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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放下这些弱点吧，让我们看看现代人受到盛赞的强项。让我们提出这个痛苦的问题：他是否因为自己的历史“客观性”，就有权在比另一个时代的人更高的程度上宣称自己是强大和公正的呢？这种客观性是否真的源自一种被强化了的对正义的需要？或者，作为的确是由完全不同的原因所导致的一个结果，它是否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是源自正义，而实际上却导向一个有利于现代人的不健康的偏见呢？苏格拉底认为，假想一个人具有一种他实际上并不具有的美德，这是接近疯狂的行为。这样一种假想显然比与之相反的、对一项确定恶习的疯狂还要危险。因为对确定恶习的疯狂还有治愈办法，而另一种则会让一个人或者一个时代日益糟糕，也就日益不公正。
没有人比一个具有正义的感情和力量的人更应得到我们的尊敬。因为最崇高和最珍稀的美德在其中融合而消隐，就像海纳百川一样。那个应邀坐在审判席上的公正之人，在手握天平时，他的手不会颤抖。即使是对自己，他也冷酷无情地放上砝码，当天平起落时，他的眼睛不会模糊，当他宣读判决时，他的声音既不生硬，也不结巴。他若是一个冷酷的知识魔鬼，就会向四周散布一种冰冷的气氛，一种我们会感到害怕而不是尊敬的可怕而超凡的威严。然而他是一个人，而且已试着从草率的怀疑上升到了强有力的确定，从温和的宽容上升到了命令式的“汝必须”，从慷慨这一少见的美德上升到了最少见的美德————正义。他变得更像是那个没有生命的魔鬼，而不再是一开始那个可怜的凡人。最重要的，他不得不为自己的人性而赎罪，让他自己的天性在不可能的美德这块岩石上悲惨地摔个粉碎。所有这些都将他置于一个高处不胜寒的境地，成为人类中最值得尊敬的榜样。因为他的目标是真理，不是以冰冷无用的知识形式出现的真理，而是依照法律进行制裁的法官的真理；这种真理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是将所有私有财产的界石都搬走的神圣权力。总而言之，是作为世界法庭的真理，而不是作为某一个猎人偶然的捕获物的真理。对真理的寻求经常受到不加思考的赞扬，但只有当寻求真理者有着诚挚的、无条件的正义意志时，这种寻求才能有某种伟大之处。真理只根植于正义，然而，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之中，一大堆各种各样根本与真理无关的动机掺杂了进来，比如说，好奇、害怕无聊、嫉妒、虚荣或是消遣。这样，世界看起来似乎充满了“为真理服务”的人，而正义的美德却很少出现，也就更少为人所知，而且几乎从来都被人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一大堆虚假美德却总在声名显赫、大张旗鼓地涌入。
极少有人是真的为真理服务，就如同只有极少数人对正义有着纯粹的意志一样，而在这些人之中，又更少有人能有力量做一个公正的人。光有意志是不够的。只有要求正义的冲动而没有裁判的能力，这是人类之所以遭受最大痛苦的原因。因此，普遍的善行所能要求的也只是将这种能力的种子尽可能广泛地撒播。这样，狂热者就能与真正的裁判者分开，盲目的要求就能与清醒的能力分开。可是，并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培植出一种进行裁判的能力。因此当有人向人们讲起真理和正义时，人们总是会被这样一个疑惑所困扰：对他们讲话的这个人究竟是个狂热者呢，还是位裁判者？我们应当原谅他们总是特别友善地对待那些“真理的仆人”。那些“真理的仆人”既没有进行裁判的意志，也没有进行裁判的权力，却承担起了寻找“与结果无关的纯粹知识”的任务。这种知识，简单来说，就是那种毫无用途的知识。有很多真理，它们并不重要；有很多问题，它们并不需要通过斗争来解决，就更不用说牺牲了。在这样一个冷漠的安全领域之中，一个人可以非常成功地变成一个冷酷的“知识魔鬼”。然而————如果我们发现一大群博学的研究者在某个对他们特别有利的时代变成了这样的魔鬼，那么很不幸，通常来说，这个时代可能缺少一种伟大而强大的正义感，即所谓真理冲动的最高贵的来源。
想一想现在这个时代的历史大师：他是他所处时代之中最公正的人吗？的确，他自己已经发展得如此的细致和敏感，以至于“没有什么人类的东西是他不熟悉的”。相隔遥远的时代和人物在他和谐的竖琴声中走到了一起。他变成了一种被动的乐器，他的音乐声引起了同类乐器的回响，直到某个时代的整个空气中都充满了这种回响，它们共同演奏着一个轻柔的和弦。然而我认为人们听到的只是原来的历史音符的泛音，它那粗暴有力的音质已经无法从这些又尖又细的共振中辨别出来了。原来的音符歌唱着行动、需要和恐惧，而那泛音却让我们昏昏欲睡。这就好像是用两支长笛为那些梦幻中的鸦片吸食者演奏的英雄交响曲一样。现在我们可以判断，这些大师是如何来应对现代人对更高更纯的正义概念的要求了。这种美德从来都不是悦耳的，它从来都没什么吸引力，它粗糙刺耳。比较而言，在美德之梯上，慷慨处于很低的位置，而慷慨正是几位少有的历史学家的特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多也只能做到宽容。换句话说，对于解释不了的问题，他们就放弃。他们屈尊改正和修饰过去，乃是基于一个不言自明的假定，即，如果在叙述过去时不使用生硬的语言，不公开表达憎恶，那些新手就会将过去视为正义。但只有超强的力量才能真正作出判断。软弱的东西如果没有假装强大并将正义变成一个女演员的话，它就必须宽容。然而还剩下一群可怕的历史学家————聪明、严厉、诚实，却心胸狭窄————他们有着“良好意愿”，想要做到公正，却可悲地相信着自己那些其实全部是错误的实际判断，其原因与普通陪审团作出错误判决的原因基本上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排除所有那些伪装起来的自我主义者，排除那些为了他们自己的阴谋诡计而假装采取公正态度的帮派分子的话，要想找到一个真正的历史天才，是多么困难呀！我们同样也排除那些轻率的家伙，他们在书写历史时怀着一种天真的信仰，认为公正存在于他们那个时代流行的见解之中，而用那一时代的精神来书写历史就是做到了公正————这种信仰在所有的宗教中都能找到，而且在宗教中是相当适用的。用现存的普遍观念去衡量过去的观念和行为，就被这些简单的人称为“客观”。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切真理的准则：他们的工作就是改变过去，使之适合于现在的一切琐碎事物。而所有不把这些流行的观念当作准则的历史著述，就都被他们称为是“主观的”。
难道在对“客观”一词的最高解释之中就不可能隐藏着一种幻觉吗？我们把这个词理解为历史学家的某种立场，即历史学家对动机和结果的过程看得太清楚，以至于这一过程对他本人的个性没能产生什么影响。我们想到了这样一个超脱个人利害的美学现象：在狂风暴雨、雷电交加或惊涛骇浪之中，画家只看到这些画面，忘记了自身的存在，于是我们也要求历史学家能具有同样的艺术眼光和对其研究物体的完全投入。但如果说物体在这样一个人面前所展现的画面确实显示了事件真相的话，那就只是一种迷信。除非人们能指望这些物体在这样的时刻用自己的行动在一种完全被动的媒介上留下自己的画像或是影像。
但这将是一个神话，而且是一个糟糕的神话。人们忘记了，这个时刻其实是艺术家有力而自发的创作时刻，是最高形式的“构思”，这种构思的结果将是一幅艺术的真实画面，而非历史的真实画面。在这个意义上，客观地思考历史就成了戏剧家的工作了：把一件事和另一件事放在一起思考，将各种因素编织成一个单一整体，并且假定，如果设计统一性还没有被放置到各个物体之间，那就必须将它注入其中。因此人们掩饰和压制着过去，并表现出他的艺术冲动————而不是他的真理冲动或者是公正冲动。客观与公正互不相干。有可能存在这样一种历史著作，其中没有点滴普遍事实，但仍可要求被称作拥有最高程度的客观性。格里尔帕策甚至说：
历史不是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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