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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在这里要求知道什么？
我们渴望有一部人类历史，但确实并非一部有关已往的、而是一部有关未来的时代的历史，因而是一部预告性的历史；如果它不能以已经为人所知的自然规律（例如日月蚀）为指导，我们就称之为占卜的但却自然的历史；然而如果它不能以别的方式而唯有通过超自然的感通和开辟对未来时代的眼界才能获得，我们就称之为预言的（先知的）历史。————此外，如果要问：人类（整体）是否不断地在朝着改善前进；那么它这里所涉及的就不是人类的自然史（未来是否会出现什么新的人种），而是道德史了；而且还确乎并非根据种属概念（singulorum），而是根据在大地上以社会相结合并划分为各个民族的人类的全体（universorum）。
2.我们怎样能够知道它？
只能是作为对未来时代行将到来的事件之预告性的历史叙述，因而也就是作为对将要来临的事件之一种先天可能的陈述。————然而一部历史是怎样先天成为可能的呢？答案是：如果预告者本人就制造了并布置了他所预先宣告的事件。
犹太的先知们曾很好地预告过，他们的国家或迟或早行将不仅仅是倾颓而且是完全解体，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他们这种命运的创造者。他们作为民族的领袖给他们的体制压上了那么多教会的以及由之而来的公民的重担，以至于他们的国家已经变得完全不适应于维持它本身、而尤其是与它相邻民族的关系了。因此，他们祭司的哀歌就必定自然而然地会枉自随风消逝，因为他们顽固地坚持那种他们亲自缔造的但不能实现的体制，于是他们本身就能够准确无误地预见到结局。
我们的政治家，就他们的影响所及，也正好是在这样做的，并且也正好预告得同样幸运。————他们说，我们必须把人类看成是他们实际的那样子，而不能像对于世界孤陋寡闻的学究们或者好心的幻想家们梦想着他们所应该成为的那样子。可是这种他们实际的那样子也就是说：我们通过不正义的强制、通过政权随手捏造背信弃义的阴谋而把他们造成的那样子，那便是他们既固执不化而又反叛成性；当政权稍微一放松它的缰绳，于是就确实会得出这些自命聪明的国务活动家们的预言所证实的可悲的结果。
牧师们也时而在预言着宗教的完全倾颓以及反基督者的即将出现；而这样说的时候，他们就恰好在做着实现这一点所必需的事情。他们并没有想着把直接导向人类改善的道德原则置诸于教徒们的心里，而是把对它起间接作用的遵守戒律和历史信仰当成了最根本的义务；从这里面确实可以生长出来像在一个公民体制中的那种机械的一致，但是决不会有任何道德观念上的一致。可是这时候他们就叹息人们不信宗教了，而这却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因此即使他们没有特殊的预言天分，也能够做出预告。
3.关于我们所要求预先知道的未来事物的概念的划分
预告所包括的情形有三种。人类在其道德的天职上，或者是继续朝着更坏倒退，或者是不断朝着改善前进，或者是永远停顿在被创造界中自己道德价值的目前阶段（永远环绕着同一个点旋转也和这是同一回事）。
第一种主张我们可以称之为道德的恐怖主义，第二种为幸福主义（如果从广阔的前景来观察进步的鹄的，也可以称之为千年福主义）；但是第三种则可以称之为阿布德拉主义；既然道德上的真正停顿乃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场在不断变化着的上升和同样经常而深刻的堕落（仿佛是一场永恒的摇摆），就不过等于是主体好像始终停顿和留滞在同一个位置上而已。
a.关于恐怖主义的人类历史观
沦落为恶，这在人类不能是持续不断的，因为到了它的一定程度，它本身也就会绝灭。因此随着更大的、累积如山的罪行以及与之相应的灾祸的增长，人们就可以说：事情现在已经变得不能更坏了，最年轻的日子就要临头了；虔诚的热心人现在已经在梦想着一切事物的再度来临以及一个更新的世界了，————当这个世界在烈火之中被消灭以后。
b.关于幸福主义的人类历史观
我们的秉赋中为天性所固有的善和恶，其总量始终是同样的，并且在同一个个体的身上既不会增多也不会减少，这一点总是可以承认的。————那么我们秉赋中的这种善的数量又怎么得以增多呢，既然它必须通过主体的自由才能够出现，而反过来主体为了这一点又需要具有比自己过去更多的善的积累的话？————作用不能超出作用因的能量之外，所以人身中混杂有恶的善，其数量也不能超出善的一定总量之外；但超出此外它才能努力向上并且从而也就能总是朝着更加改善而前进。因此幸福主义以其乐观的希望看来就似乎是靠不住的，而且在善的道路上永不休止地继续前进这方面也不大能许诺什么东西是有利于一部预言的人类历史的。
c.关于阿布德拉主义的人类预先
决定自己历史的假说
这种意见很可能在它那方面拥有大多数人的同意。忙忙碌碌的愚蠢乃是我们这个物种的特性；我们匆促地走上善的道路，却又并不坚持走下去，而是为了不至于束缚于一个唯一的目的，哪怕就为仅仅来一次改变，也要把进步的计划给颠倒过来，建设就是为了要能破坏，于是我们便把西赛福斯的石头滚上山去为的是好让它再滚下来这样一桩毫无希望的努力加给了我们自己。因此在人类的天然秉赋之中，恶的原则看来似乎倒不是和善的原则很好地混合（溶解）在一起的，反而更是每一个都被另一个所中和；它的结果就成了无所作为（在这里就叫作停顿）。使善与恶这样有进有退地交互进行，以至于必须把我们这个物种在这个地球上与自己打交道的整个这一幕都看作是纯属一场滑稽剧；这样一种徒劳无功的事在理性的眼里看来，比起其他种类的动物能以更小的代价而又不费理解地演出这一幕所具有的价值来，就并没有能赋予人类以更大的价值。
4.进步问题不是直接由经验就能解决的
即使我们发现，人类从整体上加以考察，可以被理解为在漫长的时间里是向前的和进步的；可是也没有一个人能因此就认定，正是由于我们这个物种的生理秉赋，目前就决不会出现一个人类倒退的时代了。相反地，如果它向后并且以加速度的堕落陷于败坏，我们也无须沮丧，以为就不会遇到一个转折点（punctum flexus contrarii），到了那里凭借着我们人类的道德秉赋，它那行程就会再度转而向善的。因为我们要探讨的乃是行为自由的生命，他们应该做什么确实是可以事先加以命令的，但是他们将要做什么却是无法事先加以预言的。当事情的确变得很坏的时候，他们就出于自己所加于自己的罪恶感而懂得采取一种格外强烈的动机，使之变得要比在这种状态以前更加好得多。————然而（古瓦意埃院长说）：“可邻的有朽者啊，你们除了无常而外就没有任何永恒的东西。”
也许这是由于我们采用来借以观察人世事物的进程的立足点选择得不正确的缘故，故而它才对我们显得矛盾重重。从地球上看来，行星是时而后退，时而静止，时而前进的。但是采用太阳为立足点，————这一点唯有理性才能做得到，————它们就会依照哥白尼的假说而在它们合规律的轨道上不断地前进了。然而也有一些并非完全愚蠢的人，却喜欢顽固坚持自己解释现象的方式和自己所曾一度采用过的立足点；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竟使自己纠缠于第谷的圆和圆外圆到了荒谬的地步。————但不幸正在于，当问题涉及预言自由的行为时，我们却无法把自己置于这种立足点之上。因为那会是超乎一切人类智慧之外的天意的立足点了，天意是也要扩及于人类的自由行为的；而人类的自由行为固然也能被人类见到，但却不能确切地被人类预见到（对于神明的眼光，这里面却没有任何区别）。因为人类的预见需要根据自然法则的联系，但在有关未来的自由的行为方面人类却必须放弃这种引导或指示。
如果我们能够赋予人类以一种天生的、不变的、尽管是有限的善意，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准确地预告他们这个物种是朝着改善在前进的，因为这里所遇到的事件乃是他们自己所能造就的。但是由于秉赋中的善混合了恶，而其总量又是他们所不知道的，所以他们就不明了自己可能从其中期待着什么样的效果了。
5.然而预言中的人类史又必须联系到某些经验
在人类史上必须出现某些经验，它们作为事件足以表明人类的特性和能量乃是他们朝着改善前进的原因及其创造者（既然那应该是一种被赋予了自由的生命的业绩）。但是从一种给定的原因而得以预言作为其效果的事件，那却只能是在一道参与这种作用的环境已经呈现的时候。然而这些环境之必定会有一度呈现，一般地是很可以像在博弈中计算概率那样来加以预言的；但是却无法确定这种预言所肯定的东西在我一生之中是否会实现以及我是否会获得对它的经验。
因此就必须找出一桩事件来，它可以表明这样一种原因的存在以及它那因果律对人类的作用，但在时间上却又不限定，并且它还能得出朝着改善前进的结论作为其无可避免的结果。然后这一结论还要能够这样地扩大到已往时代的历史（即它永远是在前进的），以至于那个事件的本身并不必须被看成是这种历史的原因，而是必须被看成只不过是一种示意、是一种历史符号（signum rememorativum，demonstrativum，prognostikon［回忆、指明、预示的符号］），并且从而能够表明人类整体的趋势；也就是说，并不是就个体来加以考察，（因为那就会弄成无穷无尽的列举和计算）而是要像发现他们已经在大地上分成为各个民族和国家那样地来加以考察。
6.论我们当代的一桩事件，它表明了人类的这种道德倾向
这桩事件并不是指什么人类所成就的重大的功绩或罪行，从而使得伟大的东西在人间会变得渺小或者渺小的东西会变得伟大，并且仿佛是由于魔术似的使得古老的、辉煌的国家结构消灭，而其他的国家结构则好像是从大地的深处冒了出来并取而代之。不是的，根本就不是任何这类东西。它仅只是指观察者的思想方式，这种思想方式在这次大变革的演出中公开地暴露出来，并且甚至对演出者的这一方明白表现出一种如此之普遍而又无私的同情来反对演出者的另一方，以致竟冒着这种党派性可能对自己非常不利的危险。然而这样（由于普遍性），它就表明了人类全体的一种特性以及同时（由于无私性）他们至少在秉赋上的一种道德性；那使人不仅可以希望朝着改善前进，而且就他们的能量目前已够充分而言，其本身已经就是一种朝着改善前进了。
一个才华横溢的民族的这场革命，是我们今天就目睹它在我们自己的面前进行的，它可能成功或者失败；它可能充满着悲惨和恐怖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一个善于思想的人如果还希望能再一次有幸从事推进它的时候，就决不会再下决心要以这样的代价来进行这场实验了。————就是这场革命，我要说，却在一切观察者（他们自身并不曾卷入这场演出）的心目之中都发现有一种在愿望上近乎是热诚的同情，何况那种同情表现的本身也就带有风险，因此它除了人类的道德秉赋而外就不可能再有什么别的原因了。
这种道德倾注的原因乃是两重性的：首先是权利上的原因，即一个民族之为自己提供一种他们觉得对自己是很好的公民体制，决不能受到另一个强权的阻挠；其次是目的上的原因（它同时就是义务），即唯有一个民族那种按它的本性来说它就是被创造得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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