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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亲爱的，我不在乎你醉不醉。”珍妮特·帕多说。科隆火车站的大钟敲响了，一点整，一名侍者开始关闭“精益”酒吧阶前的电灯。“来，亲爱的，让我给你正正领带。”她探身越过桌子给梅布尔·沃伦整了整领带。
“咱们一起生活三年了，”沃伦小姐操着低沉阴郁的腔调开口道，“我可从来没对你说过厉害的话。”
珍妮特往耳朵后边洒了点儿香水：“老天爷，亲爱的，瞧瞧钟点吧，还有半个小时火车就要开了。我还得取提包，你还得采访。快喝掉那杯酒，走吧。”
梅布尔·沃伦端起杯子喝起来。随后她站起来，宽宽的身躯有点儿摇晃。她穿着花呢运动装，结着领带，衬着硬领。她眉毛很浓，眼睛乌黑，透着一股果断劲儿，可是却哭得红红的。
“你知道我为什么喝酒。”她说道。
“别胡说了，亲爱的。”珍妮特说，一边朝粉盒镜子里望望，看看自己的仪容是否确实完美无瑕，“你遇见我之前早就喝上酒了。多少有点儿时间长短的观念吧。我只不过要离开一星期。”
“那些男人。”沃伦小姐阴沉地说，珍妮特站起身来要穿过广场时，她以异乎寻常的力气抓住珍妮特的胳膊，“答应我，你一定要小心。要是我能和你一道去就好了。”快走到车站门口时，她在一个水坑处打了个趔趄。“哟，瞧我干了些什么！我真是笨手笨脚，把水都溅到你的漂亮新衣服上了。”她开始用粗大的手去擦珍妮特的裙子，她的小拇指上戴着一只印章戒指。
“啊，看在上帝分上，走吧，梅布尔。”珍妮特说。
沃伦小姐的情绪一下子变了，她直起身来挡住去路。“你说我醉了。我是醉了。可我还要喝，喝个烂醉。”
“噢，走吧。”
“你再陪我去喝上一杯，要不，我就不让你上站台。”
珍妮特让步了。“一杯，你记好，只喝一杯。”她引着梅布尔穿过一处灯光幽暗的宽敞的大厅，来到一间房里，几名疲惫不堪的男男女女在那里匆忙地喝咖啡。“再来一杯杜松子酒。”沃伦小姐说。珍妮特也要了一杯。
沃伦小姐在对面墙上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形象：蓬头散发，满脸通红，真糟透了；她身边坐着的是一个她更熟悉的形象：苗条、黝黑、俏丽。对于她我算个什么呢？她酒入愁肠，心里思忖着。我造就了她，我照料她，而且，心中不无恼恨，我给她付账交钱。她身上的衣服件件都是我出的钱，是我汗流浃背地挣来的，她想，此刻餐馆中寒意逼人，暖气全无效力。每天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得起床，报道这、报道那，忽而去妓院会见老鸨，忽而去采访被害孩子的母亲。她知道人家在伦敦报馆里怎么说她，她对此也有点儿洋洋自得：“想要感伤故事吗，那就派‘晃花眼’梅布尔去吧。”沿莱茵河顺流而下，一路都是她的地盘。从科隆到美因茨 [9] 之间所有城镇，不论大小，她都能找到有趣的材料，给阴沉的男人强安上戏剧性的妙语，往那些过于伤心、不愿开口的妇女嘴里塞进悲哀的言词。自杀、被害的女人，被强奸的孩子，这一切从来都不曾引起她一丝一毫的感情波动。她是个艺术家，她批判地审査，她观看，她听取；而眼泪是留给报纸用的。但是现在她却坐在这儿哭泣，难听地哼哼着，只因为珍妮特·帕多要离开她一个星期。
“你要采访谁呀？”珍妮特问道。她对此其实毫无兴趣，但她想把梅布尔·沃伦从离别的念头上引开，她哭得也太招眼了。“你该梳梳头发。”她补充说。沃伦小姐没戴帽子，一头黑发像男人似的剪得很短，乱得不成样子。
“萨沃里。”沃伦小姐说。
“他是什么人？”
“他的书已经卖了十万册。《寻欢作乐》。五十万字。两百个人物。伦敦才子。只要没忘，他总是省去h音不发。”
“他上火车站来干吗？”
“到东方去收集材料。这本来不关我的事，只因为要给你送行，我就把这事揽下来了。他们让我写四分之一栏文章，但到了伦敦他们就会把它砍得只剩大约两盘 [10] 字那么长。他算是挑错时候了，要是在八九月份的新闻淡季里，他就能和人鱼海马之类平分秋色，占上半栏版面。”她再看看珍妮特，职业兴趣的火焰又暗淡下去了。今后，早晨她将看不见穿睡衣的珍妮特倒咖啡，晚上回到公寓也不会看见穿睡衣的珍妮特兑鸡尾酒了。她嘶哑地说：“亲爱的，你今晚穿哪套啊？”这个女性的问题由沃伦小姐那低沉的男人般嗓音说出，显得有点儿古怪。
“你指什么？”
“睡衣，亲爱的。今晚我想按照你实际的样子来想你。”
“我想我根本不会脱衣服睡。瞧，现在已经一点一刻了。咱们该走了。你要耽误采访了。”
这话触动了沃伦小姐的职业自豪感。她哼了一声。“你以为我还得向他提问吗？”她说，“只需瞧他一眼，我就会把该说的话安到他的嘴巴上，他也不会抱怨的。那是在给他扬名。”
“可我得找个脚夫来拿提包。”人们正纷纷离开饭馆，随着门一开一合，搬运工的喊声、汽笛的鸣叫声隐隐约约地传到她们坐的地方。珍妮特·帕多再次催促沃伦小姐：“咱们该走了，你要是还喝酒，我可不能陪你了。”但沃伦小姐一言不发，根本不理她。珍妮特发现自己正在注视着梅布尔·沃伦处理她记者生涯中的一桩例行公事，即一点儿一点儿地消除她的醉态。她先用手理理头发，然后用沾满香粉的手帕————她对女性习惯的一个妥协————抹抹通红的脸颊和眼皮。与此同时，她开始调节眼睛的焦距，把眼前的一切，杯子、侍者、玻璃器皿、远处的镜子乃至她本人的映像，都当成眼镜商的字母表。眼下这会儿，字母表中的第一个字，黑色的大写A，是一个穿雨衣的中年人，他正站在桌边掸掉身上的面包屑，准备去赶火车。
“我的上帝,”沃伦小姐用手捂住眼睛说，“我醉了，我看不清楚。那是谁呀？”
“留小胡子的那个？”
“是的。”
“我从来没见过他。”
“我见过。”沃伦小姐说，“我见过。可是在哪儿呢？”某种东西已经完全使她从离愁中摆脱出来了；她嗅出了一股气味，于是把玻璃杯里余下半指深的杜松子酒也弃之不顾，追着那男人大步向门口走去。他走出门，没等沃伦小姐从旋转门中脱出身来，他已经迅速穿过灯光幽暗的大厅，来到一处楼梯跟前。沃伦小姐撞到一名搬运工身上，跌跪在地上。她摇着脑袋，极力驱除喝酒造成的慈悲心肠、忧郁情绪以及晕晕乎乎的感觉。搬运工停下来扶她，她便抓着他的胳膊不撒手，直到恢复了操纵自己舌头的能力。“从第五站台发出的是哪一班列车？”“去维也纳。”那人答道。
“贝尔格莱德？”
“是的。”
她说了贝尔格莱德而没说君士坦丁堡，这纯粹是碰巧。但话一出口，便让她恍然大悟。她向珍妮特·帕多打招呼说：“多占个座位，我要和你一道去维也纳。”
“可你的票呢？”
“我有记者通行证。”现在她倒着急起来了，“快点儿，第五站台。现在是一点二十八分，只剩下五分钟了。”她仍使劲地抓着那个搬运工,“听着，我要你给我带个口信。威廉大帝大街三十三号。”
“我不能离开车站。”他一边说一边从她手里往外挣脱。
“你几点钟下班？”
“六点。”
“那太晚了。你得溜出去一趟。你干得了，对吗？没人会注意的。”“我会被解雇的。”
“冒冒险吧。”沃伦小姐说，“二十马克。”
那人摇摇头：“工头会发现的。”
“我再给你二十马克送他。”
工头不会干的，他说，风险实在太大了，总工头会发现的。沃伦小姐打开提包开始数钱。在她头顶上，一只钟敲响了。一点半，还有三分钟火车就要开了，但她没有流露出一点儿焦急之意。情绪激动会吓坏这个搬运工。“八十马克。”她说，“你爱给工头多少就给多少。只需离开十分钟。”“这可是够悬的。”那人说。可当她把钞票塞到他手里时，他并没拒绝。“仔细听着，去威廉大帝大街三十三号，你会找到伦敦《号角报》的办公室，那里肯定有人。告诉他，沃伦小姐已乘东方快车去维也纳了。今晚她不能交那篇采访报道了。她明天早上将从维也纳打电话来。跟他说，她正在搞一个头条新闻。你重复一下吧。”当他结结巴巴地慢慢复述这个口信时，她一直在注意时间：一点三十一分，一点三十一分半。“好，去送信吧！要是一点五十分你还没把口信带给他们，我就告发你受贿！”她露出大方牙来，恶作剧地朝他笑笑，然后朝楼梯跑去。一点三十二分。她觉得听到了汽笛嘶鸣，赶紧一步跨过最后三级台阶。火车正在启动。一名检票员想拦住她的去路，但她把他撞到一边，回过头来喊了声：“有通行证！”列车末尾的三等车厢正在驶过，速度越来越快。上帝啊，她想，以后我真得戒酒了。她伸手抓住最后一节车厢的把手。一名搬运工高喊着朝她跑来。有那么漫长的十来秒钟，疼痛骤然传过臂膀，她觉得自己仿佛要被甩到站台底下，甩到火车的车轮底下了。那高高的阶梯使她胆怯起来，她够不着，再有一刹那，她就得撒手了。最好还是跌在站台上吧，宁可脑震荡也别摔断腿。但是，那会丟掉一条多棒的消息啊，她痛苦地想着，于是奋力一跃，恰在站台尽头的边沿消失的一瞬间，她双膝着地落到车门的阶梯上面。最后一盏灯也消失不见了，车门在她的身体压力下朝里打开了，她跌倒在过道里。她小心护着疼痛的肩膀，倚着墙站起来，带着哭笑不得的胜利感想道：“‘晃花眼’梅布尔飞身上车。”
晨曦透过百叶窗缝隙钻进来，映到对面的座位上。当科洛尔·马斯克醒来时，她第一眼看见的就是那个座位和一只皮箱。她觉得浑身无力，惴惴不安，想着要在维多利亚车站赶那趟火车，想着楼下为她准备的干巴巴的鸡蛋和放了两天的陈面包上切下来的面包片。我真希望当初没接受这份工作，她想。动身的时刻来临时，她反倒宁愿去沙夫兹伯利街那儿，在楼梯上排长队，宁愿强打精神在代理人门口久久地等待。她拉起窗叶，一时感到惊讶不已：一根电线杆飞闪而过，一条绿色的河在近旁流淌，朝阳把河水染成橘红色，山丘上林木葱茏。于是她想起了一切。
时间还早，太阳低低的，刚从山后露出头来。对岸的一个村庄灯光闪烁，在一幢幢小木房上方，几缕青烟悬浮在宁静的空气中，屋里点燃了晨炊，正为干活儿的人做早饭呢。村子离铁路那么远，当你凝视时，它一动不动，河岸这边的树木房舍以及停泊的小船却向后飞掠而去。她拉起另一扇窗子，看见迈亚特在过道里靠着墙睡着了。她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叫醒他，但转念又想，还是让他睡吧。于是，她又在那个靠别人受苦而得来的舒适环境中躺了下来。她觉得自己对他产生了一股柔情，他似乎给了她一种新的希望，也许生活还不至于全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没完没了地争斗，也许，她想，这个世界还不是那么冷酷无情。她回想起轮船事务长跟她讲话十分和气，还告诉她：“记住我。”现在看来，既然这个年轻的犹太人肯睡在门外，愿意为素不相识的人受好几个钟头的罪，那么，那个事务长就更可能还记得她了。她第一次怀着幸福的感觉想：也许，当我不在眼前，见不到我，没法儿跟我讲话时，别人还会惦记着我呢。她再一次朝窗外看去，这时小村子已经不见了。她曾凝神眺望的那个分外青翠的小山也不见了，只有河流依旧。渐渐地她又睡着了。
沃伦小姐跌跌绊绊地从车厢里走过来。她已经在三等车厢的过道那儿坐了将近两小时，但肩膀依然疼得厉害，甚至不能伸出右手去抓扶手。她觉得自己简直散了架，头昏眼花，醉意未消，思想像一团乱麻，可是她的鼻子依然在准确地追踪猎物的气味。在以往十年记者生涯中，在报道女权运动、强奸案和谋杀事件的十年中，她还从来不曾这样接近过一条独家的头版新闻。这不是那种几便士一份的小报才肯登的琐事，而是《泰晤士报》记者不惜花一年时间搞到手的新闻。她颇为自得地想，别人谁能像她这样，喝醉了也不误时机呢？当她沿着头等车厢蹒跚地走过来时，胜利的喜悦溢于眉梢，像在头上斜扣了一顶王冠似的显得怪模怪样。
她的运气真不错。有一个男人从隔间中出来了，朝厕所走去。她紧贴着玻璃窗让他通过，忽然，她看到那个穿雨衣的男人正在这个隔间的角落里打盹，独自一人。他抬起头来，瞧见沃伦小姐正在门口微微地前后摇着。“可以进来吗？”她问，“我在科隆上的车。我找不着座位了。”她的声音很低，几乎很温柔，简直像是在怂恿一只爱犬进毒气室去。
“这座位有人。”
“只待一会儿，”沃伦小姐说，“我只歇歇脚。听到你讲英语我真高兴，我就怕跟一大帮外国人一道坐火车。夜里说不定会需要点儿什么呢，对吧？”她戏谑地朝他咧嘴笑着，“我猜你是一个医生。”
“我曾经当过医生。”那人承认道。
“你是去贝尔格莱德？”那人有点儿不安，目光锐利地打量了她一眼，没等她觉察便看清了她那微微前倾的穿花格呢的宽身子，闪闪发光的印章戒指，以及充满欲求的涨红的脸。“不，”他说，“没有那么远。”
“我就到维也纳。”
他缓缓地说：“你凭什么认为————”他不知自己该不该问她。他对以这种形式出现的危险还不大适应：一个英国老处女，喝得有点儿醉了，就是隔着整节车厢也能闻到她的酒味。以前碰到危险时，他只需善于躲闪，手脚麻利，信口瞎编，就能应付过去。沃伦小姐也有点儿犹豫，但她的犹豫就像囚徒的一丝激动之情那样转瞬即逝了。她说：“我觉得我在贝尔格莱德见过你。”
“我没到过贝尔格莱德。”
她不再耍花枪了，直截了当地亮了底。“我到过贝尔格莱德，”她说，“为我们的报纸采访坎姆内茨审判案。”但她已经给了他足够的警告，此时他无动于衷地瞧着她。
“坎姆内茨审判案？”
“坎姆内茨将军被控犯有强奸罪时，津纳是起诉的主要证人。当然，将军被无罪开释了，陪审团是经过专门挑选的一帮人。政府是绝不会允许给将军定罪的。津纳出庭作证纯粹是愚蠢。”
“愚蠢？”他那彬彬有礼的关切态度使她勃然大怒。“你一定听说过津纳。在那之前一星期，当他坐在一家咖啡馆里的时候，他们曾企图开枪打死他。他是社会民主党的头头。他作证控告坎姆内茨反倒使自己倒了霉。审判结束前十二小时他们就已发出了拘票，准备以伪证罪逮捕他。他们只不过等候一开释便采取行动。”
“这是多久以前的事？”
“五年前。”他仔细地瞧瞧她，寻思怎样答复才更使她恼怒。“这么说是个旧闻了。津纳出狱了吗？”
“他从他们手中跑掉了。我愿意出大价钱搞清他是怎样逃脱的。这可以写出一篇呱呱叫的新闻故事。他消失得无影无踪。人们都认为他被杀害了。”
“是被杀了吗？”
“没有，”梅布尔·沃伦说，“他逃掉了。”
“这人挺机灵。”
“我可不这样认为，”她气冲冲地说，“机灵人根本不会去作那个证。坎姆内茨或那个小孩关他屁事？他是个堂吉诃德式的傻瓜。”一股冷气从敞开的门口冲进来，医生打起寒噤来。“今晚可真够冷的。”他说。沃伦小姐挥了一下又短又粗、疲乏无力的手，毫不理会这句话。“想想看，”她不无敬畏地说，“他根本没死。当陪审团退庭时，他就从警察眼皮底下走出了法庭。警察只能干坐在那儿，在陪审团回来之前，他们不能采取行动。我敢发誓，我亲眼看见逮捕证从哈提普的衣服上兜里露了出来。可是津纳却失踪了，仿佛这个人从来不曾存在过。事情一切又都恢复了老样子，连坎姆内茨也不例外。”
他再也掩饰不住自己那种痛苦的关心。“是吗？连坎姆内茨也不例外？”她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哑着嗓子说开了，想象力丰富得出人意料。“是的。如果他此刻重归故里，就会发现万事如旧，有如时钟发生了倒转。哈提普照样收受贿赂，坎姆内茨依旧在打小姑娘的主意，贫民窟依然如故，那些咖啡馆也依然如故，还是在六点钟和十一点钟演奏老一套的乐曲。卡尔离开了莫斯科咖啡馆，新来的跑堂的是个法国人，仅此而已。还有，靠近公园的地方新开了一家电影院。嗯，是的，还有一个变化。他们在克鲁格的啤酒园那儿盖了房子作为政府职员公寓。”他沉默着，几乎完全无力应付对方采取的新进攻。这么说，克鲁格啤酒园已不复存在，它那美丽动人的灯火、五彩缤纷的阳伞以及黄昏时分沿着一张张桌子轻歌曼舞的吉卜赛人也随之消失了。卡尔也走了。他真想拿自己以及朋友们的安全来和这个女人做一笔交易，换取有关卡尔的消息。卡尔是不是打点起全部的小费，退休去了公园那边的新公寓里，过上了为自己的桌子叠餐巾、为自己的酒瓶起瓶盖的生活？他知道自己应该打断这危险的醉女人的话头，可是当她讲起贝尔格莱德的消息，他的朋友们每周寄来的密码信中从来没有的那些消息时，他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还有好多别的事儿，他也想问问这个女人。她说贫民区还是老样子。这使他觉得脚下仿佛就是通向那些低洼狭窄的小巷的陡峭的台阶，他仿佛正屈身穿过当路横挂的花花绿绿的破衣服，用手绢捂住嘴，抵挡狗、孩子、臭肉、粪便等发出的气味。他想知道那里的人们是否还记得津纳医生。他熟悉那儿的每一位居民，如果他们不是这样地绝对信任他，如果他并非生来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就会把这种亲密关系看成一种危险。事实上，他曾遭到过抢劫，也听过推心置腹的知心话，他受人欢迎，受人攻击，也受人爱戴。五年可不算短，也许他已经被人遗忘了。
梅布尔·沃伦猛地抽了一口气。“言归正传吧。我想为我们的报纸进行一次独家采访。‘我是怎样逃脱的？’或者‘我为何重返家园？’”
“釆访？”他的重复使她不快。她头痛得要命，“邪火”又上来了。“邪火”是她自己的专用词，指对男人的仇恨，她恨他们的躲闪和欺瞒，他们使这些变成了世上必不可少的事物，恨他们糟践了漂亮的姑娘，还横行海外，张扬他们的丑恶。他们吹嘘他们玩过的女人，就连眼前这张憔悴的中年面孔也肯定见过裸体的美女，他那抱着膝盖的双手也肯定曾在女人身上抠抠摸摸过。到了维也纳，她就将失去珍妮特·帕多了，珍妮特就要独自进入男人统治的世界。他们会吹捧她，送她一点儿不值钱的花哨东西，好像她是一个可以让伍尔沃斯 [11] 的镜子和玻璃珠子哄住的土著人。但是，她最怕的不是男人寻欢作乐，而是珍妮特也会那样。男人们根本不爱她，或者只爱她一个小时、一天、一年，可他们却能用享乐使她软弱，使她快活得失声叫喊。而她，梅布尔·沃伦，她把珍妮特从家庭教师的灰暗生活中解救出来，供她吃，供她穿，带着至死不渝、永不厌倦的深情爱她，可是除了一张嘴以外却没有其他办法表达她的爱；而且，她总得面对这样的事实，即她不能给她以快乐，她所能博得的至多也就是某种不痛快的不满足之感。现在，她头痛难忍，酒气冲鼻，深知自己满面通红，样子难看，于是带着更强烈的恶意仇视男人，恨他们那假里假气的翩翩风度。
“你就是津纳医生。”她更恼火地看到，他甚至不屑于否认这个身份，只是不在意地声明他旅行时所用的名字。“我叫约翰。”
“津纳医生。”她冲他吼起来，用大板牙紧紧咬住下唇，试图控制自己。
“理査德·约翰。学校教师。正在放假。”
“上贝尔格莱德去。”
“不，”他略微迟疑了一下，“我在维也纳下车。”她不信这个男人，不过她尽力恢复了温和的口吻。“我也在维也纳下车。也许你不反对我领你参观参观吧。”一个男人来到门口，她站起身来。“对不起，这是你的座位。”她在隔间里冲着那人咧嘴笑笑，火车哐当一声通过一个道岔，她一下子歪倒到一边，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嗝，隔间里顿时充满了杜松子酒的气味和纷纷扬扬的廉价香粉。“到维也纳之前我再来找你。”她说着，沿过道走开了，一时间因自己又醉又邋遢的丑态感到痛苦万分，她把通红的脸颊贴在熏黑的冰冷的玻璃上。“我还要抓住他。”她想，像个参加宴会的年轻姑娘一样为打了个嗝而羞红了脸。“我要想方设法把他抓到手。让他的灵魂见鬼去吧！”
隔间里流溢着柔和的光。在这一瞬间，人们真可能相信，太阳代表着某种热爱人并为人而受难的事物。人们像鱼儿在金色的水里浮游着，飞翔着，在玻璃鱼缸里，不受重力的拖累，没有翅膀，澄净透明。如果说丑陋的面孔和畸形的躯体还未能化为美貌，那起码也变成了只能唤起嘲弄的怜爱之情的奇形怪状。他们在金色的浪潮中时起时伏，喃喃低语，如梦如痴。他们无拘无束，因为这是在清晨，人们尚未意识到自己被囚禁的处境。
科洛尔·马斯克第二次醒过来了。她立即起身走到门口，那犹太人还在困乏地打着盹儿，眼睛随着列车的节奏猛地睁开。她的头脑清醒得出奇，仿佛金色的阳光有一种穿透力，使得她能够洞察隐匿在通常她认为无关紧要、毫无意义的举动背后的动机。当她望着他时，他似乎感觉到了。她看见他伸出手来，但半途又停了下来。她明白他是在有意识地矫正一种犹太人的习惯。她柔声说道：“我真不像话。让你在外头待了一整夜。”他不以为意地耸耸肩，活像个当铺老板在压低一块手表或一只花瓶的价格。“这算什么？我不想让你受打扰。我得在这儿应付列车员。我可以进来吗？”
“当然，这是你的包房。”
他笑了，忍不住伸出手来，上身微微一倾。“请原谅我。这包房是你的了。”他从袖筒里取出一条手绢，卷起袖口，在空中挥挥手。“瞧，头等车厢的票。”一张车票从手绢里落下来，滚到他们之间的地板上。
“你的票。”
“不，是你的。”瞧见她惊愕的样子，他开心地笑起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不能收下这张车票，这得花好几镑呢。”
“十镑，”他夸耀地说，“十镑。”他正了正领带，满不在乎地说，“在我算不了什么。”
但他那股自信劲儿，他那得意的眼神，使科洛尔·马斯克起了戒心。她满腹狐疑地说：“你想干什么？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票就在他们之间，可她不肯把它捡起来。金色的光线退去了，只在玻璃和靠垫上留下一个黄色的斑点。科洛尔跺着脚说：“我要回我的座位去了。”
他不屑地说：“我并没在打你的主意。我还有别的事要操心呢。你不想要这张票，可以把它扔掉。”她看见，他瞧着自己，同时又炫耀地耸了耸肩。她无声地哭了，扭过脸对着窗户，对着飞掠而过的河流和桥梁，还有那棵初露芽苞的光秃秃的山毛榉树。我安安稳稳睡了一夜好觉就这么答谢人家；人家给我礼物，我就这么接受；她想起了关于高级妓女们接受王公贵族礼物的旧梦，又羞愧，又失望。这会儿，我就像个疲惫不堪的女招待那样说难听话。
她听到身后有响动，知道他在弯腰捡车票，她想转过身去向他表示谢意，说：“能一路坐在这么软的垫子上，睡在卧铺上，忘掉自己是去出门谋生，想象着自己挺有钱，真像是在天堂似的。从来没有人像你待我这么好。”可是，她先前讲过的话，她那粗俗的怀疑，却像阶级藩篱似的横在两人之间。“请把你的包给我。”他说。她没有转身就递过去了提包，她觉得他打开了钩扣。“喏，”他说，“我把票放进去了。你当然可以不用它。什么时候想来，就再来坐一会儿。累了也可以在这儿睡一觉。”我真是累了，她想。我会在这儿睡好多个钟头。她极力压住哭腔，说：“我怎么好这么做呢？”
“哦，”他说，“我会另外找个隔间的。昨天夜里我睡在外边是因为我有点儿为你担心。怕你需要什么。”她又哭了，头斜倚在窗户上，半闭着眼，于是眼睫毛就如同一层帘幕，把她和那些经验丰富的老婆子的苦口良言隔开了，例如，“男人只要一样东西”呀，“别收陌生人的礼物”呀，等等。按照人们一向告诫她的话，这份礼物的分量已经达到了危险的程度。吃巧克力糖或兜一趟风，哪怕是剧院散场后的黑夜里，也至多不过是亲亲嘴、吻吻脖子、撕破点儿衣裳。所有那些金玉良言的意思就是：姑娘们绝不会平白无故地得到什么。鲁比·M.艾尔斯之类的小说家可能会说贞洁比红宝石更可贵，但实际上它的价值只和一件皮大衣差不多。一个姑娘不和男人睡觉就不能收下他给的皮大衣。如果你那么干了，所有年长的女人都会说你待那男人不公平。而且这个犹太人付了十镑钱。
他把手放在她的胳膊上。“怎么啦？告诉我。你不舒服吗？”她记起他曾用这双手拍打枕头，记起他悄悄离去的脚步。她重复说：“我怎么能这样呢？”但这次她却是在恳求他说话，恳求他把那些贫困生活积累起来的经验否定掉。“瞧，”他说，“坐下来，我指给你看看风景。这是莱茵河。”她笑了：“我猜着了。”“看到刚才经过的那块伸入河中的礁石了吗？那是罗蕾莱 [12] 礁石。海涅写过的。”
“海涅？你说的什么呀？”他高兴地答道：“一个犹太人。”她忘了自己不得已下定的决心，饶有兴趣地观察起这个人来，极力想从这过分熟识的面容后面发现一个陌生人：小眼睛、大鼻子，油光闪亮的黑发。她曾无数次见到过这样的人，像身着晚礼服的侍者，在地方剧院的前排座位上，在演员代理人办公室的桌子后面，排演时在舞台两侧，午夜时在剧院门外；整个剧院都回荡着他那又温和又谦卑的命令声；他通常平庸无奇，小里小气，也有时突然大方一下子，但从来不会让人信赖。排演时和和气气地夸奖两句简直就不算回事，事后他会在办公室里捧着一杯威士忌说：“头排的那个小姑娘，她不配在这儿待下去了。”他从来不发火、不骂人，对人的评论最坏只不过是“那个小姑娘”，解雇人总是通过留在信架中的打印的通知单。她温和地开了口，一方面由于这些品格并不妨碍她喜欢犹太人的安静平和，另一方面由于温顺是姑娘们的本分。“犹太人很有艺术感，不是吗？‘好姑娘’剧院的乐队里尽是些犹太小伙子。”
“是的。”他不快地说，对此她不大理解。
“你喜欢音乐吗？”
“我能拉小提琴，”他说，“拉得不好。”一时间，那双熟悉的眼睛后面似乎活跃着一种奇特的活力。
“听到《小小子》 [13] 我总忍不住想哭。”她说。她知道自己的理解力和表达力之间有着一段距离，有很多东西她能感受到，却说不出，而且一开口就往往说错。这时她看出那股奇特的活力消失了。
“瞧，”他厉声说，“河不见了，我们离开了莱茵。快要吃早饭了。”她觉得委屈，有点儿难过，可她不想吵架。“我得去拿我的提包，”她说，“我的包里有三明治。”
他盯着她：“你是说你带了三天的干粮？”
“没有。只是昨天的晚饭和今天的早点。这样可以省八先令。”
“莫非你是苏格兰人 [14] ？听我说，跟我一道去吃早饭。”
“你还想让我跟你干什么？”
他咧嘴一笑：“我来告诉你。午饭，茶点，晚饭。然后明天……”她叹了口气，打断了他的话：“我看你有点儿固执。你不是从什么地方逃出来的，对吧？”他的脸耷拉下来，突然谦卑起来：“你不愿和我在一起？你讨厌我了？”
“不，”她说，“我不会讨厌你。可你干吗要为我做这些事呢？我不漂亮，也不算聪明。”她停下来，渴望一个否定的回答：“你真可爱，机灵，才貌过人。”这一类难以置信的字眼能解救她，使她既不用报答对方，也不必回绝赠礼。聪明、漂亮比这男人的所有礼物都更值钱，如果一个姑娘被人爱上了，连那些老于世故的老太婆也承认她有权利只取不予。然而他却没有否定她的话。他的回答那么简单，简直近乎一种侮辱：“我跟你谈话一点儿都不别扭。我觉得好像认识你似的。”她明白这话的意思。“是的，”她感到失望，带着淡淡的痛苦冷漠地说，“我也似乎认识你。”而她指的是那长长的楼梯，那代理人的房门，那友善的年轻犹太人，他和蔼而漠然地对她解释说，没有她可做的工作，根本就没有。
是的，她想，他们俩彼此了解，他们都承认了这一点，这使得两个人变得无话可说了。车窗外的世界转换着，变化着，从他们身边掠过。树木房舍在淡蓝色云天的背景上起落沉浮，山毛榉变成了榆树，榆树变成了枞树，枞树变成了石头，世界像烈火上的熔铅，沸腾着化为各种形状，一会儿像一团火焰，一会儿像三叶草的叶子。他们的思想却依然没变，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也没有什么真情要发现。
“你其实并不真想让我和你一道吃饭。”她说，极力想显得通情达理，打破这尴尬的沉默。但他不接受她的解决方法。“我是真心。”他说。他的声音并不太坚决，她看出只要她果断些，站起来离开他回到自己的车厢去，他就不会再坚持了。然而，装在她提包里的是三明治和盛在酒瓶里的隔夜牛奶，而走廊里却飘来了煮咖啡和新鲜白面包的香味。
梅布尔·沃伦给自己倒了杯咖啡，又黑又浓，没加糖。“我搞到的消息中，这条最棒。”她说，“五年前我眼看着他走出法庭，而哈提普兜里揣着逮捕证干瞪眼。《新闻报》的坎贝尔立刻跟上他，可一到大街上他就不见了。他没回家，从那以后就无影无踪了。人们都以为他被杀了，可我一直没弄懂，既然他们要谋杀他，又何必办了逮捕证来抓他呢？”
“说不定，”珍妮特·帕多兴趣不大地说，“他不乐意谈呢。”
沃伦小姐撕开一个面包卷。“我从来没失败过。”
“你想编点儿什么东西？”
“不，对付萨沃里随便编造点儿什么也就够好了，但对他可不行。”她恶毒地说，“无论如何，我要逼他开口。就在从这里到维也纳的路上。我还有近十二个小时。我要想个办法。”她又沉思着补充道，“他说他是个学校教师。没准儿这是真的。这就是条好新闻。他上哪儿去呢？他说他在维也纳下车。果真如此，我就要跟住他，哪怕一直跟到君士坦丁堡。可我不信他的话，他是要回国去。”
“去监狱？”
“去接受审判。也许他相信人民。他过去在贫民区是很得人心的，但如果他以为人们仍然记得他，他就是个大傻瓜。五年了，没有人隔了这么久时间还能被人记得。”
“亲爱的，你把人想得多坏呀。”
梅布尔·沃伦好不容易才收神回到她所处的现实环境中，咖啡在杯子里晃荡，桌子轻轻摇着，还有珍妮特·帕多。珍妮特·帕多刚才还噘起嘴，表示不满，感到委屈，这会儿却斜睨着和一个姑娘一道坐在桌旁的犹太人。照沃伦小姐看来，那个姑娘相貌虽平庸，却自有醒目、动人之处。至于那个犹太人，他唯一的长处就是年轻、有钱。然而，梅布尔·沃伦酸溜溜地想，仅此两点就足以吸引珍妮特的注意力了。“可你知道，”她恼怒而又无奈地说，用又短又宽、疲乏无力的手撕开另一个面包，虽说情绪越来越激动，心里却明白极了，“过一个星期你就会把我忘个一干二净。”
“我当然不会，亲爱的。我的一切都是你给的呀。”梅布尔·沃伦对这句话并不满意。要是我爱一个人，她想，我想的不是我欠他多少人情。对她来说，世上有两种人：思考的人和感受的人。头一种人会计算人家为他们买的衣服或付的账单，但衣服式样很快就会过时，账单会被风从桌上刮掉，不管怎样，一个吻或者别的什么亲密行为就能把欠的情偿还了，那些思考的人就把这些忘却了。然而感受的人却永远记着，他们既不欠债也不出借，他们只是恨或爱。我就是一个感受的人，沃伦小姐想，泪水涌上眼眶，面包噎在嗓子里，我属于那种永远爱、永远铭记不忘的人，这种人身着丧服或佩戴黑条带，对过去忠贞不渝。我不会忘记，她想，但同时她的目光却在那个犹太人的女伴身上停留了片刻，就像一个疲惫的驾驶员在驱车前往音乐悠扬、棕榈青青的高级旅馆途中，也会渴望地瞧着普通的小旅舍、紫红的窗帘和掺水的淡啤酒一样。“我要跟她谈谈。她身材不错。”梅布尔想道。说到底，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和有着音乐般的低嗓音、棕榈般的高挑个子的伴侣一起过日子。忠实和记忆并不是一回事，人们可以忘却但依然忠实，也可以虽然记得却并不忠实。
她爱珍妮特·帕多，她永远爱珍妮特·帕多，她暗自说道。自从有一天晚上，她们在威廉大帝大街一家电影院初次见面以来，珍妮特就像一个启示，告诉她爱意味着什么，然而，然而……她们是由于都讨厌一个主演而结识的。至少梅布尔·沃伦曾在漆黑的影院里那一派紧张的静默中大声用英语发泄她的感情：“这些油头粉面的男人可真叫人受不了！”她听到了一声低沉的音乐般的赞同。但即使那时珍妮特也想把电影看完，看到最后一次拥抱，最后那些遮遮掩掩的淫荡行为。梅布尔·沃伦催她离开去喝点儿什么。但珍妮特·帕多说她想看看后面的新闻，于是她们俩都没走。现在看来，那头一个晚上就已经把珍妮特的全部特点都表现出来了，她对你的意见毫无例外地表示赞同，但做起来却仍然我行我素。过去从没有刺耳话语和反对意见扰乱她平和的情绪，直到昨天晚上，她自认为已经摆脱了梅布尔·沃伦时。沃伦小姐不怀好意地说：“我不喜欢犹太人。”她甚至懒得把声音压低点儿。珍妮特·帕多转过她那闪闪发光的大眼睛盯着梅布尔，赞同地说：“我也不喜欢，亲爱的。”
梅布尔·沃伦突然不顾一切地恳求珍妮特：“珍妮特，我走了以后，你还会记得你我之间的情分吧？你不会让男人们碰你吧？”她希望能听到不同的意见，以便有机会争辩和陈述利害，在那水性杨花的思想上打上某种印记，但她只是又一次得到了漫不经心的赞同：“当然不会，亲爱的。那怎么可能呢？”如果她对面是一面镜子，她会从镜中的映像那儿更多地感受到一个异己的头脑中的思想意识，沃伦小姐想，但不会得到欣赏美好事物的快感。何苦去想自己呢，糙头发，红眼皮，顽固不变的不和谐的男性嗓音，在这方面，简直任何人，甚至一个平庸的犹太人，都足以跟她竞争。她离开后，珍妮特在一小段时间内会维持一种美妙的精神空虚，除了要睡觉、要吃饭、要人赞美以外，简直就像不存在一样。但过不了多久她就会朝后仰身坐着，一边揉着面包一边对人说：“当然我完全同意。我一向是这么想的。”梅布尔·沃伦手中的杯子抖了起来，咖啡从杯边洒出，滴在她早已被油污和啤酒弄脏的裙子上。她恶狠狠地想，只要我不知道，珍妮特干什么又有什么关系？只要她还回来，就算她和男人睡了觉又有什么关系？可后边这个“只要”使她痛苦万分，不胜畏惧，因为她想，珍妮特真的会回到一个痴心爱她的日渐衰老的女人身边来吗？她会跟他谈论我，梅布尔想，谈起她和我一道度过的两年时光，谈起那些快活的日子，谈起我大吵大闹的情景，甚至谈到我给她写的诗，他会笑起来，她也会跟着笑，于是两人笑着上床去。我该拿定主意了，是收场的时候了，她度假之后不会再回来了。我甚至不知道她是不是真去看望她叔叔。沃伦小姐揉着面包，绝望地意识到自己的手保养得糟透了，但又转念一想，咳，海里的鱼还多着呢，比如说吧，陪着犹太人的那个姑娘就是一个。她没钱，像那天晚上在电影院里的珍妮特一样，可是她不如珍妮特漂亮。坐上整整一个钟头观看珍妮特身体的每一个动作，真是一种享受：珍妮特整头发，珍妮特换衣服，珍妮特穿袜子，珍妮特调酒。可她也许比珍妮特有头脑得多，尽管没准儿只是又庸俗又机灵。
“亲爱的，”珍妮特·帕多打趣地问, “你看上那个小丫头了吗？”火车晃动了一下，吼叫着驶进了隧道，接着又钻了出来，淹没了梅布尔·沃伦的回答，有如一只愤怒的手抓住一封信，将它撕碎后又一把撒开，只有一片碎纸面朝上地飘落下来，看得见上面写着“永远”。因此，除了梅布尔本人以外，没人知道她究竟说了什么，是起誓说她对旧情永志不忘呢，还是宣布世上没有人能永远忠实于另一个人。火车出了隧道后再次驶进阳光中，眼前咖啡壶闪闪发亮，餐巾台布雪白耀眼，两边窗外是开阔的草场，几头奶牛正在吃草，还有一片繁茂的枞树林。沃伦小姐忘了自己想说的话，因为她认出刚刚走进餐车的男人是与津纳同房间的旅客。就在这时，那姑娘也起身了。她和那犹太人不大说话，沃伦小姐简直不敢断定他们是否相识。她希望他们素昧平生，因为她正在打主意跟那个姑娘搭上话，并使她帮助自己将津纳永远地钉到报纸的头版位置上，让他在那高不可攀的十字架上受难。
“再见。”那姑娘说。梅布尔·沃伦凭她那训练有素的观察家的眼睛看出犹太人耸了耸肩膀，就像是感到羞愧的惯偷从被告席上探出身子温和地表示抗议，他这么做与其说是觉得审判不公道，倒不如说是出于习惯。一个不经心的旁观者看见他们的表情，也许会以为他们是情人吵了嘴，但梅布尔·沃伦知道得更清楚。“可以去看你吗？”那犹太人问。姑娘答道：“要是你想见，你知道上哪儿去找我。”
梅布尔·沃伦对珍妮特说：“一会儿见。我有点儿事要办。”她尾随那姑娘走出车厢，跌跌撞撞、抓抓扶扶地来到两节车厢接头处摇摇晃晃的过道里，由于自己的妙计唤起的梦想和热情，头痛几乎完全消失了。她刚说有事的时候，指的不是什么含糊的东西，而是一个绝妙的点子，它洋洋得意地雄踞于宝座之上，而她的头脑就像是灯火辉煌的大厅和一群叽叽哝哝表示赞同的民众。诸事都顺当，她觉得自己挺得心应手，她开始盘算伦敦的人会给她多大版面，这以前她还没抢到过头条呢。倒是还有什么裁军会议啦，什么贵族挪用公款锒铛入狱啦，什么男爵娶了齐格菲女郎 [15] 啦，但那些都不是独家新闻；她没到火车站就在新闻通讯社的电讯稿上读到这些消息了。他们会把裁军会议以及齐格菲女郎往后挪挪的，她想。只要没有全欧战争或国王驾崩，我的消息无疑准能上头版头条，她一边盯着前边的那位姑娘，一边回想津纳医生的形象：疲倦、寒碜，穿着老式的高领衣服，戴着紧巴巴的小领带，坐在隔间的角落里，双手紧扣着膝头，倾听着她那些关于贝尔格莱德的瞎话。“津纳医生仍在人间”，她琢磨起新闻标题来。不过这不成，五年过去了，不会有多少人记得他的名字了。“神秘者归来。津纳医生死里逃生。独家报道。”
“天啊。”她喘着气，拉紧扶手，看起来像是被这两节车厢接头处、摇动的铁板以及车厢与车厢拉扭的声音吓坏了。她的叫声没传出多远，于是她只得扯着嗓子又重复了一下她的哀叹，这可与她所扮演的那个上气不接下气的半老女人不大相称。那个姑娘转过身，朝她走来，她那稚气未脱的面孔显得苍白可怜，任何一个陌生人都能一眼看透她的心。“怎么啦？你病了？”
沃伦小姐没动，在车厢接头处交叠的铁板的另一边紧张地思索着。“哦，亲爱的，你是个英国人，我太高兴了。我很不舒服，走不过去了。我知道，我真是老不中用了。”她不得不用年龄来打动人，尽管心里很不是滋味, “不过，也许你愿意帮我一下吧。”她想，演这场戏我应该有长头发才对，那样女人气更足些。真希望我的手指不是发黄的。幸好这会儿我没有酒气了。那姑娘走过来。“当然，我愿意。别担心。抓住我胳膊。”沃伦小姐有力的手指一把抓住姑娘的手臂，有如掐住一只打架的狗的脖子。
待她们走进下一节车厢，她又开口了。列车的噪声已经减弱，她又能把声音压成沙哑的低语了。“亲爱的，我实在不舒服，车上要是有一位医生就好了。”
“车上是有一位医生，叫约翰医生。昨天晚上我晕倒过，他帮助了我。我去找他吧。”
“我真怕那些医生，亲爱的。”沃伦小姐带着一丝胜利的喜悦说，真是太走运了，这姑娘竟认识津纳。“先跟我说会儿话吧，让我安静安静再说。你叫什么名字呀，亲爱的？”
“科洛尔·马斯克。”
“你就叫我梅布尔吧，梅布尔·沃伦。我有个侄女和你一模一样。我在科隆给一家报纸做事。你一定得来看看我。我那套小公寓可爱极了。你是在度假吗？”
“我是跳舞的。我到君士坦丁堡去。有个英国剧团在那儿演出，其中一个姑娘病倒了。”梅布尔·沃伦拉着那姑娘的手，一时冲动起来，简直想以某种荒唐、显眼的方式表示慷慨。干吗不干脆放弃留住珍妮特的希望，劝这个姑娘取消合同，请她代替珍妮特充当由自己赡养的伴侣呢？“你真漂亮。”她大声说。
“漂亮？”科洛尔·马斯克说。没有一丝笑意缓和她的怀疑态度。“你是在耍弄我吧。”
“亲爱的，你多善良，心多好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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