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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比岱
《生产关系的再生产》[1]一书终于和读者见面了。阿尔都塞曾从这份手稿中抽出著名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发表在1970年的《思想》杂志上。[2]
在这部著作中，阿尔都塞条分缕析地阐述了他的唯物史观，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种种条件，以及为了终止那种再生产而要进行的革命斗争。把关于意识形态及其“机器”的那些命题重新放回这一方案的整体和作者的政治思想背景之中，我们才能看出它们的目的以及它们的前提。
这部作品似乎属于另一个时代。在某种程度上，它确实见证了从那以后就不再可能有的一些观点。然而，时隔25年，它依然保持着独特的理论激发力。它还使我们面对一个在当前比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觉得过时的问题：在一个声称以自由和平等为理想的社会，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是通过什么样的条件而不断地重新进行着自我再生产的？
这份手稿首先是一份战斗性的教学文本，它同时也是阿尔都塞思想最理想的入门书。但它一步步向我们展示了阿尔都塞独创性概念的加工过程。因此，它要求一种多层次的阅读：既把它作为包含着一个时代见证的政治文本来阅读，又作为以阿尔都塞式范畴来表达的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来阅读，还把它作为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的“唤问”功能的（新）理论来阅读。
政治文本，理论文本
这个文本充斥着1968年五月运动的气息，那是大学生的五月，也是工人的五月，是法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罢工罢课运动的五月。共产主义记忆就这样似乎被提上议事日程的激进变革的前景唤醒了。阿尔都塞充满激情地度过了那段日子，并把它们铭刻进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漫长岁月中。当时他心中想到的是“一个工人运动的阶级斗争在全球各个角落兴起的世纪”（是那些“成千上万的无名工人战士”等等，见第168页[3]）。在无可怀疑的未来，“我们将进入一个社会主义在整个大地上取得胜利的世纪（……）革命已然提上议事日程。一百年之后，甚至或许五十年之后，世界的面貌将为之一变：革命将在全球占上风”（第39页）。阿尔都塞想到了“许多正在或将要投身”到这场政治斗争中去的“青年战士”（第166页），他正是间接地在对他们说话。
那些对阿尔都塞的了解仅限于其哲学著作的读者，肯定会感到大吃一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进行政治的和工会的斗争的构想，由“无产阶级及其盟友”掌握政权的模式，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模式，这一切最主要的参照是列宁主义，“莫里斯·多列士的列宁主义”（第166页）。这一点可以从他所沿用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词汇和第三国际的词汇看出来：“通过工会组织起来的”“群众”“必须”在“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的“领导下走向真正的革命目标”（第168页）。阿尔都塞明确地将自己定位在被他指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谱系中。“在这里，我们将小心翼翼地踏进一个领域，事实上，在我们之前，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早就进入这个领域了，只是他们没有以理论的形式，把在他们的经验和做法中所隐含的决定性进步系统化。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经验和做法首先还停留在政治实践的领域”（第110页）。“斯大林忽略了这些问题”（第127页）。这简直令人无法相信。斯大林的名字在后来发表在《思想》上的那篇文章中消失了。无论如何，这种在截然不同的地点和截然不同的时刻对列宁主义的想象性重复，包含着某种超现实主义的东西。特别是在那个时刻，阿尔都塞所依靠的党明显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战略，这个战略的思想基础是：通过对重要生产资料的公有化这一渐进、合法的过程而走向社会主义。
然而，这种宣布忠诚或显示忠贞的做法以及不现实的态度所带来的有点慷慨激昂的政治夸张，并不能阻挡这部著作中的前进步伐，也不该妨碍我们注意到，这部著作包含着一项具有巨大重要性的理论研究。这也不是说，在对历史的这种独特看法和他为了理解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存在而提出的概念体系之间不存在密切的关系。而是说，尽管他的参照所依据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第35页）、“我们的哲学”（第37页），我们还是很快就会明白，就算这里涉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阿尔都塞的思想也丝毫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今天，我们理应重新把它看作是知识激发的独立策源地。
每当阿尔都塞着重指出传统理论的单纯“描述性的”特征时，理论干预的重要性就向我们显示出来。那些理论涉及的主题有：下层建筑/上层建筑（第91页）的地形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适应性（第55页，第197页），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第107页），法的“理论”（第199页），意识形态“理论”（第204页）。对于所有这些主题，即对于全部马克思主义学说，他提出要以“理论本身”（第107页，第199页）去超越那种“描述性”的形式（第83页），那种在本质上“不稳定的”形式。在谦虚的外表下————仅仅提供关于“有限的几点”的“一些还不为人知的具体细节”（第42页）————，最终是要在还仅仅是一种描述的地方，生产出一套名副其实的理论。
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的重读
第一章引入了阿尔都塞的一个论点，即哲学在形式上以社会冲突和科学工作为前提，哲学史是由许多形势所构成的序列，当“政治——经济事件和决定性的科学事件”（第49页）[4]汇合时，新东西就在那些形势中出现。阿尔都塞将马克思的贡献定位为“科学的”贡献：他发现了“历史大陆”（第53页），即制定了一套能为各门社会科学奠定坚实基础的理论。
接下来的各章，即使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一些“经典论点”（第54页）的回顾，也仍然为我们提供了对一些重要范畴的清晰表达。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阿尔都塞式的解释中，这些范畴占据着支配地位：任何“社会形态”都产生于某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它构成了下层建筑）中，正是生产关系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阿尔都塞在附录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观点）[5]；而在这个模型的整体中，是下层建筑而不是上层建筑（“法、国家、意识形态”）“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第56页）。
这份手稿的独特贡献当然是从第五章到第十二章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的发挥。
这部著作的出版，将给我们一个重新阅读它们，从而也许是重新思考它们的机会。事实上，把《思想》上发表的那篇《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所选的片段重新纳入这个论述的整体中，就会看到，在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及其机器）的论点与他对现代历史进程的看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事情本身非常顺理成章。关于结构的再生产理论，必然是关于结构改变的理论：其目的是揭露不变的条件————最后终结那种不变性的变化也在这种不变的条件中产生。阿尔都塞关于过程中的变化（比如向社会主义过渡过程中的变化）的思想，影响了他关于资本主义再生产条件的观念，也影响了关于结构的不变性的思想。说到底，它无非是一种理论，只不过有两个入口：再生产和革命。那些未发表的部分在这里所照亮的东西正是由此而来的。
在我看来，我们应当明白，这个理论配置的枢纽是法权[6]（这是第五章和第十一章的主题）及其在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可能消亡（它与商品关系的消亡相关）的问题。我想指出，阿尔都塞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在今天丝毫没有丧失其现实性，而且也没有在他提出问题的水平上得到切题的回答。
法权及其被宣告的消亡
关于法权的思想，虽然先于关于国家的思想被介绍，但它的基础却是把国家当作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的国家理论。阿尔都塞反复说，国家机器很难“被阶级斗争所穿透”，它是彻头彻尾的统治机器。资本主义和它之前的各种生产方式一样，这里的权力也由统治阶级来行使。诚然，被统治阶级的斗争会对社会产生影响，但只有统治阶级才行使“权力”。事实上，权力应被理解为是统治阶级相对于被统治阶级的力量的“剩余”，不久之后，阿尔都塞就是这么说的：“阶级统治被认可是在国家中并通过国家而实现的，因为只有统治阶级的力量才能进入那里并在那里得到承认，不仅如此，统治阶级的力量还是国家唯一的‘发动机’，是在国家中唯一能被转化为权力、权利、法律和准则的能量”（见《局限中的马克思》，1978年，收入《哲学与政治文集》，Stock/IMEC出版社，1994年，第一卷，第468页）。法权远没有给统治带来矛盾，它本身只不过是统治的一个环节。这就是那个极端的论点：暴力通过国家这架机器转化为权力，于是产生了法权。这个论点支配着意识形态机器的难题性。
第五章即《法》那一章（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这一章的内容完全没有被采用）明确给出了两种陈述。第一种是相当经典的陈述，但阿尔都塞使它显得异常明晰。这种陈述认为，法[7]的内容（它是不在场的）是生产关系。法虽然只有以阶级关系为根据才存在，但却只考虑个人（第95页）。所以，生产关系不是法律关系，它不是由“所有制”的形式来定义的。而革命也不是改变法律关系，不是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革命包括自由联合的人对生产资料在实际上的共同“占有”。但这使得阿尔都塞提出一种更成问题的陈述，根据这种陈述，上述那种革命作为一个单一的过程，同时意味着法权的消亡和商品类型的交换的消亡。“法权的消亡只能意味着商品类型的交换的消亡，作为商品的财产的交换的消亡（……），意味着非商品的交换代替商品的交换。”（第98页）
在这一点上，阿尔都塞以其全部的一致性自觉地接受并表达了共产党的理论传统，这种传统也先后是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传统。当然，他拒绝那种认为计划化可以为市场秩序提供替代办法的想法。相反，他力图详细说明第三种方案，它的力量来自外部，特别以“群众干预”的形式出现，对于这种方案来说，计划化只不过是“辅助手段”（第99页注释）。他把“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8]解释成“政治干预加生产力的计划化”（同上）。在我看来，他似乎没有想到，计划好的秩序由于为从中央开始的特殊占有行为大开了方便之门，就不能化约为“生产力”的规定性（即工具合理性的规定性），相反，它正如商业的秩序一样，在自身中形成了某种“生产关系”即潜在的阶级关系的结构。
在法权问题和市场问题之间的关系上，我们再次发现了马克思的某些暧昧之处。阿尔都塞写道（这段话虽然确实存在，但却被删掉了，因而更加证明了其决心的犹豫不定，见第96页）：我们无法谈论社会主义法权，“继续存在的法权……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因为只有作为商品的即资产阶级的法权它才是法权。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废除一切法权。马克思曾……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在这里，阿尔都塞似乎甚至比马克思走得更远。实际上，他从法权是阶级关系的实施的角度，将其阐述为是纯粹的统治条件。同样，资产阶级民主在他看来也只不过是“议会制或总统制民主机器形式下的资产阶级专政”（第139页），所以“就本质而言，阶级斗争还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合法形式之外展开”（第139页）。
意识形态机器与国家机器[9]
这部著作的一个核心论点是，不能满足于关于下层建筑和上层建筑的那种隐喻的论述方法，因为这个隐喻会使人误入歧途。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个隐喻暗示着经济基础决定其余的一切。但在阿尔都塞看来，归根到底是社会生产关系标示着生产方式的特征，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通过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共同来保障的。
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这个论点的有力之处，首先在于它来自对社会的这样一种解释：社会中渗透着、充斥着阶级关系，社会服从于阶级权力。而阶级权力的行使是通过各种机构得以实现的，不仅仅是通过国家机构（它们形成公共领域，与私人相聚的私人领域相对），还同样通过私人机构，比如教会、党派、工会、家庭、私人学校和各种文化团体等等。1970年的那篇文章贡献很大，它非常出色地（同时也是瞬息即逝地）抓住了如下事实：那些重大社会机构只是阶级统治关系的接受方[10]。
我们知道，阿尔都塞在这方面的灵感部分来自葛兰西，后者用“市民社会”（它与“政治社会”相对，也就是说与严格意义上的国家机关相对）这个名称来指那些（私人的和公共的）机构的整体，领导阶级的“领导权”（该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优势地位）就是通过那些机构得以实现的。但是葛兰西给意识形态这个概念赋予了世界观、知识、文化和伦理上的宽泛意义，他认为市民社会也是正在上升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展开进步斗争的领地，因此革命过程本身就类似于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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