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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哲学？
Qu'st-ce que la philosophie？
一、常识的哲学和哲学[1]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自发地就知道什么是哲学，然而，哲学对芸芸众生来说，却又被视为一项神秘、艰难、无缘企及的活动。怎么解释这种矛盾呢？
让我们更仔细一点审查这里的说法。
每个人之所以自发地就认为自己知道什么是哲学，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人人或多或少都是哲学家，即便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就像茹尔丹先生不知道自己说的是散文[2]）。
这正是意大利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所坚持的论点：“人人都是哲学家”，葛兰西还提到了一些有趣的细节。他注意到，在人民大众的语言中，“以哲学处事”[3]这一表达意味着一种态度，这种态度本身就含有某种哲学观：它是跟合理的必然性这个观念联系在一起的。面对令人痛苦的事情，“以哲学处事”的人，就是能够退后一步，控制自己当下的反应，因而表现得很有理性的人：他理解并接受自己所遭遇的事情的必然性。
当然，葛兰西说，在这种态度里会有一种消极性的因素（“成为哲学家”，就是“料理自己的园子”，“只管自己的鸡毛蒜皮”，“用自己的观点看待一切”[4]，简言之，通常也就是顺从必然性，并蜷缩到这种顺从中去：蜷缩到自己的私人生活、内心生活和琐屑事务中去，等着“事情了结”）。葛兰西并不否认这一点，但他要强调的事实是，这种消极性以悖论的方式包含着对某种必然的、可理解的万物秩序的承认。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在人民大众的表述中还发现了（柏拉图也早就提到过）另一种哲学观，它化身为那样一位哲学家的角色：他的头脑生活在云端里或抽象之中，人却“跌到井里”[5]（古希腊不像我们现在有石井栏），因为他的眼睛不是盯着大地，而是盯着观念的天空。幸亏有这幅漫画，使“人民”可以取笑哲学家，但它本身的意思却是歧义性的。一方面，它表达了对哲学家的讽刺批判：一种对哲学的或温情或辛辣的清算。但另一方面，它包含着对某种事实的承认：哲学家们从事的是一门超出普通人水平、超出一般老百姓能力的学科，同时还是一门带有巨大风险的学科。
葛兰西只考虑了矛盾的第一个要素，却没有考虑第二个要素。
正确的方法是，我们不能把事物的两方面割裂开来，只从中抓住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们应该考虑到人民大众对哲学的表述中的所有要素。
如此看来，在“以哲学处事”这一人民大众的表达方式中，一目了然的首先是对被视为无法避免的必然之事的顺从（“等着事情了结”或者死亡来临：“搞哲学，就是学习死”————柏拉图[6]）。这样一来，对“合理的必然性”的承认就成了第二位的了。况且，这也可能只是一种必然性本身（你要是不知道这种必然性的理由，它就不是合理的），也就是说，是一种宿命（“没有办法改变”）。通常的情况就是这样。指出这一点至关重要。
这首先是因为它强调了哲学=顺从这一观念。不能说这种等同其实无意地包含了一种具有批判价值的哲学观。实际上，我们要表明，绝大多数哲学都是某种形式的顺从，或更确切地说，是对“统治阶级的思想”（马克思语[7]）的服从，从而是对阶级统治的服从。
其次是因为它实际上包含着对于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哲学的区分。一方面，存在着消极顺从的“哲学”，持这种哲学的人“料理自己的园子”，“等着事情了结”，从而“用哲学处事”（我们将把这种“哲学”称为常识的哲学）。但另一方面，存在着积极的哲学，持这种哲学的人服从于世界的秩序，是因为他通过理性认识了这种秩序，其目的可能是为了认识后者，也可能是为了改造后者（我们将把这种哲学直接称为哲学，它的第一个字母要大写[8]）。例如，一位斯多葛派的哲学家之所以是“哲学家”，就在于他积极地使自己适应世界的秩序，而这种合理的秩序之所以是合理的，是因为他通过理性的运用认识了它。例如，共产党员哲学家之所以是“哲学家”，就在于他为促进社会主义的到来而战斗，他（通过科学的理性）认识了社会主义到来的历史必然性。我们认为，从这方面看，所有的斯多葛主义信徒、所有的共产主义战士都是第二种意义即强调意义上的哲学家。我们也可以说他们“以哲学处事”，但在他们这里，这个表达方式是和认识到世界进程或历史发展的合理的必然性有关的。当然，斯多葛派的信徒与共产主义战士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但这种差别暂时与我们无关。我们以后会谈到它。
就目前而言，重要的是清楚地认识到，不应该把人民大众上述表达方式中所涉及的常识的哲学与强调意义上的哲学混为一谈，后者是由哲学家们（柏拉图……斯多葛派等，马克思，列宁）“整合而成的”哲学，它们有的能、有的不能在人民大众中传播，或毋宁说是被传播。当我们今天在广大人民群众的表述中遇到各种哲学的要素时，必须根据这种传播的情况来考虑它们，不然我们就会把这些强调意义上的哲学的要素当作人民大众自发的意识————其实它们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反复灌输”（列宁、毛泽东语）给群众的。
A-[9]哲学可以成为与常识的“哲学”完全不同的东西，人民大众对哲学的表述，在向我们讽刺地指出哲学家头脑“在云端里”的时候，也明确承认了这一点。这种反讽是对思辨哲学或宽容、或讽刺、或严厉的清算，因为后者没有能力关心大地上的难题；但它同时又包含着“真理的种子”（列宁语），即真正的哲学“运行”于“另一个世界”（我们暂时称之为“观念”的世界），而不是人民大众自发意识的世界。哲学家“知道”并说出一些普通人不知道的事情，他必须历尽艰难的抽象之路才能抵达这种高贵的“认识”，这种并非直接赋予所有人的认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再说人人都自发地是哲学家，除非像葛兰西所做的那样玩弄“哲学家”这个词的含义：除非我们把常识的哲学与哲学（本身）混为一谈。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我们的问题：什么是哲学？但同时我们会意识到，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已经孕育在第二个问题当中了，这就是：什么是常识的哲学？
为了回答这个双重的问题，我们将依次阐述一定数量的论点，以便去发现一定数量的现实。只有当我们理清了这些现实，才能回到我们的问题，给它们找出一个答案。
二、哲学并不是从来就存在
我们从这样一个简单的观察开始：虽然常识的哲学似乎一直都存在着，但哲学并不是从来就存在。
我们都知道列宁那本著名的关于国家与革命的著作是怎么开始的。列宁提醒我们：国家并不是从来就存在。[10]他补充说：只有在那些有多个社会阶级存在的社会中，我们才能看到国家的存在。[11]
我们也要作一个同样类型的提醒，只是情况稍微复杂一点。
我们要说：哲学并不是从来就存在。我们观察到，哲学所存在的社会中存在着：
1. 多个社会阶级（从而有国家）；
2. 几门（或一门）科学。
更准确地说，我们所说的科学，不是指经验性认识的清单（哪怕这个清单很长：迦勒底人和埃及人就是这样认识了数量巨大的技术秘诀和数学结论的），而是指一门通过抽象和证明而展开的抽象的、理想的（或毋宁说是观念的）学科：希腊的数学就是这样由————大概是传说中的————泰勒斯或这个名字所代表的那些人创立的。
我们之所以要抓住这个观察，似乎的确是因为事实给了我们理由。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可以确认这一点。
事实是，如我们所知，哲学对我们而言是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和柏拉图同时代开始的。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古希腊社会包含了多个社会阶级（第一个条件），并且就在公元前5世纪的前夕，最先闻名于世的科学，即数学，开始作为科学而存在（第二个条件）。这两个现实：多个社会阶级和（证明的）数学科学，都被写进了柏拉图的哲学，并在那里结合了起来。柏拉图在他讲授哲学的学园的柱廊上写道：“非几何学家免入。”他还利用“几何比例”（它是成比例的平等————也就是不平等————观念的基础）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了一种与其反动的贵族信仰相适应的阶级关系（有人生来要劳作，有人生来要发号施令，最后，有人生来要让统治阶级的秩序对奴隶和工匠们享有权威）。
但我们不能走得过快。
因为我们也注意到另外的事实：早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之前，就存在其他的阶级社会，但它们都不具备关于证明的科学的观念，并且事实上，它们也没有关于哲学的观念。比如公元前5世纪之前的希腊本身、中东地区的那些伟大的王国、埃及等等。似乎要存在哲学，我们前面提及的两个条件就是必需的：它们一个是必要条件（多个阶级的存在），一个是充分条件（一门科学的存在）。
可能有人会反驳我们说，如果在柏拉图之前就有人自称是“哲学家”呢？比如七贤，比如“伊奥尼亚派哲学家”，等等。我们将在稍后回答这种反驳。
现在让我们回到此前定义过的两个条件，并继续我们的观察。
由柏拉图创立的这门史无前例的学科，即哲学，并没有随着柏拉图之死而终止。它作为一门学科在他死后幸存了下来，并且总是能找到从事它的人，仿佛哲学的存在有一种必然性：它不仅存在，还以某种独一无二的方式永远存在着，仿佛它就在自己的改变中重复着某种本质的东西。
然而，为什么它会继续存在呢？为什么它又会在永远存在的同时有所改变呢？
我们观察到，这种继续存在和这种发展都发生在我们所说的“西方世界”（直到资本主义时代，它都与世界的其他部分相对隔绝）：在这个西方世界，阶级与国家一直持续存在着，科学经历了重大的发展，而阶级斗争也同样经历了重大的改变。
那么哲学呢，它身上发生了什么？
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吧。
三、政治——科学的汇合与哲学
我们观察到，哲学本身也经历了一些重大的改变。亚里士多德不同于柏拉图，斯多葛主义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笛卡尔不同于圣托马斯，康德不同于笛卡尔，如此等等。发生这些改变难道就没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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