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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苏博蒂察车站的站长办公室里，电报接收机上下敲动，一连串的点和横飞快地流进那间空房。透过打开的大门可以看见助理员卢基奇正坐在包裹间的一个角落里，不干不净地咒骂这没完没了的电报声。可他并无意站起身。“这个时候不会有要紧的电报。”他向包裹办理员和尼尼奇解释说。尼尼奇是个穿灰制服的年轻人，边防军的士兵。卢基奇拿起一副牌洗着，这时时钟敲了七下，外边，昏暗的太阳从云层中钻出来，照着半融的灰色积雪，湿淋淋的铁轨闪着光。尼尼奇在喝拉基亚酒，这种烈性梅酒呛得他满眼泪水。他太年轻了。
卢基奇继续洗着牌。“你知道这是什么电报吗？”包裹办理员问。卢基奇摇了摇他那肮脏的乱蓬蓬的头。“当然不知道，可我就是要我行我素。应该这么对付她。”包裹办理员咯咯地笑了起来。尼尼奇抬起乌黑的眼睛，这眼里只有一种神情————单纯无知。他问：“她是谁呀？”他觉得电报机的声音似乎换上了一种蛮横女人的腔调。
“唉，你们当兵的，”包裹办理员说，“可真是少见多怪啊。”
“可不是吗，”尼尼奇说，“我们上好刺刀，一站岗就是好几个钟点。现在又不像要打仗的样子，对吗？不是回兵营就是去车站。我们没空东瞧西看。”电报机仍在动着：点，点，点，横。卢基奇把牌发成相等的三沓，有时牌黏在一起了，他就用手指蘸点儿口水把牌分开。他把三沓牌码成一溜儿，放在自己面前。“可能是站长老婆打来的，”他解释说，“每当她外出个把星期时，她天天都挑个古怪时间给她男人打电报。不是半夜就是五更。电报里尽是些肉麻的话，有时还押韵：‘你的小鸽子致以满腔爱意’，或者‘我忠贞不渝并满怀柔情地思念你’ [32] 。”
“她干吗要这样呢？”尼尼奇问。
“她怕她男人正在和女仆睡觉。她认为，他在那时候收到她的电报就会良心发现。”
包裹办理员笑着说:“有趣的是站长对女仆不感兴趣。他另有所好，她要是知道就好了。”
“先生们，下注吧！”卢基奇说，他们往两沓牌上放铜钱的时候，他眯起眼睛看着他们。随后，他按顺序把各沓牌打出来。方块J正好在没放钱的第三沓牌中。他停下来，把铜钱装进兜里。“庄家赢了。”他说，把牌交给尼尼奇。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游戏。
当尼尼奇洗牌时，包裹办理员捻熄了烟头，又点燃了另一支烟。“列车上有什么新闻吗？”
“贝尔格莱德一切平静。”卢基奇说。
“电话已经通了吗？”
“通了更倒霉。”电报机不再嗡嗡叫了，卢基奇如释重负地长叹一口气，“总算完了。”
尼尼奇突然停止洗牌，迷惑地说：“幸亏我不在贝尔格莱德。”
“打仗呀，我的孩子。”包裹办理员快活地说。
“是的，”尼尼奇羞涩地说，“但他们不也是我们的同胞吗？他们并不是保加利亚人啊。”
“要么杀人，要么被杀。”包裹办理员说，“发牌吧，尼尼奇，我的孩子。”
尼尼奇开始发牌了，但他好几次忘记发到哪儿了，显然他心里在惦着什么。“那么他们想要什么呢？他们这么做想得到什么呢？”
“他们是红党。”卢基奇说。
“穷人？先生们，下注吧。”他机械地补充说。包裹办理员把钱压在一沓牌上，卢基奇也把赢来的铜板全放了上去，他朝办理员眨眨眼睛，于是后者又多放了些钱做注。尼尼奇仍在一心一意地转着迟钝的脑瓜子，没想到自己在发牌时已暴露了那张J 的位置。包裹办理员忍不住咯咯笑了起来。“不管怎么说，”尼尼奇说，“我也是穷人。”
“我们已经下好注了。”卢基奇不耐烦地说，尼尼奇便把牌一张张翻开，当他看到这两个人都赌赢了时，不由得睁大了眼睛，一时显出有点儿疑心的样子，随后他数出钱，站起身来。“你不想玩了吗？”卢基奇问。
“该回警卫室了。”
包裹办理员笑了笑。“他把钱输光了。卢基奇，走之前再给他喝两口拉基亚酒。”卢基奇又倒了一杯酒，斜擎着酒瓶站了起来。电话铃响了起来。“见鬼，”他说，“又是那个女人。”他放下酒瓶，走进另一间屋子里。暗淡的阳光透过窗户斜射进来，照到堆在柜台后面的板条箱和皮箱上。尼尼奇举起酒杯，包裹办理员一个手指摸着那沓牌，坐在那儿倾听着。“喂，喂！”卢基奇粗声粗气地喊着，“你要找谁？电报？我没听见。我不能整天泡在电报机旁边。车站里事可多了。告诉那个女人，发电报要挑个适当的时辰。你说什么？”他的声音突然变了，“真对不起，长官。我实在没想到……”管包裹的办事员咯咯笑了。“当然，马上，长官，马上去。长官，我立即送去。长官，您是否能不挂上电话等两分钟……”
尼尼奇叹了口气，走出房间，来到那寒气逼人的没有站台的小站。他连手套也忘记戴了，没等他匆匆忙忙套上手套，手指已经冻僵了。他拖着脚，在半融的泥雪上慢慢走着。是的，幸亏我不在贝尔格莱德，他想着。这些事真叫人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是穷人，他也是穷人；他们有妻子儿女，他也有妻子和一个小女儿；这些红党，他们这么干一定是想得到什么。太阳从海关屋顶上显露出来，一丝微温的阳光照在他脸上；一节火车头喷着蒸汽，像只流浪狗一样喘着气静卧在上行线上。东方快车到站之前是不会有开往贝尔格莱德的列车了；那时会有半个小时的忙碌喧哗，海关职员来到站台，警卫室外扎眼地站着卫兵，随后火车开走，这一天就只剩下一趟车了，开往温科夫奇 [33] 的国际小型列车。尼尼奇把手插进空衣袋里：这会儿本可以再玩一轮牌，再喝点儿拉基亚酒，但是他没钱了。于是，他那不转弯的脑子里又生出点儿疑惑：是不是叫他们哄了？
“尼尼奇，尼尼奇。”他转过头去，看见站长助理卢基奇跟在他身后，光着头，赤着手，跌跌撞撞地在烂泥中跑。他想：他骗了我，上帝让他良心发现了，他打算把钱还给我。他停了下来，对卢基奇笑笑，好像在说：别害怕，我没生你的气。“你这笨蛋，我以为你一辈子听不见我喊话了。”瘦小邋遢的助理员在他身边喘着气，没好气地说，“立刻到彼特科维奇少校那里去，这儿有电话要他接。我给警卫室打电话总是打不通。”
“昨天夜里下雪的时候电话坏了。”尼尼奇解释说。
“废物。”助理员怒气冲冲地说。
“今天会有人从城里来修电话。”他犹豫了一下，“大雪天少校是不会出来的。他屋里的炉火很旺。”
“笨蛋，白痴，”助理员说，“电话是警察局长从贝尔格莱德打来的。他们原想打电报过来，但你说话声那么大，谁还能听得见？快去。”尼尼奇开始向警卫室走去，但卢基奇在他背后喊道：“跑，你这笨蛋，快跑。”尼尼奇拖着笨重的靴子跑起来。真奇怪，他想，他们待人就像对一条狗一样，但过了一会儿，他又想：不管怎么说，他们肯和我玩牌也算不错了；他们一天挣的钱准保顶得上我一礼拜的饷金，而且，他们能拿到现钱，他暗自说，想到自己的饷金还得扣除伙食费、营房住宿费和取暖费等。“少校在吗？”他在警卫室里问，怯生生地敲了敲门。他原本应该通过军士传信儿，可这会儿军士不在室里。人怎么也没法儿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有机会为长官特别效劳，碰上那种机会就可能得到提升、更多薪水、更多食物，并且给妻子弄件新衣裳。
“进来。”
彼特科维奇少校面向着门，坐在自己的书桌前。他身材瘦小，面孔线条分明，戴着一副夹鼻眼镜，长着一头金发，也许他的家族里有点儿外国血统。他一边读一本关于战略问题的过时的德文书，一边用香肠喂他的狗。尼尼奇嫉妒地瞪着那噼啪作响的炉火。“什么事？”少校好像一个批改学生作业时受到打扰的老师，一肚子火气。
“警察局长来了电话，长官，要您去站长办公室接。”
“我们的电话还不能用吗？”少校问道，他放下书，努力想演示自己的好奇和兴奋，让人觉得他同警察局长是老相识，但不大成功。
“不能，长官，修电话的还没从城里来。”
“可恶极了。军士到哪儿去了？”
“他临时出去了，长官。”
彼特科维奇少校戴上手套，把它拉平。“你最好跟我去。我也许需要个通讯员。你会写字吗？”
“一点点儿，长官。”尼尼奇害怕少校会另找一个通讯员，但少校只哼了一声：“啧。”尼尼奇和那只狗跟在少校后面穿过警卫室，越过铁轨。在站长办公室里，卢基奇正装模作样地在角落里伏案工作，而那个包裹办理员则在门槛附近用对开账页算账。“线路话音很清晰，先生。”卢基奇说，恶狠狠地朝少校身后的尼尼奇瞪了一眼，他对尼尼奇靠近电话的位置很嫉妒。
“喂，喂，喂！”彼特科维奇尖声喊叫着。尼尼奇把头微微向电话凑过去。越过边境和贝尔格莱德之间漫长的距离，电话中传出一个有教养的、傲慢的声音，语调那么清晰，连站在两英尺开外的尼尼奇也能听见那抑扬顿挫的音节。这些音节像一连串的钢针，落入鸦雀无声的寂静之中：卢基奇和包裹办理员屏住呼吸，但还是听不见，停在铁轨上的火车头停止喷气了。“我是哈提普上校。”是警察局长，尼尼奇想，我听见他说话了：今天晚上，我老婆会多么神气啊，全营区都会知道这件事，准没错儿。她嫁给我没什么可得意的，他朴实地想，并没有自轻自贱的意思，有了吹牛的机会，她一定不会白白放过的。
“是，是的，我是彼特科维奇少校。”
那个傲慢的声音稍稍放低了些；尼尼奇只能断断续续地听到一些词。“绝不能……贝尔格莱德……搜查列车。”
“我是否应该把他带到兵营去？”
那声音强调地抬高了一点。“不，见到他的人要尽量少……就在现场。”
“不过，”彼特科维奇少校争辩说，“我们这里确实没有条件。我们怎么安置他呢？”
“……只要几小时就行了。”
“通过军事法庭吗？这么做可是太不合常规了。”那个声音轻轻地笑了起来，“我本人……午饭时到你那里。”
“但是如果宣判无罪呢？”
“……我本人。”那声音含糊地说，“还有少校你，亚历克西奇上尉。”那声音依然很低，“谨慎……有朋友中间。”随后声音又清晰起来，“他一定不是一个人……嫌疑……任何借口……海关。注意，不要张扬出去。”
彼特科维奇少校颇不以为然地说：“还有别的事吗，哈提普上校？”对方有点儿活跃起来：“是的，是的，关于午饭的事。我想你那里也搞不到太多的东西……就在车站……火要生旺点儿……搞点儿热食……车上的冷菜，还有酒。”那声音停顿了一下，“记住，你要负责。”
“让我为这么不合常规的事负责。”彼特科维奇又开了口。“不，不是，”那声音说，“我指的是午饭，当然是指午饭。”
“贝尔格莱德一切平静吗？”彼特科维奇少校生硬地问道。“都睡得死死的。”那声音回答。
“我还能再提个问题吗？”
彼特科维奇少校恼火地连喊了几声：“喂，喂，喂！”随后砰的一声把话筒挂上了。“人在哪儿呢？跟我走。”尼尼奇和那条狗再次跟随他迎着寒气、穿过铁路，冲进警卫室。少校回到自己屋里，砰的一声把门带上。他写了几张很短的便笺，交给尼尼奇去送：他一肚子火，又急急忙忙，结果有两封信忘了封上。尼尼奇当然读了这两封信，今晚上他老婆会为他感到骄傲的。有一封信是给海关站长的，但这封信封了口。还有一封是给兵营上尉的，信里告诉他立刻把车站的卫兵增加一倍，每人发给二十发子弹。这封信使尼尼奇很不安：难道是保加利亚人来了，要开仗了吗？要不就是红党要来了？他想起贝尔格莱德发生的事，心里忐忑不安。不管怎么说，他想，他们是我们的同胞，是穷人，他们有妻子儿女。最后一张便条是给兵营厨师的，详细地指示了一番如何准备三个人的午餐，并于一点三十分把热饭热菜送到少校的房间。便条最后写道：“记住，你要为此负责。”
当尼尼奇离开的时候，彼特科维奇少校又拿起那本关于战略问题的过时的德文书读开了，同时还用一块块香肠喂着自己的狗。
2
列车到达布达佩斯之前，科洛尔·马斯克早已坠入梦乡了。当迈亚特从她头下抽出压麻了的胳膊时，她醒了过来，发现清晨阴沉的天空好似铅灰色的大海波涛。她匆匆从卧铺上爬下来，穿好了衣服，一点儿没有昨夜那种缓慢精细的作派了。他精神兴奋，急急忙忙，东西也乱放一气。她轻松愉快地低声唱起来：“我有多快活，无虑又无忧。”列车一晃使她撞在窗户上，但她只匆匆瞥了一下灰暗的黎明，这儿，那儿，一盏又一盏的灯闪现着。天还不够亮，看不见车旁闪过的房屋，在多瑙河上，一座亮着电灯的大桥好像吊袜带上的带扣一样晶莹闪亮。“我随心又随意，天天唱歌曲。”在下游河边，有一栋白房子熠熠闪亮，要不是在一楼有两间房里亮着灯，准会把它错当成果园里的树干。在她正凝望的时候，那两盏灯熄灭了。他们在搞庆祝会呢，搞得这么晚，她猜测着，不知那里有什么活动？她笑了起来，觉得自己赞同一切年轻人的大胆的胡作非为。“你愁眉不展，我毫无忧虑，春天之后是盛夏，我只需微笑着去……”她把衣服全穿好了，只差穿鞋了，于是她朝卧铺扭过头去，看了看迈亚特。
他睡得很不安稳，胡子也该刮了；他穿着皱巴巴的衣服躺在那里，简直很难把他同昨夜里的兴奋和疼痛联系在一起。这个男人是个陌生人，他会否认昨天夜里所承诺的责任。他向她许诺了那么多东西。但她对自己说，她不可能交上这种好运。那些历尽沧桑的老女人的告诫再度浮现在她的脑海里：“他们事前什么都会答应你。”而本阶级的奇特的道德准则又警告她：“不能提他们答应过的事。”尽管如此，她还是走到他身边，用手轻轻梳理他的头发，想让他多少有点儿像自己的情人。当她触到他的前额时，他醒了过来，她鼓起勇气迎着他的目光，她最怕见到那茫然的神情，好像认不出她是谁，忘记他们干了什么。她用一句老话来鼓励自己：“海里不愁没鱼。”但她惊喜地看到，他随即就不假思索地说：“是的，我们一定要把那个小提琴手叫来。”
她一下子放心了，拍手说：“别忘了叫医生。”她坐在卧铺沿上，把脚伸进鞋里。“我多么快活。”他还记得，他打算兑现他的许诺。她又开始唱了起来：“生活在阳光下，相爱在月光中，佳时尽欢莫虚度。”列车员沿过道走了过来，敲了敲门。“布达佩斯。”在河对岸，灯光渐渐密集起来，三颗明星仿佛从阴沉的天上落下，在半空中闪烁着。“那是什么？那边，它在动呢。快点儿。”
“城堡。”他说。
“布达佩斯。”约瑟夫·格伦利希正在角落里打盹儿，一下子醒了过来，便起身走到窗前。霎时间，他瞥见高大的灰色房间之间的流水，房屋高层闪动的灯光，随后，车站的穹顶突然把灯火遮住了，火车滑行着，在一座声音回响的大厅中停了下来。兴致勃勃、心情愉快的奥佩先生立刻出现了，身上挂满了东西。他先把两只衣箱放在地上，然后是高尔夫包和装在盒子里的网球拍。约瑟夫笑了笑，从胸中长嘘了一口气：看见奥佩先生总让他记起自己的罪过。一名穿着厨师制服的男人领着一个满脸皱纹的高大女人和她的丈夫从旁边走过，他们跌跌绊绊地跟着那人，从啸叫的蒸汽和异乡语言的呼唤中穿过，显得不知所措，可怜巴巴的。约瑟夫觉得自己似乎应该下车。这关系到他的安危，于是他立刻不再用那种开心取笑或洋洋自得的方式思考问题了。他头脑中精确的小齿轮转动起来，像银行里的计数器一样准确无误地记录下借方和贷方的款项。在一列火车中，他实际上处于被囚禁的状态，警察可以在旅途的任何一点设法逮捕他，所以说他越快脱身出去越好。他作为一个奥地利人，在布达佩斯是不会引人注意的。如果他继续前往君士坦丁堡，就得冒再过三道海关的风险。计数器把各种数字又过了一遍，该加的加，该查的查，结果把最后数字列在借方账上。布达佩斯的警察很厉害，而巴尔干国家的人很腐败，海关没什么可怕的。况且，他离犯罪现场更远了。他在伊斯坦布尔有朋友。约瑟夫·格伦利希决定继续向前走。作出决定后，他又半躺在座位上，沉浸在胜利的幻梦中。他脑海中闪过自己迅速拔枪的形象，还有谈论他的声音：“那是约瑟夫。到现在五年了，一次也没让警察抓住过。他在维也纳杀了克鲁伯。”
“布达佩斯。”津纳医生停下笔，愣了一分多钟。这短暂的停顿是他对这座城市表示的一点儿敬意，他父亲就出生于这座城市。父亲年轻时离开了匈牙利并在达尔马提亚 [34] 定居下来；他在匈牙利时一直务农，租种别人的土地；他先后在斯普利特和贝尔格莱德做了自谋生路的鞋匠。然而对津纳来说，父亲先前那更为屈辱的境况和祖传的匈牙利农民气质却仿佛是来自一种更宏大的文化传统的一丝微风，吹过臭气熏天的巴尔干阴暗小巷。正如一名雅典奴隶在蛮夷之地成为自由人后，颇有些怀念雅典文化中的雕像、诗歌和哲学，尽管这些其实并没有他的份。车站开始从她身旁驶去，一块块招牌从眼前晃过，上面用父亲没有教过他的文字写着：“休息室”“邮局”“问讯处”。一幅招贴在离车窗很近的地方飘动着：“盖伊·阿穆杰约伊剧团。”他机械地凝视着这些陌生的娱乐场所的名字：歌剧院，皇家歌手剧院，塔巴兰 [35] ，巴黎花园————等列车到达贝尔格莱德时，这些演出就该开场了吧。他记得在铺子后面那间阴暗的地下室客厅中，父亲常常感叹地说：“在布达佩斯，人们多会享福哟。”父亲也在城里享受过一次，把脸紧贴在饭店的玻璃窗上，不带一点儿妒意，全神贯注地看着食品被端上桌子，小提琴手从这群人走向另一群人，用这种简单的旁观方式自娱。他曾经对父亲这种廉价的满足心理很恼火。
他又写了十来分钟，然后把纸折起来，轻轻放进雨衣的口袋里。他要对各种不测之事预做准备；他知道自己的对头是不择手段的，他们宁可在僻巷中把他干掉，也不愿让他活着站上被告席。他的有利之处在于对手还不知道他的到来；他必须在他们得到消息之前宣布自己自愿来到贝尔格莱德，那时他们就不便把他当成身份不明的外来人迅速干掉，只好送他上法庭了。他打开衣箱，取出那本旅行指南。随后他点燃一根火柴，把火焰凑近地图的折角：那张光亮的纸慢慢燃着了，图上的铁路让火焰一舔卷起来，他凝视着邮局那个方块变成一块黑硬的余烬。随后，卡利麦丹公园的绿色化为了棕褐色。贫民区的街道是最后烧着的，他吹了口气，让它快点儿烧完。
地图完全烧透以后，他把灰烬扔到座位下面，又往嘴里塞了一片苦药，想试着睡一觉。他发现想入睡真是太难了。从布达佩斯走出五十英里开外了，辽阔的多瑙河平原突然面目一变。他看见一座长满枞树、状似顶针的小山，心情顿时轻快起来。他是个毫无幽默感的人，不然一定会为此微微一笑的。一条公路绕着小山转了一大圈，然后笔直插向城市。现在大雪覆盖着公路和小山，白茫茫一片，树上悬挂着大块大块的积雪，好似白嘴鸦的窝。他记得这条公路、这座山和这片树林，五年前他逃越边境之后，怀着十足的安全感，第一眼见到的景物就是这些。那位自离开贝尔格莱德以来一直默默开车的同伴首次开口了：“再有一小时零一刻钟，我们就到布达佩斯了。”直到那时，津纳医生才明白自己已经脱险了。现在，他却因相反的原因感到轻松，他想的不是离布达佩斯只有五十英里，而是离边境只有七十英里了。他快到家乡了。此时此刻，他的直觉远比观念更有力。即使他告诫自己，他没有家乡，他的目的地只是一座监狱，也毫无用处。正是克鲁格啤酒园，正是那夜晚绿光浮动的公园，也正是他路经的陡峭的街巷和五颜六色的破布，使他感到了片刻的欣悦。无论如何，他自言自语说，我将再次看见这一切；他们将开车把我从监狱送往法庭。这时，他才带着一股无故的感伤记起啤酒园已经变成公寓楼了。
科洛尔和迈亚特隔着早餐桌相对而坐，彼此如陌生人一般毫无拘束。昨晚吃晚餐时他们却像老朋友似的无话可说。整个早饭时间，他们一直急急忙忙地说个不停，仿佛火车不是在缩短距离而是在吞食时间，他们得抢着在这些钟点里说完共同过一辈子所要说的话。
“到君士坦丁堡以后我该怎么办？我已预订好房间了。”
“没关系。我在饭店已租好房间了。你来和我一块儿住，咱们要个双人间。”
她接受了他的解决办法，高兴得气都喘不上来，但这会儿可没空去沉默不语或呆坐不动，岩石、房屋和光秃秃的草场正以每小时四十英里的速度向后驶去，可还有那么多话要说呢。“我们吃早餐时到达，是吗？那一整天咱们干什么呢？”
“咱们一块儿吃午饭。下午我得去办公室办事。你可以去逛商店。晚上我会回来，吃过晚饭咱们看戏去。”
“好，那去哪个剧院呢？”昨夜造成的变化对她来说是不寻常的。他的面容不再显得同她过去结识的半生半熟的犹太小伙子相似了，甚至他一再使用的那种手势————本能地将手一摊，也不同于他人。他老强调自己要花多少钱，会使她快活，但这也与众不同，因为她相信他。
“咱们要订你那家剧院中的头等座。”
“邓恩的‘宝贝’剧团吗？”
“对，你要愿意的话，演出后咱们请她们都出来吃晚餐。”
“不。”她摇摇头，她现在可不能冒失去他的危险，邓恩的“宝贝”中有不少人比她长得漂亮，“看完戏咱们就睡觉。”他们端着咖啡笑了起来，褐色的咖啡溅到桌布上。她的笑声中不再含有忧虑；她很幸福，因为她已经历了苦痛。“你知道这顿早餐咱们俩坐多久了？”她问，“整整一个钟头。真是奇闻。以前我可没这样过。十点钟在床上喝杯茶，这就算吃过早餐了。要是碰上一位好心的房东太太，还能来两片烤面包和一点儿橘子汁。”
“找不到工作时呢？”
她笑笑。“那就不喝橘子汁呗。咱们快到边境了吧。”
“快了，”迈亚特点着香烟，“抽烟吗？”
“我早上不抽。你抽吧，我走了。”她站起来，正在这当儿，火车通过一处道岔，她一晃，歪倒在他身上。她抓住他的胳膊，站稳脚跟，越过他的肩膀，她看见信号灯炫目地摇动而过，雪花堆积在一所黑色的小房旁。她抓住他的手臂待了一会儿，直到眩晕过去了才松手。“亲爱的，早点儿来，我等着你。”突然间，她很想对他说“现在就来吧！”，她怕火车到站时一个人孤零零的。也许会有陌生人来占他的座位，而她又无法同他们说明白。她听不懂海关职员的话。但她又对自己说，如果老提要求的话，他会很快厌弃她的；只要麻烦男人就会生是非，她的幸福还很靠不住，因此她不敢稍有疏忽。她回头看了一眼，他正低头坐在那里，用手抚弄着一只金烟盒。后来她很庆幸自己这最后的一瞥，它将成为忠贞的象征，成为她时时铭记的一幅图景，这样，她就可以说：“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你。”
她来到自己的座位时，火车停了。她望了望窗外那个泥泞的小站。一对路灯上用黑色字体印着“苏博蒂察”。车站建筑比一排棚屋强不了多少，只有一个站台。一队穿绿色制服的海关职员和六七名士兵从两条铁路中间走了过来，他们似乎并不急于开始检查。他们说笑着朝守车走去。一排农民站着看火车，一个妇人在给孩子喂奶。四周围着好多士兵，似乎也无事可做，其中一个吆喝着驱赶农民离开铁轨，但不一会儿，农民又从沿线二十英尺外的地方来到铁轨上。旅客们开始不耐烦了，列车已经晚点了半小时，但还没有检查护照和行李的迹象。有几个人下到铁路线上，越过铁轨想找餐厅；一个身材细长、长着尖圆脑袋的德国人在来回踱着步。科洛尔·马斯克看见医生离开了火车，他头戴软礼帽，穿着雨衣，戴着一双灰色毛手套。他和那德国佬一而再、再而三地错身而过，但互不理睬，仿佛各自在不同的世界中行走。一次，一个官员来检查他们的护照，两人肩并肩地站在一块儿，但仍然彼此视而不见，那德国佬怒气冲冲，极不耐烦，而医生却自顾自地微笑着。
她走近时，才看清了他的微笑茫然而又感伤。这微笑挂在他脸上很不相称。“对不起，我想同您讲句话。”她谦恭地说，他那不苟言笑、彬彬有礼的态度使她发怵。他鞠了一躬，把戴着灰手套的手倒背在身后，她一眼瞥见手套的拇指上有个窟窿。“我想知道……我想知道……您是否乐意今晚和我们一起吃晚餐。”他脸上的微笑消失了，她看见他正费心地斟酌词句。她解释说：“您待我真好。”露天里气温很低，他们俩便开始走动起来。她的鞋尖落地之处，冻住的泥浆嘎嘎裂开，泥水溅到他的袜子上。“我很愿意同你们共进晚餐。”他咬文嚼字地说，“但很遗憾，我无法接受你的邀请，我今晚在贝尔格莱德下车。我本来十分愿意……”他皱起眉头，停住脚，仿佛忘记了他刚说过的话。他把戴破手套的那只手插进雨衣口袋里。“我本来十分乐意……”两个穿制服的人沿着铁路朝他们走来。
医生伸手抓住她的胳膊，轻轻拉她转过身来，他们开始顺着火车往回走。他依然皱着眉头，没有说完刚才那句话。他说了另一句话：“我的眼镜结霜了，我不知道你是否介意————能告诉我你看见我们前面有什么吗？”
“有几个海关官员从车上下来，正朝我们走来。”
“没别的？是穿绿制服的吗？”
“不，穿灰制服。”
医生停住脚。“是吗？”他抓住她的手，她感到一个信封塞进了她的手掌。“快回你的车厢去。把信藏好。到伊斯坦布尔你就把信发出去。快走，不过别显得太着急。”她没听懂他的话，但还是照办了。她走了二十来步，来到那些穿灰制服的男人跟前，发现他们是当兵的。他们并没带枪，但从他们身上的刺刀套可猜出他们的身份。他们横在她的去路上，霎时，她觉得他们会拦住她；他们彼此正急促地交谈着，当她走到只有几英尺远的地方时，一个士兵一侧身，让她过去了。她松了口气，但仍有些害怕，她捏了捏手里的那封信。是让她搞走私？毒品？这时，一个士兵追她来了，她听见他的皮靴踩在泥地上嘎嘎作响；她自我安慰说，这只是自己胡思乱想，如果他真想追她的话，他就会叫喊了；他没有喊，这使她多少放心了一些。尽管如此，她还是走得更快了。只差一节车厢就到她的隔间了，她的情人能用德语向那个士兵解释她的身份。但迈亚特不在隔间里，他还在餐车上抽烟呢，她犹豫了一秒钟。我要去餐车敲敲窗户，但这一秒钟的犹豫未免太长了。一只手拍拍她的胳膊肘，有人用外语轻声对她说着什么。
她转过身来想抗议，想哀求，如果需要的话，她还准备挣开向餐车跑，但那士兵温和的大眼睛减轻了她的恐惧。他微笑地看着她，点点头，用手指指车站的建筑。她说：“你要干什么？你不会讲英语吗？”他摇摇头，又笑了笑并用手指了指，她看见医生和士兵相遇并和他们一起朝那排建筑走去。他走在士兵的前面，不像出了什么岔子，士兵们也没使用暴力。那士兵点点头，笑了笑，然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挤出了三个英文字。“都很好。”他说着又指了指那排房子。
“我能和我的朋友打个招呼吗？”她问。他点点头，笑了笑，伸手拉住她的胳膊，轻轻把她从火车旁拉开。
候车室里空荡荡的，只有医生一个人。一只铁炉在屋子中间燃烧着，窗户上的一道道霜痕把外面的景色割成一条一条的。从始至终，她一直惦着手里那封信。那士兵彬彬有礼地把她轻轻拉进屋子，然后关上了门，但没有上锁。“他们要干什么？”她问，“我可不能误了火车。”
“别怕，”他说，“我会向他们解释的。他们在五分钟之内就会放你走。他们如果要搜查你，就让他们搜好了。他们把信拿走了吗？”
“没有。”
“那么把信还给我吧。我不想拖累你。”她刚一伸出手，门就打开了，那士兵走了进来，像赞赏似的微微一笑，把信从她手中拿走了。津纳医生对他讲了几句，对方也像连珠炮似的说了几句，他有一双单纯忧郁的眼睛。士兵再次离开后，津纳医生说：“他不喜欢干这差事。别人命令他透过锁眼监视，看我们之间是否传递东西。”
科洛尔·马斯克在一张木椅上坐下，向火炉伸出脚去。津纳医生惊奇地说：“你真够冷静的。”
“生气管什么用，”她说，“反正他们也不懂我的话。我朋友会很快来找我的。”
“倒也是。”他松口气说，犹豫了一会儿，“你一定奇怪我为什么没为这件不愉快的事向你道歉。你知道，对我来说，有些事比任何苦恼都更要紧。我想你未必理解。”
“不理解，可是。”她一边说话，一边自嘲地回想起昨天夜晚。一声汽笛在寒冽的天空中回响起来，她担心地跳了起来。“别是咱们那趟车吧？我可不能误了火车。”津纳医生正在窗户跟前，他用手掌揩去玻璃内表面的雾气，透过冰凌之间的空隙向外窥看。“不是的，”他说，“是另一条铁路线上的火车头。我想他们要换火车头。别害怕。”
“啊，我不怕。”她说，又坐回到那张硬椅子上去，“我朋友很快就会来的。那时就该他们害怕了。你知道，他很有钱。”
“是吗？”津纳医生说。
“是的，而且很有地位。他是一家公司的头头。做的跟葡萄干有点儿关系。”她笑了起来，“他叫我每逢吃葡萄干布丁时就想想他。”
“是吗？”
“是的。我喜欢他。他对我可体贴了。他和别的犹太人不一样。一般说来犹太人心肠都不错，但是他————嗯，他可文静了。”
“我想他一定是个走运的小伙子。”津纳医生说，门打开了，两名士兵把一个男人推进屋。津纳医生迅速走上前去，把脚插到门缝里。他轻声细气地对他们讲了几句。一个士兵答了话，另一个把他推回来，关上门并上了锁。“我问他们为什么把你也扣下来。”他说，“我对他们讲你必须乘这趟车走。其中一个当兵的说没什么大事。军官要问你一两个问题。列车半小时内不会开走的。”
“谢谢你。”科洛尔说。
“还有我呢？”新来的男人恶狠狠地说，“我怎么着？”
“我不了解你的情况，格伦利希先生。”
“海关的那些家伙把我搜了一通。他们把我的枪拿走了。他们说：‘你为什么不申报你有一支手枪？’我说：‘没人敢不带枪在你们国家旅行。’”科洛尔·马斯克笑了起来，约瑟夫·格伦利希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随后，他抚平了自己那皱巴巴的背心，看了一眼手表，坐了下来。他把手放在肥胖的膝盖上，两眼直勾勾地瞅着前面，盘算着什么。
他现在一定抽完烟了，科洛尔心想。他将回到隔间，发现我不在那儿。也许他要等上十来分钟，然后他会到车站去问是否有人见过我。十二分钟内他就会找到我。有人在锁眼里转动钥匙，她的心突突跳起来，奇怪他怎么这么快就找到了她。但进来的人不是迈亚特，而是一名衣冠楚楚的军官。他扭过头下了道命令，两名士兵随着他走了进来，靠着大门站着。
“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啊？”科洛尔问津纳医生，“他们以为我们搞走私吗？”她听不懂这些外国人彼此在说什么，突然间，她感到不知所措和恐惧，她知道即便这些人想给她帮忙，他们也听不懂她的话，不知道她要什么。她恳求津纳医生：“对他们讲我必须坐这趟车走。求求他们给我朋友打个招呼。”他没理她，只是把手插在口袋里，直挺挺地站在火炉旁回答问题。她又转向角落里的那个德国人，他正呆呆地瞅着自己的脚尖。“请对他们说一声，我从没干过坏事。”他抬起眼皮，憎恶地瞪了她一眼。
最后，津纳医生说：“我刚才已设法向他解释了，说你对我给你的那封信一无所知。但他说必须多留你一会儿，等警察局长问你。”
“那火车呢？”她哀求说，“火车呢？”
“我想不会有什么问题。火车在这儿还要停半个小时。我请他通知你朋友，他说，该做什么他会考虑的。”科洛尔走到军官身旁，拉住他的胳膊。“我必须坐这趟车走，”她说，“我必须。请体谅体谅我。”他将胳膊挣开，用清晰刺耳的语调呵斥她，他那夹鼻眼镜上下抖动着，但她却不知道他究竟在骂什么。然后，他离开了候车室。
科洛尔把脸贴在窗户上。透过窗户上两丛霜花之间的空隙，可以看见那德国人走了过去，他沿着铁轨来回走着。她极力想看看餐车。“看见他了吗？”津纳医生问。
“又要下雪了。”她说着离开了窗户。突然间，她感到再也抑制不住焦虑惶恐的心情了。“他们干吗要抓我？他们为什么要扣留我？”
他安慰她说：“这是个误会。贝尔格莱德发生了骚动。他们慌了手脚。他们想抓我，就是这么回事。”
“为什么呢？你不是英国人吗？”
“不是，我是他们的同胞。”他有些挖苦地说。
“你干什么了？”
“我想让这个世界变得不一样。”他带着一副讨厌政治标签的神气解释说，“我是个共产党。”
她立刻喊起来：“为什么？为什么？”同时恐惧地望着他，除去迈亚特，只有他愿意并且能够帮助她，现在她对他的信任动摇了，她无法掩饰这一点。她甚至以怀疑的态度看待他在火车上对她的好心照料。她朝长凳走去，找个离那德国佬最远的地方坐下来。
“要对你说清这一切要花很多时间。”他说。她根本没听他说话，对其中的意义也丝毫未加思索。这下，她把他当成星期六下午在特拉法加广场示威的那些邋遢汉当中的一个了，那些人举着一些难看的旗子，上面写着“全世界的劳动者联合起来”“沃尔瑟姆斯托老同志协会”“青年工人联盟巴勒姆 [36] 支部”等。他们都是扫兴的家伙，他们想要吊死有钱人，关闭剧院，迫使她在夏令营和男人乱搞，再逼她参加牛津大街的游行队伍，要她抱着自己的婴儿走在“英国女工”的大旗后面。
“我没那么多时间向你解释了。”他说。
她根本没听他讲话。这会儿，她觉得自己比他高贵得多。她是有钱人的情妇，而他是工人。最后，她终于搭理他时，态度上已带有微妙的轻蔑。“我想你会坐牢。”
“我想他们会枪毙我。”
她吃惊地瞪着他，忘掉了彼此的阶级差别。“为什么？”他略带自负地微微一笑。“他们怕我。”
“在英国，”她说，“他们让红党随便发表讲话，警察在旁边站着。”
“噢，其中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我们可不仅说说而已。”
“会有审判吗？”
“会进行某种形式的审判。他们会把我带到贝尔格莱德去。”
有人在什么地方吹号，同时，一阵汽笛声划破了寒冷的空气。“他们一定在转轨。”津纳医生抚慰地对她说。一层烟气从窗前掠过，候车室里暗了下来，外面有人在沿着铁路呼喊、跑动。车厢之间的挂钩一推一拉，咯吱吱响着，活塞开始运行，车轮笨重地启动了，候车室薄薄的墙壁也跟着摇抖起来。当烟气消散时，科洛尔·马斯克一动不动地坐在木头长凳上。她无话可说，脚也冻僵了。但过了一会儿，她觉得津纳医生的沉默有点儿谴责的意味，便带些热情开了口。“他会回来找我的，”她说，“你等着瞧吧。”
尼尼奇把枪靠在肘弯里，将两只戴手套的手团在一起。“那辆新车头声音真大。”他一面说，一面眺望着那列火车宛如橡皮筋似的伸缩着绕过弯道消失了。铁路道岔吱吜响着回到原位，客车上行线的信号灯升了起来。一个人从信号灯的台阶上走下来，越过铁路，在通向一间小屋的路上消失了。
“去吃午饭了。”尼尼奇的同伴嫉妒地说。
“我在这儿待了这么久，”尼尼奇说，“还从没听见过哪辆车头有这么响。”随后他听清了同伴的话，回答说，“少校正吃兵营送来的热饭菜呢。”但他没对自己的朋友讲，警察局长要从贝尔格莱德赶来，这个秘密是留给他老婆的。
“你算走运，”他的同伴说，“过一会儿就吃上现成饭了。早上见你老婆走过来时，我常想，讨个老婆还真不赖。”
“不算太赖。”尼尼奇谦逊地说。
“告诉我，她给你带什么饭？”
“一块面包和一点儿香肠，有时还有一点儿奶油。她是个好姑娘。”但他内心可不是这么节制。我这样的人真有点儿委屈了她，他想，我真想阔起来，给她买衣服，买项链，带她去贝尔格莱德逛戏院。他想到关在候车室里的那个外国姑娘，起初有点儿嫉妒，因为她的衣服在他看来似乎十分贵重，而且还有绿玻璃项链，但他把这姑娘同自己老婆做了一番比较，很快就忘掉了自己的嫉妒，对那外国人也开始生出了好感。他把自己那笨拙的大手合拢，对女人的美丽和柔弱感到无限的怜爱。
“振作点儿。”他朋友小声说，两人挺起胸，以稍息的姿势笔直站好。这时，一辆汽车冲上公路朝车站开来，碾碎了泥浆表面的冰层，溅得到处是水。“这个鬼家伙是什么人？”他朋友偷偷地噘噘嘴小声地说，但尼尼奇却觉得自豪，他知道那戴绶带的高个警官是警察局长，甚至还知道另一个军官的名字，他正像皮球一样从车里蹦出来，拉开车门让哈提普上校下车。
“好个鬼地方。”哈提普上校先看看泥泞的土地，又看看擦得锃亮的靴子，半憎恶半打趣地说。
亚历克西奇上尉鼓起滚圆通红的腮帮子。“他们总该垫几块木板嘛。”
“不，不会的，我们是警察。他们不喜欢我们。天晓得他们会让我们吃什么样的午饭。喂，伙计，”他对尼尼奇点点头，“帮帮司机把箱子取出来。拿酒时要稳着点儿，小心别搞翻了。”
“长官，彼特科维奇少校……”
“别管彼特科维奇少校。”
“请原谅。”尼尼奇身后一个清晰的愤怒的声音说。
“当然，少校，”哈提普上校微笑着鞠了一躬，“不过我实在看不出你有什么需要原谅的地方。”
“这个人正在看守犯人。”
“你抓了不少人吧。我祝贺你。”
“两个男人和一个姑娘。”
“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有一把好锁、一个卫兵、一把刺刀、一支步枪和二十发子弹就足以应付了。”
彼特科维奇少校舔舔嘴唇。“警察当然最了解应如何看守监狱。我只有听从高见了。去把汽车里的东西拿出来。”他对尼尼奇说，“搬到我的房间去。”他领着警官们绕过候车室的屋角消失了。尼尼奇凝视着他们的背影，直到司机对他喊道：“我可不能在汽车里等一整天。别那么呆头呆脑的。你们这些当兵的，看起来一点儿活也没干过。”他开始把箱子从汽车里搬出来，一边搬一边说着箱子里装的东西的名称：“半箱香槟酒，一只冻鸭，水果，两瓶雪利酒，香肠，酒味饼干，莴苣，橄榄。”
“嗨，”尼尼奇的朋友喊道，“是顿美餐吧？”
尼尼奇站着，眼睛发直，沉默了半晌。随后他压低声音说：“是一席盛宴。”
他把雪利酒、香槟酒和鸭子拿到少校的房间后，看见自己老婆用白布包着他的午饭从路上走来。她肤色黝黑，身材瘦小，肩上紧裹着一条围巾，脸上挂着奚落人的神情，穿着一双大皮靴。他放下水果箱去迎她。“我不会耽搁太久的，”他怕司机听见，压着嗓门说，“等着我，我有话要对你讲。”随后，他很庄重地回去接着干活儿。他老婆在路边坐下看着他，等少校办公室里的桌子铺好，军官们喝开酒时，他又转回来，老婆却不见了。她把他的午饭放在路旁。“她去哪儿了？”他问另一个卫兵。
“她和司机说了会儿话，然后就回兵营去了。似乎有什么事使她很激动。”
尼尼奇感到一阵失望的痛苦。他一直盼着告诉老婆哈提普上校到来的消息，现在却让那司机抢先了一步。事情总是这样。当兵的比狗还不如。穿便服的家伙们拿着高薪，玩牌时骗他们的钱，欺负他们，甚至还要在当兵的和他老婆之间插一杠子。不过他的愤愤不平并没持续多久。只要处处留心，他就能为老婆再发现一些秘密。停了一会儿之后，他把最后一个箱子搬到少校屋里。香槟酒冒着泡，已被喝掉不少；三个人同时说着话，彼特科维奇少校的玻璃杯落到膝盖上。“多好的小港湾哟，”亚历克西奇上尉正在说，“多好的大腿哟。我对他说，如果我处在您的地位上……”彼特科维奇少校用手指蘸着酒在桌布上画道道。“第一条要旨是，绝不攻击两翼，要压垮中心部位。”哈提普上校还相当清醒。他仰在椅子上抽着烟。“吃点儿法国芥末吧，来两根荷兰芹。”但他的两个下属根本不理睬他。他微笑着，又给他们斟满了酒。
雪又下了起来，透过被风吹起的雪花，津纳医生看见苏博蒂察的农民三三两两穿过铁路，好奇地朝候车室屈身张望。有个人甚至来到窗前往里瞅，端详着医生的面孔。他们相距只有几英尺，一扇玻璃、几条霜花和呼吸哈出的雾气把两人隔开。津纳医生能数清对方脸上的皱纹，说出他眼睛的颜色，并怀着职业兴趣察看着他脸上的脓疱。两个士兵不断地驱赶农民，用枪托敲打他们，农民服从了，退到铁路线上，但没过一会儿，他们就又围拢过来，显得那么顽固、愚笨、不可救药。
很久了，候车室里一片沉寂。津纳医生走回火炉旁。那姑娘微垂着头坐着，双手拇指合拢着。他知道她在干什么，她在祷告，祈求她的情人快来找她。从她那偷偷摸摸的样子来看，他猜想她过去不怎么做祈祷。她吓坏了，他心怀冷静的同情，能够估量出她有多么恐惧。经验告诉他两件事，第一，祷告是不会应验的；第二，这种萍水相逢的情人是不会不辞劳苦地跑回来的。
他因自己连累了她而感到歉疚，正像他有时不得不说假话并为此歉疚一样。他一向认为必要时可以牺牲个人的人格；只有执政党才能在良心上反省自责，他个人的良心反省等于承认自己怀疑事业的至高无上的价值。但不知为什么，这些想法使他痛苦，他发现自己嫉妒那些由于自己无钱无势而无法具有的美德。如果他获得了成功，如果世界按照他热爱和向往的模式重新构建起来，他会全心全意地欢迎豪爽、仁爱和恭行谨奉的道义准则。他生气地对她说：“你真幸运，还相信祈祷会管用。”他依据靠不住的理性辛苦编造的种种理论战胜了信仰，现在他惊奇地发现，自己的辛苦追求竟抵不住她的直觉。“我不信什么，”她说，“可我总得干点儿什么呀。”
她把不信教看得如此轻易，这使他大吃一惊。她并非通过苦读理性主义作家和十九世纪科学家的著作才战胜了宗教信仰，她天生就不信教，正像他天生是个信仰者一样。为了达到同一个水准，他已牺牲了自己的安宁，一瞬间，他简直想在她的心中播下一点儿怀疑的种子，一种半信教的疑惑，使她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但他终于忍住了没说，相反却鼓励她：“他会从贝尔格莱德回来找你的。”
“也许他来不及。”
“他会给英国领事打电报。”
她说：“当然。”但语气却不大肯定。那天夜里的事情和迈亚特的恩爱仿佛都离她而去了，仿佛一座灯火通明的码头沉浸在黑暗之中。她竭力回忆，想起他的相貌，但他很快就消失在送行的人群中间，变成一个不可分辨的人影。没多久，她对迈亚特是否有别于她认识的其他犹太人也产生了疑问，甚至她的肉体也没感觉出任何区别，虽说她在肉体上获得了休息和恢复，但内在的平静却和疼痛一起消失了。她再次说道：“当然。”因为她对自己缺乏信心而羞愧，因为怨天尤人毕竟于事无补，也因为她最糟也不过是迟一天参加演出。她对自己说，大海里不愁没鱼。但她在感情上仍然奇怪地依恋着那个一点儿也靠不住的回忆。
那德国佬直挺挺地坐在角落里睡觉，他的眼皮抽动着，准备稍有动静就马上抬起。他惯于利用任何间歇，在陌生的环境下休息。当大门打开时，他马上警觉地睁开眼。
一名卫兵进来了，朝他们挥手喊着。津纳医生用英语重复了一遍他的话：“他要我们出去。”雪从打开的大门中刮了进来，在门槛上留下灰色的水迹。他们看见了聚在铁路上的农民。约瑟夫·格伦利希站了起来，理理背心，又用胳膊肘捅了捅津纳医生的肋部。“咱们现在跑怎么样？穿过风雪，一起跑。”“他们会开枪的。”津纳医生说。卫兵又喊了起来，朝他们挥着手。“他们早晚要开枪，对吗？他们想在外面干什么？”
津纳医生朝科洛尔·马斯克转过头去：“我想没什么可怕的。你来吗？”
“当然，”随后她又恳求说，“请等我一会儿。我把手帕丢了。”他弯下又高又瘦的身体，像个灰色的圆规似的跪倒地上，从椅子下拾起了她的手帕。他那副笨拙的样子不禁使她笑了，她忘了对他的不信任，怀着异乎寻常的感激向他道了谢。出了候车室，他避开风雪闷头走着，一个人暗自微笑着。一名卫兵在前面引路，另一名在后面押送，端着枪，上着刺刀。他们越过犯人的头顶，用科洛尔听不懂的话互相呼叫，她不知道要把她带到哪里去。农民围拢过来，急切地想看他们一眼，当他们挤过铁轨和泥地时，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和溅水声。科洛尔对发生的一切心里没数，再加上有这许多橄榄色的面孔围观，她有点儿慌了。她问津纳医生：“你笑什么？”她希望他回答说已找到好办法了，能使大家都脱身，都赶上火车，能使时钟倒转。他说：“我不知道。我是在笑吗？也许是因为我又回到家乡了。”他严肃地闭紧嘴巴，但是不一会儿，他又松开口微笑起来。当他透过结霜的眼镜四下窥看时，他的眼睛似乎潮润起来，他的眼中没有别的，只现出如痴如迷的幸福的神情。
3
迈亚特凝视着手中雪茄烟头上越来越长的烟灰，陷入了沉思。他很珍惜这样的时刻，一个人孑然独处，无求于人，肉体得到了满足，激情也平息了。昨天晚上，他曾努力地想做点儿工作，但那姑娘的面容总在他和数字之间晃动，结果什么都没做成。现在，她退到她该去的地方了。过不了多久，当夜幕降临，也许他又会需要她，而她也会来到他身边，想到这里他心里涌起了柔情，甚至感激，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她人走了，却没留下一个纠缠烦扰的幽灵。以前他怎么也理不清那些数字，现在不用看材料就能记起来。他乘啊，除啊，减啊，计算着，同时看到一纵队士兵一直延伸到车窗前，再过去就是海关官员和搬运工人若有若无的形体来回走动着。这时，有人前来检查他的护照，雪茄上的烟灰跌落下来，他回到隔间里，打开行李，科洛尔不在，估计是去上厕所了。海关官员敲敲她的提包。“这个提包呢？”
“这个提包没上锁，”他说，“那位太太不在。你查不出什么的。”当隔间又只剩下他一个人时，他躺在角落里，闭上眼睛，该考虑考虑埃克曼先生的事儿了，然而，当火车驶出苏博蒂察时，他却睡着了。他梦见自己正在楼梯上向埃克曼的办公室走去。楼梯又窄又小，没铺地毯，也没开电灯，不像是通往欧洲最大的葡萄干进口商的总部，倒像是通往莱斯特广场外的一处声名狼藉的公寓。他记不清自己是否走进了大门，反正是一眨眼工夫就坐在埃克曼先生对面了。他们之间放着一大沓文件，埃克曼先生捻着黑黑的上髭，用钢笔敲着书桌，一只蜘蛛在空墨水瓶上结着网。灯光昏暗，窗户黢黑，在屋子的一角，埃克曼太太坐在铁架沙发上编织着婴儿衣。
“我都知道了。”埃克曼先生说。突然，他的椅子飞起来，停在半空，他高高地坐在迈亚特的头顶上，敲着拍卖商的小锤。“回答我的问题。”埃克曼先生说，“你要起誓，不许支支吾吾，回答是或者不是。你诱奸了那姑娘吗？”
“也可以这么说吧。”
埃克曼先生从文件中抽出一张纸来，随后又一张接一张地往外抽，直到最后那堆文件摇摇晃晃地跌落在地上，像砖头倒塌似的轰地一响。“杰维斯一事，我只能说是一种骗不了人的小伎俩。你同受托管理人已经定了合同，只是拖着没签字而已。”
“那是合法的。”
“还有，有人出价一万五千英镑，你却以一万英镑的价格卖给了斯塔夫洛哥。”
“这是生意。”
“还有西班牙大道上的那个姑娘。”
“还有，用一千英镑收买莫尔特的会计提供消息。”
“我所干过的事情中哪一样你没干过？快点儿回答，不许支吾。回答是或者不是。庭长大人和陪审团的先生们，被告……”
“我想说明一下。我还有话要说。我没有罪。”
“凭哪一个条款？哪一部法典？是衡平法还是什一税法？是海事法庭还是高等法院？快点儿回答，不许支吾。回答是或者不是。我敲完三下之前作出回答。好，到了。先生们，这家颇为兴隆的买卖……”
“等一下，我马上说给你听。乔治大典第三章第四部分，维多利亚大典第2504条：窃贼的信誉。”
埃克曼先生在那间肮脏的办公室里突然变得十分渺小，他伸出双手，哭了起来。一群洗衣女工在一条没膝深的小河中蹚着水，她们一齐仰起头来哭着；这时，一阵燥风从海滩上卷起沙子，沙沙作响地甩在树林的叶子上，一个声音，可能是埃克曼太太的声音，再三地哀求他：“回来吧。”他脚下的荒漠摇了一下，他睁开了眼睛。火车停了。雪大块大块地积在玻璃窗上。科洛尔还没回来。
这时有人在列车后部哄笑起来，其他人有的应声附和，有的吹口哨，有的嘘嘘地表示不满。迈亚特看了看表，他已经睡了两个多钟头了。也许他还记得梦中审问的声音，因此他对科洛尔的失踪颇感不安。火车头喷着烟雾停在那儿，一个熏黑着脸、穿着粗布工作服的人站在一旁，绝望地看着它。三等车厢中有几个人朝他喊叫，那人潇洒而又不知所措地转过身来，摇摇头，耸耸肩膀。列车长从火车头那边快步走了过来。迈亚特拦住了他：“出什么事了？”
“没有。没什么事。一点儿小故障。”
“要在这儿停很久吗？”
“噢，只停一会儿。一小时，也许一个半小时。我们正在打电话要一辆新车头。”
迈亚特关上窗户，走进过道。科洛尔仍不见踪影。他在车里从头到尾走了一遭，向各个隔间里张望，推推厕所的门，最后来到了三等车厢。这时他想起来那个拉小提琴的人，就在臭气熏天的硬座隔间里依次寻找，终于找到了那个人，一个眼睛发肿、身材瘦小的家伙。
“今晚我要请人吃饭，”迈亚特用德语对他说，“我想请你为我演奏。我给你五十帕拉 [37] 。”
“七十五帕拉，阁下。”
迈亚特没空，他想找科洛尔。“那就七十五帕拉吧。”
“阁下，您是要朦胧、忧伤、让人掉泪的曲子？”
“当然不是，我要轻松愉快的。”
“噢，是吗？那您得多给两个钱。”
“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多给钱？”
这位先生显然是外国人，他不懂。这个国家的规矩就是这样，听轻松的曲子比听忧郁的曲子更费钱，古来如此。一个半第纳尔怎么样？————突然，迈亚特来了讨价还价的兴致，一时忘了那些令他焦虑的事。钱本身算不了什么，大不了是半克朗，但讲价钱就是讲价钱，他不愿意让步。“七十五帕拉，一个子儿也不多给。”
那个男人高兴地朝他咧嘴笑笑，这个外国人倒挺对他的口味。“一个第纳尔零三十帕拉，阁下，这是我的最低要价。干我这一行的要是拿不到这个数目，可就是丢了面子了。”陈面包和酸葡萄酒的气味不再使迈亚特感到恶心，这正是古老市场的气味。这纯粹是在追求生意经中的诗意；为几个帕拉而争执的交易本身简直谈不上什么得失，一个帕拉只不过值四分之一便士。他朝车厢里边走走，但没有坐下。“八十帕拉。”
“阁下，我总得过日子啊。一第纳尔零二十五帕拉，不能再少了，要不我的脸没处搁。”
迈亚特递给那人一支香烟。“阁下，来杯拉基亚酒？”迈亚特点点头，欣然拿起那个厚平底杯。“八十五帕拉。要么就成，要么就吹。”他们俩人一块抽着烟，喝着酒，彼此摸透了对方的心思，言词也更为激烈了。“阁下，您这是侮辱我。我是音乐家。”
“八十七帕拉，这是我的最后出价。”
桌子上的酒杯都已经清理走了，三个军官围桌而坐。门前两名士兵持枪站立，枪上装了刺刀。津纳医生好奇地观察着哈提普上校；他最后一次见到上校是在坎姆内茨审判时，当时上校正从容地调遣他那些撒谎的证人，丝毫不理会什么法律和公正。那是五年前的事了，但岁月并没有怎么改变他的面容。他耳朵上面是一头漂亮的银发，眼角上有几道慈祥的皱纹。“彼特科维奇少校，”他说，“您是否读一下指控被告的起诉书？给这位女士拿把椅子来。”
津纳医生从雨衣口袋中抽出手来，擦了擦他的眼镜。他能使声音保持平静，但控制不了自己那有些颤抖的手。“起诉？”他说，“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里是法庭吗？”
彼特科维奇少校手里拿着纸，训斥他说：“安静点儿。”
“这是个合理的问题，少校，”哈提普上校说，“医生一直住在国外。你瞧，”他声音轻柔，极为和蔼地说，“为了你的安全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在贝尔格莱德你的生命安全很难保障。人民对暴动十分愤恨。”
“我仍然不明白，”津纳医生说，“你除了预审之外，怎么会有其他权力。”
哈提普上校解释说：“这是军事法庭。昨天早晨宣布了军事戒严令。彼特科维奇少校，开始吧。”
彼特科维奇少校开始宣读一份长文件，文件是手写的，常有看不清的地方。“犯人理查德·津纳……阴谋反对政府……因伪证罪被判刑后尚未服刑……伪造护照。犯人约瑟夫·格伦利希，私带枪械。犯人科洛尔·马斯克，与理查德·津纳共谋反对政府。”他放下那张纸，对哈提普上校说，“法庭目前的状况使我们对它的合法性有所怀疑，被告应该有律师为其辩护。”
“亲爱的，亲爱的，这确实是个疏忽。也许少校你……”
“不行，法庭的组成不得少于三名军官。”
津纳医生插了一句：“你们不必费心了，我不用律师。另外两个人根本不懂你们说的话，他们不会反对的。”
“这不符合章程。”彼特科维奇少校说。警察局长看了看自己的手表。“少校，我已注意到你的抗议了。现在开始吧。”那个胖军官打了个嗝，他用手捂住嘴巴，眨了眨眼。
“九十帕拉。”
“一个第纳尔。”
迈亚特踩熄了烟头。这场游戏玩得够长了。“就一个第纳尔吧。今晚九点钟。”他快步回到了自己的隔间，还是不见科洛尔。旅客们纷纷从车里走出来，说着，笑着，伸着懒腰。一小群人围着火车司机，司机在幽默地说明火车的故障。尽管四周不见有房舍，但已有三两个村民跑来兜售瓶装矿泉水和棒棒糖。一条公路与铁路平行延伸，中间只隔一道积雪的土梁；公路上一名司机开着车，按着喇叭一遍遍高喊：“去贝尔格莱德的快车。一百二十第纳尔。去贝尔格莱德的快车。”他要价太高了，只有一个胖商人肯搭理他。两人在公路边展开了一场讲价钱的持久战。“矿泉水，矿泉水。”一个留短发的德国人来来回回踱着步，嘴里气愤地自言自语着。迈亚特听见身后有人用英语说：“雪又要下起来了。”他转过身去，希望说话的人就是科洛尔，但是他在餐车见到过的那个女人。
“死待在这里真没意思，”他说，“他们也许要花好几个小时才能再调一辆火车头来。一块儿乘汽车去贝尔格莱德怎么样？”
“这是邀请吗？”
“荷兰人式的 [38] 。”迈亚特赶紧说。
“但我一个钱也没有。”她转过身去摆了摆手，“萨沃里先生，过来一块儿坐汽车吧，你替我付钱，好吗？”萨沃里先生从围着司机的那群人中间挤了出来。“我听不懂那个家伙在说什么。跟锅炉有关的什么。”他说，“一块儿坐汽车？”他说得更慢了，“那恐怕够贵的，是吗？”他留心地瞅着她的眼睛，等着，仿佛在期待她的回答。迈亚特想，他准是在琢磨自己从中可以捞到什么。萨沃里先生的犹豫和那女人默默的等待在他心里激起了竞争的本能。他想在她面前像孔雀开屏一样炫耀自己的财富，用阔绰的气派使她眼花缭乱。他说：“你们俩出六十第纳尔就行了。”
“我这就去见见列车长，”萨沃里先生说，“他也许知道会停多长时间……”第一片雪花飘落下来了。“如果你愿意做我的客人，”迈亚特说，“小姐————”
“我叫珍妮特·帕多。”她一边说一边把皮大衣领拉起来遮住耳朵。雪花落在她容光焕发的脸颊上，顺着皮大衣，迈亚特可以看出里面她身体的曲线，并在心里将她和科洛尔清瘦的身体作了一番比较。我必须把科洛尔也带上，他想。“你看见过一个穿雨衣的姑娘吗？”他说，“瘦瘦的，个子比你矮一点儿。”
“哦，是的，”珍妮特·帕多说，“她在苏博蒂察下车了。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你昨晚和她一起吃的晚饭。”她朝他微微一笑，“她是你的情人，对吗？”
“你是说她提着包下车了吗？”
“哦，没有。她什么也没拿。我看见她和一个海关人员一起向车站走去。她是个挺有意思的小可人儿，对吗？是歌剧团的？”她又礼貌又关切地问。但迈亚特觉得，她的语气中有一种批评的意味，不是指责科洛尔，而是批评他的钱花得不是地方。这如同批评他的葡萄干质量不好一样，使得他气恼不已，这是在贬低他的识别力和判断力。不管怎么说，他想，我要是带你去贝尔格莱德的话，我在你身上花的钱不会比为她花的少，你会同她一样痛快地报答我吗？明知不大可能，就让人更生渴望，更生恼恨。科洛尔至多算得上一块漂亮的彩色玻璃，只是由于有人喜爱才有价值，而这个姑娘则是抛光的银器，她自身就具有价值。她是那种女人，他想，她不仅要钱，而且要能够满足自己欲望的健美身材，要才智，要教养。我是个犹太人，我除了赚钱之外什么也没学会。不过，她的批评终究还是使他感到恼火，使他较为容易地放弃了非分之想。
“她一定是误了火车。我必须回去找她。”他没有为自己的出尔反尔道歉，趁着还不难脱身赶紧走开了。
那个商人还在和司机讨价还价。他已把对方的要价压低到一百第纳尔，而自己的出价则提高到了九十第纳尔。迈亚特为自己中途插一手感到惭愧，何况那两个人一定会看不起他这种匆匆忙忙不讲价钱的做法。“你要是带上我去苏博蒂察再赶回来，我给你一百二十第纳尔。”他看到那个司机还准备讨价还价，便又提高了价钱说，“如果你带我去那里并在火车开车之前赶回来，我给你一百五十第纳尔。”
那辆汽车又破又旧，但马力很大。他们顶着暴风雪，沿着一条从没得到过修整的公路，以每小时六十英里的速度奔驰。车上的弹簧断了，每当汽车跌入坑中、爬坡或向一边倾倒时，迈亚特就被从这一头甩到那一头。汽车被无情的主人驱赶着，已经达到了它能承受的极限，像人一样呻吟着，大口喘着气。雪下得更紧了，铁路沿线的电线杆仿佛白墙上的缝隙，在雪幕中呈现出道道黑纹。迈亚特朝司机探过身去，盖过老式发动机的吼叫，用德语大声喊：“你看不见了吧？”汽车扭了一下，在公路上突然转了个弯；司机向后冲他喊道，不必害怕，路上什么也撞不着；但他却没说自己看得见。
风也刮起来了。方才被一堵直立的雪墙挡住的公路，现在时起时伏地呈现在他们面前，像波涛一样，而雪则像波涛上耀眼的白沫。迈亚特对司机大声喊着，要他开慢一点儿。他想，要是有个轮胎现在爆了，我们就没命了。他见那个司机看了看表，然后一脚踩到加速器上，老式发动机又使速度每小时加了几英里；看来他属于那种极顽固的老家伙之列，别人谈到他们时总是说：“这是些遗老。我们现在可没这号货色了。”迈亚特又喊了起来：“慢一点儿。”但那司机指了指手表，继续加足马力，车子吱嘎作响，不顾安全地拼命跑着。对于司机这种人来说，赶上火车比误了火车要多得三十第纳尔，这意味着一个月的舒适生活；就算是为比这少得多的一笔钱，他也肯拿自己和旅客的生命去冒险。突然，一股风吹了过来，把雪卷到一边，在十英尺开外的地方，雪幕的裂隙中出现了一辆牛车，正好在他们的面前。在那间不容发的瞬间，迈亚特看见了公牛惊呆的眼睛，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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