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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后期由于政治腐败给广大人民造成的苦难，使阶级矛盾尖锐化，自汉安帝（107年至125年）时起，以农民为主体的全国各族人民，就开始同东汉王朝的统治阶级进行英勇无畏的反抗斗争。随着东汉王朝统治的日趋黑暗，这种反抗斗争愈来愈激烈，到汉灵帝时（168年至188年）终于爆发了“八州并发、烟炎绛天”的全国性的、空前统一的大起义————黄巾起义。黄巾起义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它给东汉王朝以致命打击，加速了这个腐朽王朝的灭亡，促成割据形势的再现。到公元220年再也无法苟延残喘的东汉朝廷被曹魏政权取代。东汉王朝的灭亡，标志着自秦以来的封建王朝统一局面结束，代之而起的是几个政权并存的割据形势的再现。中国历史的步伐又迈进了另一个阶段。
第一节 “小民从来不可轻”
广大劳动人民从来是不甘心被奴役的，面对着东汉王朝的腐败统治，一部分被逼得走投无路的群众，早在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前就起来勇敢地同统治者作斗争了。正如当时的一首民谣唱出的：
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
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320]
统治者的屠刀是杀不完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的！人民就是以这种豪迈的精神，投入对东汉统治者的斗争。
一 桓帝以前的农民起义
东汉末年的政治统治，以桓帝为分界线，宦官肆虐是从桓帝统治时期开始的。与这一形势相适应，人民的反抗斗争也以桓帝为分界。在桓帝以前东汉农民起义的特点是：自汉安帝以来各地农民起义浪潮时高时低，不绝如缕。
第一次起义高潮 东汉安帝时期，出现了第一次农民起义高潮：永初二年（108年）就有被称为“剧贼”的毕豪，率兵战于平原界，打败平原县兵，捉县令刘雄。但这仅是一次小规模起义，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官兵镇压下去，更大规模的起义还在后面。
接踵而来的是张伯路领导的起义在山东爆发。安帝永初三年（109年），被统治阶级称为“海贼”的张伯路自称将军，率众三千余人，转战于山东沿海九郡之地，杀二千石、令、长，声威大振。这次起义影响较毕豪领导的起义大得多。东汉政府派侍御史庞雄督兵镇压，永初四年（110年）渤海、平原诸地义军刘文河、周文光等部与张伯路部会合，攻厌次，直入高唐（山东禹城西南），杀长吏，烧官府，声势更大。由于东汉政府派来的御史中丞王宗调数万郡兵镇压，张伯路战斗失利，率义军退守辽东海岛。永初五年（111年）张伯路率兵击东莱，不幸失败，为辽东人李久杀害，起义陷于失败。
第二次起义高潮 张伯路领导的农民起义是东汉建立后第一次声势较大的起义。这次起义前后坚持三年之久，转战数郡，打乱了东汉封建政府的统治秩序。“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从此，东汉政权再无平静之日了。自张伯路起义开始，至冲帝永嘉（145年）年间，在三十余年中，全国各地发生的起义达十七八次之多[321]，形成了冲击封建政权的强劲浪潮。这次起义浪潮的各次行动，虽皆为彼此分散、无联系的孤立进行的，但其中以发生在徐州、扬州和江淮地区的最为集中，有成为起义中心的倾向。如这一地区在顺帝阳嘉元年（132年）二月，就有曾旌率众起义。他们攻入会稽，杀句章（浙江余姚东南）、鄞（浙江奉化东）（浙江镇海南）三县县长，进击东部都尉。与此同时，扬州六郡有章河起义；稍后，九江有蔡伯流起义；到永和四年（139年）徐、扬地区农民起义“磐牙连岁”（《后汉书·张法滕冯度杨列传》）纷纷揭竿而起：范容、周生部聚屯于历阳，徐风起于当涂马丘聚，马勉也扎营于当涂山中（在安徽怀远东南），此时，农民革命军已发展到建立政权的程度：徐风称“无上将军”，马勉称“黄帝”，建年号，置百官，公然与东汉政权对峙。这次起义虽在永嘉元年（145年）被镇压而失败，但在此期间，荆州、泰山、广陵、南郡、丹阳等地义军迭起，从而构成了东汉农民起义的第二次浪潮。
二 桓帝以后的农民起义
从桓帝建和元年（147年），到灵帝光和三年（180年）黄巾起义前，全国各地先后爆发的起义有十五六起。[322]这时期起义的特点是：（一）有更多的义军首领自称“皇帝”；（二）战争进行得更加残酷。其中重要的起义有：
以泰山为中心的几次起义 桓帝时期，泰山地区形成了农民起义的另一个中心，这里连续爆发了多次起义：永兴二年（154年），公孙举、东郭窦在泰山琅邪一带率三万人起义。他们“杀长吏”、“破坏郡县”，活动于青、徐、兖一带，给封建政权以沉重打击，致使东汉皇帝下诏“太山、琅邪遇贼者，勿收租、赋，复更、筭三年”（《后汉书·桓帝纪》），又增加地方常备兵，用软硬兼施的两手仍不能将起义烈火扑灭，“连年不克”（《后汉书·皇甫张段列传》）。到永寿二年（156年）段颎被任命为中郎将，用极残酷的手段，才将起义镇压下去。起义军领袖公孙举、东郭窦和将士万余人被血腥屠杀。
公孙举、东郭窦领导的起义虽遭镇压而失败。但泰山地区的起义烈火并未熄灭，桓帝延熹三年（160年）九月，劳丙又在泰山琅邪一带举起义旗。十一月，泰山的另一支义军在叔孙无忌的率领下杀都尉侯章，与劳丙部会合，两支义军合在一起实力倍增，纵横驰骋于泰山及其附近地区“州郡不能讨”（《后汉书·第五钟离宋寒列传》）。直至桓帝延熹三年（160年）十二月，起义才被镇压下去。泰山地区的农民起义风潮前后持续达七年之久。
荆州地区的起义浪潮 桓帝时，南方的荆州地区又成为另一个起义中心。这里爆发的起义有两个特点：（一）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共同联合；（二）被征发的戍卒与用来镇压起义的人也参加了起义，从而使起义军拥有更广泛的民众基础。
桓帝永寿三年（157年）长沙的蛮族起义，占据益阳。与此同时，桂阳的蛮族与以朱达为首的汉族人民联合起义，进攻九真郡。延熹五年（162年）四月，长沙和零陵郡的农民七八千人，进攻桂阳、苍梧，“交阯刺史及苍梧太守望风逃奔，二郡皆没”（《后汉书·张法滕冯度杨列传》）。东汉王朝派御史中丞盛修率兵镇压，结果，不仅没有将起义镇压下去，被募的农民反而举行了起义“豫章艾县六百余人，应募而不得赏直，怨恚，遂反”（同上）。这六百人烧长沙郡县，进攻益阳和临湘，杀县令，发展至万人。从永寿三年（157年）起，武陵蛮不断起义，平而复叛，与汉族人民的起义彼此呼应。到延熹八年（165年）荆州士兵，因“征戍役久，财赏不赡，忿恚”（《后汉书·张法滕冯度杨列传》）在朱盖等率领下举义。这支由士兵组成的起义队伍，很快与桂阳的农民起义军胡兰等三千余人会合，攻桂阳，吓得地方官吏弃城而走，这支队伍发展至数万人。荆州地区的各民族起义，一直延续到黄巾起义以后，到灵帝中平三年（186年）还有武陵蛮的起义在这里爆发，形成了东汉末年农民起义的一个重要中心。
其他地区的重要起义 除上述两个地区外，在全国各地均有大大小小的起义爆发。其中有许多自称“帝”的，显示了起义军的组织有了进一步发展，如桓帝建和元年（147年）陈留（治所在今河南开封东南陈留城）人李坚起义，“自称皇帝”（《后汉书·桓帝纪》），建和二年（148年）十月，长平（今河南西华东北）人陈景自称“黄帝子”，并设置官属。同年，南顿（治所在今河南项城西）人管伯也自称“真人”，准备起义。桓帝和平元年（150年）二月，关中的扶风人裴优起义“自称皇帝”（《后汉书·桓帝纪》）。桓帝永兴二年（154年）九月，蜀郡李伯也趁各地农民起义之机，自称为“太初皇帝”（《后汉书·桓帝纪》）。桓帝延熹八年（165年）十月，渤海盖登起义，自称“太上皇帝”，并制有玉印、珪、璧、铁券，置官署。延熹九年（166年），沛国戴异与广陵（治所在今扬州市）人龙尚，称“太上皇”。灵帝建宁元年（168年）九江山民起义，“连月不解”（《后汉书·酷吏列传》）。熹平元年（172年）会稽人许昭起义，立其父为越王，自称大将军，攻城破邑，队伍迅速发展至数万人。还有为数众多的起义，在各地爆发，不一一遍举。
上述这些起义遍布全国，自桓帝初年至灵帝熹平元年（172年）延绵不断，形成了东汉末年农民起义的另一次高潮。灵帝熹平元年以后，至黄巾起义前的十余年，各地农民起义虽出现了短暂的沉寂局面，但并未完全停止，如灵帝熹平四年（175年），五官郎中冯光、沛县上计掾陈晃说：“历元不正，故妖民叛寇益州，盗贼相续为害。”（《后汉书·律历志》）。熹平六年（177年）又有人上书：“自春以来，三十余发，方今郡县盗贼劫摽人财，攻犯官民，日月有之。”（蔡邕《难夏育请伐鲜卑议》，见《全后汉文》卷73）灵帝光和三年（180年）“是时苍梧、桂阳猾贼相聚，攻郡县，贼众多……”（《后汉书·张法滕冯度杨列传》）。文中所谓的“盗”“贼”“妖民”等无非都是被封建政府逼得走投无路起来反抗的农民和其他下层人民。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熹平元年之后的农民起义火种并未全熄，且时时迸发出令统治者胆战心惊的烈焰。
农民起义面临的严酷形势 不过，自汉灵帝熹平元年以后的农民起义，确不如在此之前的声势浩大。这并不是偶然的。原因之一就是农民起义军遇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凶狠得多的敌人。
东汉末年农民起义面临的不仅有东汉王朝中央政权的武装镇压，而且还面临着地方政权和私人武装的攻击。所以战争进行得十分残酷。如会稽许昭率众起义后，遭到扬州刺史臧洪的长期围剿，“连战三年”，终于在寡不敌众，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失败。最后，许昭父子被俘，起义军被“斩首数千级”（《后汉书·虞傅盖臧列传》）。如吴郡孙坚，在许昌起义之后，也召集地方武装“得千余人”，配合州，郡兵，终将许昌等镇压下去。失败后的起义农民被斩首动辄“数千级”。大批的人就被反动统治者屠杀了。在这种严酷的镇压面前，农民起义自熹平元年后进入低潮。
但是，这时的低潮正是高潮的前夜，在沉寂中，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正在酝酿，准备。十多年后，一场空前壮阔的大起义，终于爆发了。
第二节 “遐迩动摇，八州并起”的黄巾大起义
一 黄巾起义的长期准备
公元184年爆发了彻底动摇东汉统治政权基础的黄巾大起义，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有组织的伟大行动。早在起义前，准备活动已在进行……
《太平经》的出现 黄巾起义的准备是和《太平经》、道教有密切关系的。
早在东汉顺帝时，有琅邪人宫崇向皇帝献其师干吉所藏的“神书”一百七十卷：《太平清领书》，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太平经》的道教最早的经典。这部书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部，每部十七卷。其内容“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后汉书·郎襄楷列传》）。是一部宣扬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之类的迷信书。但是，宫崇将此书送上之后，却被朝廷认为是“妖妄不经”而被“收藏”（同上）起来。后来，在桓帝时，又有襄楷两次献此书。同样被朝廷以“不合明听”（同上）而拒绝承认其存在价值。
一部宣扬迷信的书，何以被人如此重视，以至有的人向朝廷一献再献，而皇帝又一再将其否决呢？
这是由于《太平清领书》中所包含的思想极为复杂。在这一百余卷的巨著中，既有辟谷食气，符诀神咒，鬼魂邪怪，求神成仙之类的迷信思想；也有一些改造社会的主张和太平社会的美好理想。如其中有“教其无刑而自治者，即其上也；其出教令，其惧之、小畏之者，即其中也；教其小刑治之者，即其大中下也；多教功伪，以虚为实，失其法，浮华投书，治事暴用刑罚，多邪文，无真道可守者，即是其下霸道之效也”（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第140页）。从这段话中显然可以引申出反对统治者严刑酷法的思想。在《太平清领书》中，还有很多主张财富平均的言论，其作者提出：“此财物乃天、地、中和之财”、“以共养人也”（《太平经合校》第247页、248页）。即财富应为天下人所共享用，这就为反对少数人独占财富提供了理论根据。所以，书中有大量的内容攻击统治者的贪婪和不劳而食，如说“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是人生六大罪之一，那是“与天为怨，与地为咎，与人为大仇”（《太平经合校》第246至247页）。又说“人人自有筋力，可以自衣食者，而不肯力为之，反使饥寒，负其先人之体”（同上）也是六大罪状之一。《太平清领书》中还有“人无贵贱，皆天所生”这一类的言论。这种言论，自然十分方便地引申出人人平等的主张。总之，由于这部书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又非一时完成。所以，思想内容相当庞杂：其中既有迷信、落后的方面，也有主张平均，反对剥削、压迫的积极方面。不过，《太平清领书》最初是在社会下层流传的，因此，它的内容更加接近农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的要求和愿望。正因为如此，东汉末年的人民群众和封建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它，只是前者希望它得到统治者的承认，后者则力图将它的影响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而已。[323]
道教的传播《太平清领书》虽被汉代统治阶级斥为“妖妄不经”而予以否定，但以它为经典的道教则在东汉时代广为传播。关于道教的形成和演变，将在本书第二十章中叙述。这里仅说明与东汉末年农民起义有密切关系的两支道教组织“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活动情况：
信奉《太平经》的，主要是太平道，其创始人是巨鹿人张角。关于张角的身世，史籍上留下的记载很少。只知他是在宫崇献《太平清领书》被拒绝后得到此书的。他在广大的东方地区传道“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子弟，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后汉书·皇甫嵩朱儁列传》）。他利用原始巫术的方法治病以传道，从科学的观点来看，这种用“符水咒说”治病的方法显然是不会有任何效果的，但又何以“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呢？其原因有二：一是同其他宗教迷信一样，太平道有一套迷惑人的说法：“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三国志·魏书·张鲁传》引《典略》）原来是病自然而愈之就是“信道”，不愈者就是“不信道”。这当然无不灵验了。不过，这种说法并非太平道独有，一切宗教迷信的学说大都是如此。显然，东汉末年太平道得以广泛传播“百姓信向之”是另有原因的，那就是东汉末年统治阶级：皇室、贵族、外戚、宦官和一切贪官污吏、地主豪强给人民群众造成的苦难。在那暗无天日的社会里，人民备受压迫、剥削，生活在朝不保夕的危难之中，生不得温饱，病无力医治，在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情况下，只好求助于这种原始的巫术，为自己精神上找到“廉价的慰藉”。而太平道所宣传的平均思想，又恰投其所需，因而太平道在东汉末年得到广泛传播，《太平经》的内容也因辗转宣扬，而愈来愈多了。《太平经》中的一些积极的因素，在太平道传播的过程中，逐渐深入人心。从而为东汉末年的农民大起义做了充分的思想、理论的准备。
当东方地区太平道广泛传播之时，在巴蜀地区流行的“五斗米道”也成为一支力量颇强的宗教组织。“五斗米道”的创始人张陵，学道于鹤鸣山（亦作鹤鹄山，在今四川仁寿）。后吸收了西南地区某些原始宗教而创“五斗米道”。其传道特点是：凡入道者，皆“出五斗米”（常璩《华阳国志·汉中志》），故有是称。“五斗米道”活动的地区主要在雍、益二州，根据地在汉中。其教义中的平均思想虽不如太平道明显，但也与其接近。所以，在东汉末年“五斗米道”也很流行。
道教的传播，特别是其教义中朴素的平等观念，平均思想，深受农民和其他下层人民群众的拥护，成了农民和广大劳动人民同封建统治者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早在黄巾大起义之前，汉冲帝时，历阳华孟起义，自称黑帝。建和二年（148年），长平人陈景，自号黄帝子，南顿人管伯，自称真人。他们都是利用道教组织武装起义的。不过，这些起义因组织得不够严密，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
“八州之人莫不毕应”《太平经》和道教的长期流传，终于成为一支反对封建政权的潜在力量，其中张角的一支迅速地发展到足以同东汉王朝公开决战的程度。
张角既以治病手段传布太平道，则这种半公开的活动在群众中得到很大的反响，贫苦农民“流移奔赴”，纷纷“繦负归之”（《后汉书·杨震列传》）。到灵帝熹平年间，太平道的发展已引起统治阶级极大的恐慌，熹平六年（177年）太尉杨赐曾为此事专门给灵帝上书。据《后汉书·杨震列传》记载：
（杨）赐时在司徒，召掾刘陶告曰：“张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讨，恐更骚扰，速成其患。且欲切敕刺史、二千石，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何如？”陶对曰：“此孙子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庙胜之术也。”赐遂上书言之。
从杨赐的话中可以看出：当时太平道的发展，已经使统治阶级不敢贸然捕讨。只好采取分化的办法“以孤弱其党”，然后再对太平道的首领下毒手。不过，杨赐的毒计并未能实现。因为当时宦官专权，“党锢之祸”仍在继续，统治阶级内部正忙于争权夺利，没有多少人顾及到正在迅速发展的太平道。
就趁这样的大好时机，张角进行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准备活动。早在此之前，他就派弟子八人，分赴各地以传道为名组织群众，积极进行起义的准备，“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后汉书·皇甫嵩朱儁列传》）。在上述八州中已有数十万徒众。张角又将这数十万人按地区分编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首领，犹将军。这样，太平道就成为一支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同时，太平道还宣传：“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并“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同上）。
张角等提出的口号，是以道教的语言说出了农民阶级推翻封建政权的决心和斗争目标：所谓“苍天”，就是东汉统治；“黄天”就是农民阶级和其他下层群众。“黄天”要在“甲子”这年取“苍天”而代之，推翻东汉封建政权，天下才能从此太平。人民群众利用宗教的语言，喊出了自己的革命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一革命口号的提出并深入人心，并非朝夕之功。出土于安徽亳县曹操宗族墓中的灵帝建宁三年（170年）刻字砖中，就有如下刻辞：
人谓壁作乐，作壁正独苦，却来却行壁，反是怒皇天。（《亳县曹操宗族墓葬》第30号墓砖刻辞，见《文物》1978年第8期）
王复汝使（或作我）作此大壁，径冤，（或作我）人不知也。但抟汝属，仓天乃死。（《亳县曹操宗族墓葬》第32号墓砖刻辞，见《文物》1978年第8期）
刻辞中对统治阶级大兴土木（“作壁”）提出抗议，并出现了“苍天乃死”的言辞。它表明，早在黄巾起义爆发的十多年前，起义的口号就逐渐深入人心了。
“甲子”年就是公元184年，太平道决定在这一年举行全面起义。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顺利地迅速进行着。广大贫苦农民暗下决心准备与压在他们头上的统治者决一死战。但是腐朽的东汉统治者还蒙在鼓里，虽然在灵帝光和六年（183年）有一些官吏已报告“张角支党不可胜计”（《后汉书·杜栾刘李刘谢列传》），但更多的地方官吏出于“忌讳”而不肯如实向皇帝报告“莫肯公文”，那个昏庸的灵帝更是“殊不悟”（同上）。于是，起义准备顺利地进行，张角亲自到首都洛阳察看形势后，调大方马元义率荆、扬一带数万人，定期集中于邺（今河南安阳），接着又同京师太平道约定：于甲子年三月五日，在首都和全国同时起义。这一场有组织、有准备的大起义，基本布置就绪。满腔仇恨的广大农民同恶贯满盈的反动统治者的一场生死决战就要爆发。
二 “八州并发，烟炎绛天”————黄巾起义的爆发
一场经过精心准备的、震撼全国的大起义，终于爆发了。
叛徒告密提前行动 起义的时间决定后，张角又派人在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用白土书上“甲子”二字。八郡的决心起义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都在等待着甲子年（184年）三月五日的到来。可是，在这紧要关头，起义队伍中出现了叛徒，当预定起义的前一个月，张角的弟子唐周向东汉政府告密，将起义计划全部泄露。东汉政府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捕获起义军重要首领马元义，并在洛阳处以酷刑————车裂。京师中信奉太平道的“宫省直卫”和百姓一千多人，也遭到杀害。在全国范围内逮捕太平道首领的镇压行动就要展开，形势对起义者来说已刻不容缓，原来拟定的计划全部被打乱。
面对着突变的形势，张角当机立断，毅然决定立即起义。“晨夜驰敕诸方”（《后汉书·皇甫嵩朱儁列传》），下达提前起义的命令。虽然是仓猝之间开始的行动，但由于早有十余年的长期准备，所以“旬日之间，天下响应”（同上）。数十万农民同时拿起了武器，他们头裹黄巾，以为标志，因而有“黄巾”军之称。张角自称“天公将军”，角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弟张梁称“人公将军”，兄弟三人为最高统帅，全国各地有太平道活动的州郡“同时俱发”（《后汉书·五行志》）：张角兄弟所率的主力，活动于河北广阳（河北良乡）、广宗（河北宗城）、巨鹿等地；东汉王朝的统治中心地区：河南颍川、南阳、汝南和陈国一带，波才、张曼成和彭脱率众起义，在东郡各地，则有卜己、张伯和梁仲宁所领导的起义。一时之间形成“遐迩摇荡，八州并发，烟炎绛天”（《后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的巨大声势。
在太平道起义的影响下，五斗米道系统的巴郡张修也在汉中一带举行起义。另有北宫伯玉、李文侯等也在抱罕、河关一带起义。边章、韩遂等为义军拥戴，杀金城太守，与东汉政府军对抗。东汉王朝统治的地区几乎全部都处于动摇状态。
义军所至，封建政权土崩瓦解 黄巾起义后，义军主力集中在冀州、颍川、南阳三个地区。义旗所指，封建政权顿时土崩瓦解，官吏抱头鼠窜“长吏多逃亡”（《后汉书·皇甫嵩朱儁列传》），义军所到之处烧官府、杀地主“劫略聚邑，州郡失据”（同上）。黄巾军的英勇作战，在短时间内取得辉煌战绩：三月间，张曼成所率的南阳黄巾军，一举攻克郡城，杀死郡守褚贡；河北义军活捉了安平王刘续、甘陵王刘忠；汝南黄巾在召陵（今河南偃城东）大败太守赵谦，广阳黄巾军斩杀幽州刺史郭勋和太守刘卫。黄巾军的这一系列胜利，显示出起义人民勇敢战斗的精神，和起义军首领的组织、指挥才能。
黄巾军仓猝起义后就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使东汉统治者惊慌失措。东汉政府首先急令各州郡“修理攻守，简练器械”（同上），挡住逐渐向首都洛阳逼近的黄巾军。接着就命令何进为大将军，率左右羽林五营士驻守都亭，守卫京都洛阳。又派人率兵防守洛阳周围的函谷、大谷、广城、伊阙、辕、旋门、孟津、小平津等八个要塞。作了这些应急措施后，灵帝召开群臣会议，作进一步策划。而各地豪族地主武装也在挖长壕、修坞堡，组织力量与黄巾军对抗。
解除“党锢”向义军反扑 面对着强大的黄巾军武装，东汉统治阶级内部三个派别：外戚、宦官和官僚集团，在覆亡的威胁下，感到有必要联合起来，一致对付黄巾起义。于是，他们之间的矛盾立即缓和下来。
在灵帝的御前会上，北地太守皇甫嵩提出解除“党禁”调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以应付危局，这一建议立即得到批准。灵帝中平元年（184年）三月下诏“赦天下党人”。同时，还紧急征募将士“诏公卿出马、弩，举例将子孙及吏民有明战阵之略者，诣公车”（《后汉书·灵帝纪》），任命皇甫嵩、朱儁为左、右中郎将，率主力镇压对洛阳威胁最大的颍川黄巾军，命卢植为北中郎将，向张角所率领的河北黄巾军进攻。整个地主统治阶级都已动员起来，开始向黄巾军疯狂反扑。
在洛阳附近的战斗，颍川黄巾军开始取得很大胜利。朱儁、皇甫嵩的反扑，被波才指挥的义军打得大败，退守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但不久形势就急转直下：皇甫嵩利用黄巾军轻敌思想，施行纵火突击，东汉王朝的骑都尉曹操也率兵赶至。经过激战，义军大败，数万黄巾军壮烈牺牲。颍川黄巾军的失败，解除了对东汉首都的直接威胁，东汉政府又调皇甫嵩率军北上，向冀州主力军进攻，朱儁则转向南阳，围剿南阳黄巾军。
南阳黄巾军在张曼成的指挥下，开始也取得了胜利，将南阳太守秦颉围困于宛城，相持一百余日。秦颉虽疯狂反扑，义军领袖张曼成不幸战死，但黄巾军在新推出的领袖赵弘率领下，经过激战，终于夺取了宛城。义军发展到十余万人。“苍天当死，黄天当立”的口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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