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王國維曰：“詞家之有清真，猶詩家之有杜少陵。”（《清真先生遺事》）周濟曰：“清真，集大成者也。”濟又教人以學詞之次第云：“問塗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真之渾化。”（《宋四家詞選目録·序論》）近人論詞之最高標準，爲一“渾”字，周濟以“渾化”目清真，是以清真爲詞家之極則。宋陳郁亦稱：“清真，二百年來以樂府獨步，貴人學士、市嬛妓女知美成詞爲可愛。”（《藏一話腴》）然則清真信不媿古今來之詞學宗師，而爲萬流所崇仰也！
周邦彦（1056——1121）字美成，自號清真居士，錢塘人。疎雋少檢，不爲州里推重，而博涉百家之書。元豐初，遊京師，獻《汴都賦》萬餘言。神宗異之，命侍臣讀於邇英閣，召赴政事堂，自太學諸生一命爲正。居五歲不遷，益盡力於辭章。出教授廬州，知溧水縣，還爲國子主簿。哲宗召對，使誦前賦，除祕書省正字，歷校書郎、考功員外郎、衞尉宗正少卿，兼議禮局檢討，以直龍圖閣知河中府。徽宗欲使畢《禮書》，復留之。逾年，乃知龍德府（王國維云：當作隆德），徙明州。入拜祕書監，進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未幾，知順昌府，徙處州。旋罷官，居睦州。適方臘反，還杭州，又絶江之揚州，過天長，至南京，卒於鴻慶宫齋廳，年六十六。（《宋史·文苑傳》六，參《清真先生遺事》）今所見邦彦詞集，有毛氏汲古閣《宋六十家詞》本、王氏《四印齋所刻詞》本、許氏《西泠詞萃》本、鄭氏文焯精校本、陶氏《涉園續刊宋金元明本詞》景宋陳元龍注本、朱氏《彊邨叢書》陳注本，除王、鄭二刻題《清真集》外，餘並稱《片玉集》。
考清真之生平，以一賦而得三朝之眷（樓鑰、陳郁説並同）。賦多古文奇字。方李左丞（清臣）讀於邇英閣，多以邊旁言之。（《咸淳臨安志·人物傳》）樓鑰考之羣書，略爲音釋，猶有“闕其未知者以俟博雅之君子”之言，而於《清真先生文集·序》中，復有如下之稱述：
其學道退然，委順知命，人望之如木鷄，自以爲喜，此尤世所未知者。樂府播傳，風流自命。又性好音律，如古之妙解，顧曲名堂，不能自已。人必以爲豪放飄逸，高視古人，非攻苦力學以寸進者。及詳味其辭，經史百家之言，盤屈於筆下，若自己出。一何用功之深，而致力之精耶？（《攻媿集》卷五十三）
據此，知清真之學，雖專注於辭章，而博覽羣書，儲材至富，一如杜甫所謂“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者，此清真詞成就之始基也。詞體之進展，本與音樂爲緣。《宋史》稱：“邦彦好音樂，能自度曲。”張炎亦云：“崇寧立大晟府，命周美成諸人討論古音，審定古調，淪落之後，少得存者。由是八十四調之聲稍傳，而美成諸人又復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宫换羽爲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爲之，其曲遂繁。”（《詞源》卷下）清真在當時音樂界中，既居要職，又得万俟詠、田爲等與之商榷律吕。據《碧雞漫志》二云：
崇寧間，建大晟樂府，周美成作提舉官，而製撰官又有七。万俟詠雅言，元祐詩賦科老手也。三舍法行，不復進取，放意歌酒，自稱大梁詞隱，每出一章，信宿喧傳都下。政和初，召試補官，置大晟樂府製撰之職。新廣八十四調，患譜弗傳，雅言請以盛德大業及祥瑞事迹製詞實譜。有旨依月用律，月進一曲，自此新譜稍傳。時田爲不伐亦供職大樂，衆謂樂府得人云。
大晟樂府爲當日政府所設之最高音樂機關，網羅專門人才，既如《漫志》所稱之美備。以是創製新譜，其曲遂繁。清真實總其成，自製當不爲少。雅言詞既絶出，美成目之曰《大聲》，不伐才思與雅言抗行（並詳《漫志》二），又善琵琶，無行（《宋史·樂志》四）。雅言《大聲集》，美成、不伐皆爲作序（《直齋書録解題》二十一），雖與不伐詞集俱不傳，而三人之交誼，與當日共同研討樂律，極意歌詞之關係，可以推知。《漫志》又稱：
江南某氏者，解音律，時時度曲。周美成與有瓜葛，每得一解，即爲製詞，故周集中多新聲。
與《避暑録話》所載“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柳）永爲詞，始行於世”者，彷彿相類。其沈浸於音樂環境中者如此，此爲清真詞成就之又一主因也。
邦彦叔父有名邠者，“熙寧間，蘇氏倅杭，多與醻唱，所謂周長官者是也”（《咸淳臨安志》）。考熙寧五年至七年（1072——1074），軾在杭州通判任，邦彦時已十八九歲。軾爲邠題《雁蕩圖》詩，有“西湖三載與君同”之句，則二人蹤跡之密，蓋可推知。軾喜宏奬風流，對此“通家子”，宜其樂於奬掖，乃兩家集中，皆不一見姓名，豈邦彦少時，果如《宋史》所言“疏雋少檢，不爲鄉里所重”耶？時當柳詞盛行之後，東坡出而思所以摧陷廓清之，對通家子弟之學爲詞者，定以柳七爲戒。邦彦乃絶不受其影響，意或由於性格志趣之不同。邦彦以元豐二年（1079）入京師，遊太學。（王國維《清真先生年表》）是年八月，東坡即由湖州逮赴臺獄，旋責授黄州團練副使（王宗稷編《蘇文忠公年譜》），自是彼此即無相值之期。邦彦在汴梁，先後歷十餘載，爲太學正後，既益盡力於辭章，則與“元祐詩賦科老手”之大梁詞隱，必多交往。其詞學淵源，不期然而接受柳永風氣。王灼列舉當時諸作者云：
沈公述、李景元、孔方平、處度叔姪、晁次膺、万俟雅言，皆有佳句，就中雅言又絶出。然六人者，源流從柳氏來，病於無韻。雅言初自編集，分兩體，曰“雅詞”，曰“側豔”，目之曰“勝萱麗藻”。後召試入官，以“側豔體”無賴太甚，削去之。再編成集，分五體：曰“應制”，曰“風月脂粉”，曰“雪月風花”，曰“脂粉才情”，曰“雜類”，周美成目之曰《大聲》。次膺亦間作“側豔”（《漫志》二）。
所謂“側豔小詞”，即爲柳永一派之專業。反觀《大聲集》五類所標諸目，一望而知皆屬應歌之詞。邦彦年少風流，又居汴梁聲歌繁盛之地，閒游坊曲，自在意中。集中側豔之詞，時有存者。如《青玉案》云：
良夜燈光簇如豆，占好事，今宵有。酒罷歌闌人散後，琵琶輕放，語聲低顫，滅燭來相就。 玉體偎人情何厚，輕惜輕憐轉唧 。雨散雲收眉兒皺，只愁彰露，那人知後，把我來僝僽。
試與《樂章集》中“淫冶謳歌”之作相較，亦“伯仲之間”。此類作品，或亦有如雅言之悔其“無賴太甚”，稍自芟除。今所傳清真詞，要多淳雅之作耳。《耆舊續聞》：
美成至汴，主角妓李師師家，爲賦《洛陽春》云：“眉共春山争秀，可憐長皺。莫將清淚溼花枝，恐花也如人瘦。清潤玉簫閒久，知音稀有。欲知日日倚闌愁，但問取亭前柳。”師師欲委身而未能也。
此外，張端義《貴耳集》及周密《浩然齋雅談》，對邦彦與李師師事，並有紀述，以爲《少年游》“并刀如水”闋，及《蘭陵王》“柳陰直”闋，皆作於在汴時，而覈其歲月，時復乖舛，鄭文焯、王國維二氏，已力闢其非（詳鄭著《清真詞校後録要》及王著《清真先生遺事》）。然觀集中追念舊歡之詞，如《瑞龍吟》諸作，其居汴京日，必有所戀，殆可無疑。吾嘗論曲子詞之發展情形，往往與倡樓妓館，發生密切關係，即清真亦何莫不然。私意以爲論清真詞之作風，言其師友淵源，則不免於万俟詠諸人，以上迄柳永之影響。言其音樂環境，則前期流連坊曲，獲助於教曲伎師；後期提舉大晟，集思於同官諸友。即其所以與東坡異趣，大約亦以此種因緣，非偶然而已也。
至言清真詞之風格，則王灼嘗以“奇崛”二字當之。王氏不喜柳永，而頗崇清真。其説云：
柳耆卿《樂章集》，世多愛賞該洽（案：此處疑有脱字） [1] ，序事閒暇，有首有尾，亦間出佳語，又能擇聲律諧美者用之。惟是淺近卑俗，自成一體，不知書者尤好之。予嘗以比都下富兒，雖脱村野，而聲態可憎。前輩云：“《離騷》寂寞千年後，《戚氏》淒涼一曲終。”《戚氏》，柳所作也。柳何敢知世間有《離騷》？惟賀方回、周美成，時時得之。賀《六州歌頭》、《望湘人》、《吴音子》諸曲，周《大酺》、《蘭陵王》諸曲。最奇崛。或謂深勁乏韻，此遭柳氏野狐涎吐不出者也。（《漫志》二）
吾人於此，可見柳詞當日之所以盛行，蓋由於“聲律諧美”與“淺近卑俗”，而清真詞之高處，乃反以“深勁乏韻”見譏，殊不知“深勁”二字，正其所以能於《樂章》、《淮海》之外，别樹一幟，而尤以用筆之拗怒奇恣，最爲難能。此雖由於天才學力之高，然於倚曲方面，實有絶大關係。據毛幵《樵隱筆録》：
紹興初，都下盛行周清真詠柳《蘭陵王慢》，西樓南瓦皆歌之，謂之《渭城三疊》。以周詞凡三换頭，至末段聲尤激越，惟教坊老笛師能倚之以節歌者。其譜傳自趙忠簡家。忠簡於建炎丁未九日南渡，泊舟儀真江口，遇宣和大晟樂府協律郎某，叩獲九重故譜，因令家伎習之，遂流傳於外。
今《清真集》中之《蘭陵王》，下注“越調”。北齊時，有《蘭陵王入陣曲》。王灼曰：“今越調《蘭陵王》，凡三段二十四拍，或曰遺聲也。”（《漫志》四）證以毛説，則此越調《蘭陵王》，疑爲當時大晟府因舊曲創新聲之一，而又謂爲“九重故譜”，則非坊曲流行之曲可知。其詞雖敍離情，而以聲之激越，讀之使人慷慨。清真詞之高者，如《瑞龍吟》、《大酺》、《西河》、《過秦樓》、《氐州第一》、《尉遲杯》、《繞佛閣》、《浪淘沙慢》、《拜星月慢》之屬，幾全以健筆寫柔情，則王灼以“奇崛”評周詞，蓋爲獨具隻眼矣。《樂章集》中，雖羇旅行役之詞，時亦有大開大闔之筆，未盡如王灼所云“淺近卑俗”者，然欲求如清真《大酺》諸作之聲情激越、削盡浮靡之音者，實不多見。王國維云：
故先生之詞，於文字之外，須兼味其音律。……今其聲雖亡，讀其詞者，猶覺拗怒之中，自饒和婉，曼聲促節，繁會相宣，清濁抑揚，轆轤交往，兩宋之間，一人而已。（《清真先生遺事》）
承認周詞風格之高，半屬音樂關係，實爲知言。惟謂詞中所注宫調，不出教坊十八調之外，即斷定“其音非大晟樂府之新聲，而爲隋、唐以來之燕樂”，一似清真詞皆依舊曲而製者，其説未免含混。使果皆爲隋、唐舊曲，則《蘭陵王》不必傳自“九重”，又何必教坊老笛師始能倚之以節歌者乎？
自宋以來，論清真詞者，除王灼外，真知蓋寡。張炎對周詞之評語，以“渾厚和雅”（《詞源》卷下）當之，尚有見地。至清代賀裳謂：“清真雖未高出，大致匀浄，有柳欹花嚲之致。”（《皺水軒詞筌》）彭孫遹謂：“美成詞如十三女子，玉豔珠鮮，政未可以其軟媚而少之也。”（《金粟詞話》）二説恰與王説相反。彼蓋徒見周詞多言兒女之情，而不深味其聲情激越之處，譏以“軟媚”，非特爲皮相之談，抑亦掩却清真真面目矣。劉熙載沿賀、彭之説，更從而詆毁清真，謂：“論詞莫先於品。美成詞信富豔精工，只是當不得一箇‘貞’字，是以士大夫不肯學之，學之則不知終日意縈何處。”（《藝概》）詞以抒情爲主，苟其言皆出於性情之正，即偏“軟媚”，何不貞之有？又況周詞本不以“軟媚”爲工乎？自常州派出，而清真詞始大顯於清代。周濟能知其“渾化”，而不能見其“奇崛”。近人馮煦乃引毛先舒之説曰：“北宋詞之盛也，其妙處不在豪快而在高健，不在豔冶而在幽咽。豪快可以氣取，豔冶可以言工，高健幽咽，則關乎神理骨性，難可強也。”又曰“言欲層深，語欲渾成”，意以屬之清真（《宋六十一家詞選·序例》），庶幾允當。然則欲見周詞之風格，畢竟當於高健幽咽，層深渾成處，參取消息矣。
清真詞格，既約略如上所言，更檢集中諸詞，其有時地可考者，猶能藉以推知其環境改移，與作風轉變之迹。清真軟媚之作，大抵成於少日居汴京時。例如《少年游》：
并刀如水，吴鹽勝雪，纖指破新橙。錦幄初温，獸香不斷，相對坐調笙。 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貴耳集》稱：“道君（徽宗）幸李師師家，偶周邦彦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於牀下。道君自攜新橙一顆，云‘江南初進來’，遂與師師謔語。邦彦悉聞之，櫽括成《少年游》云云。”王國維謂：“徽宗微行，始於政和而極於宣和，政和元年，先生已五十六歲，官至列卿，應無冶游之事。”（《清真先生遺事》）似《少年游》一類温柔狎暱之作，自不似五六十歲人所爲，假定此爲邦彦少年居汴贈妓之詞，殆無疑義。邦彦留汴京逾十載，三十後始出京，教授廬州，旋復流轉荆州，侘傺無聊，稍捐綺思，詞境亦漸由軟媚而入於淒惋。例如《少年游·荆州作》：
南都石黛掃晴山，衣薄耐朝寒。一夕東風，海棠花謝，樓上捲簾看。 而今麗日明如洗，南陌 雕鞍。舊賞園林，喜無風雨，春鳥報平安。
看似清麗，而絃外多悽抑之音。迨元祐八年（1093），邦彦遷知溧水縣。溧水爲負山邑，官賦浩穰，民訟紛沓，似不可以絃歌爲政，而邦彦於撥煩治劇之中，不妨舒嘯，一觴一詠，句中有眼。其所治後圃，有亭曰姑射，有堂曰蕭閒，皆取神仙中事，揭而名之，可以想像其襟抱之不凡（節強焕《題周美成詞》）。證以樓鑰所稱“學道退然，委順知命，人望之如木鷄，自以爲喜”者，知其人自遭時變，漂零不偶（《重進汴都賦表》），即性情亦因之而變化，無復少年“疎雋少檢”之風矣。斯時作品，如《鶴沖天》、《隔浦蓮近拍》之清疎，《滿庭芳》之幽咽，皆有時地可考，足見作風之轉移。且舉《滿庭芳·夏日溧水無想山作》一闋爲例：
風老鶯雛，雨肥梅子，午陰嘉樹清圓。地卑山近，衣潤費鑪烟。人静烏鳶自樂，小橋外新緑濺濺。憑闌久，黄蘆苦竹，擬泛九江船。 年年，如社燕，飄流瀚海，來寄修椽。且莫思身外，長近尊前。憔悴江南倦客，不堪聽急管繁絃。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時眠。
當邦彦自荆州東下，道出金陵，有《齊天樂·秋思》、《西河·詠金陵》之作，沈鬱頓挫，已漸開官溧水後之作風。録《齊天樂》如下：
緑蕪彫盡臺城路，殊鄉又逢秋晚。暮雨生寒，鳴蛩勸織，深閣時聞裁翦。雲窗静掩。歎重拂羅裀，頓疎花簟。尚有綀囊，露螢清夜照書卷。 荆江留滯最久，故人相望處，離思何限。渭水西風，長安亂葉，空憶詩情宛轉。憑高眺遠。正玉液新篘，蟹螯初薦。醉倒山翁，但愁斜照斂。
邦彦居溧水約四年，復入京爲國子主簿。十年之内，超擢清班。雖霜鬢催人，應捐綺思，《禮書》待草，稍阻清歡。然而舊曲桃根，問渡頭之艇子...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