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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的人的集合意识，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即“模拟的意识”、“能才[1]的意识”、“天才的意识”。这里所谓的“意识”，不用说当然是指“意识的焦点”，即F。而此种区分，是就内容的形质[2]而言，是从这三类意识之间的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并不是列举内容的实质所得出的结果。“实质”依照时代的推移而推移，若不从某一时期加以考察，就无法加以说明。
（一） 模拟的意识，指的是自己的意识之焦点容易被他人所支配。所谓“被支配”，是指当你去“甲”就“乙”的时候，自然而然追随他人，亦步亦趋。总之，在嗜好方面、主张方面、体验方面，都模仿他人而行。模仿，对社会的构成，正如胶合剂一样。假如社会缺乏相互的模仿，就仿佛万有引力的失效使宇宙天体大乱一样，社会便会四分五裂、濒于瓦解。所以有学者说：社会即是模仿。人们喜欢模仿，才使学者做出这种总结。曼特伽扎[3]在其所著《脸型与表情》（Physiognomy and Expression）中写道：“试在稠密的人群中喊道：着火啦，着火啦！或者再手舞足蹈地拼命奔跑。第一种情形是，多数的人将停步询问其故。第二种情形是，人们会将忘掉自制，应声而跑。动作较语言更具有机械性，由其机械性而生出模仿。如有人不信我的话，那就请他在阴晴未定时，站在大街上忽然撑开雨伞，或坐在公共马车里，把手插在裤袋中做掏钱付费状，你就会发现接下来撑雨伞、掏钱者决不止一两人。这不过是为机械性的习惯所控制，而对他人加以模仿而已。”（第84页）曼特伽扎就人体动作所说的这段话，不用说也可适用于动作以外的复杂的思想。我以为人们之所以如此，是基于生存竞争的大法，假如在这一层面的模仿上处在社会水平线以下，那就会在社会上无以立足，而在日常的人事交往中遭受挫折。婴儿的发育虽有赖于乳母喂养，但若使婴儿缺乏模仿的能力，那也许会使其在不到髫发之龄便夭折吧。每日吃三顿饭，是模仿；入夜而眠，是模仿；起居有节，是模仿；进退有度，是模仿。路上避车，闹事避马，而不致毁伤发肤，也是模仿。模仿便是如此的必要。生存于成人社会，而无不测之变，是因为其思想、行为、言论适合于那个社会。而小孩儿模仿大人，一般也是为了具备适当的资格以生存于社会。我们也是接受了模仿他人的自然之命令而出现于这个世界上。社会的存在，足以证明了这种模仿性是以怎样的程度在人与人之间通行。
模仿是如此的必要，是形成人类社会并维系之的根本要义。我们把生存上必需的模仿性，应用于其他方面，于是就产生了第二义的模仿。所谓“第二义的模仿”，是指本无必要，却为好奇心驱使而模仿他人。例如小儿之模仿其父，奴婢之模仿其主妇。在某种情况下，甚至是模仿病态的嗜好，而使世人瞠目结舌。像十九世纪初大逞其威的厌世文学的潮流就是。勃兰兑斯[4]曾说：“发生于十九世纪初的厌世观，就带有一种病患的性质。而此病患，不是一个国家的某个人所有，而是一如中世纪传播全欧那个宗教狂似的流行病。勒内[5]不过是罹患此病的天才的人物最早的例子而已。”如果有人说这不是模仿，那我就要回答道：普通的模仿，是有意的模仿；而此时的模仿，乃是受自然之命的模仿，是超出自我意志的不由自主的模仿。
模仿是为了消泯社会的差别，而使各人都趋于齐整状态。在纷纭错杂之上，添上统一的外观，彼此互通，而使生甲乙无二致。因此，富于模仿意识的人，作为个人，不会成为他人的靶子，故而少有生存的风险，处境比较安全。富于模仿意识的社会，最能够维持现状。因为只是遵守历来的习惯，把守父祖的遗业，传承历来的趣味嗜好，与左邻右舍步调一致，好恶相同，故而秩序井然。富于模仿意识的人，在平时则构成了社会的大部分。因为是大部分，故在数量上最为强有力。不单是在数量上，多半在实力上也占优势。然而，反之若以创造力（originality）的多寡为标准来看待这种模仿意识时，那它的势力可就很贫弱了。一般而论，富于模仿意识的都被视为平凡、平庸，是因为他只是一味地模拟他人，只想与他人保持一致。从文学上说，这样的人便是可有可无的诗人、小说家了。歌他人所歌，美他人所美；人说这是诗、这叫小说者，他就认为这是诗、是小说 ———— 所谓“模拟[6]的综合性的F”，意思就是如此。
（二） 然而，所谓“模拟”这个词，需要先将模拟者和被模拟者对立起来，然后才能使用。关于模拟者F，已在上一段述其大意了。欲使模拟者成其为模拟者，就要给他提供作为目的的F。这种F，未必是从同时代人传授来的，在意识的顶点中也不显著，表现在习惯也好，表现在读书上也罢，在一代人中，这类人并不是没有出类拔萃、富有影响力的人物的。我不知道这种积极性的F何以名之，不过可以姑且称之为“能才的F”，以方便论述。
关于这种F，要阐述其实质，正如开头所说，是颇为困难的事情。因为它们也和我们一样，一分钟不停地始终推移着，而不滞留于一处。因此，欲了解其实质，便须划出其发生作用的某一时期，在这个范围内才能加以具体的说明。也就是说，虽是具体的，但因为只限于某一时期，而不能转用于其他时期。而脱离时空二维空间的一般性议论，都不过是就其形质，所做的抽象说明而已。
我们的意识的特点，无论是一分钟、一小时或一年，都从朦胧的“识末”开始，达到明晰的顶点，逐次又增加朦胧之度，自起点下降到识阈[7]。如此完成了一条波动曲线时，又反复如上的过程，再显出新的波动。只要生命继续，社会存在一日，流动的曲线就一日而不停止。因此，F必定意味着推移（想象一下没有活动的F，那我们不得不脱离记忆的观念。只是因为不能停留于一个F而左顾右盼、前后连接，所以我们便和F合二为一了。甚至意识不到这就是合二为一）。要想看那个要推移的F时，我们至少不得不想象a、b、c是连续的三个F的状态。现在假定一个时代的综合意识（模拟的）在于b，那么在其前面的a，便不过是在识阈的近旁存在一个渺冥的幽影罢了。同时，可以假定在其后面的c的状态，将从识阈之下生起，暗中准备着要来夺取这个顶点。换言之，b此刻虽然占据着意识的焦点，但是它就像是骄横的平家武士[8]，早晚非让大位于c，而不得不从焦点降下来。因此，b的倾向逐渐变成c，同时形成了意识的内容。此时，天下大众的F，大都向同一方向移动，所以早一步行动的人，便能早一步达到大众的目的地c；能早两步的人，便早两步达到大众的目的地c。“能才”的F，一般是先大众十步或二十步，达到大众将到的下一个焦点，回头来指挥大众。落后的大众不甘落后，又不能半途折回，而转到别的焦点方向。一般说来，b具有非推移到c的位置不可的宿命，而不论是快是慢。正如一定要到达品川[9]，无论是坐电车还是步行。非到品川不可，这是前提条件。如因为赶不上火车，便不去品川了，这就无视当初的前提了。因此，“能才”的意识波动，照例是每个波动都走在天下大众之前。此波动与大众不并行，虽然有时不免处心积虑地加以筹划，但是多数时候受制于身心的因果。例如在讲堂听讲义时，讲义的题目、讲述的巧拙、堂外的天气、室内的空气，都一样影响学生，有时会使他们生起厌倦之意。这时候，厌倦虽是一般听讲者所必有的，至于厌倦发生得迟早，则是不能预知的。最初意识到厌倦并打呵欠的“能才”，并非是为了将“能才”发挥在打呵欠上，也没有理由在这个事情上领先其他的听讲者，操纵厌倦情绪的波动，并把呵欠的意识明确置于焦点之中。同样地，最后打了呵欠的人，也不一定是以庸才自甘的，他也未必因为连打呵欠都落后于人而感到羞耻吧？然而无奈机缘未熟，终不能悟得呵欠之意，故而最终免不了受嘲笑。
“能才”的F，在模拟的F必须到达的点上，先于“模拟”的F而到达，所以在数量上远不如后者多，可是在逐渐吸收后者于自身这一点上，则较后者要占优势。世间评价这种人物，说他们是见机行事者，或是审时度势者。这些世俗评论中，似乎没有区别偶然先行一步和有意走在前头这两种情形，更没有意识到在这两种情形中，前者为数较多。日俄战争时，有预知战后工业将勃兴，于是收购了很多股票，以致身家千万者，显然是具有这种F的人。商业上的事不仅要深思熟虑，还有甘冒很大的风险，故而与诗人作诗，文人作文大不相同。创作之士，立足于趣味之上。趣味不是思索，而只是时尚、流行和自我的结合，只是一樽芳醇酿于胸中，应机而吐醇香，而且多半是无意识的。若在内无所酝酿，则无论怎样挖空心思、周密设计，试图引领天下潮流走向，只因是随理智之命而运笔，依人为设计而着句，而最终要归于失败，这是显而易见的。“能才”的F之成功于文坛者，自古以来举不胜举。拜伦一大早在床上揉着睡眼，发现自己已经成了名人。吉卜林[10]因写印度的故事而得名，都属此类（像那著名的玛丽·科莱丽在文学界的影响，则与此大不相同。他之所以有很大影响，不过是具有一般的“集合的F”即“模拟的意识”而受读者欢迎而已，因此读者愈多，其作品便就越庸俗）。
（三） 第三种意识，可以名之曰“天才的F”。倘若要求对“天才的F”和“能才的F”加以根本的区别，恐怕任何人都是难以做到的。我只是将带有以下形质的人统括起来，名之以“天才的F”（希望读者不要拘泥于“能才”与“天才”的用语而徒增困惑）。
“能才的F”能为社会所欢迎，将成功之桂冠戴在头上；反之，“天才的F”不但不能得到俗众的赞赏，有时往往要和时代的风尚背道而驰，而不幸为社会所不容。所谓真言不入俗耳，所谓对牛弹琴，所谓马耳东风，说的都是“天才的F”迥异乎俗众。我们不得不再回到“焦点意识的波动”说，探讨天才的F何以不见容于社会。
在上一节中已经说过，当停留于“模拟意识”的F，眼有一片黑暗时，在能才的脑里，已在预想将F发展到下一步的F′。当能才在预想F′之时，有人已经将F′作为焦点意识了，那么这个人便是比能才先行一步，有了先见之明。假如有人不仅意识到F′，而且能预想下一步的F″，不仅是预想，并且是意识，更进而及于F′″。又不安于F′″，而及于F″″，最终达到Fn。这个人便是在多数民众固定于F的时候，少数能才在预想F′的时候，已经越过了许多波动，而到达了Fn。Fn虽是F迟早必到的目的地，但在多数人的“现在之F”的判断中，因其间隔太远，在现在意识的周围无论如何也看不到Fn的影子。因此，他们不但不能认可，而且还加以排斥。人们之所以有同类相聚的禀性，是因为在同类之中，将离自己最远的加以疏远、并予以驱逐了。“天才的F”遭受失败和压迫，将这一事实，放在“焦点意识”的理论中加以理解的时候，似乎可以把这作为一种理解的方法。依此我们可以总结出凡人和天才的如下差别：凡人和天才，是依照F在意识中的快慢而决定的；凡人和天才的距离，是F和Fn的间隔。F可以具有沿着自然之流，而自行到达Fn，故不能在其性质上决定两者的差异。因而凡人和天才的差异，不在其所意识的内容的性质，是在其意识的先后快慢。但是先后，并非无关乎实质。严格说来，是从发生波动的时候（而不是其他时候），其意识的内容就有了差异。比方一个人的幼年和壮年时的差异。就这个人而言，两个时期都是同一人，然而不经过一定的时间，幼年便不能达到壮年，所以两个年龄段，从其所受不同时间的支配一点上看，是不同的；而如果对那少年出示一张照片，说他二十年后体态容貌非长成这样不可，那么少年肯定因其时间距离太远，不但不会认可，反而要憎恶了，这就是凡人对天才的态度。
我们不认为这种解释是不对的，然而不能以此为唯一的解释。从“焦点意识”的原理看来，凡人和天才的差异，似乎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如果依照上一节的解释，天才的意识流动与一般的推移，仅是其阶段（stage）的差异。至于推移的过程与次序，不但丝毫不矛盾，并且是十分一致而不相违背的。然而我们既容许这种解释，同时又相信想象的自由。
（甲） 在天才的“意识焦点”中，有一个为他人所不能发现的东西，可以称之为“核”，为此焦点F的主脑。这个主脑，怎样发现，又怎样处于现在的状态，这不是我们所要说的。我们所要说的，只是这个“核”的存在。假定“核”的存在之后，我们还要说：天才的F，也像常人一样推移，形成不断的波动。不过将此波动的一个起伏曲折，切取短短的一段，而考察其焦点时，我们常常要遇到特殊的现象。所谓“特殊的现象”，就是说，在任何焦点里面，此“核”作为要素都保持其地位。于是，在从F移到F′，从F′变成F″，只为了一个“核”的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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