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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一年壬戌（一九二二）三十三岁
仍在商报馆任事。商报基础渐立，销行日广，余与公展、更生等夙夜孜孜，以充实内容改良纸面为事。余每周撰评论五篇，星期日撰短评一篇，（星期日社论栏载每周大事述评，公展主持之。）自以学识寡陋，深自韬匿，社交宴会，不常出席，即同业之间，亦鲜过从，故沪上报界罕有知商报编辑部系何人主持者。为鲁案直接交涉事，与中华新报反覆辩难者约旬日，彼报主笔张一苇（季鸾）君许为论坛寂寞中突起之异军，转辗询问，始知余及公展之名，某日特往访谈，自此遂订交焉。
三月中易公司结束。中易公司内容早已空虚，不能复支，承祁忧愤得疾以死，协理俞佐庭事先引退，盛同孙君亦束手无计，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告停市，因之牵动，遂停止营业，宣告清算。开股东大会日，李云书君主席，众议纷纭，责难甚烈，几不得下台，幸甬籍同乡多人在席上发言，赞助董事会，始获决议。是日盛君同孙震惧不可名状，余为会场纪录，事先准备尚周，于股东未散会前，即草成决议案，正式誊入纪录簿、由主席请到场股东代表二人洪雁宾、乌崖琴共同签署议遂大定。散会后即日脱离，自谓此后宜不复再入商界也。然余所认购之中易股票二百数十股，则已成为废纸矣。
自去年以来，所谓“信”“交”事业，纷纷兴起，有如疯狂，至本年乃均牵累倒闭。余家向民新银行入股最多，计季房七千五百元，仲房五千元，（现金不敷，有半数以抵押借款充之，）至是民新亦被牵累停业，而余个人所购如神州公司及中国商业公司股票，亦一文不值，综计结果，季房部分损失现金五千元，两家实际亏负达一万七八千金，余个人经济濒于破产，而欠人之款尚在八千金左右，诸弟均幼，宜由余负其责，乃约友好集一钱会（分十会，每年还一会）得五千金，出售仲房在二六市之田产四十亩得二千六百金，始获清偿。初意原期稍获盈利以为诸弟及子女教养婚嫁之资，乃不谙商业，获此结果，然仲房尚余田产百亩，大部分尚幸保全，此心亦无所忧戚。独念先君遗赀，耗损至此，对诸弟殊无以交代耳。
中易公司结束后，改入商务印书馆交通科任事，科长庄百俞、副科长张叔良，余所任者为第二股长，司广告编撰及出版图书提要审查事，月薪百二十元。
民国十二年癸亥（一九二三）三十四岁
仍在商报馆任事。汤节之君以营业折阅经济破产，乃将商报让渡于新公司（以中国通商银行为后盾），李征五先生改任总理，徐朗西任协理（仅拥名义），编辑部中无更动，后以本埠新闻编辑沈仲华辞职，改聘朱宗良继任。自本年起，商报论评改用署名制。盖余等原定不署名者，谓执笔者虽为个人，而文字则代表报馆之意志，故采用各国新制，然于当时中国报界为创见，外间不察，反谓商报无自撰之社评，乃决定更改以从俗焉。余在日报上署名畏垒，自此年始。
五月十九日四儿积哲生。
六月辞商务印书馆交通科事，改就修能学社之聘为国文教员，月薪九十一元（此款充沪寓家用，允默节约支持，略足敷用，而商报所入，则以还债且备特支，因馆薪常欠发也）。修能学社为秦润卿君所创办，冯君木师任社长，钱太希、朱炎父、沙孟海皆为教员，余每日下午前往任课四小时。
是年曹锟进行贿选，商报明揭反对之帜，同人等皆不避艰危，力持正论，甚为社会所重视。
民国十三年甲子（一九二四）三十五岁
仍任商报馆事。商报出版已满三年，社会上渐有声誉，余等益奋发自爱，公展、更生诸君皆事繁酬菲，而每日到社未尝稍懈，同人相处之和洽，精神之愉快积极，在望平街中为仅见。余是时撰社论渐觉纯熟，自信心亦加强，于政治外渐胜及文化、社会、国际时事及工商诸问题，读者常有投书慰勉并寄文稿者，而一般知识分子及青年，对商报尤爱护倍至，每值新年增刋，一经去函征文，无不应者，益信耕耘必有收获也。
正月七妹逝世。七妹体本强健，然董氏为大族，中衰以后，旧规不改，礼教繁重，嫁后时感抑郁，去年得瘵疾，就医保黎医院，疗治罔效，竟尔长逝，年二十八岁耳。
六月，通商银行总理傅筱庵先生嘱王心贯君来约余入彼行相助，心贯虽业商，而通瞻有识，爱读余之文字，谓傅君宜有一明晓近代大势之人以为助，两度见访，敦劝备至，余为感动，商于君木师及大哥遂应其聘，以六月辞修能教职，入通商银行任文书员，月薪七十两。与贺采唐先生（师章）同室以处，贺君阛阓中之君子也，皎然独立，德行甚茂，与余相处，有如昆季焉。
是年齐、卢战起，外姑及五妹家，均避居沪上，匝月始归。商报以反曹关系，袒浙而抑苏，然卢永祥军卒不振，孙传芳入浙后，商报又一贯反孙，在政治立场上与在粤之中国国民党如出一辙焉。
七月二十三日（阴历）五儿积皑生。时余方以本埠新闻栏论评激烈，被工部局控告而受审于会审公廨，几受缧绁之灾，卒以克威律师之辩护，罚金了事，同受审者，新申报及民国日报。
民国十四年乙丑（一九二五）三十六岁
仍任商队馆事。继续担任通商银行职务，每日十一时到办公室，下午五时退，即至报馆搜集材料，不常归寓晚餐，而夜中必三时后始归，诸儿女虽在沪，与余接触之机会甚鲜。
国闻周报社胡政之君来函约余每周撰时评一则，月致薪金五十元。闻声相慕，亦足感也。
是年曹锟被逐，段氏入为执政，北京政局一时颇有澄清之象，商报以主张去曹竟得贯澈，同人均感兴奋，对执政府之措施，时时着论，以善意而严正之词评骘之。
三月十二日，中山先生病逝于北平，商报着论哀悼，时事新报同日有论评，竟谓中山先生之精神早于与陈炯明决裂时死去，今不过形骸逝去而已。余次日着精神的死与形骸的死以辟之。
九月为五弟成婚，以福康里楼下前厢为新夫妇之居室，居约两月，九弟别赁屋虹口以居。
五月三十日，工部局警务头目爱佛生发令开枪击毙南京路游行群众学生工人多人，上海商工学界界均哗然，罢市罢学罢工风潮，日益扩大，商报每日撰论，指导各界行动，监督政府交涉，首先主张缩小对象，俾罢工工人不生困难，继于交涉中主张以惩凶及保障为第一义，应拒绝接受赔偿金，许秋帆交涉使竟因此不敢遽接受英方七万五千元之支票。盖在整个五卅运动中，余与公展每日注视事态发展，间亦亲至各团体访问消息，交换意见，故能把握问题中心，而所有议论，均能在群众中发生影响云。
自是年起，中国共产党人，益注意商报，在向导周刋中常转载商报社论而评注之，且时有彼党分子投函于商报，对余等极尽拉拢之能事，然余与公展坚持中国必须以各阶级联合之力量，倒军阀而争回主权，全民革命之旗帜终始鲜明，久之彼党亦悟余等非可引诱者，乃放弃其企图而攻击余等为小资产阶级意志甚浓之分子，谓余等之言论不能澈底云。
民国十五年丙寅（一九二六）三十七岁
仍在商报馆及通商银行两处任事。
一月一日商报出版满五周年，发行纪念特刋，大哥撰五周年宣言，余撰五年来之回顾与前瞻一文。是时商报本外埠之销数共约一万二千份，然上海之读者尤多。报馆经济始终困难，欠薪常三个月以上，有时纸张亦不继，穷困异常，然社中上下振奋团结，甘苦相共，某日无纸印报，余与营业部某君各出三十元，机器房工头余君亦罄其余囊二十元，凑集纸款，临时购买，次日仍照常出版。
是年李征五君辞经理，方椒伯、乌崖琴两君来任经协理，方君不解事，亦不常到馆，乌君更隔膜，潘君更生不乐引去，公展亦渐不安，余苦心调剂之，然终觉前途渐黯澹矣。
春间邵力子先生衔党命自广州来沪，约上海报界宴会，说明革命局势，并携蒋总司令亲签之小影赠余，谓时公对君极慕重也。（此或为十四年下半年事，待查。）
八月八日（阴历七月初二）六儿积明生。十日起余忽觉恶寒恶热，热度渐高，延医诊察，断为伤寒，有时谵语不绝，允默忧甚，虽在产月，而强起调护，辛劳备至，两星期后，热度始退，然疲乏殊甚，在寓休养两月，始恢复如常。
余病假二月，在商报为最多事时期，更生既引去，公展独支全局已甚辛苦，会北伐军克武汉，乡构以大字标题记载特详，引起董事会中谢衡牕、林孟垂诸君之惊恐，谓本报何能开罪吴子玉，言于傅君筱庵，傅君不信，谓布雷温和慎重，所主持之方针必不谬，然彼在病中，潘等如何则不可知，乃派叶伯允君往商报审查言论及新闻，公展怫然不悦，余病中闻之，力言一切余可负责，即欲派人，须余病愈面商，此时任何人入编缉部，必有害无益，设竟解体，余不任咎也。董事会乃不复干涉，然公展之能力，为同业所钦重，申报史君遂乘间延揽，及余销假，除展即翩然去职，改入申报任事焉。
病中为五弟筹措学费遣之留学法国。除贷借于亲友外，余凑集千元以助之。
十月至一月，在商报勉支残局，要闻由胡君仲持主编，商业由冯君柳堂主持，然两潘先后引去，余若以一足承全鼎，抚今念昔，怅怅不怡。是时有一事足使余感奋者，则叶誉虎君在北京闻余病，特寄三百金助药饵资，且道相念之深，叶君去年至沪会约余相见，且谓沪上友人曰：全国报界中主持社论之人才寥寥不多得，其论议周匝，文字雅俊者，在北惟颜旨微，在南惟陈畏垒而已。傅筱庵君常为余述之以为荣，余自以为文字识解，在南不及张一苇，在北不及颜旨微、陈博生，而叶君顾推重如此，可为愧悚也。
是年年终，乘报馆休刋之便，约潘君公展同游南昌。北伐军克服颚境后，彼中友人屡有寄语，盼余及公展以记者资格，前往视察，兼可晤党中诸先进，某君并传述蒋公盼余等相见之意。余以北伐军行将达长江下游，商报之编辑立场素支持国民革命，而董事会诸人与孙馨远关系太深，必不能相容，遂决意西行一游，暂解处境之困。遂与公展携仆人王三同搭江输赴赣。临行前二日，往晤傅筱庵君，犹诡称为我家修水公和典铺事而往，傅君谓君不必隐讳，此行目的，余已知之，今且别，请赠余以言。余谓“局势变化日剧，君宜谨守商业本位，勿慕虚荣权势，勿趋附军阀官僚，对大局之观察，一似虞洽卿先生之意为准，则必可免于咎戾。”傅君虽诺诺而未能全纳余之劝告也。
民国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三十八岁
阴历岁除抵南昌，阅三日往谒静江先生。翌日，蒋公自牯岭归，偕公展往见，谈约一小时，对北伐局势及人心趋向与收揽党外人心及现阶段革命方略均有所指陈。又二日，蒋公再约谈，坚劝余及公展入党，余等以党的政策与主义之未尽明了处提出请教，蒋公一一解答之。余等请假以考虑时间，蒋公谓“君等在藉神上早为本党同志，入党与否，本无关系，然国民救国为人生天职，加入以后则力量更有发挥之处也。”
二月，加入中国国民党，隶组织部之直属区分部，蒋公及陈果夫君为介绍人，公展亦同时加入焉。
公展居赣旬余先归，余以蒋公意暂留，并迁入总部西花厅居住，前室张总参议岳军所居，而对门则广膺白先生之室也。蒋公每三四日必招往谈话，间亦嘱代拟文字，在南昌发表之告黄埔同学书，即蒋公口授要旨而余为之起草也。在南昌所见，党政要人为谭组安、李协和、朱益之、陈公博、郭沫若诸君，而邓演达则以时间相左未及晤谈。蒋公询余此后志愿？余以仍回沪作记者对，蒋公韪之。
三月，自南昌动身赴汉口（谢传茂同行），住旬日即起程回沪，则上海已为北伐军所克复矣。
时事新报及商报均约余任主笔，允两处兼任。余以商报已无可为，时事新报内情复杂，两皆却之。
四月，以邵元冲君及张静江先生之意，被任为浙省府秘书长，赴杭就事，寓贝庄，旋以常务委员马彝初君专擅，不善其所为，而南京友人均盼余往助宣传事业，遂于五月下旬辞职赴京。
到京后任中央党部书记长，主持秘书处之委员为胡展堂、丁惟汾、陈果夫三君。余对党务诸不熟悉，任此职颇感不胜任，数月之间，去旧业而改入公务生活，常觉个性与任务格格不相入，且以平昔期待于革命者至深，今以事实与理想相印证，乃觉党内意见纷歧，基础殊未稳固，念国势之危殆，忧革命之多艰，常忽忽不乐。八月间，宁汉分裂之迹更显，蒋公命余先期为准备辞职宣言，愿引退让贤，以促成团结。十三日蒋公及诸元老，卒翩然离都，余亦于十八日离京返里小住，如释重负焉。
十月仍由乡返上海，以潘公弼君之约，为时事新报任特约撰述，每旬日寄社论三篇，月薪百五十金。所寄之论文，以说明党的历史与党政制度者为多，间亦对左派幼稚之论有所指正焉。
冬，蒋公漫游日本，事先曾嘱张岳军询余能同行否，继知余不谙日语乃罢。
民国十七年戊辰（一九二八）三十九岁
一月，蒋总司令以各方敦促入京复职，重整军备，继续北伐，余亦被约同行入京、既抵京，寓铁汤池蒋公馆者旬日，继又迁寓总部之西花厅，曾文正公旧居之处也。蒋公有命余任总部秘书长意，嘱立夫转询，余坚谢之，立夫为余返报曰：“陈君书生，繁剧似非其所堪，不可强以要职。”蒋公遂罢斯议，其时任办公厅主任者，则吴思豫君也。居西花厅时，蒋公常招余谈革命前途，对余多所启迪，一日问余：君自择之，愿任何种职务？余谓余之初愿在以新闻事业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但求能有涓滴为公之助，然机关重职，则非所胜也。蒋公笑谓：何能以君为私人之秘书。已而中央日报社长潘宜之来京，蒋公告潘约余为中央日报主笔，然中央日报有彭浩徐（学沛）任编缉部事，成绩甚佳，何可以余代之，遂亦坚辞焉。留居匝月辞归，临别谒辞，仍请蒋公助成余办报之志愿，蒋公许之。回沪以后，乃与时事新报商订合作之约，电告蒋公于徐州，得覆许可，遂入时事新报为总主笔，主持彼报之社论。
在沪兼办戊辰通讯社，使商报旧人略有安插，然非余志所存，盖当时通讯社太滥也。
与戴季陶、邵力子、周佛海、陈果夫诸君，创办新生命月刋，后交佛海全权主持之。
八月北平克复，随蒋公由南京转武汉赴北平，力子、立夫、天放诸君同行。途中起草辞总司令呈文，到北平后寓西山碧云寺，为蒋公撰拟祭告总理文，约留旬日而归。是年冬返里度岁。
民国十八年己巳（一九二九）四十岁
仍任时事新报总主笔。余在时事新报，奋斗至为艰苦，盖党员祇余及王新甫二人程君沧波亦尚未入党，其余均对革命无信仰，如赵叔雍、周孝庵等则反对本党甚烈。同事思想复杂，又不明中央政治之真实情况，恣意抨击，以唱高调为能事，而社中主持者，又唯以营利自图，潘君公弼任经理，亦相与委蛇而已。余在社年余，凡所撰著，一以完成革命救国为立场，顾措辞必力求平实，一般以为不及在商报时之勇敢，然中央诸公则以为如此宣传，在统一国民见解上较为有效也。即如十七年五月三日，国民革命军抵济南，日本军阀横出阻挠，陈师鲁境，辱我官吏，残我民众，宇内激昂，余首撰暴日膺惩一文以示国论之所在，继思北洋军阀未除国内尚未统一，何能对外开战，乃转移论锋，倡为“统一第一”之口号，督促国民革命军一意北伐，勉国民忍辱负重，澈底图强。其时有民众日报者，以别有政治作用，大唱宣战之论，与时事新报辩难甚烈，然卒无以折我所言，其后国府主席谭公以宣传方针密令沪上党报遵照，乃与余所揭橥者合符，沪上论坛，亦以时事新报非民国日报之比，认为此论正确，相率共鸣，盖在党的力量未能深入社会以前，固赖党员在非党机关多方奋斗，而后其效力乃大也。
本年春，以沪市党部代表资格，参加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事先，余曾提议“凡入党不满三年者概不得当选中央委员”，以绝幸竞之风，而保持党的纯粹性，然主席团恐引起争议，未予提出。及选举揭晓，又复上书胡、谭诸公及蒋总司令力辞，然以党中向例，既被选者，不得请辞，卒未获许可。余以主张不遂，且深忧党中此后将以争竞地位而多事，故对于当选，滋以为戚焉。开票之夕，尝为沈卓吾、张道藩二同述及此意，两君皆以为然。
七月，随蒋总司令再赴北平，时事新报社论之编撰，则托程沧波君代之。此次北上，为视察北方党务与阎、张（学良）等商军政要计，力子先生因事未随行，故蒋总司令调余及周君佛海（时任中央政治训练部主任）同行，在平约留二旬，起草讲词及谈话等若干篇，且遍游平郊名胜，觉此行甚有意义。及过南京，乃闻张静江先生提请以余任浙肚省教育厅长（盖大学区制取消，蒋梦麟君调任教育部长，浙江大学之教育行政事务，须移交于新制之教育厅。静老商于稚晖、孑民诸公，均主以余任之。）余不谙教育且愿在新闻界久于其业，自信以过去之成就，若继续致力，可为本党培养一点宣传力量，较之从政，功效必远过之。故闻命之后，即向蒋公表示不就，蒋公赞成余意，归京乃向中央政治会议两次呈辞，然均不蒙许可，遂归沪上，拟稍缓再续辞焉。
是年五月七日（旧历三月二十八日）积乐生。是年为蒋公撰文字甚多，革命与不革命、三次代表大会感想、今日党中几个重要问题，以及在平时对新闻界谈话、欢迎美记者团与青年地位及其前途，皆余所起草者。
八月就任浙江省教育厅长。余归沪之日，辞意甚坚，然终于担任者，则以时事新报主者误谓余必以入仕为荣，总经理张君竹平一见余，即以升迁相贺，余颇疑其意在借此使余离社以保持彼报之所谓“中立性”，乃不欲再任时事新报事，此为一因。而其主要原因，则静江主席以癃疾之身，两次造余寓庐相访，谓君性情温和，且得人望，吾浙省府正欲得一味甘草以调和党政之间，为桑梓计亦不可辞，言之再四，意极懃恳，感于气谊，不忍过拂其意，遂向报馆辞职强为尝试焉。
八月中旬到杭州就职，以省教育会旧址为教育厅。任郑晓沧、冯季铭、林黎叔为秘书，晓沧兼第一科长，罗迪先代第二科长，赵步霞（冕）为第三科长，黎叔兼第四科长，并任命督学四人，用人取超然主义，以打破学派观念为整顿之前提。对于省立各校，均暂仍其旧，教育界中人皆以余之作风为非其意料所及也。（盖彼辈初时必以为高校同学将势力增大，而余所引用者，乃祇何酉生、李子翰、张任天等三四人，且均为科员，故时论颇以为异。）
九月起移家寓杭州，赁湖滨虞庄暂住。年终回里一行，五妹在家治馔，祝余四十初度，思圻哥亦与焉。
民国十九年庚午（一九三〇）四十一岁
仍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余于教育行政，未感如何兴趣，入手之处，期于安定中谋进步，故对内似偏于无为主义，仅在社会教育方面创立一民众教育实验学校而已。然于省政方面，调协各方，疏通隔阂，并力陈人民意见与社会利病于静江主席，则未尝不竭尽心力，黎叔谓余在省府委员之职责上可云勇于负责，而对教育厅之本职则未免过于消极，余亦自承以为不谬也。
是年春第一次全国运动大会举行于杭州，撰大会宣言，季陶以为发皇蹈厉之文。
移寓于小莲庄，刘翰怡先先之别墅也，颇有庭园花木之胜。
以省费考选留美学生七人，分习应用化学、矿冶、土木工程、电机、机械及水利诸科。
夏秋之间，以西北军阀抗命，阎、冯联合称兵，有陇海路之战役，蒋总司令督师柳河，辛劳备至，力子、佛海均相从于列车中，亲冒矢石，甚至饮水不继，常五六日不澣濯，其苦可知。及九月间克郑州，力子先生已疲甚，乃请于蒋公，命余即往前线，余既抵郑州，而开封亦下、冯军大半投诚，战役遂告结束，余仅受命撰拟文字一二篇，代拟告中央日报各同志书，及常务委员提案。遂东返留京小住，复随蒋公往居溪口约一星期，仍回杭州。
出席第一次中央全体会议，奉命偕叶琢堂先生劝静公辞浙省政务，专任建设委员会事，吴稚老力赞之，静公欣然许诺，乃完满解决。
十月浙江省政府改组命下，张难先生为主席，各厅均更动，余仍留任，然难先迟迟未来接事，余亦奔走京、沪间，不常在杭州也。
十一月接行第院秘书长电嘱，即赴京一行，余不明其故，即夜附车往，既至则知蒋公将自兼教育部长，而欲调余入教部相助也。教部之改组，由于李（石曾）、蔡（孑民）两系之龃龉，石曾先生方面常视蒋梦麟为蔡所提挈之人，（不但对蔡不满，且对放现代评论派之人物亦不满，而谥之曰吉祥“胡同名”系）然石曾先生所汲引之人如易培基（劳动大学）、褚民谊（中法大学工学院）、郑毓秀（上海法政学院）及萧蘧（中法大学）、谭熙鸿等在平、沪等处办学成绩极不佳，且常蔑视教部法令，教部屡欲裁抑之，石曾先生以为难堪，主张去蒋梦麟甚力，吴稚老于李、蔡均友善，而尤同情于李，乃提议以高鲁（天文学者）代梦麟为教长，将通过矣，而胡展堂先生反对甚力，即席声言“高鲁何如人，乃可托以教育行政之重任，岂不羞天下之士！”蒋公不得已，乃请于高鲁未到任以前，由蒋公以行政院长名义自兼教育部长，而以李书华（润章）为政务次长，润章则石曾先生所提挈之人物，而在李氏系统中为最纯谨公正之人物也。蒋公既自兼部长，因欲以余任次长，故由吕秘书长（蘧孙）电邀到京相商云。余既至京，适开国务会议，而蒋公在牯岭，余乃走谒戴季陶院长，始悉国府已内定余为常务次长云。念教育行政，非所素习，而此职将调和两大势力之间，尤为复杂而繁难，不知何以副蒋公之望耳。
到京之第三日，接蒋公牯岭来电，邀余及立夫随稚公往庐山一谈，乃与立夫自京乘邮航机前往，此为余第一次乘飞机。既至牯岭，蒋公促余早日赴部接事，且命之曰：“教育为革命建国要计，凡事当请教于吴、李、蔡诸先进，然必勿堕入派别之见，总之不可拂李、蔡诸公之意，亦不可一味顺从李、蔡之意见，宜以大公致诚之心，斩绝一切葛藤，而谋所以整顿风气，至于政府及前教部所行整顿大学教育与整肃学风之政策，则须排除万难以贯澈之，不以人事关系而稍为迁就也。”
回杭州一行，结束厅务，邀黎叔、子翰、酉生、祖望入教部相助，厅事俟新厅长张道藩同志到任接收，余即匆匆赴京。
十二月接教育部常务次长事。前次长刘大白先生代办移交后回浙，部中聘前常务次长朱经农君为特约编审，接收之际，同学赵述庭君相助之力为多。赵君，教部原任之参事也。
与政务欲长李润章君商定办事手续，凡以兼部长名义发出之部令，均由余二人会签负责，重要者以时报告于蒋公，因蒋公不暇到部也。润章笃实长厚，初相遇犹不相知，继则性情浃洽，知余坦白无他，同为书生本色，遂极相得焉。
民国二十年辛未（一九三一）四十二岁
在京任事，寓中央饭店，辟一室以居，未携眷属同住，所居为普通旅客之三等室，仅自加一书桌而已。友人过者常笑余为真能以官为传舍者。余非有所矫饰，实以性不近于从政，常思有机会受代而去，故全家人居沪，以免迁住之烦，此种僻性，未合情理，然当时却以此为安，对职务方面，则未尝有所旷怠，即星期假日，亦不常回沪寓，一岁中仅归省六七次而已。
在教部常务次长任内，以处理学潮及调整大学教育方面较为尽力；（一）整顿劳动大学停办劳大附中，并贯澈劳动大学停止招生之命令，（此事沪市府协助之力最多（二）平定清华大学风潮，（三）厉行国立院校会计报销，（四）整顿光华大学，以部令停止教授罗隆基之聘约，（五）整顿上海法政学院及中法工学院，（六）解散北京俄文法政学院，调整北平大学组织，（以沈尹默先生任校长）。至于中等教育，则以重质不重量为主，对地方教育行政，以整理学产及普及小学教育与义务教育为主，独对于社会教育部分，余主张质量并重，而司长李蒸（云亭）专务扩充各省社教经费，以李次长信任云亭，余亦不得不取同一态度焉。
二月二十八日，胡展堂先生以政见关系（反对训政期约法及国民会议），辞立法院院长职，屏居汤山，继迁入城内黄龙巷暂住，此事几引起政潮，党外人士尤资为讥刺口实，余在京目睹其事，深为本党前途忧之。更有感于党人先进者意气之盛，执政当局负责之难，益视政治生活为畏途，几欲诤劝蒋公引退焉。
六月举行中央全体会议。蒋公亲赴南昌主持剿匪军事，中央决议以李次长署理教育部长，而任命余为政务次长，钱乙藜（昌照）为常务次长。余复被推任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其部长则刘芦隐任之，而另一副部长乃程君天放也。
五月得留法友人来电，五弟行叔以肠疾殁于巴黎。病起已久而不以相告，卒致客死异域，闻讯悼痛，几于晕绝。四弟方任教于中央大学史学系，得电后邀之来寓，以凶耗告之，四弟闻而大恸，以道远不能归骨，乃电托邵鹤亭、毛无止君等为葬于巴黎，此余毕生一大憾事，亦毕生一最大伤心事也。
是年夏，长江大水为灾，居南京度夏，有如深秋。
秋间拟为诸弟分折田宅，已定期与望弟同归，且准备一切矣，沈阳变起，乃不果行。
九月十八日，日军突攻北大营，沈阳沦陷。蒋主席闻讯次日即起程回京，变起非常，全国民意激昂，社会群情皇惑无主，而党中元老之不在中央或故树异帜者，复推波助澜，以长攻击政府者之气焰。蒋主席忍辱负重，决定按照国联盟约及非战公约与九国公约，诉之于国际之公论，一面则严令东北当局，节节抵抗。然东北军骄逸性成，不能遵奉命令，达成任务，日军复锐进侵略，以至失地日广，三省相继被占，而内外责难更纷然杂起矣。
沈阳事变起后，中央宣传部事务顿见重要，部长刘芦隐久不来京，余与程君天放乃不得不负责任事，自是余遂以教育部事委托钱次长，而每日到中央党部办公，一切与天放协商而行，天放对国外宣传多负责任，而余则对于宣传方针之制定及国内宣传之指导多负责任，两人分工合作，至为和洽，其佐理者为秘书方希孔、朱云光两同志，而云光之尽力为尤多。
中枢设立特种外交委负会，戴季陶、宋子文两君分任正副主任委员，余亦被指定为委员之一，每日七时必集会，外交部部长次长均列席，报告消息及使领馆情报，当场决定应付办法，由外交部执行之。有时起草文件，戴君常以属余，故每日上午必十一二时会毕乃得至教育部办公一小时，而午后则均在中央党部，即晚间亦往往在中央宣传部办事，常至十一时后始归寓。学生团体来京请愿出兵宣战者不绝，大队集合于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提出种种要求，常有不逞之徒从中煽动，故意与政府以难堪。唯蒋主席始终保持中和严正之态度，对青年学生绝不取压迫之办法，故两三月间，至京请愿者无虑五六万人，而卒未发生一次冲突，其行动越轨者，亦只以警察徒手驱散或弹压之而已。所谓粤方委员之在沪上者虽欲造成惨案而终无间以入也。此一时期中余在职务上偏重于宣传方面，间亦奉蒋主席命办理特种文件之撰拟，每日工作常在十二时以上，所歉然于心者，则身为教育次长，未能助李代部长平息学潮，致使首都要地，发生殴辱中央大学校长教员等事件耳。
国联行动迟缓，英、美意见未能一致，日寇益鸱张，反政府分子之结合破坏亦愈烈，中央蔡、张（溥泉）及陈真如等力主斡旋宁、粤合谋团结，蒋主席亦以丙部不臻统一，无以对外，于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容纳粤方选出之中委后，决定委曲忍让，请胡、汪、孙以及粤系委员共同来京开会，然后辞职。嗣接胡电非蒋公先有辞职表示，不允来京。乃于十二月十五日向中央常会正式提出辞呈，将国府主席行政院长及陆海空军总司令本兼各职一并辞去，常会接受辞呈，选任林委员森代理主席，陈真如代行政院长，而十七日孙委员科乃率粤方诸委共同来京，然胡、汪二人仍在沪未来，仅陈璧君先来耳。
余是年在京，意常不乐，每思引退，重作记者，或教书自给，故客居旅舍，不另赁屋，及第四次代表大会开会期近，乃觉中央饭店不可久住，否则应酬谈话将不堪其扰，爰暂赁梅花巷一宅以居，及蒋主席辞职，乃决心共同引退，遂我初愿，不料行政院最后一次会议复发表余重回浙教育厅厅长之任，两次固辞，均不获请，甚为怅怅。及第四届第一次中央全会将开，被推为全会四秘书之一（秘书长吴铁城，四秘书者曾仲鸣、梁寒操、程天放及余也）。方拟会后回沪，乃于全会秘书处会议中，发觉宁、粤界限依然森严，梁君甚至提议文书、议事科长宁、粤各推一人，如此相猜，毋乃太甚，遂于十二月二十日夜谒陈蒋公，即夕束装，留书铁城先生，于十二月二十一日浩然返沪矣。计自去年十二月廿二日接教部事，迄离京之日适满一年，可谓巧合。先是阴历五月间，大哥在京任国府参事，某日约同君诲先生啜茗于鸡鸣寺，余偶求得观音签问何日可辞官归里，签语有“一朝丹篆下阶除，珠玉丰余满载归”之句，签解又有“官非宜解”之语，余先阅签解，嗒然若丧，意谓“官不宜解”则无解官之望也，大哥曰不然，曷不作三句读，即官、非、宜解，岂非即遂汝所愿乎。余乃恍然曰：得之矣；所谓“满载归”者，殆即谓满一载乃许汝归耳。自是常为友人言之，力子、佛海、志希诸人均知其事，至是果验。自京归沪以后，恍如重负顿释，每日对妻孥闲谈或市小食共饮或出游，意态闲适。然鲁主席已先赴任，屡催余到杭接事，则又为之败兴不浅耳。
民国二十一年壬申（一九三二）四十三岁
一月赴浙接任教育厅长，寓葛岭路乐庐。发表钱均夫先生及黎叔酉生为秘书，（酉生以督学调秘书室服务）陆步青、罗迪先、张任天、李子翰为第一二三四科科长。
蒋公来杭居住约一周，汪亦来杭相会，于蒋公处初见汪先生，汪嘱余常过彼处谈话，意极殷懃，友人谓彼之对人往往如此，然人多不信其有真诚也。蒋公在杭时，有金陵大学学生八十余人来请愿，意在吁请重出督率国军与日作战，蒋公自以在野之身，不便延见，嘱余及许绍棣君劝止之，诸生乃归去。
一月下旬，布置厅务大致就绪，回沪稍作休息，然沪上日军屡作挑衅姿势，特务机关及领馆无理取闹，要求取缔排日运动，解散排日团体，其意甚恶。余恐沪、杭车中断，遂于一月二十六日回杭，留眷在沪，殊不放心，乃未及二日，而一二八之战事以起，一家七八口，均赖余妇独承其责，沪、杭电讯迟滞，久久始通，旋知暂避于合众公司楼上，于阴历年底归甬返里，中间曾传皋、皓两儿失踪，在杭闻之，为之焦急不置。二月间回沪一视家人，允默决整装再返慈溪，盖沪战仍继续进行也。
一二八事起之前旬日，南京政枢动摇，行政院长孙科离京赴沪，陈友仁任外交部长高唱宣战，蒋公既发表独立外交之论文（邵元冲拟初稿，而余承命润色之），复不忍中枢扰攘无主，乃与汪相约入京共同负责。既抵京而沪战即起，即日决定政府迁洛阳，蒋公护送至中途，仍回京坐镇，并督十九路与第五军（八十七、八十八两师）作战，当时一般舆论震于蒋光鼐、蔡廷锴、翁照垣等之宣传，均以为祇有十九路军能抵抗，慰劳之仪物，亦祇送十九路军各部，然第五军艰苦作战，绝不自暴，蒋公曾电张治中军长曰：“在前线必须让功与十九路军，祇期歼敌，切勿有所争竞，即有不能堪者，亦必为国家忽辱负重，当知在此生死关头，与十九路军应视同一体，外间毁谤一切置之，如外间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同在苦战，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今日之事，汝等与十九路军同一运命，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何与。”（此电文祇记其大意，词意与原文或有出入。）如此精诚，真堪泣天地而动鬼神者也。
三月下旬以蒋公电招赴南京，见市况萧条，政府各机关均仅有驻京办事处，熟人多不在京，余承命代拟覆长兄介卿书，（答来书不遣援兵不增军队之责难，后弃置未发表。）及辞不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辞呈，（此事后经朱益之、何敬之两公切劝，蒋公允就任；故亦未发表。）居京五日而归杭。
军事委员会成立，发表余任秘书处长，未到任前以李仲公代。余去电呈请收回成命，以仲公先生为北伐时总司令部之秘书处长，未可以余居其名而令彼代行。书上不覆，继而蒋公命人传语，嘱余专心在杭办教育，暂不必到任，仲公当为负责云。
余此次重任浙教厅长，实亦甚违素愿，然鲁咏安主席特相倚重，而民厅吕君蘧孙、财厅周君枕琴、建厅曾君养甫及省委杨君绵仲等与余均极相得，同甘共苦，感情孚洽，更以蒋公重视苏、浙、赣、皖，谓必巩固地方，培养实力，乃足以根本御侮，余亦不得不奋勉自效焉。到任后二月，察知浙省学风，承九一八学潮之后，亦渐有浮嚣盲动趋向，乃发表安定教育秩序一文于浙中各报，以示整顿学风之决心，同时对内则饬各督学勤加视导，举行公私各校校长会谈以加重其责任观念，并与省党部及警务机关密切联络，防止校外恶势力煽惑青年，卒相安无事。浙省学风素极纯朴，反动者知无可乘，渐渐引去或销匿，不久遂复旧观。
是年夏仍迁入小莲庄与大哥同住。大哥是年遣眷回慈而独留杭州，兄弟晨夕过从，四弟任省立图书馆馆长，亦常来谈，最得骨肉相聚之乐。惜余忧时感慨未能从大哥商讨文艺为可惜也。夏间允默挈儿辈均来杭同住，乐儿已五岁，能认方块字，公余回寓，常携见出游，余第一次在浙任事，不常作湖山之游，是时始知游息与作事不可偏废，每值休沐日，亦常登临游眺，间亦观电影，西湖大礼堂常有余之足迹焉。
浙江财政以债务费支出过多，收支不敷本钜，二十二年度之概算，编制颇难适合，建厅专务扩张事业，财厅则不胜保安经费与建设费之负担，而中央方在暗中布置国防，浙省担负经费日增，以致预算会议，久久无结果，鲁主席忧形于色、未能裁决，余首倡紧缩之议，愿从教厅及教育费作始，主张机关经费及事业经费均以八折及九折分别扣减，而国防建设则十足支给，如计完成。曾君养甫问余教育方面办得到乎？若教厅能行，则建厅亦照减，卒以此原则定议。事后黎叔又谓余：此又君勇于作省委之一证也。然教育界人士亦能谅省库艰难，卒照此实行，各校经费均照九折缩减云。
夏六月举行中学毕业会考
中央政校派教育系毕业生雷震甲、赵祥麟、何灌梁、刘玉书等七人来浙教厅实习，余与黎叔及各科长为厘定学程与实习科目，亲自指导凡实习七周而毕，均派往各县任教育局长，而赵祥麟成绩尤佳，派为省立高中训育员。余此次来浙任教，对中等教育渐图充实，为适应师资需要，本年先筹设省立师范一所，而对省立县立各中学则分别整顿之。
民国二十二年癸酉（一九三三）四十四岁
在浙任教育厅长职。二月长城战起，蒋公驰赴石庄督师，电余北上，乃与立夫兄由汴乘车北行，先至石家庄，陈景韩君君亦来相会，嗣同赴保定驻列车中约二星期。北平军分会设立，张学良辞职，敌人请停战，乃别蒋公，转北平回浙，离任者约一阅月。
本年在浙教育设施，积极方面仍无如何开展，惟基础已立，行政方面与教育界相互认识益深，政令推行，较易为力，举其大者：在高等教育方面，为考查省费留学生成绩及充实医专之设备。在中等教育方面，筹设温州师范（初级）及省立农业实验学校（在金华），并举行训育会议。在地方教育及初等教育方面，则提倡师资进修与继续整理学产，并推设乡村小学。在社会教育方面，充实省立图书馆，并筹办电影巡回教育。各科中以第二科（初等教育与地方教育）最有成绩，三科科长张任天出任县长，以赵季俞代行科务。
是年提请省府拨定省公债四十万元为扩充职业教育与师范教育之基金。
自去年起，每值初夏，即患小疾，精神疲滞，心绪烦乱，往往因之失眠，今年更基，请假服药调治，约二十天始愈，盖体力渐衰矣。
举行第二次毕业会考。
蒋公来电有邀余往南昌佐助笔扎之意，且闻已物色继任人选，盼余能于学期结束后前往，余遂结束厅务。六月，两次电行政院教育部辞职，然教部以江、浙两省教育正待及时推进，不宜易人，请于蒋公，坚决慰留。嗣后蒋公又来电嘱继续服务，乃打销辞意焉。
夏回慈溪，为先祖妣叶宜人祝百龄冥诞，三家子弟咸集，约留一星期而归。
是年冬，福建有人民政府之变乱，蒋公于事变甫萌时，竭力劝导，不欲以纪律相绳，乃变乱终于勃发，蒋公在赣筹策既定，于十上月莅杭部署讨乱军事，凡留居一周，而后由浙入闽讨逆，时适其太夫人七十冥寿，余及鲁主席等均往奉化拜祭，而蒋公则未归家也。
民国二十三年申戌（一九三四）四十五岁
当人民政府之叛变初起时，浙江毗连闽赣，最为反动分子之注意点，而军事运输及补给，亦须协筹，鲁主席以此役关系国家纲纪与安危，督饬各厅，就地方力量所及，为中央分忧劳，其时财厅则垫筹经费，建总则协助运输，（杭江铁道军运效率之强为迅速制胜之一主因）而教育方面，彼方亦有派人潜入活动者，多方防止，卒告无事，未及两月，而乱事遂平。
二月偕吕蘧孙厅长、鲁鲁山秘书长同赴南昌参加行营所召集之十省行政人员会议，苏、浙、闽、赣、皖、颚、湘、豫、陕、甘各省之秘书长，民教两厅长及一部分行政督察专员均集。住百花洲旅馆（病疟三天），开会约四日，报告省政及民政教育设施，蒋公三次出席致词，以生聚教训，明耻教战，勖勉与会诸人，谓期以五年，必当奠立国防建设，方能雪耻图强，完成革命也。
在赣垣三谒蒋公，最后一次，蒋公告余，谓行营诸务猬集，政事有杨秘书长畅卿，军事有熊主任天翼，惟文字撰拟，迄无佐助之人，实需如君者在余之左右，浙省教育厅事，如可兼任名义，以秘书代行则更佳，否则可另保一人自代，总之盼能来此相助，然亦不必急急，俟学年结束暑假后再来亦可。余感蒋公之意，遂允必来赣服务，但不愿居何名义耳。旋即拟继任人选四人（程天放、余井塘、叶溯中、许绍棣）请择定其一，蒋公谓即以叶君继任可也，嘱返浙待电命再来。
四月再得南昌电，乃结束厅务，并到京谒教部王部长雪艇，请提院议以叶溯中君继任，雪艇甚惜余离职，言之再四，遂归杭提辞呈，二星期后始得请焉。
五月赴南昌住省府招待所，奉命担任行营设计委员会主任。设计委员会者，蒋公欲网罗国外留学生之青年有志者，俾作研究、设计、审议、调查等工作，而一面即训练之以期成材者也。旧为常务委员制，杨、熊及梁颖文为常委。今以余到赣，蒋公谓不能一无名义，且此会极重要，故改为主任制，以主任属余。余察知此会职权规定极含混，委员人数达二十人，颇涉冗滥，其真有学问见解又能明识分际者，寥寥四五人已，坚请收回成命，愿以无名义之身，留赣服务，蒋公不许。乃加任徐庆誉为副主任委员，谓会中日常事由副主任理之，汝但助余笔扎，并留心文化宣传与理论研究，且备谘询可已。
五月随蒋公回京参加军校十周纪念典礼。过牯岭小住，寓孙天孙君家四日，撰十年来之回顾一文，在京事毕，仍回赣垣，购得宁都三魏集及王于一（猷定）文集各一部，寄赠外舅。
七月到牯岭避暑，允默携两儿同来，赁屋河西路五十四号，晨夕出外观览，颇得游眺之乐。是夏蒋公亦至牯岭，设计委员会同人均迁来，以医生洼某号为会址。余每周去会三次，约各委员会谈研究，至会中日常各事，均嘱徐副主任办理之。其时蒋公所注重者，为精神教育与国防建设，余每入谒，必见图表方案，堆满几案间，蒋公每日披阅文件，签发命令，听取报告，核改方案，治事时间常在十小时以上。更以暇时约专家，讲述专门问题及国际形势，与东西洋历史，舆论界与学术界人上，渐知蒋公谋国之苦心矣。余虽在左右，愧无贡献，惟承命修改讲词及审定自反录二集之初稿。至八月下旬，忽患脑病，每日头眩心跳，且常有微热，及九月初，乃请假回杭州养病，住小莲庄凡两月，始稍愈。
十二月赴南京出席第五次中央全体会议，寓京三周，以蒋公回籍，乃复返杭州小住。
民国二十四年乙亥（一九三五）四十六岁
一月，去奉化溪口住旬日，撰敌乎友乎一长文携至上海，以徐道麟君之名义发表于外交评论杂志。此文之作，盖欲暗示日本以中国决不可屈服，日本决不可不认识东亚安危之至计。为日本彷彷无主之国论辟一新视野，而痛斥其野心军阀之无知，即或未能打消其侵略之妄念，亦冀稍缓其凌逼之气势也。既发表后，各报竞相转载，日本之报纸杂志，亦均纷纷转译，颇引起一时之注意。事后日本方面亦渐有疑此文为当局所授意者，然皆将信将疑，但至少与彼邦主张急进之少壮军阀以一打击云。
由溪口回杭州小住即去南昌。在南昌度阴历年，购陈后山诗注一册，日日讽咏之。旋奉蒋公电召，与杨畅卿同赴牯岭，住牯岭约旬日，南昌行营结束，改设剿匪总部于武昌，余所任之设计委员会职务，以该会撒消而解除。在牯岭时，蒋公决定修改侍从室之组织，分设第一二两处：第一处设第一（总务）第二（参谋）第三（警卫）三组，第二处设第四（秘书）第五（研究）两组，命原任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君为第一处主任，而以余为侍从室第二处主任。研究组设秘书八至十二人，以设计委员会原住设计委员徐庆誉、张彝鼎、李毓九、高传珠、徐道邻、罗贡华、傅锐、何方理诸人任之。（侍从室之组织始于民国二十二年，最初由林蔚文先生任主任，后由晏君任主任，其原来编制为第一组警卫，第二组秘书，第三组调查及纪录，第四组总务，另附设侍从参谋若干人。）
二月赴汉口，就侍从室第二处主任职，奉命兼第五组组长，其第四组组长则以原任第二组长毛庆祥君任之。（原编制第三组撒消，代组长萧赞育改任侍从秘书）第五组之办公处设于汉口三北公司之楼上，研究工作分为内政、法制、文化教育、国际时事、中日关系及经济等各类，各秘书每人任一类为主，并认一类为副，其翻译工作，则分英、法、德、日、俄等五国文字，指定分任之。居汉口二月，寄寓电话局局长官舍，盖张君明镐适在汉任局长之职也。陈君秋阳随余同住，佐缮写收发之役。侍从室初成立，除五组诸人作研究工作须余为之规画督促外，四组之公事，大率分配至主管机关办理，故余所司之事甚简，以暇时阅通鉴及英、美近代史。自三月起始为日记，自是日日为之，未尝中辍焉。
赣匪自去年为国军倾荡巢穴后，西窜川黔，蒋公先派贺国光主任率参谋团入川，至是以川中军队系统不一，未能发挥清剿力量，乃将武昌三省剿匪总部事，委张汉卿副总司令与钱参谋长大钧，而躬自入川，督率川、黔清剿匪事，杨秘书长畅卿偕行，命余暂留汉口待命入川。
四月由汉乘飞机经宜昌赴重庆，第五组诸人均留汉口，属罗秘书贡华代理组长事。居重庆约一月，寓上清寺陶园内之农村，与川中军政界及教育界新闻界人士相接触甚多，觉川人之颖慧活泼，实胜于他省，而沉着质朴之士，殊不多觏，模仿性甚强，亦颇思向上，然多疑善变，凡事不能从根本致力，即军人官吏，亦均文胜于质，志大而气狭。故蒋公到川，首以质朴诚信为尚，而标揭除匪禁烟为最大要政，省中军政，仍重寄事权于刘主席甫澄，以其人在川省军人中较为廉谨自好，望其有所成就也。余于外界不轻易往还，即相见亦不多发言，唯力劝川人尊重军政系统，服从刘主席，以刬除防区时代所遗留之封建恶习，庶不负中央整理川事之苦心。其时川中政客说士，萃于各军首领之门，交通游说，纵横结托，而蒋公幕中随行诸人，均处处持之以大，初到时尚有怀疑不安心理，未几即相安焉。及田颂尧剿匪失机，蒋公申明赏罚，改任孙震为军长，中央之威信，更为之一振，剿匪军事，遂亦益见顺利。
余到重庆约半月后，蒋公赴贵州，以窜匪在黔甚猖獗也。蒋公去时，仅携晏甸樵主任同往，拟于短期内归来，旋来电命余偕往，乃于五月某日偕陈辞修君与吴稚晖先生同飞贵阳。
在贵阳约住两星期，寓薛总司令伯陵之总部内，承蒋公命，起草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纲要，数经修改，于八月间始发表之。在贵阳时事务较繁，盖杨畅卿秘书长在渝留守，前方承转各件，有时间性者，皆须由侍从室办理之，而第四组无谙习公牍之职员，不能不由余自为处理，然余于公牍实亦非所习也。
余至贵阳之日，匪势已稍杀，初时围扰息烽等处，迫近省垣，势极猖獗，卒被聚歼，人心称快，时王家照已去职，蒋公请政府改组黔省府，以吴礼卿先生任主席（因黔、桂接壤，礼卿先生与李、白诸人有交谊，可免除心理上之不安）；曹经沅、李仲公、叶元龙、朱庭祜分任民财教建厅长。省府就职之日，吴洗生监誓，蒋公亲临致词，余亦参加典礼。自兹中央政令，乃得达于黔省，然军阀擅政，百废凌乱，财用尤竭，省府接事之日，库存不及三千余元，请于蒋公，拨五万元济助之，仍责成财厅厉行整理焉。
假日偕吴稚晖先生往游修文县之龙场驿，瞻王文成公祠及玩易窠旧址，阳明墨迹，留镌壁间者尚完好如新。修文距贵阳仅半日程，流连至暮而归。黔人士为余言，黔之有文化，盖阳明实启之，明以前之黯陋，殆非近人所能置信也。
贵州天气多阴雨，晴天殊少，居此稍久者无不患小病，饮水殆亦有关系，此行如蒋夫人及稚晖先生均曾患寒热，余亦小病四五日，会蒋公出游安顺，余适以病未能偕也。
居贵阳二周后蒋公赴昆明，余以无机迟一日行，是日适为苗民节日，城外苗民男女每年此日均集省城游览歌舞，市所需以归，本年中央剿匪队伍为联络边民情感，特备饼饵食品分散之，苗民咸大欢悦。是晚与陈辞修君坐绥署庭中作长谈，次日即飞昆明。
在昆明住翠湖边之金铸九先生别墅，与稚晖先生同寓，蒋公住东陆大学（即今云南大学）之前院。昆明为高原，地势恺爽，气候温和，自贵阳来此，俨如重到江南，精神为之一振。（在由黔赴滇之飞机中，作家书二椷，托机师白利君回飞至重庆投航邮，两日而达杭州，家人均以为迅速出于意外。）翠湖者，在五华山（省府）之麓，湖水不深而澄碧，堤上植柳，有阮公堤（阮文达建）、唐公堤，俨如西湖之有苏、白二堤，旦暮游行其间，偶至昆华图书馆阅书，洵乐事也。（昆明近郊西山及滇池均风景胜地，余随蒋公作两日之游，并与稚公同至安宁温泉沐浴焉。）到昆明之日，省府龙主席设盛大之招待宴以迎蒋公，其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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