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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山书店
刚到上海不久的一天，应在三井银行任分行长的旧友T氏之邀，来到一家名为“功德林”的中国素菜馆。那天一起的有三井银行和三井物产的员工，还有一些与T君有交往的人，共有十来人。席上，从经纪商宫崎君那儿听到了一些颇感意外之事。现在中国的青年文人艺术家们正在掀起一场新的运动，日本的小说戏剧，其中突出的作品大多经由他们之手翻译成中文。“你要是不信的话可以去内山书店问问看。你认识内山书店的老板吗？那里的老板跟中国的文人们有交往，你去那儿的话对这些情况就非常了解了。”宫崎说道。
我之所以对此感到意外，是因为大正七年（1918年）我来中国时，想见一些在北京和上海的文人创作家，找了很多门路，结果发现在那时的民国，这样的人一个也没有。当时我问：“有没有著名的小说家或戏剧家？”一个中国人答道：“现在的中国还没到发展近代文化的时机。青年的志向大多在政治。即便有偶尔写点小说的人，那也是些新闻记者们的闲来之笔，而这些小说也大多是政治小说。”也就是说，拿日本来作比喻的话，当时的中国还处在《佳人奇遇》《经国美谈》的时代。当然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名字，更别提有我们作品的译本了。
在那之后，我听说中国开始流行新的口语诗，也见过周作人君翻译的《日本现代小说集》，但在时隔八年后来到上海之前，我完全没有预料到日本的文学如宫崎君所说，已经被如此大规模地介绍到中国。从报纸上看，中国的青年至今仍埋头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我想他们还无暇顾及文学。
几日之后，M君带我去了位于北四川路阿瑞里的内山书店。据说这家书店是除满洲外中国最大的一家日本书店。老板是一位富有朝气、通情达理、十分有趣的人。店内火炉周围放有长椅和桌子，供来买书的客人喝茶聊天用。————我想，这家书店已经成了爱书者们的一个聚集地。————老板请我在这里喝茶，向我讲述中国青年的现状。
据老板说，这家店一年的营业额能有八万元。其中四分之一是中国人贡献的。而且这一比例还在逐年增加。于是我问他，中国人主要买哪类书呢？老板说没有定论，哪类书都有人买。哲学、科学、法律、文学、宗教、美术……如今中国人的新知识，大部分都是从日语书籍中获取的。当然不限于日本的作品，西洋的作品也通过日语译本阅读。其中一个原因是，上海是商人的都市，虽然有西洋的书店，但书的种类有限，并不能轻易获得他们想看的原版书。有时他们想看原版书，便向东京的丸善株式会社打听，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语言的问题。日语说起来很难，但若只是阅读的话，与英语、法语、德语相比，难度要小很多。要想体会小说和戏剧的真意，可能要花个一两年的时间学习，可若是读科学、法律等书籍的话，花个半年也肯定能读懂了。因此，想要快速获取新知识的中国人，都争相学习日语。译成中文的西洋书籍，大多也是从日文译本重译的。所谓新小说，稍微注意一下就会发现，里面很多是从日本的作品里获得灵感，或者说是根据日本的作品改编的。————也就是说，如今日语在中国的作用，就如当年英语在日本的作用一样。
“因此，现在能读懂日语的中国人有多少尚不清楚。我的店里每天都有中国人来买书。他们会在这儿喝杯茶聊聊天再回去。”
————内山书店就是这样一家为中国的年轻人提供新知识的独家书店。其他方面暂且不论，至少在文学上，日本留学生出身的人最受社会认可，依次成名，逐渐称霸。
因此，中国文坛对日本文坛的熟悉程度，远在我们想象之上。现在的商务印书馆里，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的文学学士就有六七人，他们时刻关注着东京的出版物。我还听说他们正在计划有组织地翻译日本现代的小说和戏剧。
“您那边对这些情况完全都不知道吧？”内山氏说道。
“在日本留过学的中国学生，回国之后都在进行着怎样的活动。政治家和军人的话多少了解一些，可是从事文学艺术的人的消息，日本国内的人一点儿也不知道。这实在是非常遗憾的事。我们以后也互相保持联络吧。今天也有几个中国的文人来过，他们听说谷崎先生来上海了，请我一定帮忙介绍一下。前几天，报纸上登了您来上海的事，有很多人想见您。我答应说好的，近期就去把谷崎先生请来，举办一个见面会，召集几个主要的人见一下。见面会我打算近期就举办，那时请您务必光临。”
没想到在中国有这么多的知己，我感觉像在做梦一般。中国的报纸上登了我来上海的事，我也是头一回知道（之后，我在中国的报纸上读到过西条八十氏回国途中经过上海的消息）。
然后，内山氏列举了新进文人的代表，谢六逸、田汉、郭沫若三人。谢君研究日本的古典文学，目前正在翻译《万叶集》和《源氏物语》。有时他会来店里，就《万叶集》和《源氏物语》中不懂的地方问内山氏，“等等，这里我也不太懂。”内山氏也常常不知如何是好。田汉君译有《日本现代剧选》（这本书分为第一集和第二集出版，目前仅出版了第一集————《菊池宽剧选》。由《父归》《屋上的狂人》《海之勇者》《温泉场小景》四篇组成，卷头有《新思潮》同人的介绍，记述了译者曾听冈本、小山内、里见、菊池、久米等人演讲的感想。商务印书馆发行）。此外，他还创作了戏剧集，将五个独幕剧都收录在一起，题为《咖啡店之一夜》（五个独幕剧为《咖啡店之一夜》《午饭之前》《乡愁》《获虎之夜》《落花时节》）。其中《获虎之夜》堪称杰作，听说同文书院的学生近日将在日本人俱乐部的舞台上试演这部剧。郭君是毕业于福冈大学的医学学士，如今弃医从文，被称作“中国的森鸥外”。这么说好像他已经上了年纪，其实他没那么大岁数。他比木下杢太郎还要年轻十来岁。田君和谢君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所以，这些人都是近来才出名，在这之前都吃了不少苦。特别是郭君在福冈时娶了一位日本妻子，也有了孩子，有一段时间连买米的钱都没有，与贫困做了艰难的斗争。内山氏说：“郭君夫妻关系很好。一起养育了这么多孩子，实在是辛苦，郭君很了不起，他那日本妻子也同样令人佩服。”之后我从同文书院的教授那里听说，文章受日语影响最多的，就是郭君。他既作诗也写小说，精通英语、法语和德语，从这一点上看，的确称得上是“中国的森鸥外”。
以上三人自然会出席见面会。其实，中国的文坛也分许多派别，谢君一派与田君郭君一派多少有些争执。可能会出现一些气氛比较微妙的场面，不过来还是没问题的吧。另外，新剧运动的旗手、独具一格的欧阳予倩君也要来。此人毕业于早稻田大学，自己演戏，也当导演，最近还在制作新的电影。是集小山内薰氏和上山草人氏特点于一身的人物。会场设在内山书店的二楼，因为那里无法容纳所有希望见面的人，于是先叫了几个重要的人。
内山氏的这一想法正合我意。我对其表达了深深的谢意，并拜托他多多介绍人才。
（二）见面会
见面会前一天的早晨，我接到了内山氏打来的通知电话。不巧，当天我要打伤寒的预防针，一日不能饮酒，我想要是能换一天就再好不过了，可是大部分出席者都住在离租界很远的边缘地带，且方向各不相同，明天的会，今天通知改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于是当天为了我决定不喝酒，吃饭也再次安排了中国素菜（“功德林”有提供酒水，但听说不喝酒的才是正宗的素食）。
六点，我与在北京相识，已有八年未见的大阪每日新闻社的村田君一起出了门。日本人这边，除了我俩之外，还有前几天见过的宫崎君，中国戏剧研究会的塚本君、菅原君等。
我走进书店，暖炉前坐着一位穿黑色西服套装、戴眼镜的青年，此人便是郭沫若君。圆脸、宽额、看起来十分柔和的圆圆的眼睛。又直又硬的头发零散地向上竖起，一根一根仿佛可以数清似的从头顶往外放射出去。或许是因为有些弓背的缘故，从体型上看有些老成。
我们马上被带到二楼的会场。接着，谢六逸君来了。穿一套看上去像是春秋装的浅颜色的薄西装，上衣的下摆露出了里面的毛衣。这是一位脸颊饱满、稳重大方的胖绅士。
内山氏向谢君介绍郭君。二位不同派别的头号人物，借此机会，第一次见了面。之后，便开始了极为流利的日语对话。
谢君说：“我认识您的弟弟。我在早稻田留学时曾受教于他，精二先生是我的老师。”
我看了看他递过来的名片的背面，上面写着：
MR.LOUIS L.Y.HSIEH M.A（DEAN OF SHEN CHOW GIRLS扝IGH SCHOOL，PROFESSOR OF SHANGHAI UNIVERSITY）
也就是说谢君在从事文艺工作的同时，还是上海大学的教授，同时兼任神州女校的教务主任。
看了他的名片，再加上他稳重的谈吐和态度，以及稍微有点稀疏的头发，感觉他已经有相当的年纪了，但他说精二曾教过他，那他应该还很年轻。不知精二是否知道，他以前的学生，已经在上海取得如此高的成就了。
欧阳予倩君推门进来了。白皙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看起来像是舞台上的人。梳着大背头，头发乌黑发亮，鼻子挺立，线条十分好看。从耳后到后脖颈发际线处的皮肤尤其白皙。方光焘、徐蔚南、唐越石诸君陆续进来了。我右边的椅子上坐着谢君，左边坐着方君。
在中国，西装不像在日本那么流行，但是今天在此集会的人都清一色地穿了西装。而且，他们不仅是对我，他们之间交谈的时候也都尽量说日语。我移居关西之后，有段时间没参加过讲标准东京话的聚会了。
大家都已落座，正谈得起劲的时候，田汉君最后出现了。如果不是内山氏说了句：“田汉君来了。”我实在是没想到这位穿着朴素的西装的汉子竟是中国人。我可能会觉得，这人多半是东京的文人，名字暂时想不起来了。
田君的容貌风采与日本人如此相近，而且给我一种与我们趣味相同的印象。肤黑，瘦，脸长，轮廓分明，头发杂乱地自然生长，眼里发出神经质的光，长着龅牙的嘴忧郁地紧闭着，毫无笑意，习惯性地低着头，极力控制着的神情，像极了二十多岁的我们。
他面对着桌子，眼睛向上一抬环视了一遍在座的各位，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道：
“谷崎先生，这是我第二次见您。”
（这时，我再次被他的声音所震惊。那利落的语调不正是标准的东京腔吗？）
“是吗？你见过我吗？”
“是的，见过。《业余爱好者俱乐部》在有乐座首映的时候，我去看了。那里面有您的特写镜头吧。”
“啊，是吗？那你是在电影中见到的吗？”
“我也知道栗原托马斯。你们曾去由比滨拍摄过外景吧。那时我正在镰仓避暑，看到过你们在拍摄。”
这使我不由得想起了遥远的大正电影创立时代的事。那是大正九年（1920年）的夏天。那时田君正好在日本留学。
餐桌上的谈话不久便转移到了中国的文坛和戏曲界。我最想知道的是，宫崎君说的日本的作品被大量翻译到中国，我想了解其范围和种类。我说了我的想法，我希望他们能帮忙收集这些日本作品的中译本，作为礼物带回日本文坛。
田、郭两君告诉我，其实有很多的计划，如果要找的话，日文书籍的翻译也有很多，很多人虽然已经把作品翻译出来了，但无奈一般的读书界还未进步到如此地步，所以书店并不愿将其作为单行本出售。
日本作家里最广为人知的是武者小路氏和菊池氏。前者的作品《一个青年的梦》和《他的妹妹》（《他的妹妹》中译本题为《妹妹》，由田汉氏的弟子周白棣翻译，中华书局出版。《一个青年的梦》目前我手里还没有），后者的作品有之前提到的《日本现代剧选》，比较正式出版的也就这些。其他的偶尔也有在同人杂志上发表的，不过这样的杂志一般寿命都不长，刚开始发行不久就停刊了，因此想从中收集作品并非易事。
不过，他们表示：“您如果确实需要的话，在您回国之前，我们会尽可能收集起来给您的。”
我说道：“原来如此，如今的中国就相当于我们的《新思潮》时代吧。”
“正是，正是。”田汉君马上点头说道，“戏剧方面也同日本的那个时代相似。所以我们即便写了剧本，也不敢奢望能在剧场上演，最多也就是一些非专业演员偶尔小范围试演一下。”田汉君诉说着自己的不满。
郭君苦笑着说：“总之，如今的中国还处在一个令人羞愧的状态。”
“那也是没办法的。我们也都是从那样的时期过来的。你们现在才二十多岁，还要蛰伏十年以上。”我再次回忆起自己的往昔岁月，今日能作为前辈在这里与他们畅谈，我感到非常愉快。
“真是没办法呀，我现在也暂且一边从事着电影工作，一边等待时机成熟。”
欧阳君也感慨道。于是我们谈到了上海的电影公司。现在上海称“某某影片公司”的有四十多家，但有摄影棚的仅有一两家。女演员中最近最卖座的是张织云小姐。
不过日本这边的人认为，中国的电影，故事太过崇洋，尚不成熟。“这话确实不假，不过我所在的那家公司将田汉君聘作客座成员，我正打算将田汉君的作品导演出来。”欧阳君辩解道。同时还答应我，过几天带我去公司看看，将女演员们介绍给我认识。
我们从崇洋，谈到了中国戏剧的低俗，然后开始了对绿牡丹的攻击。去年，我在关西看过绿牡丹的《神女牧羊》，最后一幕那段模仿足尖舞的舞蹈实在是跳得不成样子。这种舞蹈只有肉体妖艳的女子跳起来才好看。虽说只是模仿，可实在是跳得太差。我听说这出戏是绿牡丹的拿手作品，更是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日本观众对这样的舞蹈鼓掌喝彩，我感到十分可悲。————不，绿牡丹并不是一流的演员，在上海有比绿牡丹更优秀的演员，这是今天在座同仁的一致意见。
今天没有酒，这一点我对其他人也是十分过意不去，好在菜很不错。内山氏说，之前他曾带一名日本厨师来中国，请他试吃了各类菜，问他最好吃的是哪个，对方回答最佩服的是素食。
一般的菜品，好吃是因为食材丰富，是如何烹饪出来的大致也能想象得出，可是，用有限的食材，能做出如此美味且富于变化的素食，实在无法想象是怎么做出来的。那个厨师非常佩服地说，素食的烹饪技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
其实，中国的素食非常发达这件事，我从朋友笹沼氏————偕乐园的老板那儿常有耳闻，但我之前来中国时没有机会吃，前几天在“功德林”，是我第一次吃素食。不过今天的菜与“功德林”的相比，要更加精致。
我问了他们，原来今天的饭菜是从一家叫“供养斋”的店订的，因其掌柜与内山氏相识，故今天的菜做得更加用心。
我想了想菜品的原材料，主要是麸、豆腐、豆腐皮，其他的也仅有猪牙花、糯米汤圆、面粉。将这些食材变化各种形状，最后做成不同的菜送过来。看上去和普通的菜没什么区别。例如，有燕窝，有烧鸭，有鱼丸汤。用这些食材，可以将羊羹做成刺身，将豆腐皮做成鳗鱼烧，这便是日本的素食了。但是日本的素食只模仿到了色和形，中国的素食连我们的味觉都能骗过，令人惊讶。
当然，味道不能说是完全一样，但燕窝的那种黏稠的口感，鸭肉的浓重的肉感，浓香的、滋润的、清淡的、深厚的，一般菜肴里所应具备的丰富的味道，这里都有。
说到素食，我一直以为是难以饱腹的寡淡料理，结果没想到与鱼肉一样让人吃得非常满足。厨师的手艺到了这个程度，也可以称之为一种魔法了吧。最奇妙的是，好几道清汤，竟然风味都各异。听说中国有几百种菌，应该是将其用作原料了吧。
“其实，我没想到会这么好吃，我从未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我放下筷子，不由得感叹道。
话题一度转到中国菜，大家开始热烈交谈起来。我之前认为，与北京、南京、苏州、杭州等地菜肴相比，上海菜最难吃，但那是因为一般广为人知的饭馆不怎么好吃，而去搜罗一下一些日本人不常去的小饭馆，倒是别有一番风味。
这些小饭馆，不会使用一些芦笋、英国面包、牛肉、牛奶等西洋的食品，越是下等的地方，就越是有日本家常菜的风味。例如，二马路那儿有一条饭店街，即食伤新道。那里像东京的木原店、大阪的法善寺小巷似的，小饭馆林立，绅士和工人都会去。
前不久，宫崎君曾带着我到过那儿的一家叫“老正兴馆”的小饭馆，那里做的是正宗的宁波菜，据说客人里很多都是宁波人。原料大部分用的都是新鲜的活鱼。吃了那个，让我想起来小时候母亲做的家常菜炖鱼。
之后又拿出河虾和一种叫蟹子的小扇贝，用热水焯一遍，还滴着血就盛入盆中供人食用。四马路的聚晶馆里，有嫩豆腐做的汤，还有炖大芥菜。
一次，我同I君一起，把心一横去了一家看起来不太干净的店，那里端出来的是煮芹菜（大概中国人比我想象的要喜欢吃蔬菜。吃饭的时候也一直在吃一种叫香菜的菜）。这些菜无论是色彩还是味道，跟我们从小吃的家常菜都无大异。虽然用的油不同，但用的方法很巧妙，所以吃起来一点也不腻。由此我深感日本和中国的风俗习惯是多么相似。
如今在日本不怎么流行的粽子，在中国大家经常吃。日本的粽子是一种点心，还处在尚未开发的状态，这次我在中国吃了粽子后，才明白本家到底还是本家。光是粽子的种类就有二三十种。大致分为甜咸两类，里面包着的不是黏糕，而是糯米。糯米饭中，有的包着豆子，有的放入了火腿适量增加咸味，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粽叶的香味也起了作用。包好的粽子放入像日本的关东煮店里的大锅咕嘟咕嘟地煮，在街旁卖。一个卖三文钱，吃三个肚子准饱了。我说，没有比这更加便宜又好吃的东西了。
“这在这边叫粽子，很好吃的。日本人总觉得那不干净，都不吃，其实是煮好后直接从锅里拿出来的，并没什么不干净的。在中国，那些看似不太干净的地方，有许多美味。”内山氏也深表同感。
“对了，中国人喝日本人最爱的玉露茶吗？”我问道。
中国人喜欢喝热茶，因此不喝玉露茶，但是对沏茶的方式和茶具的讲究，有自己的一套传统。茶道名人使用的茶具，有很多是紫砂陶等高级品。关于这个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从前，在福州还是哪儿有个财主，因痴迷于茶而倾家荡产，最终到了乞讨的地步。即便如此，他平时喜爱的一个茶具也是片刻不离身。有次，他去豪富之家门口乞讨时，提出：“很早以前就听说这家的主人秘藏了珍贵的茶具，是精通茶道的名人，希望能赐我一杯茶。”主人颇感稀奇，便请这乞丐进府里喝茶，乞丐说道：“茶艺果然不错。不过我这儿有一副茶具，请用这个倒一杯茶喝喝看。”说着，从破烂不堪的衣服口袋里取出一个茶杯，倒入茶请主人饮。主人一试，顿觉香味馥郁，口中满是清香，比他之前拿出来的茶好上百倍。茶叶还是之前的茶叶，水也还是之前的水，然而乞丐的茶杯及沏茶方式，都比主人的要更胜一筹。于是，主人与乞丐之后也经常就茶道交流切磋，成了无双的密友。
“这样的逸事还有不少。”座谈会的话题还未结束，我们约好了再会，便在十点散会了。我邀请郭君和田君，三人一起边散步边聊。
郭君说：“日本文人的稿件以四百字为单位，而中国却以一千字为单位。而且，日本的小说，对话都是一行一行地写，中国却是连着都写满。因此，即便是一流的作者，一千字也才七八块大洋，实在是难以维持生计。”
田君说：“上海叫‘某某大学’的很多，我们都在这些学校当教授来维持生计。光靠稿费远远不够。”然后开始批评日本的现代诸家。他们的观察直击要害，他们不仅读了许多的著作，有时连我们文坛的内幕都知晓，这些也不全在意料之外。
“不久，日本的作品全都会被翻译出版。”田君说道，“周作人是人道主义者，主要翻译白桦派的作品。可是从介绍日本艺术的角度出发，应该更公平地选择作品。”可田君、郭君虽如是说，他们的倾向其实也还是人道主义。菊池氏的文章翻译起来最容易，里见氏的文章最难。这一点我也认同。
二人来到我下榻的一品香旅馆，我们喝着绍兴酒，又聊了一会儿。借着酒劲，两君坦率地说了现代中国青年的烦恼。
“我们国家古老的文化，正在一点点地被西洋文化驱逐。产业组织被改革，外国资本流入，他们坐享其成。他们说中国是无尽的宝库，开辟了新的生财之道，可我们中国的百姓没有得到丝毫利益，反倒是物价不断上升，我们的生活越来越难。虽说上海是繁荣的都市，可是掌握着其财富和实权的是外国人。并且，租界的奢侈之风逐渐向乡间蔓延，腐蚀着朴实的老百姓的心灵。农民勤勤恳恳地耕地，却赚不到钱，可是又被激起了购买欲，因此越来越穷。我们的家乡田地荒废，农业衰落。”
两君说，这都是外国人的杰作。实际上，我听说的并非如此，排外思想仅出现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去乡间看看，中国的百姓至今仍悠闲地认为“帝国主义与我何干”，对政治和外交毫不在意，吃着便宜的食物，穿着便宜的衣服，安于现状，悠闲地生活着。
“不，不是这样的，农村人现在不像之前那样悠闲了。”两君悲观地说道。
“财富往都市集中，农村渐渐凋敝，全世界都是如此，这不仅是在中国才有的现象。”我说道，“而且，所谓外国资本，主要是美国和英国的资本，他们的钱正在席卷全球。经济上的情况我不太懂，可是日本也是被英国人的金钱势力所支配着的。也就是说，他们在全世界坐享其成，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不只是中国。而且中国幅员辽阔，只要稍微借一点钱，就能开拓生财之道，这比其他国家好了很多。”
“不是这样的。”郭君立即否定了我的说法。
“日本和中国不一样。现在的中国不是独立国家。日本是借钱来自己用，而我们的国家是任凭外国人摆布，我们的利益和习惯都被无视，他们在我们国家的土地上建造都市、建立工厂。而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国家被蹂躏，却什么也做不了。我们这种绝望的、自毁式的一动不动地等待的心情，绝不仅仅是政治问题或经济问题。这使得我们青年的心情变得如何的黯淡，因为日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所以无法理解。一旦出现对外事件，就连学生们也都闹得厉害，也是因为如此。”
“日本的所谓‘中国通们’可不是这么说的。他们说中国人在经济上是伟大的人种，却没什么政治能力。就算没有，因为他们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对此毫不在意。即便国家的主权被外国人掠夺，他们还是能心平气和地勤勉工作，不断积累财富。这既是中国人的弱点，可也隐藏着其坚忍顽强的特点。中国自古几次被外国人征服，可是中华民族一点也没衰败，反而不断繁衍壮大。反倒是征服他们的人，被中国固有的文化征服，最终融入到‘中国’这个大熔炉中。”
“可是以前的征服者，都是比我们文化程度低的民族。中国遇到比自己文化程度高的民族，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他们从东西南北入侵中原。他们不仅在经济上入侵，还恶事做尽，搅乱我们的国家。若不是他们借钱给军阀，向他们出售武器，设立租界这样的中立地带，国内也不会像今日这般动乱不堪、战争不断。中国以前也有过战争，可是今日之状态，与以前的野蛮人的入侵和单纯的内乱性质完全不同。我们清楚地明白这一点。不，不仅是我们，全体国民都有这样的觉悟，这次与之前的任何一次都不同，我们的对手不是野蛮人，我们必须认真地去对抗。国家的概念，恐怕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更深入地渗透进民众的脑子里。”
“我曾听说过这样的事，应该不实了。”我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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