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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时期，684——690年
683年阴历十二月作为中宗登上皇位的唐朝第四个皇帝不过是高宗和武后的第三子。由于他继位的希望一直似乎很渺茫，所以在此之前他既没有为此受到培养，也没有在当皇太子的短短的三年中为他新的尊严地位作准备；可能出于这一原因，他父亲的遗嘱才规定让有经验的武后继续施加政治影响。严格地说，她的干政只被容许在“军国大事之未能决者”方面，但她立刻表示，以皇太后的身份作荣誉而无实权的退隐，她是绝不甘心的。这一心意的第一个表示是她违反遗嘱的规定，未使中宗立刻在“梓宫前”继位；在拖延加冕的整整一个星期中，她既暴露了自己的野心，也表示了她对自己儿子是否适宜继位有某种忧虑。人们对新君主的性格知道得太少，所以无法判断他母亲的怀疑是否有根据，但即使在他一生的这个阶段也已很清楚，他至少已经继承了他父亲的弱点，并已受他的妻子韦后的支配。他登上皇位不到一个月，就提升他岳父韦玄贞为宰相。
这一任命造成了中宗统治的第一个危机。不满意她儿媳胆敢抗衡的武后是不欢迎这个任命的，而那些期望随着武后的销声匿迹会恢复他们传统权力的官僚们也不欢迎它。最反对这一任命的官员为裴炎，他出身于山西的绅士名门，通过科举制青云直上而成为中书令。高宗死前不久，他把所有议事从门下省转到中书省，从而成功地树立了自己的领导，并且当他被选中去接受垂死的高宗的遗诏时，又发现自己的威信进一步有了提高。关中精英集团中最强大的韦氏参加政治生活必然会损害他的利益，所以他强烈反对对皇后父亲的任命。中宗对此反应非常鲁莽：“我以天下与韦玄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1]裴炎对如此强烈的反驳大吃一惊，就迅速报告武后，她便认为此话是言为心声。她召集朝廷百官，责备她儿子有叛逆的用心，然后平静地宣读废黜皇帝的诏令，这时御林军就将他拉下御座。次日，在执政刚满六个星期后，他被更听话的22岁的弟弟睿宗所代替。
废除中宗和武后在690年建立周朝这两者的合法性没有被像伟大的宋代理学家朱熹————他的《通鉴纲目》 自13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的历史教科书————等正统史学家所承认。他们认为中宗直到710年死去时一直是合法的君主。尽管有这种历史的传统看法，但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权力无疑是操于武后一人之手。在684年，唯一的问题是她究竟还怀有什么其他野心。
武后本人似乎也不注意去平息人们的怀疑。从一开始，她就鄙弃了以前关于牝鸡司晨的庸识浅见，在放逐中宗及其怀孕的韦后去湖北的房州（房陵）后，她便公开在朝廷主持政务和履行礼仪的职能，甚至不屑“垂帘”。她封她的长侄至兼她父亲的继承人的武承嗣为皇嗣，并且不顾裴炎等大臣的警告（说她开始像汉代篡位的吕后），决定在洛阳为她的得到追封的祖先立武氏七庙。这一行动是没有先例的。事实上，它僭取了帝王家族的特权，并且刚好证实了人们的担心，即武后不久将不满足于以她的傀儡儿子的名义进行统治。它与684年的大赦令一起，成了以后李敬业叛乱事件的导火线。
684年的大赦令
在叙述这场起义以前，简单地考察一下大赦令的内容是有益的，因为它是许多大赦令的典型。[2]在整个唐代，这类文献就像在吉庆盛典中论功行赏和赦免重罪这一本意那样，也被用来颁布重要的行政措施。在武后统治时期，颁布大赦令的次数频繁得异乎寻常，例如在684——705年期间年号变动了16次，每次都颁布大赦令。它们构成了一种有用的史料形式，从中不但可以看出国内的状况，而且可以了解武后政府的若干总的方针路线。
684年的大赦令首先改变了政体的外表象征：此后旗帜将是紫饰金色，某些官员将穿不同的官袍和佩戴不同的标志。和长安相比，武后一直偏爱洛阳，它被定为“神都”，那里的皇宫定名为“太初”。此令反映了武后对命名的深切关怀。所以它又声称某些官职的职称有缺陷，必须予以改变。关于新选用的名称有的可追溯到第一个周王朝的传奇时代，另一些则使人联想到道教神话中的仙境。当时有人杜撰了道教的几个名称，例如凤阁（中书省）、鸾（一种神鸟）台（门下省）和肃政台（御史台），这些均不见于中国史籍。武后之母被尊为太后，这一头衔的明显含义是，武后本人出身于帝王世家。这些俨然与新王朝开国之初的大典相似的措施引起了忧虑和反对。
大赦令的第二部分盛赞黎民的厚德，厚赏年迈之人，并且提出要救济贫困和宽恕某几类罪犯。在承认赋税过重————特别是两京周围地区的赋税————的同时，武后答应减轻负担。为了表示她的俭朴，她遣退了许多宫中的仆婢；为了表示她尊重孝道，她答应让有迫切愿望的边境戍军回家，不中断祭祖。像这些一般大赦令中最常见的规定在武后时期特别多，并且被传统的历史学家非难为“笼络人心”的应急手段。马克思主义学派则倾向于把它们视作民众反对贵族和大地主分子的阶级斗争手段。它们一定深受当时平民的欢迎。
最后部分试图解决当前施政中的问题。武后说，近几年领土的扩大已经引起了各道原来过得去的行政质量的下降，京师以外贪污成风。御史台将设立一个新部门，以严密监督各道和经常进行视察。另一个弊病是规避赋税和徭役，随着近几十年国内安定而出现的人口激增，这一问题因行政的混乱而更加严重了。为了与登记不实和在人口统计数字上玩花招等现象作斗争，政府拟对行政单位进行一次严格的复查，如县和州的人口分别超过原来的1万户和3万户的限额时，政府就另设新的县和州。人口的增长和再分配是7世纪后期的一个大问题，虽然武后对此非常注意，并且曾一度企图对道的制度进行大规模的改组，但抱敌视态度的史书否认她在这方面的贡献。[3]在这一大赦令中，她还承认了军事领域中的弊病。其中主要的弊病一是升赏不当造成的士气低落，一是把基本上是防御性和临时性的府兵变成半永久性和职业性军队后造成的过长的服役期。此外，许多富人只是捐官而从不赴职。武后命令有关官员惩处这些犯法行为，但她似乎忽视了这一问题更广泛的含义。最后，她强调了用儒家灵丹妙药来解决行政困难，即吸收“有德之士”担任文官。所有高级官员都要举荐一个适合当官的人。没有一个唐朝统治者像武后那样深深地依赖这一措施；这一措施连同她经常采用的除科举制以外的其他吸收人才的方法，使得官员人数大量增加。自657年以来，批评已经越来越多，所以武后在此大赦令中被迫作出反应：干脆不承认官僚机构已变得太大。
大赦令中所列的行政问题绝不是详尽无遗的，但也许足以说明初唐的某些制度的退化情况。原因有几个：国内的长期安定既造成了人口增长，又造成了经济和商业的发展；扩张主义的对外政策已使边境行政和防务需要新的形式。像科举制那样的其内容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其他一些发展已经引起了很不平静的情绪，一些人特别是因为“突然展现的前程”而很不平静，这些人因不是出身于初唐的贵族门第，已被摒于迅速擢升为高级官员的大门之外。简言之，太宗的“遗产”已经过时，而武后也不是创新者。最抱乐观态度的历史学家只好承认，她没有使她继承的制度合理化；但另一方面，她采取的重大政策————加强帝王特权和中央权力，征服“外夷”，“笼络人心”————合在一起却暴露了制度的种种缺点。她留给玄宗的财富（主要表现为新形势下的一种新的和高效率的办公形式）才使真正的改革成为可能。在她统治的开始，她没有这种有利条件；此外，她在整个掌权时期受到了自己是妇女这一生理事实的牵制。儒家反对女性统治这一禁令的严厉性意味着她的地位永远不能被人接受；[4]她很快为自己的安全而惶惶不可终日，从而使她把自我保护和自我炫耀置于其他一切之上。造成了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李敬业的叛乱。
恐怖统治
叛乱者的领袖为征服高丽者和武后的早期支持者李世勣的孙子。李世勣已死于669年，他积累的荣誉保证其后裔能取得很高的威望和得以凭特权进入仕途，而李敬业已在官场中开始了他的事业。但最近，他已驻节位于长江和大运河相交处的扬州。[5]在这个商业中心的傲慢但又懒散的气氛中，他的大部分亲密伙伴也一样是因各种过错被罢官的出身名门和有声望的人。他们当然都伺机恢复自己失去的家业；到684年年中武后的雄图尚未大定，这种形势有助于创造一次起义的理想气候。
叛乱者的目标是不明确的。虽然公开的目的是中宗复位，但他们又另立一人并在名义上把他抬为首领，称此人为中宗的兄长，即已死的李贤（他长得很像中宗）。因此，敬业很可能无意让中宗复位，为了掩盖自己改朝换代的野心，就借用这个被废黜的统治者的名字以争取支持者。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企图给武后抹黑，于是他的支持者骆宾王为他写了一篇出色的檄文，[6]其文开始如下：
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
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押邪僻，残害忠良。杀姐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
他继续以一系列的历史隐喻详细叙述妇女左右以前历朝政体的恶果，强烈呼吁同僚们与他一起造反。
敬业皇唐旧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业，荷本朝之厚恩……是用气惯风云，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以清妖孽……
公等……或膺重寄于话言，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倘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勋，无废大君之命……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檄文的陈述当然是很不确切的，不过它很可能反映了当时的许多信念。敌视武后的史学家们极易用它作史料，有的指控也已见于其他有声誉的史书之中。檄文之传布既广泛又迅速；据记载，武后在叛乱初期已见到一份檄文。她的反应既典型，又能说明问题。她说她的大臣们是多么愚蠢，竟让像檄文作者那样有文才的人在地方上流落不偶！但尽管檄文写得很妙，却不能吸引许多人同情叛乱事业；不到三个月，起义就被粉碎。叛乱失败的部分原因是，武后推行了奖赏抵制叛乱的人和宽恕协从的叛乱者的政策。更重要的原因是李敬业作为一个指挥将领有着种种缺点。一名副将有几次敦促他在山东——河北地区寻求支持，并说，在那里可以发现最优秀的战士和反对武后“独裁”的最强烈的不满情绪。[7]近来的研究倾向于认可这一策略，指出在整个唐代，这一地区历来厌恶来自长安的统治，特别在经济困难和夷狄入侵时期，这种情绪几乎达到分离主义的程度。但李敬业却决定滞留在江苏的根据地，这里除了最初随他叛乱的10万之众外，他的兵力再也不可能增强。当三倍于他的帝国军队来讨伐他时，胜败不久便见分晓；如果说这次叛乱的规模如此，它引起的后果却远不如叛乱本身严重。但在武后看来，真正的危险来自叛乱者与朝中人士的关系。在那一年阴历九月当起义处于高潮时，裴炎被捕，并被控犯了叛逆罪。
当时的这一指控是指与叛乱者合谋和在武后预定前往龙门万佛洞的途中策划把她劫持；在缺乏可靠证明的情况下，他有罪或无辜的问题成了大量历史论战的题目。[8]几乎可以肯定，武后是相信他有罪的；从她的反应判断，影响是深远的。裴炎的朋友们愿代他死，武后在不耐烦地驳回这种传统的辩护时，行动迅速果断，她说：“朕知炎反，知卿等不反！”裴炎在市场上被屈辱地处死了，而胆敢为他辩护的人中最有名的“突厥之所惮”的程务挺将军也在他军中未发抗议的情况下被斩首。这时，李敬业已战败并被部将所杀，武后用亵渎他祖父的坟墓和剥夺他家族一切荣誉的方式来泄愤。据一份史料记载，在这以后她召集满朝文武官员申斥说，她为国不遗余力地操劳，每个官员能取得如今的地位都应该感谢她。她以三个被杀的敌人为例下结论说：“此三人者，不利朕，朕能戮之。卿等有能过此三者，当即为之；不然，须革心事朕，无为天下笑！”[9]大臣们均伏地叩头。
但她既被背叛过一次，就决定要更加确保它不再发生。为此，她实行了一种令人胆战心惊的恐怖统治，这只有她的马克思主义辩护士中最可鄙的人为她辩护。它的根源难以追溯，大部分史籍认为它始于中宗被废黜之时；当时一名“飞骑”得到厚赏，因为他揭发了那些为爱好游戏的皇帝下台后丧失额外收入而抱怨的同事。虽然在此以前已有迹象表明，武后通过经常的贬职和调职，企图把忠于她的人调到周围，但这是断然处决宫廷以外的反对派的最早文字记载。通过对李敬业叛乱的镇压，御史台和刑部的一些官员上台掌了权，他们的传记在正史中被列在“酷吏”一类。以周兴和来俊臣为首，他们张开了由耳目和告密者组成的网络，并在特设的狱中，通过伪造、酷刑和来俊臣在其令人厌恶的《罗织经》中描述的其他方法逼取“供词”。[10]在686年初期，又设官掌管铜匦，从而使这些酷吏的活动变本加厉。这一制度一直实行到唐朝结束。[11]铜匦是为这一官署建造的，它有四个口，任何有所企求的人都可将文字投入其中一口。第一个口用于自荐和促进农业或人民福利的计划；第二个口用于对政府的批评；第三个口用于对不公正的诉苦；第四个口则用于报告预兆、预言和密谋。原意可能是对恐怖的严酷性的后果进行补救和宣扬武后对黎民的关怀。但不久，铜匦不过成了匿名的、但往往是虚假揭发的一个容器。
不能对这种恐怖说什么支持的话，但在另一方面，千百年来传统史学家对它不断的谴责可能过分了。[12]如果全面地看，似乎可以说，恐怖行为产生于有充分根据的恐惧。甚至在了解恐怖的种种弊病以后，武后仍继续让它存在下去，因为她看到了它的用处：用它可以对为反对女性统治这一僵硬传统而斗争的人进行恫吓；还因为她知道她有能力控制恐怖统治的最厉害的暴行。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恐怖具有种种含义，而修史者的愤怒情绪使他们忽视了这些含义。
一个结果当然是政治空气的改变。没有一个大臣能够阻拦武后而不担心自己会被送交秘密警察，因此就没有一个大臣能像魏徵等大臣争取太宗那样把她争取过来。众所周知，太宗不止一次撤回诏令以尊重大臣的异议。688年刘祎之拒绝了一份未经自己的中书省认可的诏令，武后被“我所引之人”的忘恩负义行为激怒，立刻命令他自杀，否则他就被处死。[13]这种统治“作风”的事例还很多，传统史学家们很喜欢把它们与“贞观之治”进行对比。[14]
第二种由恐怖统治派生的一系列后果是社会性质的。也许因为武后记得，平民百姓曾经拒绝支持叛乱和她发现高级官员中有人与她为敌，所以她对后一个集团进行报复。一种史料在谈到597年的最后清洗时说，她的大部分受害者是“海内贤士名流”，实际上是指中央政府五品以上的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而不是指诸道官员。[15]因为对他们的指控一般是煽动叛乱，所以惩处株连到他们的家属（放逐或沦为奴隶）和涉及他们的财产（加以没收）。即使受较轻指控的人的子弟也不准参加科举考试，而近时的研究指出，组成初唐上层贵族大部分的几百户高傲的贵族门第在这一时期严重衰落。虽然在中宗复辟前后有几次大赦，有的家族恢复元气要用几代人的时间，并且它们与较下层的社会竞争高官的力量永远被削弱了。[16] 7世纪80年代的一些诏令产生了迥然不同的社会含义，诏令授权告密者可以公费从全国各地前来揭发。从此，前所未有的事情————不识字的平民因告密而担任高官，奴仆揭发主人等————大量出现。官员们警告武后说，这些措施将引起全国大乱，使平民的生活不安定和朝不保夕，这里所指还必须包括专使在各道搜捕不忠分子和流放至岭南这种漫长而惨苦的赭衣塞途所引起的动乱。[17]有好几年武后对这些异议置之不理，这可能是因为她看到这些政策带来的补偿性的好处。它们可以到处提醒人们注意中央政府的权力以及在它之上还有她本人这一事实。
最后必须承认，在恐怖统治中，司法制度在非常严重的考验下幸存下来。不公正现象的确存在，但主要是在秘密警察用酷刑或答应对受害者家属宽大的方法逼取供词和处理案件时产生的。武后常主持审讯或复核重要的案件；当像徐有功等大胆的御史面陈执法不当时，他们几乎无例外地得到支持。[18]当武后在697年处决了她最后的秘密警察后，她为自己竟受她的大臣们的蒙骗而推行不正当的重刑而表示了遗憾，她很可能是真诚的。[19]
恐怖的开始有时被认为是武后企图篡位的明确的迹象。但另一方面，也有迹象表明在以后几年，她本满足于继续以睿宗的名义进行统治，从而使自己至少能部分地避免历史的谴责。迹象之一是，在685年她纳了第一个面首，此人是她女儿太平公主引见的一个粗壮的脂粉（和春药）货郎。此事迅速成了一件公开的丑闻。为了使他的未净身之躯得以在宫内容身，她就让他出家，并放肆地立他为中国最有名望的白马寺的住持。新僧————历史上称薛怀义————立刻带领一帮暴徒在京城称霸，侮辱官员和欺凌道士。在她有病的丈夫生前一直忠贞的武后似乎已陷入着迷的状态。她与他单独厮混的时间越来越多，并且经常在激怒的大臣面前竭力为他的“怪僻行为”开脱。686年初期，她提出要还政于睿宗，但据历史记载，后者“知〔武后〕非诚心，奏表固让”。很可能她不是出于真心实意，但事实是从那时起，她再也不像以往那样把注意力放在单调而繁琐的日常政务上了。这个僧人受她的宠幸几乎达10年之久，而他反过来也在几个方面为她效劳，如当过与突厥人作战的将军，在688年担任所有唐代建筑中的灿烂明珠————明堂————的主持人时，他表现得更为能干。[20]
行政改革
但不应下结论说，武后迷恋这个僧人后就变得不问政务了。如果说在她一生最不稳定的时期中的统治作风日趋个人决断和她的寻欢作乐变得更加公开，她在行政方面的警惕性却没有放松。对突厥人和吐蕃人的日益加剧的威胁进行了几次征讨，并改组了安北都护府。[21]在民事方面，她在685年又修订了律令，[22]授权御史监督佛僧在京师的日益发展的经济活动，并且在整个这一时期又设立了新的行政单位以处理人口————特别是江南的人口————的流动和增长。官僚机器也大大地发展了。在反映武后不埋没有才之士的关怀方面，在正规的考试外还特持“殿前试人”，每年选拔更多的人来效劳，并且绅士和平民都获准自荐。[23]政府在京师和各道设立了新的官职：常平令、左补阙和左拾遗等。六部的官员也增加了，行政工作的质量一度有所改进。同时，武后对文学的兴趣表现在以她的名义刻印大部头文学汇编方面。据说她推动了新翻译她敬奉的华严宗经卷的计划，后来当她在洛阳任命于阗的高僧实叉难陀时还参加了编辑工作。[24]在这一时期，京师的四个藏书馆每年必须送呈藏书的书目。[25]
武后对日益加剧的经济困难也表明有所认识，虽然她的解决办法是零碎的和基本上无效的。自666年因铸新币失败而引起了商业混乱以来，中国的物价一直在上涨，到高宗去世时米价比繁荣的7世纪30年代几乎高达百倍。另外，连年歉收，再加上防务开支的增加、文官队伍的扩大和逃税行为的蔓延，给政府增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到677和678年，财政问题达到了危急的程度。处理这种局势的前例并不缺乏，而且还有大臣的建议，但武后宁愿依靠一些权宜之计去解决问题。684年当政府已无力支付下级官僚全部官俸时，她反而为政府增加额外的官员。[26] 687年华北的大部分为饥荒所苦，在遥远的岭南道出现了武装抗缴增税的事例。[27]镇压是迅速和有效的，但苦难的根源却被忽视。武后的最大的失败是她提不出经济政策，这样说可能符合事实。
尽管这些年有许多行政活动，但武后把她主要的活动放在寻求支持和安全方面。活动的一个方面是建立告发制；另一个则是经常颁布旨在赢得民心的措施。这样的大赦令有三次，虽然只有689年颁布的最后一次的全文现还存在。[28]鉴于当时的财政问题，它似乎是非常慷慨的。全国的穷人、孝子孝女和在战争中丧子的户都得到酒、丝帛、牲畜和粮食的赏赐。欠税被免除，以吸引那些逃避登记的农民回来种地；在新平军征讨突厥之役中受难的地区和在兴建明堂时受榨取的地区被免税一年。地方官员要抑制不得人心的商人阶级的越来越厉害的铺张，并保护那些因儿子服兵役而衰落的门庭免受土地攫取者的压榨。当武后在大张旗鼓地“笼络民心”时，她还开始给她自己制造帝王的灵光。庙宇、宫殿和公共工程在洛阳到处出现；在它的中心，宫廷和武后的随从队伍变得越发豪华。唐都长安很快相形失色。武后经常在公开场合露面，主持庄严隆重的礼仪，并且企图在公众的心目中把自己与光荣和经常袭用其礼仪的昌盛的古周朝联系起来。这一过程的高潮发生在689年中国空前辉煌的敬奉宝图的仪式中。[29]
宝图是一白石，上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数字。它是688年在洛水发现的，所有史料一致认为它是武后之侄武承嗣所伪造，此人是她篡位的最坚定的支持者。甚至像司马光等敌视她的史学家也没有假设武后本人曾参与此事，她的虚荣心和她对祥瑞常常表现出的轻信完全可能使她相信预言指的就是她本人。它无疑是使她下决心篡位的重要因素，也许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从发现它开始，她的种种行动不容许有别的解释。她率领朝廷全体官员前往天坛，宣称洛水为神圣之河，所以禁止在那里捕鱼；她自封为“圣母神皇”。无性别含义的“皇”字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选择。然后她开始计划一次豪华的盛典，以便正式敬奉这一祥兆，并把年号改为“永昌”以应此预兆。她计划把这些盛典与新完成的明堂的启用结合起来举行，并下令全国名流应一律在洛阳集合庆祝。这当然也包括广泛地分散在全国各地担任刺史的李氏皇室的旁支成员在内。
对唐室诸王来说，邀请是不受欢迎的。在最近几年，他们已越来越被排斥而不能在政治上起任何有意义的作用；一份史料指出，他们已无寸土之地为己有。诸王很了解京师的事件，显然也清楚他们作为武后实现其野心的障碍，处境很危险，所以他们甚至可能在接到召赴京师的通知前正在策划对策。[30]但是他们是在得知武后正在准备死亡陷阱这一警告后才突然行动的。他们理解，集体拒绝参加庆典也会获罪，就决定谋反。在起义中能鼓动人心的人物是睿宗的叔祖、四川通州的刺史李。他伪造诏书和派密使分赴四方的亲戚，在时间紧迫和交通困难的情况下协调起义。但由于一个过急地在河北的博州（高宗之侄李冲在那里任刺史）征募军队的行动，计划被破坏。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一地区有强烈的好战传统和分离主义倾向，所以可能是最适宜这类冒险的地方，可是李冲所能征募的军队不超过5000人。[31]加之这些人也不热心，在第一次受挫时就已溃散。在帝国主力军到达时，叛乱已告结束，李冲也死于自己的部将手下。在洛阳附近的豫州，刺史是李冲之父、武后之内兄弟李贞，当知道他儿子的行动已使他遭殃时，他感到自己只能造反了，于是他用尽一切手段征募了几千人。这些人在勤王军到达前四下逃窜，随着李贞的战败和自杀，所谓的诸王之乱很快结束。[32]
这次起义是国内对武后的最后一次反抗，虽然它几乎不构成真正的威胁，但过度恐怖的惩罚却持续到691年的相当一段时期。直到那时，李氏宗族不论有罪无罪都遭到蓄意的杀戮。只有流放在遥远的南方的少数儿童得以幸存。传统的史学家一致谴责武后的残暴，但也勉强承认在粉碎叛乱时，她得到全国的支持。
李氏宗族中最有声望的成员在利用一些矫造的诏旨时也未能唤起人们对他们事业的很高热情。甚至总是批判武后的司马光也专门指出，李贞集团中有官品的500名成员除一人外都是被胁迫参加叛乱的。[33]
对武后来说，她平息起义的成功进一步证实她一定得到上苍的庇佑。688年阴历十二月，她穿戴帝王服饰，主持推迟了的盛典，据一份史料记载，它是“唐兴以来未之有也”的盛典。在典礼中，祭祀她父亲的规格相当于开国之君，而礼仪不言而喻是模仿古周朝的。多年来，武后一直把她与这一最受称颂的周王朝联系起来，并模仿它的官职称号、建筑、典礼和历法。正像李氏皇族曾宣称老子为它的祖先那样，她也把著名的周武王当做自己的始祖。因此事实似乎是，她选自己的王朝的名称为“周”，可能不是因为追赠她父亲的封地为周，而是为了与古代周朝联系起来。不只是像王莽这样的篡位者，在她以前的有野心的统治者都用过同样的手法。她的目的是，至少象征性地重新建立据历史声称已在第一个周代达到的至治之世。[34]
两个更深入的步骤为篡位铺平了道路。首先是颁布一批代替常用字“日”、“月”等旧字形的新字，这可以看做武后把自己与传奇中的中文造字者相比的含蓄的行动。在一份造新字的法令中，她回顾在文字系统的漫长历史中，方块字已变得如此复杂，以致许多存在的字甚至连学者也不认识。因此，作为一个持续改革的开端，她造了12个保持字的起源和能说明其真实意义的新字。例如，她的名字的新字为“曌”，其组成部分表示天体照亮下面的空处。她说，它象征“天下来归资朕之政”。[35]敦煌和当时的碑文，甚至日本的证据都表明，这些字在中华世界中广泛流行，并且不时被新字补充。深受历史学家批评的这些杜撰的字反映了武后对象征符号的持久的兴趣，并且还可以被视为一种宣传行动，虽然这一行动必然地只限于文人阶级。对广大的平民来说，他们需要另一种信仰，佛教满足了这一要求。
只是到近期，历史学界才了解大乘教的信仰和实践是多么深入地渗透进唐代的平民生活之中。当时一部不重要的《大云经》有两种现成的译文。[36]经中包括弥勒佛即将下凡为女神和君临全世界的预言。流传至今的一个版本对她的时代作了令人目眩的诺言，它描述道：“谷米丰熟，快乐无极。人民炽盛，无有衰耗病苦忧恼恐怖祸难……邻比诸王，咸来归属……尔时诸臣即奉此女以继王嗣。女既承正，威伏天下。”[37]根据大部分史料，武后的僧人面首薛怀义发现了经文，作了适当的注释，并指出长期等待的下凡的神竟是他的庇护人！[38]武后表示惊奇，但当然高兴；她立刻颁布了这一教义。在一次对佛僧广施恩泽的令人惊愕的行动中，她在全国各州兴建国家维护的大云寺，其中有的是新建的，另一些则是现存并受帝王庇护的寺庙。9名编写注疏的高僧被封为县公，并得到高级官员的服饰；1000多名佛僧被授予圣职。武后后来将“慈氏越古”加在她的头衔之中。[39]
这时一切准备就绪。690年阴历八月，武后形式上拒绝了要她登基的三次连续的请愿，其中的一次请愿书上有6万余人的姓名。但当她得知她的象征————凤凰————已出现在皇宫上空，一群赤雀也翱翔在觐见殿周围，她认识到天意不可违。睿宗退位。武后庄严地成了堂堂的周代的“圣神皇帝”。妇女成为中国的皇帝，这是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
周朝，690——705年
同时代的人并没有把周朝看成是唐朝延续性的截然中断。在705年唐代中兴的一份文告中，中宗在谈及武后时说：“亶聪成德，濬哲应期，用初九之英谟，开太一之宏略。”[40]在同一文献中，他继续争辩说，实际上没有发生变化，她恢复了唐的基本政策，在促进教育，兴建学校寺庙，量才录用官员，主持许多文学和历史汇编，重新宽恕那些使她受蒙骗而被酷吏迫害的人等方面，不过在为李氏宗族工作，如此的赞扬竟出自武后长期剥夺其继位权的人之口，这件事本身是惊人的；但更加重要的是，它代表了对待这次篡位的“官方路线”。只是在20世纪，更具体地说，根据陈寅恪最初提出的假设，周朝不仅代表了一种政治变化，而且代表了一种意义重大的社会革命；从此以后历史学家才开始改变传统的观点。[41]当前中国学术界流行的观点认为，武后是被剥削阶级反对唐代社会中的贵族和地主分子的斗士，而日本的历史学家近来则设法认定有一个“新兴”阶级，武后企图取得它的支持，以代替不能宽恕的传统贵族的支持。[42]但在关于唐代史料性质的几大问题得到解决以前，有关社会阶级及与它相联系的论题必然是得不出结论的。
在唐室诸王之乱失败后，周代的改朝换代进程进行得很顺利，没有遭到反对。武后迅速制定了新王朝的行政细则并定都洛阳。早在7世纪60年代，她和高宗已在一份诏书中认定洛阳在交通和供应方面优于长安；而中国的经济中心向南面和东面的逐渐转移从此又加强了这些优势。[43]当武后选洛阳为都时，她一定意识到自己与唐都及那些已调到那里任职的忠于唐朝的氏族断绝关系的好处。作为安全的额外措施，据说她从关中的长安周围地区迁移10万户去充实该城。[44]有才能的官员像徐有功、狄仁杰和李昭德等人也来到新都，正像《资治通鉴》在少见的一段赞扬文字中所解释的那样，这是因为“〔武后〕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45]部分是由于这些官员的影响，部分是由于“民心已定”，武后几乎立刻着手缓和恐怖统治。[46] 691年，特务头子周兴被声名更为狼藉的副手来俊臣请去，要他或是供认曾参与最近一次阴谋的事实，或是投入自己的瓮中。[47]他被“逼供”后，在放逐途中被以前一个受害者的家属所杀，次年，有850名他的仆从被审讯、判刑，并在政治舞台上消失。武后表现出，她既能在以前满不在乎地支持这些酷吏，也能在以后满不在乎地处理他们，但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她继续让来俊臣及其党羽为她效劳。
不久，他们不是被武后而是被武后的长侄武承嗣所用；后者已被指定为武后之父的后嗣。[48]他与更加狡猾的堂兄弟武三思一起约在670年已来到京师，但在高宗死前一直不引人注意。从高宗去世起，他已成为劝进者中最坚定的人，显然他把自己看做是他姑母的继承人。武家的势力迅速发展；在新王朝的最初几年，由于武氏中的几个成员被授予高级文武官职，所有的成员都被封为王和得到实封，[49]他们都牢固地树立了最有力的地位。在691年，虽然睿宗保留了皇嗣的头衔，但武承嗣却信心十足地发起了一场要求宣布他自己为太子的请愿。
整个朝廷陷入一片争吵声中。武后对她侄儿的请求表现得很惊奇，所以在朝廷广泛征求意见。有的人大胆直言反对武承嗣；但其中大部分人遭到流放，甚或死于他的心腹来俊臣之手。唐皇室利益最重要的维护者是李昭德，他是从小士绅通过科举考试发迹的另一种“新”型官员；此人是如此刚直不阿，以致一次他把一名其绣袍违背了节约规定的官员鞭笞至死。[50] 692年，他成功地使武后相信让她家属拥权过重的危险性；不到一周，她剥夺了其中三人————包括武承嗣————的一切政治权力。当她侄儿怒冲冲地前来抗议和污蔑李昭德时，她平静地对他说：“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劳，汝勿言也！”[51]事情到此结束，但只是暂时的。如果说这一次武后对她家属抱敌视态度，但其他几次她的态度又迥然不同，竟让他们在公开典礼中做她的助手，还命他们统带她的几支大军。为了防止出现睿宗被指定为她的继承人的猜想，她小心翼翼地惩办了那些与他关系过于密切的人；693年，她放肆地害死了他的两名宠妃。其中一人就是未来的玄宗之母。
对她的这种行为可能有两种解释。其一是武后确实被自己的氏族和诸子争夺继位权之事弄得焦头烂额。结果，狄仁杰的论点————集中在母子纽带和有朝一日她需要后嗣的祭祀两方面————才使相持的形势有利于她的长子。但第二种解释同样可以讲得通。她把决定拖延至698年，因为继位问题是平衡和分裂大臣中不同利益集团的很有价值的手段。
如果事实真是如此，它只能被视作武后整个执政期间表现的政治技巧的一个方面。她的主要目的是扩大对宰相们的皇权，在这方面她是十分成功的。宰相在唐王朝开始时被授予中央三省首脑的职位。它逐渐也被授予其他高级官员，所以宰相的人数可从有3到15人不等。[52]他们的职责范围是辅弼天子，指导官员和掌管政务，从而使宰相成为最重要的官员。[53]到7世纪中期，已经出现触犯帝权的强烈的集团意识、主动性和愿望的种种迹象。这些特征明显地表现在围绕废黜高宗第一个皇后的争论方面。太宗没有极力反对这一倾向，似乎已习惯只把自己看做群臣之首，因此儒家的历史学家从此就对“贞观之治”大加歌颂。这些历史学家之蔑视武后，既是由于她使用了独断专行的手段以阻止大臣权力的发展，又是因为她是一个妇女和篡位者。她半个世纪的统治造成了皇帝和宰相之间的一种新关系；要衡量她的政治技巧，人们会发现，她几乎使人觉察不到而做到了这一点，因为采用的方法一般没有超越传统的框框。
例如，任免权无疑是皇帝的一个特权，而武后使用它时有她的特定的目的。在太宗的23年统治期中，被任命的宰相有21人，每人的平均任期为7年。从684——705年，66人被任命，平均的任期只有两年。60岁以下被任命的为数甚少，职务的调动空前频繁。甚至唯一得到武后充分信任的大臣狄仁杰在他担任宰相的3年中也担任了不少于7个不同的职位。临时任命和在京师外执行长期任务的情况比以前更加频繁；部门职能的自然重叠使武后取得在集团内部制造对立和分裂的机会。她常常把像狄仁杰和李昭德那样的杰出人物与自己家族中的平庸之辈和道教的术士一起安置在相应的职位上。当697年来俊臣最后被处决时，她竟听任一个捏造的罪名把来俊臣的主要敌人李昭德同样处死。武后的宰相中有高达惊人的80%的人从高级职位上被迫撤下来，有的人被流放或处死，有的人干脆被降级任用。太宗时这样的人占33%。在她统治时，官僚的高级圈子中一直存在着一种朝不保夕的气氛；令人感兴趣的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刘知幾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是696年的一首赋，它向那些一心向上爬的人提出种种危险作为警告。它名为《思慎赋》。
其他传统的控制办法也是为了达到同一目的。武后精心制定了专门的奖赏制度，它旨在提醒人们，荣誉的取得不但靠科举中试或靠成为高官显宦，而且还靠在职时取悦于统治者。像清代多产的史学家赵翼就有时称赞她能接受大臣的规劝和批评。[54]但是一经考察就可以弄清楚，她始终划清对她自己的批评与限制帝王特权的企图这两者的界线。李昭德一次取笑那块她奉为祥瑞的白石，因为她重视这块白石的“赤心”。当李昭德观看时，他说：“此石赤心，他石尽反邪？”她与其他人一起也为之解颐。[55]在另一次，她的宠臣吉顼坚持提出继位问题，虽然众所周知，她把此事视作“家务”。她告诉他，太宗曾对她谈到一匹不能驯服的新马。她冷冷地看着吉顼说，“朕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挝，三匕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这个大臣颤抖退出。[56]
有时武后干脆摒斥宰相的议政，她宁可依靠她的宠臣和女儿太平公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依靠一个通称为“北门学士”的非官员顾问集团。它是后来翰林院的前身，不但为武后草拟以她的名义发表的大部分文学作品，而且还协助决策。当宰相们阻挠兴建明堂的奢侈计划时，武后干脆绕过他们而依靠这些学士。武后之治的矛盾现象是：存在一个发展和扩大的官僚集团，而同时它的上层又正在被削弱和限制。一个日益发展的官僚阶层遇到了武后这位对手，这可能是在她被废黜时只有一个大臣哭泣的原因吧。
武周的最初几年相对地说是平静的，恐怖的缓和带来了处理若干老问题的机会。在边境，突厥、吐蕃和西南蛮诸部落正为进行了相当时期的内讧所苦；在690——694年期间，超过35万名“蛮夷”前来中国避难。两名有才能的将军王孝杰和唐休璟说服武后，收复678年丧失的“四镇”的时机已经成熟。在692年阴历十月，他们在西面击溃了吐蕃军，并在龟兹重建安西都护府。[57]可是在朝廷，武后对严重的行政问题表现得认识不够，自己忙于汇编文学作品及设立新职位以安插和滥用官员，再就是忙于与佛教打交道。她又为自己加了“慈氏越古金轮”的头衔；她一改唐王朝重道轻佛的做法，甚至禁止杀生。在这一时期，她对这一印度宗教的庇护说明了面首和尚对她的影响；这个和尚的爱好似乎已趋向在明堂周围的寺庙群主持秘密的、有时是血腥的礼仪。[58]由于五方杂处，这些礼仪被称作“无遮”会，但它们似乎在怀义和尚死后即烟消云散。以后，武后又重新庇护华严宗和此时迅速发展而深受欢迎的禅宗。[59]
她的庇护还扩大到科举制度。武后一贯重科举制而轻靠各种特权进入官僚集团的方式；在689年，她首创君主亲自策试贡士的做法。[60]武后显然看到科举制能为统治者的利益服务，因为在693年，她用几年前自己编写的《臣轨》“经”以代替举子的必修课程《道德经》。这个文献以太宗的《帝范》为模式。它体现了武后的政治哲学，主要包括从儒家和道教经籍中精选的引语，分列于“至忠章”和“利人章”等标题之下。至少前言是武后本人写的，正文包括有关帝国政策的结构十分严密的观点，反复提出如下的格言：“父子虽至亲，犹未若君臣之同体也”；“夫人臣之于君也，犹四支之载元首，耳目之为心使也”。它不断地强调忠诚，强调国家的权利高于个人。在705年前，每个应试士子被要求牢记这一著作。最后，在695年武后取消了她本人以前在抡才考试过程中采用的糊名法。这样做的原因不详。但这一措施可能与那一年出现的问题有关，因为容许一定范围的徇私舞弊是堵塞批评的一个权宜之计。还有许多事情可以批评。武后与怀义面首的关系已日趋冷却，这部分是因为他的行动越来越骄恣，部分是因为她已找到了一名合意的儒家医生来代替他。怀义和尚是一个易冲动的人，他在695年的新年朝贺中被公开冷落后，就纵火焚烧明堂。熊熊烈火把明堂焚毁；虽然武后公开谴责不慎的匠人，但她知道谁应该负责，于是决定行动。她驳回了公开审讯的做法，因为这不利于她重建明堂的决定，而且还会带来令人难堪的证词，所以她采纳了太平公主的计划，把这个和尚诱至宫内并秘密处死。随着他的死亡，武后对佛教的态度似乎改变了。她去掉了“慈氏越古”的称号，终止了杀生的禁令；在她的年号中，在皇宫及诸如重建的明堂等新建筑中，开始使用像“天”那样的儒家字眼。但这些建筑绝不是按儒家精神兴建的。史书中也有“用财如粪土”的记载，御史们也经常提出耗尽民力和国库的警告。武后的奢侈是否像历史告诉我们的那样具有毁灭性，现在没有办法作出确切的估计。
虽然帝国仍旧繁荣，人民缴税一般没有怨言，但在武后后期已有人对财政事务越来越关心和开始打算处理帝国面临的日趋严重的财经问题。695年，李峤上疏提请注意浮逃户的数字日增，他们出于种种原因从登记地出逃，作为未登记的占地者在其他地方定居。他提议规定这些人向当局投案的期限。他们或可以重返故地，或在他们的定居地登记，但不论何种情况，都要成为正式登记的纳税者。新政策不仅由地方官员推行，而且要受中央政府派往各道的御史的监督。武后批准了这一计划，而且御史也实际上被任命了。但计划受到朝廷几名大臣的阻挠，最后被搁置下来。然而它在8世纪初一定被恢复执行，因为人们从敦煌和吐鲁番发现了当地官员执行这类政策的有关文书。这些文书的日期是从702年和703年起，当时李峤又成为朝廷中的主要人物。[61]
在8世纪的最初几年，由于商业日益重要而引起的问题也受到相当的注意。通货问题显然更加严重了。在7世纪90年代中期私铸成风，政府是如此缺乏金属，以致必须熔化农具去建造京中一座新的方尖塔。从701——704年，某些私铸钱获准使用，作为应付通货长期短缺的一个措施。703年，曾有对商人和贸易征税的企图，但它被朝廷的传统主义分子所阻。[62]造成国库真正严重枯竭的两个因素————迅速扩大的官僚集团的俸禄和防务费用————尚未达到严重的程度。
但从695年起，防务费用开始成为大问题。在前一年，北突厥的新可汗默啜已开始在边境袭扰，并从此折磨中国达好几年，时而掠夺，时而又要求归顺；时而叛乱，时而又要求和亲。[63]在他的统治生涯的开始阶段，他顺从绥靖；在695年，当武后将注意力转向吐蕃的更严重而紧迫的威胁时，他被收买，得到了一个中国的“公”的封号。自7世纪60年代以来，吐蕃已一直在进行它的领土扩张，但随着幼王（赞普）在676年登位，实权落到了属于论氏的大臣们的手中，统治者对他们也难以控制。[64] 695年秋，最有权势的大臣论钦陵率军侵入中国，次年春天在离长安不到200英里的地方打败了王孝杰和娄师德率领的中国大军。武后立刻降了二将的级，但这一年爆发的大规模的契丹反叛使她不能〔对吐蕃〕作进一步的报复。
这场叛乱是当时朝廷完全没有料到的，因为契丹自648年被太宗并入松漠都护府以来，一直平静无事。[65]契丹人在这里享受很大程度的自治，他们之中的李尽忠和孙万荣升任很高的职务。但他们在中国官员的管辖下并不是一贯走运的，这时的中国都护是一个冷酷和傲慢的人，在此地不久前的一次饥荒中，他没有提供救济物资，并“视酋长如奴仆”。[66]他们便举兵叛乱，在一周内两名首领武装了数万人。官方的反应是迅速的。28名将领率领数目不详的军队奉命征剿，但在今北京附近的第一次大战斗中几乎全军覆没。这次战败是一大震动，它的规模造成了危急局势。次月，一份诏令提出大赦和重赏那些愿意参军的罪犯或私人奴隶，这一提议是如此异乎寻常，以致她的一名官员气吁吁地说它有损国基。同月，当契丹人在今北京周围地区筑垒自固时，突厥人侵入今甘肃的凉州，仍占领陇右的吐蕃利用这一局势要求中国军队从“四镇”撤出。
武后很少因她的对外政策而受到称赞，但在这次危机中她表现出的冷静和果断完全值得赞赏。郭元振使她相信，论族在吐蕃人中日益不得人心，于是她顺应时势，派使者前往就和亲和交换领土进行谈判，而使者的真正目的是挑拨离间。默啜因地位稳固而要求优遇，他的野心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钥匙。这个突厥人一定很熟悉中国的宫廷政治，因为他在以前已经提出，如果武后愿将她女儿太平公主嫁给他并收他为养子，他就攻打契丹。这时武后答应考虑这些条件，同时又颁发了承认他为可汗和封他为帝国将领的证明。默啜把这些荣誉视作受宠遇的标志，于是利用李尽忠之死进攻契丹的基地，并带走了不在那里的领袖的家属和生活用品。这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即促使契丹人南下侵入中国；同月，他们新联合的军队抵达营州边界，在冬季被阻。据史书记载，“河北震动”；[67]但即使如此，人民拒绝了契丹人要他们参加废黜武后的圣战的号召。
697年在阴郁的气氛下开始。默啜已变得不耐烦了，于是又开始掠夺中国的边境诸州。同时，一个与名门望族有关系的刺史刘思礼被一个术士的夸夸其谈的预言所惑，组织了一次夺取皇位的阴谋。他吸收了一批京师官员，但在他们能够行动前，此事被泄露。全神贯注于契丹威胁的武后已不能容忍，便让到处插手的来俊臣去对付这些密谋者。正好来俊臣一直在等待这一机会，于是大搞扩大化，株连无辜。受害者“凡三十六家，皆海内名士……皆族诛之，亲党连坐流窜者千余人”。[68]朝廷又被猜疑和恐惧的气氛所笼罩。
约在这时，同父异母弟兄张易之和张昌宗这两个重要人物的出现又增添了新的内容。这两个美貌青年“皆傅粉施朱，衣锦绣袍”，[69]靠与太平公主和被认为与武后本人通奸而得宠，从而平步青云。[70]虽然武后年约70，但据史籍记载，她善自涂泽，以致“左右不觉其衰”。可能在这时使她长出新齿和新眉的自然精力和春药，增加了朝廷中关于他们关系性质的谣传的可信性。[71]张氏弟兄的权势迅速超越了一切；据说甚至武氏的子弟也“争执鞭辔”。[72] 697年初期，武周朝廷出现了种种不正常的现象：来俊臣和二张都为了自己的目的威胁其他官员；武后在考虑已用了870吨青铜的九鼎的镀金问题；而同时契丹则势如破竹地进入现在的北京地区。
这时朝廷被默啜的新要求所震惊而要考虑现实了，他的要求是：割让单于大都护府和遣返以前在帝国内六个州定居的突厥人。在随之而来的朝廷的一次大辩论中，武后开始时倾向于李峤和田归道的“强硬路线”，但契丹的威胁迫使她支持绥靖派。[73]她勉强送给默啜大量贿赂，并答应皇族联姻，以期至少暂时使他得到满足。随着夏季的即将来临，她派两支大军（其中一支兵力20万）征讨契丹，这时形势发生了变化。只有很少中国人参加了叛乱；契丹的首领因一次外交的错误而与默啜疏远，而且他的基地也已断送给突厥人。这个消息传到了已与中国人交战的叛军那里；当非契丹族部落民哗变时，士气低落的军队崩溃了。那些在溃退中免遭杀戮的人逃到吐蕃人那里避难。契丹叛乱终于被平息，但这是在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和河北大部分地区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取得的。
武后的成功又使政治气氛缓和下来。来俊臣第一个消失，他的下台是自食其果。他权欲熏心，竟同时指控李氏和武氏两个皇室成员都在搞阴谋。太平公主的狡诈几乎不亚于她母亲，她领导被控者进行反指控，并且进行得相当妥善，以致武后最后被迫同意将来俊臣处决。整个京师为他的死而庆贺，甚至在暴民将他的尸体撕成碎块时，官员们就开始上报他的种种不公正的行为。武后终于相信，首先她承认自己已经受骗，诚恳地答应结束恐怖统治。这次她决意这样做，以狄仁杰和吉顼为首的大臣们迅速行动，立刻提出继位这一微妙问题。698年阴历三月，中宗及其韦后从他们的流放地被召至洛阳。武后已决定帝国将再次由李氏家族来继承。
这一决定使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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