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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是特别在虔诚的谈话中流行的一种提法,即让一个临死的人说,他是要从时间进入永恒了。

    如果这里的永恒一词被理解为一种朝着无穷在前进的时间,那么这个提法事实上并没有说出任何东西;因为人确实是永远不会从时间里走出来的,而只能是永远地从一个时间前进到另一个时间。因此,一切时间的终结在这里就必须是指人类永不中断的向前绵延,但这一绵延(把它的存在作为数量来考虑)又必须是指我们对之确实无法形成任何(除了是纯消极的)概念并与时间完全无法加以比较的一种数量(duratio noumenon[绵延的本体])。这种想法有着某种令人恐惧的东西,因为它仿佛是把人带到一座深渊的边缘,而沉没到那里面去的人是没有可能再从其中回来的。(哈勒尔:“他被扣留在最严峻的地方,紧紧地落到永恒的强有力的怀抱里,再也没有让任何东西回来。”)可是又有某种引人入胜的东西,因为我们遏止不住地总要把自己畏缩的眼光再投到那上面去(neque unt expleri corda tuendo)。它是可怖的崇高;部分地是由于它那幽晦性使得想象力在其中总要比在光天化日之下更加有力地在起作用。最后,它还必定要以一种可惊异的方式而与普遍的人类理性交织在一起;因为我们在一切能运用理性的民族中,在一切时代里,都会遇到它装扮成这一种或另一种方式的。————现在当我们追循这一从时间到永恒的过渡,(在理论上,这种观念被当作是知识的扩大时,既可以具有也可以不具有客观的现实性,)就像理性本身在道德方面也要做出这一过渡那样,我们便会碰到作为时间实体并作为可能经验的对象的那场万物的终结;然而这一结局在目的的道德次序上,同时也就是这种作为超感的、从而就并不是在时间条件之下成立的实体的绵延的开始。因此它和它那状况就不可能是什么别的,只不外是它那品质的道德天职罢了。

    日子正有如时间的孩子,因为每一个后一天以及其中所包括的一切都是前一天的产儿。正如父母最后的孩子就叫作最末的孩子,所以我们的语言也喜欢把最后的日子(即所有的时间都告结束的那个时间点)称之为最末的日子。因此这个最末的日子就仍然属于时间之内;因为其中还有某种事情在进行着,(时间的持续既然还会存在,所以就不属于永恒,在永恒之中是任何事情都不再进行的,)而那种事情便是有关人类在其全部生命时间中的行为的清算。那就是审判的日子;因此,世界审判者之降福的或惩罚的判决才是万物在时间中真正的终结,同时也是(福或祸的)永恒状态的开始,在那种状态中已经降临于每个人的命运就停留在宣判(定案)时刻所分派给他的那种样子。因此最末的日子也就同时包括着最末的审判。————如果现在把最后的事物认为就是世界目前所呈现的那种形态的终结,也就是说星辰从天穹之上坠落下来,诸天本身倒塌(或者说它们的消逝有如一部书卷被卷起来),这二者都被焚毁,创造出一个新天和新地作为有福者的住所,以及一个地狱作为有罪者的住所;那么这个审判的日子就确实并不是最末的日子,而是还会有其他各种不同的日子继之而来。可是既然万物的终结这一观念并非源出于对世上事物的物理过程的,而是源出于对它的道德过程的推论,并且仅仅是由此而产生的;而后者,还有永恒性这一观念也是一样,又仅只能适用超感的事物(这是唯有在道德上才可以理解的);所以这类将在最末的日子之后而来的最后的事物,其提法便只能看作是对于末日及其道德的、但为我们在理论上所不可思议的后果的感受。

    然而应该注意到,自从最古的时代以来关于未来的永恒性就有两种体系:一种是单一论者的体系,它把永恒的福祉奖给一切(经过或多或少是漫长的悔罪而得到净化的)人;另一种是二元论者的体系,它把福祉奖给某些选民,而其余一切人则受永恒的惩罚。然而那种据说一切人都要注定受惩罚的体系,却很可能是没有地位的,因为否则的话就没有理由可以自解,为什么竟然要把他们创造出来了;而且消灭一切人也就表明了智慧有缺点,它既不满足于自己的作品,又不懂得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弥补其中的缺陷,就只好是把它毁灭。————不过这同一个难点也总是出现在二元论者的道路上,它禁止我们设想对于所有的人都加以一种永恒的惩罚;因为我们可以问,为什么要创造出这些少数人来,为什么哪怕是创造出一个人来,假如他的存在就仅仅是为了要永恒受罚的话,那就比根本不存在还要更坏了。

    的确,就我们所能看出的而言,就我们本身所能探讨的而言,二元论的体系(然而只是在有一个至善的原始实体之下)在实践的观点上具有这样一种占优势的理由,即每一个人都须指导自己本身(尽管他无权指导别人);因为就他所能认识的而论,理性并没有留给他其他任何对永恒性的展望,除了他自己的良心根据他迄今所度过的生活经历而在他生命终结时所显示给他的那种展望而外。然而要由此就构造出信条来,因而是一种其自身是(客观)有效的理论命题来,那么它作为单纯的理性判断却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有哪一个人认识自己本身、又有谁认识别人是如此之彻里彻外,乃至可以断定:如果他把一切人们所称之为幸运的功绩的东西,诸如他天生性格和蔼、他那天赋能力较高的更大力量(理智上的和理性上的,足以克制自己的冲动),此外还有幸运地偶然使得他幸免于别人所遭遇到的那许多种诱惑的机遇等等,都和他那自命是行为良好的生命历程的原因分开来;如果他把这一切都和他的真实性格分开来(正如为了恰当地评价这些,他就必须把它们排除在外那样,因为他不能把它们作为幸运的礼品而归功于自己本身的成绩);那么我就要说,有谁可以断定在一位世界审判者的洞察一切的眼前,一个人是否能凭自己内在的道德就处处都比别人优胜一筹呢?在自己本身的道德价值(及其应分的命运)方面这种偏袒自己的、浮面的自我认识,难道不会同样或许只是一种荒谬的自我蒙蔽,就正像对别人做出某种判断是一样的么?因而单一论者的体系和二元论者的体系,这两者作为信条来考虑,似乎都是完全越出人类理性的思辨能量之外的;并且一切似乎都使我们归结到要把这种理性观念绝对地仅仅限制在实践运用的条件之下。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前面还看不到有任何东西现在就能够教给我们以有关我们在未来世界中的命运,除了我们自身良心的判断而外;这就是我们目前的道德状况,就我们所认识到的而论,以合乎理性的方式所能容许我们加以判断的东西。那就是说,我们所发现直迄我们生命历程的终结一直都在统治着我们的那种我们生命历程的原则(无论它们是善是恶),到了死后也还会继续是那样;而我们并没有最微小的理由可以认为它在那种未来里面会有什么改变。因而我们就只好等待着在永恒性的善或恶的原则的统治之下与那种功绩或者这种罪过相称的后果;因而从这个角度着眼,我们的行为要做得就像另一个生命以及我们结束目前生命并跨入另一个生命时所具备的那种道德状态及其后果乃是不可更改的那样,也就是明智的了。因此从实践的观点来说,我们所采取的体系就必须是二元论的,却无需确定这两种之中哪一种才配有理论上的和纯思辨上的优势,尤其因为单一论的体系似乎是过分地沉溺于漫不经心的安全感之中。

    但是究竟人类为什么要期待着世界有一个终结呢?而且即使他们认可了这一点,又为什么恰好是一场(对人类的绝大部分说来)充满了恐惧的终结呢?……前一个问题的根据似乎就在于:因为理性告诉他们说,世界的绵延只是当其中的理性生命能符合他们的存在的终极目的时才有价值;然而如果这一点不能达到时,创化本身就似乎对他们是毫无目的的了,就像是一出戏根本没有结尾,也使人认不出有任何合理的目标那样。后一个问题则建立在人类本性的腐化这一见解之上,它简直是大到了绝望的程度;一定要对人类造成一场终结而且还确乎是一场恐怖的终结,才是(据人类绝大部分看来)与最高智慧和正义相称的唯一手段。————因此末日的预兆(因为哪有由伟大的希望所鼓舞的想象力是会缺乏征兆和奇迹的呢?)也就全都是属于恐怖那类的了。有的人就从不正义的蔓延、穷人由于富人的骄奢淫逸而备受压迫以及撒谎和背信的普遍流行,或者是从大地上各个角落里到处燃烧着的流血战争等等之中,总而言之,就从道德败坏和各式各样的邪恶迅速增加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在他们的想象里是以前的时代所从未见过的种种罪行之中,看到了它们。相形之下,另有的人则是从不平凡的自然灾异、在地震风暴和洪水或是彗星和气候的征兆之中,看到了它们。

    事实上,人类并不是无缘无故就感到自己生存的累赘的,尽管那缘故就在于他们自身。这一点的原因,在我看来似乎在于如下所述。————在人类的进步过程中,才能、技巧和趣味(及其后果,逸乐)的培育,自然而然地要跑在道德发展的前面;而这种状况对于道德以及同样对于物质福利恰好是负担最大而又最为危险的事,因为需求的增长要比可以满足他们的手段更强烈得多。但是人类的道德秉赋(就像贺拉士所说的poena pede claudo[报复姗姗来迟〕)尽管常常是踧踖在这些东西的后面,却总有一天(正如我们在一个明智的世界统治者之下很可以希望的那样)会赶过这些在其急促的进程之中是会自己绊住自己并且往往会跌跤的东西的。根据我们时代的道德与以往一切时代相形之下的优异性这一经验上的证明,我们自己就很可以培养一种希望,即最末的日子毋宁是以一种以利亚的旅程却不是以一种类似可拉的党徒的地狱旅程而到来,并且带来大地上的万物的终结的。可是这种对德行的英勇信仰,在主观上对于心灵的感化,却似乎不如被人认为是在最后的事物之前来临的、伴随着恐怖而出场的那种影响来得那么普遍有力。

    ***

    附注 我们在这里仅只是处理(或者说调弄)理性自身所创造的观念,而其对象(如果有的话)则是全然远处于我们的视野之外的;同时虽则它们对于思辨的认识乃是莫可究极的,却不能认为在各个方面都是空洞的,反而是由立法的理性本身在实践的观点上所赋予我们手中的;那并不是什么要对于它们的对象,即它们就其本身以及按它们的本性来说究竟是什么,加以探索,反倒要像是我们应该依照以一切事物的终极目的为方向的道德原则那样地来进行思考(通过这种方式它们就获得了客观实践的现实性,否则它们就会是完全空洞的了)。————这样在我们的面前就有了一片空旷的原野,可以按它们对于我们认识能力所具有的关系来区别我们自身理性的这一产物,即关于万物的终结这一普遍的概念,并对由此而出现的东西进行分类。

    根据这一点,全体就可以划分并表现为三部分:(1)根据神圣智慧的道德目的的秩序而产生一切事物的自然的的终结,这是我们(在实践的意义上)很可以理解的;(2)按作用原因的秩序而产生一切事物的神秘的(超自然的)终结,这是我们毫不理解的;(3)一切事物的违反自然的(被颠倒了的)终结,这是由于我们错误理解了终极目的而被我们自身所造成的。这三种之中的第一种上面已经讨论过了,以下是其余的两种。

    ***

    《启示录》(第1章,第5——6节)中说:“有一位天使举手朝天,并且以创造了上天的永远永远的有生命者宣誓,等等;以后再也不会有时间存在了。”

    如果我们不假定这位天使“以他七个雷鸣的声音”(卷三)是想呼喊一些毫无意义的话,那么他这些话就必定意味着以后将不会再有任何变化。因为假如世界上仍有变化,那么也就会有时间,因为变化是只能在时间之内发生的;而没有时间这一假设,变化就是完全不可思议的。设,变化就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现在这里是把万物的终结都表现为感官的对象的,但在这一点上我们却根本不能形成任何概念;因为如果我们想要从感性世界向智性世界哪怕迈出一步,我们就会不可避免地使自己陷入矛盾。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是由于构成其为感性世界的终结的那一瞬间也就将是智性世界的开始,因而智性世界就被带入了和感性世界一道的同一个时间序列里,而这是自相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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