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下层建筑和上层建筑[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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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rastructure et superstructure

    我们曾在一些场合[2]强调过马克思主义“社会整体”观的革命性，因为它跟黑格尔的“总体”截然不同。我们说过（而这个论点只是对历史唯物主义著名命题的重复），马克思把任何社会的结构都设想成是由两个“层面”或“层级”[3]所构成的，即下层建筑或经济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体”）和上层建筑。它们又被一种特殊的决定作用连接在一起。而上层建筑本身又包括两个“层面”或“层级”：一个是法律——政治的（法和国家），另一个是意识形态的（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宗教的、道德的、法律的、政治的等等）。

    一、地形学表述的优势

    除了有理论教学上的好处（揭示了马克思和黑格尔的不同）之外，这种观念带来这样一种决定性的理论优势：它使我们有可能把我们所说的这些基本概念各自的作用力指数纳入这些概念的理论配置中。这是什么意思呢？

    任何人都能轻而易举地认识到这个表述是一个隐喻，它把一切社会结构都说成是一座大厦，它有一个基础（下层建筑），上面竖立着两“层”上层建筑，更准确地说，这是一个空间的隐喻，一个地形学的隐喻[4]。像任何隐喻那样，它暗示着、揭示着某种东西。什么东西呢？那便是：上层如果不是正好建立在它们的基础和它们的基座之上，是不可能独自“矗立”（在空中）的。

    因此，大厦这个隐喻的目的，首先是要表述经济基础“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5]。这个空间隐喻的作用，就是给基础分配一种作用力指数，这种指数以如下的著名说法而闻名于世：在上层建筑的各“层”中所发生的事情，归根到底是由在经济基础中所发生的事情决定的。

    从这种“归根到底”的作用力指数出发，上层建筑的各“层”显然都被分配了不同的作用力指数。那是些什么样的指数呢？

    人们立即就可以说，并且这样说绝不会冒任何犯错的危险：上层建筑的各层不具有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它们都是由基础的效力[6]所决定的；假如它们也以各自的（至今还没有得到明确规定的）方式具有某种决定作用，那也只有在被基础决定的范围内才是如此。

    上层建筑各层的作用力指数（或决定作用指数），是由基础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所决定的，它们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通过两种形式得到思考：（1）上层建筑对基础有“相对自主性”；（2）上层建筑对基础有“反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地形学即关于大厦（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空间隐喻的巨大理论优势在于，它既揭示出决定作用（或作用力指数）的问题是首要的问题，又揭示出正是基础归根到底决定了整个大厦，并从而迫使我们提出那些专属于上层建筑自己的“派生的”作用力类型的理论难题，也就是说，迫使我们思考马克思主义传统一并称之为上层建筑的相对自主性和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的问题。

    相反，用大厦的空间隐喻来表述任何社会结构的重大缺点在于：它显然是隐喻性的，也就是说，它仍然是描述性的。

    在我们看来，从今以后，我们必须用另外的方式来表述这些事情。希望大家不要误解：我们绝不是要否认这个经典的隐喻，因为这个隐喻本身迫使我们去超越它。而我们要超越它，并不是要把它当作无效的东西扔掉。我们只是想尝试着去思考它通过这一描述的形式给我们所提供的东西。

    二、地形学表述的局限

    让我们把牌摊到桌面上来吧。

    我们认为，对上层建筑的存在和性质进行思考，可以并且必须从再生产出发。要想阐明由大厦的空间隐喻指出了其存在、却又没有为其提供概念解答的许多问题，只要采取再生产的观点就够了。

    在这里，必须要有一种新的精确性。

    在刚才我们提到过的那些文本中[7]，我们想通过重提马克思及其后继者的某些提示，来强调在上层建筑内部存在的法律——政治的上层建筑（法和国家）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区分。

    对这个区分进行强调，仍然是揭示上层建筑的两“层”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的作用力指数的一种方式。

    在这里，关于大厦的空间隐喻对我们来说仍然是用来表明：法律——政治的上层建筑通常比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更”有效，尽管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本身相对于法律——政治的上层建筑来说，也被赋予了某种“相对自主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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