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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吴瞿安先生
————歲寒懷舊録之一
廿年人海狎風波，一事無成可奈何。
師友半凋吾亦老，思量只覺負恩多！
————壬午除夕口占
雨生不斷的寫信來，要我替他主編的《風雨談》寫點稿子，彷彿索逋似的。我因爲家人患病，纏绵兩三個月。暫兼了“内閣總理”的職務————自注：内者内人之内，閣者閨閣之閣，既非責任内閣之閣，也説不上周佛海先生在少年時候所常愛入的文昌閣————天天除了教書校稿之外，還要忙着挪債、延醫、照料我的嬌兒，恨不得多生一副腦子，或者能託觀世音菩薩的福，也長着千手千眼，來爲文化界服務！直到年三十夜，只做了上面四句歪詩。幸運的平安度過了這年關，想起一切的文債來，要想拖賴，總有些過意不去，何況我素來是主張“言必信，行必果”的一個不合時宜的笨貨呢？
想起我，原來不過是一個小學畢業出身的酸人物，赤手空拳，跑進教育文化界，混了二十餘年之久。不知怎的，所有文壇老宿，和各方面的賢明領袖，一見了我，或者是通過一兩回信，就特别“垂青”起來，奬借提掖，教我努力上進，欲罷不能。我是抱定一生一世，要做學生的，只要人家有些特長，不管他是新舊人物，我總是虚心去求教，而且服膺不釋的。單就我的本行————勉强説是中國純文藝吧————來講，詩壇老輩如陳散原、鄭蘇戡、陳石遺諸先生，詞壇老輩如朱彊邨先生，國學大師如章太炎先生，新文學家如魯迅先生等，我都曾領教過，除了魯迅先生比較生疎一點，其餘都對我奬誘不遺餘力，尤其是彊邨先生，更是使我没齒難忘的。可是現在這些人物，都作古人了，還有許多誼在師友之間的人物，自這次事變以來，或流離顛沛，作客以死，或避居僻壤，音信不通。我所敬服的歐陽竟無、趙堯生、陳蒼虬、張孟劬、夏吷盦、李墨巢諸先生，雖皆健在，而散處四方，無由常親謦欬，尤以歐、趙兩先生遠在蜀中，音問阻斷，倏忽數年之久，怎不教人發生“恍同隔世”之歎？我現在已是中年了，德業都無成就，每當夜静更深的時候，想起諸師友對我期望的殷切來，不覺淚沾衾枕，那還有話可説呢？雨生指定要我記吴瞿安先生，却嚕嚕囌囌，寫了這麽一大段離題頗遠的話，也就因爲説起吴先生，不知不覺的，連類引出許多的感慨來。現在且先談談我與吴先生的關係，和他留在我腦海中的印象吧。
我和瞿安先生的關係，也是在師友之間的。我的仰慕吴先生，遠在二十五六年前，和他通信見面，卻在民國十七年我到上海暨南大學教書以後。當我十四五歲時候，就喜歡弄弄詩詞。那時我有兩個堂兄，先後在北京大學國文系肄業。一個名叫沐光————去世也過二十年了————他是最崇拜黄季剛先生的。我對研究聲韻文字之學，和魏晉駢體文，得窺門徑，後來又在季剛先生門下學過些東西，以至和太炎先生發生關係，是從這個因緣來的。一個名叫沐仁，他是最崇拜吴先生的。他每年暑假，回到家鄉來，總喜歡把吴先生對南北曲的造詣，講給我們聽，並且拿出遏雲閣曲譜，泡了龍井茶，兄弟們團坐在後堂————我家裏的書齋，中植蘭花夾竹桃秋海棠之類，堂後傍山，蒼松翠竹，相映成趣，也可算得一個適宜避暑的好去處呢！木榻邊，一個吹起笛子來，————這個名叫沐幹，兄弟們叫他老五。————老三————沐仁————跟着就唱絮閣，或者思凡之類，説這是吴先生教給他們唱的。我雖然不懂，卻也頗感興趣。後來我和吴先生相熟了，吴先生總是勸我學唱崑曲。他説詞曲原來是相通的。研究詞學的人，最好學會了幾支曲子，自然别有受用。他自離開北大後，歷任東南大學、光華大學、中央大學詞曲教授，常常叫學生們在課餘之暇，到他家裏去學唱，那作風和以前在北大時，是始終一貫的。
我和吴先生相識，現在記不清是那年了。吴先生歷年和我通訊的遺札，都保存在上海，一時没功夫特地取來，加以一番整理，只好留到後來再説。我從小就聽到吴先生是愛唱青衣的，又是道地的蘇州人，心目中猜想，他的面模一定是很漂亮的。可是後來見了他那四方的臉孔，養着兩綹八字鬚，一雙耳朵矗起來，立刻就感覺到這怎麽好扮青衣花旦呢？我對唱曲是十足的門外漢，所以他的嗓音，是否適宜於唱青衣花旦，我可不敢妄下雌黄。吴先生是研究詞曲的專門學者，是近代中國戲曲界的唯一導師，他的特長，是能兼填詞、製譜、按拍三者的絶藝，深通其理而傳諸其人。至於興之所到，偶然登場爨演，不管扮相怎樣，規矩總是好的。這一方面，自有專家去仰贊，也用不着我來饒舌了！
我和吴先生相識以後，漸漸的熟了起來，是在淞滬事變的那一年。那時京滬一帶，風聲鶴唳，吴先生也就暫避到上海租界内來，在某大銀行家做了西席。除教兩三個學生讀書做對子外，又替居停主人鑒定所藏書畫，做些題跋。那位主人待他很好，特地爲他請了一回客，把寄寓上海的名流，邀了不少來參加這個盛會。我和吴湖帆先生，也得叨陪末座。自這以後，我教書得空的當兒，就常常跑到他那裏去談天。他天天做日記，寫得特别認真，有時候拿給我看，我從這裏面也得着許多的啓發。這時恰值彊邨先生在前幾個月去世，我和幾位知好，正在籌刻彊邨遺書。吴先生和彊邨先生，也是“平生風義兼師友”的，所以對這件事，特别關懷。因爲這種因緣，吴先生對我也就特别要好。他那種謙和的態度，和蕭灑的神情，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後來淞滬協定成立，時局也就恢復常態，那時的中央大學，又把吴先生挽了回京。那位銀行家願照中大的待遇，按送束脩，把他老人家留住。他老人家是愛喝幾杯酒的，他感着天天由小學生們陪着喫喝，有些不自在，也就婉辭謝卻，回到中大去了。
我往年常是趁着春假之暇，到南京去走一趟，看看許多朋友。吴先生和他的夫人兒女，都寄住在中大附近大石橋的一家民房裏。那屋子是一坐三進的平房，吴先生是住在最後一進的，陳設也頗簡單，原來教授生涯，總是相當清苦，這也不足爲怪的。我因爲每次到南京，時間都很匆促，所以拜訪他的機會，往往是在夜間。那房子的前排，是不曾裝設電燈的，往往暗中摸索，總留我談到半夜，纔親自把我送出大門來，這也可見他對後進期望之深，和待人之厚了。
有一次，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天的下午，他知道我到了南京，特地叫他的學生唐圭璋君，約了我往遊後湖。他老人家帶着一位兒子，和唐君連我四個人，坐上小艇，叫唐君吹起笛子，他父子兩個，唱起他新近刻成而頗自命得意的霜厓三劇來，嫋嫋餘音，繞雲縈水，真叫人有“望之若神仙”之感。一直遊到夕陽西下，纔收艇歸來。我最近兩三年，每到後湖，總會想起這次遊湖的風趣，不禁唱出“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這兩句唐詩來，表示低徊悵惘之意。而今吴先生下世，整整四周年了！唐君聞在重慶中央大學，擔任詞曲講席，風流雲散，怎得不叫人對景傷懷啊！
吴先生的老家，是在蘇州的雙林巷，也是一座江南人的舊式建築，我曾去過一次。這時恰是假期，吴先生夫婦都在家裏。聽到剥喙敲門之聲，他的夫人出來開了門，延往書齋，和吴先生坐談了好久。在那明窗浄几之下，看了幾種外間少見的明人曲譜，可是因爲時間匆迫，走馬看花似的，現在都記不清楚是何名目呢！吴先生藏曲之富，甲於中國，大部都保存在這屋子裏，聽説事變以來，尚無散失，這到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啊！
吴先生自“八一三”事變以後，有一個短期間，避難蘇州鄉下，不曾通過消息。後來帶了家眷，和他著作的詩文詞及日記等手稿，轉到湘潭，喘息甫定，便一心一意的，删定所有的詩詞，準備着“把虚名料理傳身後”的工作。他大概是從盧冀野、酈衡叔————二位都是吴先生的得意門生————諸君處，間接得到我仍滯留在上海的消息，就不斷的寫了些快信或掛號信來，報告他的行蹤和近況。并且把他删定的霜厓詞録稿本，保險寄給我，以校刻印行相託。他知道我兒女多，家累重，那時景況不好，又想到他的門生潘景鄭君，力能任刊書之費，兼有夙諾，屢次催我代詢。後來景鄭抄了一份副本，又叫我做了一篇短跋，説是就要寄往北京雕版。現在已隔多年，不知這件事究竟辦得怎樣？好在稿本仍存敝篋，這重心願，我總希望能早清償，以期不負先生託付的苦心啊！
吴先生在没有離開中大以前，就有些喉啞的毛病。自從流離西上，再由湘潭轉到桂林，經不了風波跋涉的勞苦，病勢增劇。他來信有“嗓音全失，骨瘦如柴”的句子，早已自知不久於人世，但是他的精神始終是很好的。自離桂林轉往雲南大姚縣，一路都有信來。直到去世的前幾天，還有信給我，筆札精整，和以前一樣的認真，那裏知道電傳的噩耗，反而會較遺書先到呢？
吴先生在逃難期間給我的信札，叫我最感動的，有下面這幾件事。一件是他那對文字上一種矜慎不苟的精神。他寄給我的霜厓詞録定本，把生平所作的詞，删了又删，只留下一兩百首，照平常人看起來，已經算得謹嚴極了。可是他對彊邨先生挽詞一首，直到快要去世的時候，還來信改定好些字句，并且再三託我務把定本改正。一件是他聽到我在上海迫於生計，兼課頗多，總是來信表同情，勸我節勞保重。他説他的生命，就斷送在教書上面，改文傷腦，講書唱曲傷氣，以致元神耗盡，不可救藥。我想這些話雖然有激而發，可是生在這師道淪亡的末世，做教書匠的，不管學問怎樣高明，總是得不到社會的優禮，這是我輩同行的人，所應同聲一哭的！還有一件，是他對自己的作品一種依戀的神情，生怕不能傳給後人似的。他認定了彊邨先生去世之後，只有吷盦先生，是當世詞壇的大作家，特地寫了一封極工整的駢文信，託我求他做一篇霜厓詞録序，并且不斷的來函催促，彷彿得着這篇序文，就是死了也可瞑目似的。這時夏先生因爲忙着他事，直到吴先生死後，纔把序文做好。我想吴先生九泉之下，也可以無憾了吧！
吴先生死在大姚李旂屯的李氏宗祠，有他的門生李一平君，替他料理身後。他的著作，聽説全部交給盧冀野君，已經在那裏次第刊行。冀野做了一篇很詳細的年譜，載在上海出版的戲曲第三輯上面。這戲曲叢刊，並且爲吴先生出了一本“吴霜厓先生三周年祭特輯”。吴先生過了幾十年清苦的教書生活，桃李滿天下，而且大多數都是能够發揚先生遺業的，我想吴先生确定是不朽的了！癸未元旦後一日，脱稿於金陵。
（刊《風雨談》第二期，1943年5月出版）
苜蓿生涯過廿年
一 教書習慣的養成
我是命中註定做教書匠的！自從二十歲那一年，由我那僻處湘贛交界的故鄉————萬載株潭————糊裏糊塗的跑了出來，當初做着一名小學教師，漸漸升教中學，以至大學，整整二十二年，除了寒暑假之外，是不曾離開過教書生活的。“國府還都”的那年春季，我還在上海，擔任国立音樂專科學校，和私立光華大學等處的教席。那時我的腸胃病害的不能起牀，爲着汪先生的特殊知遇，勉强扶病到了南京。中間隔了四五個月，不曾拈着粉筆，便有些“皇皇然若有所失”，好像老於兵間的宿將，驟然離開了那隊伍，便有些不很自在似的。
説來慚愧！我雖然教書二十多年，好像小學生升學似的，一步一步的由小學升上去，忝做大學教授，不知不覺間也就十五年了！然而每一次學校裏叫我填起履歷來，我總是把出身一欄空着的。有許多朋友，看見我在學術界的交遊方面，大多數是北大出身，或者是北大的老教授，如張孟劬、吴瞿安諸先生之類，硬派我做北大國文系畢業的。在“國府還都”的那年，有一次汪先生約我去喫飯，同席的有一位原在北京女子師範學院做教務長的王廈材先生，汪先生給我介紹，説王先生對他講，和我是北大老同學，所以特地約到一塊兒來談談。我當時怪難爲情的，又不敢冒充，只得低聲的向汪先生解釋，大約是因爲我有三個哥哥，叫做沐光、沐棠、沐仁的，都曾肄業北大，時間過得長遠了，廈材先生或者記錯了吧！區區原來自十四歲在故鄉龍氏私立集義高等小學校畢業之後，就不曾升過學的！
我現在還時常感覺到，我的喫飯本領，那根基還是在那十三四歲時候打定的，而我的教書匠生涯，也就同時開始了！我的父親，是寒苦出身的。中了光緒庚寅科的進士，和文芸閣、蔡孑民、董綬金諸先生同榜，後來做了二三十年的州縣官，一直是清風兩袖。現在雖然事隔四十餘年之久，而我在外面偶然遇着桐城人士，不拘老少，談起來，差不多没有不知道“龍青天”的。我父親自從辛亥革命那年，退居鄉里，除了奉養我的八十多歲的老祖母外，就在離家二三里地的一座龍氏宗祠裏，創辦了那一所集義小學，所收的學生，大都是族人子弟，而我和我的幾個堂兄弟，也就做了那學校裏的基本隊伍。那時同學們也有四五十個，除了另請一位教英算的先生外，其餘國文和歷史等等，都是由我父親教的。他老人家是最服膺孔老夫子“學而不厭，誨人不倦”那兩句名言的。他教學生，相當的嚴厲。每天叫學生們手鈔古文，以及《史記》列傳，顧氏《方輿紀要·總序》、《文選》、杜詩之類，每個學生都整整的鈔了幾厚本，鈔了便讀，讀了要背，直到顛來倒去，没有不能成誦的，方纔罷手。一方面又叫學生們點讀《通鑑》，每天下午，大家圍坐起來，我父親逐一發問，有點錯句子，或解釋不對的，立即加以糾正。一個星期之内，定要做兩次文章。學生們做好之後，交給我父親，詳加批改，再叫學生站到案傍，當面解釋一徧，又要學生拿去另謄清本，交出重閲。單説我個人，經過這一番嚴格訓練，一年之後，便可洋洋灑灑的，提起筆來，寫上一篇一兩千字的很流暢的議論文。到了高小畢業，就學會了做駢文詩賦。我還記得有一次，我父親叫同學們做一篇《蘇武牧羊賦》，以“海上看羊十九年”爲韻。我居然做了一篇彷彿《六朝唐賦》體格六七百字的東西，現在還記得“髮餘幾何，齒落八九”那麽兩個警句。後來我在各級學校裏，混了二十幾年，雖然因爲經驗關係，或從時髦人物，得了些新的教授方法。可是要求國文的進步，還是免不掉這句“熟則生巧”的老話，心手相應，意到筆隨，我父親當年教我的法門，總是終身吃着不盡的呢！
我生來就有一種自尊心，而且勇於負責的。自從五歲喪母之後，就跟着父親。尤其在十歲那年，父親棄官歸里，從事小學教育之後，更是朝夕不離。我父親對兒子，是有些溺愛的，常愛向親戚朋友們誇奬我，説我的詩文做得好，素來不駡我，打是更談不上的了。我卻并不因爲父親的溺愛，便放肆或偷嬾起來，反而加倍努力，比人家進步得特别快些。有時候，我父親因爲有特别的事情，不能够到學校裏來，我便招集同學們，團坐在一塊，温起書來，背的背，講的講，儼然代表執行着我父親的職務。同學們過慣了這種生活，也就不以爲忤，反而樂受我這“小先生”的督導。後來我父親索性叫我幇着改文，事實上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儼然做起助教來了。
我在高小畢業之後，便抱着一種雄心，想不經過中學和大學預科的階段，一直跳到北大本科國文系去。那時我有一個堂兄名叫沐光的，在北大國文系肄業，一個胞兄名叫沐棠的，在北大法科肄業。他們兩個，都和北大那時最有權威的教授黄季剛先生很要好。每次暑假回家，總是把黄先生編的講義，如《文字學》、《廣韻學》、《文心雕龍札記》之類，帶給我看。我最初治學的門徑，間接是從北大國文系得來，這是無庸否認的。我那堂兄還把我的文章帶給黄先生看，黄先生加了一些奬誘的好評，寄還給我，并且答應幇忙我，直接往入北大本科。後來我在十七歲的那一年，生了一場大病，幾乎一命嗚呼。我另有一個堂兄名叫沐仁的，就靠黄先生的介紹，不曾經過預科的階段，直接進了北大國文系。等我病體回復健康，黄先生在北大，也被人家排擠，脱離他往了。我的父親因爲供給三個子姪的學費，和幾十口的大家庭生活，積年廉俸所入，也消耗的差不多了。我只好打銷這升學北大的念頭，努力在家自修，夢想做一個高尚的“名士”。到了將近二十歲的時候，我的胞兄沐棠，在北京教育部死了！我也結婚多年了————我的家鄉是喜歡替兒女早完婚嫁的，我也不能例外————覺着躲在鄉間，不是道理，而那時的國立大學，漸漸對於審查資格，嚴格起來，“只看衣衫不看人”，也只好隨他去了。後來終於得了父親的允許，勉强湊了些費用，由堂兄沐光的介紹，到了武昌，拜在黄先生的門下，學些音韻學。那時黄先生在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後來改稱武昌師範大學，再改武漢大學————教書，我也偶然跟着他去旁聽，一方面教他的第二個兒子名叫念田的讀《論語》。黄先生除聲韻文字之學致力最深外，對於做詩填詞，也是喜歡的。他替我特地評點過一本《夢窗四稿》。我後來到上海，得着朱彊邨先生的鼓勵，專從詞的一方面去努力，這動機還是由黄先生觸發的。我在黄先生家裏，住不到半年，一面做學生，一面做先生，也頗覺着稱心如意。我還記得，我在過二十歲生日的那一天，正是暮春天氣。悄悄的一個人，跑到黄鶴樓上，泡了一壺清茶，望着黄流滚滚的長江，隔着人煙稠密的漢陽漢口，風帆如織，煙樹低迷，不覺胸襟爲之開展，慨然有澄清之志。照了一張紀念相，做了幾首歪詩，現在早已不知散在那裏去了！過了不久，不幸王占元的部下，在武昌鬧起兵變來，我跟着黄先生和高師的同學們，逃奔到城外的長春觀，再轉到漢口。這次兵變平息，恰好我家僅餘的些小資本，做點夏布生意，又被駐在漢口的經理人耗蝕完了！那時恰值暑假，黄先生帶着我到蘇揚各地，玩了一番，我就捲了鋪蓋，挾着幾本用過苦功的書籍，回到家鄉喫老米飯去。
二 初出茅廬的挫逆
民國十一年的春季，我的妻鬧着要回九江娘家去。那時她已養了一男一女，住在鄉間有些厭煩了。她的父親陳古漁先生，是前清最末一科的進士，和我的父親，一同在湖北做知縣。這門親事，也就是在那個時候説合的。我在舊曆的新年，帶着妻兒到了九江，住了不久，就向我岳父借了五十圓的旅費，溜到上海，正式開始我那“餬口四方”的生活了！我的父親雖然做了幾十年的清官，也曾被兩湖總督張文襄公派到日本去考察過，一時名輩，如吴摯甫（汝綸），趙巳山（爾巽）諸先生，都很贊許。可是他老人家生性骨鯁，素來不喜應酬。尤其在歸隱以後，十幾年來，差不多與世相遺了。所以我跑到上海，找不着一個和我父親有關係而在社會上有些聲望的人物來。赤手空拳的，一個初出茅廬的鄉下人，混進這個五方雜處的洋場裏去，真有“前路茫茫，望洋興嘆”之感，那里還會有我這鄉下佬托身之地呢？我寄住在法租界一家同鄉開設的夏布莊的一間擱樓裏，僅得一榻之地，一線之光，偶然想起陶淵明先生“審容膝之易安”的句子來，不禁有些“毛骨竦然，汗流浹背”。幸虧那夏布莊主人柳餘甫先生，和我家有些瓜葛，而且在同鄉的商人裏面，是最喜歡幇助斯文人的。我得着他的照顧，喫飯還没有問題，可是我素來是不慣“素食”的，————這是《詩經》裏面所説的“彼君子兮，不素食兮”的素食，不是素菜館如功德林、覺園等等所辦的素食。————到底怎樣去謀職業呢？我開始向報館去投稿，做了一首諷刺時事的七言古體詩，僥倖的被《新聞報》副刊主筆看上眼了，把牠登了出來。過了些時，我的新認識的一位漂流在外的同鄉朋友柯一岑先生————他也是改名换姓，糊裏糊塗溜到上海灘上來的，等到出了頭之後，纔恢復本姓叫郭一岑。————正在《時事新報》館，主編《學燈》，和上海方面的文化教育界有些交誼，就把我介紹到北四川路横濱橋的一家神州女學裏去教書。我教的是高小最高年級的兩班國文，滿堂的“吴儂軟語”的女孩子，看學校裏請了這樣一位身穿藍布長衫————我這藍布長衫，直到現在，還是喜歡穿的。後來惹出了許多有趣味的故事，待我慢慢的再講。閲者如不相信，請到我的寓所，參觀十年前徐悲鴻先生替我畫的受硯圖，和最近方君璧女士替我畫的彊邨授硯圖，就可恍然我是“説老實話”的人了————頭髮長得很長，不修邊幅，而帶着幾分土氣息的國文先生來，就有些“竊竊私語”，這個我是心裏明白的。那時的待遇，是月薪大洋二十八圓，每天由學校裏供一頓中飯，因爲上下午都有課的。我天天都是破曉起身，吃了幾根油條，就在夏布莊走到外擺渡橋，趁三等電車到神州女學去，勉强維持了一個多月。終於學生們向當局提出抗議來了，説是龍先生的學問，雖然不錯，可是我們大家聽不懂他的話。————其實這一層，我倒是託天之福，我的嘴巴是天叫我吃四方的。雖然不能操着各省的方言，可是一出門來，我的普通話就説得相當好，人家猜不着我是“江西老表”呢。————教務主任謝六逸先生，弄得没有辦法，我也只好知難而退，讓給謝主任自己去兼了。説起這個女學，是由張默君女士創辦的，她雖然擔任着校長，我可不曾見過她一面。後來她和考試院副院長邵翼如先生結了婚，她自己彷彿也在做着立法委員，在南京玄武門内建築了一座“美輪美奂”、富麗如宫殿式的“夢筆生花館”。區區僥倖在上海做了幾年大學教授，春假到南京去拜訪她，承蒙她們賢伉儷殷勤招待，叨擾了幾次盛筵，我笑着對邵夫人————這是用司馬遷作《史記》的筆法，這稱呼是應該如此的————説：“張校長！我是你十年前的舊屬呢！”
一岑看見我又失了業，説我不是教小學的材料，因爲上海灘上的小學生，大多數是操吴語或粤語的。後來他又把我介紹給××高級商業學校的校長×××博士。×博士是相當有名的人物，可是那學校早就名符其實的有些商業化，對於聘請教員，是要先看貨色的。他向介紹人要求叫我寫一封很長的信，把我教國文的方法和主張説出來給他做參攷。我也心裏明白，這明明是考試先生，便有些不耐煩，可是回頭一想，西楚霸王兵敗烏江，“尚何面目以見江東父老”的話，與其回到故鄉，受鄰里戚黨的暗嘲熱諷，倒不如硬着頭皮在外邊亂撞，偶然丢一兩回醜，也算不了什麽了不得的事。古人説：“富貴歸故鄉”。讀者諸君，須要切記！假如你也是和我一樣冒冒失失跑到外地謀生活的人，倘是不能够揚眉吐氣的話，那你寧肯餓死在馬路上，千萬不要回到本鄉本土去，受人家的奚落。我們鄉裏有句俗話，叫做“近處菩薩遠處靈”，我就抓住這句名言，做我立身處世的唯一方針呢！我那時思來想去，没有别的辦法，只好信口開河的胡謅出一大篇道理來，寄給那位博士校長，僥倖他認爲合格了。可是要等到暑假招生之後，看看是不是“生意興隆”，纔來招聘我去擔任些鐘點。這我可忍耐不住，想起黔婁不食“嗟來之食”，我家裏還有老米飯，那個高興來弄這種“生意經”呢？我就拂衣而去，一溜煙的又離開這個滑頭社會，溯江西上了！
路過九江，上了岸，到岳家去，看了一看我的兒女，在江邊的客棧裏住了一宵，第二天又搭輪船到了漢口。立刻過江到武昌黄土坡，去看黄先生。黄先生的脾氣，我想大家都曉得的，卻是對我這個受業不到四個月的門生，特别的好。他知道我的家境中落了，在上海又“鎩羽而歸”，正陷在“進退維谷”的境地，登時叫他的姪兒叫耀先哥的————他名叫黄焯，後來在中央大學，做了十多年的助教，聽説現在在四川國立某大學做教授，已經好多年了————把我的行李搬到他家裏去住，説不久定要替我設法，找個中學教員的位置。果然不到幾天，那私立中華大學的校長陳時先生，就送了一封聘書來。那聘書上載明教授附中的國文，月薪四十八吊。我因爲黄先生的好意，而且我的教書經歷，總算升格了，所以我也不去計較待遇的厚薄，就把聘書收下來了。到了秋季開學，我爲着上課的便利，搬到一家公寓裏去住着，但離學校還是相當的遠。我每天清早，走到附近的小店，坐在長板橙上，買了幾根油條，————那時候的大餅油條，是便宜不過的，拉黄包車的，拿了幾十文錢，要喫牠一個飽。卻不料二十年之後，一個國立大學教授，兼着簡任一級的官員，每天早上要多喫幾根油條，連着兒女一道喫，就非大大的加以節制不可，唉！————和一大碗滚開水，解決了肚子裏的飢餓，挾着那討飯袋————教授皮包————翻過蛇山，走到那個學校裏上課去。那間教室，大概是向什麽古廟裏借來的，裝着幾扇木槅紙糊的門窗，地面一高一低的。那臨時用幾條木板拼搭起來的講臺，我踏上去幾乎跌了個倒栽葱，引得哄堂大笑。可是你倒不要藐視了這一班學生老爺們，他們雖不像上海那批小姐們的摩登，可是一樣的會向新來的先生搗亂，照例的説聽不懂我的話。那我可有些冒火了，我當時毫不客氣的“赫然震怒”，把這批學生當面教訓了一番。我説：“我從小就生長在你們湖北的，我也會講湖北話。難道你這批湖北人，都學了洋話，連本省的話都聽不慣了嗎？”刁頑的學生，只有嚴厲的對付他們，方纔會俯首帖耳來聽呼唤的。果然被我駡得一聲不響了。我忿忿的出了教室，跑回公寓裏，把那撈什子的聘書，叫人退回學校裏去，一面向黄先生道謝，説我是不適宜於教書的，這回決定回到老家，“身率妻子，戮力耕桑”去了。結果陳校長屈尊跑到我的寓所來，并且帶着兩名學生代表，向我陪罪，我纔息了怒，答應着繼續教他們的書。武漢的天氣，是比較冷的。我住在那家公寓裏，一間僅容一牀一桌的屋子，地板和窗子都是破爛不堪的。隔着板壁的芳鄰，據説大半是些丘九老爺，白天他們到學校上課去，倒還覺得静悄悄的。一到了上燈時分，可就“胡笳互動，牧馬悲鳴”似的，胡琴馬將的聲音，雜然並作，一直鬧到深更半夜，我倒佩服他們的精神真不錯呢！那是“窮秋九月”的季節，瑟瑟的酸風，從破紙窗子不斷的侵襲進來，我的身體素來是單薄的，就有些抵擋不住。我可相信精神是能够尅服一切的。鬧的儘管牠鬧，吹的儘管牠吹，我對着一盞煤油燈，踏着窸窣作聲的地板，用那蠅頭般的小字，批校我那部石印本的《昭明文選》————這部書我是常常攜在身邊，作爲第一年正式教書的紀念品————有時也會拍着破桌子，哼些詩詞，恰和老杜的“青燈無語伴微吟”，彷彿有了相同之感。這生活過了三個多月，就到寒假了。我因爲我的妻兒，在娘家過年，有些不便————九江的鄉俗，是不准出嫁了的女兒在家過年的，女壻和外甥是更不消説的了————就把她們接回老家去。我在外面混了一年，受了許多的挫折，也就有些心灰意嬾，我的父親也叫我暫在家裏住下，犯不着這般的做，横直家裏老米飯還有得喫呢！我打定了主意，就寫信給黄先生，把中華附中的教席，婉辭推卻了。
三 海濱的優美環境
事有湊巧，我回家不到幾天，忽然接着上海轉來的電報，説有一位朋友張馥哉先生————他是北大國文系畢業，也就是當時所謂黄門四大金剛之一。他和我堂兄沐光，是同班的，而我這時和他還未相識，不過由他的親戚金懷秋先生介紹過，他就把我記在心裏。後來我做了暨南大學的國文系主任，纔把他拉來教文字音韻學，共事了幾個月，又遇着“一二八”的事變，損失了不少的書籍，他還是回到浙江教中學去。他是一位淡於名利的學者，屢次有朋友招他到大學裏去教書，他總是推託着不肯遠行。直到“八一三”事變以後，他纔從間道避到上海租界内來，和我們幾位朋友，合辦太炎文學院，可是不久他就病死了！身後蕭條，我愧不能多所濟助，有負死友，念之痛心！————要我到廈門陳嘉庚先生辦的集美學校去，代他的課。月薪是九十五圓————照周佛海先生的話，合起現在的法幣來，應該在萬圓以上呢！————教的是舊制中學的最高年級。我毫不踟蹰的，又動了遠游之念了。登時回了一個電報，答應下來。就在正月初三的那一天，辭了老父，别了妻子，冒着大風雪，獨自一個人坐着山轎，走了兩天，到萍鄉搭火車，轉到武昌，順流東下，經過上海，取得馥哉的介紹信，换上太古公司的海船，一直漂到廈門去。一路舉目無親，加上廈門話的難懂，一登了岸，便有些異樣的感覺。可是既然路遠迢迢，冒冒失失的走了出來，只得鼓起勇氣亂撞，好容易由旅館裏的茶房，送上開往集美的帆船，在海港裏走了三四十里，到了集美村，找着一位體育教員孫移新先生————是馥哉介紹的————替我叫校工把行李搬到校舍裏去。我這生長在山鄉裏的人，一旦住在這一所三面臨水的高樓上，看那潮生潮落，朝夕變幻的海濱風景，倒也心胸開拓，忘卻了那異鄉孤寄的閒愁呢。
我雖然上年在上海和武昌教過書，得了些少的經驗和教訓，可是來到這陌生的學校，教的又是最高年級，總免不了有些“戰戰兢兢”起來。好在那一班的學生，對馥哉是極端崇拜的，所以對他介紹來代課的人，也就有了相當的敬畏。我乍去上課，有些學生，都比我年紀大，我就有些不自在，兩臉通紅的，彷彿做新娘子一般，有些説不出話來。那位教務主任李致美先生————他是山東人，北高師畢業的————總是在窗子外面偷着看，他背地裏對人講：“張馥哉這回拆爛污了！怎麽找了這樣一個人來代課？可是既然來了，水闊山遥，難道馬上打發他回去？”過了幾日，我的態度也漸近自然了。李主任愛喝一點白酒，辦事非常的認真，而對同事們倒是極誠懇的。他有時候帶點酒意，跑到我的房間裏來閒譚，把我改的作文，抽出來瞧了幾本。他纔老實不客氣的對我説：“馥哉到底是個負責的朋友，不會隨便拆爛污的。我看了你改的作文，我纔相信你是個有真實本領的人物呢！”我受了他這番鼓勵，真是感愧交集。後來學校裏比較有真實學問的蔡斗垣、施可愚、姜子潤諸先生，和葉采真校長，都對我另眼相看，學生們都對我敬禮有加，這位李致美先生，我還要推他做一個最先識貨的人物，我至今還存着“知音之感”，想探訪他的蹤跡呢！
集美是閩南一個設備最完美的中學！校舍建築在一個三角形的半島上，有一二十座堂皇富麗的洋樓，緜延十數里的校基，分設着中學、男師範、女師範、水産科、小學部。學生數千人，大都是南洋華僑子弟，或閩南各縣的土著，可是個個都會講國語，没有人再説聽不懂我的話了。華僑的性子，是非常爽直的。導之有方，比任何地方的學生都好教。我一直在那裏教了四年半，從第四組教到第十七組，有的年紀比我大上十來歲，也有的十二三歲的孩子，非常活潑天真的。所有華僑的子弟，尤其對我好，好像家人父子般的。他們都説：“他們的父兄，叫他們遠涉重洋，回到祖國來讀書，是希望特别注重國文，知道些祖國的禮俗文化。”他們的好處是伉爽忠實，壞處卻帶了幾分馬來土人的獷悍，三句説得不投機，真個會“拔刀相向”。我常常想，從事華僑教育的人，應該這樣去領導他們，發揚滋長他們的善根，化除他們的獷悍之氣，把我們的優良文化，和民族思想，身體力行的，灌輸到這班華僑子弟的腦子裏。等他們回南洋，把這種子，散佈開來，不怕我們的大中華民族，不會“無遠弗届”，替代了撒克遜民族，把國族飄揚到整個地球上去！我夢想着這個理想的實現，自從到集美教書，以至跳到號稱華僑最高學府的暨南大學，經過十二三年的長時間，都和華僑教育發生極密切的關係，我這夢想，一點不曾打斷過。可惜歷來主辦華僑教育的人們，没有遠大的眼光，只把“華僑教育”這四個大字，裝着幌子，————陳嘉庚先生，卻是一位實心實地要辦好華僑教育的人，他把他那經營橡皮業賺來的錢，獨力創辦了這集美和廈門大學那麽規模壯偉的兩所學校。可惜付託不很得人，他的事業，也就跟着他的商業，漸漸消沈下去了！————把華僑子弟看做“天之驕子”，當他們是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一般，把他們嬌養起來，不特不注意給他們沐浴些宗邦教化，而且一味的放縱他們，籠絡他們，讓他們盡量發揮他們那獷悍的習性，弄得國内學生對他們當作“化外”，避之如恐不及！這個我可毫不客氣的放膽批評，暨南就是一個好例子。結果華僑父老，就有些不很放心，給他們的子弟回國讀書，那還談得上“華僑教育”的特殊效果呢！這是後來的事，我不覺連類及之，暫且把牠放下。我從十二年的春季，老遠的跑到集美去代課，後來由代“即真”，從秋季起，學校就正式送了我的聘書，也不追問我的出身如何了。那時正是集美的黄金時代，牠的科學館和圖書館，都在不斷的把新出的圖書儀器，大量的購進來。若干有志的同事們，得着這優美的環境，又没有外界的引誘，————那地方本來是個荒島，你若是想要嫖賭喫喝，尋求那不正當的娱樂，只好渡過老遠的海峽，跑到廈門去。————所以埋頭用功的着實不少，不到幾年，都有了相當的著作，被南北各地的大學，禮聘做教授去。我在這裏，感覺到學術文化機關，是絶對的應該和政治商業的區域，隔離開來，學校内部，絶對不容許有政治和商業性質的份子滲了進去，那纔真正的能够造出有真才實學的人物來，作爲改造社會、建設新國家的中堅份子。我生平不參加任何政治團體，本來也就是爲着想要終身服務於教育界，替一般人做個榜樣呢！
我在集美四年半的時間，除掉一心一意的教書改文外，————我做專任教員，只教兩班國文，每週擔任教課十二小時，隔一週作文一次，時間是相當充裕的。————就是跑到圖書館去借書來看。我這時感覺着我的常識太缺乏了，就是在國學方面，也算不得有了怎樣深的造詣。所以我就努力的向各方面去尋求新的知識，把時人的作品，不拘新舊，以及翻譯的文學、哲學、社會科學等等，涉獵了許多。又深恨我往年不曾多學外國語，以致不能直接去讀西洋書籍。聽到人家説，讀東文比較容易，我就特地買了不少的日本書，請同事黄開繩先生————他是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的，後來染了肺病死了！————來教我讀。讀了兩三個月，因爲黄先生吐血，不便打擾他做這義務教師，這事就中途而廢了，我至今還引爲大憾！
我是一個主張硬幹、笨幹的人。我的任事是這樣，我的治學也是這樣。我從二十一歲，正式出來做教書先生，直到現在，已是四十二歲的年齡了！在這整整二十一年的當中，我無時無刻不在做人家的先生，也就無時無刻不在自己做學生，我忘了我是已過中年的人了！我還記得我在集美的時候，除卻誠心誠意的向各種書本上去找指導我的先生外，那時恰好有位詩壇老將陳石遺先生，到廈門大學來做國文系主任。他老先生也是北大的老教授，門牆桃李，徧滿寰區。他雖然也過着半世的清苦生涯，但因生性好客，自己會燒幾樣小菜————他著的家庭食譜，把稿子賣給商務印書館，據説銷到幾十萬册，着實賺了不少的錢呢！————而且特别喜歡奬掖後進。他認爲得意的門生，常常會留着喫飯的，彷彿蘇東坡先生的“碧雲龍”茶，特爲某幾位門人而設。那時我在集美教過的學生邱立等，已經升入廈大，從他老先生去受業了。我反而由學生的介紹，拿點詩給他老先生看，他説我的絶句很近楊誠齋。我很慚愧，自己是江西人，那時連誠齋的集子都還不曾讀過！宋人的絶句詩，我只是喜歡讀王荆公的。我聽了他老先生的話，趕緊向圖書館借了一部《宋詩鈔》來，打開其中的《誠齋集鈔》一看，纔知道誠齋原來也是學王荆公的。我這纔深深的佩服他老先生的眼光不錯，也就備了些贄儀，向他碰了頭，拜在他的門下。從這以後，我常常渡海到廈大去，向石遺先生領教————他給我論詩的信札，整整的一大本，可惜那年由滬南遊嶺表，在海舶中遺失了！————并且常是叨擾他自己做給自己喫的幾碟小菜。夜間就住在邱同學的牀上。原來邱同學比我大上七八歲，文字學是極造詣頗深的，我早把他當做“畏友”。他總是讓牀給我睡，而且常常陪我去逛南普陀，以及廈門附近一帶的名勝地，情誼和兄弟一般的。自從我離開集美，還是不斷的通信。有幾次，我想找他到上海來教大學，都因受了阻礙，不曾實現。現在隔絶十餘年，不曉他漂流到什麽地方去了！我對學生是誠懇的，所以歷遭患難，得力於學生們的幇助，也着實不少，只是有心無力，不能够多多的提拔他們，五夜思之，還感着“慚惶無地”呢！
集美的風景，我認爲是最適宜於教學的！蔵修游息，都是一個最好的所在。只是氣候比較差些，我的老胃病，就是在那時患起，一直害到現在。我那時感着不舒服，常是帶着學生，到海邊去閒遊。那地方是不適宜於種柳的，卻有許多大榕樹和常緑的相思樹。我常是坐在那緑陰之下，欣賞那青山緑水間，風帆葉葉，白浪滔滔的壯美風景。有時獨自一個人，跑到鰲頭宫的大石上去聽潮音，澎湃鏗鏘，如聞天樂。我現在在晨光熹微中，執筆追憶，寫到這裏，對着案上那張獨踞磐石、背臨大海、飄飄然有“遺世獨立”之概的照片，還不禁“悠然神往”呢！
在集美四年半的當中，我曾回到老家兩次。一次是十二年的暑假，我冒着炎蒸天氣，老遠的歸到故鄉，喜的老親無恙，而我所深愛的最初一個女兒小名芙芬的，因爲出痳疹死了！我的大兒子聰彝，也正患着同樣的病。但爲職任心所驅使，匆匆的離開家庭，回到廈門去。這年秋天我的大兒子也死了，接着又生了一個女兒。這消息，老父怕我傷心，直把我瞞到第二年的暑假，重返故鄉，方纔知道。就在這十三年的秋季，帶着我的妻，和我的女兒順宜，一同到集美去了！我這女兒的名字，是公公取的。果然從這以後，一切都比較順手了。一直在集美鄉下住着，除我個人到過兩次福州，去看石遺先生，和逛鼓山外，不曾離開廈門一步。十七年的暑假，我因石遺先生的介紹，接到上海國立暨南大學的聘書，纔帶着我的妻，和兩個女兒————一個叫美宜，是在集美生的。————一個兒子————廈材————七八口書箱，辭别了這海山雄秀的廈門，乘桴北返。所有在廈大和集美的學生，都來結隊歡送，并且留下許多紀念照片，表示依依惜别的樣子，我也不禁爲之黯然！
我是不愛出風頭，和應酬巴結的，所以留在閩南這長遠的時間，對於當地士紳和各方面，都少交往。那時魯迅先生，和傅築隱、沈兼士、顧頡剛、羅莘田、郝昺蘅諸先生，都在廈大教書。我雖然都曾晤談過，但是除羅郝兩位，比較親密外，其餘的不過認識認識而已！我因爲受黄季剛先生的影響，也不敢輕易著書。所以在這四年半當中，除了編過一本文學史，作爲講義，又在中山先生逝世的那一年，做了一首一百韻的長詩，表示追悼，頗引起閩南人士的注意外，就不曾在任何刊物，發表過文章，這也就可看出了我的笨相吧！
四 重來上海的奮鬥
我那年暑假，回到上海，先把家眷送往九江，再返故鄉看我的老父。在家裏住不到一禮拜，因爲赤燄漸張，大有“行不得也哥哥”之勢，我就悄悄的溜到九江，和我的岳丈及妻兒等，上廬山住了將近一個月光景。遊覽了海會、棲賢、秀峯、青玉峽、玉淵、三叠泉諸名勝，作了十幾首紀遊詩，和一卷游記，頗爲義寧陳散原先生所激賞，後來發表在暨大的刊物上面。
和風乍起，我孑然一身的回到那塵雜不堪的洋場上來！我是惡煩囂而喜幽寂的，幸虧暨大設在離上海市十餘里的真茹鄉間，我以爲一個人總是可以住在校内的。所以征塵初洗，便自跑到學校去，準備把行李遷入。不料那事務先生，毅然決然的拒絶了。説什麽你是新來的講師，是没有住校的權利的。那十足的官僚氣，我就有些看不順眼，但也只得廢然而退，别想棲身之所。找了很久的時間，纔在北火車站附近，找着一所一樓一底的房子，重把我的家眷接來。我當初教的是大學一年級的兩班基本國文，時間是排在每天早上的第一節。那時上海附近的交通，還不很發達，自上海到真茹，總要趕上在北站七點開出的那班火車。冬天晝短夜長，我總是未明而起，走出門來，只聽得洗馬桶的唦啦唦啦之聲，“如助予之歎息”！我素來是抱定“盡其在我”的主張，不管討好不討好，力總是應該賣的！各學校的學生，對於國文素來不很注意，何況暨大號稱華僑最高學府，素來是以踢足球著名的！常常是球員一聲令下，不問校長答應不答應，學校布告不布告，學生們會自動的停課！一班老教授們看慣了，也就安之若素，不把牠認爲什麽稀奇！只是我這個不識時務的呆小子，不管風晴雨雪，他們停課不停課，只要教室裏有了一兵一卒，我總是要滔滔不絶的講下去的。那個説人類會没有同情心呢？我這樣的笨幹，居然在全校自動停課的時間，我班上的學生，是個個自動的來聽講了！同學們看見我的身體很瘦弱，老是大清早跑到學校裏來，就大家要求我住在校内，他們也好在課外來求些教益。我把上次事務先生拒絶我的話，告訴了他們，他們都有些“義憤填膺”似的，衆口一辭的説：“豈有此理！”這時學校正在謀教授們的安心教學，在學校的後面，籌劃着建築十幾幢的洋式平房，叫做暨南新村，準備有家眷的教授們住的。在十八年的春季，這房子就動工了。我就向學校當局去要求，預定一間給我住。當局又照例的説講師没有資格住房子，把我拒絶了！同學們聽到這個消息，替我代抱不平，説：“等我們去要求，看他們敢不敢拒絶？”原來暨大的行政系統，是校長指揮院長，和其他的高級職員，院長和其他高級職員，指揮教授講師，教授講師指揮學生，學生又指揮校長，是循環式的！説也奇怪，他們學生去一説，就靈驗了！我不待那房子竣工，就搬了进去。同時在那年的暑假，當局也把我改做專任教授了！
我住在暨南新村，自十八年起，到二十四年秋季去廣東止，足足住了六年。中間雖因“一二八”的事變，逃到法租界辣斐德路國立音樂院的汽車間内，過了一個舊曆年，住上幾個月。等到淞滬協定成立，學校搬回真茹以後，我又重新披荆斬棘的回到那所村居去。我手種的竹子，被人家芟夷盡了！只有柳影婆娑，和那不凋的冬青樹，依舊的危立窗下，似解迎人，直叫我發生“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的感慨！
我初到暨大的那一年，是鄭韶覺先生做校長。正在由商科大學，力謀擴充，他聘了陳斠玄先生做國文系主任，作爲擴充成文學院的基礎。那時所聘的教授，也大都不愧爲“一時之選”，而我以一個五年前在上海做小學教員而被女學生們趕掉的酸小子，居然也和這批名流學者，以及什麽金字招牌的博士碩士們，“分庭抗禮”起來，這雖然要感謝石遺先生的介紹，和斠玄的提掖，而我那自己的努力，能够得着這麽的結果，也總算是天不負人了！“學而不厭，誨人不倦”，這是先師孔子的偉大精神，也就是先君傳給我小子的無上寶訓！我雖然一生戇直，只管獃頭獃腦的苦幹，以致引起人家的嫉妒，遭遇了不少的風波，我可相信，“最後勝利，總是屬於我們的”。暨大本來是個情形複雜的學校，又迫近在政治商業中心的上海，那被野心家利用來作鬥争的舞臺，原也是不足引爲詫異的。我不加入任何黨派，也没有什麽同學、同鄉等等的觀念，我只知道以身作則的教學生怎樣讀書，怎樣做人。我的一生，受人敬重在此，被人嫉妒和攻擊也在此！我眼看着暨大由商科擴充到有了文學院、法學院、理學院、教育學院，完成現代大學的組織，這不能不歸功於鄭韶覺氏的辛苦經營！我個人自從講師做起，爲了苦幹，得着學生的信仰，不到三年，做了中國語文學系主任，也算是“一帆風順”，“得其所哉”的了！
我從小愛讀《史記》中的《刺客列傳》，尤其是“士爲知己者死”這句話，深印在我的腦海裏面。我以前做事，抱定這個主張，我以後做事，還是抱定這個主張。我在暨南，因爲斠玄找我去的，————我和斠玄，本來毫無關係，因爲石遺先生的介紹，纔和他相知。————所以我就“竭忠盡智”的想替他把暨南的文學院辦好。後來文學院雖然擴充爲外國語文學系、歷史社會學系，可是我認爲中國語文學系，是斠玄的基本隊伍。那時教育學院的院長，是謝循初先生，他的确是個精幹的人才！拚命的把他那一院擴充，向學校争得經費，布置了一間頗爲完美的教育研究室。我爲着要鼓勵國文系的同學們，注意自動的研究文學起見，也同樣的向學校裏要求些設備費，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纔分得一間空洞的房子。我就對同學們講：“我們通力合作，來做給他們看吧！”於是先把我頻年辛苦積下來的錢購置的《四部叢刊》和其他新舊圖書雜誌等，搬到研究室去。再由我負責，向同事顧君誼先生，和其他歡喜買書的同學劉鍾經等，要求各出所藏，藉供衆覽，不一瞬間而琳瑯四壁，超過教育研究室的所有，這頗有些叫人驚訝！我是每天晚上都到那裏去，和同學們討論研究，雖然知道這“爲人太多，爲己太少”，是對自己的學術成就，有相當的損害，可是我認爲既擔任了這職務，是應該先公後私，一往無悔的。我這樣的硬幹、笨幹，雖然没有得着怎樣顯著的效果，但是至少我是“於心安”的。可惜過了不久的時間，就遭到“一二八”的事變，真茹陷入火線，大家一窠蜂的走了！所有學校裏的圖書儀器，那個還有這閒情去理會他？我那天晚上，因爲兒女的拖累，和老父及諸弟妹等，————我的家鄉，因爲十八年遭了兵禍，一直鬧了五年，我家老小數十口，都逃到上海來，分住在暨南附近。————没法伴着同走，仍舊在暨南住了幾天。後來我那留在圖書館服務的老學生諶然模，從梵王渡跑到真茹來看我，我纔把老小送入租界。又屢次在飛機迴翔偵察之下，用獨輪手車，督着諶生，把圖書館和研究室的圖籍，搬出許多。最後幸虧圖書館副主任許克誠先生，借了幾輛運輸糧秣的軍用卡車，纔把所有的圖書儀器，全部運了出來。只賸下我自己的單本新書，放在研究室内的，損失了一千册左右。
自從十九路軍在大場撤退之後，上海的局面，漸漸的恢復了常態。斠玄早經應了中山大學之聘，到廣州去了。鄭校長也率領一批學生和教職員，浩浩蕩蕩的從蘇州奔向上海租界内來，臨時在赫德路和新閘路之間，租了兩座洋房，作爲準備復課的校舍。那時有許多重要的教職員，各自奔回老家，没有集中在上海。我只好替學校盡義務的四出奔走，勉强湊合了一個臨時局面，不久就復課了。其他上海附近的私立大學，如復旦、光華、大夏之類的學生，都投奔到暨大來，做借讀生，倒也稱得上“得風氣之先，極一時之盛”！我那時是擔任文史哲學系————這個系是臨時合併中外文學系和歷史社會系而成的————主任，實際執行了文學院的職務，而把那院長的空頭衔，讓給張鳳博士去了。————他原是歷史社會系主任，兼圖書館主任。————後來那批造謡中傷的人，竟認我們兩個是斠玄的替身，叫什麽“龍鳳配”，在某種小報上大肆攻擊，我也只好置諸不理。等到學校搬回真茹，斠玄也自廣州回任院長，我依舊擔任中文系的職務。那時我感覺到上海一般大學生國文程度低落的原因，缺乏在那一個“讀”字。我以爲思想感情，是做文章的要素，而那思想感情，要靠着語言文字來表達。所以要求國文的進步，必得把古今來可資模範的代表作品，讀個爛熟，纔能够把他人的思想感情和語言文字融成一片，然後醖釀在本人的心胸，又把他人和自己融成一片，這樣纔會心手相應，筆隨意轉，做出條達曉暢的文章來。我除了在大禮堂對附中學生公開講演過“請開尊口”這麽一個題目，提倡國文科的朗誦外，又向學校要求撥了一間距離宿舍較遠的洋式平房，作爲中文系的研究室，和放聲朗誦國文的實驗場所。我那時擔任的課程，是偏在詩詞一方面的。我對學生説：“這兩項都要特别注重聲調，更非朗誦長吟不可。大家如果有志於此的話，只好跟着我來！”我和學生約定在每天早上的七時到八時，爲朗誦的時間，我總是六點三刻就首先到了研究室，領導着三四十個男女同學，聚在一塊，放聲朗誦起來，“洋洋乎盈耳哉”！那些校工和校外的人，經過那窗下，莫不“駐足而立，傾耳而聽”。大家有了興趣，加入的反而多了起來，一間屋子擠得滿滿的。果然不久就發生了效果，平仄也懂了，讀詩的也會做詩了，學詞的也會填詞了。自秋季讀到冬季，天亮得漸晏了，我總是在東方發白的時候，就到了研究室。一班女同學倒感着不好意思，大家未明而起，都趕到這裏來共讀，男同學却有些“知難而退”了！我有一天因爲着了寒，病倒了，還要充硬漢，瞞着妻子，悄悄的起了身，走到研究室去，督導他們，他們被我深深的感動，説：“先生不必太辛苦了！我們會自動的去讀。”那偶然偷懶的男同學，也都鼓起勇氣來了！他們讀過書之後，就結隊到我家裏來問病，彷彿自家骨肉般的。這個讀書會，終於維持到了寒假，照了一張紀念相，我還題了一首《浣溪沙》的小詞：
半載相依思轉深，擬憑朝氣起沈陰，生憎節物去駸駸！
文字因緣逾骨肉，匡扶志業託謳吟，只應不負歲寒心！
詞雖不佳，卻是在我這個笨傢伙的人生過程中，是很值得紀念的一回事！
我在第二次回到上海來教書以後，交游漸漸的廣了，認識的名流老輩，也逐日的多了。最初器重我的是新建夏吷盦先生，他做了一篇《豫章行》贈給我。先後見過了陳散原、鄭蘇戡、朱彊邨、王病山、程十髮、李拔可、張菊生、高夢旦、蔡孑民、胡適之諸先生，我不管他們是新派舊派，總是虚心去請教，所以大家對我的印象，都還不錯。我最喜親近的，要算散原、彊邨二老。我最初送詩給散原、蘇戡兩位老先生去批評，散老總是加着密圈，批上一大篇叫人興奮的句子，蘇翁比較嚴格些，我只送過三四首詩給他看，只吃着二十八個密圈子。我因爲在暨南教詞的關係，後來興趣就漸漸的轉向詞學那一方面去，和彊邨先生的關係，也就日見密切起來。彊邨先生是清末的詞壇領袖，用了三四十年的功夫，校勘了唐宋金元人的詞集，至一百八十幾家之富，刻成一部偉大的《彊邨叢書》。他自己做的《彊邨語業》，也早經爲海内填詞家所“家絃户誦”，用不着我再來介紹。他的謙和態度，叫後輩見了，感着“藹然可親”。我總是趁着星期之暇，跑到他的上海寓所裏，去向他求教，有時替他代任校勘之役，儼然自家子弟一般。他有時候填了新詞，也把稿子給我看，要我替他指出毛病。我敬謝不敢，他説：“這個何妨，你説得對，我就依着你改，説得不對，也是無損於我的。”這是何等的襟度，我真感動到不可言説了！他替我揚譽，替我指示研究詞學的方針，叫我不致自誤誤人，這是我終身不能忘的。在他老先生臨殁的那一年，恰值“九一八”事變。他在病中，拉我同到石路口一家杭州小館子叫知味觀的，喫了一頓便飯，説了許多傷心語。後來他在病榻，又把他平常用慣的硃墨二硯傳給我，叫我繼續他那未了的校詞之業。並且託夏吷盦先生替我畫了一幅上彊邨授硯圖，他還親眼看到。我從他下世之後，就把所有的遺稿，帶到暨南新村去整理。“一二八”的晚上，我用我的書包，把這些稿件，牢牢的抱在身邊，首先把牠送入“安全地帶”。後來就在音樂院的一間僅可容膝的地下室裏，費了幾個月的功夫，把牠親手校録完竣。同時得着汪先生和于右任、劉翰怡、陳海綃、葉遐庵、李拔可、林子有、趙叔雍諸先生的資助，刊成了一部十二本的《彊邨遺書》。我和汪先生的關係，也是從這個因緣來的。隔了不多時間，我又得了夏吷盦、葉遐庵、易大厂、吴瞿安、趙叔雍、夏瞿禪諸先生的贊助，在上海創辦了《詞學季刊》，作爲全國研究詞學的總匯。在二十二年的春季，由民智書局出版，引起了國内外學術界的注意，所有填詞家，都集中到這個刊物上來了！我和日本京都的東方文化研究所，從這時交换刊物起，一直維持到現在。《魯迅全集》裏，也提到我這個季刊。在民智出過四期之後，改歸開明書店辦理印刷發行，直到“八一三”，開明在虹口的印刷所燒掉了，這纔中斷下來！在創辦的初期，大家都以爲範圍如此之窄，至多能維持到一年，就算了不得。那知我還是不斷的努力幹下去，材料也越來越多了，行銷所至，遠及檀香山，僻至甘肅的邊地，————這不是我瞎吹，有信件爲證的。————倒也非區區始料所及呢！
“盛名所至，謗亦隨之”，這确是兩句至理名言，我從重來上海，稍稍忝竊虚名以後，各個大學總是來拉我去演講————我生平最怕在大庭廣衆中像煞有介事的作什麽學術演講，叫我去聽中外名流學者演講，我也有些頭痛，這大概是我一生蹭蹬的最大原因吧！————我認爲自己本分内的責任還未盡，那還有許多精神去出鋒頭，或撈些“外快”？我那幾年對於暨南，是抱着熱烈的希望，把那個暨南新村也當做我的第二故鄉，總是專心致志的不肯“外騖”，所以對各方面的要求，一概婉辭謝絶。談到兼課，除了從十七年冬季起，因爲蕭友梅先生拉我去代易大厂先生的課；後來大厂厭倦教書，蕭先生就一直聘請我在他主持的國立音樂院————中間一度改組爲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兼任國文詩歌教席，到國府還都的那年春季，纔算脱離。中間除了二十四年度請假到廣州，足足有十二年的歷史，所以音樂院出身的同學，對我都有好感，差不多没有一個不認識我的。至於其他學校，我除了在復旦、中國公學、正風文學院短時期的兼過兩小時詩詞課程外，就不曾踏上過門。人家還認爲我是搭架子，那曉得這正是我的獃氣呢？
暨南自遷回真茹之後，情形愈加複雜了！鄭校長爲了敷衍各方面，純粹的學者漸漸走開，他的黄金時代也漸漸的過去了！許多有背景的人物，打進這個學校來，此争彼奪，鬧個不了，有的利用華僑學生做打手，動不動就演起全武行來，斠玄也曾被威逼過！我素來是不偏不倚的，站在超然地位。他們拿不到我的劣點，除了在××新聞造了一大篇謡言外，只好别想方法，離間挑撥我和校長院長的感情，説什麽我是一個純粹學者，不適宜於辦事方面呀！什麽主張太偏，專叫學生學會做詩填詞有什麽用呀！後來鄭校長果然聽信了他們的話，笑着對我説：“我爲着你的專心研究學問，還是不擔任職務的好！”他背地笑我是“書獃子”。我把主任辭掉不幹了。鄭校長待我不錯，不但不減我的薪水，並且尊稱爲什麽特别講座，鐘點也教的少，我也樂得逍遥自在呢！後來鄭校長被外力威逼，那當年藉了挑撥而得着好處的人，又來運動我，要我也來參加“驅鄭”，我堅決的拒絶了！事去之後，大約纔感覺到只有“書獃子”是靠得住的，所以鄭氏對我，反而特别要好起來。
鄭氏被驅以後，學校弄得不可收拾。教育部幾次的派人來調查，結果決定由那位高等教育局長沈鵬飛先生，臨時代理校長。這位沈代校長，倒也是個老實人，可惜太懦弱了！一切大政方針，都要請示於上海某組織，結果校内更加政治化了！斠玄既隨鄭氏以俱去，繼任文學院長的×××，叫學生代表某來向我説：“×先生————他是上海某組織的頭兒————素來很仰慕你，希望你去看他一回，他是很想借重你的。”我當時表示：“我和×先生素昧平生，去看他做什麽？我寧願丢了教授不幹，斷斷乎不肯犧牲我素來的主張，去加入什麽組織的。”那代表也就默然的走了，我仍舊若無其事的教我的書。後來沈氏請我到他的辦公室去談話，把已經填好的志願書，當面要求我蓋一個印，我毅然的拒絶了。我説：“國立大學，是爲國家造就專門人才的。在國立大學做教授的人，只顧替國家盡教育人才的責任，那有閒情去參加其他的組織呢？”他被我反問得啞口無言，以後也就不再拿這事相强了！
大約那時的什麽組織，是需要時時刻刻練習鬥争手腕的吧？打倒了他的敵人，馬上就會自家人和自家人摩擦起來。所以過不到半年，中文系的主任問題，又鬧得没法解決，結果還是把我强拉了出去。我和他們“約法三章”的説妥了我的條件，纔又勉强的幹了一年。
到了二十四年的春季，沈氏又敷衍不下去了！把整個的學校鬧得烏烟瘴氣。我曾到過南京，向當時的教育部長王雪艇先生，和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樹人先生，陳述一切，希望他們注意，不要把這個唯一華僑教育最高學府糟蹋了。不知怎的，大家都有些不願過問，我也只好不管了。直到暑假以後，何某以發表什麽“本位文化”的十教授宣言之一的資格，拉上了某黨要人，正式來接任暨南的校長。他和華僑教育，也是素來“風馬牛不相及”的，我對暨南深深的感着絶望了！
五 嶺表一年的遭遇
在二十四年春季開學之前，胡展堂先生就託冒鶴亭先生來找我到廣東去。那時胡先生正在香港養病，和我不但素無一面之緣，而且不曾直接通過一次信。他自湯山幽禁之後，以至恢復自由，由滬赴港的那幾年當中，幽憂憤懣之餘，愛做些詩，尤其歡喜叠韻。那時和他唱和最多的，是冒鶴翁，和他的一位落拓不羈的老友易大厂。我和大厂，自在音樂院相識之後，蹤跡日密，也就做了“忘年之友”————他比我大上三十多歲————他常是把他們的唱和詩稿給我看，有一次硬拉我同作，由他附寄到香港去，不料竟“氣求聲應”起來！不到七八天，就接着胡先生寄來《得榆生教授大厂居士和章，七叠難韻並答》的和作：
风雨時時吟和難，————因爲我的書齋，題作風雨龍吟室————孤懷況欲起衰殘。相從問客行何後，不飲看人酒易闌。晞髮無心惟惡暍，折松隨手輒成欄。吾民有愠終當解，不信南風竟不彈。
這是二十二年秋初的事。自這以後，就不斷的有篇什往還。我還記得在二十四年的舊曆元旦，我正持着詩箋，親自到郵局去掛號，而胡先生寄我的詩恰恰送到，彷彿“相印以心”似的！我是一個癡情的人，不免引起了知音之感。他看了我在《詞學季刊》上發表的論文，登時寄了我一首五古，後半是這麽説：“詞派闢西江，感深興廢事。照天騰淵才，奔走呼號意。樂苑耿傳燈，豈奪常州幟。邁往足救亡，斯言可終味。”同時接着鶴翁促我南游的電報。我因爲老父尚在真茹，不曾前往。後來我父親知道我有南行的意嚮，又值故鄉安定，不久也就帶着我那異母弟妹十多口，回到故鄉去了。我準備了半年，在暑假之前，就接着中山大學的聘書，鄒海濱校長又再三託斠玄來函勸駕，説胡先生希望我到那邊去，把中文系辦好。胡先生在六月初放洋，前往歐洲養病。他在郵船上，還不斷的有詩來，説什麽“未能講肆從容話，曾把吴鉤子細看。真個揚帆滄海去，憑君弟子報平安”。又説：“三月無詩吾豈憊，萬方多故子其南！”他對我這般的熱望，怎叫我不動心呢？我這時雖然少了大家庭的負擔，而我自己也已有了七個孩子，加上在真茹住慣了，不但暨南全校自教職員和校工都和我有好感，就是附近鄉村裏的人，也都相識，到底有些留戀，決定不了去留。我只得在暑假期中，先到廣州去跑一趟，看看情形怎樣？我一個人到了廣州，鄒校長對我特别慇勤，爲我備了盛筵，請了許多西南政務委員會的要人來做陪客，又親自陪我駕着汽車，去石牌參觀新建築的金碧輝煌，矗立在每個小岡巒上的新校舍，和那緜亘數十百里，坡陀起伏，林木蔭蔚的廣大農場。我笑着對鄒校長説：“我來替你做個參贊大臣，率領許多西南子弟，在這裏來建個國吧！”兩個人都呵呵的笑了。他説，秋後就準備全部從文明路舊校址搬到石牌去，并且擬就了許多教授住宅的圖樣，叫我預先選定一座，帶着家眷同來。這石牌距市雖遠，卻自幼稚園以至大學，都要次第設立起來，子女的就學是不成問題的，希望我安心的來辦教育，好好的替他培植西南子弟，至少中文系是交給我全權去辦理的。我當時興奮極了。那文學院長吴敬軒先生，也是一個忠厚篤實的純粹學者，看來是可以合作的。所以我的南行之志，就有七八分的決定了。
那時我接着真茹家屬的來信，説暨南的聘書，也照舊的送來了。并且這一次的新舊教授，是由校長開列名單，送給教育部長去審核的，而第一個被圈定的卻是我。我在開學之前，回到上海，觀察了校内的新局面，那班“新貴”們，有些“作威作福”的模樣，大概他們也知道一點我南行的消息，便挖空了心眼，做好了圈套，要我不樂意的自動離開，以便他們的“爲所欲爲，肆無忌憚”。我後來也頗悔我自己太没涵養了，中了他們的計，一激就把我激走了，把我七載經營的暨大中文系，連根帶葉的拔除浄盡！那當局還假惺惺的，和“貓哭老鼠”般的挽留了我一回，説什麽給我請假一年，要打電報給鄒校長，表示這是借用，來年是要聘我回來的。我當時一怒之下，就帶着我的孩子們，和四五十箱的書，一些破舊不堪的傢具，揮着熱淚，辭别了一班親愛的同學，和那座“緑陰如幄”的村居，搭上招商局的海元輪，竟自向南去了！當時做了一首《水調歌頭》，留别暨南同學：
孤客向南去，抗首發高歌。無端别淚輕墮，斯意竟如何！七載親栽桃李，風雨鷄鳴不已，長冀挽頽波。壯志困汙瀆，短翼避虞羅。逕行矣，情轉側，歲蹉跎！平生所學何事？莫放等閒過！胞與常須在抱，飽雪經霜更好，松柏挺寒柯。肝膽早相示，後夜渺山河。
聽説這一學期，我所教的課程，就没有人敢接我的手。事後思之，難怪會招他們的忌，把我當作老虎般的對付，這的确是我平生最大的短處喲！
我抱着滿腔的熱忱，重到廣州，中大的學生，就派了代表，領着校工，把我的家眷和行李，送到預租的東山松崗的寓所住下。那時中大還在文明路暫時的舉行開學典禮。説也奇怪，那學校有一個極端矛盾的現象，學生們認爲最不滿意的教授，選起課來，反而特别的多。————固然有些特别有學問經驗的老教授，選課的也不少。————我爲好奇心所驅使，有時偷偷地去看，那個學生選課最多的教授的教室裏，常是“寥若晨星”的，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在那裏没精打采的癡坐着，或者低下頭來看他自己愛看的書，我這纔恍然大悟其中的奥妙了！過了一個多月，全部的遷入石牌新校舍，學生是規定要住讀的。學校當局，也就趁這機會，下了整頓的決心，每個教室，都編了坐位號碼，由註册課派人來點名。可是結習難除，等到點過名之後，學生還是有趁着教授們聚精會神在講書的時候，偷偷溜走的！有一次在我的班上，被我發覺了這麽一個頑皮學生，我馬上趕出教室，把他抓了回來。我對他説：“你這人太笨了！你不曾聽過君子可欺以方的這句老話嗎？你要偷嬾，何不對我講，你要大小便，學學那村童的方法，那我可没有理由來阻止你不出去。”引得大家都笑起來，這位也有些“内愧”，以後便没有這怪現象了。我以爲現在做教師的態度，應該是要叫學生們“畏而愛之”的。過於隨便，固然有損尊嚴，如果一味對他們板起面孔，好像閻羅王般的，也不是道理。我以爲最好是學些古代名將“恩威並用”的帶兵方法，合着幾分杜甫先生“莊諧雜出”的作詩態度，那是最適宜不過的了。我素來是喜歡天真活潑，帶些稚氣的。現在雖然年過四十了，還常常和我的學生，以及我的孩子們，脱略形跡的一起玩。我很少正顔厲色的去駡我的學生和孩子們，偶然要教訓他們，總是輕描淡寫的，用旁敲側擊的説法，叫他們自己覺着難爲情，而自動的去改過自新。石牌本來是一片的荒山，距離廣州市内，約摸有三十多里的路。除了特備的長途汽車，可以直達校門，其他的交通工具是没有的。我住在東山，每天總是清早起來，吃了些牛乳，就趕上石牌去的。有時候跑到學生宿舍裏，隨隨便便的看看我那中文系的學生。有的還没起牀，看見我來了，説一聲“先生早”！覺得有些兒不自在，一骨碌的都爬起來了。我自己擔任的課程，仍是文學史，和詞曲這一類。那時中大有一位老詞家陳海綃先生，在那裏教詞有了十多年的歷史。彊邨先生對他的詞，是極端推重的，我也深深的表示敬仰。可是他説得太高了，專門對學生講夢窗詞，學生不能够個個瞭解。我是服膺孔老夫子因材而教的，所以另外選了些東西，對學生們由淺入深的詳細分析的來講，并且叫他們多多的練習，果然不到半載，就有些成績斐然了！其實我的詞學功夫，和海綃翁比起來，真有天淵之隔，不過談起學生的受用來，我教的比較容易消化些罷了。那時程度最好的有孔憲銓、羅時暘、程蒨薇、黄慶雲等。我覺得在中國最有出息的人才，要算兩廣和湖南的子弟。我那時有“從知天地英雄氣，偏在三湘五嶺間”的句子，寫在孔憲銓的紀念册上，那全篇我卻記不起來了！
我命中是要多受折磨的！我到一處，都因苦幹的結果，得着學生的敬愛，同時就遭受同事們的嫉妬和攻擊。我自攜家過嶺以後，敬軒被派到歐洲去講學，接任文學院長的是一位哲學博士范錡先生，他的爲人，是頗直率而好大言的。不曉得受了什麽人的挑撥，開始和我搗起亂來！公開的對學生講，説我是要把中大造成暨南的勢力，一面慫恿着鄒校長，把我介紹的教授黄公渚先生拒絶了！我當時氣忿不過，預備立即回到上海。我對他們講：“你們不要看小了我，我不是要到廣東來争飯喫的！我喫的米，都是從上海在郵局裏寄來，————我因爲患着多年的胃疾，醫生要我喫麵包和常熟一帶特産的黄米，所以特地用洋鐵匣裝着付郵寄了些來。————我是爲的要幹一番事業，你們睁開眼來看罷！”鄒校長向陳協之先生打聽了公渚确是一個有學問的人才，纔特地挽了許多人來向我道歉，范氏也親自跑到我的寓所裏，解釋了誤會，這纔相安下來。
那時中山大學，規模的壯麗，和經費的充裕，在全國是“首屈一指”的！牠自遷入石牌以後，還不斷的從事建設，並遵部令添辦了研究院。那文科研究所所長，原來是敬軒擔任的，自從他出了國，就由我和朱謙之先生————他一方擔任文學院歷史哲學系主任————輪流負責。我是素愛穿藍布長衫的。那時廣州的習慣，男人是不大看見穿這種顔色的服裝的，只有我還是不改其素的穿了到處跑。每次開校務會議，許多人都特别注意我，許久我纔發覺是爲的我那件藍布衫。我悠然的對他們講：“你們怕不怕？我是一個老資格的藍衣黨呢！”有一天，陳協之先生在他那所顒園大會賓客，那廣州市長劉紀文先生，也是這樣的注視着我。他悄悄的問那旁坐的人，“這個藍色人物是誰呀？”那年的舊曆年尾，胡先生因爲得着蔣先生“共赴國難”的電勸，毅然扶病歸國，到了香港。許多準備歡迎的南北大員，都麕集到香港去。我生平是不愛湊熱鬧的，雖然胡先生亟想和我見面，我直等到除夕的前一天，纔悄悄的坐着三等火車去跑了一趟。胡先生晚上得着我的電話，就約定第二天早上，去暢談了兩小時，我下午又匆匆的回到廣州去了。事後聽到學生對我講：“香港一家最著名的小報————《探海燈》————在元旦就登載着這麽一個消息，説胡先生返國以來，一批批的要人去拜會他的，至多不過接談幾十分鐘，不曉得昨天來了一位穿藍布長衫的什麽人物，倒談了那麽長久的時間呢！”後來胡先生被歡迎到了廣州，住在我那寓所附近的延園，我曾去談過幾次，也有不少的詩詞唱和。直到他在顒園去世的前幾天，還有一首和我《泛荔子灣、賞紅棉、訪昌華故苑》的絶句。他題我的授硯圖，有“常愛古人尊所學，更爲後輩廣其途”這樣精警的兩個句子，事隔數年之後，汪先生見着我，還是常常提起，稱美不置的！
胡先生下世時，我做了三首五古去哭他，開首就是“我本爲公來，公去我何之？！”這麽沉痛的十個字。幸而我在中大幹得有些成績了，同事們都還處得相當好。當地的老前輩汪憬吾先生，潔身高隱，素來是不問外事的，對我也特别愛護。還有常德楊雪公先生，是一個崛强耿直的硬漢，追隨中山先生和胡先生從事革命，非常之久，也是和我最談得來的。我雖然有些不服水土，弄得胃病大發，而精神上總還得着相當的安慰。再加那位醫學院長劉嘯秋先生，從我學詞，全家的醫藥顧問，是不花錢的。所以我也就打算一直的幹下去，並且準備下年教授住宅落成，就全家搬到石牌去，“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了。到了暑假，鄒校長還叫我去約公渚南來，可是公渚已應了國立山東大學的聘。我在廣州休息了一個暑假，不曾離開。想不到突然的所謂“西南事變”發生了！廣州市内有準備巷戰的謡言，我拗不過妻的主張，匆匆的把所有的什物和兒女，趁着太古公司的輪船，回到了上海。别的不打緊，這一年多的經濟損失，确有些壓得我透不過氣來！
六 苦難的緊張生活
我把家眷在上海安頓妥了，本想隻身再到廣州去的。一直到秋季開學期間，那事變因了桂系態度的强硬，還没徹底解決。我的胃病和濕氣，又發得特别厲害起來。心想這逆運到來，也是無可避免的。當時向中大告了半年的假，暫在上海閒住起來。這時各學校都早經開學了，幸虧國立音專的校長蕭先生，仍舊把我的教席保留了年餘之久，除卻扣去請人代課的鐘點費外，所有寒暑假的薪俸，都送給了我，我把牠來做了醫藥費。可是一家十餘口的生活費，無法解決。那半年的收入，只有音專六小時的月薪，還不到一百圓，這卻叫我有些着慌。我的老友孫鷹若先生，正在蘇州辦章氏國學講習會，約我每星期去講一次，每月送我一百五十圓的夫馬費。我禁受不了那蘇州街道的顛簸，往往是帶病而歸。我這時的狼狽情形，較之那初到上海做小學教員的時候，是有過之無不及的！我的胃病，發得連開水喝下去都得吐出來，我的妻總是背地向人家借些款子，又换去了些首飾，纔勉强度過了這半年的難關。蕭先生待朋友真厚道！到了春季開學，設法將我改作專任，我因爲身體不好，就把再度南游之意打銷了。二十六年的春夏之間，我還是强扶病體，奔馳於蘇滬和市中心區————那時音專的新校舍建築在上海市政府的附近————一帶，只有增加我的疾痛，仍舊解決不了全家的生活問題！到了那年暑假，承蒙錢子泉先生————他原是光華大學的文學院長，這時和我也是不曾見過面的。————的好意，把我推薦給張校長，聘我做專任教授，合之音專，也有每月四百餘圓的收入，家用是勉强敷衍得去了。卻料不到“八一三”事變爆發，光華的校舍被毁了，音專也自市中心區搬到法租界來，人心皇皇的，大有朝不保夕之勢。後來雖然各學校都在租界内租着幾幢小房子，勉强的開了學，可是都爲了經費竭蹶，對教授們減時減薪。大家爲了迫于飢寒，只好拚命的去謀兼課，我也足足兼了五個學校，每週授課至三十二三小時之多。這五個學校，又是散佈在四角和中央的。所以整天的提着我那破舊的討飯袋，這邊下了課，立即踏上電車或公共汽車，趕到那邊去，那種種可笑的奇形怪狀，确是“罄竹難書”，這怎會有什麽教育效率可言呢？在那砲火震天的時候，暨南也搬到租界上來開學。恰好那舊時同事李熙謀先生————原任暨大的理學院長————屈就了中學部主任。那中學部的學生，多半是道地的華僑子弟。熙謀知道我在暨南的歷史，想借重我來鎮壓附中，三番兩次的跑到我家來，拉我去幇忙。我卻不過他的好意，又對華僑子弟，不免有些顧念，就和他約好，我絶對不和何某發生交涉，他一口承允了，我纔去兼任了一學期的教導主任。我認爲在危難的時期，我們是應該挺身出來，擔負一切責任的。我在這個時期内，卻也費了不少的心血，自問還對得起那遠隔重洋的華僑父老。當那暨大自真茹遷入租界之後，那校長總是銷聲匿跡的躲在法租界，不大肯出來和學生見面，只把附中的僑生，勉强安頓在那一間靠近閘北和蘇州河的某私立中學裏，這一帶是大家認爲非安全區域的。我自接事之後，就一面督促郭主任，趕快設法另覓比較安全的地點，一面對學生表示，我決和大家誓共安危。我是説了就幹的，每天晚上，我總坐了一部黄包車，跑到那宿舍裏去看他們。在那裏夜深人静的當兒，遥望着那隔河的砲火，此往彼來的交織着，我還是若無其事的，到他們宿舍裏，巡視一週，叫他們早些安睡。不久就把他們搬到静安寺附近的一所中學裏來。我晚上總是去監視他們自修的。有的不到，我就到宿舍或厠所裏去找，一班調皮的華僑子弟，也漸漸的給我弄得馴服了。直到我入京以後，遇着幾個在京服務的僑生，還很高興的説：“我是當時被先生抓住纔出來自修的頑皮學生呢！”
中國的社會，是叫志士們短氣的！等到上海聽不着了砲聲，争權奪位的又來了，連這麽一個小小的教導主任，也有人來打主意！“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鵷雛竟未休”！我讀着李義山這兩句詩，只好付之一歎！我把這職務辭掉了，爲了要養活妻子，卻還硬着頭皮，兼了兩班高中國文。同時在新創的太炎文學院，擔任着國文系主任，又在復旦兼了些鐘點，直累的喘不過氣來！這五個學校，在音專比較歷史最久，待遇最優，成績也就比較好些。這不是我心有所偏，只有精力關係，有的地方是顧不周到的，我現在還有些“内疚”呢！
在二十九年的春季，我因積勞所致，胃病又發得不能支持了！爲着種種的因緣，纔辭掉了各校的職務，暫時脱離了那緊張的教書生活。可是不到半年，我又回到本來的崗位，專心致志的，辦我的文學刊物，————《同聲月刊》————一方面又擔任着教幾點鐘書，整天的躲在家裏，度那“閉門自成世”的日子，倒也覺得耳目清浄。可是回首當年文物風流之盛，和我個人所經歷的可喜可悲，炎涼變幻的情景，真和做夢一般，要不勝今昔之感呢！
七 自我的檢討
最後我也來一次“檢討過去，策勵方來”。我相信我自己是一個身體單弱而意志堅强，怯於酬應而勇於任事的笨人。我的做人方針，雖然大致不錯，卻因爲缺少了養氣功夫，有時理智剋服不了情感，以致喜怒易形於顔色，往往會上人家的圈套。我的治學門徑，雖然相當清楚，卻因爲家累的煩重，————我現在要擔負八個兒女的教育費，養活一家十五六口。————和教書太久的緣故，没有餘閒去竟其所學，在學術上不會有很多的貢獻。我相信我是個虚心服善人，對於師友的匡助指導，是“拳拳服膺”的，尤其是我的知己，我恨不得“殺身以報”。據我個人二十多年的經驗，和觀察所得，相信復興中國的中堅人物，是出在三湘五嶺間的。我佩服曾文正公脚踏實地的幹法，我相信建國人才，是要“樸拙”而不尚“華巧”的。我最恨“賣力不討好”這句話，認爲這是中國近代政治腐敗，學術衰退的最大病根。我以爲一個人既是生來有“力”，就應該對國家社會，有一分盡一分的“賣”去，至於討好不討好，是不應該去計較的。我雖然也做了許多“賣力不討好”的呆事，受了許多的苦難和打擊，卻是並不後悔的，只恨“歲不我與”的精力日衰，以至無“力”可“賣”，那纔是“志士之大痛”呢！我認爲今日國家的危險，雖然多半由於生産落後，國力不充，而受病之源，尤在國民道德一般的墮落，而欲挽回這個頽勢，又非注意改良教育，并先訓練一大批的智德兼備，可作模楷的師範人才不可。我這幾年來，頭上的白髮，如春筍般的怒發出來，卻並不因爲這個而減低我那前進的雄心。我夢想着有一天，能够得着一塊小小的獨立的園地，糾合一班同志們，通力合作，實現我那十年來所抱的“三化”主義教育，————學校家庭化，知識科學化，生活平民化。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二月十三日，脱稿於金陵寓廬之荒雞警夢室。
（刊《古今》半月刊第十九至二十三期，1943年3月至5月出版）
庚申蘇城見聞録題識
此卷爲婺源齊學裘手稿本，前歲偶於金陵莫愁一小肆中收得之，所紀爲咸豐十年夏忠王李秀成入蘇州時事，雖屬見聞瑣屑，要足以資譚助、廣異聞，亦治太平天國史者之絶好資料也。學裘字子貞，號玉谿，工詩，善書法，晚歲寓居上海，與劉熙載、毛祥麟等，時相唱酬。予在金陵，曾見其手書詩稿數册，塗乙不易辨識。且聞諸爰居閣，學裘詩集已刊行，肆主索值昂，未及收取，後遂不可踪跡，爲可惜已。學裘父彦槐，嘉慶間進士，以庶吉士散館，選金匱知縣，著治績。罷官後，僑寓荆谿，精鑑藏，有《雙溪草堂詩文集》行世。此編所稱不忍抛棄先人手澤，又有直往宜興訪諸弟妹消息之語，是其證也。録中又稱其壻于漢卿，居通州石港，旋往依之。其後漢卿徙居泰州，學裘復自吴門前往。予檢東臺《陳百生（寶）遺集》，有《于漢卿（昌遂）招遊養志園，雨不果赴，朱曼君蔣太璞用東坡東湖詩韻聯句，次韻和之》，及《憩平山堂，復過養志園，再用前韻，示心泉和尚，并柬于八漢卿》之作。又《齊玉谿丈招遊蜀岡看梅花，即次見示詩韻》云：“花事在何處，城西亂石岡。相將隨逸老，迤邐踏春陽。行步天風健，笑聲年少狂。流光摶控得，莫使去堂堂。劫後種梅樹，居然長過人。年年揩老眼，一看歲華新。淡處添生色，香中悟夙因。漫言枝磊砢，蓓蕾尚童真。”此亦足略窺學裘之風趣，與其避居江北後之行跡。適瞿兑之先生索爲録副，備載《中和月刊》。客居求學裘詩集及婺源志乘不可得，爰就所知，附識數語，以便循覽此編者之參攷云。癸未春分前三日，龍沐勛識於金陵寓齋。
（齐學裘遺著、龍沐勛校録《庚申蘇城見聞録》，刊《中和》第四卷第六期，1943年6月出版）
讀我的詩
我素來對於各色各行的朋友們，不拘文的武的，只要他是個有性情、有抱負的人，常是歡喜引誘他們讀詩詞，並且鼓勵他們從事寫作，而我自己却怕人家把那“詩人”或“詞家”的榮冕，加在我的頭上。這和魯迅先生在廈門大學教書時，自己關起門來，精心刻意的研究六朝文，却教青年們少讀線裝書，防他中毒，用意似乎有些相像。看去似乎矛盾，其實是相反相成的。
許多朋友們，總是説他自己對於詩詞，感着興趣，只是工力太淺，怕寫出來見笑大方。我便鼓勵他們：你只要認清詩這東西，原來是自己的，那你就可以放膽作去，無所拘束，習慣成自然，那會有做不好的道理。我這並不是甘言誘惑，裝作“英雄欺人之語”，而是有學理上的根據的。大家總讀過《虞書》和《毛詩》吧？《虞書》上説：“詩言志”，《詩大序》上説：“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人類是有感情的動物，感情衝動，把牠組織成有節奏的語言，唱出口來，這便是詩。感情和語言，都是上帝賦予人類的。人人有作詩的本能和權利，爲什麽不自己來發揮和享受？那未免太可惜了！反之，一個人如果没有高尚純潔的思想，真摯熱烈的感情，磊落光明的抱負，儘管他讀爛了一部《全唐詩》，寫出東西來，詞藻如何美麗，聲調如何鏗鏘，把牠解剖開來，結果只是“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這麽一套公式，恰恰造成一個“文字匠”的地位而已。我的意見，始終認爲詩是出於“人情之所不能已”，並不是由某一種人來包辦，而可以把牠當作商品出賣的。我八年前曾在《詞學季刊》上發表過一篇《今日學詞應取之塗徑》，説了這樣幾句話：“學詞者將取前人名製，爲吾揣摩研練之資，陶鑄銷融，以發我胸中之情趣，使作者個性，充分表現於繁絃促柱間，藉以引起讀者之同情，而無背於詩人興觀羣怨之旨，中貴有我，而義在感人。”我現在對於寫作詩詞的見解，還是抱定“中貴有我，義在感人”這八個字，作爲我的“金科玉律”。我們是爲了感情衝動而作詩，不是爲了要想作“詩人”而作詩。我對於詩的評價，是主張内容與形式並重，而形式之美，只要聲調辭采，恰恰和所表的情感相稱，那便是最有價值的作品。如果我們只管在聲調詞藻上面兜圈子，而忽略了這是“我的詩”，那我敢武斷的説一句話，這種人是絶對没有出息的。
最近在《古今》半月刊第二十四期上，讀到陳公博先生著的《我的詩》，中間提到區區，説我是“詩人”，我真覺得“受寵若驚”，引起了我脱略形跡來和公博先生談詩的興趣。我立刻寫了一封很長的信，加快寄給他，大致説他在無意中，替我做了一回宣傳工作，我應該替他在詩壇上，做個辯護律師，並且要求得着他的同意，把原信補充若干材料，交給《古今》發表。不到三日，公博先生就在上海回了我一封快信，他説：“來函奬掖，真使弟勇氣加倍”，又説：“先生爲弟辯護，至感，望早爲之，俾弟得以解嘲”。我爲了忙於鈔校《同聲》稿件，和評閲中央大學的學期考試成績，把這事延擱下來，辜負了公博先生的奬勵和熱望，心頭常是耿耿不安。現在抽暇來寫這篇文字，仍是抱着我個人素來的主張，來替公博先生補充幾句話，我想不會有人説我過於狂放吧？
公博先生在《我的詩》内，説到他不多作詩的理由，第一是自謙“對於詩並没有下過苦工”，第二是“不能拿詩當隨身法寶”，第三是“詠景和詠物詩”，差不多“前人都説過了”，犯不着“這樣白費工夫”，第四是“作詩有時太自苦”，往往爲了“一個字而至心懸十年”，第五是怕“若在酷暑時候讀了我的詩，有拖累朋友中暑之虞”，第六是“怕翻典故”，第七是“怕做詩人”，末了是很熱誠的希望有人來“重編今詩韻”。這幾層待我來作個詳細的解答，希望能够增加公博先生作詩的勇氣，來替詩壇做個“異軍特起”的怪傑，他的詩集子，也從一百首左右，驟增至一千首，乃至如陸放翁的“六十年中萬首詩”，那破壞規矩的罪名，我這義務律師，是情願挺身而出，毫不踟蹰來擔當的。我並希望我這篇小文，能够帶些“誘惑性”，好教“天下英雄悉入吾彀中”，那區區也就算得不枉生一世了！
關於第一層，在原文裏已經有了“好事的朋友”，替公博先生引證《詩經》，和李杜的作品來解答，我只要再舉嚴羽《滄浪詩話》：“詩有别裁，非關學也”，這兩句話，就可以堅定作者的自信心，用不着别的嚕囌了。
第二層談到詩韻，却是一個重大問題。我在各大學裏，教了十五年的詩詞，一般學生對於韻本上的“一東”、“二冬”、“三江”、“四支”，就有些莫名其妙。我便拿學生的程度和年級來做個譬喻。音韻的分部，是因了時間和空間的關係，而不斷發生變化的，絶對没有“天不變，地不變，韻亦不變”的道理。不過牠的變化，是要經過若干時日，纔可看出顯然的差别。到那時自會有人來替牠歸納比較，作成一種較爲合理的標準韻書。這好比一個學校裏的學生，從各地招來，經過了一番考試，依照他們的程度，分作若干班級，又從某一年級裏面，選出一位來做班長，我們牢記着這位班長的姓名，那程度相等的同班學生，就不難“按圖索驥”了。譬如“一東”、“二冬”，“東”“冬”二字等於甲乙兩級的班長，代表這一級的程度，而“一”“二”等數目字，就彷彿編學號似的。同一年級的學生，經過了一學期或一學年的訓練，如果加以嚴格的考試，就會因了天才和學力的關係，而發現程度上的參差，也就不能不重新編級或分組，原來在甲級的，有時會編入乙組，在乙組的，也可以升入甲組，或者更在甲乙兩組之外，重行分配，添設一個丙組，或者原來是三組或四組，也可以合併做一組或兩組，那學號的數字，也就跟着轉移。現在沿用的平水韻，就是金代平水王文郁，把《廣韻》的二百六部，合併做一百七部，南宋劉淵得着他那個本子，替牠重刊，换上一個《壬子禮部韻略》的名稱，專作“科試”之用。《廣韻》的分部，是“一東”、“二冬”、“三鍾”、“四江”、“五支”、“六脂”、“七之”、“八微”，平水韻便把牠合併做“一東”、“二冬”、“三江”、“四支”、“五微”，這個消息，我們就可以參透音韻決無一成不變的道理。相傳宋真宗時重修的《廣韻》，實原於孫愐的《唐韻》，《唐韻》又本於隋朝陸法言的《切韻》。這二百六部，在唐人的近體詩裏面，就有許多是合用的，和平水韻相差不遠。到了平水韻行世，那距音韻的自然變化，業已過了相當長遠的時間。我們只要把詞韻打開來一看，“一東”、“二冬”通用，“三江”、“七陽”通用，“四支”、“五微”、“八齊”通用，“六魚”、“七虞”通用，“十一真”、“十二文”、“十三元”通用，“十四寒”、“十五删”、“一先”通用，“二蕭”、“三肴”、“四豪”通用，“九佳”的一半和“六麻”通用，“八庚”、“九青”、“十蒸”通用，這就表明宋代的標準國語，牠的自然分部，就和唐代變化的多了。然而作近體律詩或絶句的人，爲什麽一直到現在，還要死守着這在宋朝已經不很合理的平水韻呢？這理由也相當複雜，而最重要的兩點：第一是中國幅員太廣，方音過多，如果大家各用各的方音來做詩，就不免要發生扞格難通的弊病。第二是因爲唐宋以來，都用詩賦取士，就不能不加以人爲的限制，應試的士子，如果不合官韻，便有落第的危險，養成了習慣，便少有這麽大膽的英雄好漢，把這不合理的撈什子一脚踢翻。填詞是不受功令束縛的，所以牠能順着語言的自然變化，把許多已經融洽的韻部通用起來。現在不會再有用詩賦取士的時期，我想這第二點的解放，是絶對不成問題的。可是第一點應當怎樣去重定標準，編訂新詩韻，這却要集合多數的專門學者，從長討論，不能够草率了事的。譬如我們江西人，對於陰平、陽平，就不容易辨别，而北音無入，把入聲配入其他三聲，在我們南方人讀起來，也覺着不大順口。倒是“七陽”和“十四寒”，粤音讀混，惟獨我們萬載的土音，有些相仿，就一般的標準國音來讀，到現在還是不能通用的。所以我對於這個新詩韻的産生，雖然一樣地在熱烈期待着，可是個人絶不敢輕率從事。新詩韻不是没有，據我所知道的，趙元任先生的《新詩韻》，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十多年，亡友蕭友梅先生，也曾在國立音樂院的刊物上，發表過一種。這兩種新詩韻，似乎都是參考詞韻、曲韻和標準國音編成的，適宜於創作新體詩，是不是也適宜於舊體詩，倒也又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這個問題，暫且撇開不談。在這新詩韻還没有絶對標準的過渡時期，我們做近體律絶詩，似不妨把詞韻來暫時應用。因爲近體詩是在唐代纔正式成立的，而宋代的讀音，和現在的普通音，還相差不遠，我在前面論詞韻裏已經説過。只要我們所用的韻，在宋人詩集裏，有了根據，就不妨大膽的通用起來。譬如公博先生那首詩：“徹夜鼙聲薄古城，萬家燈暗賸繁星。洛陽宫觀淪榛莽，風雨淒其憶秣陵。”就平水韻的分部，城字屬“八庚”，星字屬“九青”，陵字屬“十蒸”，果然如公博先生所説：“就是全出了韻”。可是在詞韻上面，這三部原來是通用的，這可證明宋代的標準普通音，早就把這三部讀混了。既然到了相同的程度，有什麽理由，硬要禁止牠合併成一組？南宋四大詩人之一的楊萬里，就是一個了解音韻變化，而不肯死守不合理的舊詩韻的人，所以在他的《誠齋詩集》裏，所用的韻，就和當時通用的詞韻差不多。待我隨手舉出例子來看：
庚青同用的，有：“草藉輪蹄翠織成，花圍巷陌錦幃屏。早來指點游人處，今在游人行處行。”————《三月三日上忠襄墳因之行散得句》
又：“女唱兒歌去踏青，阿婆笑語伴渠行。只虧郎罷優輕殺，攂子雙擔挈酒缾。”————同上
支微同用的，有：“長干橋外有烏衣，合着屠沽賣菜兒。晉殿吴宫猶碧草，王亭謝館儘黄鸝。”————同上
又：“朝來出峽悶船遲，也有欣然出峽時。山色亦如人送客，送行倦了自應歸。”————《出峽》
支齊同用的，有：“桑椹垂紅似荔枝，荻芽如臂與人齊。夜來水落知深淺，看取芭蕉五尺泥。”————《水落》
東冬同用的，有：“下瀧小舫載尖篷，未論千峯與萬峯。只是舟人頭上笠，也堪收入畫圖中。”————《過鼓鳴林小雨》
江陽同用的，有：“晨炊只煮野蔬湯，更揀鮮魚買一雙。病眼未能禁曉日，西窗莫閉閉東窗。”————《初離常州夜宿小井清曉放船》
佳麻同用的，有：“船離洪澤岸頭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遠，中流以北即天涯。”————《初過淮河》
魚虞同用的，有：“月晚無烟起御廚，野人豆飯未嫌麤。要知魚子炊香日，正是梨花帶雨初。”————《讀天寶遺事》
真元同用的，有：“南康名酒有殘樽，急喊荷杯作好春。紫幕能排北風冷，夕陽偏借半船温。”————《舟過黄田謁龍母護應廟》
文元同用的，有：“只愛孤峯惹寸雲，忽驚頭上雨翻盆。北來南去緣何事，路上君看屐子痕。”————《小谿至新曲》
元先同用的，有：“峽中盡日没人烟，船泊鵶磯也有村。已被子規酸骨死，今宵第一莫啼猿。”————《夜泊鵶磯》
寒先同用的，有：“破曉篙師報放船，今朝不似昨朝寒。夢中草草披衣起，愛看輕舟下急灘。”————《明發階口岸下》
删先同用的，有：“山行行得軟如緜，急上籃輿睡霎間。夢裏只聞人喝道，不知過盡數重山。”————《晨炊黄宙鋪飯後山行》
庚蒸同用的，有：“櫂郎大似半邊蠅，摘蕙爲船折草撐。今夜不知何處泊，浪頭正與嶺頭平。”————《戲題水墨山水屏》
又：“隔窗偶見負暄蠅，雙脚挼挲弄曉晴。日影欲移先會得，忽然飛落别窗聲。”————《凍蠅》
庚真同用的，有：“除却鍾山與石城，六朝遺跡問難真。里名只道新名好，不道新名誤後人。”————《三月三日上忠襄墳因之行散得句》
蕭豪同用的，有：“陽林日暖雪全銷，陰徑瓊瑶尚寸高。半匹斜鋪白花錦，倩誰裁作水霜袍。”————《郡圃雪銷已盡惟餘城陰一街雪》
我們隨手翻翻《誠齋詩集》，便得着韻部通用的例證，是這麽的多。難道誠齋老子做了一世的詩人，他的作品數量之豐，和陸放翁不相上下，豈有不熟韻書的道理？他對作詩下過很深的研鍊功夫，在他的《荆溪集自序》裏面説：“予之詩始學江西諸君子，既又學後山五字律，既又學半山老人七字絶句，晚乃學絶句於唐人，學之愈力，作之愈寡。”又説：“忽若有悟，於是辭謝唐人及王、陳、江西諸君子，皆不敢學，而後欣如也。試令兒輩操筆，予口占數首，則瀏瀏焉無復前日之軋軋矣。自此每過午，吏散庭空，即攜一便面，步後園，登古城，采擷杞菊，攀翻花竹，萬象畢來，獻予詩材，蓋麾之不去，前者未讎而後者已迫，涣然未覺作詩之難也。”這一段話，很可看出誠齋的詩學，是經過長時間的鍜鍊，而後深造自得，以成其爲“我的詩”。他的作風，和用韻不受功令的束縛，雖然同時的詩人，附和他的不見得是怎樣的多，甚至有人批評他“打油”，可是他那“戞戞獨造，以自成一家”（趙翼《重刻楊誠齋詩集序》）的真精神，是没有人能够否認的。他的押韻，我們拿來和宋詞比較，恰恰看出這是宋代的標準國音，並不是隨手湊成，只圖自己一時的便利。話又説得離題漸遠了，我因看到公博先生的原文，説起“一東和二冬，六魚和七虞，固然分不清，就是七陽和十四寒，八庚九青和十蒸，也極容易混而爲一”。所以我引證了上面的一大段話，來補充解釋，這韻部的分合，确是時時刻刻在變化着，而且這些韻部的混合，是“其來已久”，我們原來可以不再受平水韻的拘束的。統觀公博先生在這次所發表的律絶詩，並没有什麽聲韻不諧協的。只有《登燕子磯》一首：“燕子磯頭葉半霜，危城夕照兩蒼茫。大江無語向東去，如此江山未忍看。”把七陽和十四寒同用，雖然他自己説明廣東音是陽寒易混的，可是我們拿現在的普通話讀起來，總有些不順口。所以我最初是希望公博先生把這個看字韻修改修改，免得辯護時發生漏洞，説作者的詩是用方音寫成的。可是後來偶在《花草粹編》的宋人詞裏，也發現了七陽和十四寒同用的例子，現在列舉如下：
與君别後愁無限，永遠團圞，閒阻多方，水遠山遥寸斷腸。終朝等候郎音耗，捱過春光，烟水茫茫，梅子青青又待黄。————胡夫人《采桑子》
這首詞裏所押的“方”、“腸”、“光”、“茫”、“黄”，都屬陽韻，只有“圞”字屬寒韻。作者胡夫人，究是何時何地的人物，我們没有功夫去詳考。《花草粹編》把她排在花蕊夫人之下，李易安之上，可見她大約還是北宋時人，已把陽寒讀混。有了這個證據，也就可以説明陽寒同用，不只限於現代的廣東音了。
我對於標準新詩韻的編成，也和公博先生一樣地正在熱烈期待着。可是這部工作，非得深通古今音韻，並曾深切研究過西洋語音學、言語學，和中國歷朝詩歌詞曲的人，共同商討不可。我希望全面和平實現之後，我的老友羅常培先生，和趙元任先生，共同來研究這個問題，或者能把牠早日解決，叫作詩的人得着很多的便利。可是在這標準新詩韻尚未出現之前，仍然只好暫以平水韻爲標準，也不妨參用宋人詞韻。我近來看到不少的日本雜誌————都是用《同聲月刊》交换來的，談到漢詩或倣作漢詩的，就有六七種。————他們爲了語言的關係，對那調平仄和翻韻本，一定比我們困難的多，那種苦幹的精神，也是值得欽佩的。我常説做詩的人，如果要時時刻刻，把韻本當作隨身法寶，不但没有這樣多餘的時間，而且把天機都窒塞了，一經掃興，那裏還做得好詩出來。可是詩終究是要聲情相稱的，聲韻問題，總得講究。除了上面所説不妨參用詞韻，把某某等部合用起來，另外的方法，還是希望對於詩有興趣的朋友們，在公餘之暇，多讀些唐宋人的絶句詩。這四句之中，例用三個韻，記得首數多了，那韻部也自然會熟的。
關於第三層，公博先生説是寫景詠物的詩，好處都被前人説盡，所以“因此我決心每逢游山玩水之時，先買一本關於那個地方的游記或詩集，如此可以舒舒服服的游目騁懷，不至於辛辛苦苦的攢眉苦臉”。這態度我是十二分贊同的。詩這東西，本來只是要來陶冶性靈的。只要有别人的佳作，可供玩賞，何苦再來那麽一套，白費功夫？不過同是一般的事物，或一樣的風景，而在各個不同心境的人看起來，是可以發生種種不同的感應的。不但宇宙間萬象森羅，時時刻刻都在變幻，都在推陳出新，就是日常生活，也覺着同中有異。趙甌北先生説：“詩文隨氣韻日趨於新，新者未有不故。故詞藻之艷，日久而塵羮塗飯矣，聲調之美，世遠而簣桴土鼓矣。惟就人人所共見共聞，習焉不察者，慧眼静觀，一經指出，不覺出人意外，而其實仍在人意中，此則新者常新，可歷久不敝。”（《誠齋詩集序》）這話説得很有道理。我覺得寫景詠物的詩，雖然儘有許多尚待開闢的園地，可是如果没有特殊的感想，的确是可以不必多作的。何況現在的攝影術，和圖畫都有長足的進展，僅僅是寫景狀物，根本用不着語言文字。古人作詩，只是“觸物起興”，原來不必專做“模山範水”一類的作品，少了這類的作品，是無礙於做一個偉大詩人的。
第四層，公博先生認爲“不多作詩，不祗是躲嬾，而且是避苦”。他舉了“吟安一個字，撚斷數莖鬚”爲例。並且説他自己作的一首絶句詩，在二十八個字裏，用了兩個“重”字，弄得“十年之中，心還不大自在”。我想這是因爲公博先生把詩看得太認真了。認真的精神，是事業的根本，值得極端佩服的。可是詩的好壞，最重要的，在意格而不在有無重複的文字。我最愛元好問批評東坡詞的那句話：“因病爲妍”，這好比西施的“捧心而顰”，只要她生來骨相是美的，反而會因着偶然生了毛病，而益增其美。至於重字的詩詞，在名家集子裏，真個是“指不勝屈”。譬如李商隱的《夜雨寄北》：“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翦西窗燭，却話巴山夜雨時。”蘇軾的《潤州作代人寄遠》：“去年相送，餘杭門外，飛雪似楊花。今年春盡，楊花似雪，猶不見還家。”（調用《少年游》）在這短短的篇幅裏，用了許多重字，顛來倒去，是何等的婉轉纏绵！三年前，公博先生寫出那首用了兩個“重”字的詩，很虚心的要我替他商酌，我並不是因爲他是我的主管長官，有所避而不敢，實在是根據我素來的主張，認爲這是不足爲病的。一般的專家詩人，常常把自己的詩改得過火，反而弄得没有生氣，那是“真徒自苦耳”。公博先生既然“最怕做詩人”，那更何必把這一個字常常放在心裏呢？
第五層，公博先生説：“詩句最好是淡，最壞是火”，而自己覺得火氣太重。詩貴平澹，這是大致不錯的。汪先生在最近發表的《讀陶隨筆》————《同聲月刊》第三卷第四號————説起“陶公之平澹，由志節來也”。接着又舉了陶詩：“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説這“所謂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而以淵明“憂道之誠，固窮之節”，爲“粹然儒者之言行”。大抵真正的好詩，是真火内藴的。真火便是熱情，一個人没有熱情，那只能比作枯木死灰，那裏配得上説平澹？我國文人，好發牢騷，自己不争氣，只管怨天尤人，這個配不上説火氣。只有激於悲天憫人的宏願，而没有一毫利己的私念攙雜其間，那種迫切真摯的感情，不能自已，因而發爲激壯悲憤的詩歌，倒是值得贊揚的。我們看到王陽明先生，是何等有修養的儒者，他還會唱出：“亂紛紛鴉鳴鵲噪，惡很很豺狼當道，冗費竭民膏，怎忍見人離散，舉疾首蹙額相告，簪笏滿朝，干戈載道，等閒把山河動摇”（《歸隱》套曲中之一段），那麽冒火的歌曲來。我們正需要着富有熱情的作品，來“增點暖氣”。至於那種啾啾唧唧，秋蟲啼候般的，叫人讀了氣短的苦調，雖然做得怎樣的好，我認爲這好比乍從烈日當中，走進裝有冷氣的屋子裏，感着毛骨竦然，究竟是於身體有害無益的。
第六層，公博先生説：“作詩好走偏鋒，那就是專做七絶。”他的理由，是作七古和五古，没有時間，五律和七律，又“怕翻典故，難排比”。我以爲作詩只要把自己的性情抱負寫得出，原來不拘應用何種體裁。單從形式上講來，我也覺得七言絶句，是最好不過的。因爲他的聲調，有律詩鏗鏘之美，而没有牠那對偶方整的笨相，抒情也比較自由得多。如果一首寫不完，可以接二連三的來個好多首，好比《詩經》的分章似的，不似長篇古體詩，要使盡氣力，硬幹下去。所以這種體裁，在盛唐的大詩家，如王昌齡、李太白，就以此擅場，號稱聖手，上自詞人墨客，下及里巷歌謡，在中國幾於上下千餘年，縱横數萬里，乃至日本高麗，也都沾染這個風氣。這差不多成了一種最普遍的形式，當然是具有牠的特殊優點。至於五律和七律，就遠不及七絶的自由。可是律詩的困難，並不一定在搬典故和拘對偶。我們讀過王維、孟浩然的五律，很多是用散行句法，和做短篇五古差不多，不過聲調比較諧協吧了。七律中間四句，是絶對要講究對仗工整的，但也儘可不用典故。唐宋大家，不特白居易、陸游，歡喜用白描來寫七律，就是老杜，人家説他没一字没來歷，究竟他的佳作，還是不用典故的居多。例如“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爲君開。盤餐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何曾不是明白如話，那有絲毫做作？所以我對於公博先生的愛作七絶，極表同情，而因爲怕翻典故，少作律詩，那就有些過慮了。鍾嶸《詩品》説得好：“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這可證明不論何種詩體，對於搬弄典故，都是不必要的。我的偏見，詩自然是需要相當學力的，我們只應把古人運用的巧妙，和技術的研鍊，加一番體驗的功夫，而又有豐富的詞彙，恰好表得出作者的襟抱，那就是詩家的上乘，正不必斤斤於排比典實，纔能在詩壇上佔個地位呢！
第七層，公博先生“最怕做詩人”，這更是我絶端贊同的。本來我國古代的詩人，是情不自已而形於歌詠，絶對不像後世的詩人，是要把詩來當做“譁衆取寵”的工具的。《詩經》三百篇，有幾篇是可以考出作者姓名的？這就可以恍然於這裏面的道理了。我們作詩，是寫我們自己的情志，只要我自己的情感是高尚熱烈的，再加以鏗鏘悦耳的聲調，和清新悦目的詞藻，自然會發生感人的力量，而引起共鳴。如果一味想作詩人，先就自己加上一重桎梏，元好問所譏的“詩囚”，實在有些難受！何況戴上了這“詩人”的頭衔，就免不了種種無聊的酬和，“言不由衷”，那詩也就等於放屁了。有詩友是不妨的，結詩社如果是爲的研究詩學，倒也未必有何害處。假如是含有其他作用，或者爲着面子，要勉强叫一聲好，那就真是自尋煩惱呢！
我因讀了公博先生的這篇文章，引起了不少的感想，信筆寫了這許多的廢話，作爲《我的詩》的補充材料，這對於《古今》的讀者，和愛好弄弄詩歌的朋友們，是不是可以引起同情心，而達到我個人預期的願望，還是没有把握，這是首先要向公博先生請求原諒的。
最後，我讀了公博先生發表的許多作品，雖然覺得在修辭方面，不能説絶對没有可議的地方，而全體的好處，有的是清婉纏绵，有的是沈雄激壯，我想這是讀者們有目共賞的，也無待乎區區的仰贊了！
（刊《古今》半月刊第二十九期，1943年8月出版）
北遊一瞥
我在十八九歲的時候，曾經到過一次北京，那時心境不佳，匆匆住了三五日，除却古物陳列所，和中央公園外，任何名勝古蹟，都不曾探訪過。這次趁着暑假，北來訪候知堂老人，在苦茶庵中，住上旬日，恰值秋熱未退，連日出訪各方友好，遊覽玉泉山、頤和園、三海、故宫、太廟諸名勝，參觀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國學書院諸文化機關，真有如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感，提起筆來，要寫的話太多了，反而覺得茫無頭緒，姑就偶感所及，信手拈來，做個小小的紀念吧。
我和故都，相别了二十多年，當時也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這次舊地重來，除了仰觀宫室之壯麗，和市容之整潔，認爲這不媿爲我國唯一的大都會外，視覺和聽覺雖然免不了有些矛盾，可是並没有什麽特殊的感覺。我所見到的人物，除“華北政務委員會”王委員長叔魯先生、“教育總署”蘇督辦象乾先生外，類皆文化教育界的中堅份子，而在這裏面，負教育行政實際責任的，有國學書院院長王什公先生，北大校長錢稻孫先生，師大校長黎子鶴先生，其餘大都是在野耆宿，或爲舊識，或屬新交，類皆氣類相投，歡融水乳。我覺得經過這二十多年的變化，我國人的确是精誠團結起來了！就在文化界上來説，二十年前，鬧着新舊之争，彷彿有誓不兩立之勢，現在却漸漸的融洽協調了，不拘是哪一方面，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他自己認清了，大家要做個現代的中國人，要建設或保存我們中國自己的文化，心理上己趨一致。多難興邦，我想我們中國的真正統一，和真正的新文化的建立，爲期當不在遠了！
我這次游踪所至，覺得天然的美，要算玉泉。記起東坡遊廬山玉涵的句子，有“清寒入山骨，草木盡堅瘦”的話，我想把它顛倒變换一下，“山骨出清寒，水石盡貞瘦”，來贈這“天下第一泉”，或者有些彷彿吧？頤和園偉麗之中，亦有自然之美，我想那圖樣，是參合蘇州的靈巖山，杭州的西子湖，和嘉興的煙雨樓，混化而成的。從北海白塔或景山之上，下瞰故宫，碧瓦鱗鱗，壯麗極了，似乎把帝王的住所，神化起來，那莊嚴氣象，的确可以懾服人心，叫人肅然起敬，悠然神往。可是身入故宫，除御花園古木陰森，饒有清嚴之氣，其餘宫室建造，都是死板板的，長廊永巷，重門深鎖，儼然一座大監獄，而且皇帝起居服用的設備，並不見得怎樣舒適，我想假使不是把它神化起來，歷代的草澤英雄，恐怕也不會那樣起勁的争奪這個寶位吧！把三海比起紫禁城内的深宫來，似乎一面是天堂，一面是地獄，我想古時聖明創業之主的用意，或者别有深意，認定一個做領袖的人物，是應該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的，而且天堂和地獄，本來是相對的，一個人不準備入地獄，那裏有這容易平步登天呢！
末了，我這次北遊，對於幾位老前輩，和誼在師友間的許多先生以及青年朋友，都給予我以極誠墾的啓示，我除了表示深切的感謝外，還希望自己長是做個郵差，盡點小小的職責，我想北地賢豪，一定是不吝指教的啊！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八月十八日，書於北京八道灣苦茶庵側。
（刊《藝文雜志》第一卷第四期，1943年10月1日出版）
忍寒居士自述
忍寒居士，姓龍氏，名沐勛，字榆生，江西萬載縣人。家世業農，父諱賡言，中光緒庚寅科進士，歷官安徽湖北諸州縣，兩宰桐城，不畏强禦，士民至今猶樂道之。沐勛十歲侍父返里，略讀故書，有胞兄沐棠，從兄沐光、沐仁，先後肄業北京大學，因得間接涉覽當時諸名教授著作，粗知治學門徑，其後餬口四方，所與交遊，亦以北大教授與出身北大人物爲多云。二十歲出遊上海，任小學教員，逾年至廈門集美學校，改教中學，民十七受上海暨南大學，及國立音樂院之聘，授詩詞等課，因得承教於老輩陳散原朱彊邨諸先生，廣交海内賢豪，先後受知於汪胡諸公，而不慕榮利，願終身從事於教育事業，且恒以學生自居焉。留滬七年，以展堂先生之約，往廣州中山大學任國文系主任，兼代文科研究所所長，頗有與嶺表英俊奮發自樹之意，會展公下世，又病胃，畏南方卑溼，後返淞濱，冉冉廿年，未能有所成就，頗爲自惜。其爲人體質瘦弱而意志堅强，勇於任事而怯於酬應，義之所在，不辭勞怨，自審學力太淺，而又牽於兒女之累，雖有志述作而無此餘暇，嘗誦王静安先生“閒愁無分況清歡”之句，有同感焉。雖生事迫人，煩憂總集，而不敢以此自懈，嘗自擬爲驛使，并以移山之愚公自勉。比年以“國府主席”汪公之禮遇，勉至白下任閒曹，而性之所好，仍在文化方面，先後創辦《詞學季刊》、《同聲月刊》，鈔校之役，皆一手任之。最近被聘爲“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頗望身爲表率，振刷士風。平生習爲詩詞，而以心地純潔，爲文學之根本，詩喜陶杜，兼及半山、誠齋，詞好東坡、方回、白石，而不欲以此自見，故亦不主一家，偶有所作，但寫其性情襟抱，深服遺山稱坡翁“以病爲妍”之説，工拙所不暇計也。旅中拉雜書此，幸諸賢哲，諒其誠而有以督教之，幸甚！
（刊《藝文雜志》第一卷第五期，1943年11月1日出版）
覆李耕青書
在一個月之前，我於《古今》半月刊第三十期後面，獲讀者李耕青先生的臨榆通訊。在耕青先生的通訊裏面，提到他有一位同事，看完了拙作的《苜蓿生涯過廿年》，一夜不曾睡覺，接着又説：“龍先生是個熱心教育的人，不知道肯不肯收一個景慕他的學生？”這教我讀了，又慚愧，又興奮，早就想寫一封懇切的信，答覆這位耕青先生的同事，可是這位同志（這同志的稱呼，是指的志同道合，並不是政黨的關係，區區是願終身從事教育文化事業的，不曾加入任何政黨，合併聲明。）的尊姓大名，我不知道，耕青先生的通訊地點，我也没法查考，那時又剛作舊京之遊，歸來塵務坌集，便把這件事擱了下來，將心比心，這要使人家如何的失望，就是我個人也抱着萬分的不安。剛纔溜到“中央大學”，（暫用從前的金陵大學做校址，我也寄住在附近的教職員住宅。）看過了我們文學院的學生宿舍，並且參觀了全體學生的早操，感覺到現代的青年們，确确實實有了自覺心了，對於智力體力方面，大多數是肯認真注意到的。這一團朝氣，假使領導得人，加以相當的培養，那我們中國的前途，是絶對可以樂觀的。我一路懷着興奮的情緒，跑回家來，吃過一個半燒餅，和一杯中大農場出品的新鮮牛乳，偶然又在案頭翻出這一期的《古今》來，這位同志，又觸上我的眼簾，我不覺加上一重慚愧，一重興奮，馬上提起筆來，寫了這一封亂雜無章的公開信，希望借點《古今》寶貴篇幅，替我做一回緑衣使者，傳給耕青先生，和他的同事。
我自從發表了那篇《苜蓿生涯》的文章以後，得着許多社會有聲望的人士，和一般富有正義感的青年朋友們的同情，陸續接到各方面的來信，總在一百封以上，有的情願來做我的學生，有的來訂閲我所主編的《同聲月刊》。我在興奮之餘，不能不特别感謝《古今》的編者，在無形中替我做了很大的宣傳工作，把我那“流佈或不廣”的“專門性刊物”，（這是《古今》第二十九期編輯後記裏面的話）驟然增加了不少的定户，不能不驚歎着《古今》的力量，深入了社會各階級，使我這樣一個“教書匠”的一篇小文，也得着“附驥以傳”的好機會。尤其是這位“遠處山海關”的讀者和他的同事，竟因讀了我的小文，“一夜不曾睡覺”，怎能叫我不“感激涕零”，更加鞭策自己，檢討自己，是不是個人的精神力量，果然能感人於數千里之外呢？我説不出的慚愧，更説不出的興奮，我願犧牲我的一切，乃至我這一顆頭顱，抱定“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來和一般有志的熱血青年，共同盡點做一個現代中國國民的天職。我枉讀了三十多年書，枉做了二十多年的“教書匠”，直到最近幾年來，飽經世變，纔深切的感到自己的錯誤，纔深切的感到只會賣弄文字，是於事無補的，纔深切的感到顧亭林先生：“一命爲文人，便無足道”的這句話，确有深長的意味。文字不過是一種傳達情志的工具，真正的學問，是要“知行合一”的。一切的一切，是要靠精誠來感召，事實來表現的。先師孔子，尚有“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的感歎，我們不必好高騖遠，只要站在我們自己的崗位，脚踏實地地盡我們的天職，時時刻刻的提醒自己，是不是配做一個人？是不是配做一個現代的中國人？學問是從經驗來的，我們從書本上所求的知識，是先民一點一滴的積累下來，遺留給我們的，我們如果不誠心誠意地去體驗，去實行，那即是“學富五車”，也是無益於人，有損於己的。我最近在中大週會上，曾經對全體同學説過下面的一段話：
我們既然投生在這個世界上，投生在這個國家裏，就應該有緜續人類生命的任務，就應該有緜續民族生命的任務。人的壽命是很短促的，而人類的生命，和民族的生命，是需要緜續不斷的。禽獸都負着這緜續種子的任務，難道生而爲人，反而可以連禽獸都不如，坐視種族生命之將斬，而猶在醉生夢死中糊裏糊塗的混過一世麽？努力做學問，爲什麽就可以緜續人類的生命，緜續民族的生命呢？因爲人類的生命，民族的生命，都寄託在它的文化上，而文化的發展，是靠人類的不斷努力，積累而成的。一點一滴的盡着一個人的責任，就是爲這人種這民族緜續一分的生命。
耕青先生：你認爲我這段話，是對的嗎？我自己承認我是一個笨人，平生抱定三個字，用來做做人做事的祕訣。這三個字裏面，第一個是捷字，我們對於一件事，經過了相當周密的考慮，就應該非常果決的去實行，用不着懷那患得患失的心理，瞻前顧後的把它延擱下來，坐失時機，這就叫做快幹。我對學問上的態度是如此，對於事業上的態度也是如此。試問人生幾何，能禁得起幾次的徘徊瞻顧？我因爲做了二十多年的國文先生，常是督促學生，努力這門功課，學生總是推説英算忙不了，抽不出時間來。我便反問他：“你是不是中國人？如果自己承認是個中國人，是不是應該弄通本國的文字？儘管你忙的怎樣，總不會比曾文正公在軍中時候那麽的忙，他老人家仍舊要讀書寫字，力求進益，一般青年人怎麽能够把一個忙字來搪塞呢？”那學生被我反詰得啞口無言，也漸漸的自覺了。第二個是拙字，我們對於某一件事，既然認爲是應該去作的，就應該脚踏實地，孜孜矻矻的一直往下幹去，多流一滴汗，就會多了一分收獲，天下事絶對没有取巧偷懶，能够立於不敗之地的。尤其是做學問，更需要一絲不苟的笨幹。不瞞大家説，我現在雖然薄竊時名，在社會上也有了相當的地位，可是我自信還是保持着二十年前的小學教員生活，我辦的刊物，要經過兩三次的親手校對，朋友們總是笑我，“這你太不合算了，何必把精神銷磨在這個上面？”我雖然覺得這話相當有理，可是交給别人，總放不了心，我總是笑着説：“將來到了没有辦法的時候，去做一名校對，我想是絶對可以勝任愉快的。”耕青先生，你看我這不是一個大笨貨麽？至於第三個祕訣，我想得到，可是現在做不到，只好暫時放在心裏，對不起，説句俏皮話，叫作“天機不可洩漏”吧！
耕青先生：請你告訴你的同事，我現在正在懺悔着，我年青的時候，不應該立志做個文人，不應該立志要做個名士，弄得“手無縛雞之力”，連生活的技能也没有，那裏能够做青年的領導者？自問常識還不够，那裏配做人家的先生？我現在正在懺悔着，這二十多年的粉筆生涯，虚糜了國家的金錢？貽誤了人家多少的佳子弟？孤負了各方父老希望培植後進的熱忱和苦心？我常是這樣想：一個學生，從小學讀到大學，要用多少父兄血汗换來的金錢？要費多少政府向老百姓身上一點一滴吸收來的國帑，假使做先生的，不好好的去誘導學生，造成棟梁之器，各各的去盡國民的天職，怎樣對得起自己的良心？我現在在學校裏做人家的先生，是出於不得已的，那裏還敢“有靦面目”，做耕青先生的同事的先生呢？
我現在已是中年人了！我的頭髮也花白了！可是我的一顆心，還是活潑潑地。我是愛説老實話的，也很願意把一些淺薄的見解，來和大家互相砥礪，互相探討，公盡一點國民的天職。在幾個月之前，有一位武裝同志，從他的駐防地不遠數千里而來，一見面就叫着“老師”，弄得我慚惶無地。他是一個熱烈純潔的青年，曾經到過外國，受了軍事教育。因爲他有一位朋友，是我的學生，所以“謬採虚聲”也就不辭跋踄而來，一登“龍門”，相談至契，我陪他跑了不少的路，爲他殺雞炊黍，盡一日之歡，臨别時贈給他“大智若愚，大勇若怯”的八個大字，我願和他做個好朋友，師生的名分，是不敢當的。
耕青先生，請你告訴你的同事，我願意和他以及所有的青年同志們，做個“神交”的朋友。我現在比較忙碌些，恐怕來不及和每位讀者通訊。我正整備着邀集幾個老老實實的朋友，在我那專門性刊物之外，另出一種普遍性的小刊物，來和一般青年們討論討論，怎樣去盡國民的天職。我的魂夢，也跟着我這枝秃筆，飛到數千里遠榆關去了！已經費了《古今》許多篇幅，就此擱筆吧。
（刊《古今》半月刊第三十四期，1943年11月1日出版）
士的反省
受過教育而具有相當知識的人，是構成社會的中堅份子，也就是素來被國人所重視的“士”。士居“四民之首”，責任是特别重大，而地位是相當崇高的。孟子把社會上的人，分做“勞心”和“勞力”兩種，而認定勞心者應該受勞力者的供養，於是所謂士大夫，就擡高了自己的身份，以爲個人有了知識，那養尊處優，是理所當然的。這一念之差，不知道誤盡了多少讀書人，弄得社會上有一種流行的諺語，什麽“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呀！什麽“書中自有黄金屋，書中自有顔如玉”呀！這種卑劣思想，深中於我國一般社會，牢不可拔，雖然科舉廢了幾十年，新教育也有了相當長遠的歷史，鍍過金的什麽士也不在少數，論理應該把這種陳腐卑污的觀念，洗滌得一乾二浄了。可是按之事實，却不盡然。事到而今，士在社會上的地位漸漸動摇了，“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這是目前不容掩飾的一般所謂士者的生活實況！單就我個人來説吧！忝竊政府的禄養，不可以説不厚了。有時因了要趕時間的關係，不得不乞援於勞力的車夫同胞，而這神聖的勞力者們，開口就是十塊二十塊，對我們是有些夷然不屑的態度，等你和他還價，他會半理不理的，答應着一句：“你曉得現在的米要多少錢一石嗎？我勸你老還是自己跑跑吧！”他説完了，很悠然自得的，躺在緑蔭之下，吸他的紙烟。我受了這批同胞們好幾次的奚落，便有些不敢領教了。一次，我趕着要到某處去開會，在學校的門口，遇着一位熟識的車夫，坐了上去，我和他叙了契闊之後，問他近來的收入怎樣？他歎息着説：“現在生活太高了，我近來的收入，每月約摸在二千左右，還是感着養不活家裏幾口子呢。”我一面笑着答應他：“你倒超過了一個做大學教授的薪俸，我希望和你對調，换换味兒好嗎？”一面自己在腦海裏盤旋了好幾次，忽然大徹大悟起來，上帝賜予我們兩條腿，爲什麽不去利用牠，把牠孤負了好幾十年，也有些對不起自己了！我回轉頭來，把勞心勞力的那番理論，細意熨貼的體會了一番，纔感覺到這并不是那位亞聖孟老先生害了我們，而是我們這批没出息的子孫，讀書没有心眼，把他老人家的遺訓，解釋得有些歪曲了。他所指的應該受勞力者的供養的勞心者，是“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的夏禹，是“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的后稷，“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這兩位懷抱着這樣“憂民”的精神，自然應該受一般人民的供養。我近來總算有些覺悟了，像我們這樣只勉强會耍耍筆桿兒，而没有什麽真知灼見，去指導社會，解除人民痛苦的所謂士，連餓死都是應該的，那裏還配受勞力者的供養？這是我個人從心坎裏流出來的老實話，絶對不是在發什麽牢騷。我不敢説怎樣去領導中國青年，我只懺悔着，檢討我個人的過去，鞭策我個人的未來，約略定下幾條，來做個人急起直進的標準，勇猛精進，從新去作一個人，來和純潔熱烈而富有正義感的青年們，共同去盡國民的天職。
我們既然從小就受了父母的教養，和國家的培植，有了相當的知識，而造成了一名“士”，就應該時時刻刻，反省自己，鞭策自己，是不是能够負起士的責任來？“士”的責任是什麽？除了上面所説的禹稷精神以外，我們首先就應該發大悲心，而抱定以先覺覺後覺的宏願，忘了一身的艱難困苦，奮迅勇猛，和獅子一般的向前邁進，挖空了腦子，去研究怎樣救飢救溺的方法，這就是儒家所説的仁，也就是由仁心而生的勇氣。有了這種勇氣，纔能够衝破一切網羅，拯救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而登諸袵席之上。我素來歡喜讀讀古人的詩歌，我認爲真正有價值的作品，就是要有這種大悲心做出發點的。我最高興和學生們提起的，有杜甫的《茅屋爲秋風所破歌》，他在一家老小被雨淋得呻吟不絶的時候，想起了自己的責任來，高歌着：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顔，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他老人家飽經飢凍流離之苦，總不埋怨社會對不住他，而自認“生常免租税，名不隸征伐”，爲非常的幸運，非常的慚愧，這種精神，是值得我們佩服的。其次，我愛讀王安石的《魚兒》詩：
繞岸車鳴水欲乾，羣魚相逐尚相歡。無人挈入滄江去，汝死那知世界寬！
純潔熱烈而富有正義感的青年朋友們！你們千萬不要羨慕那些渾水撈魚，和囤積居奇的人物，袋塞滿了，生活是怎樣的舒適豪華，這正是一批和塘水快要車乾而仍不知死活的魚兒一般的可憐蟲，我們應該怎樣去憐憫他們，提醒他們，指示他們一條死裏求生的大道，來和我們共同努力，創造一個簇新的極樂世界，我想這正是讀書人當前的唯一責任啊！我在不久以前，曾和兩個老學生一同跑路，一面走，一面談，我説：我們現在雖然相當艱苦，可是絶對不容許轉别的念頭，我們應該齩緊牙關，站穩脚步，毅然決然的犧牲着個人的一切，來做“挈入滄江”的前驅者，自度度人，責無旁貸。我們的當前任務，是需要着拿大悲心做出發點，同心同德的去大家努力啊！
周作人先生在本年年初，發表過一篇《中國的思想問題》。（載在北京出版的《中和》月刊及《華北編譯館館刊》）他説中國的中心思想，差不多幾千年來没有什麽改變，這就是以孔孟爲代表，禹稷爲模範的儒家思想，而這儒家思想，就是以“仁”爲中心的，所以行仁之方，曰“忠”與“恕”。他解釋這個“仁”字：“仁即把他人當做人看待”。我們既然生來做了一個人，就應該自己認清一個做人的責任，而做人的責任，就是要把他人當做人看待。自己要圖生存，他人一樣要圖生存，我們要大家共同生存，就不能不挺身而出，把妨害大家共同生存的公敵，用大無畏的精神去消滅牠，這就叫做“殺身成仁”。普通解釋忠恕二字，就是“盡己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换句話來説，忠就是有責任心，恕就是“罪己的精神”。我們有了“殺身成仁”的勇氣，還得時時反省自己，對自己分内應做的事，是不是已經盡了責任？不要只顧埋怨他人。我這幾天内，就正在試做這“恕”字的功夫。我覺得一般青年，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自己不盡責任，只管埋怨别人。這也怪不得血氣方剛的青年人，就連我自己已是中年人了，也還有時候犯着這種毛病。我們要先盡自己應盡的責任，我們要將心比心，易地而處，體諒人家的所站的地位，确是“内省不疚”了，然後挺身而起，不顧一切的去“殺身成仁”。我們拿忠恕二字，來做反省的方針，這纔可以做到漸近乎仁的地步，這纔可以去盡我們做國民的天職。
復次，我覺得一個知識階級的人，怎樣纔能够負起先覺覺後覺的責任，以取信於社會一般人，而發揮其效力呢？我認爲只要取法於墨家“以自苦爲極”的精神，勞形苦體，以身作則，乃至如大禹“親自操稾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莊子·天下篇》）爲着要求種族的生存，不惜忍受他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纔能促起大多數人的覺悟，而共同努力去求共同的生存。説到這裏，我自己慚愧極了！我雖然有了覺悟，在最近半年之内，也曾脱却鞋襪，赤脚走過幾回路，來試和車夫同胞們賭氣，可是這天賦我的交通工具，把牠驕養了二三十年，弄得不能勝任愉快了！尤其是我的肚腸不争氣，鬧了將近二十年的老胃病，不能够喫過於惡劣的食品，雖然也曾試到中大的食堂裏去，咀嚼過那中雜砂石的米，嘗試過那淡而無味的菜，我鼓勵着同學們去喫苦，而我却還没有鍛鍊好我自己的腸胃，來實行和他們共同生活，這是我最大的缺憾！我懺悔着，我不該做一個“百無一用”的書生，不但對不起一般青年，也同時害了我自己。我現在恍然大悟了，有了禹稷的精神，還需要有禹稷的體魄，纔能够做到“自苦爲極”，來發揮他的抱負。我現在是悔之已晚了！而我的心總還希望着能够盡可能的去鍛鍊我的身體，養成刻苦耐勞的習慣，混在青年隊裏，去做一個健全的國民。
我們的同胞，得着受教育的機會的人太少了！而這好多年來的教育，只是東塗西抹，并没有什麽切實的計劃和效果。不但老百姓茫昧無知，就是受過相當教育的人，也大都有些昏昏沉沉喫了安眠藥似的，不甚省人事了！在這衆醉獨醒的社會裏，要想認真去作一番救飢拯溺的工作，那阻礙必定是很多的。我們除了抱定大無畏的精神，認清目標去奮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外，還得不辭一切的冷嘲熱諷，“强聒不舍”的去唤醒人羣。我往年曾向學生講岳飛的《小重山》詞：
昨夜寒蛩不住鳴，驚回千里夢，已三更。起來獨自繞階行。人悄悄，簾外月朧明。
白首爲功名。舊山松竹老，阻歸程。擬將心事付瑶琴。知音少，絃斷有誰聽！
我講到最末一句，替他下個轉語：儘管人們不肯聽，我還是要彈，絃斷了，换上一根，彈了又彈，鬧得人們睡不了覺，久而久之，自然會有賞音出來的。我們絶對不要因爲碰了幾次壁，就灰了心。所謂“屢敗屢戰”，這就是成功之母呢！我最近又偶然對學生談到李獻能的《浣溪沙》詞：
垂柳陰陰水拍堤，欲窮遠目望還迷，平蕪盡處暮天低。
萬里中原猶北顧，十年長路欲西歸，倚樓懷抱有誰知！
我隨手拈來，解釋這一個望字，譬之讀書，要做到眼到、口到、心到、手到，才能够收到切實的效果。這望字就是眼到，由眼望到口誦，就是口到，由口誦而心惟，就是心到，由心惟而想盡方法，用盡手術，達到目的，就是手到。我們要鍛鍊我們的精神，去實行眼口心三到，我們要鍛鍊我們的體魄，增益我們的智慧，努力學習各種的科學，準備施展各樣的技能，這纔能够做到我們的最終目的，而那“强聒不舍”的做法，我們要抱着宗教家的態度，堅苦卓絶去實行的！
我也忝爲士之一，我自己時時反省自己，時時鞭策自己，怎樣纔能够對得住我們的國家？怎樣纔能够不媿爲一個“士”？怎樣纔能够配得上説一個人？我個人在懺悔之餘，寫了這上面的許多廢話，我慚愧得無地自容了，只希望着和我們一般純潔熱烈而富有正義感的青年們，從頭負起這“士”的責任來，共同去盡那做國民的天職！
十月十六夜，脱稿於南京漢口路十九號寓宅。
（刊《中國青年》一九四三年第二期）
事業與職業
一個人爲了要生存，到了相當的年齡，有了家室之累，就不能不有職業，來謀得一身一家的生活費用。而這職業應該是屬於生活技能方面的，不論農工，最好能够直接或間接生産，自己有了生産能力，纔能够交易生活必需品，維持個體的生存，纔能够不受别人的支配，保持自己的人格。至於學問事業的發展，必得有個人的自由意志，必得有個人的崇高人格。不管做文學家也好，政治家也好，藝術家也好，假使這個人爲了生活壓迫，而喪失了他的自由意志與崇高人格，便會“一失足成千古恨”，一切都不會有價值的。古人説的“詩人少達而多窮”，又説：“詩窮而後工”，只是片面的理由。我國文人素來是以不事家人生産爲美談的，殊不思文人無行，就多半是患了這不事家人生産的毛病。既然生來做了一個人，試問那個不希望活着？那個不希望生活得有趣味？而這生活的資料，不是憑空掉下來的，非得出賣血汗，就得出賣靈魂。試問一個人爲了生活而失掉了靈魂，這還配得上叫做人，還配得上叫做什麽家麽？諸葛亮能够“躬耕南陽”，纔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去替劉備造成鼎足三分之業。顧炎武能够“所至輒墾田度地，以備有事”，纔得保全潔白之身，去完成“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的偉大著作————《日知録》。職業所以謀個體的合法生存，學問事業所以謀國家民族的永續不斷。後者的責任，是特别重大的，然而非得先求個體的合法存在，那“發揚文化”，普濟人羣的大業，又從那裏説起？在日本及西洋諸富强之國，對於一個研究學術、努力事業的人，是相當尊重的，無論政府或私人之富有資産者，都肯給予補助，使他能够安心所業，貫澈他的志願主張。我曾聽到日本有一位富人，捐助一筆鉅款，給幾位學者去研究佛典中的密藏。而我們中國人，就没有這種習慣，必得自己去找職業，來養活自己。就是清代一般學者，努力去做考據校勘之學，往往得着鹽商或達官貴人的幫助，也得仰他們的鼻息，不能够發展本人的自由意志，這是多麽可恥可憐的事啊！
我個人做了二十多年的國文教員，差不多總算以教國文爲職業的了。這個粉筆生涯，在社會上，總還算瞧得起，説這是什麽清高的職業。可是在我個人的經驗看來，這行職業，清是冷清清的，高則未必盡然。在這個社會情形之下，做一個教書先生，也得拉攏巴結，上有校長，中及同事，下到學生，非得面面周到，就有打破飯碗的危險。你若是負起責任來的話，得着學生的信仰，那學校當局或同事們，會在相形見絀之下，説你懷着什麽野心。要是不負責任的話，摸摸自己的良心，又會感到對不起學生們的父母，對不起我們的國家民族，乃至對不起我自己。這二者交戰於中的苦滋味，我是嘗够了的。至於學問事業，爲了精力時間所限，自問對於社會國家，實在没有什麽貢獻，雖然時常被别人在報紙上或雜誌上，加以“詩人”“詞家”或“文學家”等等的頭衔，我是絶對不敢承受的。而且自己把鏡子照面孔，覺得像我這樣一個“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書獃子，根本不配做什麽家，也絶對没有想做什麽家的慾望。我這十五六年來所擔任教課的科目，多數是屬於中國文學方面的，尤其側重於詩詞。可是我對我的學生，總是希望他們，於愛好文學之外，另求喫飯的真實本領，尤其是在這十年來飽經憂患之後，自己很深切的覺悟了，不肯忍心害理的，自誤誤人，教一般大有作爲的青年子弟，只管在文字上兜圈了，而忘却了一個做國民的責任。我常是苦口婆心的勸導學生們：大家不要希望做一個文學家，真正的文學家，是要準備喫苦的。譬如屈原杜甫吧！總算是中國天字第一號的偉大作家了，只要你們去翻翻《史記·屈原列傳》，和他的全部作品，他本來是一個“博聞强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的政治外交人物，當初何曾有意要做一個什麽撈什子的文學家？只因“謁智盡忠，蔽障於讒”，纔這麽“憂愁幽憤”，不得已而有《離騷》一類的作品。他的人格是純潔的，意志是堅强的，他不肯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始終和惡社會奮鬥，終至力竭聲嘶，而自投汨羅以死，這叫做“以身殉道”，所以他的作品，纔能“與日月争光”。假使屈原存心要做個文學家的話，把文學商品化了，這樣當作自己的職業，自然“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可是我相信中國的文學史上，絶對不會讓他坐那第一把交椅的。其次要數到杜甫，他是一個存心要作詩人的，可是他的有價值的作品，却在他覺悟了做人的責任以後纔産生的。你看他《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開口便説：“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的牢騷話，接着又是“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望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活畫出一個落魄文人的慘狀。等到碰了許多釘子，和飽經離亂之後，纔深深感到自己“生常免租税，名不隸征伐”，已經算是特别幸運的了。當他避亂在同谷的時候，兒女鬧着肚子飢荒，他老人家雖然“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已覺悟到這時是全然無用的了。他這樣纔不得不放下紳士架子，拿起鐵鏟，冒犯冰雪，到山上去尋求食料，一面歌唱着：“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爲命！”看他對於這把長鑱，叫得這般親熱，他那“自怨自艾”的内心苦痛，也就可想而知了。他的著名作品，如三吏、三别、《北征》、《茅屋爲秋風所破歌》之類，都是有了覺悟以後纔寫出的。他逃到四川，幸虧有一位老朋友的兒子嚴武，在成都做軍事長官，送給他一些錢，蓋了一座浣花草堂，勉强過了短時期的悠閒生活。可是嚴武死了，接濟斷絶，又遭川亂，不得不帶着妻子，再過漂流的生活。終於到耒陽，游衡山，遇着大水，在山上餓了幾天肚子，虧得那耒陽縣令一番好意，備了一些牛肉白酒，替他老人家壓驚，醉飽之餘，也就脹死了。你看這結果悽慘不悽慘！如果杜甫除了做詩之外，還有其他的生活技術，雖然遭亂，禍福不可知，但決不會除了倚賴别人，就連喫飯都没有辦法。虧他老人家發那種宏願，説什麽“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一個詩人能够有這樣犧牲自己，普濟之羣的偉大精神，自然是值得贊美的！如果杜甫在喪亂流離之際，不自反省，只管怨天尤人，還希望把所作的詩，當作商品，去“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以求博取他們一家的生活資料，那不但是夢想，也決不會再作出什麽好詩來。一個人要想做一個偉大的文學家，必得先有純潔高尚的思想，熱烈真摯的感情，卓越鋭利的眼光，以及深刻豐富的人生經驗。這一半由於天賦，一半在個人的修養，而這修養工夫，就得先要挺起骨頭來，任憑怎樣艱苦惡劣的環境，和金錢勢力的誘迫，都不被轉移，這樣纔能够保持個人的自由意志，纔能够發揮文藝的感人力量。但這談何容易，豈是拿文學來做職業的人所能辦得到的？
詩人和文學家，一樣是個人，一樣要穿衣喫飯，娶妻生兒子，生理上既然没有多大的分别，那資生之具，就一件也不能少。資生之具，不論農工所生産，都可以作爲商品，互相交易。惟有文學作品，是一個人的意志所表現，是一民族的靈魂所寄託，絶不容許把它來當商品出賣的。如果一個文人，只管把硯田的收穫，當做一種商品，靠它來交易生活上的必需品，來做資生之具，不擇主顧，任情賣給别人，這就無異於妓女的賣身。妓女的賣身，只是斷送了個人的一生幸福，而文人的出賣靈魂，其害可以斷送國家民族的整個生命。最近在北方出版的《藝文》雜誌第一卷第五期上面，看到周作人先生的《苦口甘口》一文，第一件就是希望青年，不可以文學作職業。他説：“士雖居四民之首，爲學乃是他的事業，其職業却仍舊别有所在。”又説：“我還記得三十五六年前，大家在東京從章太炎先生聽講小學，章先生常教訓學生們説，將來切不可以所學爲謀生之具，學者必須别有職業，藉以糊口，學問事業乃能獨立，不至因外界的影響而動摇以至墮落。”最後他希望“中國現在有志於文學的，最好還是先取票友的態度，爲了興趣而下手，仍當十分的用心用力，但是決心不要下海，要知正式唱戲不是好玩的事。”這種見解，我是絶對贊同的。我們生在這個社會裏，不能不要喫要穿，而這衣食所從來，必得另行想辦法，最好先就學會一點謀生的技能，或者從事農作，或者經營大工藝，即下至引車賣漿之流，只要是靠血汗换來的金錢，把來做一身一家的生活費用，是可以享之無愧的。我認爲這纔算是神聖的職業。退一步講，勞心者雖然没有工作去勞力，也得用盡腦汁，去替大衆謀福利，作官作商，只要他能够忠於職守，不只一味損人利己，便把官商當作自己的職業，也未可厚非。只有一般所謂文人，把靈魂所寄的文學，也來當作商品，當作自己的職業，确是於己有損，於人無益而且有害的。即論中國古代的教育，所謂六藝，禮是教人謹守秩序，樂是教人涵養性情，射御書數，都屬於應用方面，是做人的必需條件。至於舞弄文墨，學作無行的文人，根本上就不配稱文學家，如果再把這“綉花枕頭”，當作一種商品去出賣，那也只就好去充充富商大賈的妝飾品，高興時玩玩，不高興時把它扔了，豈不可笑可憐？我因爲看了周先生的文章，把積年的感想，引申幾句，希望一般對於文學有興趣的青年，先把職業和事業，分辨清楚，一方面去鍛鍊體格，造成一個健全的國民，一方面去學習一種生活技能，以備將來保障一身一家的生活。能够維護個體的生存和獨立，然後運用自己的聰明才力，發揮個人的感情思想，去做些绵續民族生命的文化工作。不論做哲學家也好，文學家也好，藝術家也好，政治家也好，教育家也好，這種開物成務、牖世覺民的偉大事業，是要在喫飯問題之外，勇猛精進，特立獨行，去自己建立的。空言無補，我自己也特别感着慚愧，只希望我們的青年志士，不要把我這篇支蔓之辭，也當作騙取稿費的商品，那我個人就感激不盡了。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九夜，寫於金陵。
（刊《新動向》一九四三年第九十一期）
女性與詩歌
古人曾説過：“女子善懷”，我想這話不會怎樣的離經吧？談到詩歌，原來是以抒情爲主，而人情所鍾，没有比男女之間更厲害的，所以《詩經》裏面的國風，大半都和這事有干涉，正合着楊惲所説的“人情所不能止者，雖聖人不禁”。拿常理推測，女子既然特别善懷，這抒情的詩歌，應該是特别適宜於女性的。然而所謂“勞人思婦之辭”，我們試一檢查中國文學史上的成績，不特勞人的作品，爲男性所包辦，就是思婦的怨情，也大多是由男性來“越俎代庖”的。這在古人重男輕女，女性没有受着教育機會的時代，倒也是情有可原的，可是到了女子得着解放而與男性一切平等的現代，如果還没有失掉那善懷的天性，我想將來她們在詩壇上的發展，一定是較男性有過之無不及的。十年前，我的老友易大厂先生，————他是一位多才多藝而窮愁以死的人物，所以稱他一聲老友，并不算是有什麽攀附的意思。————在民智書局出了一本《韋齋活葉詞選》，他把所有關於寫兒女情的好詞，一塌刮子的割愛了，我笑他“已失了江山一半”！可是話又得説回來，唐宋人詩詞裏面所表現的兒女相思之情，大多數是借女子的身份來説的，就是語淺情深，爲一般人所喜讀的李之儀的《卜算子》詞：
君住長江頭，妾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 此水幾時休？此恨何時已？但得君心似我心，定不負相思意。
和顧敻的《訴衷情》詞：
永夜抛人何處去？絶來音。香閣掩，眉斂月將沈。争忍不相尋？怨孤衾。换我心，爲你心，始知相憶深！
教人讀來，固然是迴腸盪氣。可是回頭一想，這兩位都是天生男子漢，又不曾化身作過女子腹内的蛔蟲，儘管他們怎樣工於揣摩女子心理，總免不了有梅博士作“雄美人”之感。我覺得一個男子過於女性化，這人一定是没有多大出息的，反之，一個女子把她自己應享的權利，也讓給男子們去“代庖”，一樣是一樁很大的憾事。我平常教學生，遇到歡喜弄弄詩詞的青年，還拿那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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