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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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看起来也许很矛盾，尽管事实上并非如此，那就是我应该将一种“讽刺性的自我意识”归因于一个常常诚实而喧闹地炫耀其历史训练的时代，应该看到它头顶盘旋着一个疑问，即它觉得真的没有什么可以自豪的；还有一种忧虑，即它担心因为历史知识而高兴的时代也许很快就要过去了。歌德在他对牛顿的著名研究中，也展现了一个相似的人性之谜：他在自我存在的深处————或者不如说是在高处————发现了一种“对自身错误的困惑不安”，就好像他常常意识到，自己对于即将在下一个时刻消失的事物有着更加透彻的洞察。这使得他对自己的本性有了某种讽刺性的看法。人们会发现，那些更伟大和更健全的“历史的人”意识到，相信一个民族的教育需要像现在这样具有极端历史性，这样的想法是迷信和荒谬的。而最强大的国家，在行动和影响力上最强大的国家，则曾经以不同方式生活，它的年轻人也是以不同方式来训练的。这种知识使他们的想法转向了怀疑。这些怀疑者说：“荒谬和迷信适合我们自己这样的人，我们这些从更快乐和更强大的树干上刚刚长出来的已经枯萎的新芽，验证了赫西俄德（Hesiod） (1) 的预言，他说，有一天人类刚刚出生便已是满头白发，而只要出现了这种迹象，宙斯就会毁掉那一代人。”历史文化确实是一种遗传的白发，而那些自幼便有其印记的人必定本能地相信人类的老年 。适合于老年的，便是老年人的工作：回头看看过去、算算账，在对过去的回忆之中————也就是在历史文化之中寻求安慰。然而人类既坚韧又顽固，认为一千年也好、十万年也好，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对这期间的发展进程作一番从过去到未来的总结。也就是说，人类历史根本不可能被一个极其微小的个体，即个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两千年的时间————也就是按照每代人60年来算、连续34代人的时间————怎么就能让我们说其开始是青年时期，其结束是“人类的老年”呢？这种相信人类正在迅速退化的、使人麻痹的思想，难道不正是包含了对世界末日即将来临、我们正惶恐不安地等待着末日审判这一套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神学观念的误解吗？这种不断增长的对历史审判的需求难道不是给了我们一个改头换面后的观念，就好像我们的时代是最后一个可能存在的时代，要求对过去作出一种基督徒认为不能由人类作出，而应当由“人子”（the son of man）作出的普世性审判吗？“记住你终有一死”（memento mori）这句话既告诫了人类，也告诫了个人，它是一根永远让人痛苦不已的毒刺，是中世纪知识和意识的王冠。

    一种稍晚一点的相反说法，“记住你得活着”（memento vivere），则说得有点胆怯，底气不太足，几乎有些不诚实。因为人类仍然恪守着“记住你终有一死”，并且在对历史的普遍需要中表现出这一点。科学也许可以尽力扑扇着翅膀，但却从未能获得自由的空气。一种深深的绝望感保留了下来，并被涂上了历史的颜色，使得所有更高的教育都黯淡无光，垂头丧气。有一种宗教，它认为在人一生的时间之中，最后一小时是最重要的，它预言了世俗生命的终结，判决一切生物都生活在一出悲剧的第五幕里，这样的宗教也许能唤起人类最敏锐和最高贵的力量，但它却是一切新的播种、一切大胆尝试或自由渴望的敌人。它反对所有朝向未知领域的飞翔，因为它自己在那里没有任何生命或者希望。它只是勉强让新芽破土而出，在对自己有利之时便让其枯萎：“新芽也许会让生活误入歧途，并给生活一个错误的价值。”佛罗伦萨人被萨伏那罗拉（Savonarola） (2) 的规劝所影响，对图画、手稿、面具和镜子搞了一次著名的大毁灭，基督教则会对所有劝人继续努力和信奉“记住你得活着”的文化做同样的事。并且，如果它不能采取直接的方式，即作为主力上阵，它还是可以通过与历史文化的联合达到目的，尽管这种联合通常没有得到历史文化的默许。它一边说着话，一边耸耸肩，将所有新生事物都拒之门外，并让我们越发感到自己是迟到者和后学晚辈，总而言之，感到自己是生来就有白发的人。认为一切过去的行动都是无价值的，认为世界已经为审判作好准备————这些深入严肃的思考已经被削减为怀疑的意识，即，既然要做什么更好的事情已经是太迟了，那么不管怎样，了解所有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总归是好的。历史感让它的仆人变得被动又怀旧。只有在遗忘的时刻，在历史感休眠之时，患着历史狂热症的人才会有所行动。尽管行动之后，他只是再次分析他自己的行动（这就使得这一行动不会再有任何进一步的结果），并最后为了历史的目的而将它放到解剖台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仍然生活在中世纪，而历史仍然是一种伪装的神学，正如没有学问的外行人在看到博学之士时所怀有的那种敬畏之情通过教士得以遗传下来一样。人们原来拿给教堂的东西，现在他们拿来给科学，只不过是规模小了一点。而给予这件事归根到底还是教堂造成的，而不是现代精神。现代精神虽然有一些好的品质，但却有点吝啬，在慷慨这一美德方面做得并不好。

    这些话也许让人不太好接受，同样不太好接受的，还有我将历史的泛滥追溯到中世纪的“记住你终有一死”，以及基督教心中对世俗存在的所有未来都不抱希望。但你总还是应当试着用一种更好的解释来取代我这个犹豫不决的解释。因为历史文化的起源，以及历史文化对一个新时代的精神和一种“现代意识”的极其强烈的抗拒的起源，其自身必须首先用一种历史方式来了解，历史必须解决历史的问题，科学必须将它的尖刺指向自己。这个三重的“必须”是“新精神”的命令，如果它真的要包含一些崭新、强大、有活力、有创造性的东西的话，就该如此。或者说难道我们德国人————且不说罗曼语族各民族————就真的因为我们只能够 如此，就必须永远只做所有更高层次文化的追随者吗？威廉·瓦克纳格尔（Wilhelm Wackernagel） (3) 的话很值得深思：“我们德国人是一个‘追随者’民族，我们所有较高层次的科学、甚至我们的信仰，都只是古代世界的继承物。甚至那些反对它的人，也在呼吸着基督教的不朽精神的同时，还不断呼吸着古典文化的不朽精神。如果有谁能够将这两种因素从包围着人类灵魂的生命空气中分离出去，那就不会剩下多少可以让一个精神生命继续生存的东西了。”即使我们满足于追随古人这一使命，即使我们决定要急切而兴奋地接受这一使命，并在我们的急切中表现出我们的高度特权————我们还是不得不问，做一个正在消逝的古人的学生，这是否就是我们永恒的命运？有时候我们可以将目标定得更高更远。在我们祝贺自己将我们心中亚历山大里亚文化的次要精神提升到如此了不起的富有成果的地位————通过我们的“普遍历史”————之后，我们也许会在眼前定下一个更高的、这个亚历山大里亚世界之外并高于它的奋斗目标，作为我们最高贵的奖赏，并勇敢地在古希腊世界中找到我们的原型。在古希腊世界，一切都伟大、自然而富有人性。可就是在那儿 ，我们发现了真正的非历史文化的现实————而且尽管如此，或者也许正因为如此，这种文化也是一种难以言喻的丰富而充满活力的文化。如果我们德国人只是些追随者的话，能做这样一种文化的嫡系继承人和追随者，那就是再伟大、再骄傲不过的了。

    然而必须加上这一点：想到我们是些后学晚辈，这经常是一种折磨，但它对个人和民族来说，同样也能产生出对未来的希望————也就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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