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埃德蒙特·胡塞尔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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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ne Erinnerung an E. Husserl

    1959

    1919年春季，我按照我的老师莫里茨·盖格尔（M. Geiger）和亚历山大·普凡德尔（A. Pfänder）的建议，为在胡塞尔的指导下继续深造而从慕尼黑去了弗莱堡，那时我结识了他的助手马丁·海德格尔。40年后的如今我问自己，在弗莱堡的这三年间我从胡塞尔那里学到了什么，这时的答案无法令我自己满意，更无法令他满意。我还记得，当时有一天他曾失望地找我谈话，因为我在最初的学期所实现的飞速“进步”，现在一下子停滞了。他的质朴心灵猜不出来的这种缺乏继续进步的原因就是，和很多我的同龄人一样，我对年轻的海德格尔感兴趣得多。更年轻、更适应时代的人激励我们面向的种种激动人心的问题在何种程度上越来越引人入胜，胡塞尔的“还原”到纯粹意识的学说就在同样的程度上失去了关注。

    但人们仍对年长者和更有智慧者怀有最大的感激。他是这样一个人，他以现象学分析之精湛、讲课之清醒明晰以及科学训练之人文的严谨，在一切内在外在持存之物崩溃的时代教我们站稳脚跟，他的方法就是强迫我们避免一切大话和俏皮话、用现象学的直观检验每个概念，在回答他的提问时不给大钞而给出可用的“零钱”。令我难忘的是，当人们担心法国军队占领弗莱堡，讲堂变得空空如也的时候，这位最平凡的大学者如何以一种日益增长的冷静沉着继续着他的讲解，似乎理论研究的肃穆庄严不可能被世间的任何东西所打扰。而在1933年政治颠覆之后不久，其接替者[1]任校长职位期间，当我在胡塞尔的寓所中————如今他自己还原到了这里————拜访他的时候，我能够从他身上获得的印象，还是一种不受这侵袭一切的时代之破坏力影响的，向着智慧蓬勃发展的精神自由。

    1936年秋，我离开了欧洲，去日本的一所大学任职。胡塞尔把1935年秋天在布拉格演讲、1936年在贝尔格莱德出版的论文《欧洲科学危机和先验现象学》（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的第一部分送到了我那里去，因为他不再能够出席德国的公开场合及使用德国的刊物。我得到了他一同写来的如下这张明信片：

    布莱斯高地区弗莱堡市洛雷托街40号　1937年2月22日

    亲爱的同仁君，我祝贺您在仙台：在我的老朋友中间安顿下来！[2]您的亲切祝福我答谢迟了，因为在一月初，我曾希望能够将我的《欧洲科学危机和先验现象学》一文的第一部分单行本送给您。您仍然总是不在。但愿您不属于“早年成名者”，不属于已经达到精疲力竭状况的人，以至于仍拥有内心的自由，给您自己的人类学“加上括号”，并且在我的新的、最成熟的表述的基础上理解，为什么我把一切人类学当作是哲学上无知的实证性，为什么我认为只有现象学还原的方法是哲学的方法，是唯一的、普遍的存在认识，更准确地说，是在现实的具体中达到自身思义。也许您会理解到，舍勒、海德格尔————以及所有较早的“学生”都没有理解现象学————作为唯一可能的现象学的先验现象学————的本真和深刻的意义，以及有多少东西依赖这种意义。它当然不易接近，但我认为种种努力都是值得的。也许您成功地理解了，为什么这么多年以来，我不是出于固执，而是随着种种最内在的必然性，走着这条在一个新的提问和决断的维度上将会高举的孤独之路————以及为什么我必须把时兴的生存哲学以及显得那么占据上风的历史相对主义的消沉秘论，评价为变得无力的人类的软弱失败，这些人逃避了整个“新时代”的瓦解曾布置给他们并且仍在布置的重大任务，他们就是我们大家！第一部分仅仅是缓慢地往上引，接下来的部分在第二卷或者第三卷中，才带来了现象学的还原，可惜出于偶然的原因，后面的重头是一些片段。最亲切的问候与祝愿，祝您的哲学天赋有纯粹的、出色的发挥。

    衷心问候同仁和朋友

    您的埃德蒙特·胡塞尔

    这张写得密密麻麻的明信片，其内容显然围绕着其中预告的论文。“科学的危机”并不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蔓延着的对科学怀有敌意的气氛中表现出来。看起来，似乎自然科学因而还有我们“生存”的整个“新时代”都无法说出任何更多的东西了。从这种历史境况中，胡塞尔的大范围尝试，即对科学的“剩余概念”（Restbegriff）进行一种基本的批判，并借此奠定和贯彻一种科学性的哲学的真正方法，得到了解释。“这种危机并没有损害专门科学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然而却彻底动摇了它们的整个真理的意义。这里所涉及的并不是作为欧洲文明中的其他诸种文化形式当中的一种文化形式的特殊的文化形式————‘科学’或‘哲学’的事情，因为……新哲学的最初奠立就是近代欧洲人性的奠立，而且是作为这样的人性，它与此前中世纪的和古代的人性相反，希望通过它的新哲学，并且只通过这种新哲学，得到彻底更新。因此，哲学的危机就意味着作为哲学普遍性的诸环节的一切近代科学的危机，这是一种最初是潜伏的，但后来就越来越显露出来的欧洲人性本身在其文化生活的整个意义方面，在其整个‘实存’方面的危机。”处于胡塞尔思路的核心位置的不是对向来本己的历史生存的操心，而是“世界问题”，是对一种由理性所奠基的世界的追问，“到最后，这个在意识中显露出来的有关理性与一般存在者之间最深刻的本质联系的世界问题，这个一切谜中之谜，一定会变成真正的主题”。[3]因为：“以此才能决定，这个自希腊哲学诞生起欧洲人就固有的目标（Telos），即想成为由哲学理性而造就的人，而且只能作为这样的人而存在……是否只不过是一种纯粹的历史上-事实上的妄想，是否只不过是在许多其他文明和历史性中的一种偶然文明的偶然获得物；或者相反，是否人类本身本质上包含着的隐得来希（Entelechie）最初没有在希腊人那里显露出来。……只有这样才能确定，是否欧洲人自身中有一种绝对的理念，而不是像‘中国’或‘印度’那样是一种纯粹经验的人类学上的类型。另外，只有这样才能确定，是否将所有其他的文明欧洲化的壮举本身表明一种绝对的意义的统治，这种绝对的意义属于世界的意义，而不属于历史上无意义的胡闹。”[4]至此，摆在胡塞尔面前的、他无疑曾借助于某种“按部就班的工作哲学”去实现的目标，就得到了设定。

    凡是从1936年的最后这部著作回顾了1911年胡塞尔在《逻各斯》杂志上的文章《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Philosophie als strenge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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