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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腓尼基人我們知之甚少。我們找到了一些腓尼基人的碑文，雖然腓尼基人保護古籍的工作做得非常好，但是他們從來不寫書。他們並不稱自己為腓尼基人，而稱自己為西頓人。西頓是腓尼基人兩個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另一個叫作推羅，位於西頓之南。當希臘人最初接觸到腓尼基人的時候，他們稱腓尼基人為「phoinoi」，意思是「紫紅色的人」，很可能由腓尼基人的「推羅紫」 [1] 染料而得名。
在公元前3世紀的一位羅馬劇作家普勞圖斯 [2] 的一部作品中，我們至今仍能聽到遺留下來的一星半點的腓尼基語。正如在現代名作《阿比的愛爾蘭玫瑰》中，我們能聽到穿插在對白裡的奇奇怪怪聽不懂的語言，這位作家讓他劇裡的人物操著一口底層腓尼基方言，旨在嘲諷某個從來不受歡迎的群體以博取笑料。這個小群體就是小中間商————沿街道賣貨品的小販，這已經是很久遠的事情了。
然而，這正是腓尼基人的職業。他們是古老的海上中間商，勤勞、精明、尖刻、睿智，但是缺乏最基本的合理作價、公平交易的概念，這一點比較令人反感。我們現在使用的西方字母文字（這是一項天才發明，使得人們能夠將今天的知識與思想保存下來造福後世，這和人們貯存無花果、草莓和番茄以過冬是一個道理）是腓尼基人賜予我們的，這一點有時被拿來當成腓尼基人嚮往高層次生活的證據。如果真是這樣，我們也可以說速記法和打字機的發明源自於人們對字母的熱愛。但是事實是它們的出現僅僅是為了方便貨物交易。腓尼基人和他們最重要的殖民地上的居民迦太基人一樣，自始至終都是商人。由於他們從事的最不受歡迎的「中間商」生意，幾乎所有跟他們接觸過的人都發自內心地討厭他們。
好幾個世紀以來，腓尼基人幾乎壟斷了東地中海地區所有的奴隸交易。但這並沒有為他們贏得別人更多的好感。奴隸制從一開始就曾經存在於世界上的每一個角落。在機器時代來臨之前，奴隸勞動在生產方面的作用無可替代。就連最正派的好公民也堅信，剝削奴隸的奴隸主們同樣也是正派的好公民，雖然如今在書中讀到他們的行為時，我們的孩子們會覺得非常可怕，他們所感受到的恐怖程度不亞於當年我們讀《湯姆叔叔的小屋》所感受到的那樣。但是，就算是最頑固的南方種植園主也知道要與奴隸販賣專業戶劃清界限。他們也許會與奴隸販子做生意，但他們並不認為這些奴隸販子是文明社會的一分子，也不會與他們在平等的社會基礎上往來。希臘人、羅馬人和克里特人似乎也有同樣的情懷，每當他們與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有所接觸，他們都會對其報以強烈的鄙夷和發自內心的憎恨。
但是所有這些，都不能抵消這樣一個事實：地中海第一艘真正具有適航性的船舶，是由腓尼基人製造的。
首先，他們製造出一種可以專門用作戰艦的船舶。埃及人的船長寬幾乎一樣，巴比倫人的船是圓柱形的，就像個泥糊的圓形籃子。這兩種船雖然可以用來作戰，但是實質上還是商船。然而腓尼基人卻完全打破了舊傳統，他們製造出一種非常狹長的船舶，這樣就比他們的鄰居們所造的圓而粗的船快了許多，那些船似乎只能在船槳的幫助下沿著大河的河岸緩慢地行駛。
我沒有什麼確切的證據來支持我這個大膽的論斷。我們有大量關於埃及、希臘、羅馬和克里特船舶的畫作，但是除了一些硬幣以及兩三尊亞述雕塑，我們的確沒有腓尼基和迦太基商船的細節圖。不過，有很多間接的證據可以支持我的論斷。如果我們捫心自問：誰是古代世界最偉大的遠途水手？答案肯定是：腓尼基人。
在西頓發現的腓尼基船碑刻
腓尼基人在地中海的每一個角落都建立了殖民地。西班牙的加的斯 [3] ，法國的馬賽以及撒丁島和科西嘉島上大部分的城邦、非洲北海岸的迦太基，都曾經是腓尼基人的殖民地。此後又過了很長時間它們才被希臘和羅馬佔領。我們有確切的證據證明，在還沒有人能完成遠至直布羅陀海峽的航行時，腓尼基人就曾經到過「赫拉克勒斯之墩」（直布羅陀海峽東端兩岸的兩個岬角）。我們同樣有可靠證據證明他們還曾經到過錫利群島，在那裡他們用地中海的商品交換康沃爾郡的馬口鐵。英國從來不允許腓尼基人涉足大不列顛土地，或許就是因為他們的壞名聲吧。早期的大不列顛人更喜歡在中立國土地（大多是無人居住區）上跟腓尼基人做生意，不然的話，這些遠道而來的生意夥伴或許會順道拐走大不列顛人的妻子和女兒，然後再賣給非洲、西班牙和敘利亞的奴隸販子。
不過，他們甚至到過比北海上這些霧濛濛的島嶼更遠的地方。他們似乎還深入過波羅的海。對所有有膽識、有魄力的商人來說，古時的波羅的海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百寶箱。與人們普遍接受的觀點恰好相反，比起生活必需品，人類在奢侈品上花的錢似乎要多得多。波羅的海各國盛產一種松香，這種松香經常被羅馬貴婦拿來做裝飾品或者用以製藥。紅頭髮曾經在歐洲大陸風靡一時，當時幾乎所有的羅馬婦女都將頭髮染成了紅色。那時，從北歐到南歐的古老商路上全都是背著一大包琥珀 [4] 的商販。
3000年後的採珠生意也是這樣發展起來的。早在白人們開始發展更為實用的椰子樹製品貿易之前，他們不遠千里航行到了太平洋最為偏遠的角落，為的只是獲取華而不實的珍珠。到了今天情況還是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現在，如果一個捕鯨人發現了一大塊靜靜地漂浮在海面上的龍涎香 [5] ，那可要比他經過殊死搏鬥、最終帶著十幾條完全健康正常的鯨魚回家幸運多啦。
然而，腓尼基人在波羅的海的活動遠不止於此。希羅多德 [6] 講過一個腓尼基艦隊的故事。這個腓尼基艦隊受雇於埃及國王尼哥進行環非洲航行，於是腓尼基船長們那時就已經一睹桌灣 [7] 風采了。20個世紀以後，達·伽馬才航行到這裡並將這裡命名為好望角。這個故事是真是假，我們不敢確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腓尼基殖民地的居民迦太基人曾經到過非洲西海岸的布蘭科角。布蘭科角位於直布羅陀海峽以南約2400千米，迦太基人在那裡建立了幾個貿易據點，並且發現了佛得角諸島，比葡萄牙人早了1700年。
若是沒有一種以帆代槳的先進船舶的幫助，腓尼基人不可能在希臘人之前那麼多年就完成這些壯舉。要是單純依靠人力，人類絕對不可能在海上航行那麼遠的距離。
但是，就像我以前說過的，我們沒有什麼直接證據證明腓尼基人在那些航行中使用了索具。一開始他們似乎覺得只用那些精巧的桅桿裝置就足夠了，這樣的裝置就是我們曾經在埃及圖畫中見到過的倒「V」字母桅桿。由於腓尼基人始終順風航行————搶風調向是很久之後北歐人的發明————這種桅桿雖然沒有圓桅桿可靠，但是也足以滿足他們的需要了。有時他們會使用兩張帆，一張從橫桿左側升起，另一張從橫桿右側升起。年代較近的一些圖片中刻畫了一些按照早期腓尼基模式建造的羅馬戰艦，這些圖片表明當時的人們正逐漸使用雙桅桿代替單桅桿。他們還是堅持使用方形帆，但有時會在船體前部再立起一根小桅桿和一張帆，以使船體行駛更為平穩，操舵更為容易。
腓尼基人似乎也非常熟悉錨的用法，這樣船長們就不必在夜幕降臨時著急往岸邊趕了，並且只要風平浪靜、海水不深、船錨能夠觸地，錨可以將船體固定在任何一片水域中。
腓尼基人當時還不懂得用鋼鐵或銅製造船錨，他們通常使用很沉的石塊，或者裝滿碎石的大獸皮袋。
關於船上的生活，有一點我們非常好奇，也希望有更多的瞭解：早期的航海家是如何為長時間的海上航行儲備足夠的淡水和食物的？只要還在地中海的海域內，只要有需要，他們可以很方便地在任何一個港口得到充足的淡水和食物補給。但是一旦出了直布羅陀海峽，向南駛到非洲西海岸，問題就大了。時至今日，非洲西海岸的貨物還得依靠駁船往來運送（因為沒有港口）。但是我們必須知道，腓尼基人與其他的閃米特民族、現代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 [8] 一樣，日常生活非常簡樸。一把海棗或者葡萄乾就足夠一個水手在海上生活一整天了。他們拿東地中海的陶器盛飲用水。後來，愷撒時期以釀酒為業的高盧人發明了盛酒的圓筒，此後的2000多年間，這種圓筒一直是我們以航海為生的祖先們運輸葡萄酒、啤酒、白蘭地和淡水的工具。
那時的航行的確冗長而枯燥。但是那時候亞洲人的頭腦沒有歐洲人那樣躁動。在一艘駛往麥加的船上，你會發現這樣一群朝聖者，時間對他們來說根本不算什麼。他們能什麼都不幹，只是靜靜地坐上好幾小時。船上那些第一次去東方的多愁善感的西方人，會深深慨歎於東方人沉思的偉大力量。那些瞭解這些的人，早就已經對東方人可以一連七天一動不動地靜坐習以為常，因為他們已經完全處於一種波瀾不驚的狀態了。
因此，長達數年的航行對於過去的人來說並沒有我們今天想像的那麼難熬。而且，船上總會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突發事件，就像老鼠一樣常見。當長途旅行終於結束，大家就開始分配戰利品，然後在酒鋪或者家鄉的港口過上幾個星期吃喝玩樂、聲色犬馬的日子。之後又登上了開往他施 [9] 或者貝魯特的船，在黎巴嫩的山地上獲取雪松，供所羅門王在腓尼基腹地的一個小城————雅法建造寺廟之用。雪松到達港口後，再用巨大的木筏拖著這些木材順流而下到達目的地。
或者也有可能是去北方大霧瀰漫的海上，那裡的居民是未開化的野蠻人，但卻擁有著十分珍貴的錫皮馬口鐵。
如果我們還尊重人類價值的話，我們就會發現那些航行的日子根本算不上是生活。但是從古至今，這就是所有水手正常的生活模式。如果讓一個公元前6世紀的水手到一艘現代蒸汽貨船上生活，他也不會感到任何不適。或許他能發現一些改進，或許他能多吃幾頓熱飯，或許他不會再被賣去當奴隸，或許他不必拿著少得可憐的薪金為希蘭國王 [10] 賣命，也正是這支腓尼基皇族留給了我們永恆的俄斐之謎。
在討論希臘人及其船舶之前，我至少得談談克里特人以表敬意。因為早在希臘人在崎嶇不平的巴爾幹半島上定居之前，克里特人就已經建立了高度的文明；早在我們自己的祖先還處於穴居時代、身上繪滿了亮橙色與深藍色花紋的時候，克里特人已經住上了蒸汽加熱的房間。但是，克里特皇城克諾索斯被一支敵對勢力在一瞬間摧毀，而當時克里特海軍正在遠海進行一次掠奪式航行，無法回國保衛國家。這場災難以後，克里特人完全依附於他們的鄰居希臘人，隨後克里特船舶也開始與希臘船舶高度相似、不分彼此，如今，我們很難把兩者區別開來並且斷言：「這是希臘船舶，那是克里特船舶。」
這正合我意。因為我也開始覺得，古代造船業發展所造成的埃及時期、腓尼基時期、羅馬時期、中世紀時期、16世紀、17世紀以及其他時期的區別其實是人為造成的，是學者們為了將一個細小的問題複雜化而發明創造的。在過去5000年裡，世界造船史上只有三次真正具有重要意義的改革，而且全都是對人類生活的各個領域都造成了深遠影響的社會、經濟與科技變革所帶來的直接結果。
希臘船舶
最初，船舶造好之後可以在水上漂浮數日或數星期，但是船上的設施非常簡陋，彼此之間以木針、繩子和金屬片連在一起，就像個篩網一樣，根本不適用於航海。船員們不得不使盡全力從船裡往外舀水，而且每隔幾小時就得把船拖回岸邊把水徹底舀淨。因此那時的船舶不能離開陸地太遠。漸漸地，由於人們發明了鋸子和鎯頭，並用它們砍伐更大的樹木做成木板、橫樑、圓柱和橫桿，也因為人們還發明了比用泥漿和苔蘚更好的捻縫船舶的方法，而且發明了織布機，可以織出比小孩子的毯子稍大一點的帆，船舶在緩慢發展了幾千年之後，適航性才有了顯著提高，並且終於有了一點自主調向的空間。
然而，人類造船業的第一次偉大進步是由歐洲社會結構的變化所引起的。從公元前5世紀開始，直到14世紀羅馬帝國逐漸消亡，北歐地區一直是由蒙古人統治的。就身體素質而言，他們無疑要比普通的羅馬人或者希臘人強很多，但是在對陣戰中他們未必是希臘人或羅馬人的對手。
這些有著古銅色皮膚的蒙古人為羅馬和希臘半島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廉價勞動力。一個世紀以前，有一種類似的現象在南非流行起來。如果一個布爾 [11] 農民需要幾個奴僕，他可以請一個下午的假，回來的時候就帶回了兩三個霍屯督人 [12] 。這就像美國的佛蒙特州人在一個初秋出門打獵，回來的時候帶回了一對野雞和山鶉是一個道理。不管是希臘人還是羅馬人，不論是他們想在萊茵河谷開一個工廠也好，想在意大利開一個奶牛場也好，還是要在奧斯蒂亞成立一個造船公司也罷，他們隨時隨地都有充足的勞動力。
有趣的是，歷史總會重演。終於，他們因為廉價勞動力過剩而備感苦惱，正如今天我們為馬力過剩所帶來的種種問題也大感煩惱一樣。最終羅馬帝國因為奴隸太多而滅亡。而今天，我們的狀況好不到哪裡去，因為我們有了太多的「鐵人」————也就是機器————在我們身邊隨時待命。
這種廉價的勞動力一旦被擺上市場做成了生意，地中海的船主們就可以大量購買槳手了。一旦有一條船上的所有人集體失蹤（要知道槳帆船上的奴隸無一例外是跟船槳鎖在一起的，一旦船沉沒，他們就跟這艘船一起像石頭一樣沉沒於大海），船主只需再去買80～100個回來就可以了，就像今天一艘蒸汽船上的渦輪機壞了再去買一個新的換上一樣方便。這樣的狀況持續了將近1000年。在南歐，奴隸制直到基督教傳入700年之後才完全廢除。當皈依基督教的統治者們不能再自行擄掠奴隸，他們就從巴巴裡地區的北非海盜手裡購買奴隸。或者如果他們足夠強大，也可以去抓這些巴巴裡海盜到槳帆船上湊數。
一旦所有的奴隸補給來源都用盡了，還有罪犯呢。這些罪犯種族不同，來源也不盡相同。不過絕大多數的還是底層社會的殺人犯、盜竊犯、搶劫犯、縱火犯。但是，一旦被鎖上槳帆船，他們就不再是人類了，他們僅僅是日夜工作不知疲倦的機器，就像是汽車裡的汽化器一樣。
因此，如果硬要把希臘船隻、羅馬船隻和中世紀船隻分出些什麼不同，就有些誤導性了。因為所有的這些船隻，都是經濟系統變革將一大部分人口貶黜為非人類所造成的直接結果。只要這種廉價勞動力還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相應地，船舶就不會有什麼太大變化。15世紀的海戰與公元前480年的薩拉米斯海戰有很多相似點。在薩拉米斯海戰中，地米斯托克利率領著他的希臘船隊摧毀了被波斯人租用的腓尼基船隊，從而從亞洲入侵者的手裡救回了歐洲。
兩者的策略多有相似。這兩場海戰的交戰雙方的船隻旗鼓相當，船上的槳手們都在監工的鞭笞下以一種狂暴的狀態工作著。在這兩場海戰中，雙方船隻都曾試圖互相撞擊，而且，第一次撞擊之後尚未沉沒的槳帆船試圖通過正面肉搏的方式發起反擊，士兵們試圖登上敵方船隻，就像在陸地戰中一樣揮動利劍和長矛作戰。
將聖保羅載去羅馬的船和1200多年後將聖弗朗西斯載去巴勒斯坦的船，兩者的海上生活沒有什麼不同。在某些方面，例如衛生方面，中世紀的船舶比古典船舶要好一些，雖然也不是特別好。在一些重要的細節上，它們是非常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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