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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中国的世界秩序：理论与实际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决定用建造若干刻石的办法来颂扬他的皇帝生涯中登峰造极的成就，这些刻石建立在沿着他首次视察旅行路线的东海滨的各个地方。在一座刻石（位于琅琊，今山东）中，皇帝为自己统一了中国人所知的全部文明世界而深感喜悦。刻石铭文毕竟是一种公开的文献，写它的意图是要激发新近统一帝国的团结一致意识。因此，它不能用来表示始皇帝的世界地理概念。在驺衍（公元前305——前240年？） 的地理学思考影响下，始皇帝和战国时期其他统治者一样，相信在大海彼岸能够找到“不死药”。事实上，这正是公元前219年始皇帝派遣徐市（也叫徐福）前往海上寻找蓬莱、方丈和瀛洲几座虚构的岛屿原因所在。
驺衍的理论
按照驺衍的理论，世界有几块大陆（大九州），每一块又分成九个地区。九大州彼此由大海隔开，每一块大陆上的九个地区彼此也是由环绕周围的海分开的。中国被称为红色地区的神圣大陆（赤县神州），但仅仅是一个州中的九区之一。换句话说，中国只占有整个世界的1/81。在驺衍的体系里，中国是否位于它自己所在大陆的中心，并不清楚。[2]
由于驺衍的理论传播日广，中国对于它的位置的自我意识经历了一次根本的改变。视中国等于“天下”的旧观念逐渐让位于较为实际的观念，即认为中国位于“海内”。秦汉统一以后，中华帝国确实仍被认为是“天下”。但这主要是在政治领域中的一种习惯用语，旨在证明皇帝是天之子；它不能用来证明秦汉时期中国人仍然赞同中国包括整个世界的看法。下面可以举出一例。公元前196年，高帝访问他的家乡沛，邀请他的旧日友人和邻居长者聚会。在宴会到达高潮时，皇帝创作并演唱了著名的《大风歌》，其中一行是：
威加四海兮归故乡。[3]
宴会以后，他对长者们说，他有天下应归功于沛的土地和人民，因为他的帝业是从作为沛公开始的。这个例子清楚地表明，“海内”是在地理学意义上使用的，表示中国领土的界限，而“天下”则是较纯粹的政治概念，与现代的帝国是同义语。
战国后期和秦汉时代的地理著作中提到中国时实际上全都使用更加现实的“海内”一词，指出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这些著作包括《书经》中的《禹贡》篇、《山海经》、[4]《吕氏春秋》中的《有始》篇，以及《淮南子》的《坠形》篇。《淮南子》尤其显示出驺衍的影响。它断言中国之外有八殥，八殥之外有八极。[5]按照这种观点，中国因此仅仅是全部世界的一个小的组成部分。
此外，由于他们的世界地理知识随着时间而增长，汉代中国人甚至认识到中国不一定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国家。这在后汉时期中国人称罗马帝国（更确地说是东罗马）为大秦一事中表现得很清楚。根据《后汉书》的记载，用此名称呼罗马帝国，恰恰是因为它的人民和文化可与中国相提并论。[6]
但是，如果汉代中国人在地理学意义上并不认为中国是中心，那么，在政治文化意义上，他们的确是中国中心论者。因为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秩序从来不是他们关心的问题；倒不如说，他们关心的是建立和维持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这一秩序是由中国中心论来确定的。汉代中国人的世界秩序不仅作为一种思想存在，更重要的是，还作为一种制度形式表现出来。
五服论
作为一种概念，汉代的世界秩序主要是根据所谓“五服”的理论来界说的。[7]按照这种理论，自从夏朝起，中国划分为五个同心的和分层次的地带或区域。中心区甸服是皇室管理区，在国王的直接统治下。直接环绕皇室管理区的是国王建立起来的中国人的列国，被称为侯服。侯服之外是为统治王朝征服的中国人的国家，构成所谓绥服或宾服。最后两个地区是留给野蛮人的。生活在绥服或宾服外面的蛮夷居地称为要服（受管制的地区），这样命名是因为假定蛮夷隶属于中国人的控制之下，即使这种控制是很松散的。最后，在控制地区以外的是戎狄，他们在荒服（荒凉的地区）中基本上是自己做主，而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在荒服到达了它的自然的终点。
这五个等级对中央的关系还通过不同地区奉献给国王的贡赋名目（包括地方土产和服役）有所表现。大体上，贡赋是按递降的次序由从王室管理区到荒凉地区的五类百姓交纳的。因此，国王按日从甸服收取贡赋，按月从侯服、按三个月向绥服、按年向要服收取贡赋，对荒服则只收一次。
不用说，五服理论描述了一种理想的模式，因此不能按表面价值去理解。不管怎样，两个令人无话可说的理由要我们认真对待这个理论。首先，所谓九服论是由一些汉代注疏家阐述的，主要是虚构的，而五服论与之不同，基本上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的。当代最有批判能力的历史学家之一认为，三服结构的确存在于早期中国的历史，即甸服、侯服和要服。[8]公元前221年，一群朝臣（包括李斯）向秦始皇联合上奏说：
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9]
关于远古中国人世界秩序的这种现实的报道，能够在可靠的先秦文献中充分得到证实。显然正是在这一实在的基础之上，经过创造性的想象和在五行思想的影响下，使实际的中国世界秩序理想化。他们在侯服之外创造了想象的绥服，在要服之外创造了想象的荒服。
其次，五服说并不是一种空洞的思想。正好相反，它在汉代对外关系的发展中扮演一个重要的历史角色。事实上，汉代中国人除了根据语言和这种理论的参照结构，几乎无法去了解世界。例如，在公元前117年，武帝说扬州（现在的江苏和浙江）在夏商周时代称为要服；公元14年，王莽试图系统地把五服论应用于他的新世界秩序。[10]
在对外关系领域中，这种理论甚至时时影响汉朝的决策。公元前51年，匈奴单于呼韩邪前来向汉朝表示敬意，萧望之向宣帝建议，宁可将单于作为敌国的首脑来对待，而不要作为附属。萧用来作为论据的理由是，匈奴属于荒服，不能指望他们向汉朝表示常规的效忠。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11]按照五服说，荒服的野蛮人只需向国王献纳一次贡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种理论转化为行为的一个典型例子。班固发现把汉代对外关系的现实纳入五服论的框架是很方便的，这个事实足以表明五服说构成了现实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贡纳制度
汉代对世界秩序的认识在制度上的主要表现是有名的贡纳制度的发展。确实，有些原型的贡纳常规甚至可以追溯到商代。但是，这些常规的制度化以及它们在对外关系领域中的应用，无疑是汉代的独特贡献。原因是不难找到的：汉帝国面临的对外关系问题和前帝国时期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基本上有本质的不同。新的关系需要新的制度来表现。汉代的贡纳体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和复杂的演变过程，这在论述各个外族集团的几节中将予说明。但是，在这里将提出几点总的意见。[12]
首先，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贡纳制度务必不能只在狭隘的意义上来理解，而把它看成是用来调节中国对外关系的一种标准模式。就其广义而言，“贡”的概念是汉帝国的一项普遍施行的政策，同样适用于中国人本身。例如，各个地区的地方产物都要作为贡品献给朝廷。在理论上，有理由这样说，中国人与非中国人之间在贡赋体系下的不同是一种程度的问题。
学者们普遍同意，五服说基本上和现实地看，无非是叙述内部和外部地区之间相对的二等分法。对野蛮人的外部地区来说，中国是内部地区，正如同对外部的侯服来说甸服是内部地区，在中国文明周围的要服对荒服来说就成为内部地区。理解了这种方法，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汉代世界秩序的制度实际上是完全和五服系统相适应的。
如我们所知，汉代早期的皇室统治区位于以关中命名的京师地区，这个地区以四座关口和帝国的其余部分隔开。在前汉的大部分时期，关中地区防卫保持如此高度的警惕，以致百姓经过关口时都要携带传（通行证）。在这个地区以外的是郡，可分为两类。据3世纪的学者韦昭说，在中国内地的郡称为内郡，而那些沿着边境并以要塞和关卡对付野蛮人的郡则称为外郡，也可分别称为近郡和远郡。[13]很容易看出，内郡和外郡十分类似侯服和绥服。
最后，更为有趣的是，与要服和荒服之间的区别粗略相当，汉朝政府也将非中国人分为两个较大的集团，即外蛮夷和内蛮夷。一般来说，外蛮夷生活在汉朝边界之外，因此并不直接受帝国的统治。与之相反，内蛮夷不但居住在汉帝国之内，而且承担保卫汉朝边境的责任。在汉代，“葆塞”这个专门名词经常是适用于内蛮夷的。这样，便有了所谓卫边的蛮夷、卫边的羌人、卫边的乌桓，等等。[14]
此外，这种内外的区别在行政管理方面也制度化了。外蛮夷在归顺汉帝国以后，通常处于属国的地位。在指派一名中国官员（属国都尉）负责属国事宜的同时，蛮夷照例可以保存原有的社会风俗和生活方式。在理论上，他们现在已成为帝国的“内属”，但实际上他们继续享受外蛮夷的自由。有证据表明，至少在前汉时期，匈奴和羌的几个属国在汉的疆域之外。另一方面，居住在帝国之中的归顺的蛮夷组成“部”，直接受汉朝的管理。当状况合适时，帝国政府便采取最后的步骤，将“部”转变为正式的州郡。许多例子说明，在公元2、3世纪这个过程一直在继续进行。
这种讨论不应认为要断言汉朝政府完全成功地将中国的贡纳制度强加于非中国人身上。这只是表明，汉代中国人有一种中国的世界秩序的清晰观念，这种观念是建立在内外之别基础上的；他们作出了认真的努力，将它强加在邻近的非中国人身上。必须强调指出，在实践中，汉代贡纳制度在对外关系领域中从来没有达到像它在内部同样稳定的程度。这种制度的平衡取决于许多因素，诸如大多在中国控制之外的各色各样外国政权的兴起和冷落。因此，在维持一种理想的世界秩序方面汉朝的成就充其量也是有限的。然而，如果脱离汉代对中国的世界秩序的观念去看问题，那么，汉代中国的外交关系显然将是难以讲通的。从一开始这种观念便是外交关系的一个不可分开的特征。
匈奴
汉代政治家在他们的外交政策形成过程中面对的第一个强敌，是北方草原帝国匈奴。[15]那个时代的大部分岁月中匈奴问题是汉代中国世界秩序的中心问题，因此，我们从考察东亚两个最强大民族之间关系的变化入手，是唯一合理的办法。
昌顿和他的联合体
公元前209年，即汉朝建立的前三年，一个新兴的匈奴草原帝国由名叫冒顿的新单于[16]建立起来，他是在杀死自己的父亲以后取得统治权力的。冒顿是一个杰出的有能力而且有活力的领袖，在短短数年之内，他不但成功地在各个匈奴部落之间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而且几乎向所有方面扩展他的帝国。向东，冒顿击溃了生活在东部蒙古和西部满洲的强大的东胡。自从冒顿取得政权以后，这些集团曾对匈奴施加强大的压力。向西，他发动了一场针对居住在甘肃走廊的月氏人的成功的战役，月氏人是匈奴的世仇，冒顿曾由他的父亲送到他们那里充当人质。向北，他征服了一些游牧民族，包括南西伯利亚的丁零在内。向南，由于中国在河套地区防御体系的衰落，他收复了那个地区的全部土地————这是秦朝大将蒙恬过去从匈奴手中夺去的。[17]
在这些广大的新领土之中，冒顿在龙城建造了匈奴每年集会的场所，它位于和硕柴达木（现代外蒙古）的附近。龙城等于是匈奴联合体的首都，所有重要的宗教和政府事务都在那里集中处理。每年秋天，匈奴在龙城附近举行大会，统计人口以及牲畜的数目。[18]
也是在冒顿领导之下，一种更加成熟的政治组织形式开始在匈奴联合体中脱颖而出。这是左右二元体制，左在右先。《史记》说：“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其次，汉朝给匈奴的“礼物”的分量在每一次协定中加以确定。事实上协定的每次修订几乎必定会导致汉朝方面“礼物”的增加。据说文帝每年赠给匈奴黄金千两，武帝为了重申双方联盟，也送给匈奴大量的礼物。从前192年至前135年，协议修订不下于九次。我们能够有确切把握断言，汉朝为每一次新协定付出了更高的代价。但是汉代中国与匈奴之间的边界问题从来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前162年，文帝引用高帝的一份诏书，大意是说，长城以北受单于之命，而长城以内则为汉朝皇帝所有。然而，没有迹象说明冒顿曾经表示愿意尊重中国的要求。[19]
匈奴帝国在冒顿有力的领导下继续扩展。和领土扩张的同时，他对汉朝宫廷的态度越来越傲慢，他对中国货物的欲望总是难以满足。前192年，冒顿甚至要求与吕后结婚。他在信中写道：
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20]
吕后愤怒，要向冒顿发起进攻。当有人提醒她平城的灾难时，她便使自己平静下来，并命令宫廷大臣用她的名义写了一封回信。回信中说：
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弊邑无罪，宜在见赦。
很清楚，吕后实际上是在祈求单于不要侵略中国。
冒顿死于公元前174年。在死前不久，他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征服。他不但把月氏人完全赶出甘肃走廊，而且在伸入中亚的西域地区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冒顿从实力地位出发，转而与中国重新谈判协定。他给文帝写了一封威胁性的信，称呼自己为“天所立匈奴大单于”。在汉朝朝廷中就和战问题又进行了一次激烈的辩论。在仔细地权衡了双方的力量以后，文帝决定接受冒顿的条件。[21]
冒顿是幸运的，他有一个强有力的继承者，即他的儿子稽粥，在中国历史记载中以老上单于而为人所知（公元前174——前160年在位）。老上继续执行他父亲的扩张政策。在西方，他继续压迫当时已重新定居于伊犁河谷的月氏人。在东方，他甚至深入地侵扰汉的领土。有一次他的侦察骑兵深入到汉朝首都长安的近郊。老上还成功地在和亲协定中引进了新的内容，即增加了有关边境贸易的条款。
如果我们信任贾谊的奏疏的话，那么，尽管汉与匈奴之间私人贸易沿着边境已经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在进行，但直到文帝统治时期才出现了大规模的由政府主办的市场制度。确切地说，这是和他的理论相一致的，即认为匈奴可以用汉代中国占优势的物质文化加以控制。与此同时，警告匈奴不要落入圈套的也不乏其人。[22]而且，班固所说“逮至文帝，与通关市”，可以支持这件奏疏所说的可靠性。[23]很清楚，边境市场制度是匈奴强加于汉朝的。由贾谊的卒年公元前169年可以判断，建立官方边境贸易的协议必然是在文帝与老上之间达成的。如同贾谊奏疏清楚表明的那样，边境贸易满足普通匈奴人的需要，他们大概从大量给予单于和其他匈奴贵族的皇帝礼物中是得不到多少好处的。
当匈奴从婚姻协定的条款中得益很多的时候，对于汉代中国来说，除了单于方面并不可靠的不侵略诺言之外，实际上并不能证明为此付出高昂费用是合理的。中国方面的记载表明，差不多在双方关系由两个皇室之间的异族通婚结合在一起的早期，单于就不认真履行和平协议。公元前166年，老上单于亲自率领14万名骑兵侵入安定（现代甘肃），深入到雍，后来那里成为汉朝皇帝的避暑地。公元前158年，他的继承人军臣（公元前160——前126年在位）派遣3万骑兵袭击上郡（现代内蒙古和山西北部），另一支3万名骑兵袭击云中（也在内蒙古）。[24]
和匈奴之间的战争
因此，在中国人看来，由刘敬完成的关系模式是昂贵而且无效的。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文帝时期这种关系得到最充分的发展；但是也正是文帝最急于废除它，而放弃这种制度要承担与匈奴进行战争的危险。在他统治的中期，皇帝为一场可能的武装对抗作了每一种准备。他和帝国的卫军一起，穿上军装，在上林苑骑马射击，研究军事技艺。[25]由于他是一个谨慎和俭朴的人，他的帝国又勉强地才从内部骚乱中恢复过来，所以他避免对北方游牧民族采取攻势。中国为了摆脱和亲制度的束缚还必须等待。公元前134年，当武帝在位时，时机来到了，这时的帝国在政治上、军事上和财政上均已巩固，更重要的是在朝廷中有一个强有力的、有雄心的和大胆的集团充当领导。
公元前135年，匈奴要求重订协定。此事在一次朝廷会议上提出讨论时，像往常一样，多数意见是倾向于和平的。因此武帝答应了匈奴的要求。但是皇帝的决定显而易见是非常勉强的，一年以后（公元前134年），他便推翻了这个决定，接纳了一位边境商人提出的在马邑城（属雁门郡，现代属山西）设伏捕捉单于的计划。这一密谋被单于发现，埋伏失去作用。但汉朝与匈奴之间完全破裂，两者之间以和亲方式和汉朝以姑息迁就为特点的相互关系，经历了七十余年，终于彻底结束了。[26]
直到公元前129年秋季以前，全面战争并未发生。公元前129年秋季，4万名中国骑兵受命对边境市场的匈奴人发起突然袭击。汉朝的武装力量之所以选择边境市场作为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因为即使在流产的设伏以后，匈奴人继续经常大批地前来这些地点贸易。公元前127年，将军卫青率领一支军队从云中经过边境前往陇西，从匈奴手中夺回了鄂尔多斯。紧接着这次征服以后，10万中国人被遣往该地定居，建立了朔方郡和五原郡。鄂尔多斯的丧失对于匈奴来说是冒顿时代以来所遭受的第一次较大的挫折。[27]
公元前121年，匈奴受到将军霍去病的另一次沉重的打击，在中国军事史上，霍与卫青同被视为罕见的天才。[28]霍去病率领一支轻骑兵西出陇西，6日之内，转战匈奴五王国，夺取了焉支山和祁连山区域。匈奴浑邪王被迫带着4万人投降。然后在公元前119年霍去病和卫青各率领5万骑兵和3万至5万步兵，沿着不同的道路前进，迫使单于和他的宫廷逃往戈壁以北。
虽然汉朝在这些战役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仍远远没有赢得战争。汉朝在人力和其他物力方面也遭受沉重的损失。根据官方报道，每一方丧失8万至9万人。汉朝军队带往沙漠的马匹在14万以上，带回中国的不到3万。由于马匹的严重不足，汉朝没有能力对沙漠中的匈奴发动另一次袭击。[29]此外，根据公元初期一位汉朝军事家的分析，有两个特殊的困难妨碍汉朝进行任何长期持久的反对匈奴的战争。首先是后勤方面的食品供应问题。平均来说，一个士兵300天的行程要耗费360公升由牛负载的干粮，而每头牛的食物另需400公升。过去的经验表明，牛在沙漠中百日之内将会死去，剩下的240公升干粮对于携带它的士兵来说仍是太重了。其次，匈奴地面的气候也给汉朝的士兵造成了难以克服的困难，他们绝不可能携带足够的燃料来应付冬季致命的寒冷。正如分析者所正确指出的那样，这两个困难说明了为什么没有一次进攻匈奴的汉朝远征能持续一百天。[30]
涉及这些远征中汉朝士兵给养的问题可以由李陵将军的事例得到证明。公元前99年，当李的军队在敦煌附近为匈奴包围时，他发给每个士兵两升干粮和一片冰，以此作为他们分散开来逃出包围圈的给养。他命令士兵们三天以后在汉朝的一处据点重新会合。虽然这可能是个个别的例子，但它说明，当在中国疆界之外进行征讨时，汉朝士兵即使为了活命，也必须轻装和迅速行动。[31]
但是，作为这些战斗的一个结果，汉朝向西域扩展的牢固基础是奠定了。以前由浑邪王占领的土地从甘肃走廊向西伸展到罗布泊。在浑邪王于公元前121年投降以后，全部匈奴人移出该地区，汉朝在那里建立了酒泉郡。以后又加设了三郡，即张掖、敦煌和武威，和酒泉一起，在汉朝历史上以“河西四郡”著称。[32]由于河西的归并，汉朝成功地将匈奴和以南的羌人隔开，还能直接进入西域。正如此后的历史充分显示的那样，河西成为汉朝在西域军事活动的最重要的基地。
匈奴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从公元前115年到公元前60年这一时期可以看到汉与匈奴关系史上两个相关的发展。首先，这一时期汉与匈奴为控制西域而斗争，以汉朝的完全胜利告结束。其次，同一时期匈奴帝国瓦解了，这主要是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这种瓦解终于导致单于在公元前53年归附汉朝。我们将在下面论述西域的一节中讨论第一方面的发展；现在先集中讨论第二个方面。
公元前60年突然在匈奴人中间爆发的权力之争，其根源在于草原联合体的政治结构。早在冒顿时期，匈奴已发展成一种左右的二元体制。每一部分都有它自己的地区基础，并享有高度的政治自治权。地区首领（王）有权指定下属的官员。这种地方主义导致某些历史学家相信匈奴联合体保持一些“封建主义”因素。[33]在早期，职务既不一定是世袭的，也不是终身制，大部分由皇室成员或其配偶氏族成员所控制。但由于联合体的扩展，更多的地区王国建立起来。它们的王是其既存地位被确认的地区首领。
事情很快就变得一清二楚，原来的结构缺乏调节新的政治现实的灵活性，也难以保持有效的团结。在公元前120年前后，我们发现，匈奴帝国西部的两个强大的王（浑邪王和休屠王）没有被分配到按二元原则的右翼。二者有他们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单于对他们的控制力是微弱的。当公元前121年浑邪王带着他的4万人向中国投降时，这一点得到清楚的证明。[34]地方主义的增长在公元前1世纪更为明显，出现了地区的王拒绝参加在单于宫廷中举行的年会之争。而且，这一时期几个单于在他们得到统治宝座以前都不得不在原来由他们控制的地区发展权力基础。公元前57年，五位自封的单于争夺宝座，他们都有自己的地区追随者。[35]
和地方主义增长有关系的是从公元前114年延续到前60年的一场领导危机。在这时期匈奴总共产生了七位单于。除了两位例外，他们中没有一人统治时间超过10年。时间最短的在统治宝座上只有一年。这和冒顿（公元前209——前174年）以及军臣（公元前160——前126年）的长期统治形成鲜明的对比。早期的单于有能力扩展帝国，并将和亲的协定强加给汉朝。后来的单于不但统治时间短，而且以领导软弱为其特征。他们中的两位，即詹师卢（公元前105——前103年）和壶衍鞮（公元前85——前69年）在童年时出任单于之职。[36]前者被称为“儿单于”，后者则为其母所左右。应该指出，领导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匈奴的继承制度造成的。从冒顿时代到公元前2世纪中叶，我们能够看到一种父传子的继承的一般形式。在冒顿和虚闾权渠（公元前68——前60年）之间发生的11次继承中，只有四次违反了这种形式。一例是叛乱的结果，二例是由于单于之子太小。只有最后一例，虚闾权渠在表面上正常的情况下从他的兄弟壶衍鞮（公元前85——前69年）手中接收了统治宝座。[37]
由于继承通常由父传子，统治的单于一般有权选择他的继承者。这种权力可能导致麻烦。冒顿父亲头曼的最后的有些专横的决定，要使幼子成为继承者，这便堵塞了长子冒顿嗣位之路；为了登上统治宝座，冒顿准备犯忤逆罪。但在公元前2世纪末，继承在很大程度上已正规化了。在公元前105年，匈奴贵族显然承认“儿单于”的嗣位是合法的，尽管对他的品格不无忧虑。[38]这种继承形式在匈奴帝国早期发展中很可能是一种稳定的力量，但是，在公元前1世纪遇到战时紧急情况时，它证明是越来越无力应付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呼韩邪（公元前58——前31年）规定新统治者，即作为法定继承人的他的长子，必须将统治宝座移交给一个兄弟。历史记载表明，从呼韩邪时代到公元2世纪中叶，兄弟继承实际上是准则。[39]
公元前60年，右贤王屠耆堂成为握衍朐鞮单于。新单于是一个有强烈地区偏见的人。他一登上统治宝座使开始清洗那些在已故单于手下和在左方任重要职务的人。于是引起了对抗，在公元前58年，左方贵族推举呼韩邪为他们自己的单于。握衍 朐 鞮不久在战斗中被击败自杀。[40]但是，在这时匈奴的地方主义已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统一的外表都难以维持了。公元前57年，在五个地区集团之间发生了权力之争，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单于。到公元前54年，战场上只剩下两家，分别以两个竞争的兄弟为首，即呼韩邪单于和郅支单于。呼韩邪被郅支击败以后，放弃了他在北方的都城，往南向中国移动，希望和汉朝议和。[41]
呼韩邪并非公元前134年婚姻协议中止以后对恢复与中国的和平关系表示兴趣的第一个单于。早在前119年，当匈奴在霍去病和卫青手下遭到重大损失时，伊穉斜单于（公元前126——前114年）派遣一名使节前往汉朝以和亲的名义恳求和平。在答复中，汉朝政府提议单于应成为一个“外臣”。这使单于感到愤怒，和平谈判以失败告终。[42]公元前107年，乌维单于停止了所有边境袭击，为的是表示他对恢复婚姻联盟的愿望。汉朝要求匈奴送他们的太子到长安做人质，此事再次使谈判毫无结果。[43]公元前1世纪上半期进行的几次其他和平尝试也是徒劳的，因为汉朝廷干脆拒绝任何低于属国的条件。
和汉朝的贡纳关系
现在谈一谈贡纳制度是顺理成章的。正如前面所述（见《贡纳制度》小节），汉朝的贡纳制度就其最广泛意义而言是一种同样适用于中国人和外夷的普遍原则。但是在实际施行时，作为在对外关系范围内应用的制度，它经常改变以适应发生的不同情况的需要。以匈奴为例，最初汉朝坚持的贡纳一词有三重含义。首先，单于或他的代表应到汉朝宫廷朝觐；其次，单于应送一名质子，最好是太子；第三，单于应以向汉朝皇帝呈献“贡品”来报答帝国赏给的“礼品”。将这些条件和婚姻协定作一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贡纳制度下，匈奴的政治地位从“兄弟之国”降低到“外臣”。按照五服理论，正如政治家萧望之所指出的那样，匈奴应被列为汉帝国的荒服。[44]
当呼韩邪单于采取行动迎合中国时，他完全知道将会发展的新关系的模式。公元前53年，当贡纳问题在呼韩邪宫廷会议中提出时，一群匈奴贵族强烈地反对屈服的想法。他们以为，一旦匈奴成为汉朝的附属国而使自己遭受屈辱，他们将立即失去迄今为止没有问题的在中国以外各种民族中间的领导地位。但是，主和派领袖之一，左方的伊秩訾王在回答这种论调时指出：
今汉方盛，乌孙城郭诸国皆为臣妾。自且鞮侯单干（公元前101——前97年）以来，匈奴日削，不能取复。虽屈强于此，未尝一日安也。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45]
呼韩邪完全支持这一观点，最后作出了接受汉朝提出的条件的决定。
会议以后，呼韩邪派他的儿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到汉朝作质子。在下一年（公元前52年）他向边境五原郡的官员提出一份正式的声明，表示他打算在前51年元旦亲自向皇帝表示效顺。这样，他便彻底履行了汉朝贡纳制度要求的全部形式。
从汉朝的观点来看，呼韩邪的朝觐旅行无疑是它同匈奴关系史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它确实是自从公元前200年高帝平城之败以来关系模式的一次重大的改变。部分是作为一种权宜之计的手段，但可能也是为史无前例的胜利所陶醉，汉朝授予单于不是通常情况下的荣誉，而是对单于加以一种“松散的控制”。[46]单于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对抗的国家元首而不是作为臣属来对待。在皇帝接见时，他被指定位于所有其他王公贵族之上。当典礼主持者正式将他引到皇帝宝座之前时，不是用他个人名字而是用正式称号来称呼，视作皇帝的一位藩臣。而且，他甚至被免除了向汉帝行跪拜礼。
在财政和物质方面，呼韩邪也因履行贡纳制度而得到丰厚的报酬。[47]当他在首都停留时，他从皇帝那里接受了下列物品：黄金20斤（5公斤），钱20万，衣服77套，8000匹丝织品，以及絮6000斤（1500公斤）。他还得到15匹马。当呼韩邪回家时，他带走了680千升粮食。
贡纳制度中的财政部分证明对匈奴来说是特别有吸引力的。自从第一次朝觐的行动得到汉朝的慷慨回报以后，呼韩邪要求在前50年第二次致敬，并在前49年亲自向皇帝呈献礼品。这时帝国的礼物增加为110套衣服，9000匹丝织品，8000斤（2000公斤）絮。从前50年到前1年，和单于效顺相联系送到匈奴的丝见表10。
很可能因为他一直害怕遭到他的兄弟郅支单于的攻击，呼韩邪不敢频繁前往中国。至少这是他自己对公元前49年在第二次致敬和前33年第三次致敬之间长期间隔作出的解释。[48]在呼韩邪的辩解中可能包含某些真实性；只是在公元前33年以前不久郅支才被消灭。公元前36年，一个刚毅的低级官员陈汤争取到西域都护甘延寿的帮助，召集了一支远征军，成功地击溃邪支，并把他的首级作为战利品送到长安。这次冒险行动是地方上筹划的，中央政府事先并未同意；甚至有关诏旨的公布也缺乏应有的授权。两位官员认为他们应主动地以这种方式行事，因为此事如果提出，他们是否获准付诸行动，很值得怀疑。他们的忧虑确是有根据的，因为当事情向长安报告时，对待他们的态度是有节制的宽容，甚至只是勉强承认他们的战功。在这时，汉朝政治家并不热衷于参与远离本土的纠纷。[49]
表10 帝国给匈奴的礼物
当内部情况使他不能脱身时，单于便派遣一名自己的代表代替他带着贡品前往汉朝宫廷。例如，公元前31年复株累继承呼韩邪成为单于时，他嗣位的周围情况有些可疑。他立即送一位新王子到中国做人质，并在公元前28年派一位王呈献贡品。但直到公元前25年，他才亲自前来表示效顺。
对汉朝来说，它从政治上非常重视单于的效顺。如同表10所清楚表示的那样，汉朝为单于表示效顺的每一次访问增加礼物，以此鼓励他的到来。事实上，维持贡纳制度的费用比起较早的婚姻联盟制度要高得多。例如，在公元前89年，当单于和汉朝商议重新订立婚姻协定时，他仅要求每年支付糵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它如故约，这表明在更早的和亲协定下汉朝的支付一定低于这些数目。[50]
据班固说，和亲协定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和匈奴从边境袭击的所得相比，给与的东西太少。[51]但是，早在公元前3年，汉朝已感到单于的朝觐旅行为国库造成了沉重的负担，有些朝廷官员甚至从纯粹经济立场出发加以反对。[52]事实无可争辩地表明，在政治上考虑，贡纳制度比起和亲来有如此的优越性，以致汉朝愿意为此付出更高的代价。汉朝坚持将贡纳制度规定为三个基本因素，即朝觐、质子和贡赋。呼韩邪的对手郅支单于和汉朝的关系可以为此提供例证。当邪支单于知道他的兄弟归附中国时，在公元前53年他也送了一个儿子到汉朝去做人质。然后在公元前51年和公元前50年郅支两次分别派使者向皇帝献贡品，希望就有利的和解一事和呼韩邪竞争。但是郅支单于不能履行三项义务中最重要的一条即朝觐，因而他从未被接纳入贡纳体系之中。
在贡纳制度下，匈奴在字面的各种意义上仍维持一个独立国的地位和充分的领土完整。如同和亲时期一样，长城继续成为汉与匈奴之间的分界线。在公元前8年，汉朝要求得到一块有价值的匈奴的带状地，该地伸入汉朝边境的张掖郡。但是单于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并说，这块土地多少世代以来一直是他们的领土，根据宣帝和呼韩邪单于之间的最初的协议，长城以北的一切土地属于匈奴。[53]但是在其他方面贡纳关系明显地与和亲关系不同。例如，匈奴帝国不再是平等地位的“兄弟”之国，而是汉的外臣。
在贡纳制度下匈奴政治地位的下降，也从汉朝拒绝缔结另一次婚姻联盟反映出来。公元前53年，呼韩邪利用朝觐之行的时机要求允许他成为皇帝的女婿。但是，过去作为荣誉赐给单于的女性至少名义上是公主，现在不同了，元帝赐给他一名叫做王嫱（昭君）的宫女————可是她恰恰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美人。在贡纳制度下，再没有汉朝公主嫁给单于了。[54]
北匈奴与南匈奴
当呼都而尸单于（又名舆，公元18——48年）统治时，中国进入了一个大的政治动乱时期，它以王莽的新朝没落开始，而以光武帝重建汉朝告终。匈奴抓住时机恢复对西域以及邻近民族（特别是乌桓）的统治。[55]不用说，中国与匈奴之间的贡纳关系也中断了。公元24年，更始帝（23——25年在位）要求匈奴按贡纳制度恢复与汉朝的关系。呼都而尸单于回答说：
匈奴本与汉为兄弟。匈奴中乱，孝宣皇帝辅立呼韩邪单干，故称臣以尊汉。今汉亦大乱，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击莽，空其边境，令天下骚动思汉。莽卒以败而汉复兴，亦我力也，当复尊我。[56]
呼都而尸单于颠倒贡纳体制的说法是很认真的。在公元25年，他宣布立卢芳为帝，卢是一位边境豪富，他曾声称自己是武帝的后裔。[57]单于这样做的理由是，当一个汉朝宗族来归顺匈奴时，他应该受到如呼韩邪一样的待遇。在他统治的鼎盛时，呼都而尸甚至以自己和著名的祖先冒顿相比，有几个方面证明这个对比是有道理的。首先，在东汉王朝的最初年代，光武帝对匈奴的政策是一种绥靖政策。他“卑辞厚币，以待来使”。其次，匈奴对汉代中国发起多次袭击。第三，呼都而尸在中国北部边境的地方首领中间找到了强有力的同盟者，如卢芳和彭宠。按照这种状况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关系的确使人想起了冒顿时代的模式。
但是相似之处与现实相比更多是表面的。主要由于地方主义在匈奴中间的增长，呼都而尸从来没有可能树立像冒顿那样的无可争辩的权威。例如，当呼都而尸指定他的儿子为太子，从而违反了已故的呼韩邪宣告的兄弟相继原则时，他的侄子右方日逐王比是如此愤怒，以致拒绝出席匈奴宫廷的年会。作为前一个单于的长子，比无疑对嗣位有合法的权利。[58]但更重要的是，作为右方的日逐王，比已在匈奴帝国的南部建立了牢固的权力基础。这样，在公元48年，即呼都而尸的儿子蒲奴继承单于的宝座两年以后，南部的拥有总数4万至5万兵力的八个匈奴部落宣布比是他们的单于。[59]匈奴再一次分为两个集团，在整个后汉时期各自称为南匈奴和北匈奴。
一方面由于北匈奴的难以对付的压迫，另一方面由于广泛蔓延的自然灾害如饥荒和传染病，单于比决定效法他的祖父呼韩邪的榜样，在公元50年带领南匈奴归入汉朝的贡纳体制。为了完成他的新的义务，单于不但派质子到汉朝宫廷，而且在汉朝使节面前跪拜接受皇帝的诏旨，以表示他的归顺。不用说，南匈奴为这一归顺得到很好的报酬。除了得到金印和其他标识以示荣誉之外，单于还从汉朝收到1万匹缯，2500公斤丝，500千升谷物和36万头牲畜。[60]
后汉与南匈奴
中国的贡纳制度在后汉应用于南匈奴时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变化。第一，贡纳制度变得更加严格地正规化。在匈奴方面，单于的政治地位现在清楚的是一位“臣”。制度要求他在每年年底派遣护送贡品的人和质子前往汉朝。与此同时，皇帝将派遣一位帝国使者（“谒者”）护送以前的质子回到单于的宫廷。这些贡纳的行程是如此准时，以致手据报道新旧质子经常在来去中国的道路上相遇。很可能，由汉朝宫廷设计的这种轮换质子制度，目的在于扩大中国对所有未来的匈奴领袖们的影响。
就汉朝而言，皇帝给予匈奴统治阶级各色各样人物的礼物和给予整个南匈奴的财政援助也以年度为基础而正规化了。例如，赐给匈奴使节的丝织品总数固定为1000匹，赐给匈奴贵族则为1万匹。根据一位中国朝廷官员的奏疏，公元91年这一年提供给南匈奴的物资价值100900000文。[61]
第二，对贡纳制度的控制更加严密，以将南匈奴置于汉朝的监督之下。公元50年，建立了一个管理匈奴事务的新官职————使匈奴中郎将。[62]该官员的职责除了监督他们的活动和动向之外，还专门参与匈奴人民中间争端的司法裁定。这些职责要求该官员到处陪伴单于，因此根本违背了呼韩邪单于时代遵守的惯例，当时单于事实上享有完全的政治自治权。
第三，后汉朝廷作出自觉的努力，使贡纳体例更紧密地符合整个帝国制度，做法是将南匈奴移入中国，把他们重新定居于边境八郡（在现代的陕西、甘肃和内蒙古）。公元50年冬天发布的一道诏旨，命令南匈奴的单于在西河郡（陕西）的美稷建立他的宫廷。同时，以“卫护”为名，得到2000骑兵和500弛刑犯人组成的队伍支援的帝国指导匈奴的机构，在同一地区建立。此外，汉朝政府又迫使大批中国人移居边境的这些郡，在那里开始出现了匈奴和汉人杂居的情况。[63]
随着这些重要的变化，后汉时期在中国与匈奴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经济上，南匈奴几乎完全依赖汉朝的援助。正如公元88年单于向汉帝上书所说：
积四十年，臣等生长汉地，开口仰食，岁时赏赐，动辄亿万。[64]
政治上，汉朝对南匈奴的控制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例如，公元143年，在单于的宝座由于一次叛乱的结果空缺三年以后，汉朝甚至能够将一位居住在中国首都的匈奴王子立为单于。[65]在宗教方面，自公元50年开始加入汉朝的贡纳体制时起，与单于对匈奴的“天”履行季节祭祀的同时；他每年三次向已故的汉朝皇帝供奉祭品。[66]
毫无疑问，在他们移入汉朝疆域之内以后，南匈奴和汉帝国发展了许多亲密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将南匈奴的历史看成是后汉时期中国史的组成部分，实际上是合理的。但这绝不意味南匈奴已被中国文明所“吸收”。事实上，汉朝与南匈奴的关系从来不是完全平静的；摩擦和武装冲突时有发生。除了杂居之外，单于对在政府监督之下产生的多方面的汉朝影响特别愤怒。而杂居从长远看会削弱匈奴作为一个游牧民族的大部分活力。于是，据报道，公元94年，单于安国被拉向新降附的来自北方的匈奴人一边，同时又疏远了已在中国安居的旧集团。结果他同北方的战士联合在一起，开始了一场反对汉朝的大规模叛乱。[67]
重要的是，与汉朝宫廷的期望相反，边境的中国定居者在种族混杂的边境社会中并不是经常帮助政府维持法律和秩序的。反之，他们有时与匈奴合作，反对汉朝的利益。例如，公元109年，匈奴宫廷中的一个来自边境的中国顾问韩琮，随同单于到汉朝首都朝觐。在回到边境时，韩琮对单于说，现在攻打汉朝的时机已经成熟，因为在洛阳停留时他发现中国内地有很大的水灾，许多人死于饥饿。单于接受他的劝告便起来造反。[68]
如同这个例子所清楚表明的那样，在后汉朝廷采取将匈奴安置于帝国境内的政策以后，在北部边境一种复杂的和经常是危险的种族关系发展起来了。这种政策的严重后果，在快到了世纪末沿着西晋全部边境的野蛮人的骚乱达到令人吃惊的比例时，才为中国政府所充分理解。可能更值得注意的是，当南匈奴的后裔于公元304年在汉化的能干的刘渊领导下起兵时，大量边境的中国人投向他们。[69]西晋于公元317年崩溃后，南匈奴成功地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异族王朝。
分而治之的政策
从一开始，后汉朝廷就决定阻止北匈奴和南匈奴的重新联合。为了贯彻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汉朝政府一贯地和慎重地按照不同的办法来对待两个匈奴集团。如上所述，对南匈奴采用严格的贡纳制度模式，北匈奴则完全置身于该制度之外。汉代中国只承认南匈奴是呼韩邪的合法继承者。整个后汉时期，北匈奴被当作事实上的军事和经济力量来对待，而不是看成一种法律上的政治实体。
至于北匈奴，他们在单于蒲奴领导下相对来说对中国是无礼的和固执的。和他们的南部兄弟不同，北匈奴不准备参加汉朝的贡纳体制，甚至在他们经历最大困难的年代仍然如此。数年饥荒和传染病所造成的人力重大损失，迫使蒲奴早在公元46年便觅求与汉朝和好。后来，在南匈奴归附中国成为属国以后，蒲奴作出不少于三次不成功的尝试，企图重建与中华帝国的和平关系（公元51年、52年和55年）。在所有这些时机，他要求以和亲的条件进行和解。公元52年，这个要求被提到官员们面前，征求他们的意见，《汉书》的编纂者之一班彪就对外关系问题提出了一份很长的奏疏。[70]
公元52年的和平活动特别足以说明北匈奴的态度。在这一次，蒲奴派遣使者前来汉朝宫廷，带着马匹和毛皮作为贡礼，要求两个皇室之间结亲。同时单于还表示了他想要得到新的中国乐器和允许他带着西域诸国的代表前来中国的愿望。
整个后汉时期，北匈奴和汉朝的关系一般的是在贸易和战争之间交替出现。有证据表明，比起缔结持久的和平以解决所有政治争端来，北匈奴对建立与汉朝的贸易关系可能更感兴趣。贸易能够分成两类：一类是官方贸易，采用以帝国的礼物和贡品交换的形式；一类是私人贸易，在边境两个民族之间进行。例如，公元52年北匈奴的贡品和帝国进行交换的礼物，其价值大致相等。据报道，在公元55年和104年也有同样的交换。[71]
边境上的大规模私人贸易对于北匈奴的经济来说甚至是更为基本的。在后汉王朝起初的数十年内，北匈奴多次带牛马长途跋涉到边界市场和边境的中国人贸易。公元63年，他们沿边界发动几次袭击，迫使汉朝对他们开放边境市场。公元84年，汉朝武威太守报告：匈奴希望重开贸易。这次单于派遣几个王公贵族带着一支万余头牛马的商队，前来与中国商人贸易。在中国旅行期间，匈奴的王公贵族受到很好的招待，汉朝政府大方地用礼物酬劳他们。[72]显然，双方都把贸易看成是在他们关系进程中头等重要的事情。
在后汉时期，和北匈奴之间的战争周期性地爆发，但是这些战争与前汉时期的战争相比，总的来看次数较少，规模也小得多。在公元73年和89年分别爆发的两次较大的冲突，都以北匈奴的挫折告终。[73]但是北匈奴在外蒙古和中亚的衰落大概不能完全归因于汉朝的军事优势。其他两个互相联系的发展也必须加以考虑。一个是北匈奴联盟的人力由于大规模逃亡而遭到巨大损失。
从公元1世纪的80年代开始，内部的权力斗争、传染病和饥荒导致北匈奴联盟的组成民族中许多人逃出他们的领土。有些人归附于汉朝当局，其他人则寻求南匈奴、乌桓、鲜卑或丁零的庇护。例如，公元83年，几个北匈奴首领来到边境上的五原投降，带来3. 8万人、2万匹马和10万头以上的牛羊。《后汉书》记载，到公元85年，大约70个集团在年长的首领率领下从北匈奴逃往汉朝，更多的甚至和南匈奴联合。在40年内南匈奴的人口总数明显增加，从公元50年大约5万人，到公元90年增加为230730人。有证据表明，这一增长并不单单是自然的增殖，而是长年累月将大量北匈奴人民吸收入南方集团的结果。[74]
地图16 西域和丝绸之路
北匈奴的非中国邻居们也利用他们的内部困难从不同方向发动进攻。被削弱了的和数量减少了的北匈奴，南边遭到南匈奴、北边则受到丁零的攻击；鲜卑攻打他们的左侧，来自西域的侵略者侵犯他们的右侧。受各方的袭扰，北方的单于难以维持他的地位，便逃往西方。[75]特别是北匈奴遭受来自新兴的鲜卑联盟的威胁，后者在公元87年给予北匈奴巨大的打击，杀死北方的单于，剥了他尸体的皮。这次灾难性的失败使部分北匈奴南逃；包括20万人的58个部落————其中8000人能作战————来到边境的云中、五原、朔方（在鄂尔多斯）和北地（宁夏）四郡向汉朝投降。公元91年，北匈奴的残余向西远徙至伊犁河流域，他们对外蒙古和中亚的统治结束了。[76]
西域[77]
汉代中国向西域扩展是它和匈奴军事对抗的一个直接结果。公元前177年，匈奴已成功地迫使张掖地区（甘肃）的月氏完全归附于它，制服了从楼兰（公元前77年易名鄯善，罗布泊之西；车尔成）到乌孙（位于塔里木盆地的伊犁河谷）的西域大多数小国。从那时起，匈奴能够利用西域的广大的自然和人力资源。这个地区对草原帝国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致被称为匈奴的“右臂”。在公元前138年，汉朝决定切断这条“右臂”，便派遣张骞和一个百余人的使团向西远行，其中包括一个投降的并愿作他向导的匈奴人。[78]
作为首次西行的中国使节，张骞使团的直接目的是寻求与大月氏的军事联盟，后者在冒顿统治的初期被匈奴打败而丢了脸。然而，张骞和他的同行者在被匈奴俘获并被他们拘留达10年以后才终于到达大月氏的领土。张骞和同行者感到沮丧，因为他们发现，月氏已经安居乐业，以致不再想进行对匈奴的报复战争。整个使团中只剩下两人在公元前126年左右回到长安。[79]然而，张骞的失败归来却成为汉代中国随后向西扩展的成就的开始。汉朝后来决定对那个地区某些小国首次提出外交建议，这主要应归功于张骞带回的关于西域情况的报道。
进入西域：张骞的倡议
公元前121年，匈奴浑邪王投降汉朝。后来，朝廷命令他和他带领的4万部民从他们在河西地区的军事基地移到北部边境。[80]由于匈奴空出了河西地区，汉朝第一次得以直接和西域接触。因此，张骞抓住机会向皇帝上奏，建议和西方诸国建立正式的联系。他说：
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故浑邪地空无人。……今诚以此时而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其势宜听，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81]
朝廷批准这个建议，张骞再度前往西域，同行有300人（可能在公元前115年或稍早）。由于使团知道西域人民普遍渴望得到汉朝的财物，便带了上万头牛羊和大量黄金、丝织品，作为皇帝赠给西方诸国首领们的礼物。由于遭到乌孙贵族的坚决反对，张骞未能说服乌孙人民东移。但他的使团在和诸如乌孙、大宛、康居、大夏和于阗这些国家开始建立联系方面是成功的。这些国家中有许多对新的联系是感到如此的兴趣，因而派遣使节到中国来向汉朝表示殷勤。这样便开始了汉朝向西域的扩展。[82]
从张骞第二次出使与公元前60年建立西域都护[83]之间的半个世纪，汉与匈奴为了控制西域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西域长期在匈奴的势力范围之内，这不言而喻使汉朝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了从匈奴手中夺取该地区，汉朝觉得必须采用多种策略。
选择乌孙作为外交部署的第一个目标是经过很好考虑的。乌孙有63万人，能作战的有18. 8万人，是西域的匈奴同盟者中间人口最多、兵力最强盛的国家。[84]乌孙最初被汉朝的黄金和丝绸所迷惑，但是汉朝领导立刻发觉单有财物不足以赢得乌孙的归顺。在公元前110年到前105年之间，朝廷决定送一名汉室“公主”嫁给乌孙年迈的首领昆莫。[85]反之，乌孙向皇帝赠送马千匹作为“聘礼”。这样利用婚姻作为政治工具的做法是由以前与匈奴和亲的制度改造而成的，匈奴单于很快便看出这一行动的意义所在。他也送一个女儿去嫁给昆莫。乌孙首领立汉公主为右夫人，立匈奴公主，为左夫人。然而，按照匈奴习惯，以左为贵；在这场外交交锋中汉朝可能是失利的。[86]
汉朝与匈奴也在他们对人质的要求和待遇方面进行竞争。楼兰的情况可以作为一个例子。由于夹在两大势力之间，楼兰在公元前108年送了一名王子到汉做人质，送另一名去匈奴。公元前92年新王继位时，同样的历史又重复了一遍。虽然人质制度起源于中国，但匈奴现在十分熟悉这种策略。这样，数年之后，当匈奴单于比汉朝先得到新王之死的消息时，他迫不及待地将作为人质的王子送回楼兰，操纵了有利于匈奴的嗣位。[87]这一突然行动使楼兰对外政策基本转到坚决反汉的路线上，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公元前77年汉朝官员傅介子成功地刺杀偏向于匈奴的国王为止。
军事征服
汉朝在西域的争霸中，真正决定性的胜利是在战场上取得的。公元前108年，汉帝国以袭击楼兰（车尔成）和车师（吐鲁番），开始了它的军事远征。楼兰是一个小国，据后来的记载，有人口14100人，位于汉代中国的西境入口处。在离开敦煌以后，楼兰是丝绸之路的第一个大站口，也是中国向中亚扩展的关口。另一方面，控制着吐鲁番洼地的吐鲁番，好比是匈奴进入西域的南门。它还阻挡着汉朝渗入在伊犁河谷的乌孙及其以西位于锡尔河和阿姆河上游之间的大宛（费尔干纳）。为了取得这两个战略地点，汉朝派遣赵破奴将军去攻打车尔成和吐鲁番。在成功地迫使车尔成降附和给予吐鲁番一次重大的打击以后，汉朝首次使西域感受到它的军事力量。因此，三年以后，即公元前105年，乌孙王要求与汉朝公主结婚，绝不是偶然的。[88]
有助于汉朝建立对西域统治的第二个重大军事胜利是公元前101年汉朝大将李广利征服费尔干纳。[89]费尔干纳离汉帝国很远，[90]对于汉朝军队来说，这一战役涉及大量后勤方面的困难。汉朝决定冒险，为的是获得该地区的神话般的马匹和显示军事力量。如果汉朝能够征服远在费尔干纳的一个国家。那么西域的所有国家都将在中国支配之下。在得知汉朝的行动之后，匈奴试图拦截李广利，但由于李的军队在数量上占优势因而未能阻止他的前进。这场持续四年之久的战役在王朝的全部历史上是花钱最多的，包括两支远征军：李广利直到他回到敦煌要求援军才达到了目的。正如《汉书》所说：“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91]大多数国家遣使向汉朝贡献方物。
在整个汉代，事实证明，吐鲁番由于邻近匈奴而成为西方诸国中最难对付的一个。尽管汉与匈奴就吐鲁番进行了拉锯式的斗争，然而公元前90年该国正式归附于汉，标志着中国对这个关键地区控制的开始。在那一年汉朝和匈奴进行了一场大战。为了阻止吐鲁番与匈奴结盟，大将开陵侯成娩和一名归附汉朝的原匈奴王率领包括车尔成、尉犁（哈勒噶阿璊）和危须（哈刺沙尔之东）在内的六个西方国家的军队攻打吐鲁番，迫使它投降。[92]后来匈奴能够短暂地收复它在吐鲁番的失地，但他们统治西域的时代已接近尾声。公元前72——前71年，汉朝、乌孙、丁零和乌桓的联军连续大败匈奴。从这时起，匈奴的控制迅速瓦解了。当汉朝在公元前67年重新征服吐鲁番时，便开始在那个国家的肥沃土地上设置屯田的驻防军队。
行政管理的安排
公元前60年或前59年建立的西域都护一职，标志着汉朝影响趋于更加有效的新局面的开始。从很早时候起，匈奴通过一个名叫僮仆都尉的官员统治西域诸国，这个官员则在日逐王管理之下。[93]僮仆都尉被赋予征收赋税和征集劳役人员的权力。由于日逐王在公元前60年向汉朝官员郑吉投降，这一匈奴官职被废除了。与此同时，汉朝的都护在那个地方设立起来，郑吉被任命为首任汉都护。[94]都护衙门是汉在西域的军队的总指挥部，它还具有维护汉朝对该地区的控制和调节西域各国之间关系的广泛的政治权力。
汉朝都护的总部如果不是在管理匈奴的都尉总部同一地方，就在它的附近。后者据报道位于靠近焉耆（哈刺沙尔）、危须（哈刺沙尔之东）和尉犁（哈勒噶阿璊）三国的某处地方，而前者则建立在乌垒城（策特尔）。策特尔在哈勒噶阿璊之东大约125公里（85英里），危须之西205公里（150英里），哈刺沙尔东北165公里（110英里）。[95]假定汉朝简单地接管管理匈奴的都尉的公署并将它改变为都护的公署，这是很有道理的。
公元前48年，另一个官职戊己校尉在吐鲁番设立。[96]虽然名称表明它是一个军事性质的职位，但其职责主要以财政和后勤为中心，特别是那些有关屯田管理和全面供应汉朝军队食物以及服务的事情。在以前，那里有一位屯田校尉，隶属于都护。戊己校尉之职多半是由屯田校尉改组而成，并扩大了职能。除了管理屯田的正式职责之外，我们发现戊己校尉从事一系列其他活动：公元3年左右，一个名叫徐普的校尉负责道路的建设；公元10年，另一个名叫刁护的都护逮捕了拒绝向中国派往西域的外交使团提供所要求的食物和服务的吐鲁番小国（在吉木萨尔）的王；公元16年，第三位校尉郭钦率领一支军队袭击了哈刺沙尔。
维持汉朝对这些地方的控制所付出的代价包括更进一步的工作和东方的频繁的消耗，在东方必须把土木工程和烽燧扩展到远远越过秦始皇时代防御工事的界限以外。通往西方的新交通线远至敦煌。与此同时，一条供应支线朝北方建立起来，这条支线与主线形成直角，利用居延的额济纳湖的水源，并在那里建立屯田。这些措施意在供应屯驻在东西主线上的征募而来的军队。由这些军队书写的档案的断片证实了他们的专业水准，并提供了为维持驻军所需供应的范围的某些概念（见以下第7章和第9章）。
公元1世纪时的关系
由于行政管理网络的完成，汉朝终于成功地将西域引入贡纳体制。《后汉书》编者范晔将该体制的运转概述如下：
西域风土之载，前古未闻也。汉世张骞……班超……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化域。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故设戊已之官，分任其事；建都护之帅，总领其权。先驯则赏籝金而赐龟绶，后服则系头颡而衅北阙。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岁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97]
除了作者语言有一些过分的中国中心主义之外，这一特性记述说出了汉帝国与西域诸国之间关系的基本特征，特别是前汉时期（范晔叙述的分析见下文）。
后汉王朝开始时，部分地因为全神贯注于中国内部事务，部分地则由于牵涉的费用惊人，光武帝抵制了与西域之间恢复贡纳体制的诱惑。他拒绝了某些国家关于重建都护————这是汉朝贡纳制度的核心————的要求。北匈奴因此有可能重新建立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他们维持这样的控制直到公元73年中国恢复干预为止。匈奴向西域诸国中的大多数征收沉重的苛捐杂税，由于经济和军事基础的恢复，匈奴再次成为西北边境安全的严重威胁。
这个时期西域的政治地图发生了不可忽视的变化，地方政权接二连三地兴起，力争建立地区的霸权。第一个成为这样一种突出势力的政权是莎车（叶尔羌）。在前汉时期，叶尔羌是一个有16373人的中等规模的政权。后汉初年，叶尔羌一位名叫康的国王由于联合邻近国家抵抗匈奴而出名。他还为以前隶属于汉朝都护的中国官员提供保护。王莽垮台以后，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庭一起在西域进退两难。这种亲汉的姿态促使光武帝赐给康以“西域大都尉”的称号，以及统治其他诸国的全权（公元29年）。
该任命不过是对一种已经存在的状态的承认，但是它赋予叶尔羌以作为西域的领袖国家行事的权威。公元33年，康的兄弟贤嗣位，贤是一个有能力但过分野心勃勃的领袖。在几年之内贤成功地使帕米尔以东几乎所有国家都从属于自己，公元41年他派一名使者前往汉朝要求给他西域都护的称号。汉朝答应了这要求，不久以后改授予“汉大将军”的荣誉称号。结果，他对汉朝越来越傲慢无礼。[98]
在以后的20年里，贤尽管受到北匈奴的攻击，事实上树立了对西域的完全统治。但是，由于向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征取非常重的赋税，他削弱了自己的地位。中国人不肯卷入，于是一个包括龟兹（库车）、于阗、吐鲁番、车尔成和哈刺沙尔在内的西方政权联盟转向匈奴寻求保护。这个联盟向叶尔羌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公元61年，于阗征服了叶尔羌并捕获了贤，从而结束了他在西域称霸的漫长时期。接着出现的是一个激烈的地区内部斗争的短暂时期，于阗、车尔成和吐鲁番以牺牲他们的软弱的邻居来争夺霸权。
可是，从西部诸国的冲突中最后得到好处的是北匈奴。他们为建立秩序和征收赋税而迅速行动起来。而且，在完全控制了西域以后，匈奴开始袭击汉朝的西部边境。从公元63年起，整个河西地区变得如此不安全，以致主要边境城市被迫紧闭城门，甚至白天也是这样。当匈奴控制西域时，西北的稳定和安全是无法恢复的。[99]
公元73年春天，统帅窦固被遣征讨匈奴。窦固从酒泉（今甘肃）北进，给予敌人以重大的打击，并把他们远远赶到巴尔库勒淖尔（蒲类海）。当返回时，他命令在哈密地区（伊吾）重建屯田。下一年，即公元74年，窦再次击溃匈奴，重新占领了吐鲁番，在这个地区建立军事殖民地有巨大的战略价值。正如范晔所正确注意到的那样，哈密特别以它的土地肥沃而知名，吐鲁番则是匈奴进入西域的主要入口。用范晔的话来说：“故汉常与匈奴争车师、伊吾，以制西域焉。”[100]这两个地区的收复使汉朝有可能重设西域都护和戊校尉，其官署分别置于库车和吐鲁番。
汉朝与西域的贡纳关系在公元77年被北匈奴和他们的卫星国再次切断，从而导致了汉朝派出第二次远征军。公元89年，统帅窦宪在外蒙古的稽洛山给予匈奴以沉重的打击。根据汉朝的官方报道，匈奴1. 3万多人被杀，由20万人组成的81个匈奴部落向汉朝投降。与此同时，窦宪还派遣一支2000余名骑兵的军队向西域的匈奴根据地发起突然袭击，夺得了汉朝戍军在公元77年已从那里撤退的哈密。[101]
汉朝取得的决定性胜利，大大有助于班超在公元91年平定西域；自从公元79年的全面进攻开始时起，班超便作为一名军官在这一地区服役。当班超于公元91年到公元101年任都护时，后汉对西域的控制最为巩固。公元94年，五十余国派遣质子带着贡赋前往洛阳。
后汉的成就
后汉王朝在西域的成就事实上主要是班超和他的儿子班勇个人取得的。班勇在西域的长期经历开始于公元107年，在公元123年他被任命为西域长史时达到顶点。公元126年建立了对全部吐鲁番洼地的完全控制，匈奴和吐鲁番的最后联系决定性地被割断，这些主要是班勇努力的结果。在随后的年代里，在他的征服反抗的哈刺沙尔王元孟的计划胜利实现以后，包括库车、于阗、叶尔羌在内的西域主要国家都臣服于汉。131年哈密屯田的扩展，无疑是建立在班勇安排的基础之上的。[102]
在上面征引的范晔所作的总结中，人们注意到了在汉帝国与西域诸国之间关系的许多至关重要的因素。首先，礼物和贡品是安排交换的重要考虑。每一次汉朝派往西域的外交使团带着皇帝的礼物————通常包括黄金与丝绸————给诸国。在其他时候，这些礼物也可由都护或戊己校尉分配。反过来，诸国应派遣使节前往汉朝宫廷呈献“土产”作为贡品。例如于阗的玉，费尔干纳的马和葡萄酒，[103]都是在当时贡纳名目之列的。
对于汉朝来说，西域贡赋的重要性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归顺的象征，而不是它的实在的价值。另一方面，对于西方诸国来说，贡纳就是贸易的官方托词。例如，罽宾政权从来没有和汉朝的贡纳体系发生关系，但它经常派遣使节带着“贡品”前往中国。正如成帝统治时（公元前33——前17年）一个官员指出的那样，那些带所谓贡品前来的罽宾人既非官员，也不是贵族，而是前来贸易的普通商人。[104]与此同时的另一个国家粟特（康居）也坚持参加汉朝的贡纳体制。根据都护的报告，粟特从未对汉朝的权威表示过应有的尊敬。这样遥远的国家（说是距长安12300里，超过5000公里或3225英里）寻求参与该体制，其唯一的目的是为了贸易。[105]
人质是贡纳体制的一个标准的特点，它成为汉与西域之间的一个重要政治环节。从公元前108年到公元220年该王朝结束为止，大批人质王子从贡纳诸国送到汉朝。像他们的匈奴的人质一样，来自西域的人质也被安置在首都。在汉代，外国人质和他们自己的随从加在一起的数量必然是很大的，朝廷不得不建造专门的住所接纳他们。例如，公元94年，在洛阳提供了专门的“蛮夷邸”，那里居住着来自西域的人，推测起来应是质子。[106]他们通常服从中国的法律和刑罚。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可能接受中国的教育，叶尔羌的一个国王在元帝统治时（公元前49——前33年）曾作为人质王子在长安度过他的幼年。他被中国生活方式同化的程度是如此之大，以致引进了若干汉朝的制度到自己的国家。[107]因为所有的人质王子都可能是王位的继承者，很可能汉朝有意识地作出努力，以加强他们中间亲汉的情绪。在整个这个时期，汉朝始终坚定不移地寻求机会，支持它的质子们在其本土得到政权。
汉朝为了操纵纳贡国首领们而喜爱玩弄的另一个策略是赠与官方的称号。一般说来，每个纳贡国的首领被封为“侯”，他的主要辅佐者称为“相”、“将”，或“都尉”。此外，诸如“且渠”和“当户”，[108]这些地区性的称号也得到汉朝的官方承认。一旦授予一个称号，不管它是汉朝的或当地的，领受者将得到官印和绶带。
前汉末期，授予西方纳贡国首领们的这类称号多达376个。后汉继续这样做而且加以扩大。应该提到的是，几枚汉朝官印新近在新疆发现，诸如一枚可能是“当户”的铜印和一枚盖有中文“鄯善都尉”的印的木牍（佉卢文）。尽管大多数属国官员是本地人，但有证据表明，汉朝朝廷偶尔也指定中国人充当此类职务。例如，在桓帝统治时期（公元146——168年），我们发现一位名叫秦牧的中国人充当拘弥王的主簿，另一位刘平国在龟兹国据有左将军之职。[109]
汉的称号绝不仅仅是荣誉的职位；每一种称号意味着某种职能。因为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在实际上，所有由汉朝任命的纳贡国的官员们都是在西域都护监督之下的，后者的责任是监督前者正确地执行他们的职责。例如，在都护韩宣（公元前48——前46年）的请求下，一些乌孙官员作为他们的国王大昆弥[110]的特殊辅佐者而被授予印章和敕书。然而，在数十年以后，当他们未能阻止暗杀大昆弥继任者时，他们又被收回了全部印章和绶带（公元前11年）。[111]
后汉时期继续推行相同的办法。公元153年以后的某个时候，当吐鲁番地区的一位汉朝支持的国王证明没有能力维持秩序时，戊校尉阎祥夺取了他的官印和绶带并把他们授予另一位地方首领。[112]由于汉朝官员的称号赋予它的持有者以某种合法性和权威性，因此在汉朝衰亡以后纳贡国仍长期重视它。晚至公元383年，当吕光平定了龟兹时，许多西域国家归附了他，上交了他们保存很好的汉朝节传以表示对中国的忠诚。吕光因此向苻坚朝廷建议，向他们颁发新的节传。[113]
移民的增长
正如范晔所指出，屯田对于支持汉朝在西域的贡纳体制来说起了关键的作用。汉朝很早就开始发展这种移民。据《后汉书》说：
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114]
自从张骞在公元前115年左右前往乌孙以来，汉朝经常派遣大型外交使团前往西域，一年常有5次至10次或者更多；即使最小的使团也集中有一百人，大的商队则由数百人组成。[115]食物供应从一开始就成为一个困难的问题，定居在孤立的绿洲地区各小国经常抱怨汉朝加在他们头上的因要求他们为使节提供食物和其他服务而造成的沉重的财政负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第一批屯田安排在轮台和渠犁（两地都在龟兹以东，沿天山南麓）。
当汉朝随后在西方的扩张要求中国军队长期存在于该地区时，食物供应的需要大大增加了。如果要供养军队，汉朝就必须扩大它的移民体制。昭帝统治时期（公元前87——前74年），朝廷采纳了桑弘羊以前提出的应扩大轮台屯田的建议。扜弥（于阗东北）的人质王子被指定为移民官并被派去实施该计划。[116]宣帝时（公元前74——前49年），在郑吉管辖下的渠犁屯田士兵即增至1500人。那里生产的粮食用来支持进攻此时在匈奴控制之下的吐鲁番的远征。有趣的是，汉朝兵力至少两次被迫推迟到秋收以后才发起他们的进攻。郑吉立即在该国肥沃土地上建立移民地。由于强烈地感觉到吐鲁番作为一种经济基础对汉朝的生命攸关的重要性，匈奴反复试图重新获得该地区，而且明确地警告汉朝必须撤销它在该处的移民。[117]
车尔成是汉朝移民得到很好发展的另一个地区。公元前77年，车尔成王为了这一目的提供了在他控制之下的一块名叫伊循（Miram，米兰）的肥沃土地给汉朝。虽然建立之初规模不大，仅包括40名屯田士兵，但很快得到扩展并置于一名都尉管理之下。[118]
据《水经注》记载，一个名叫索劢的敦煌人，被派遣带着1000士兵前往伊循发展移民地。在这方面他得到来自车尔成、哈刺沙尔和库车的3000名左右地方士兵的协助。由于有充足的人力归他安排，他开始建造堤防和渠道，使该地区一条主要河流的流向改道，流入他创立的精心设计的新灌溉网。记载说，正好在三年中，他贮存了多达20000千升的粮食。[119]这一灌溉网的遗迹新近在米兰（现在新疆婼羌县境内）发现。在遗址中有水闸和渠道，一条渠道长两公里。
其他汉代移民遗址在轮台县和沙雅县发现。在轮台有农耕田地的水沟和道路的遗址；在沙雅有一条灌溉水渠，宽8米，深3米，长度超过100公里，水渠两边有清晰的古代农田遗迹。这些遗址毫无疑问就是汉代的移民地。此外，在罗布泊北岸汉代的车尔成遗址中，发现了大约70枚汉代竹简，时间在公元前49年至前8年之间。这些木质文书揭示了很多关于汉代组织以及屯驻在那里的士兵和他们家庭的生活的情况。[120]
在后汉王朝时期，屯田仍在西域若干地方保存下来。由于变化了的政治形势，这些屯田一般来说规模小得多，没有以前年代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一时期最重要的遗址在哈密。在汉朝击败北匈奴并占有哈密的肥沃土地（公元73年）以后，在新设的宜禾都尉府的管理下，一个新的移民点立刻建立起来。公元77年，它的经营被北匈奴和他们的同盟者联合袭击所打断。班超于公元91年重新征服西域之后，它又再次建立起来。在哈密的最大的发展工程始于公元119年。当时索班率领一支千余人的军队在那里耕种土地，但其活动不幸突然被另一次北匈奴侵略所中止。汉帝国在公元131年为恢复哈密移民地作了最后一次努力。在哈密设立伊吾司马管理其工作，此职很可能存在了20年以上。但是在公元153年以后，由于汉朝力量的衰落，叛乱一再爆发，哈密移民地被逐步放弃了。[121]
在整个后汉时期，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很不愿意维持与西域诸国的昂贵的贡纳关系。公元74年和公元91年两次收复西域的重大努力都是由于北匈奴袭击西北边境而迫使汉朝政府采取的。从光武帝（公元25——57年在位）初年起，到安帝统治（公元106——125年）末，一当西域出现麻烦时，就有人建议“闭玉门”；他们的论点一律以财政困难这一活生生的事实为基础。[122]公元73年重开西域以后，汉朝于公元77——90年和公元107——122年两度从该地区撤退并废除了都护之职。在公元107年以后，该职从未重新设置。当班勇终于说服朝廷在公元123年重新开始与西域诸国的关系时，该职由长史取代，这是一个“千石”等级的官职。这清楚地表明，汉朝的政策是降低它在西域管理机构的等级，[123]大概也是出于财政上的原因。
除了行政管理的费用之外，移民地成为汉朝财政的另一重大负担。在郑吉任都护（公元前59——前49年）之初，朝廷由于财政的原因已经否决了扩大移民地的建议。[124]按照班勇在公元119年上书中透露，后汉在公元107——122年期间放弃西域是由于对移民地投资的惊人支出而必须实行的。[125]况且，维持汉朝在西域的贡纳体制使汉朝陷入另一种经济负担————对贡纳国的财政援助————之中。毛轸在公元119年的建议中简明扼要地提出：
今若置校尉，则西域骆驿遣使，求索无厌。与之则费难供，不与则失其心。[126]
这种两难的局面源自汉与西域的关系史。自从公元73年再次开始与西域的贡纳关系以来，对于汉朝来说，每年的贡纳国正式支出总数为7480万钱，这已是一种确定下来的惯例。[127]从毛轸的陈述看来，有些国家甚至可能要求超过定额，这并不是不可理解的。因此，从国家财政的观点来看，后汉对于寻求建立与西域的持久稳定的关系明显地缺乏热情，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羌
文献和考古学的证据表明，在商周时期，来自西方可能是藏族先人的民族，活跃于现代山西、陕西甚至河南。他们经常与商交战，主要由于他们的压力，周王终于将他们的都城从靠近现代西安的镐向东迁到洛阳。秦王国兴起于西方后，在强有力的穆公领导下（公元前659——前621年）才有效地遏止了羌的扩展。
边境民族：部落组织
汉代初期羌人居住在中国西部和西南部边境地区。最大的单一的民族聚居地可能在西藏和青海高原，个别集团还分布在整个西域、甘肃、云南和四川。[128]事实上，从古代到秦汉时期，已经出现了羌人自西北向西南的引人注目的迁徙。根据《后汉书》记载，直到汉代，存在着不少于150个规模大小不等的羌人部落。一个大部落称为大牂夷，生活在蜀（四川）边境之外；据报道，公元94年它的人口超过50万。在顺帝统治时期（公元125——144年），另一个在陇西（甘肃）的部落叫做 鐘，据报道，它能够投入战场的兵力超过10万人，表明其人口和大牂夷一样众多。汉初估计全部匈奴人口不超过一个大县，如果我们能多少相信这一估计的话，那么羌的人数可能超过匈奴。[129]
可是，和匈奴不一样，羌人从未结合成为一个部落联盟。相反，在羌人中间存在一种明显的分裂倾向：
不立君主，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130]
此外，正如将军赵充国在公元前63年所指出：
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势不一也。[131]
只有当他们感到有联合起来反抗如汉朝这样的共同敌人的一种迫切的需要时，他们才有可能暂时地把自己的争端放在一边而采取一致的行动。
语言学的证据表明，羌这一名称从语源学上看来自“羊”字。[132]在汉代，畜牧继续在羌人的经济中占有突出地位，尽管并不限于羊。汉朝军队从羌人那里俘获的动物经常是大量的，包括牛、马、羊、驴和骆驼。
在沿着汉代中国西北边境某些地区的羌人学会了农业技术，但他们何时成为土地的耕作者，则难以确定。早在公元前5世纪，据报道，有一个名叫爱剑的羌族文化的伟大的英雄曾长期在秦国为奴隶，他从秦国逃出后教导他的人民从事农耕。[133]很可能，他将秦人的农耕方法介绍给他的人民。在公元前1世纪，将军赵充国已经提到在临羌（青海）和浩亹（甘肃）之间广大地区中的“羌虏故田”。[134]在后汉王朝统治下，据报道，几个羌族部落在中国边境州郡如西海（在宁夏）的榆谷和北地（甘肃）的青山两处肥沃土地上耕牧并举。
小麦似乎是羌族的主要农业产品。在公元前61年，宣帝向赵充国问道，如果将军决定在来年的阴历正月攻击罕羌部落的话，他们是否可能在收获季节刈取他们的麦子以后便已经逃跑了。[135]公元94年，汉朝对榆谷部落发动一次成功的袭击，结果在俘获物中有大量麦子。[136]可是据《后汉书》记载，至迟在第2世纪，羌人还种其他谷物。
和匈奴的联盟
在汉朝初期，羌人是匈奴的一个重要同盟者。虽则中国资料断言冒顿曾迫使羌人屈服，[137]但有迹象表明，文化的类似可能使羌人对匈奴比对汉更为接近。武帝统治下汉人侵入河西地区（甘肃走廊）的目的不仅是将匈奴与西域隔开，而且要割断匈奴与羌的关系。公元前88年，当强有力的先零部落派遣使者前往匈奴寻求建立军事同盟时，匈奴反应是热烈的，派遣一名代表带着下面的信息前往羌人处：
羌人为汉事苦。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击居之。[138]
两个世纪以后，在公元122年、138年和140年，我们仍可发现匈奴军队和羌人在一起共同对汉朝进行战争。后汉朝廷充分认识到在两个邻居之间业已锻炼而成的联系。公元102年，当羌人在西海和榆谷的大规模叛乱被镇压以后，朝廷接受了曹凤的建议，采用正规的行政单位（如郡县）来加强管理，同时又在该地区建立屯田。朝廷认为这样做对于“隔塞羌、胡交关之路”来说是最有效的措施。[139]
在汉朝得到河西地区之前，西域已成为羌与匈奴会合的地方。正如王舜和刘歆在公元前6年所指出，武帝在边境已设立的敦煌、酒泉和张掖诸郡县有将婼羌与匈奴分隔的特殊目的，因此切断了后者的“右臂”。[140]婼羌是一个强有力的羌人部落，文献中记述它是西行之路上阳关西南的第一个国家（罗布泊东南群山中）。公元1世纪中期，婼羌已缩小到微不足道的地步，登记的居民总数只有1750人。但是在汉朝初年，他们的活动遍及西域的非常大的地区，从东方的敦煌附近沿着昆仑山一直伸展到西边的帕米尔。婼羌国王具有独特的称号“去胡来”即“离弃匈奴投向汉帝国之王”。这表明在汉朝扩张到西北以后婼羌一定被迫转向。在他们归顺以后，婼羌不但站在汉朝一边和匈奴作战，而且有时还参加进攻其他羌人部落的征伐。[141]
汉朝的移民尝试
直到2世纪初，羌人才成为汉帝国秩序的一个严重威胁。但当形成威胁时，它是一种与匈奴完全不同的威胁。不像匈奴从他们自己在中国边境以外的基地对汉朝领土的袭击那样，羌人经常在帝国内部引起严重的麻烦。公元前33年侯应指出：
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142]
60年以后，完全一样的事态继续使后汉朝廷苦恼。班彪在公元33年上书时叙述这种状况：
今凉州（甘肃）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143]
关于羌人定居在汉朝领土上之事最早发生于景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57——前141年），当时在酋长留何控制下的研部落要求允许他们守卫陇西边塞。这个要求得到批准，该部落被安置在陇西郡的五个县。在宣帝时期（公元前74——前49年），一群先零部落成员也越过黄河（在甘肃）并定居在汉朝疆域中，尽管汉朝企图阻止他们这样做。从王莽统治的末年到后汉王朝开始的这一时期，可以看到羌人大规模地迁到西北边境诸郡。例如，公元34年，在维持凉州地区（甘肃）的一个有效的地区政权达十多年的隗嚣病死以后，光武帝跟着便控制了这一地区，结果弄清楚金城郡的大多数县都有羌人居住。[144]面对着这种新形势，后汉朝廷采取了一种范围较广的政策，谋求将各个羌人部落并入帝国。公元35年，将军马援在镇压了陇西的先零部落的叛乱以后，将该部落安置在天水郡和陇西郡，有些羌人甚至被安置在首都地区的一部分（扶风）。羌人的定居是特别不祥的，因为对羌人来说进入汉代中国腹心地带的门户已经洞开。像这样在公元50年，我们发现另一个7000人的投降的羌人集团也从边境移置到关中的三辅。羌族人口增长是如此迅速，以至于在4世纪初估计，“且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145]
在中国内部安置羌人部落的政策可能基于几种考虑。首先，由于羌人有和匈奴联合袭击边境的倾向，一种分离这两个民族的有效方法是将若干有可能抱敌对态度的羌人部落置于中国行政管理的直接监督之下。其次，整个汉代羌族以异常高的人口增长率著称。将羌人集团连续地迁入中国境内，特别是迁入内地，可以缓和羌族人口对边境地区不断增加的压力。第三，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那样，若干羌人集团已逐步从游牧转向农耕。将羌人安置于帝国境内的中国人中间，这样将促使他们接受定居的农业生活方式，从而加快他们在更多的中国人口之中同化的速度。
汉朝管理制度
然而，汉朝政府在几个世纪之中逐步发展了若干对待沿边境羌人的制度方面的设计。我们不妨先从护羌校尉开始。这个官职最初设立是在公元前111年，紧接汉朝平定羌人在陇西和金城地区的大规模叛乱以后。[146]根据公元33年班彪的奏议，护羌校尉被授予协调全部有关羌人事务的广泛权力。对于在帝国内部的羌人集团，他的职责是处理他们的不满，通过有规律的视察旅行，发现他们的需要和问题。还要求他一年数次派遣通译前往生活在边境以外的羌人那里，为的是保持联络线路的畅通。由于境外羌人成为中国官员的“耳目”，边境州郡能够经常保持警惕，从事守御。[147]
护羌校尉府成员的多少并非固定不变，它能够视形势的需要而扩展。然而，它通常包括两名从事、两名长史、两名司马和一定数量的通译。[148]护羌校尉的首要职责是通过培养羌人的信赖和好感来维持边境的和平与稳定。例如，公元前60年，赵充国反对任命辛汤为护羌校尉，其理由是后者酗酒，将疏远蛮人并引起骚乱，这一判断后来证明是正确的。[149]和西域都护一样，护羌校尉也承担有建立屯田的任务。在汉羌边境地区安排这样的设置最初出于赵充国的建议，为的是应付中国戍军供应问题。[150]由于用这种方法可以消除后勤的困难，羌人的叛乱或袭击能在地方上处理，不必进行全国性的动员。
当汉朝势力到达顶点时，在公元102年前后，汉帝国在金城地区建立了不下于34处屯田。羌人完全知道这些前哨基地的军事威胁，并且经常将它们的设置看成是汉朝不怀好意的证据。例如，在公元130年，当汉朝建立的移民地离羌族居地太近时，羌族部落立即发生疑虑，而且开始准备造反。校尉马续为了安抚他们，终于放弃了移民地。[151]如果这种纠葛不能用和平手段解决的话，那么校尉的职责便是用武力来控制造反的羌人。在后汉王朝统治期间，大多数校尉被迫诉诸武力，至少有四人在战场上被杀（公元87年傅育、141年马贤、144年赵冲、184年伶征）。[152]
在重要性方面次于校尉的是属国都尉，它专门负责归附蛮人的事务。最早为羌人创立的属国是公元前60年在金城设置的。自从羌人被分配在所有沿西北和西南边境以来，到后汉时期羌人属国的数量大为增加。就能够确定的属国来说，它们至少存在于《后汉书》中所列的十个地区中的五个————即上郡（在河套）、张掖（甘肃）、安定（甘肃）、广汉（四川）和犍为（四川）。
这种形势表明，每一个属国都尉府实际上管理若干属国。例如，在上郡有归附的匈奴以及龟兹群体。匈奴的一些属国也能在安定和张掖发现。由于这些单位在后汉时期的扩展，属国都尉的权力也扩大了。都尉已经掌握军事权力，现在又赋予他们以相当于郡守行使的行政权力。他管辖若干县，因此也管理边疆的中国人。属国的这种重新组织发生在安帝统治时（公元106——125年），这是一个特别以羌人的普遍叛乱为其特征的时代。[153]
在理论上，属国的居民被允许按他们自己的社会习俗生活，都尉对他们的管理基本上是一种监督性质。可是，在凉州地区发展了一个半世纪以后，对羌人实行的控制的程度已是大大收紧了。都尉的作用对于汉羌关系的稳定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例如，当公元55年张奂被任命为安定的属国都尉时，他发现，使他大为沮丧的是，所有他的八个前任都是贪污的，他们为个人的利益压迫羌人，因此造成了羌人的重大的灾难。由于他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他用拒收先零部落首领贡献的马和黄金的行动作出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这样他不但改变了羌人心目中的都尉职务的形象，而且实质上改善了羌人和汉朝政府之间的关系。[154]这个事件有助于证实班彪的上述判断，即：汉朝边境官员的贪污实际上是“蛮夷寇乱”的原因。
后汉统治下属国体制的扩大，实质上是对于边境羌人创造的新形势的一种反应。正如以上已经说明的那样，从后汉王朝开始时起，各种羌人部落流入凉州；有些人甚至渗入到关中地区，这些蛮人不可能立即并入正规的郡县管理体制，这样，就必须建立更多的属国，以便收容他们。在安帝当政期间（公元106——125年），为了照管安居在关中地区的羌人，特别设立了两个都尉府（一在京兆，一在扶风）。在同一时期，沿西南边境的羌人部落也请求包括在汉帝国之内。
公元94年，在蜀都的大牂夷部落50余万人以“内属”的身份向地方政府投降。然后分别在公元107年和公元108年，总共有14个羌人部落55180人步其后尘。公元108年冬，参狼部落2400名成员也为广汉郡收容作为“内属”。很清楚，在后汉时期，特别是在公元2世纪，发生了一场从沿西部边境所有地点进入中国本部的大规模羌族人口移动。这种移动可能是由人口压力驱使的。[155]
为了获得汉代中国“内属”的地位，羌人像许多其他蛮人一样，承担了为汉朝政府服役的责任，或是作劳工，或是参加军队。来自羌人属国的军人在汉朝对付边境蛮人的战役中表现突出。诸部落也可能纳某种赋税，虽则中国资料中关于这一点是不很清楚的。如果他们被安置在边境地区，那么他们有责任作为中国政府的“耳目”守卫汉的边境。为了执行汉朝的纳贡要求，羌人首领们还带着贡品到汉朝宫廷中表示效忠之意。可是，自从羌人被分割成大批部落群以后，这种做法限于比较强有力的首领。例如，著名的烧当部落的首领们据报道在公元59年、98年和170年分别前往首都表示敬意。作为回报，汉朝授予他们以官职名号和印章，就像对待西域诸国的统治者那样。[156]
收缩政策
在公元2世纪已经表现得很清楚，任凭属国重新调整和扩展，对于汉朝管理机构来说，羌人的压力是变得太大以至于难于承受了。当一次大规模的羌人叛乱在公元110年于凉州爆发时，汉朝的直接反应是将全部西北边境地区让给羌人。在一次由当时执政的大将军邓骘主持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朝廷会议上，大多数官员以财政和后勤困难为理由赞成让出凉州。邓骘本人强烈地倾向于这种观点。这种政策的主要鼓吹者是庞参，他是一个对边境事务非常熟悉的人，新近承担过监督关中地区军屯的任务。在给邓骘的报告中，他令人信服地指出，过去对付羌人的出征不但使国库空虚，而且耗尽了凉州人民的财富。事实上，政府以借贷为名已强迫凉州人民捐出几百万钱。如果朝廷继续奉行现时的守卫凉州的政策，那么关中无疑将是同样毁灭的下一个地区。因此他主张中国完全从凉州撤出，并将边境的全部中国人移到人口稀少而可耕地广阔的关中。[157]
虽然庞参的建议是以对局势的客观估价为基础进行严密论证，但朝廷中支持建议的那些人可能有不同的动机。从收缩建议中受益最大的是凉州的郡守和县令们。因为根据汉朝的回避法，为了避免任何可能的利益集团的纠纷，官员都不能被指派到他的家乡郡县去任职。这种法律在后汉时期比在前汉时期得到更加严格的执行。结果，事实上所有朝廷指派的凉州地方官员都是内地诸郡的人，他们考虑自己的安全，力主撤退。这个集团的观点在朝廷中得到了有力的表现。尽管全部撤退的建议在110年并未正式采纳，但在下一年至少西北四郡（陇西、安定、北地和上郡）已放弃它们的边境地区而撤向内地。这样一种移动证明了凉州已受到羌人压力的程度。[158]
收缩的建议遇到凉州本地领袖的普遍反对，指出这一点是同样重要的。正如庞参所透露那样，较早的几次他关于放弃西域的建议受到了西部地区文人学士的批评。很自然，从凉州本地居民的观点看来，他于公元110年提出的建议是更加要不得的。这些文人学士之一是来自安定的杰出的政治思想家王符。王符对边境形势的一般估计与庞参基本相同。然而，作为来自凉州的人，他坚决主张采取军事行动：
前羌始反，公卿师尹，咸欲捐弃凉州，却保三辅。朝廷不听。后羌遂侵，而论者多恨不从惑议，余窃笑之。所谓媾亦悔，不媾亦有悔者尔。……地无边，无边亡国。是故失凉州则三辅为边，三辅内入则弘农为边，弘农内入则洛阳为边。推此以相况，虽尽东海犹有边也。[159]
王符也倾向于凉州人民的立场：
假使公卿子弟有被羌祸朝夕切急如边民者，则竞言当诛羌矣。[160]
事实上，凉州的普通百姓更是厌恶收缩的主意。在公元111年四个边境地区撤退时，平民全都不愿离开他们的居地。地方政府最后被迫采用激烈的手段，诸如焚烧他们的房屋，毁坏他们的庄稼，破坏他们的储藏，为的是强迫他们离开。这样做的结果，一大群边境中国人起来反对汉朝，并且投向羌人。[161]
由于害怕放弃地区会引起全体中国居民反对汉朝，朝廷才决定在公元110年不把收缩作为一种政策来采纳，正如在朝廷中雄辩地反对撤退的虞诩所指出的那样，羌人之所以不敢进入关中地区，正是因为高度军事化的凉州中国居民仍然保持对汉帝国的忠诚。但是，如果汉朝放弃他们生活的疆域并且企图迫使他们离乡背井的话，他们确实会产生异志。如果凉州强有力的领袖们组织起他们的人民发动反抗汉朝的公开叛乱，帝国中没有一个人有可能阻止他们向东挺进。[162]
在安帝当政（公元107——118年）的第一个10年，为了保卫凉州进行的众多的战役耗费了汉朝天文数字的经费，总计达240亿五铢钱，[163]但是在这些战役中获得的胜利仍是有限的和暂时的。公元129年，朝廷下令在放弃了的疆域上重建三个边境郡，即安定、北地和上郡，但是恰好在10年以后它们再次撤销了。从公元140年起，羌人向东推进到中国内地。[164]时时有大规模羌人袭击京畿地区的报告送到朝廷。更多的边境郡不得不或部分或全部放弃给羌人和其他蛮人。安定和北地完全由凉州撤退到关中地区特别足以表示羌人威胁的严重性。正如王符曾经担心的那样，京畿地区成了边界。根据段颎在公元168年的上书，从河套地区的云中、五原到甘肃的汉阳这一西北边境地区（超过800公里或500英里）已落入羌人和匈奴之手。[165]
凉州叛乱，公元184——221年
公元2世纪汉朝从西部和西北边境撤退的格局，暗示一种具有更基本更复杂性质的历史力量一定在起作用。当时的调查分析把所有羌人的纠纷归咎于汉朝边境官员的管理不当和剥削，这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无疑是正确的，但可能是误把表面现象当成了原因。就我们所掌握的文献而论，对两个潜在的历史动向可作简略的讨论。首先是如上所述的羌族人口的迅速增长。范晔在他关于羌人的历史记事中写道：
其俗……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嫠。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166]
显然，在这里历史学家觉得有必要为羌族人口过剩的特殊现象提供某种解释。相同的现象在当时汉朝边境将领如张奂和段颎的报告中也有清楚的揭示，他们经常表现出一种深深的受挫感，认为羌人实在太多，无法安抚、抑制或消灭他们。
应指出的第二种动向是边境地区，特别是凉州的文化的和社会的转变，这是在汉人和羌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混合居住的形势下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发展起来的。和汉朝政府的期望相反，从中国的历史编纂学传统的观点来看，将羌人安置在帝国境内的政策的直接结果，与其说是使羌人中国化，不如说是使边境中国人蛮夷化。有证据表明，在公元2世纪末，凉州在社会上和文化上都与帝国的东部有很大的不同。其他地区的中国人常用怀疑的眼光去看凉州的居民。正如公元190年郑泰向董卓上书时指出的那样，整个帝国在面对凉州军队时都因害怕而发抖，甚至那里的中国妇女都因受羌人影响而变成凶猛的战士。[167]
由于发展了以凉州为基地的中国人——羌人联合力量，陕西土著董卓有可能从公元189年到192年控制汉朝宫廷。[168]董卓年轻时作为一个有重大影响的人在羌人中间建立了声望，他和许多强有力的羌族部落首领们一直维持着友好的关系。羌人军队构成了他的私人军队的骨干，正是这支军队使他一度成为帝国最强有力的军事领袖。他的行动如此不像一个中国人，以至于著名将军皇甫规的寡妇一怒之下称他为“羌胡之种”。[169]事实上，自从公元2世纪以来，凉州和汉代中国的主要的知识和文化传统可能已没有联系。由于担心凉州地区的无休止的叛乱，有一人甚至在184年向朝廷上奏，提议凉州每一家庭应有一本《孝经》并研究它。[170]这个建议清楚地表明，该地区看来已经背离了中国文化的若干基本前提。
公元184年凉州的大规模叛乱进一步说明，边境地区的中国人与非中国人两者已经发展了一种他们自己的共同地理同一性。它实际上是羌人、匈奴人和月氏人，还有中国人，共同反对汉帝国的一次叛乱。[171]两个重要的叛乱领袖，边章和韩遂，是金城附近的著名的中国富豪。此外，根据刘陶的记录，许多叛乱的将领以前是汉朝将军段颎手下的将官。他们全都精通战术，而且熟悉该地区的地理。与此同时，在一位名叫宋建的中国人领导下，一个称为“平汉”的地区性的中国人——羌人王国在陇西的枹罕建立起来。这个边境政权与汉帝国相对抗的决心从它的名号“平汉”无可置疑地暴露出来。该王国持续了三十余年，直至218年为曹操征服为止。[172]
公元184年叛乱的爆发加剧了汉朝对西北不安全的忧虑。在公元185年举行的一次朝廷会议上，出身涿州（河北）的 丞相崔烈认为凉州应该放弃。但是他遭到来自北地的议郎傅燮的激烈反对，傅燮甚至要求将该丞相处死，因为他提出这样的建议。[173]我们再一次看到，在汉朝宫廷中放弃的念头为一个西北土著所抵制，但为来自另一个地区的某个人所提倡。傅燮和崔烈之间的矛盾不应该简单地解释为个人观点之事。它是以凉州西部边境社会为一方与帝国东部（通常称为关东）为另一方的长期存在的差异的一种表现。
到公元2世纪的末年，这两个集团分别由董卓和袁绍领导，在朝廷中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当董卓在公元190年成功地建立了对朝廷的无可争辩的控制时，他的第一个步骤便是将都城向西移到长安，那里靠近他的权力基地凉州。[174]两个集团之间的相互猜疑和敌视在公元192年董卓被暗杀以后公开爆发。这种局面在《后汉书》下面的记载中有生动的叙述：
董卓将校及在位者多凉州人，[丞相王]允议罢其军。或说允曰：“凉州人素惮袁氏而畏关东，今若一旦解兵，则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义真为将军，就领其众，因使留陕以安抚之，而徐与关东通谋，以观其变。”允曰：“不然。关东举义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险屯陕，虽安凉州，而疑关东之心，其不可也。”时百姓讹言，当悉诛凉州人，遂转相恐动。其在关中者，皆拥兵自守。[175]
王允的报复性的对立马上导致和整个凉州集团的一场不幸的武装对抗。在朝廷中恢复秩序的即使十分微小的可能性，在董卓死后就无可挽回地失去了。
凉州在汉帝国的衰落和崩溃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是没有多大疑问的。然而，凉州在公元2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内作为一种头等重要的政治力量的兴起，不能纯粹从帝国的内部发展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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