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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文化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文艺论集续集》，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二月上海《拓荒者》第二期。
世界是我们的，未来的世界文化是我们的。
我们是世界的创造者，是世界文化的创造者，而未来世界，未来世界的文化已经在创造的途中。
创造的前驱是破坏，否，破坏就是创造工程的一部分。
鸡雏是鸡卵的破坏者，种芽是种核的破坏者，胎儿是母胎的破坏者，我们是目前的吃人世界的破坏者。
目前吃人的世界，吃人的文化，是促进我们努力破坏的动机，也是促进我们努力创造的对象。
旧的不毁灭，新的不会出来，颓废的茅屋之上不能够重建出摩天大厦。
以吃人的世界、吃人的文化为对象而从事毁灭，这当然是有危险的事；惟其有危险，所以我们的工程正一刻也不能容缓。
世界已经被毒蛇猛兽盘踞，当然的处置是冒犯一切危险与损失，火烧山林。
世界已经有猛烈的鼠疫蔓延，我们只有拚命的投鼠，那里还能够忌器？
和毒蛇猛兽搏斗的人多死于毒蛇猛兽，和鼠疫搏斗的人也多为鼠疫所侵害，这正是目前社会所不能掩饰的不合理的悲剧；然而这儿也正是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文化的精神中枢。
我们的精神是献身的。
我们的世界是我们的头颅所砌成，我们的文化是我们的鲜血的结晶。
长江是流徙着的。流过巫山了，流过武汉了，流过江南了，它在长途的开拓中接受了一身的鲜血，但终竟冲决到了自由的海洋。
这是人类进化的一个象征，这是人类进化的一个理想。
人类是进化着的，人类的历史是流徙着的。
人类的整个历史是一部战斗的历史，整个是一部流血的历史。
但是历史的潮流已经快流到它的海洋时期了。
全世界的江河都在向着海洋流。任你怎样想高筑你的堤防，任你怎样想深浚你的陂泽；你不许它直撞，它便要横冲；你不许它横冲，它便要直撞。
你纵能够使它一时停滞乃至倒流片时，然而你终不能使它永远倒流向山上。
在停滞倒流的一时片刻中，外观上好象是你的成功，然而你要知道在那个时期以后的更猛烈、更不容情的一个冲决。
谁能够把目前的人类退回得到猩狸以前的时代？
谁能够把秦始皇帝的威力一直维系到二十世纪的今天？
河水是流徙着的，我们要铲平阻碍着它的进行的崖障，促进它的奔流。
历史是流徙着的，我们开拓历史的精神也就是这样。
中国的历史已经流了三千年了，它已经老早便流到世界文化的海边。
然而不幸的是就在这个海边，就在这个很长的海岸线上，沿海都是绵亘着的险峻的山崖。
中国的历史是停顿着了，倒流着了，然而我们知道它具有不可限量的无限大的潜能。
我们的工程就在凿通这个山崖的阻障。由内部来凿通，由外部来凿通，总要使中国的历史要如象黄海一样，及早突破鸿蒙。
有人说我们也在动，我们也要冲，但我们是睁开眼睛的，不能象你们那样“盲目”作者原注：本文中所征引的“盲目”与“大谜”诸说系采自中华文化合作社的一位匿名作者的小册子《我们的思想系统及主张根据》。我看这位作者的“思想”其实并没有“系统”，“主张”也并没有“根据”，不过在反动、正动的两种力量中主张第三种的不动而已。的横冲；我们要等待“客观条件的成熟”。
“我们的慰安是尺寸的进步，是闪烁的微光。”
好的，真正是你的慰安呀，别人为你准备好的客观条件已经快要成熟了。
为你这对可爱的三寸金莲已经准备下三千丈长的裹脚布，让你再去裹小一些，好再走得袅娉一点。
为你这个标致的萤火虫儿已经准备好了一个金丝笼子，让你在那儿去慰安，让你也在那儿去进步，让你尾子上的一点微光在那儿去闪烁。
哼，真是不盲目的腐草里面生出的可怜虫l
宇宙的运行明明白白是摆在眼面前的，只有盲目的人才说它是“大谜”。
宇宙的内部整个是一个不息的斗争，而斗争的轨迹便是进化。
我们的生活便是本着宇宙的运行而促进人类的进化。
所以我们的光热是烈火，是火山，是太阳；我们的进行是奔湍，是弹丸，是惊雷，是流电。
在飞机已经发明了的时候，由上海去到巴黎有人叫你要安步以当车，一寸一尺的慢慢走去。
在电灯已经发明了的时候，在这样个暴风狂雨的漫漫长夜，有人叫你要如象艾斯基摩(Eskimo)人通译爱斯基摩人，是居住在北极圈里的一种带原始性的民族，多以渔猎为生。一样死守着一个鱼油灯盏，要用双手去掩护着它，不要让它熄灭。
这种人是文化的叛逆者，是自然法则的叛逆者，同时也就是我们当前的敌人。
所以我们的口号是：世界是我们的。
我们要凿通一条运河，使历史的潮流赶快冲到海洋。
我们已经落后得很厉害了，我们要驾起飞机追赶。
我们要高举起我们的火把烧毁这目前被毒蛇猛兽盘踞着的山林。
担负着创造世界的未来的人们，我们大家团结起来。
我们同声的高呼：我们要创造一个世界的文化，我们要创一个文化的世界！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选自《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初见于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
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
由人所组织成的社会也正是一样。
中国人有一句口头禅，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这种民族的偏见差不多各个民族都有。
然而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甚么不同。
我们的要求就是要用人的观点来观察中国的社会，但这必要的条件是须要我们跳出一切成见的圈子。
中国的社会固定在封建制度之下已经二千多年，所有中国的社会史料，特别是关于封建制度以前的古代，大抵为历来御用学者所湮没，改造，曲解。
在封建思想之下训练抟垸了二千多年的我们，我们的眼睛每人都成了近视。有的甚至是害了白内障，成了明盲。
已经盲了，自然无法挽回。还在近视的程度中，我们应该用近代的科学方法来及早疗治。
已经在科学发明了的时代，你难道得了眼病，还是要去找寻穷乡僻境的巫觋？
已经是科学发明了的时代，你为甚么还锢蔽在封建社会的思想的囚牢？
巫觋已经不是我们再去拜求的时候，就是在近代资本制度下新起的骗钱的医生，我们也应该要联结成一个拒疗同盟。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的新学界上也支配了几年，但那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社会的来源既未认清，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说起。所以我们对于他所“整理”过的一些过程，全部都有从新“批判”的必要。
我们的“批判”有异于他们的“整理”。
“整理”的究极目标是在“实事求是”，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
“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
“整理”自是“批判”过程所必经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为我们所应该局限的一步。
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番整理工夫的要算是以清代遗臣自任的罗振玉，特别是在前两年跳水死了的王国维。
王国维一生的学业结晶在他的《观堂集林》和最近所出的名目实远不及《观堂集林》四字冠冕的《海宁王忠憨公遗书》。
那遗书的外观虽然穿的是一件旧式的花衣补褂，然而所包含的却多是近代的科学内容。
这儿正是一个矛盾。
这个矛盾正是使王国维不能不跳水而死的一个原因。
王维国，研究学问的方法是近代式的，思想感情是封建式的。两个时代在他身上激起了一个剧烈的阶级斗争，结果是封建社会把他的身体夺去了。
然而他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罗振玉的功劳即在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他的殷代甲骨的搜集、保藏、流传、考释，实是中国近三十年来文化史上所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件。还有他关于金石器物、古籍佚书之搜罗颁布，其内容之丰富，甄别之谨严，成绩之浩瀚，方法之崭新，在他的智力之外，我想怕也要有莫大的财力才能办到的。
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
我们所要的是材料，不要别人已经穿旧了的衣裳；我们所有的是飞机，再不仰仗别人所依据的城垒。
我们要跳出了“国学”的范围，然后才能认清所谓国学的真相。
清算中国的社会，这是前人所未做到的工夫。
清算中国的社会，这也不是外人的能力所容易办到。
不是说研究中国的学问应该要由中国人一手包办。事实是中国的史料，中国的文字，中国人的传统生活，只有中国人自身才能更贴切的接近。
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纪载，正还是一片白纸。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
外国学者对于东方情形不甚明了，那是情理中事。中国的鼓睛暴眼的文字实在是比穿山甲、比蝟毛还要难于接近的逆鳞。外国学者的不谈，那是他们的矜慎；谈者只是依据旧有的史料、旧有的解释，所以结果便可能与实际全不相符。
在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
外国学者已经替我们把路径开辟了，我们接手过来，正好是事半功倍。
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
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为向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
恩格斯的著作中国近来已有翻译，这于本书的了解上，乃至在“国故”的了解上，都是有莫大的帮助。
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
然而现在却是需要我们“谈谈国故”的时候。
我们把中国实际的社会清算出来，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加以严密地批判，让你们看看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究竟是否两样！
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目前虽然是“风雨如晦”之时，然而也正是我们“鸡鸣不已”的时候。
1929年9月20日夜
《夜行集》
这是作者为周而复的诗集所写的序言。初载1936年5月上海《文学丛报》月刊第2期。
这册《夜行集》，我反复读了两遍。这是在重重的压迫之下压得快要断气的悲抑的呼息。这儿也活画了一张忧郁而悲愤的时代相，时代在哭着，在偷偷地哭着。连哭都是不准放声的了。这是多么可以讴歌的哟！
古人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这样的话究竟是已经过去了的话。我们今日的格言却似乎是：“外侮翻过墙，内屠其弟兄。”尽你说得舌弊唇焦，尽你怒骂，尽你嘲笑，大刀依然不是坦克车的对手。你敢哭丧着一个面孔吗？邻国不是多么“亲善”？民族不是正在“复兴”？滚蛋，你们应该充分地来个“反省”！
旧时的人尊重礼让，尼采打了个价值的倒逆，说礼让是奴隶的道德。现在的中国人又来了一个倒逆的倒逆。在这儿秦桧是岳飞，岳飞是秦桧，文天祥是张洪范，张洪范是史可法。
我不愿再多说什么话，这部《夜行集》已经代我说了不少。潜潜地流泪，偷偷地哭，大家都在黑夜里鼓着欲爆的眼睛。
但诗人揩着他的眼泪在告诉我们：“车头接一连二地在开发着了，大家都请揩干眼泪，搭上火车，冲破这黑暗的重围！”
1936年3月21日
复兴民族的真谛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8卷《羽书集》，最初收入一九四一年香港孟夏书店版《羽书集。》
一
复兴民族是要复兴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是什么？
一，富于创造力；
二，富于同化力；
三，富于反侵略性。
二
我们的民族创造了五千年的文明的历史，直到现在，我们所固有的文化，依然在世界上焕发着灿烂的光辉，无论是语言、文字、思想、文艺、学术、产业，生活，都有我们民族的特征。表现在里面。创造欲望强，占有欲望弱，这是我们民族的第二天性。
我们的祖先把文化创造了出来，使我们本族得到了丰饶的享受，而同时也使环绕着我们的后进的兄弟民族得到了丰饶的享受。我们把许多民族同化了，或则诱导了他们，使他们也发挥了他们的创造本能而臻于文明的畛域。
我们的祖先，不仅能创造有特征的文化，并能吸取异民族的文化的精华。印度的佛法，西域的音乐，斯基泰的艺术斯基泰(Scythians skyehai)，通译西徐亚，原是中亚北部的游牧部落。后迁到黑海西北，前三世纪建立“西徐亚王国”。西徐亚人善用木头、皮子、骨头或金属制作动物，尤喜制作两兽相争斗的形象，是历史上有名的艺术品。希腊的星历希腊文化至公元前五————前四世纪臻于极盛，当时在文学、艺术、哲学、天文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星历，就是其中之一。都尽量为我们所吸收，化为了我们自己的血，自己的肉，使我们固有的文化愈加充实了起来。
故我们在同化异民族和异民族的文化上，都是其有特殊的能力的。
而我们的特性尤其表现于富有反侵略性的一点。凡是和我们站在对立地位的民族，即占有欲望强而创造欲望弱的民族，我们却和它势不两立。自有历史以来，凡具有民族性的战争，可以说都是我们的反侵略战争。我们从不曾以武力去侵略过别人，但遇着别人以武力来侵略我们的时候，我们总是彻底的反抗，纵使绵亘至二三百年，非将侵略者消灭或同化，我们永不中止。我们是具有着举世无匹的最强韧的弹性。
三
但在清朝的二百六十年的统治间，我们的民族精神，无可讳言地是遭了损失。
我们费了二百六十年的间歇性的反抗，虽算终于把满族同化了，但我们的同化力不免因而减衰，而反侵略性亦不免因而模棱了。对于科学文明之不易接受成功，以于和平之无条件的酷爱，使我们由进取变而为保守，由坚毅变而为懦弱，由生动变而为硬化，由自信自力变而为自暴自弃。创造的本能是遭受了锢闭的。
民族在世界文化的竞赛上便因而落伍了，更因而招致了目前的空前的危难。
四
现在是我们民族复兴的时候，我们的民族精神渐渐地苏活转来了。
我们应该尽量地发挥我们的创造力、同化力和反侵略性。
1938年12月23日于桂林
蒲剑·龙船·鲤帜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今昔蒲剑》，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一年五月三十日重庆《新华日报》。
端午节相传是纪念屈原的日子，据说屈原是在这一天跳进汨罗江里自杀了，后人哀悼他，便普遍地举行种种的仪式来对他作纪念。这传说是很有诗意的。不过在古时在有些地方也有把这个日子认为是纪念伍员即伍子胥(？——前484)，春秋时楚国人。悃其父伍奢遭谗被杀，为报仇而奔吴，佐吴王伐楚。功成，封于申，故又称申胥。后亦遭谗，被吴王赐死，尸投钱塘江中。的。例如曹娥的父亲便是以五月五日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死。事见《后汉书》卷一一四《孝女曹娥传》。大约伍员的死期也是五月五日(《左传》鲁哀公十一年所载吴杀伍员与鲁伐齐事，正在五月)。但后来却为屈原所独占了。
抗战以来，因为国家临到了相当危险的关头，屈原的生世和作品又唤起了人们的注意，端午节的意义因而也更被重视了。特别在今年，有好些做诗的人竟把这个节日定名为“诗人节”。所纪念的本是诗人，纪念的仪式又富有诗意，定名“诗人节”，似乎比“天中”、“地腊”天中、地腊，皆端午节的称谓。、“端阳”、“重午”……这样的旧名称要来得新鲜一点。但我希望这个民族的大众纪念节日，不要被解释为少数的“诗人”所垄断，那就好了。
端午节这个日期的确是富有诗意，觉得比中秋节更是可爱。前人有把诗与文分为阳刚和阴柔两类的，象征地说来，可比端午为阳刚的诗，中秋为阴柔的诗吧。拿楚国的两个诗人来说，屈原便合乎阳刚，宋玉宋玉(约前290——前223)，战国时楚国人。传说为屈原弟子。著有《九辩》、《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等。便近乎阴柔。把端午定为屈原的死日，说不定会是民族的诗的直觉，对于他的一个正确的批判。
古时候曾经把这一天当为邪辟的日子，大概就是因为是伍员与屈原的死日，两人同是被一些邪辟小人所迫害而死了的，由民族的正义感竟把这个日子当为了忌日。这一天认为是百邪群鬼聚会的日期，连这一天生下的儿女都认为不祥，不让他存活。例如孟尝君即田文，战国时齐国人。封于薛（今山东滕县南)，称薛公。门下有食客数千。曾一度入秦为相，后逃归。是五月五日生的，他的父亲决意丢掉他，是他的母亲私下把他养活了。汉朝的宰相王凤王凤(？————前22)，字孝卿，西汉东平陵(今山东济南东)人。威帝时官至大司马、犬将军，领尚书事。也是五月五日生的，他的父亲也想不要他，是他的叔父以孟尝君的故事为例又才保存了下来。由这些故事看来，在古时为忌避端午不知道牺牲了多少儿女。这固然是当得铲除的恶习，但推其原故，实由于仇视邪辟。在古时是认为邪辟的力量太大了，几乎为人所不能敌。但由这同一的观念所生出的良风美俗，却是对于邪辟的斗争。
群鬼百邪害死了忠良，损伤了民族的正义感，故尔每一个人为自卫和卫人计，都须得齐心一意的来除去邪鬼。先除去自己身心的邪辟吧，要以兰汤为浴，以菖蒲泛酒(俗间在酒中对以雄黄)，不仅要保持身体的清洁，还要争取内心的芬芳。更进而除去一切宇宙中的邪辟吧，以蒲为剑，以艾为犬(古时曾以艾为人或虎)，岂不是象征着要民族的每一个人都成为驱魔的猎人。伏虎的斗士？这诗意真真是十分葱茏，值得我们把它阐扬、保存、而且扩充————扩充为民族的日常生活，熏莸不同器，邪正不两立！
划龙船的风俗是同样值得保存而加以发扬的。这和欧美人的竞漕(boat race)具有同样的国民保健的意义。在这健身的意义之外，尤可夸示的，是它本来所含有的培养民族精神的作用。龙船竞渡相传是为拯救沉溺了的屈原，但实质上便是拯救被沉溺了的正义！正义被邪辟陷没了，我们要同一切的邪辟斗争，即使是在狂涛恶浪当中，我们就牺牲了自己的生命都在所不惜，一定要把那正义救起。这是含有何等崇高意义的精神教育！这个是屈原精神和诗歌的形象化，以这来纪念屈原，我觉得是民族的共感所洗练出的最好的诗的方法。可惜这意义，多少是失传了，仪饰仅存着化石的形式。现代的诗人们不是应该吹入自己的生命，使化石复活吗？
端午节的风俗也传播到日本去了，蒲剑兰汤，形式上差不多没有两样。龙船虽然没有，但有“鲤帜”(Koinobori)的变异出现。在五月间，日本的乡村农家差不多每一家的空场里都要竖立一根旗杆，在上面挂着一个或一个以上由小而大的布制鲤鱼。鱼有红黑两种，小者数尺，大者丈余，肚腹部是空的，一有风，便为气流所贯，在空中飘荡起来，俨如鱼在游泳。日本人以五月为男童节(以三月为女儿节)，一家有多少男童便挂多少鲤鱼。这用意不用说是中国的鲤鱼跳龙门的演化，但用以为端午的一种仪饰，在中国不知道有没有它的母家。或者也怕是出于误会的转变吧。鲤鱼所跳的龙门是河津的龙门，而楚国别有江渚的龙门，即楚国的东门，所谓“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语见《楚辞·九章·哀郢》。便是这南方的龙门了。因为南方也有龙门，故尔用鲤鱼来表示追慕的象征吧？不过纪念屈原的意义，在日本是完全失传了的。“鲤帜”，在日本人，是认为努力争取功名利禄的表现。争取功利之极则不惜牺牲他人以肥自己，这是日本人的活生生的国民教育。
鲤鱼究竟还未化成龙啦。要使日本民众知道端午节的意义是在整饬自己乃至牺牲自己以拯救正义，在东亚才能有和平出现的一天。但是，龙，说不定也可以退化而为鲤，或者确实的僵化而为石。那更是我们所不希望的。敢于改端午节为“诗人节”的诗人们，多多努力吧！
1941年5月27日
《少年维特之烦恼》
本篇选自《郭沫若集外序跋集》，最初见于1942年11月重庆群益出版社出版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好快！
这部书的译出也就二十年了。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又重读了一遍，依然感觉着它的新鲜。
一本有价值的书，看来总是永远年青的。
读了这样的书，似乎也能够使人永远地年青。
人世间，比青春再可宝贵的东西实在没有，然而青春也最容易消逝。
最可宝贵的东西却不甚为人所爱惜，最易消逝的东西却在促进它的消逝。
谁能够保持得永远的青春的，便是伟大的人。
歌德，我依然感觉着他的伟大。
为使人们大家更年青些，我决心重印这部青春颂。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三日重庆。
“绿”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篇》第19卷《沸羹集》，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六日重庆《新华日报》。
京口瓜州一水间，钟山只隔万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这是王荆公《泊船瓜州》的一首七绝，“绿”字用为动词，十分新鲜而有生趣。
据宋洪迈《容斋续笔》洪迈(112——1202），字景卢，别号野处，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南宋文学家。著有《斋帝随笔》五集。《容斋续笔》为其中的一部分，凡十六卷，内容涉及文、史、哲、艺术、医药、星卜等。上说：“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后又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此十许字始定为‘绿’。”
为了一个字要费如许心思，足见名家为文是怎样在推敲上用苦功。而名家手稿是怎样的可以宝贵，也就在这则随笔里表现了出来。
文艺作品有时是要经过千锤百炼才能达到好处。但锤炼也并不是要弄得来极其生硬，而是要弄得来极其纯粹。纯粹则坚韧，无瑕可蹈，所谓“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也。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这也是王荆公《题张司业诗》王安石《题张司业诗》全文是：“苏州司业诗名老，乐府皆言妙入神；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中的名句。因为是有经验的人，所以他能够道得出别人的甘苦。
文艺是这样，其它的一切又何尝不是这样？假使一开首便抓着了“绿”，那便是着手成春。假使不然，为求尽善尽美，又何不时常“绿”它一下呢？
看见别人“绿”而眼睛红的人，尤其应该向王荆公学习学习。
1942年10月30日
历史·史剧·现实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沸羹集》，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三年四月重庆《戏剧月报》笫一卷第四期。
一
我是喜欢研究历史的人，我也喜欢用历史的题材来写剧本或者小说。这两项活动，据我自己的经验，并不完全一致。
历史的研究是力求其真实而不怕伤乎零碎，愈零碎才愈逼近真实。史剧的创作是注重在构成而务求其完整，愈完整才愈算得是构成。
说得滑稽一点的话，历史研究是“实事求是”，史剧创作是“失事求似”。
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
史学家是凸面镜，汇集无数的光线，凝结起来，制造一个实的焦点。史剧家是凹面镜，汇集无数的光线，扩展出去，制造一个虚的焦点。
史有佚文，史学家只能够找，找不到也就只好存疑。史有佚文，史剧家却须要造，造不好那就等于多事。
古人的心理，史书多缺而不传，在这史学家搁笔的地方，便须得史剧家来发展。
历史并非绝对真实，实多舞文弄墨，颠倒是非，在这史学家只能纠正的地方，史剧家还须得还它一个真面目。
史学家和史剧家的任务毕竟不同，这是科学与艺术之别。
二
自然，史剧既以历史为题材，也不能完全违背历史的事实。
大抵在大关节目上，非有正确的研究，不能把既成的史案推翻。但因有正确的研究而要推翻重要的史案，却是一个史剧创作的主要动机。
故尔，创作之前必须有研究，史剧家对于所处理的题材范围内，必须是研究的权威。
关于人物的性格、心理、习惯、时代的风俗、制度、精神，总要尽可能的收集材料，务求其无瑕可击。
优秀的史剧家必须得是优秀的史学家，反过来说，便不必正确。
三
然而有好些史学专家或非专家，对于史剧的创作每每不大了解，甚至连有些戏剧专家或非戏剧专家，也有些似是而非的妙论。
他们以为史剧第一要不违背史实，但他们却没有更进一步去追求：所谓史实究竟是不是真实。
对于史剧的批评，应该在那剧本的范围内，问它是不是完整。全剧的结构，人物的刻划，事件的进展，文辞的锤炼，是不是构成了一个天地。
假使它是对于历史的翻案，那就要看它翻案的理由，你不能一开口便咬定它不合乎史实。譬如我们写杨秀清杨秀清(约1820——1856)，广西佳平人。烧炭工出身，太平天国起义领袖之一，建都天京后封东王。作为叛逆见于清人纪录或稗官野史上的是一回事，作为革命家在他的本质上又另外是一回事。在这儿便可以写成两个面貌。
你如看见有人把他作为革命家在描写，你却不能说这就是违背史实。
或者你看见两个人写杨秀清，一个把他写成坏蛋，一个把他写成好人，你便以为“不妥”。
先要看作家是怎样在写，写得怎样，再说自己的意见：得该怎样写，写得该怎样。
写成坏也好，写成好也好，先要看在这个剧本里面究竟写得好不好。
应该写成好还是坏，你再要拿出正见来，然后才能下出一个“不妥”。
批评家应该是公平的审判官，不是刽子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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