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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二世上台不久，一场席卷全国的农民大起义便轰然爆发。这次空前的壮举震撼中国大地，终于埋葬了秦王朝。秦末农民大起义在历史上写下了最光辉的篇章。
一、农民大起义的前奏
残忍昏暴的秦二世 秦二世胡亥（公元前209年至前207年）依靠赵高等取得帝位以后，其统治之残酷，较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二十一岁的胡亥任赵高为郎中令，宫内外之事皆依其谋划。赵高因自己“素小贱”，地位卑微，如今虽有二世为靠山，也恐众大臣及诸公子不服，所以就鼓动二世诛杀大臣：“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二世也觉得：“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几个兄弟还有争皇位的危险。因此，就决意“诛大臣及诸公子”（《史记•秦始皇本纪》），以巩固自己的皇位。
二世有兄弟姐妹数十人［1］，经过与赵高共同策划，网织罪名，将“六公子戮死于杜”（《史记•秦始皇本纪》），又把另外的十二个公子“僇死咸阳市”（《史记•李斯列传》），还有公子将闾昆弟三人，被迫“流涕拔剑自杀”（《史记•秦始皇本纪》）［2］，公子高见势不好，准备逃跑，又恐家属被族，于是就主动上书，请求为秦始皇殉葬，见到公子高主动求死的奏书，“二世大悦”，准其请求，“赐钱十万以葬”（《史记•李斯列传》）。胡亥把这些兄弟一个个地除掉。对姐妹们也不放过，将“十公主矺死于杜”（《史记•李斯列传》）。对于大臣，凡二世及赵高认为“不可者”，均以各种借口杀掉，如曾为秦王朝“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立有战功的蒙恬，虽拒绝自杀，没有和扶苏同死，但不久二世还是逼他“吞药自杀”。对与赵高有仇的蒙毅，当然更不放过，胡亥专门派御史将其杀死。至于其他宗室大臣则“相连坐者不可胜数”（《史记•李斯列传》），结果使得“宗室振恐”（《史记•秦始皇本纪》），“群臣人人自危”（《史记•李斯列传》）。对于胡亥、赵高这种残杀宗室大臣的行为，连胡亥的侄儿子婴都不以为然。子婴从统治阶级利益出发，用赵王迁杀良臣李牧而信任颜聚、齐王建杀忠良而用后胜的历史教训，劝谏二世不要滥杀功臣，并指出：“诛杀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是内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斗士之意离也”（《史记•蒙恬列传》）。但是，二世对这些话根本无动于衷，他仍然肆意妄为，“法令诛罚日益刻深”（《史记•李斯列传》）。
残忍昏暴的二世，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压榨就更加残酷。在埋葬秦始皇时，二世下令：始皇后宫凡无子者，均须为秦始皇殉葬，成为秦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人殉。他还唯恐为秦始皇陵做工的工匠泄漏内部机密，竟于尸体下葬后，将所有在墓内工作的工匠统统埋于墓内，制造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惨剧。
二世又继续兴建秦始皇统治时期未竣工的阿房宫，还不断地“治直（道）、驰道”（《史记•李斯列传》），又征发人民戍边，“外抚四夷”，同时还调集各郡县“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史记•秦始皇本纪》）。秦二世如此恣意挥霍，必定要向劳动人民加紧榨取。因此，在他统治期间“赋敛愈重，戍徭无已”（《史记•李斯列传》），使原来就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千百万劳动人民，彻底断绝了生路。于是就有更多的人铤而走险，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争生存的斗争。
农民大起义的前奏 在秦始皇统治时期，就有不少人走上了反抗的道路，如英布原为修骊山始皇陵的刑徒，后逃亡至江中，纠集许多刑徒为“群盗”（《史记•黥布列传》）；彭越也率领一些少年在巨野泽中（山东巨野县一带）“为群盗”（《史记•魏豹彭越列传》）。连一些下级官吏也有逃亡的，如身为泗水亭长的刘邦，在押送服刑的刑徒及服役的农民途中，“徒多道亡”，最后刘邦“自度比至皆亡之”，无法交差，只好将押送的人全部放走，自己也逃亡，“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史记•高祖本纪》）了。这些零星的反抗，在二世胡亥统治时期已汇合成为一股股起义的细流，冲击着秦二世的统治，使当时的社会显出严重的动荡不安。
就连昏聩的二世胡亥自己也感到了统治危机，他登上皇位之后就承认“黔首未集附”。为了稳定局面，巩固统治，二世也想袭用秦始皇以耀武扬威的办法，“威服海内”。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春，胡亥同李斯等开始“巡行郡县”，先到碣石，又沿海南下而至会稽，再绕回辽东，最后从辽东返咸阳，“至辽东而还”（《史记•秦始皇本纪》）。但这种虚张声势的办法早已不能将人民吓倒，在二世上台不久的短短时间内“欲叛者众”（《史记•李斯列传》），这时，全国至少有半数以上的人都加入了反对秦王朝统治的行列：“百姓……欲为乱者，十室而五”。普天之下，民怨沸腾。对于秦王朝的封建统治，已经到了“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汉书•贾山传》）的地步，奋起反抗秦王朝统治的，已经不限于部分人了，这些人愈聚愈多，更多的人“逃亡山林，转为‘盗贼’”，出现了“群盗满山”（《汉书•食货志》、《汉书•贾山传》）的局面。整个中国大地到处都迸发着仇恨的火星，只要遇到适当的时机，就会燃烧起彻底毁掉秦王朝的熊熊烈焰。
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愈来愈尖锐，由于秦二世、赵高等人杀戮宗室和大臣，朝廷内也开始分崩离析。
这样，在二世统治开始以后，“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人皆“怀自危之心”（《史记•秦始皇本纪》）。各阶级、各等级的人都感到过不下去，于是全国范围的农民大起义的时机成熟了。
二、农民大起义的爆发和反秦战争的初步胜利
陈胜吴广点燃起义烽火 正当在秦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被秦始皇、二世胡亥等独夫、暴君蹂躏得再也无法向前迈出它那艰难步履的时候，一场惊天动地的农民战争使社会解脱了危机。而适应这一时代需要，最初点起革命烽火的两个伟大人物，就是陈胜和吴广。这正如黑格尔说的：“他们之所以为伟大的人物，正因为他们主持了和完成了某种伟大的东西；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幻想，一种单纯的意向，而是对症下药适应了时代需要的东西……”（《历史哲学讲演录•绪论》）
陈胜又叫陈涉，阳城（河南登封）人。吴广又名叔，阳夏（河南太康）人。这是两个在秦王朝统治下的贫苦农民，陈胜曾为人佣耕，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使他对现实社会充满了愤懑和不平，他不甘于贫困的生活地位，曾经对同伴说“苟富贵，无相忘”，反映了他要改变现实的“鸿鹄之志”（《史记•陈涉世家》）。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秦二世下令“发闾左”————即征调住在闾里左边的贫民————去戍边。［3］陈胜、吴广也被征发，随着另外的九百个贫苦农民，在两个将尉押送下，到渔阳（河北密云）戍守。但行至蕲县大泽乡（安徽宿县东南二十公里的刘村集附近），遇到大雨，不能前进，按秦法规定，戍卒不按期报到，必定斩首。在这生死关头，早已蓄意举行起义的陈胜、吴广私下商量说：赶到目的地或者逃亡都没有活的希望，不如趁此“举大计”干起来吧，陈胜平时十分注意社会状况，他不仅对秦王朝的残酷统治，有切肤之痛，而且对形势有极清楚的认识，他说：“天下苦秦久矣”，二世胡亥本不当立，他杀死敢于劝谏秦始皇的公子扶苏，夺取皇位，十分不得人心。楚将项燕“数有功，爱士卒”，在楚地威望很高。许多人还不知这两个人已死，如果抬出扶苏和项燕作为号召，鼓动起义，定有不少人响应。陈胜的分析是完全符合实际的。为了发动和团结广大群众，把统治阶级中有影响的人推出来作为号召，正是陈胜对当时社会有深刻了解的表现。封建社会初期的农民，对“昏主”、“暴君”和“贪官”抱有强烈的仇恨，他们希望和拥护“清官”和“好皇帝”。［4］正是从这种实际出发，陈胜、吴广为发动起义作了周密安排。
首先，他们利用群众迷信思想，大造舆论。陈胜、吴广都是被指定的屯长，他们在戍卒中都有相当威信。为坚定大家对陈胜的信任，他们暗暗地在帛上书写“陈胜王”三个字，并把它藏在鱼腹中，戍卒在剖鱼时发现这一帛书，非常惊异。他们又在深夜，到附近丛祠中点上一堆火，并模仿狐狸的声音，大呼“大楚兴，陈胜王”。这“鱼腹藏书，篝火狐鸣”的办法十分有效，戍卒们私下纷纷议论，觉得陈胜能成大事。因为楚将项燕曾在蕲县反抗过秦军，这里原为楚地，所以宣传“大楚兴”对当地农民有很大号召力。在封建社会里，像陈胜、吴广这样的“瓮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贾谊：《过秦论》，引自《史记•秦始皇本纪》），两个不出名的贫苦农民，要发动众多的农民举行起义，能够想到利用这种方法，充分表现了他们的聪明智慧、组织才能和首创精神。
地火在运行，只要开一个口它就会爆发出来。陈胜、吴广找到了一个很合适的喷火口。押送戍卒的两个军尉十分骄横，九百个贫民对于秦王朝的仇恨，首先都集中在军尉身上。一天，这两个将尉（即军尉，因押送戍卒故称将尉）酒醉，吴广故意说要逃走，将尉一听果然举鞭就打，这种凶蛮的态度早激起在场的戍卒们无比愤怒。将尉鞭打吴广，还不够，竟要拔剑杀人。在这时刻，吴广奋起夺过剑杀死平时作威作福的将尉，陈胜也帮助将另一个将尉杀掉。早就郁积在大家心头的仇恨火焰，一下子喷发出来了。陈胜抓住这一时机，对大家说：现在已经超过规定的到达期限，“失期当斩”，就是不被杀头，戍守边境的有十之六七都要死在那里。他指出：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反抗一条路，“壮士”要死，也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难道王侯将相是天生的吗！［5］陈胜的话，使大家下定决心，同声响应，“敬受命”。于是九百个戍卒“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以“大楚”为号，并推陈胜为将军，吴广为都尉，组成了一支手持木棍、农具的起义队伍。［6］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熊熊烈火，就在这大泽乡燃烧起来了。
初步取胜占领陈县 起义开始后，陈胜、吴广就率领这支队伍向大泽乡所在的蕲县进攻，并立即占领它。接着，分兵两路向东西两面发展：一路由符离人葛婴率领部分起义军向东；另一路由陈胜自己率领，向蕲县以西挺进。这两路军队一路得到贫苦农民的热烈拥护，势如破竹，迅速攻占铚（安徽宿县西南）、酂（河南永城县西酂城）、谯（安徽亳县）、苦（河南鹿邑县）、柘（河南柘城县北）五个县城。在十天左右，横扫数百里。义军所到之处，被压迫的人民纷纷前来投奔，当进入陈县境内之时，这支队伍，已经拥有战车六七百辆，骑兵一千多人，步兵数万人了。
陈（河南淮阳）在西周至春秋时曾为陈国首都，战国末，楚国曾自郢迁都于此，秦统一后，这里是陈郡的首府，为秦代的一个重要城市。起义队伍来至陈县，郡守和县令均已逃走，只有郡丞率秦军抵抗，但在丽谯门一战中［7］，郡丞即被杀死，起义军迅速占领陈，几万大军浩浩荡荡开进这座重要城堡。
陈是秦末农民起义军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也是一个重要根据地。革命形势发展，要求起义军建立更严密的组织，提出明确的纲领口号，于是，陈胜等入陈后“号令召三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史记•陈涉世家》），大家认为“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于是陈胜立为王，号曰“张楚”。这里提出的“伐无道，诛暴秦”，就成为农民起义军响亮的纲领口号。
起义军在陈的胜利，使大泽乡开始燃起的革命烽火，飞速地蔓延到全中国大部分地区，原来分散于各地的革命力量，很快地以陈为中心，汇合成一支巨大的洪流，形成了全国性的伟大的农民战争。
反秦力量的空前汇合 陈县胜利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各地，“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史记•陈涉世家》）。人们起而响应陈胜，在各地展开斗争：“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史记•张耳陈馀列传》），纷纷揭出反旗。如沛县人刘邦自放走押送的刑徒，逃亡以后，在陈胜等占领陈县后两日，聚众数百人，杀死沛（江苏沛县东）令，在沛县举行起义。刘邦立为沛公，集众两三千人，攻占胡陵（山东鱼台县东南湖陵城）、方与（山东鱼台县西旧城集）等县。凌县（江苏泗阳县西北）人秦嘉，铚县人董，符离人朱鸡石，取虑（安徽灵璧县东北潼郡）人郑布，徐县（江苏泗洪县南大徐台子）人丁疾等在淮北举起反秦的旗帜。这一路义军向郯县（山东郯城县北）进攻，把秦王朝的东海郡守庆围困在城里。郦商在高阳（河南杞县西南高阳集）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几千人。项梁、项羽在吴县（江苏苏州市）听到陈胜起义消息后，立刻起兵响应，杀死会稽郡守殷通，集合精兵八千人。沛县人王陵聚众数千人，占据南阳（河南南阳市一带）地区。昌邑人彭越也已聚众千余人。早已率领一支“刑徒”组成起义队伍的英布，活跃于鄱阳湖一带，在这时也迫使番阳（江西波阳县东）县令吴芮共同起兵，队伍发展到几千人。这些队伍都以陈胜、吴广领导的起义队伍为中心，把“张楚”作为他们共同的旗帜。真是所谓“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从”（贾谊：《过秦论》，引自《史记•秦始皇本纪》）。
陈胜、吴广直接率领的队伍，更是“从之如流水”。广大贫苦农民纷纷投奔起义军，其他各阶级、各阶层的人士，也在反秦的旗帜下，有的人也参加了陈胜、吴广的队伍。如原赵国的名士张耳、陈馀，曾被秦王朝追捕，他们隐匿下来，当陈胜的义军占领陈地后，他们就跑来参加。孔子的八世孙孔鲋为一儒生，也“持孔氏礼器，往归陈王”（《史记•儒林列传》）。上蔡人蔡赐原为“房君”，也在起义高潮中参加了陈胜的队伍，被任为“上柱国”。［8］这些人参加了农民起义军，说明起义军声势浩大，它的威力使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进一步加深。一部分剥削阶级的人物投奔到反秦的队伍中来，这对于加速秦王朝的灭亡，是有积极作用的。另一方面，由于汇合在反秦旗帜下的力量庞杂，任何人都难于把如此浩大的队伍统一起来，所以后来反秦的队伍发生分裂，也是必然的。
三、起义军的凯歌行进和暂时失利
大泽乡的烽火，推动了全国性的农民起义高潮的到来，在高潮中，起义军的主力勇猛地向秦王朝统治中心进军。
起义部队胜利进军 在农民起义进入高潮时，陈胜，这个“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什伯之中”（贾谊：《过秦论》，引自《史记•秦始皇本纪》）的群众领袖，充分表现了他的组织才能。在进攻陈之前就派到东方去的葛婴，这时已占据东城（安徽定远东南）。在陈立定脚跟以后，陈胜就部署军队向西、北、南三面出击：南路派邓宗率军攻九江郡，北路派武臣、张耳、陈馀率军渡黄河向魏国旧地进攻。起义军的主力则向秦王朝统治的基地挺进，向西挺进的主力军分三路：一路由假王（假是代理之意）吴广率领进攻荥阳，以打开通往秦都咸阳的大道；一路由宋留率领，从南阳（河南南阳）直叩武关，以突破进入关中的另一孔道；另一路人数最多，由周文率领，直捣咸阳。这样，在全国广大地区，形成了起义军对秦王朝心脏包围的形势。
各路义军在广大人民的积极支持和热烈拥护下胜利前进，迅速占领了黄河南北的大片土地，“攻城略地，莫不降下”，“席卷方数千里”（《淮南子•兵略训》），“望屋而食，横行天下”（贾谊：《过秦论》，引自《史记•秦始皇本纪》）。向西进攻的主力进展更加迅猛：吴广率领的一路，直攻到荥阳城下，荥阳乃中原重镇，为通向关中必经之地，秦派丞相李斯之子李由为三川郡守，率兵防守荥阳。吴广率领的起义军来到荥阳后，李由不敢出来交战，龟缩在城中，依靠坚固的城堡与农民军顽抗。吴广被阻于荥阳，一时攻之不下，与李由率领的秦军呈僵持状态，只有吴广部下邓说、伍逢等率小股部队在荥阳附近取得小胜，占领郏、许等县。吴广这一路军队将秦军控制在荥阳城内，使周文率领的农民军得以顺利穿过三川郡，迅速地绕过荥阳，胜利完成挺进关中的任务。
周文所率的农民军势如破竹地向咸阳进攻。仅几十天的时间，这一路军队就横扫淮河、黄河流域，突破函谷关。九月，周文率领的大军已进攻到距秦都咸阳仅有百里的戏（陕西临潼境内）了。这支队伍发展成了有“车千乘、众数十万”的劲旅。
另一支由宋留率领的西路军，也正由南阳向武关进发。
秦王朝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秦军的反扑和反秦军的分裂 自以为稳坐皇帝宝座的二世，开始时并没有把起义的农民放在眼里。有人向他报告农民起义的消息，他十分生气，就把报告的人关押下狱。后来，又有人向他报告：陈胜等已由蕲攻入陈，二世就召集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商讨对策，有的要二世立即发兵“击之”，二世听了后很不高兴，只有待诏博士叔孙通见机上奏说：如今天下一家，明主在上，法令具下，哪有人敢造反，这不过是“群盗”、“鼠窃狗盗”而已，何须皇帝过问，只要令地方官逐捕就行了，不必担心。这一番话说得二世心花怒放，立即赐给他帛二十匹，衣一袭，并升为博士，而对于说陈胜乃“造反”的人，则关进监狱。二世从此高枕无忧。哪知叔孙通早看透了秦二世的昏暴无能，对秦王朝的统治已丧失信心，所以出宫后“乃亡去”（《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投奔了农民起义军。
当周文所率的几十万大军进逼咸阳之时，二世才如大梦初醒，惊恐万状，急问群臣“奈何？”少府章邯提出：调集军队已来不及了，请将修骊山墓的刑徒授予兵器，令其与农民军作战。于是二世宣布大赦天下，令章邯率数十万武装起来的刑徒向周文军出击。
在这关键时刻，反秦军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同任何一次急风暴雨的革命战争一样，加入到革命队伍内的人不可能是纯而又纯。在秦末农民起义过程中，集中到反秦旗帜下来的，除了广大贫苦农民以外，还有一些六国旧贵族和怀有各种目的投奔来的人，他们加入反秦的行列，对于加速秦王朝的崩溃、瓦解是有作用的，但在起义队伍内部，他们常常起着分裂的作用，削弱了反秦的力量。如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武臣、张耳、陈馀奉陈胜之命率军到达邯郸的时候，张耳、陈馀就鼓动武臣脱离陈胜指挥而自立为赵王，不让请示陈胜。并挑拨陈胜与武臣之关系，说什么“陈王听谗，还报，恐不脱于祸”（《史记•张耳陈馀列传》）。武臣在张耳、陈馀二人煽动下，遂立为赵王，以陈馀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邵骚为左丞相。反秦的队伍内部开始分裂。
当陈胜得知此事后“大怒”，但已无法挽回，只好听从房君蔡赐的建议，“因而贺之”，并命令他们率兵西进，增援进攻咸阳的主力军。这时，周文一军深入关中，吴广的一支军队还在荥阳，如果武臣的部队从河北直插关中，会给秦军以致命打击，但张耳和陈馀劝武臣拥兵自重，拒绝执行陈胜的命令，不派兵西进。武臣在他们的挑唆下，完全不顾大局，袖手旁观，不仅坐视周文等孤军西进，反而忙于扩大个人势力，在河北抢占地盘，他派韩广攻旧燕国故地，后来韩广在那里自立为燕王，武臣还派李良攻恒山郡（郡城在河北正定县南），派张黡攻上党郡（郡城在山西长子县附近）。武臣和张耳、陈馀的分裂行为，对农民军起了严重的破坏作用。
与此同时，另一路由陈胜派到北方去的周市军，在攻下魏国故地后，也立魏国旧贵族魏咎为魏王。齐国的旧宗室田儋也趁机在狄县（山东高青县高苑城北）自立为齐王。这些六国旧宗室贵族各有异心，完全不听陈胜号令，使农民起义军遭到极大损失。
正因为如此，当秦二世下令派章邯率几十万刑徒和“奴产子”向周文的农民军反扑的时候，这一支孤军深入的队伍溃败的结局，就不可避免了。周文虽曾在项燕的军中当过一名预卜吉凶的小官————视日，“自言习兵”，但毕竟没有丰富的统兵作战经验，他率领数十万刚刚组成的军队，在无后援的情况下，深入到秦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区，这就使农民军处于不利的地位，所以章邯的军队扑过来后，周文的农民军便抵挡不住，“尽败之”。接着，农民军在周文率领下退出函谷关，在曹阳（河南灵宝东北）固守抵抗。农民军在后无援兵的情况下坚守达两三个月之久，后因战斗失利，又向后退到渑池（河南渑池县西）。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十一月，农民军终因寡不敌众，在渑池浴血奋战十余日后，被章邯军打败，周文自刭而死，“军遂不战”（《史记•陈涉世家》）。
陈胜吴广的牺牲和农民军暂时失利 以二世为代表的秦王朝统治阶级，在向农民军反扑的过程中，充分暴露了其凶恶残忍的本性。当章邯率数十万骊山刑徒及“奴产子”组成的军队向周文一军反扑时，二世竟不顾北方匈奴入侵的危险，丧心病狂地调回戍守在北方的数十万军队，令他们去镇压农民起义。［9］这支部队由秦将王离率领，由上郡直接东渡，经太原至井陉，后来深入赵地［10］，当时被称为“河北之军”（《史记•高祖本纪》），成为屠杀黄河以北起义军的凶恶刽子手。
在秦军全面反扑的形势下，起义军内部又发生分裂，吴广的部下田臧等人，因见周文失败，秦军不久就至，荥阳迟迟不能攻下，就准备分一部分军队牵制荥阳，而以大部分精兵迎击秦军。本来，这种战略计划完全可以同吴广商量，但是，田臧等人却认为：“今假王骄，不知兵权，不可与计，非诛之，事恐败。”（《史记•陈涉世家》）竟将吴广杀掉，并“献其首于陈王”。陈胜在当时也无法，只得赐田臧为令尹，为上将。田臧得到任命后，就留李归等守荥阳，而自己率兵迎击章邯军于敖仓，双方皆以主力投入战斗，结果田臧兵败战死。章邯又继续向荥阳进攻，李归所率军队，在两面夹击之下也战败，李归等壮烈牺牲。
这时，进军北方的诸路队伍，均割据自保，不仅不主动向秦军出击援救主力军，反而不断互相残杀，如武臣的部下杀死武臣，张耳、陈馀又另立赵歇为王。另外，召平进攻广陵，邓宗进攻九江，也无力回援。这样，当周文、吴广两路军队被打败后，起义军的中心陈县就显得兵力十分单薄，形势危急。
陈胜称王以后，开始骄傲和贪图享受，对“沈沈”的“殿屋帷帐”也大感兴趣起来，以致逐渐脱离劳动人民。起先，有与陈胜曾同佣耕的农民听说陈胜已为王，便来陈见他。陈胜的门卫森严，不得见，后待陈胜出门，才拦路呼见。此时，陈胜尚能不忘故旧，“乃召见，载与俱归”。但后来，客出入于老友陈胜的宫殿十分随便，又向别人讲起陈胜的往事。于是就有人对陈胜说：“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陈胜也认为有损自己威信，竟把这曾经同甘苦的朋友杀掉。陈胜的骄傲，使他同群众的距离愈来愈远，连他的妻父也说他“怙强而傲长者，不能久焉”（《史记•陈涉世家》，《索隐》顾氏引《孔丛子》云）。从此以后，曾与陈胜共患难的“故人”都纷纷离开他。而他只信任一两个近臣：以朱房为中正，胡武为司过，制驭群臣，有功者不能赏，有罪者不能罚，对于同朱、武二人有私怨者，往往就任意加罪以报复，结果失掉人心，“诸将以其故不亲附”（《史记•陈涉世家》）。这就种下陈胜加速失败的种子。
当章邯军逼进陈时，陈胜已没有多少兵力，这时，邓说在郯被章邯击败，逃回至陈，伍徐也在许被章邯击败，散兵也逃回陈。陈胜派去当秦嘉等人军队的监军的武平君叛，被秦嘉杀掉。所以，面对着穷凶极恶的章邯军，陈胜只能派房君蔡赐出击。另派张贺在城西策应。但章邯军来势凶猛，蔡、张两军抵挡不住，兵败，蔡赐、张贺皆牺牲于战场。
十二月，农民军的根据地失陷，陈胜率一部分部队且战且退，经汝阴至下城父（安徽蒙城西北），陈胜的御者庄贾杀害了陈胜，投降秦军。这一位农民战争的领袖，就在这里牺牲了。农民起义暂时失利，革命形势到了最低潮。
陈胜作为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以一个普通的贫苦农民“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仅仅用“耰棘矜”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打败了拥有“句戟长铩”的秦王朝军队。从淮河流域，横扫黄河南北，长驱直入，突入据“殽函之固”的关中，其威力使秦二世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惊慌失措，后来，陈胜虽然牺牲，但由他和吴广所发动起来的农民大起义并没有结束，“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史记•陈涉世家》）。
至于发生在陈胜身上的某些错误，乃是农民革命过程中很难避免的。“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在革命斗争中，必然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这确是阶级、时代的局限性。我们绝不能用无产阶级的标准来要求他们。”但是，也不应当“用‘不可避免’做借口，对个别农民起义领袖身上的缺陷也肯定、赞赏，用阶级、时代的局限性，代替对历史人物某些重大错误作具体分析。”（林剑鸣、高景明：《怎样看待农民战争中的“伪降”》，载《人民日报》，1964-08-19）如对陈胜在取得初步胜利后表现的骄傲、贪图享乐等错误，一方面不必苛求古人，另一方面应认真研究，以为今人的教训。
陈胜死后，他原来的涓人（近侍）后已担任将军的吕臣，组织了“苍头军”，在新阳（安徽界首县北）重新举起义旗，他们决心为陈胜报仇，夺回陈县。果然，不久“苍头军”就“攻陈下之”，杀死叛徒庄贾，使“张楚”的旗帜在陈的城头上飘扬，“复以陈为楚”（《史记•陈涉世家》），后来，秦军又向陈县反扑，吕臣等寡不敌众，率兵转移，与在鄱阳湖一带活动的英布起义军会合，在青波（河南新蔡县西南）击败了秦的左、右校尉，又第二次夺回陈县。公元前208年（秦二世二年），吕臣的这支起义军与项梁的义军会合，成为刘邦、项羽领导下推翻秦王朝的重要力量。
原来被派去西征的另一路农民军，由宋留率领还没有到武关，就传来陈胜牺牲的消息。他们的后路已被秦军切断，南阳落入秦军之手。宋留率众向新蔡撤退，在秦军的猛击下，宋留投降，全军瓦解。后来，秦军竟将宋留送回咸阳，处以车裂的酷刑。
秦王朝内部的矛盾和二世的残酷统治 二世、赵高、李斯三人是为互相利用而结合起来的。因此，他们之间始终存在着钩心斗角的斗争：
李斯虽是个卑劣无节的政客，但比起昏庸的二世胡亥来，还是有一定的政治眼光和统治经验的。他见到关中危机稍稍解除后，二世仍旧骄奢无度，故态复萌，几次要劝谏。但二世不仅不听，反而责问李斯说：我曾经听到过韩非的学说，他说古代的君王都是十分辛勤劳苦的［11］，然而，难道贵有天下的君王就是为了“苦形劳神”吗？这是不肖人干的事，贤人有天下，就是要天下适应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能满足，又如何治天下呢？所以我希望随心所欲，而且还要永远保有天下，有何办法？李斯的儿子李由在守荥阳时未能阻止周文军队西进。章邯率军击败吴广军以后，就追查李由为三川郡守对吴广等西略地“过去而弗能禁”的案件，并讥讽李斯身为丞相，竟如此无能！李斯心中恐惧，又怕丢掉爵禄，听到二世责问，为谄媚取容，就提出一套“督责之术”以博取二世之欢心。他上书奏道：“贤主”必能行“督责之术”，“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不能行“督责之术”的，如尧、禹这些君主，“其身劳于天下之民”，“而徒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这样的君主简直是受罪。
什么是“督责之术”呢？
李斯所谓的“督责之术”，简单地说就是严刑酷法加上君主的独断专行。他说：“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就是用“轻罪重罚”的办法来镇压臣下和百姓，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君主还要大权独揽，要驾驭群臣，而不能被臣下所影响，因此要专断：“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涂，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揜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这样的君主就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李斯认为，只要实行这种“督责之术”。君主的位子就坐稳了，百姓也不会造反，“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
李斯这一套“督责之术”的主张，虽是取悦于二世的言论，但也是同他一贯信仰的法家思想相一致的，这里不过说得更加露骨而已。［12］
这种极端独裁专断的统治思想，当然为秦二世所欢迎，“于是行督责益严”，对人民压榨得酷烈者就是“明吏”，“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杀人多者就是“忠臣”，于是二世洋洋自得地说：“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史记•李斯列传》）。
赵高与李斯和诸大臣均有私怨，他恐怕大臣入朝奏事对自己不利，就对二世说：今陛下即位不久，年纪又轻，何必与大臣们一同议事？若办事有错反而被群臣轻视，以后陛下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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