面是这样。不言而喻，玄宗没有沿着更加合理的路线改进他的总的行政系统。相反，政府只是努力根据具体情况，通过任命专“使”，一个个地处理它最紧迫的经济和政治问题。[28]这种专“使”在晚唐十分重要，但他们不是正式官制的一部分，虽然他们挂名领干薪————为了官阶和薪水的缘故通常都入御史台。不像一般的官员，他们的权限在法律上都被限制得很死，但御史们获准可以打破传统的部门界限，以便对政府的活动能在职能上予以协调。他们有权雇用文书和会计。他们特别适于解决涉及朝廷和地方双方的问题，因为这种问题对于皇帝的顾问们来说是太专门了，而且也为一般行政官员权力所不及。初期御史中最著名的人物是那些登记流民、征收和运输土地税以及搞边境防御（原来的十节度使）的人们。[29]
安史之乱时期，土地税收之损失给朝廷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困难。在正确地推行旧的租庸调制度中所必需的人口登记和土地分配办法，已显得过时和无用。758年提出的一个方案要强迫实行食盐专卖，作为土地税的部分代替。新设的盐铁使监管食盐的专卖（应该注意，这里包括“铁”字不过是仿照汉代前例而言，在唐代并非实有其事）。中央政府在各地方设署管理食盐专卖，领有执照的生产者必须把盐统统卖给专卖官署；专卖官署把食盐加上巨额税收转卖给商人，商人便把这些费用转嫁给消费者。由于帝国政权控制了所有主要的盐产地，又由于盐是生活必需品而肯定有最小限度的市场，因此，建立有效的垄断是可能的。在食盐专卖创立后的短短几年中，它便提供了帝国现金收入总数的半数以上，从而大大地补充了直接土地税收入的不足。
对于财政官员来说，盐铁使署是应付政治紧急情况的工具。随着越来越多的经济职能纳入盐铁使署，它们的官员的财权和官职的划分也都经过推敲和斟酌。765年以后政府设立了两个财政区：其一（技术上称为盐铁使署）设于扬州，负责华中和长江中游的财政；其一（属户部的度支）设在长安，负责中国北部和四川的财政。[30]重要的是，经过了第一个世代之后，搞这些工作的官员都成了财政专家。他们的这种任务大大不同于唐代初年那些非专业化的行政官员的类型。在安史之乱以后的时期，他们发展了原来的专业水平和自负心理，被准许可以从正式职官之外选用下属员司，因此在行政系统内引进了一种进入政府官署的新途径，它一直存在到北宋时代。[31]
当这些财政专家扩大活动范围，甚至包括像制定初级预算和经管财产税等复杂的任务时，他们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一些障碍。其中有些困难，像无法稳定货币等，是当时经济理论尚未充分发展的结果，因而成为直至唐朝灭亡为止的祸患。[32]其他困难是政治方面的。例如，在安史之乱时期，为了确保安全，大量政府收入曾放入皇帝个人金库，而不是放在国库内；这种办法到战争结束以后还在沿用。但是，皇帝库藏（内库）的收入和支出的管理权却落到了皇帝私人仆从宦官的手里。[33]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财政专家们不可能从根本上放手完全管理帝国的经济事务。他们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冒着被他们的政敌指控为腐化的危险而与宦官合作。受经济犯罪————例如贪污盗窃、纳贿招权、高利盘剥，甚至违反节约法令而铺张浪费————的牵连而招致的声名狼藉，在唐代是十分严重的。因此，财政官员特别容易受到绝大多数朝臣的攻击，因为后者对财政官员和对宦官的兴起都感到震惊。
政治人物
756年杨国忠死后直到元载（777年死）于762年拜相以前，朝廷没有出现值得一提的人物。不像安史之乱以前数十年中的许多显赫人物那样，元载并非出身于名门。他原本姓景，后来改用北魏（拓跋）皇室之姓氏————元————以表示宠异，同时也更易为社会所接受。元载进入仕途的经历也非比寻常：他最初是在唐玄宗时代考上了道教经典的特科考试。由于旧政体下资深的政治人物都在安史之乱中垮了台，像元载这样的青年人自然有了迅速晋升的机会。他在8世纪60年代初年的转运使任上有突出的表现，而且又由于他和李辅国的关系而受到代宗的注意。为了加强他当了宰相后的地位，元载娶了王缙（700——781年）之姐妹为妻，王缙不仅富有，而且系出望族；元载后来把他引为同事。
尽管元载的野心很暴露，但他给了皇帝很深刻的印象。他有敏于断事的个性和善于利用别人能力的禀赋。他曾庇护优秀的财政官员第五琦（约710——780年）和刘晏（715？——780年），在代宗面前推崇他们的新办法，而且可以肯定地说，他曾经就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权限问题进行调解。元载还以新的眼光来看待西北的防务问题。在经过吐蕃人屡次攻击之后，他在773年提出建议说：每岁盛夏之时，吐蕃人逐牧青海，去塞甚远，中国应夺取城垣坚固的原州城，因为这里是陕西西部极易防守的前沿阵地，也是敌军经过群山入侵路上的要冲。他这个大胆的计划确有独到之处，但被那时的将军们所否决，他们说它是空想军人的纸上谈兵之策。元载的另一个建议是把京城从长安东迁到河中（今山西南部），因为在这里更易防守吐蕃人，而且对通过汴渠的漕运更加方便，但又不像传统的陪都洛阳那样地暴露。虽然这两条建议都未被采纳，但是它们说明元载有分析能力，比一般官僚更有眼光。这种说法当然不可能核实，因为元载只有少许著作尚存留于世，但是他的计划的要点却在8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一再被人重新提出，可见他是一位有远见的战略家和政治家。
与此同时，元载也想建立一个同李林甫和杨国忠一样的强人政制。他死后被人指责为大刮裙带风，贪得无厌，肆意收贿，嫉才妒能，特别是妒忌在他上位的少数元老政治家。这些指控当然也并非全无道理。一个典型的手法是他在766年请求代宗批准，让他的官署审查包括御史台在内的百官给皇帝所上的奏疏。他的意图自然是在于截留对他本人和对他的政策的批评意见；他也果然得逞于一时。[34]
可惜的是，我们对于元载的政治反对派的情况所知不多，只知道反对派确实存在，而且随着他使用权力日益暴虐，它也在不断地发展。元载770年安排谋害了宦官鱼朝恩以后，他显然还想发挥更大的作用，致使代宗也开始对他有些冷淡。可是，多少年来皇帝一直不想公开地采取行动反对他。元载的最后倒台是一桩突然发生的大阴谋所引起的后果，其直接导火线尚不清楚。777年初期，代宗秘密诏令他掌禁军的外甥逮捕元载，草草审理后即判处死刑。他的尸体被肢裂，他的富丽的宅第被摧毁，他的家室被屠戮，几个月之后连他的家庙也被夷为平地。这样极尽丑诋之能事，甚至最后要完全清除元载的个人影响，这最好不过地证明了他在仕途上激起过人们多么大的反感。对于元载的至亲好友们，皇帝只留下了他年迈的妻兄王缙；不久王缙也在贬谪中死去。
毋庸置疑，元载的权势远不如唐玄宗时代那些权倾一时的宰相们大。和玄宗的宰相们不一样，元载受制于我们上面讲过的那些新兴势力————即宦官和财政专家，而且在他最炙手可热的时候，他也没有个人掌握过兵权。最重要的是，他虽然位列朝班之上，但他那时的朝廷的实际权力已大不如前，这是外重内轻的形势和长安普遍缺乏自信的情况所决定了的。[35]
对于这种尴尬处境，代宗本人也有他自己的部分责任。他从来不是一位能鼓舞军队士气的领袖人物，而且作为皇帝他从来没有表现出从容不迫的风度，让他的动摇的朝臣们信服他的力量，或者让他们相信他对未来充满希望。相反的，所有他的战时经验都教育他，他可以毫无理由地怀疑他的支持者；我们已经看到，朝廷是怎样在对付仆固怀恩事件后幸存下来的。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那时转向了元载，并且给他以自由专决之权达15年之久，但这似乎又是一种保守思想作祟所致，看来他不愿意放弃他祖父的那种政治统治方式。他受尽了宦官和财政专家的苦头，看来这也是他两面下注的结果；他不是像他儿子那样自觉地和果断地把他们作为治理国家的权力工具来使用。
另一方面，很可能代宗也和先前的玄宗那样，把他真正的兴趣从政治移向了宗教。他深受不空和尚（阿目佉跋折罗，705——774年）的影响；不空是中国密宗三位高僧中的鲁殿灵光，他在8世纪60年代已是一位佛教密宗的著名学者和译者。代宗遵循玄宗和肃宗的榜样，从不空和尚那里受了灌顶戒：这是密宗传授其神秘思想和智慧的方法，它表示已收录皇帝为不空的弟子。为了回报代宗的虔敬，不空经常代表皇室和国家作法事，替他祷告上苍。不空为代宗所作的努力中包括翻译与政治有关的经文（如《仁王经》）和祈愿消灾除难等等。甚至仆固怀恩攻打京师的失败也要归功于不空，因为这位和尚曾为免除外患作过祈祷。这种巧合甚至使得代宗更加相信不空教义的价值。另外，宰相王缙和宦官鱼朝恩都是他们各自集团中最大的佛教施主，他们和元载一样大大鼓舞了代宗的宗教信仰。建寺庙和作法事所花的钱和所表现的热情都达到了新的高度。佛教教务与唐朝政府之间空前紧密地结合了起来。[36]
当然不用说，代宗的精神生活一直受到了世俗卫道士们的批评。元载死去和他的亲佛教的内阁完结以后，更传统的儒家政治家们在朝政中变得重要起来。常衮（729——783年）在777年被任命为宰相；此人是进士出身，他在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经历了一系列重要职务————即为皇帝知制诰————而从官僚中脱颖出来。他享有为官清正的声誉，并且着手纠正了元载的某些最严重的弊病，特别是官员俸禄混乱的现象。但他也书生气十足，而且好与人争论；他经常在朝廷中当众与他的同僚崔祐甫（721——780年）争论。崔祐甫出身于世家大族。他之被人怀念，主要是因为他曾经以改进吏治的名义让他的许多亲朋故旧当官。这两位大臣常常在皇帝面前就礼貌和仪式问题争吵不休，但代宗显然对这些问题不感兴趣。尽管在777年和779年之间朝廷颇有些改革气象，但很清楚，没有皇帝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仅靠儒家的思想情操是完全不足以取得政治上的根本改变的。
唐德宗的改革企图（779——781年）
正当37岁盛年的德宗779年夏天即皇帝位，这时长安拥有明显的改革气氛。他执掌政权的时候，坚定地想扭转他父亲在位17年中一直走下坡路的颓势。他在几个月时间内就发了十几道诏旨，[37]要求中央政务中实行节约，并且限制高级官员的奢侈浪费。他废了酒税。他宣布不再接受地方长官于正常税收之外的“进俸”和“贡献”。[38]德宗打击了宦官的不顺从态度。他又下令停止政府继续赞助度俗人为僧尼，不许政府参与建造寺庙，而这些都是他父亲时代造成严重贪污的陋习。他任命他自己的亲信为宰相，其中最突出的是知名的财政官员杨炎（727——781年）。作为他普遍改组人事制度的一部分，德宗迫使宿将和重臣郭子仪退休；因为郭子仪这时虽已届耄耋之年，却仍然领有北方和北方边境的许多防御使职务。这是代宗迟迟未下决心而德宗断然行之的事：他给郭子仪颁赏了很多荣衔，但把他的实职分给了他的几个部属。虽然郭子仪从无丝毫不忠于唐室的表示，但他功望太重，又是旧政策的过于明显的象征，所以不能让他继续在第一线供职。郭子仪的退休是德宗审慎政策的一部分，他打算去掉或安抚官僚政体和高级军界内部的一切不安之源。[39]上面这样一些改革是德宗想刷新政制的最初步骤，其目的不外乎是要恢复唐王朝中央政府的主动性、权威和力量。
这时期最重要的改革是杨炎于780年对税收和财政会计制度开始实施的行政合理化政策，这就是所谓的“两税法”。[40]这个名词有些使人误解的地方，因为按照农业季节一年收两次税，这只是几种简化手续方面的一种特点。首先，两税法取代了旧的租庸调制的人头税以及唐朝前半叶所累积起来的各有专门名目的附加税。这一改革废除了用丁作为计税的基础，而代之以一种更有效和更公平的以财产和耕地计征的方法。各州镇在税收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在过去一定时期内已成了既成事实，现在这种作用得到了承认，即分配给它的各自不同的税额，以代替那种笨拙的统一税率的征课办法。在这同时，中央政府的正式财务官署也恢复了生机。宦官对宫廷金库的管理权已被暂时剥夺，而国家收入则由政府的金库接收。两税法的改革马上取得了实际的成功。780年仅新制度所收的税就多于前一年的一切财源。
所有这些措施都前景乐观，但它们仅仅是开了个头。要使中央政府的政治和经济结构适应安史之乱后大异往昔的形势，这是一个长时期积压下来的任务，所以它绝非仅靠一纸命令就能奏效。德宗的大臣————策士们————特别是杨炎————的政治冲击力在有些方面又过于强大。杨炎无疑具有理财方面的天才，但这个人的脾性不适宜做宰相。他没有和解的气质，而是好吵架，爱打击报复，甚至对不同意他的人心怀恶意。他对自己的缺点毫无自知之明。他由于大发脾气而弄垮了政府几项方案，又因干预地方藩镇上的扯皮而把事情弄得一团糟。[41]跟他争吵得不可开交的是一位宿怨死敌，即原盐铁使刘晏。他们的争吵起于777年，那时刘晏在调查杨炎的老恩主元载问题的小组中工作，结果杨炎被流放。780年初期德宗罢了刘晏的官，杨炎这时认为时机已到。杨炎不满足于仅仅用他的新法两税法来取代刘晏的财政政策，他还直接攻击刘晏的要害，放逐了他，最后并迫害他致死。后来杨炎竟愚蠢到把严厉地处死他的私敌的责任推给皇帝。这一犯大不敬罪的行为使他在781年年中受降级处分。这一回轮到杨炎受新宰相卢杞的猛烈攻击了，他也被放逐和致死。这场政治纷乱是企图与民更始的代价之一。德宗的强有力的个性和希望革新的心情使他急于求成，从而给为他效忠的人们以巨大的压力。不久事实就表明，他没有赢得足够的时间使内政改革趋于成熟，便着手去解决自治的东北地区的问题了。
与河北诸镇的战争（781——786年）
河北诸节度使利用安禄山之乱平定以后的喘息时间来加强他们的统治，甚至进一步扩大他们的军队。关于他们怎样做到这一点的细节不需要我们在这里赘述，[42]但很重要的一点是，原先属于中央政府的许多特权，例如征收赋税等等特权，后来都由自治的藩镇征收，而不问长安的反应会怎样。到780年已经建立的这种政权不仅河北本部有，而且在山东半岛的平卢诸重要大藩镇也有，汉水下游的襄阳和今河南南部、淮河上游的淮西地方也有。藩镇之间互相也偶尔有些摩擦，特别是在交界地方有冲突，但他们大多数认识到自己的战略利益是互相支援，结成松散的联盟，以便对抗唐王朝中央政府。他们大家都一致赞同的要害问题就是，节度使的继承权利要由他们自己决定；自然，这种思想是要保证他们能够世代相传；他们甚至宁愿在内部争位，也不要朝廷的干预。藩镇让长安扮演的唯一角色就是，它们在地方上推举节度使候选人，然后由长安照例批准。
如上面已经讲过的那样，代宗时代的中央政府还不能强行解决与河北的争端问题。它充其量只能采取守势，例如它曾阻止魏博节度使在775——776年肆意扩大地盘的行为。反之，德宗的内政改革则标志着朝廷将采取有所作为的新姿态。781年年中，皇帝否决了新近病故的成德节度使的儿子想继承父位的要求。成德、魏博和平卢三镇认为这是对它们自治的明显的挑战，所以它们开始进行敌对行动，而且马上得到襄阳节度使的支持。
从朝廷的观点来看，后来的5年时间就是一场噩梦，因为一个接一个的军事危机威胁着要推翻它。[43]虽然朝廷军队的力量已有所增长，但不足以应付全帝国范围内用兵的需要。中央政府仍然需要依靠效忠的地方节度使的兵力支援，这种情况和安禄山之乱时并无二致，而且现时它所面临的协调与供应的同样巨大困难，仍然必须加以克服。正像朝廷所说，平定叛乱的最初胜利是靠幽州节度使的帮助取得的，因为后者的军队在北线对分裂分子施加了压力。自封的成德节度使在781年被他自己的一个军官刺杀，这又是一个有希望的迹象。但是，唐德宗决定不按这两个忠君者的意愿来酬答他们的功劳，所以他们也终于宣告反叛朝廷。南方在782年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当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受朝廷命令征服了他的襄阳邻居，但数月之后他反而投降了敌人。李希烈袭击汴渠，切断了从长江下游运往京师的漕粮主要运输道路。这个经济打击实在厉害，以致朝廷不得不采取激烈的措施，由宰相卢杞等人提议在内地诸州镇筹款，特别是在长安内外筹款。由于这里主要不是农业地区，大多数城市居民得担负意外的巨额军费。政府实行了以房屋大小计征的新税，征收过重的买卖税，强迫向商人“借款”，并且实施各种商品税：所有这一切便引起了城市的很大困难和人民中间的不满，使政府穷于应付。[44]
到了这个时候，闹分裂的节度使们纷纷自立为王，但是最严重的威胁是783年年中朱泚（742——784年）创建的一个新朝廷。朱泚曾经统率过西北的唐王朝驻防军，但是因为他的弟弟朱滔已经叛唐，朱泚因此被解除兵权而羁留在长安。783年，他的旧部被召往东部驰援战争，但是士兵们中途哗变，因为他们在京城得知朝廷所给军粮不足以果腹。这时，朱泚从退休中出来领导了他们。他找到了城中的老百姓来支持他的叛乱。结果德宗在长安无可守的阵地，于是出幸西北小城奉天，因此他成了唐代中叶第三位蒙尘的皇帝。朝廷在窘境中的一线希望是吐蕃人因783年缔订的停战协定而暂时保持了中立。
因此，从某些方面看，这时的事态远比肃宗当年西幸灵武时更令人泄气。只有几个官员陪着德宗逃命。他现在求教于其中的一个官员，即陆贽（754——805年）。他不是一位高级大臣，而只是一位年轻的翰林学士。可是，陆贽是一位异常能干的人，而且他作为皇帝的主要顾问，很快就有效地指导着政府的工作。他在分析政治和财政问题时表现了非凡的才干，还在起草国家的文件时表现了极大的耐性。就是这个陆贽，他劝告德宗放弃控制全帝国的方针，而主张大赦河北诸节度使。他说，政府这样做就可以腾出手来集中力量打垮朱泚这个巨恶元凶；然后王朝的军队就可以扫净其余的叛乱者。这些建议都写进了陆贽所起草和德宗于784年予以颁布的大赦诏令中；这道大赦令事实上便成了最后解决战争的基础。
可是，麻烦事并未就此结束，因为负责唐王朝河中军队的李怀光妒忌德宗对李晟（727——793年）的关怀。李晟是一位很杰出的将军，曾于783年后期掌过禁军，并即将成为唐王朝将领中最坚定的支持者。李晟和李怀光都解救了皇帝在奉天被叛军攻击的直接危险，但李怀光的心怀叵测已一目了然，朝廷不得不再一次迁往与四川接壤的梁州，以便万一李怀光为所欲为时可以预防他可能进行的加害。此后不久他果然叛变，但由于事前已采取戒备措施，李晟能够对他发动猛烈的攻击。仅几个月工夫，李晟既打败了李怀光，又打败了朱泚；这两次胜利使得皇帝在784年年中能够回到京城。节度使们内讧起来，叛乱运动陷于瓦解局面，但直到786年被彻底打败才导致战争完全平息。
8世纪80年代的叛乱事实上是安禄山十年以前发动的分裂运动的终局阶段。叛乱的开始阶段与结束阶段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它们都起于长安的政治压力；政府的兵力和资源不足使战斗旷日持久；官军的叛服无常使得战局决定地恶化；最后，战斗都不是胜利结束，而是通过妥协不了了之。但8世纪80年代的阶段也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即20年的和平间歇期使得这些分裂割据势力有可能比安禄山原来在极东北部占有更大得多的地盘来巩固和加强他们的势力。另外也很清楚，这些独立的藩镇对当地居民的控制也比8世纪60年代更严紧，因为在60年代还有若干忠于唐王朝的被围孤立点散见于河北诸地。可以想像，在这间歇时期内新领导阶层已经多多少少地同原来的地方精英集团联了姻，同时，住在此地的汉族居民与北方边境非汉族居民的同化过程很可能也仍在继续之中。很可惜，关于这些独立诸镇的现存材料是很少的，恐怕只有星星点点的例外，学者们又还没有对现有的残编断简做艰苦的连缀工作，所以我们对那个地区的社会史的论述只能是相当粗浅的。[45]另外一点也十分清楚，8世纪80年代藩镇与唐王朝之对抗是赢得老百姓的充分尊重的，所以它们能够令人敬佩地把这场长期的斗争坚持下去。
我们已经看到，安禄山的将军们在他的笨拙的指挥体制中是怎样陷入混乱和发展成为尖锐的对立的。但是反观8世纪80年代，河北自己称王称帝的诸镇无不在自己的占领区内自建军队，自立法统。虽然这种新情况尚未能使叛乱者易于采取大规模的联合军事行动，但却也防止了8世纪80年代的叛乱运动因内部纠纷而瓦解，至少在战争的后期以前没有陷于瓦解。而且即使在叛乱运动最后消灭的时候，有几个镇仍未遭多少损害而能幸存下来。另一方面，除非中央政府能扑灭叛乱并且把旧帝国的那个广大地区再度统一到长安的统治中来，否则，唐王朝不能被认为已取得胜利。
如果说安禄山的叛乱是由于背信弃义，那么，8世纪80年代帝国的失败则更像是出于无能。这就是史书上为什么把河北诸镇之乱描述为在8世纪中叶的大灾难和唐宪宗在9世纪初年致力于中央集权化运动时期重振唐帝国荣誉之间的一个屈辱的插曲。不管怎么说，德宗在确有把握地赢得战争以前却挑起了冲突，这显然是他的一个严重错误。他没有能够解决早在8世纪50年代后期就已很清楚的一系列基本战略问题，例如，东北叛乱分子之所以有力是因为他们凭借供应和指挥调动的较短内线来作战，而中央政府则靠长安和东南之间的漫长而易受攻击的生命线作战。很显然，对当时在南方爆发的淮西的敌对行动完全没有给予考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旦唐德宗放弃了他的讨伐运动将军的身份而接受了帝国统治权分裂的事实（不管接受这一事实是多么痛苦），他能非常熟练地从一个高度复杂的、分权的政治局面中掌握好分寸，从而为自己捞取最大限度的好处。
内廷的发展，786——805年
甚至在8世纪80年代战争的最严峻阶段，即在车驾出幸奉天之前，唐朝廷已经被政治纷争弄得四分五裂了，卢杞及其同伙的财政措施非常不得人心，而他们对付政敌所使用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也引起人们对他们的强烈不满；这些问题都在正史和官方文献中有所反映。[46]几十名官员鼓起勇气揭发他们，卢杞终于在奉天被撤职。德宗被迫要找一个能马上解决其燃眉之急的问题的人，而不问其人的官阶和年岁如何。如上所述，他召见年轻的翰林学士陆贽来指导他的流亡政府的事务和整理混乱的财政。宰相们和正式的官署都屈居陆贽的影响之下。
同样地，唐朝的政府军在战争中的表现也确实不好。这支军队不但远远没有在唐王朝最悲惨的日子中支撑危局，反而内部出了很多叛逆。虽然也出现了几个优秀的将领，但忠君部队的整个记录却无任何可夸耀之处。783年后期朝廷受长安居民暴动的威胁，这时到了最悲惨的时刻。德宗绝望地把在京的神策军召来驰援，但事实上神策军的许多官兵都早已在战争中被杀，当时统率神策军的官僚却以商人和店员充数来填满名额，这些人一见到真正的警报便四散逃匿。紧急集合在德宗身边的唯一部队只是由两名宦官————窦文场（约801年死）和霍仙鸣（798年死）率领的一小股军队。虽然德宗最后被大部队援救脱了危险，但他仍对两名宦官感激万分，甚至像他父亲在764年对鱼朝恩的赏赐一样在786年对他们大加恩赏，让他们分别监管新成立的左、右厢神策军。[47]可是，这时宦官在神策军中的影响就永远延续下去了。
陆贽的任命和两名宦官的身负重任，标志着8世纪后期开始了一个最重要的政治发展————所谓内廷的势力的增长（当然，外廷是正式的文武职官体系）。翰林学士和宦官不仅名义上准许接近各种禁内机关，他们还紧紧地同皇权的行使挂上了钩。至少在最初时刻，内廷被皇帝本人所直接和紧紧地掌握着，他把内廷作为他的私人所属官制。内廷不论在平时或在战时都有用。它是一个使用方便的机制，在制定和执行皇帝的政策时，通过它便能绕过日常官僚程序上的拖沓之病，同时，它也是获得秘密情报和谋划的来源。
我们也必须毫不迟疑地承认，内廷并不是一个有共同利害关系和紧密结合的集团。在许多方面，宦官和翰林学士的世界观和社会威望都截然相反。他们在内廷彼此争权夺势倒反而是很自然的现象。人们也可以不时地讨论，分清内廷和外廷有什么用处。特别是翰林学士，他们对外廷的官僚集团有政治和感情上的瓜葛。宦官虽然是个遗世独立的阶层，但也从阴暗中脱颖而出，使外廷能感到他们的存在。另外在整个晚唐的历史时期，内廷所起的影响不是经常性的，也不一定是持续扩大的。有的皇帝，例如德宗和9世纪中期的宣宗，便广泛使用翰林学士，而其他皇帝却不是这样。总的说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宦官的势力越来越强大，但是他们的政治势力是在以下两个不同的时期达到了真正的高峰：一为9世纪的20年代和30年代，一为9世纪的最后25年。我们将要在下面对此详加申论。
可是，尽管有了上面那些保留条件，但在分析晚唐宫廷政治的时候，内廷仍然是个很有用的概念。第一，正式的和常规的官僚们视皇帝的私人秘书和宦官为异己团体，他们在宰相大臣同皇帝之间插上了一杠子，因此认为他们严重地威胁着自己的权势。第二，又是相反的，从各种情况可以得知，德宗和宪宗（805——820年在位）在很多时候和很多方面都不完全信任那些高级官员。从皇帝的眼光看，内廷里的这两部分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好处，即可以信得过。最后，晚唐内廷的发展是一个例子，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制度史中皇权这一级反复出现的现象，即皇帝个人要设立一套班子，以推进政府的工作。过了一个时期，这些班子僵化后被并入职官体制之中，另外又被代之以更新的办事班子。唐代中央政府的三省的演化基本上便反映了这种过程，[48]从明清两代的内阁和军机处也可看到这个过程。
正如我们所料，晚唐的内廷从一开始也引起了争论。德宗时代，特别是朝臣们对宦官的强烈仇恨在某种程度上竟然转到了皇帝本人身上；这个题目被后世历史学家所利用，并且大大地加以夸大。因为德宗准许内廷在朝廷政治中占有一个位置，所以他始终未被人原谅。
毫不奇怪，从个人偏见出发的对德宗的许多批评已经使人产生误解。传统的史籍把他描绘成一个暴君————刚愎自用，言行不检，文过饰非和贪得无厌；[49]但这又与同样广为流传的关于他为人既轻信又柔弱的说法不符。也有人说他在8世纪90年代表现出对事情无动于衷，因为他准许宦官们和闹分裂的节度使们可以自行其是（又是夸张的说法），这又与关于他在779年和781年之间励精图治（他为此曾备受赞扬）的记载大有出入。我的意见则反乎此种论点，认为德宗的政策和行为事实上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内在连贯性。首先，他志在振兴中央政府的权力，这在他身上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把这样的宏图大志和古代某些“中兴”皇帝的任务来做一个正常的比较，那么，他自视甚高的这种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也会使满朝文武、言官们等等一切人都相形见绌。确实，德宗在战争中壮志未酬的抑郁心情使他更加倚仗自己的才智，给人一个高高在上、可望而不可即的印象。但是，这是因为他的主要关心是要尽量保留中央政府所剩下的权力。这个任务很不轻松，需要他跟各藩镇作些必要的妥协。虽然他在长安朝廷内仍要坚持他的权力，按他认为是适当的方式指导中央政府的事务。大约在786年和794年之间，他给政府机构几次机会，以证明它们对他是有用处的。我们下面将要论述其事迹的四位杰出的宰相提供了几个个例研究，它们足以证明皇帝认为官僚阶层不能适应他的目标的需要。应该记住，德宗对外廷希望的最后破灭和内廷权力的迅速增加都发生在德宗在位的最后10年间。
官僚集团的失势（786——794年）
战后的第一任宰相是崔造（737——787年），他是博陵名门崔氏的成员。这个家族因与最高水准的传统中国文化有联系而著名，而崔造本人在安禄山之乱时期就以论证政府理想的哲学理论闻名于世。由于后来与刘晏有牵扯，他在杨炎的报复行动中被打了下去，从而在江南的信州流放了几年。在8世纪80年代的战争中，他举兵约2000人勤王，因此受到皇帝的注意而被召回朝廷。不久他即比其他年长资深的同僚优先被擢升为宰相。因为正如史书所说，德宗把他的理想主义的直言当做能经纬政府事务的才能。
崔造与几位同心同德的同僚企图把中央职官的权力重新确立并加强起来，这事约进行了一年之久。[50]崔造羁留在东南的时期，曾耳闻目睹诸财务使滥用权力和贪污腐化的放纵行为。他劝告皇帝统统罢掉前30年所设的一切特置专使，把他们的全部权力收回给长安的正式官署户部。属地方一级的诸使节的职能则收归观察使（这种“使”是他愿意保留的）和刺史。地方官获准拥有按地方需要来分配资金的相当大的自由。按照他的保守观点，崔造是想抑制财务专家及其政治追随者日益扩张的权力。
崔造最重要的建议涉及首都宰辅们的行政责任的实质。要理解这一点，得做点背景介绍才行。唐朝初年，太宗曾设置一个非正式的顾问集团，其成员称为宰相，通常由中央政府三个省————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的首长组成。宰相们的集体也称政事堂，其名取自门下省内一个用来每日相聚和讨论重要国务的厅堂。在这个时候，宰相的职位本身并不是一个具有许多行政职责的正式职事官。每一个宰相都是抽调到这一职位上来的，所以应在每天下午履行自己法定的实质性责任。对未担任三省中最高职务的那些官员的任命，明文规定使用“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这样他们就有了出席有其他宰相或皇帝参加的会议的特权。宰相的人数时在变换，但很少超过五人或六人。
723年，即唐玄宗在位的初年，杰出的官员张说（667——730年）已注意到宰相集体的重要性在日益增长。他建议，他们的官署应作为政府的正式机构自行组成，并有自己单独的预算和钤印；这建议被接受了。宰相们的官署被称为“中书门下”，其名取自中书省和门下省这两个机构，因为这时尚书省的高级官员们已不再是当然的宰相。这个曾经是非正式的顾问集体现在有了更加适应它的权力的地位。可是，宰相们仍不负有直接的行政责任。政府的执行机构，即其职能叠床架屋和混乱不堪的尚书省六部和九寺，现在正式从宰相权限之内划出。但如果正式任命的宰相恰好要担任行政职责时则不在此限。另外，安禄山之乱以后，许多中央政府的官署名存实亡，因为它们的职能已转给新的特定衙门。因此到了8世纪80年代，民政官署的负责大臣们在把政策付诸实施时遇到了巨大的组织上的困难。
崔造在786年的建议是要求所有行政权力都集中在宰相府署，而个别的宰相则各负具体的行政责任————例如盐榷事务；半年收税事务；军事事务，公文事务和其他杂务。我们对他的方案的细节知之甚少，但差不多可以肯定，他是想把723年设置以帮助中书门下的成员的堂后房和正式行政部门中的相应部分合并起来。可以设想，整个中央政府也实行过某些合理化措施。这个建议是实行有计划的结构变革的一项最重要的活动，也与中国政府前两个世纪中所特有的那种互不统属的机构缓慢增长的趋势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政策的制定和行政工作能像崔造所建议的那样重新配合起来，正式的官僚体系就能恢复充分的权力来指导日常事务，并由此恢复集体的自信心，以博得皇帝的尊重。
这次改革没有取得成功，它有如下几个原因。第一，它是一个复杂的改组工作，要大刀阔斧地动一动人事关系。这当然要激起许多渴望抓住既得利益不放的官僚的嫉恨。其次，德宗是否有支持这个方案的诚意也值得怀疑，因为如果真要把这方案实施到获得它逻辑上的结局，它会大大地改变政府结构的形式。人们常对晚唐诸帝之愧对列祖列宗的浓厚意识感到震惊。他们特别不愿意做任何哪怕是些许被认为是不符合过去成法规定的事情。只要可能，他们一定不损害政府的传统。例如，利用“使”这种官职便是补充由来已久的政府结构而又不正式改变它的一个很巧妙的变通办法。从这种意义上说来，崔造的建议是太激进了。在紧接着8世纪80年代战争以后的动荡不定的时期中，大刀阔斧的改革看来的确是很危险的。[51]
崔造方案失败的最后一个决定性的原因，是长江下游财政界中那些有既得利益的人们的反对。为首的反对者为韩滉（723——787年），他是长江三角洲的强有力的浙西节度使，原居盐铁使之职。他有长期向京师供应漕粮的经验。他是德宗不敢疏远的人，特别是由于他在当时一次战争中的忠诚。786年秋天中国东南部获得了大丰收，韩滉的政治机运来了。他讨厌人们对他的行动有任何干涉，他当然想借此机会来攻击崔造的加强中央官僚体制的政策。韩滉不久和元琇发生冲突。后者是崔造的心腹同事，已内定为新制度下判诸道盐榷的宰相。崔造的体制迅速瓦解，因为德宗认为它有某些政治弊端。不到几个月崔造就解除了宰相职务。元琇被充军，786年崔造的改革被废除。
德宗已有很多谋士，但他接着又去找受人尊敬的原宰相李泌（722——789年）。李泌或许是晚唐高官中一位使人瞩目和最不落俗套的人物。他在文学上是个神童，7岁时唐玄宗曾面试他作博学的赋的能力。后来他多年隐居山中修道和求长生。他的政治生涯颇富传奇性。当肃宗当太子的时候李泌被召入朝为翰林学士和顾问，他立即以诗见迕于杨国忠和安禄山两个人。由于这样有失检点，他又被放归田里。肃宗后来在灵武召见他求助时，他就更加小心谨慎了，但是如上所述，他只暂时做了战时宰相。后来他又一次退隐，因为他畏惧有权势的宦官李辅国。后来，代宗第二次把他弄进翰林院，但他与元载相抵牾，并且被降级使用。
尽管有强烈的理性主义癖好，德宗在做太子时就已经在长安西郊李泌著名的道教静修胜地做李泌的学生，因此新皇帝甚至比他的前辈更易受享有圣人盛誉的李泌的影响。附带地说一下，德宗早年对道教和炼丹术的兴趣终其身仍然是十分强烈的。事实上，道教的学问和原始科学，特别是求得它的长寿仙药，都是皇室全家的业余爱好，但这事却是正史费尽心机加以掩饰或惋惜的。[52]没有疑问，李泌的入世态度在许多方面都很像不空和尚，也是他那个时代的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李泌历事四位皇帝而又备三朝顾问，能夸这种海口的政治家当然是少而又少的了。
李泌强烈地信奉道教，这就使人看不清他也是一位真正能干和富有想像力的官员。从785年到787年，他做了京师以东陕州地区的观察使，他在这里开辟了三门峡周围的道路，并且平定了一起戍军叛乱。李泌当宰相的时候力促进一步加强汴渠的安全措施，包括新设置一个武宁镇作为防备山东闹独立的平卢的第一道防线。他是与回纥突厥人重新结盟的主要负责人，这在下面的对外事务中将予以论述。他又是极力主张大建营田的人，想以此节约边防军的用费。这个思想在当时曾有广泛的讨论，但李泌巧妙地提出营田制是旧府兵制的产物，使这个新制度有了必要的历史根据。
李泌还进一步致力于皇帝所迫切关心的财政问题。他在税收上作了些技术调整便节省了大量的钱。由于甘肃被吐蕃人侵占，有4000多外国人————主要是波斯人和粟特人————流落在长安，他停发了国家对这些人的赡养费用；仅这一项就为政府每年节省了50万缗的开支。他倡议推行给政府官吏增加薪俸的措施，因为20多年来官员们的薪俸都很微薄。可是，尽管李泌智虑甚周，但对财政形势日益恶化的某些方面他却无能为力。8世纪80年代之末正当通货膨胀的战时经济之后开始通货急剧紧缩的时期，唐帝国的财政面临着严重的拮据和混乱。[53]但是正在这时，德宗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央政务的短期成败上，而在出现困难的经济问题时，他这样做根本不对头。例如，尽管李泌在787年曾劝说皇帝拒绝接受地方大臣的“贡献”，他指出，这会随之损害皇帝的威信，可是德宗在半年以后又偷偷地恢复了这个陋规。财政的急需迫使他接受这些贡品，但它们有时是要求特殊恩宠的赤裸裸的贿赂。德宗因此得了贪污和玩两面派的坏名声。[54]
德宗朝廷更主要的缺陷是它只依靠一个人，即只依靠李泌本人。很显然李泌总是做一个单干的哲学式顾问，从来没有培植一大批政治党羽。他也无法对别人施加自己独特的政治影响。所以他的政策的连续性就受到了损害。战后第三位重要的宰相窦参（733——792年）的宦途造成的麻烦，便是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李泌在临终前的几个月内请求德宗任命窦参为宰相以兼领财务，那时他已生病，不再能够单独履行他身上的重任了。史料上没有交代清楚李泌和窦参之间有什么关系（如果他们真有关系的话）。但重要的是，德宗只是很勉强地同意了李泌的请求，因为他心中已另有宰相人选，所以窦参久于相位的机会从一开始就是微乎其微的。何况李泌和窦参两个人的作风又判然不同，这一点更加使窦参不大可能取代李泌的职位。窦参虽然也出身名门，但他是通过在法律界的一连串职位驰名于官场的，而且他又似乎从未获得什么文学上的漂亮头衔，这种文学荣誉是同通往高级官职的体面而吸引人的途径相联系的。他能够爬到卿相高位，是因为他是一个精明刚狠的政治人物；他无疑曾在他的司法调查中搜集了许多关于宫廷政治的内幕消息。而且他也不是长安的一般官僚。他不止一次地向中国东南部那些有势力的节度使们发起挑战，因此，他被任命为宰相在那些藩镇中间是会引起不安的。
窦参和德宗曾经在一个时期内相处了下来。窦参常常在宰相们同皇帝议完事后单独留下来，以便同德宗谈机要问题。[55]几乎可以肯定，在积聚由皇帝本人控制下的税收储备的活动中他是皇帝的很默契的合作者。在他当政府首脑的三年任期内，关于其他方面我们所知者甚少，只是知道他是因什么问题倒台的。窦参犯了一个大错误，那就是他公然把他的亲朋故旧提为高官，而且他的生活也极度奢侈浪费。这使德宗多心起来，因为他肯定地记得，另一个贪得无厌的元载也是因了这种问题而引起他父亲的疑虑的。窦参的敌人控告他结成了一个掠夺成性的朋党，此后不久，他的几个死党就被卷进了贿赂案件和诋毁陆贽的阴谋案件中去。窦参被罢免了宰相职务，并在792年被贬谪。他在去南方的路上竟愚不可及地沿途接受地方大员的财货，这种行为被德宗称为煽惑滋事。只是由于不久之后做了宰相的陆贽费了好大的劲，才说服了皇帝不要玉石不分地将窦参的党羽一概处死。[56]可是，窦参的命运是决定了的，他在长安的大批财产也在他死后被没收，存进了皇帝私人的库藏中。
窦参事件促使德宗比以往更加下定决心，要亲自对政府进行控制。他的反应完全是合乎情理的。在窦参执政时期，政治上的勾心斗角使得有秩序的行政工作实际上无法进行。为了应付这个困难，唐帝国在792年再一次把财权分成两片。但是这两片的财政官衙首脑也继续闹对立，而且闹得不可开交，致使事务不得不停了下来。与此同时，供应和通货不足的问题迄未解决。华中的水旱之灾、地方卫戍军队的几次叛变和吐蕃人进攻西南边境的压力。这些问题都需要更多的钱来应付，还需要有妥善谋划的恢复政策。
因此，对于任何想承担政府职责的官员来说，这不是称心如意的时代，甚至对有才能的陆贽来说也是如此。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作为德宗的一个年轻的私人亲信，陆贽曾经出谋划策，从政治上解决了公元8世纪80年代的战争。但是，在792年当他被任命为宰相的时候，他过去和皇帝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再也不足以使他能理顺政务和重建他官场的良好的名声。原因在于他从前的职位同现在做了宰相以后所负的新责任之间有了差别。
从7世纪开始以后的不多几年起，翰林院就变成了一个兼容并包的掌握各种学术和实际才能专家的集团，以备皇帝对各种专门问题的咨询。[57]在唐玄宗时代，翰林院（从前称为翰林学士院）改变了它的性质，它摒弃了纯技术人员，而宠爱有卓越文才的人。在这同时，翰林学士则参与了起草国家重要文件的工作。根据约定俗成的办法，一般文件由中书舍人起草，或者由六部适当的秘书人选起草。但是从8世纪中叶起，翰林学士起草的东西就多了，其中有很多是皇帝的诏敕、高级官员的晋升令、对申诉的裁答，以及对外邦统治者的往来信件等等。翰林学士无定额，虽然通常在一个时期内平均约为6人。
在代宗和德宗时代，某些翰林学士开始成了皇帝在决策时的顾问。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可以接触机要政治情报和国家机密，当顾问是很自然的结果。有几位翰林学士有时竟能与宰相的权势相抗衡。例如，陆贽就被人称为“内相”。在德宗的孙子宪宗（805——820年在位）时代，被选入翰林院的青年人是出类拔萃的人，可能有一个锦绣的仕宦前程在望。中年的翰林学士可能有直接被任命为宰相的最佳机会。
但是，在翰林院和最高层正式官僚之间虽然在阶级和文化见解上有明显的互相联系，但也有重要的差别。一位翰林学士只对皇帝一人负责，而宰相则公开地互相负责，也公开地对整个行政官僚阶层负责，因为他们经常得代表这个阶层的利益对抗皇帝的利益。对于任何要从翰林学士调为宰相，或从宰相转成翰林学士的人来说，在礼仪和处事方式等问题上都要遇到许多困难。在翰林学士向皇帝进言的时候可以很坦诚，甚至可以直言不讳，或者反之，他可以采取古代的儒家王者之师那种充满信心的态度和训诫的口吻畅所欲言，因为这种活动方式是秘密进行的。相反的，宰相在朝堂直言无隐就会冒逆龙鳞的危险，使皇帝公开受到压力，甚至使他处于遭受讥议的地位。
陆贽就是一位愿为翰林学士而不能、或不愿改变他的行为的一个例子。[58]作为宰相，他和在翰林院中长期工作时（779——791年）一样地自恃和严格。他对皇帝的目光短浅的规劝可能有理有据，但他进言的方式方法却不太策略。说到底，官僚眼中看到的皇帝的贪得无厌，对德宗来说却是无可非议的。这种使对方感到困扰的言论，就一位随和一些的宰相来说是可以避免的，但这时它却使德宗和陆贽的值得回忆的友谊化为乌有。陆贽不肯改变他的习性，结果弄丢了官，并且随之带来了给官僚政制的权势真正蒙上阴影的时期。
但是，陆贽的最不适于担任宰相的方面恰恰表现在他与皇帝的关系上。他流传至今的文集中包含许多奏疏，它们虽然常常是长篇大论，立论纷繁，却都是讨论他当时的基本问题的，又以议论的功力和精辟见长。其中最著名的是794年就财政问题上奏的关于两税法现状的六条长疏。[59]陆贽在理论上是反对这个税法的，认为它不是以健全的重农原则为基础，但尽管如此，他也不想入非非地要求把它统统加以厘革。反之，他认为它是一个既成事实，只要求加以改进，因此提了许多具体建议来消灭税收中的各种技术上的弊端。他还进一步地申论说，唐王朝当前经济困难的真正原因是8世纪80年代的战争时期和战争以后政治形势积弱，因此，不振兴政治就不可能改进现状。这当然是个很担风险的意见，因为它直接反映了德宗的行事。直率地提出问题而又注意在事势上有所克制，这二者的互相结合便是陆贽的特点。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虽然他生前在政治上没有完全取得成功，但他的许多建议在下一个世纪却被各种各样的人物采择施行，而且他的声誉也在以后的朝代中有增无已。
陆贽感到自己在朝中很受限制。我们现就下面一例进行讨论：在财政事务上他被迫承认792年的行政分工办法，虽然这样做会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力。后来不过几个月之后判度支的位置忽然出了缺，德宗没让陆贽的门人李巽接管这个差使。尽管陆贽提出强烈抗议，皇帝却任命了另一个人裴延龄（728——796年）来担任。裴延龄年岁较大，是一个更有经验的官吏；他也以非正式的、私人的方式做过皇帝的助手，但是他的身份是集贤院的成员，而不是翰林学士。他们两个人背景不同，自然要引起对立，但是无论如何，任命裴延龄任判度支一事证明了是对陆贽行动自由的真正限制，因为他阻遏了陆贽所想做的一切事情。裴延龄一心一意为德宗聚敛钱财，或者在账面上搞鬼，或者公然籍没平民百姓的钱财。他甚至敦促皇帝更广泛地利用单独的皇室内库。不用说，裴延龄活着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最后在历史的案犯类目内占有了一个大骗子的席位。因此，陆贽是处于恶性循环之中：他被令人绝望的财政形势捆住了手脚，同时又因政治形势而被剥夺了他所需要的全权；裴延龄的起用妨碍了他应用已有的权力来卓有成效地工作，而这种权力当时又是他要取得财政和政治成功的关键。陆贽的学识渊博而有些冗长的建议未能引起一个急于求得钱财而又憎恶百官的皇帝的同情。到了最后，陆贽摊了牌，他在一份冗长和逐条开列的长篇控告中攻击了裴延龄。皇帝仍然愿意留用裴延龄为宰相，而在795年，陆贽被贬逐到南荒之地。他幸免于处死，但是对这样一位卓著勋劳的官员竟然考虑要处之以死，这件事本身就说明，德宗皇帝已对全体官员不抱任何幻想了。
德宗最后十年的统治（795——805年）
如上所述，在8世纪80年代的叛乱时期，德宗已发现，神策军在官僚的管理下已变得衰败。他的解决办法是在786年命窦文场和霍仙鸣来监管神策军的两支军队。10年以后，即在796年，他采取了一个决定性的步骤，命令他们统监这两支神策军，冠之以护军中尉称号。[60]这在实际上意味着，窦文场和霍仙鸣把宦官的权力扩及全部禁军的十支部队，因为神策军是禁军中势力最大的队伍。他们控制了这样机动和强大的部队，而又密迩京师，这就成了宦官在后来100年中掌握实权的基础。
德宗和宦官的利益都在于不惜用一切手段确保神策军的忠诚。因此，神策军薪饷优厚，定期发给，所以它与许多远征军和边防军的苛刻服役条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且他们享有司法和财政上宽厚的豁免权，以致长安的富户争相贿赂宦官，使自己成为挂名的神策兵。因此，禁军的全部数目剧增至数以万计，其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合法的兵士。不久以后，士兵们在不值勤时的纪律变得松松垮垮，少数几支驻扎在远离京城而不受其诱惑的精锐部队则是例外。在8世纪的90年代，神策军经常抢掠平民的财产。与此同时，在皇室当差的宦官又用所谓宫市制度来坑骗商人。这些肇事者受到保护而不会遭受报复，甚至最臭名昭著的敲诈勒索者也无不如此。所以几百年来历史学家都用这些事件来证明晚唐宦官欺压人民，作恶多端。[61]有几位当时的官员在朝中抗议此事，但他们或遭囚系，或被放逐。
宦官掌兵的新作用当然增加了他们的政治影响。譬如有的事情相当普遍：朝廷都是从原来的神策军官中任命忠于它的方镇的节度使。节度使为了得到这些官职或延长其任期，他们必须向宦官送报酬；甚至如果他们手头无现款进行活动，他们可以给贿款计息。这些人被称为差帅。另外，这时用宦官而不是用文官来做监军，监察地方的文武大员。宦官现在实际上做了皇帝的政治耳目。795年当皇帝第一次给了一个宦官以一方关防时，他们的地位提高了。几十年来，监军制度在地方上招人厌恨，但是从这时起监军也令人生畏。德宗还用宦官作为信使。一个宦官信使通常在宣读诏敕之前能够在他的目的地索取礼物，这办法被称为宣索。甚至还有几件被严厉批评的事件，即宦官奉命全权去边远的南方执行军事绥靖或民政任务。令人感兴趣的是，高级宦官有时也想以家族形式延续他们个人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办法是把其他年轻的宦官抚为义子。这种做法日趋精巧，他可以包括娶妻，收养女，收显要的军人为子。791年朝廷正式批准了这种收养办法，可能是为了限定每个宦官只能收养一个儿子，而不是为了鼓励多收养，但是养子制度在那时已欲罢不能。这样形成的家族也在朝廷政事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积极进取的现代学者们已经整理出了二三十个宦官家族。[62]
尽管有此种种缘由，整个唐代的官吏们仍然渐渐地被迫去学习怎样同可鄙的宦官阶级打交道。宦官不再是居于幕后的幽灵，而正在成为政治舞台上的正式演员。
那么，德宗在位的最后10年间，正式的职官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除了著名的制度史类书《通典》的编者杜佑（735——812年）以外，在795年和805年之间任命的宰相中，没有一位宰相是像李泌或陆贽那样的能人。可是，在进一步深入研究那些在这个人们不太了解的时期官居政府高位的人以前，我们还很难做出持平之论。几乎可以肯定，他们的名声受到不公正的轻视，因为他们心甘情愿地完全屈从于皇帝。事实上，正是唐德宗本人自觉地置官僚们的情感于不顾，也正是他有意识地突出他自己的意志来决定宰相人选，才激怒了起居注作者和历史学家，从而使整个这个时期变得暗淡无光。
德宗在他的最后10年中经常把自己关在斗室之内，长时期不接触政府官员。可是我们知道他并未偷闲，因为人们批评他不识大体，只会关心政府里鸡毛蒜皮的事。朝廷里的日常活动杂乱无章。皇帝临朝和宰相上班的时间都不再遵守，虽然有若干证据表明，皇帝以及官员对这种过失都负有责任。很显然，宦官们继续占据皇宫内的关键职位，处理官员的文件和接受皇帝的口谕。他们占据着这样的位置就使他们大约在795年以后能够影响中央政府的大部分正常工作。[63]
但是，要说德宗是像历史学家所指责的那样放弃职责，完全听从宦官，那也可能不对。首先，德宗在这整个时期一直是最高统治者。宦官们并没有损害他，就是受他保护的那些人也没有受过伤害，这与宦官们以越轨行动对待某些9世纪的皇帝是不大相同的。第二，外廷的受压抑状态使得宦官的实际作为在相形之下显得更重要，而这种情况可能在历史材料中夸大了他们的影响。最后，应该记住的是，德宗使用宦官是为了私人的目的，不需要求得官员们的同意。例如在财政上，德宗重新任用宦官做他私人宫廷金库的保管人，从而被公认恢复了他们在德宗早年统治时期受到限制的权力。但是，这与他战后的总方针是一致的，因为他想绕开拖拖拉拉的公事程序，能使他爱怎么花钱就怎么花钱。[64]特别是，宦官——仆役和德宗对待独立方镇的审慎政策（即贬之为姑息的政策）两者的结合，就不公正地玷污了这位皇帝的声誉。
重要的是要知道，虽然宦官地位在德宗时代的上升为他们后来的政治权力打下了基础，但是，他们在8世纪90年代的收获是在一个并非傻瓜的皇帝之手中取得的。相反的，他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大胆地行动，不管这对于不能从德宗的行动中受益的官员们来说是怎样地不舒服。德宗的确离开了朝政的老规矩，但是当唐帝国的均势受到严重威胁时（例如在798——801年发生河南的兵变和暴乱时），他迅速地作出反应，并且果断地恢复了秩序。没有哪一个朝臣，也没有哪一个宦官有足够的势力向他挑战。
顺宗时代一次未遂的政变（805年）
在进入9世纪前后的一个时期，一小撮不满于政府的官吏开始聚集为太子————即未来的顺宗皇帝————的扈从。他们经常讨论社会和政治骚动、宦官所引起的暴行以及平民的痛苦，一句话，他们议论德宗政府，理想主义地谈论如何使时局得到改进。据说顺宗也亲自参加了这种意见交换，他为唐帝国的扰攘状态着急。这个集团的头子和顺宗是老相知，他是个下级官员，名叫王叔文（806年死），原籍今浙江的越州；他之所以能涉足长安是因为他善弈围棋。王叔文巧妙地提醒他的庇护人不要过于任意发牢骚，因为这样做总是会有被控为叛国的危险。[65]顺宗虽然听从了他的进言，但还是继续在他自己的宫内着了迷似地倾听王叔文对未来政府所拟的计划，如说某某人将来应当宰相，又某某人应该是重要的将领，如此这般，不一而足。渐渐地王叔文结交了约十几二十个人，有些人是纯政治关系，有些人则多半是意识形态上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人是王伾，他和王叔文一样也来自东南（杭州），虽然就我们所知，这两个人并无亲属瓜葛。王伾貌丑陋，他不会说长安上层人物的官话，只能说他家乡的吴语。王伾虽然只是一个抄写员，而且在朝臣中是个笑柄人物，但他由于与顺宗关系密切而在805年仍被任命为翰林学士。这个集团包括一个宦官，即太子的私人仆役李忠言以及几名中级政府官员。而可能最有意思的是，还包括著名的文人柳宗元（773——819年）、刘禹锡（772——842年）和吕温（约774——814年）等，这三人在当时都不过是三十来岁的不知名人物。另外有几个人也被认为是这个集团的参与者，但它的核心是很小的。这些人以长安为基地，和外地州镇没有广泛的联系。他们据说互相发誓保守秘密，至死不渝；同时集团内没有一个政治上的头面人物，使他们不大可能被发现和被打散。[66]
虽然东宫在唐代历史上前此已成为搞阴谋的地方，后来也一再是这样，但805年的事件比一般的皇室内部夺嫡的派系斗争要复杂得多。在德宗故去和顺宗即位不久，王叔文集团把他们蓄谋已久的计划付诸实施，企图夺取唐朝政府的权力。可是由于顺宗生病，他们要取得成功的前景从一开始就显得不妙。他在804年有轻度中风，因声音喑哑或几乎喑哑而不能正常处理朝政。早在他即位的时候就有人担心他是否适合做皇帝，只是因为几位持强硬态度的翰林学士（可能是代表他儿子，即未来的宪宗的利益）的坚持，德宗老皇帝的遗诏才未被改变，才使顺宗及其支系未被废黜。但是，二王至少有几个月实际上是利用了顺宗皇帝的病残，把他孤立在他的宫禁内。顺宗只是由宦官李忠言和一个得宠的牛氏昭容侍候。他的命令和其他意见都由这两个人传达给王伾，而王伾竟以翰林学士身份享有随意出入宫禁的自由；另一条联络渠道是王叔文，他也是一位翰林学士，但主要是负责监管国家财政。皇帝的指示从王叔文传达给宰相韦执谊，然后再传给这个集团其他占据要津的成员。这种安排使二王集团能为所欲为，因为它把其他朝臣一概排除在外，使之不能管理国家政务。于是马上形成了公开批评这个统治集团就有危险的局面。少数几个年长的宰相以辞职来抗议二王集团的高压政策，他们的勇气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可是重要的是，尽管二王集团独断专行，他们确实把他们的最初设想付诸实施，在他们最初当政的几个月内热烈地抨击政府工作中的问题。他们严厉地禁止宦官犯欺诈罪，特别是废除了诛求无厌的宫市制度。当地市民再也不受为五坊小儿为虎作伥者的欺压了，因为这些人在耀武扬威地为御厨巧取豪夺鸡鸭家禽的过程中总是欺压店铺老板和欠账不还。二王贬逐了因贪污而声名狼藉的长安京兆尹：此人遭人痛恨，在离开长安时几乎被人们用投掷的石头打死。不正当的贡献————包括长江下游盐铁使的“羡余”馈赠在内————再一次被宣布为非法。事实上，约千名宫女和乐师被遣散出宫，或者送往尼庵，或者送回家中。德宗时代因政治违禁而被放逐的许多朝廷官员被大赦和召还京师；大批税项也被减免。
可是，早在805年夏季，二王集团的政治地位就开始动摇了。它的成员们一度互相争吵。例如，韦执谊越来越看不起王叔文，因为王叔文对他态度傲慢。顺宗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新出现的二王集团的反对派要求顺宗毫不迟延地立太子，以免二王的统治在另一位不胜任的皇帝下面没完没了。翰林学士郑絪（752——829年）把一张纸条偷偷带进宫内，他在这上面字迹潦草地要求立皇后的长子————即广陵王————为太子。未来的宪宗是众所周知的敌视二王集团的人，但他对他父亲的榜样是亦步亦趋，从不亮出他的意图，也不让被任命为师傅的那些耳目们所觉察。对二王集团的最后一击来自朝廷以外。王叔文几个月来一直想渗透并接管禁军的指挥系统，要把宦官赶出他们新近抓到手的军事阵地。可是，受宦官之赐而取得职位的边防将军们主动地反对这个计划，而二王集团任命的总指挥又被奉天的神策军主力部队断然拒绝。二王集团不能赢得军队的事势一旦清楚，他们就什么都完了。一个由多数宦官、某些翰林学士和几个有势力的藩镇临时结成的联盟，顺利地使顺宗禅位于太子。[67]宪宗在805年阴历八月即皇帝位，马上罢了二王集团残余分子的官。王伾死于脑溢血，王叔文则于次年被处死。其余直接有关的人则被放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迄宪宗之世永远窜逐在流放地，未获赦罪而还。
这次短命的改革事件背后的问题是非常难以作出解答的。有关这些事件的原始材料数量很少，问题成堆。[68]很明显，许多材料都被故意毁弃，而几乎每一件流传下来的东西都有敌视二王集团的语气，所以要分析他们的动机就只能凭猜测了。对这些问题历来有两种看法：多数文人历史学者认为他们是小人，是专为自己打算的政治流氓；可是，另外一些作者则把他们看成是反对前朝虐政的改革家，说他们敢于除掉可恶的宦官。[69]
这两方面的说法都有些道理。撇开对他们的道德评判不谈，我们可以肯定，二王集团缺少权力。他们马上动手抓的那些官署————翰林院、盐铁使署、度支衙门和宰相府署————很明显地表明，他们确实懂得前此半个世纪所发生的政权结构的主要变化。他们也善于利用外廷的威望，尽量利用挂名人物以掩蔽他们的活动。例如，受人尊敬的杜佑便被委以盐铁使职务，而财政大权实际掌握在杜佑名义上的副手王叔文的手中。由于二王除了在太子底下仅有的秘密结合之外没有其他权力基础，所以必须承认，他们的声势只是隆盛一时。他们最大的失误在于没有经验。他们没有完全掌握翰林院，没有利用宰相的职权去安抚朝中的真正有权势的集团，同时也没有赢得军方对他们事业的充分支持————哪怕只有一小部分禁军的支持就足以使天平倾向自己方面，而阻止敌人再次获得主动权。他们在财政上也有失检点，即也有所谓的贪污腐化的行为。王伾因在职受贿而发了大财，据说为了防避盗贼，他居然命令他的妻妾睡在盛满黄金和丝绸的大箱子上。即使可以认为这些针对个人的指控夸大失实，但这个集团很可能利用国家钱财与别人结盟，例如提升了几个有权势和闹独立的方镇大员，同时对皇帝的诸弟和子孙们大量赐予采邑，从而使他们取得了名副其实的“实封”。政府职位只给予二王集团的支持者，很可能还出售，但是我们没法说清楚这种做法涉及的面到底有多么广泛。
对于这一蓄意进行的改变中的改革成分，就更难以说出所以然了。[70]他们公开的所作所为没有什么说得上是激烈的改革；至于采取措施控制宦官、禁止未经批准的贡献等等，这都在德宗初年已有先例。但是可能有人争辩说，他们宁愿先通过制度变革来解决问题，而不是沉浸在模糊不清的道德教化问题上。有人认为他们互相鼓励，准备干一番大事业，并以伊尹、周公、管仲和诸葛亮相标榜，因为所有这些人物都被看成古代“积极实干”的宰相。在唐代的知识界中，学者们常把这种态度和杜佑联系起来，因为杜佑在《通典》（801年）和其中已失传的论文选集《理道要诀》（803年）中都强调指出，古代的价值应作为原则的本源使用，而不能把它作为当前社会的一成不变的模式。他主张政府应发挥一种积极的、干预者的作用，珍视法律的效用，并且认为一个健全的社会的基础首先要在经济上家给人足。杜佑在二王集团的事态中处于什么地位还不太清楚，但是正像浦立本所说的那样，“即令杜佑本人并非二王集团中的秘密参议人物，他的思想对他们也是很有影响的，而且他被认为是领导和激励他们的源泉”。[71]杜佑的个人助手刘禹锡和柳宗元的情况更是如此。可是总的说来，他们之间的个人关系过于模糊不清，他们的总的观点和实际政策的关系也过于脉络不明，因此不好肯定地断言二王集团的最终目标是什么，至少在我们对这个时期的文化史有更深入的了解以前，情况就只能是这样。[72]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这个问题的有中国历史学家王芸生所写的一篇很有趣的文章，他认为二王集团的努力是真正的改革者的作为，它们反映了地主阶级内部的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的利益。[73]按照他的意见，二王是为了庶族集团的利益而反对宦官和其他豪族地主集团的掩蔽性人物，其中包括顺宗的励精图治的继承人宪宗在内。我不相信他已证实他的说法，弄清了二王集团的社会——经济根源。可是他搜集了一些重要的材料，因此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对待统治精英集团中的经济差异的问题上，我们应取虚心的态度。
无论如何，对二王的反应主要是政治性的。宦官的敌意是容易理解的。节度使（特别是在西部、西北和北部诸镇）也是这样，因为他们关心的是要看到他们与朝廷中的联系（这往往包含与宦官的关系）不受干扰。但是，如果二王集团的改革果真是认真的，为什么绝大多数官员不支持他们？首先，二王所使用的搞密谋的方法有失人心，否则，就可以赢得很多良好的反应。其次，虽然二王的表面目的是恢复官僚的权力，但是他们更要按自己的条件和自己的利益来重振官僚的权力。当时的朝臣们对这一点是知之很深的。有意思的是，唐朝末年的政府官僚们虽然有很多共同的政治教条式的信念，但他们很少联合起来反对皇权及其仆从，如宦官。在官僚阶层内部各小集团里面，其成员都以朋友和庇护关系的情谊为重，并把它置于整个官僚阶层利益之上，这便是政治上的决定性因素。在下面对8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朋党问题的分析中，我们会看到，政治人物感到自己顺应政治现状比尝试改革更加容易和有利，哪怕这样做他们会损失一点点威望也在所不惜。对于个别官员来说，他们相当害怕自己官职的升迁会落后于人。在二王集团的重大行动失败以后，一直到835年的甘露事变时，官僚们才又想以武力来改变政治结构。
8世纪下半叶的对外关系
公元8世纪50年代的安禄山之乱所引起的唐代各方面生活的变化，并不比中国与当时其他亚洲列强的关系的变化更激烈。唐玄宗的军队向北曾推进至蒙古，向东北曾推进至满洲南部，同时，一条力量单薄的中国的绿洲前哨蜿蜒在塔里木盆地周围，并深入到准噶尔地区。他的扩张政策完全以令人生畏的军事力量为基础，但归根到底，他的基础则是乐于提供资金的驯善的人民和一个切盼听到皇帝的军队在边疆不断报捷的朝廷。安禄山之乱摧毁了许多思维方式，这种雄图大略的拓边观念也在最先被放弃之列。外域人马上出现在中国的大门口：吐蕃人占据了陇右道，回纥人前来帮忙，但是要价是很高的。
如上所述，安禄山之乱以后外事方面极度紧张的状态终代宗之世都是这样。它的经济影响也很深远。维持一支足以延缓————即令不足以停止的话————吐蕃人前进的边防军，其费用成了经济上的沉重负担，何况帝国的经济由于安禄山之乱及其后果已经陷入混乱状态。这时期为了保卫长安而花费的供应每年超过150万缗，尚不包括每年得花100万匹绢以交换回纥人的战马，因为中国的养马地和牧场现在都已没入吐蕃人之手。边境地区的军屯制度也已被破坏，而要使这一制度适应新情况的努力则需要几十年才能见效。
到779年，吐蕃人对西北的入侵已使双方的军队呈衰弱之势。唐德宗在780——781年决定向吐蕃人议和。双方的会议在最初是讨论一些具体问题，例如怎样遣返被拘留在拉萨的唐朝的使节问题。吐蕃人对中国人的意图抱疑虑态度，但是新上任的吐蕃首相尚结赞立刻看出，那时与中国缔约比继续攻战有利得多。783年开始谈判并于次年签署的条约规定了两国之间的边境和无人地带应在沿甘肃和陕西的当前军事控制线上。它还规定了交换俘虏和难民。条约还把吐蕃人现已占领的大片土地正式割让给吐蕃人。德宗之所以同意订立此约，主要是因为河北诸镇在781年爆发了叛乱。事实上，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外交成就，因为它保证了唐帝国的西部边境的安全，使中国军队能腾出手来承担东线的任务，其代价不过是承认既成的事实而已。
可是，在783——784年的战争危机之后，休战协定又被两个签字国所破坏。吐蕃人曾经保证要帮助唐政府讨平叛乱，但是在784年，有一支前往解救中国人的吐蕃部队反而投向了叛乱皇帝朱泚。在唐政府方面，它收回了把安西和北庭的亚洲内陆殖民地割让给吐蕃人的含蓄的诺言。结果又爆发了敌对行动。尚结赞因为深知唐政府已被内部战乱所削弱，就采取了攻势，在785年和786年深入到陕西腹地。他深深了解唐王朝的宫廷政治情况（顺便说一句，这个例子说明在当时使用间谍和国家之间搞阴谋诡计的活动是多么广泛），他派人刺杀了中国军队中最优秀的将军们。他的计划两次得逞，而在787年，第三位将军也几乎在谈判期间被杀，其实这次谈判是吐蕃人所设的圈套。这个事件后来被称为“平凉劫盟”，使得中国朝廷为之哗然。中国和吐蕃长远利益的各不相容，现在已是很明显了。德宗遗憾地被迫放弃了他曾认真地考虑过大约8年之久的与吐蕃结盟的想法。
回纥人是中国另一个自然的择友对象。回纥人在6世纪中叶到7世纪中叶时原是突厥大草原帝国的臣属，但是从7世纪40年代起，他们自己也变成了突厥语游牧民的九姓回纥（突厥文为Toquzoghuz）新联盟的首领。[74]突厥帝国大约在7、8世纪之交得到复兴，但在744年被九姓所推翻，从此九姓便变成了亚洲内陆大草原北部占统治地位的大国。直到840年，回纥人（我们仍用它为九姓的总称）在今蒙古地方的鄂尔浑河上的首都斡耳朵八里进行统治，这里很靠近未来成吉思汗的大帐。回纥人，在北方称尊的时候逐渐进入半定居生活。他们有文字，有文化，并建有富丽堂皇的帐篷城做宫室之用。回纥人通过粟特人传教士皈依了摩尼教；这些粟特人传教士最后在回纥国家取得了很大的世俗势力，他们或者做政治顾问，或者当可汗的使臣，或者赞助粟特的行商。[75]这些商人以厚利吸引回纥投资者入伙经商，特别在进行横穿亚洲的长途贸易时许以厚利：这条路线是从中国的西北部出发经过回纥领土，再穿过天山而直达撒马尔罕、布哈拉，最后抵达波斯和地中海。回纥人为了维持他们的半定居活动，很注意保持他们赖以生存的游牧骑兵；这种骑兵在9世纪30年代还一直是东亚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如上所述，回纥骑兵部队曾在安禄山之乱中帮助过唐皇室，但是德宗因回纥的傲慢的将领那时曾给他以羞辱而有一段辛酸的回忆，因此他在8世纪80年代无意与他们结盟而不计后果如何。吐蕃人的和约失败以后，宰相李泌在787年和788年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来说服皇帝捐弃私嫌，而以国家利益为重。李泌对付吐蕃人威胁的计划是泛亚洲规模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玄宗时代的将军们在中亚的开拓精神。李泌论证说，中国如果与回纥、今天云南的南诏藏——缅部落联盟、阿拔斯哈里发国家（即大食，“在西域为最强”）和印度（天竺）结盟，中国就可以孤立吐蕃并使之国力耗竭。李泌坚持说，与回纥会盟是他的这个建议的基础，他以辞职相要挟而终于说服德宗放弃不愿讨论此事的顽固态度。回纥新可汗为了自己的原因也愿改进同中国的关系。在788年，中国和回鹘[76]终于达成了三次重大和亲中的第二次。德宗的女儿咸安公主嫁给了回鹘可汗为可敦，还有一大批丝绸和奢侈品作陪嫁；作为回报，回鹘人答应帮助中国对抗吐蕃。计议中要与哈里发及印度联系的事从未进行，但是中国与回鹘同盟（它在840年以前一直是稳定的）的重建，对于晚唐的历史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关系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也发生了许多把关系闹得很紧张的事件，其起因是回鹘人发起的以马换中国丝绸的贸易的条件，另外干脆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即中国人对居住在长安和其他城市的回鹘人的粗野行为有着强烈的反感。中国与回鹘的联盟大大地耗费了唐王朝的国库，但它至少使中国免遭北方游牧民的蹂躏，这与唐代初年突厥和契丹几乎不断的威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可是，在8世纪80年代后期还不能立即看清楚李泌的全盘战略是否真能取胜。790年吐蕃人大举进攻安西（今吐鲁番）和北庭（）的中国军事哨所，这两地是唐王朝在7世纪为了分别监护天山南北路而设置的都护府的故地。[77]这些边远城镇因吐蕃入侵甘肃而孤立于绝域，已有约30年之久，只是偶然有几个向北横穿回鹘领土的旅行者带回一些消息。与此同时，回鹘人出于贸易的缘故，对安西和北庭特感兴趣。790年，他们会合少数滞留的中国军队反击了吐蕃军队，但是在次年秋天，吐蕃决定性地打败了大批回鹘部队。791年中国从此结束了在东突厥斯坦的行政权力几乎达一千年之久。
由于南诏脱离吐蕃而回到唐王朝的势力范围内，亚洲内陆的战略均势在8世纪90年代又变得有利于中国。南诏是6个大的部落集团结成的联盟，在人种上是藏缅族，它约从650年到900年统治着现今的大部分云南省。虽然南诏很早就向唐朝进贡，但它与中国的关系在8世纪的第二个25年加强了，那时唐玄宗派特使册封了南诏王。这个国家逐渐提高中央集权的程度，并把国都建立在今昆明西北洱海边的大理。8世纪初期的几位南诏君主自觉地模仿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制度。但是，在安禄山之乱以前不久，南诏王可能被中国在他的边界迅速增加行政机构所激怒，攻打了附近的唐王朝都护府衙门。南诏借助吐蕃之力粉碎了中国随之而来的讨伐行动。后来由于唐政府越来越专心于对付河北叛乱，南诏就投入了吐蕃的怀抱。南诏统治者向吐蕃称“弟”，他的某些部队也并入了吐蕃的军队。[78]自此以后，南诏便成了位于南诏之北的剑南西川（在今四川和西藏的西康地区之间的边界上）的真正威胁。中国两位很能干的将军崔宁（从767年到779年为节度使）和后来的韦皋（从785年到805年为节度使），在西南边疆对吐蕃和南诏部队打了一仗又一仗。如果他们牵制南诏的努力失败，唐王朝就会陷入深深的困境，因为剑南西川一旦被蹂躏，长安就不大可能阻挡来自西方和西南方的钳形夹击。可是，对中国说来很幸运的是，在8世纪80年代末期，南诏对吐蕃的附庸关系在新南诏王异牟寻（779——808年在位）的影响下开始有所削弱。韦皋写了一系列信给大理，希望利用异牟寻对吐蕃人的沉重赋税和征兵压力的烦恼情绪。大约到了792年，唐朝的压力开始初见成效，794年初南诏正式宣告不奉吐蕃的宗主权，而恢复了中国属藩的地位。[79]这两个国家在795年联合起来于昆明附近攻击吐蕃军队，并且在韦皋的领导下于801年进军深入到吐蕃腹地。这些重大胜利，再加上坚决反对中国的吐蕃赞普和首相在796——797年期间相继死去，以及吐蕃的北部和东部边境面临着牢固的联盟等等因素，促使这个国家放弃了战斗，从而结束了唐王朝半个世纪的对外战争。到了805年，新皇帝宪宗得以安心地把注意力放在国内事务方面了。
宪宗时代的中央集权进程，805——820年
河北藩镇叛乱爆发时宪宗不过是个幼儿，当叛乱结束时他也还只是个孩子。但是在他于805年即位时，他已经是27岁的成熟青年人，而在他的成长期间他耳闻目睹了他祖父的屈辱和他父亲的孤立无助的处境。从他在位期间的作为可以充分看出，宪宗既很坚决地力图振兴皇室的威望，同时又对于朝廷内的政治势力有详细而深切的了解。他是晚唐最强有力的皇帝。
力图中兴唐室的主要工作就是要显示中央政府在战场上能有所作为。[80]从806年到819年，宪宗在反对6个最桀 骜 的藩镇时成功地在7次重大军事对抗中取得了进展。在取得领土和政治的进展以后，政府还接着推行了各种制度上的改革以补其不足。结果仅在15年内就大大地恢复了长安的权力。当然，宪宗没有能够再建立玄宗时代的大一统帝国。事实上，在9世纪初的十多年中曾一度驯服的三个独立的东北藩镇，在20年代又离弃中央政府并且再也没有重返中央的怀抱。其他许多藩镇虽然效忠于朝廷，但也在各自的地盘拥有很大的行动自由。可是重要的一点是，再也没有爆发像8世纪那样大的叛乱的迫在眉睫的危险了。的确，在宪宗死后的国内40年和平时期中，843——844年昭义镇的叛乱是唯一的一次重大波折。他在朝廷与藩镇之间搞了一个新的变通解决办法。我们尽管有种种保留，朝廷显然在这里仍占了上风。此外，唐帝国已经充分地重建起来。唐帝国的观念深入人心，虽经9世纪末和10世纪初的大动荡而历久不衰，直到宋朝开国前仍是如此。不论从哪方面看，这些都是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业绩。
宪宗对那些弄权的藩镇发动对抗时是很小心谨慎的，因为他决心不重犯德宗在部队未准备就绪以前就鲁莽从事的错误。在808年初期，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死了，他的部下刘辟将军要求继承韦皋的职位。[81]皇帝答应了他的请求，因为他认为在即位之初不宜马上去对付这一最后通牒。可是两个月以后，刘辟竟要求掌管唐政府把今天四川省一分为三的所有三个镇。大约25年以来剑南西川一直是防备吐蕃和南诏入侵的重镇，而且正像我们在上面已经讲过的那样，这种肆无忌惮的挑战预示着会有一批持强烈敌视态度的藩镇要求扩张大片领地。宪宗已站稳脚跟，拒绝刘辟的第二个要求，用禁军给他以反击。806年秋天，中央政府的部队出乎预料地在对刘辟之战中取得了轻而易举的胜利。刘辟及其上层谋士均被处死，在朝廷选派的新节度使之下恢复了秩序。这里在往后的几十年中也出过一些零星的麻烦，但它们大多数是由于难以在这种种族复杂的地区推行中国的行政制度所引起的，而不是因为州镇无视长安权威的结果。
到了807年春天，全帝国的藩镇开始看到了京师重整旗鼓的气象。长江三角洲富饶而盛产稻谷的浙西镇节度使李錡故意藐视皇帝要他朝见的命令，想在新皇帝变得过分强大以前给他一个难看。于是在他邻近的一个节度使的指挥下，迅速对李錡组织了一次讨伐。不到几个星期，李錡的畏罪的下属罢黜了他，后来他在长安被处死。如我们所料，朝臣们都无比高兴，大家都在谈论唐室的真正中兴。特别是神策军和从忠于王朝的淮南征调来的讨伐部队在这两次战役中表现得很出色，出现了能与皇帝的决心相得益彰的普遍的信心。
更加麻烦得多的对抗发生在809——810年，这时朝廷向河北三大自治藩镇之一的成德发起了挑战。这是宪宗自己挑动起来的第一次事件，而且也像德宗在781年向东北挑战那样，问题还是节度使的继承权问题。成德镇原节度使在808年死去，次年年中他的儿子王承宗要求朝廷任命他为名副其实的节度使。8世纪80年代的战争以后，成德镇在前几次移交权力时，每次都由长安照例予以批准，虽然批准是很勉强的。这一次受了最近几次胜利鼓舞而变得胆大起来的宪宗，决定不失时机地革掉当地自决节度使继承人的陋习。他想要王承宗做些让步，其中包括交出成德镇属下的两个州来换取批准，但这一妥协马上破裂。809年后期爆发了战争。可是，政府的讨伐军在次年初春陷入困境。首先是军费开支太大；其次，把各忠顺的州镇抽调来的杂牌兵协调统一起来的问题不能够圆满地解决。[82]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的是，宪宗委派宦官吐突承璀（820年死）为讨伐军指挥官，这一举措虽不是史无前例的，但在朝廷看来也是很不寻常的，特别是在这样一场重大战役中更显得不可思议。下级将军们的士气因吐突的无能而受到挫伤。宪宗经过劝说终于相信，讨伐成德镇的时机未成熟，因而在810年年中双方都撤出战场。王承宗保留了节度使职位。
军事行动在往后几年中中辍，因为宪宗和他的高级顾问们正在为了安排好未来的战斗而想尽方法加强他们的政治和财政地位。吐突承璀卷入了一桩贪污案件，被解职和流放，皇帝说，“朕去之轻如一毛耳”。[83] 809年，宰相裴垍（死于813年）实行了一系列财政措施（这一点将在下面详述），据说在811——812年税收便增加了。宪宗时税收、免税、官员的编制名额和薪水等方面的一系列诏令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朝廷政策的关系都尚未得到详尽的阐发，虽然这些方面的大量材料散见于各种史料之中。可是，也许可以有把握地说，皇帝实行军事中央集权化的运动把唐帝国————政府和人民一起————几乎推到了它能力的极限。当然，从宪宗时代的中期起，朝廷对于国家财政的讨论就越来越热烈。财政问题是太复杂了，不能很快地求得解决。
810年到814年期间经济上取得的任何进展，比之所感受到的政治进展很可能就大为减色了。比如在812年，东北另一长期闹独立的藩镇魏博竟然自愿归顺朝廷，从而结束了经历四世的这个世袭节度使职位。曾经讨论过进军魏博并使之完全按照长安的条件顺服的可能性，但这个方案最后被否决。宪宗对它的归顺作出的反应是大量赏赐金钱，并且作出几项礼遇的表示，例如准许该节度使更换更响亮的名字，以示对浪子回头后的厚爱。这种不费吹灰之力的胜利看来成了整个中央集权化过程的转折点，因为长安不战而屈人之兵，指顾之间就搬掉了一块战略上和心理上的大石头。
从814年直到819年，宪宗狠狠地打击余下的不恭顺的藩镇。第二阶段军事攻势的主要胜利是取消了淮河上游淮西镇长达60年的独立状态。[84]虽然淮西与长安的对立不如河北诸镇那样广为人知。但这里的问题也很重要，因为淮西的形势会危及运河的交通和漕运，同时也因为淮西的军队很强大和顽强。唐王朝对淮西的讨伐也开始得很有特色，因为节度使刚刚故去，他的儿子吴元济想取得继承权。朝廷认为淮西的周围是忠顺的各藩镇，它是孤立的，所以很快拒绝了他的要求，吴元济便首开战端。可是，淮西之役旷日持久，打得也很艰苦，从814年一直拖到817年秋天。中央政府的讨伐部队四面合围了淮西，但他们的协调作战一度很差。官军的将军们都不肯冒全力出击的危险。另外，中央政府与成德镇的冲突再次爆发，东北的这个第二条战线也使他们分了心，因而不再进击。还有一件分心的事是平卢（今山东）节度使用游击队小股窜扰。平卢所关心的是不让官军战胜淮西，因为他认为自己本身会是中央政府下一步打击的明显靶子。平卢的恐怖分子在长安刺杀了一位宰相，破坏了仓廒，而且一再在东都洛阳纵火。朝廷里的一片混乱和失望情绪会压垮一个二三流皇帝，但宪宗表现得很坚定。最后，在皇帝和宰相裴度（765——839年）的统一指挥下，政府在817年年中集中了一切人力物力专攻淮西的首府蔡州。3个月之后，在晚唐历史上最关键性的一次战斗中攻克了蔡州和淮西镇。后来政府军奉命宽待被攻克地区的人民，这是符合宪宗对降服各藩镇的总政策的。只对叛乱的头目们处以死刑。818年淮西镇被正式废除，它的人民此后由邻近诸镇和平地进行统治。
淮西镇战败后，成德也迅即屈服。忧心忡忡的成德节度使怕挨打，抢先向长安送了两个儿子为质，以保证恭顺。由于河北地方最小的横海镇（8世纪80代的叛乱以后所建）也已于数月前向朝廷归顺，现在只有两个藩镇还未受长安的节制，它们是北京地区的幽州以及平卢。幽州从未被波及，因为它在这个时期中无论如何不算最对立的藩镇。宪宗在819年轻而易举地就平定了平卢。当细心准备的讨伐正在进行时，平卢节度使李师道被他的部属所杀。朝廷于是研究了平卢地方的情况，为了保证那里将来不再发生叛乱，他们把平卢藩镇一分为三。在这次胜利以后，宪宗才能感到满意，因为他几乎使整个中国本部领土都重新听命于他了。
中央集权化的制度保证
唐宪宗的中央集权化政策使三个关键性的、互相关联的经济问题趋于表面化了，这三个问题就是：从8世纪80年代后期即已开始的明显的通货紧缩；许多藩镇在税收过程中的胡作非为；以及政府用于平叛战争中的财源不足。上面提到过的809年关于税收和财政的几道诏令，是杨炎780年的改革以来对付这类问题的最重要的措施，所以我们不妨对它们在这里略赘数语。
由于战时物资紧缺及随之而来在8世纪80年代出现的高物价已告终止，并且继东南航运恢复之后谷物供应大大增多————这些促使通货紧缩的原始动力又因政府长期缺铜的困难而加速发展。唐代的交换体系在大宗交易中是使用混合的媒介（即绢、银和铜）及大批运输粮食；的确，这个体系内部的运行从未被当局完全控制过，但是这个时期的问题表现得特别尖锐。第一，绢的数量已经相对地很少了。政府的大量储备已在叛乱中毁掉；河北诸镇和平卢镇的独立又切断了政府的标准货币————丝————的最佳来源。[85]唐王朝被迫向回鹘人出口的大量丝绢也占了长江下游丝产量的很大比例。另外，银的生产、检验和铸造主要由私商进行，它兑换铜和货物的比率也因不受政府的密切控制而波动不定。同时，对铜的需求也急剧增长。[86]尽管政府一再鼓励开矿，阻止窖藏钱币和严禁伪造低劣货币，[87]但在9世纪开始之后很久铜仍是供不应求。很可能8世纪后期和9世纪商业经济的扩展更进一步增加了对铜的需要。结果商品价格直线下降，例如，820年的米价只有8世纪80年代通货大膨胀时期的10%；物价大跌对税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原来的两税法的税额虽然主要是收实物，却已以现钱计算。折换率一直定在779年的铜币价值上，这时是通货紧缩开始前的一段时间。由于用来付税的基本农产品的价格下跌，而负担的税项却一直按现金缴纳，许多农民因而苦不堪言。危险之处在于，如果不再给这一交换体系以一定程度的伸缩余地，越来越多的农民就会沦入饥饿之境，而从政府的观点来看，他们就根本无力交纳税收了。
既然通货紧缩这样不利于税收的基础，对收进来的税项实行三马分肥的办法便把陋习带进了下一步更高级的税收措施中去。已由杨炎的财政专使与各藩镇分别商定的税额划分有如下述。各州县可截留一小部分税收，称为“留州”；较多的另一部分由藩镇自用，称为“送使”或“留使”；而最大的份额则应由藩镇解往中央政府，称为“送上”或“上供”。但是，作为这一过程中的中介人，藩镇的文武大员是很容易欺骗中央政府的：他们或者谎报本地区粮食与布匹的时价，或者有时干脆拒绝向朝廷交足税款。除此之外，州镇官吏————特别是衙门胥吏————常常都是一开始就在所收实物和现金税额的折换率上搞鬼，尽量额外为自己搜刮，而把负担加到农民身上。那些最强大的藩镇用这种办法聚敛了巨大的财富，这笔财富既是用于支付“贡品”的主要来源，也是正式官方税收制度中的净损失。这种陋习就像在中央当局不知情的情况下地方上猖獗一时的非法的苛捐杂税，当然是与8世纪中叶以后藩镇权力日重的形势互相表里的。[88]
因此毫不奇怪，中央政府所能到手的税收是很有限的。德宗的俭朴和吝啬应该说可以使国家有所节余而足供宪宗早期的军费之用，但这些储备显然并不是用之不尽和取之不竭的。这便是宰相李吉甫（758——814年）在807年的奏疏中所要说的意思，因为这时只有8个镇能正常向中央解缴税款；和玄宗末年相比，这时只有四分之一的家庭能成为可靠的纳税户。[89]
裴垍在809年的措施是想阻止唐朝的恶劣经济状况变得无法挽救，这样就自然能给宪宗提供军费。[90]他的第一个基本措施是给绢规定并推行一个“中间”价格，并且使绢和铜一起成为交换媒介，以便能向通货紧缩发动反击。像地方官员的薪水和地方军队的医药军需品这种固定的开支，都从全部现金支付改成现金和实物混合支付的制度，以对付铜价过高之苦。地方被严禁操纵通货。他的第二个基本措施是把两税法纳入标准折换率和保证税收收入的统一体制之中。这意味着一个重大的政治举措，即解除地方对征税的控制。自此以后，藩镇应从会府（即首州）的财源中取得他们收支表上的收入部分，只有在入不敷出时才能指望治下其他州县的支持。作为回报，会府便完全解除了向中央政府缴税的义务。与此同时，其他各州则不用再向它们的藩镇解缴税款了，但必须把原来的“留使”部分连同它们自己应解的税款一起直接交回给长安。
朝廷的这些公告在实行时并未取得完全的成功，801年和811年的补充诏令中提到的屡禁不止的违法事件便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企图稳定物价的尝试特别难以实行，而且它们更多的是针对后来10年中仍在继续的迅速通货紧缩的现象来治标，而不是针对它的产生的原因来治本。[91]另外，谁也难以肯定，在裴垍改革之后朝廷的整个收入实际上增加了多少。虽然如此，这些措施显然至少减轻了淮河和长江下游农民的实际赋税负担。由于这些措施是在808年对李錡的重大胜利之后不久采取的，随之实行的赋税减免具体地向浙西的老百姓显示了天子君临彼土的好处和对老百姓支持天子统治的鼓励。从政治上说，裴垍的改革重申了皇帝有权直接统治他的州县，而不用中间横隔着一个敌对的藩镇行政组织来阻断上下之间的联系。但是就在这时，藩镇仍然有许多办法继续捣乱，使中央政府的法律无法贯彻下去。
在宪宗历次平叛成功之后的819年，节度使乌重胤建议也在藩镇的军政制度方面实行一次类似财政改革的改革。藩镇统兵之权没有了，节度使只剩下了控制要塞和统领会府戍军之权。刺史往后则要统领本州的外围戍军和驻军。只有边防重镇及非中国人的雇佣军所守之防区不在此例。和前此的财政改革一样，这道诏旨的重要政治意义在于，在牺牲藩镇利益的情况下密切了中央政府和州治之间的关系。在8世纪后期和9世纪初期，节度使之所以能进行军事威胁和政治恫吓，就是因为他能动员本镇全部兵力，其数目可轻而易举地高达数万人。任何忠于长安和不愿参加这种叛乱的刺史，会很快被节度使的其他部队所消灭。可是819年以后，一个对朝廷心怀不满的节度使就很难把不相统属的许多州领部队统一带动起来，以投入一次奇袭行动。因为仅就单独一个州的部队来说人数相当少，有时是二三千人，通常比这还要少得多，但他们的向背也举足轻重：他们能使藩镇受很大损失，而使州治得到实利，也使中央政府间接受益。但我们仍然应该看到，如果节度使是奉诏旨行事，他仍然完全能够召集并统领本镇的全部军队。换言之，节度使的合法职能在改革中仍被保留，但他制造麻烦的权力则有所抑制。很可惜，关于819年诏令实施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看来，这种限权行动在华中和东南部确已被人接受，但在华北和西北这些有大量常备军的军事重镇却遇到了阻力。在河北似乎根本没有行通。
从810年和819年所定的制度措施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宪宗有意要把他的军事胜利的形象长期地固定下来。不过对于另外几次胜利，我们知道的甚少。但是，虽然中央政府在9世纪的初期和中期已能较紧密地控制地方政府，这个过程很可能从未完成。在宪宗以后，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几位皇帝都很软弱，他们除了守成之外没有其他作为，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连这一点也没有做到。在唐帝国的各个地方都发生了藩镇与州之间程度不同的权力调整情况，不过除了极少数事例以外，我们已很难推想这种权力调整的情况了。
宪宗初年的政治转变
在某种意义上说，唐代历史上新君即位往往是中央政府的一次补偏救弊和实行人事变动的时机，但是在805年，宪宗遇到的问题却异乎寻常。在前10年中，实际上每一个利害上沆瀣 一气的集团有时已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或者至少被暂时排斥而不能掌权，例如唐德宗以很坏的态度对待职业官僚，二王集团又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宦官。整个政界都期待宪宗能恢复他们被侵夺的特权。他们对他的要求常常互相矛盾，气氛也弄得很紧张。[92]
在皇帝和职官之间显然需要有所和解，这便是他所面临的最紧迫的政治问题。新皇帝摆出了大家所期望的姿态来显示他的正直————遣散了多余的宫廷乐工；拒不接纳所贡的50名妇女去充实后宫，等等。但是，德宗和顺宗在最初都是引人注目地来显示他们的热忱，到后来反而使官僚们失望，而宪宗的诏令却是卑之无甚高论，重点只谈要恢复官署正当的办事程序和重建朝廷的德治。例如，宪宗在拒不接受荆南所献的两只寿龟时，他不仅禁止将来再有人贡献远方异兽，还命令把所有这些“样瑞”都交付有司处理；他不愿意见到它们，不愿意知道它们，除修王者之德以外不愿做其他杂务。[93]
这些行动对于严谨的官僚的风纪来说一定很有鼓舞作用，同样，他们对新皇的关于改变供职条件和奖赏忠勤的命令也抱有热烈的希望。在唐代，它们包含在每逢国家大典————例如新帝即位、改变年号、皇帝寿诞和重大的军事胜利等庆典————时必发的大赦（赦宥）令中。大赦令是一种被人们忽视的史料，对它们的广泛研究会引起人们的很大兴趣，因为它们经常包含总的政策声明和国家形势的总结，以及一些关于特殊豁免、大赦和对贵族、各级官吏、平民百姓————有时也对某些个人————的提升和发放俸禄情况的内容。[94]
806年的大赦令（因改年号为元和而颁布）确实包含了宽大的让步内容。它确实是宪宗初期热情的某种表现；德宗在他统治的最后13年中没有颁布一次大赦，这个间歇期间之长很有些异乎寻常。806年的大赦令给现职文武官员都颁赐了相应的勋或爵，其中包括神策军和地方军队的将军们与军官们。[95]对安禄山叛乱后的任何时候特别立过军功的人的儿子都赐以官，对他们的孙子则赐以出身的权利。对于中央和藩镇显宦的已亡故的父母也给予身后的哀荣。对于安禄山之乱后所有位居宰相之职的人以及对于在代宗和德宗流亡期间仍然在他们身边效忠的人，也另给荣衔。所有宰相和兼宰相衔的藩镇官员（即所谓“外使宰相”或“使相”）以及其他三品和三品以上的大官都可选一子立即当官；这是正式“选”试之外的便宜办法。它还规定在学校内设立100个“学生”的名额以招收无业的文人学士。
至于这些内容有什么实际意义，这还很难说。可能有许多人重复享受某些待遇，但也有些内容实际上几乎无人可以享受。但是重要的是下列几点：（1）宪宗给了几乎每一位官员以某种关怀；（2）那些有可能被遗忘的不满分子，例如那些舍此即不能得到一官半职的军事英雄的后裔们也得到了安抚；（3）那些官居极品的人尤其受到优渥；（4）有了定时屡颁大赦令的希望。
这一安抚性的和论功行赏的政策也扩大到某些具体个人身上。郑絪（752——829年）便是最好的例子。郑絪原为翰林学士，曾在805 年2月支持顺宗的继位，后又安排顺宗逊位于其子宪宗。为了酬报他的忠诚，宪宗任命郑絪为新设的翰林承旨，后更为宰相。郑絪居宰相位的三年半时间政绩平平。他的任命显然是政治性的，而且一经研究无疑会发现，那时的一些高级官员的任命不乏与此相类似的情况。[96]
和这些发展相联系的是宪宗对政治上的不良分子实行了有节制的报复的明智政策。首要的打击目标当然是王叔文集团，如上所述，他们已被斥逐异域。但重要的情况是，除了二王本人之外，宪宗不像其祖父德宗当年可能做的那样，他并未处死一人。另外，清洗的范围非常谨慎地只限于真正参与过805年事件的那些人，并不像历来所为的那样殃及罪犯集团的家属或亲朋故旧。在二王集团以外，宪宗甚至更加审慎。他下令终止了某些确实罪恶昭彰的行为（例如盐铁转运副使潘孟阳宣慰东南时的淫佚放纵即是[97]），但是皇帝显然知道，如果要有力地处理最近的一切坏事，那可能失之公正和造成分裂，因为这样不免有不少挟嫌报复和其他特殊情况会起作用。
在杜黄裳做宰相的805年后期和807年初期这一段时间，皇帝和官僚的新关系甚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杜黄裳（738——808年）是原为宰相而又与二王集团关系非常密切的韦执谊的岳父，在通常情况下他不大可能晋位宰相，因为株连同伙向来是一般规律。可是，杜黄裳曾经避免直接卷入二王集团，而且他助长了他的女婿对二王集团的疑虑。杜黄裳之能够官居极品，充分证明了宪宗怀抱着和解的政治姿态。除此之外，杜黄裳不同于年迈的杜佑（他一直在长安做荣誉性的宰相，直至812年去世时为止），虽然也同样处于高龄，却享有实权。杜佑很受尊崇，但看来被视为知识界中我行我素的人，而杜黄裳则是传统的经世论主流中的代表人物。他是进士，原为战争英雄郭子仪的门生故吏，也是政府许多重要衙署的老臣，例如他做过吏部侍郎，这在8世纪末年是尚书省内最重要的职位之一。他曾主持791年的进士考试。他也有许多直接的敌人。在8世纪90年代中叶他与裴延龄发生过冲突，在德宗的半隐退的时期根本没有担任过任何官职。在官僚集团中，人们再也选不出比他更能说明问题的典型的人了。
杜黄裳是宪宗要实行军事中央集权化计划的政治推动者，是第一个在朝廷公开提出皇帝应该遵循德宗的“姑息政策”还是应该另辟蹊径的官员。[98]宪宗这时对于采取突然的军事行动仍然持审慎态度，他认为对西川的叛乱将领刘辟采取任何行动必须有周详的准备，但是杜黄裳坚决认为有前车之鉴，所以必须先发制人。他说服宪宗任命神策军使高崇文统领全部禁军，因为宦官只会在军事系统和地方机构中间扩散贪污腐化的影响，而且他们也不宜于统兵打仗。不管这种说法有什么失实之处————杜黄裳死后被指控曾接受高崇文的贿赂————杜黄裳显然已把他的前程押在了这场战事的胜负上面，因为他还指授了这次进兵的方略。如上所述，神策军对刘辟的讨伐大获全胜。宪宗对杜黄裳的勇气既感激又钦佩。
君臣之间如此相契，使得杜黄裳有机会同皇帝更加认真地讨论理论问题，即讨论关于贤明和正义的统治以及正确行使政府功能等老生常谈的问题。他的意见都是正统的：他主张皇帝应该是上天与尘世之间的联系，是列祖列宗与今世之间的联系，是国内百姓与四夷之间的联系；他应该知道上下之分，轻重之别。具体说来，这话意味着宪宗应该把实权授给经过仔细挑选的下属，特别是经过慎选的宰相，并应避免对政务统得过细。按常情说，我们可以把这些议论视为又一套陈词滥调。但是，宪宗和唐代其他许多皇帝不一样，他对这一类问题真诚地感到兴趣，特别是在他即位后的头10年中更是如此，[99]而在这种场合下，他与之谈话的是一位经过考验的实干家，而不是一个只知背诵儒家经义而无所作为的人。所有史料都着重表明，这样的讨论对唐宪宗产生过很深刻的影响。我们应该相信这种说法。宪宗对官僚的政治和解态度一直延续到后一个10年的相当一段时间。至少在9世纪第一个10年的中期，皇帝经常与宰相商量问题，又恢复了许多外廷的制度。正像将在下面要叙述的那样，宪宗的兴趣和官僚的兴趣并不全然一致，所以中央政府内部的合作和和谐程度必然有限。但是比之仅仅五年前德宗时代的僵局来说，新的气氛显示了要变好的大转机。长安官方的许多人都希望唐王朝的中兴会指日可待。
宪宗朝廷的极盛时期
宪宗朝廷的鼎盛时期从806——807年的胜利开始，一直延续到815年宰相武元衡被藩镇恐怖分子刺杀时为止。807年杜黄裳已年约70，而且也可能有些风声涉及他后期的经济问题，所以他被派往山西南部做河中节度使而光荣地退职，次年便死在那里。为了取代杜黄裳，宪宗同时拔擢御史武元衡（758——815年）和翰林学士李吉甫（758——814年）为宰相。这是宪宗时代曾用一系列优秀人士居相位的最初两个人；以后诸人则有裴垍、李绛（764——830年）和裴度（765——839年），都值得大书特书。这显示了皇帝真正想在高级官僚中尽可能选用最优秀的人才。比起前任的一些宰相，新宰相的年岁明显地下降了。他们大多数是50岁上下的人，成年于8世纪的最后25年中。他们虽然不像皇帝那样年轻，但我们可以假定，他们比原来当权而又生活在兵戈满地和政局动荡中的老一辈宰相们更投合宪宗的锐进之气。宪宗时代的宰相们在致力于中央集权化的运动中起过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反过来又有助于恢复外廷在8世纪90年代已丧失的某些影响。我们不妨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宪宗朝鼎盛时期的三位关键人物————武元衡、李吉甫和李绛。
武元衡是武后（684——705年在位）家族的后裔，也是她家族中的第四代官员。他在783年举进士。此后他任过各种官职，例如做过藩镇的幕宾、监察御史、县令、部员外郎，804年则做过御史中丞。在德宗晚年，他曾辞去他的一个官职以抗议京师禁军引起的骚乱。或许就是这个缘故，二王集团中的文人们曾在805年请求他就任一个礼仪性官职，他不无识见地置之不理。在他于807年被提拔为宰相以前，宪宗曾派他到御史台和户部任职。在他第一次做宰相的短暂时期内，他就与皇帝建立了互相信任的关系，所以他被委具体地负财政重责。为了配合他的私交和政治好友李吉甫，武元衡坚定地要求皇帝对负隅顽抗的浙西节度使李錡采取强硬的路线。他们两个人普遍被认为是最后促使807年战争胜利的人。为了表示充分的信任，宪宗后来任命武元衡担负一个艰巨的任务，即去新近收复的西川恢复秩序。曾经俘虏了刘辟的神策军将军高崇文是一个很好的军人，但不是一个好的行政官员。武元衡在807年后期替代了高崇文，经过3年时间把西川安定了下来。
武元衡在813年再次被任命为宰相，这时正是淮西战役即将发动的前夕。宪宗这时并不需要有人来说服他有用武的必要性，因此武元衡的新问题便主要是搜集情报并发动讨伐（这些任务原是派李吉甫去负责的，但李吉甫在814——815年冬天去世，留下武元衡独力承当这些责任了）。成德节度使和平卢节度使这时期也开始明白，中央政府对淮西如箭在弦上的攻势也会使他们的独立地位处境堪虞。为了争取时间，他们雪片似的发来了互相矛盾的恳请、要求和承诺的函件，希望朝廷放松警惕。可是在815年年中，成德节度使又请求朝廷宽赦淮西叛乱者，但被武元衡坚决拒绝，其结果是引起了一连串事件。几天以后，当武元衡从长安的私邸中外出准备上朝时，他被一伙骑马的散兵游勇所刺杀。拘捕了成德那时驻长安的几个涉嫌的军士，并以不甚充分的证据给定了罪。皇帝因此极为震怒，没有人能够劝阻他在816年兴兵讨伐成德镇。[100]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平卢节度使后来被发现才是刺杀武元衡的真正幕后策划者。[101]可是，这个鲁莽的挑衅性的恐怖活动最后却打击了藩镇的利益。为了平息815年京城的惊恐，宪宗大奋神威，决心再度惩治藩镇的割据主义。武元衡为此而殉职，这使得他的能干的副手裴度被任命为宰相，并最终导致了对淮西的决定性的胜利。
这个时期第二位重要的宰相李吉甫原是代宗时代一位名宦的儿子。他在二十几岁时以荫庇入仕，后来擢升至相当高的位置，而以他的礼仪知识受到人们的注意。虽然李泌和窦参都很看重他，但他没有得到陆贽的垂青而于8世纪90年代被贬为长江下游几个州的刺史（陆贽的敌人在陆贽于794年被放逐以后任命李吉甫为陆贽的上司，希望李吉甫对一切有关人员进行报复，但李吉甫始终没有这样做，所以他的宽宏大量的名声为之大振）。在8、9世纪之交的大约6个年头中，李吉甫因病而未担任任何官职。可是，他利用离开长安的这段漫长时期去熟悉南方的情况和问题，当他最后回到京师时，他变成了唐帝国最精明干练的行政官员之一。宪宗在805年任命他为翰林学士，次年又升任他为中书舍人。李吉甫马上被卷入了当时最重要的争端中去。他熟读兵书，又有优异的文职成就，并且对推进四川和浙西的战事给皇帝详细条陈过意见。他洞悉跟吐蕃人谈判的机微诀窍。807年他上呈《元和国计簿》（现在仅存片断），813年又上呈《元和郡县图志》（大部分尚存），另外还著有关于政治史的书籍和一本职官手册。他和武元衡一起推进了几项关于中央政府和州的法律程序上的改革，其中的原则是继续建立官僚制度的威信。
在他两次任宰相期间（一次是807——808年，一次是811年直至他去世的814年；他是宪宗时期任职最长的宰相），他以主张中央政府应采取进攻性的军事立场而闻名，这在史料中被泛称为“用兵”之策。他的基本态度是切实加强戒备，而不是一味好战，例如我们看到他在813年提出的关于重建北方边防的建议便是如此，[102]但是，有时也很难加以区分。他对淮西采取了不调和的强硬路线，同时如上所述，他在去世以前与实际拟订的帝国的讨伐计划是分不开的。李吉甫在这些问题上和武元衡同心同德，但他和宪宗中期的第三位重要宰相李绛却经常发生冲突。
李绛也出身于四代为宦之家，与李吉甫的显赫家世同源，但他的父祖辈却不那么显耀。他中过进士和宏辞两科，他显然就凭这些资格进入了仕途，并没有想到使用荫庇特权来擢升高位。[103]我们对他的早期经历所知甚少，只知道他专门谈过他自己的专长是“论谏”。从807年到811年他做翰林学士，此时又与年轻的补阙白居易一起，不停地就不同的问题行使其劝谏的权力。当他在户部的时候，他力求终止不正常的财政手续和恢复对合法组成的渠道的完全控制。
李绛在气质和作风上都大异于李吉甫。宪宗很了解这一点，但是为了在朝廷内鼓励发表不同意见，他在重新任命李吉甫为宰相后的半年内，又在811年任命李绛为相。事实上，他们两个人的观点在许多问题上并非真有很大的分歧，只是他们在如何进行讨伐藩镇的战争这一问题上有尖锐的冲突，因此就掩盖了历史记载中的其他问题。812年，如何处理魏博节度使自愿归顺的问题成了当务之急。李绛曾经反对过对河北地区用兵，认为这样做太危险，因此他主张以赏赐和宽恕的怀柔政策来抚慰魏博。但李吉甫则想显示武力，给魏博施加压力。这一次是李绛的意见占了上风。魏博的当局热情地接待了朝廷的使节，而没有提及需要朝廷的大量恩赏。[104]可是，814年的淮西危机却是另一码事，这里的情况更适于用李吉甫的进取精神来对待。另外，宪宗那时对闹独立的藩镇已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政策，同时李绛也已从宰相位置上降职到北部，因此他的反面意见也不那么有分量了。819年，李绛做了河中节度使。有趣的是，他在9世纪的20年代被人称为怪人，最后因在西川处理叛军失策而被当地的叛兵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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