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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自去年著《新民说》，其胸中所怀抱欲发表者，条目不下数十，以《公德篇》托始焉。论德而别举其公焉者，非谓私德之可以己。谓夫私德者，当久已为尽人所能解悟、能践履，抑且先圣昔贤言之既已圆满纤悉，而无待末学小子之哓哓词费也。乃近年以来，举国嚣嚣靡靡，所谓利国进群之事业，一二未睹，而末流所趋，反贻顽钝者以口实，而曰新理想之贼人子而毒天下。噫！余又可以无言乎！作《论私德》。
一 私德与公德之关系
私德与公德，非对待之名词，而相属之名词也。斯宾塞之言曰：“凡群者皆一之积也。所以为群之德，自其一之德而已定。群者谓之拓都，一者谓之么匿。拓都之性情形制，么匿为之；么匿之所本无者，不能从拓都而成有；么匿之所同具也，不能以拓都而忽亡。”（按：以上见侯官严氏所译《群学肄言》，其云拓都者，东译所称团体也，云么匿者，东译所称个人也）谅哉言乎！夫所谓公德云者，就其本体言之，谓一团体中人公共之德性也；就其构成此本体之作用言之，谓个人对于本团体公共观念所发之德性也。夫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故一私人而无所私有之德性，则群此百千万亿之私人，而必不能成公有之德性，其理至易明也。盲者不能以视于众而忽明，聋者不能以听于众而忽聪，怯者不能以战于众而忽勇。故我对于我而不信，而欲其信于待人，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交涉而不忠，而欲其忠于团体，无有是处，此其理又至易明也。若是乎今之学者日言公德，而公德之效弗睹者，亦曰国民之私德有大缺点云尔。是故欲铸国民，必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欲从事于铸国民者，必以自培养其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
且公德与私德，岂尝有一界线焉区画之为异物哉！德之所由起，起于人与人之有交涉（使如《鲁敏逊漂流记》所称以孑身独立于荒岛，则无所谓德，亦无所谓不德）。而对于少数之交涉与对于多数之交涉，对于私人之交涉与对于公人之交涉，其客体虽异，其主体则同。故无论泰东泰西之所谓道德，皆谓其有赞于公安公益者云尔，其所谓不德，皆谓其有戕于公安公益者云尔。公云私云，不过假立之一名词，以为体验践履之法门。就泛义言之，则德一而已，无所谓公私；就析义言之，则容有私德醇美，而公德尚多未完者，断无私德浊下，而公德可以袭取者。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公德者私德之推也，知私德而不知公德，所缺者只在一推；蔑私德而谬托公德，则并所以推之具而不存也。故养成私德，而德育之事思过半焉矣。
二 私德堕落之原因
私德之堕落，至今日之中国而极。其所以至此之原因，甚复杂不得悉数，当推论其大者得五端。
一、由于专制政体之陶铸。孟德斯鸠曰：“凡专制之国，间或有贤明之主，而臣民之有德者则甚希。试征诸历史，乃君主之国，其号称大臣、近臣者，大率皆庸劣、卑屈、嫉妒、阴险之人，此古今东西之所同也。不宁惟是，苟在上者多行不义，而居下者守正不阿，贵族专尚诈虞，而平民独崇廉耻，则下民将益为官长所欺诈、所鱼肉矣。故专制之国，无论上下贵贱，一皆以变诈倾巧相遇，盖有迫之使不得不然者矣。若是乎专制政体之下，固无所用其德义，昭昭明甚也。”夫物竞天择之公例，惟适者乃能生存。吾民族数千年生息于专制空气之下，苟欲进取，必以诈伪，苟欲自全，必以卑屈。其最富于此两种性质之人，即其在社会上占最优胜之位置者也，而其稍缺乏者，则以劣败而澌灭，不复能传其种于来裔者也。是故先天之遗传，盘踞于社会中而为其公共性，种子相薰，日盛一日，虽有豪杰，几难自拔，盖此之由。不宁惟是，彼跔蹐于专制之下，而全躯希宠以自满足者不必道。即有一二达识热诚之士，苟欲攘臂为生民请命，则时或不得不用诡秘之道，时或不得不为偏激之行。夫其人而果至诚也，犹可以不因此而磷缁也，然习用之，则德性之漓，固已多矣；若根性稍薄弱者，几何不随流而沉汩也。夫所谓达识热诚欲为生民请命者，岂非一国中不可多得之彦哉。使其在自由国，则大政治家、大教育家、大慈善家以纯全之德性，温和之手段，以利其群者也，而今乃迫之使不得不出于此途，而因是堕落者十八九焉。嘻！是殆不足尽以为斯人咎也。
二、由于近代霸者之摧锄也。夫其所受于数千年之遗传者既如此矣，而此数千年间，亦时有小小之污隆升降，则帝者主持而左右之最有力焉。西哲之言曰：“专制之国君主万能。”非虚言也。顾亭林之论世风，谓东汉最美，炎宋次之，而归功于光武、明、章，艺祖、真、仁（《日知录》卷十三云：“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天下。光武有鉴于此，乃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士，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又云：“《宋史》言，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以示意向，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变，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且从而论之曰：“观哀、平之可以变而为东京，五代之可以变而为宋，则知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此其言虽于民德污隆之总因或有所未尽乎，然不得不谓为重要关系之一端矣。尝次考三千来风俗之差异。三代以前邈矣弗可深考，春秋时犹有先王遗民，自战国涉秦以逮西汉，而懿俗顿改者，集权专制之趋势，时主所以刍狗其民者，别有术也。战国虽混浊，而犹有任侠尚气之风，及汉初而摧抑豪强，朱家、郭解之流渐为时俗所姗笑，故新莽之世，献符阉媚者遍天下，则高、惠、文、景之播其种也。至东汉而一进，则亭林所论，深明其故矣。及魏武既有冀州，崇奖跅弛之士，于是权诈迭进，奸伪萌生（建安廿二年八月下令，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光武、明、章之泽，扫地殆尽，每下愈况，至五季而极。千年间民俗之靡靡，亦由君主之淫乱有以扬其波也。及宋乃一进。艺祖以检点作天子，颇用专制力，挫名节以自固（君臣坐而论道之制至宋始废。盖范质辈与艺祖并仕周，位在艺祖上，及入宋为宰相，而远嫌自下也），而真、仁守文，颇知大体，提倡士气。宋俗之美，其大原因固不在君主，而君主亦与有力焉。胡元之篡，衣冠涂炭，纯以游牧水草之性驰骤吾民，故九十年间暗无天日。及明而一进。明之进也，则非君主之力也。明太祖以刻鸷之性，摧锄民气，戮辱臣僚，其定律至立不为君用之条，令士民毋得以名节自保，以此等专制力所挫抑，宜其恶果更烈于西汉。而东林复社，舍命不渝，鼎革以后，忠义相属者，则其原因别有在也（详下节）。下逮本朝，顺康间首开博学鸿词以絷遗逸，乃为《贰臣传》以辱之，晚明士气斫丧渐尽。及夫雍乾，主权者以悍鸷阴险之奇才，行操纵驯扰之妙术，摭拾文字小故以兴冤狱，廷辱大臣耆宿以蔑廉耻（乾隆六十年中，大学士尚侍供奉诸大员，无一人不曾遭黜辱者），又大为《四库提要》《通鉴辑览》等书，排斥道学，贬绝节义。自魏武以后，未有敢明目张胆变乱黑白如斯其甚者也。然彼犹直师商、韩六虱之教，而人人皆得喻其非，此乃阴托儒术刍狗之言，而一代从而迷其信。呜呼！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百余年前所播之恶果，今正荣滋稔熟，而我民族方刈之。其秽德之夐千古而绝五洲，岂偶然哉？岂偶然哉！
三、由于屡次战败之挫沮也。国家之战乱与民族之品性最有关系，而因其战乱之性质异，则其结果亦异。今先示其类别如下：
内乱者，最不详物也。凡内乱频仍之国，必无优美纯洁之民。当内乱时，其民生六种恶性：一曰侥幸性。才智之徒，不务利群，而惟思用险鸷之心术，攫机会以自快一时也。二曰残忍性。草薙禽狝之既久，司空见惯，而曾不足以动其心也。三曰倾轧性。彼此相阋，各欲得而甘心，杯酒戈矛，顷刻倚伏也。此三者桀黠之民所含有性也。四曰狡伪性。朝避猛虎，夕避长蛇，非营三窟，不能自全也。五曰凉薄性。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于至亲者尚不暇爱，而遑能爱人，故仁质斫丧澌灭以至于尽也。六曰苟且性。知我如此，不如无生，暮不保朝，假日偷乐，人人自危，无复远计，驯至与野蛮人之不知将来者无以异也。此三者柔良之民所含有性也。当内乱后，其民亦生两种恶性：一曰恐怖性。痛定思痛，梦魂犹噩，胆汁已破，勇气全消也。二曰浮动性。久失其业，无所依归，秩序全破，难复故常也。故夫内乱者最不祥物也。以法国大革命为有史以来惊天动地之一大事业，而其结果乃至使全国之民互相剚刃于其腹，其影响乃使数十年以后之国民，失其常度。史家波留谓法国至今不能成完全之民政，实由革命之役斫丧元气太过。殆非虚言也。
内乱之影响，则不论胜败，何也？胜败皆在本族也。故恢复平和之后，无论为新政府、旧政府，其乱后民德之差异，惟视其所以劳来还定补救陶冶者何如。而暂乱、偶乱者，影响希而补救易，久乱、频乱者，影响大而补救难，此其大较也。若夫对外之战争则异是。其为主动以伐人者，则运用全在军队，而境内安堵焉，惟发扬其尚武之魂，鼓舞其自尊之念。故西哲曰：“战争者，国民教育之一条件也，是可喜而非可悲者也。”其为被动而伐于人者，其影响虽与内乱绝相类，而可以变侥幸性为功名心，变残忍性为敌忾心，变倾轧性而为自觉心，乃至变狡伪性而为谋敌心，变凉薄性而为敢死心，变苟且性而为自保心。何也？内乱则己无所逃于国中，而惟冀乱后之还定，外争则决生死于一发，而怵于后时之无可回复也。故有利用敌国外患以为国家之福者，虽可悲而非其至也。外争而自为征服者，则多战一次，民德可高一级。德人经奥大利之役，而爱国心有加焉，经法兰西之役，而爱国心益有加焉。日本人于朝鲜之役、中国之役亦然。皆其例也。若夫战败而为被征服者，则其国民固有之性可以骤变忽落而无复痕迹。夫以斯巴达强武之精神，照耀史乘，而何以屈服于波斯之后，竟永为他族藩属，而所谓军国民之纪念竟可不复睹也。波兰当十八世纪前，泱泱几霸全欧，何以一经瓜分后，而无复种民固有之特性也？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今则过于其市，顺民旗飘飐焉，问昔时屠狗者，阒如矣，何也？自五胡、元魏、安史、契丹、女真、蒙古、满洲以来，经数百年六七度之征服，而本能湮灭尽矣。夫在专制政体之下，既已以卑屈、诈伪两者为全身进取之不二法门矣，而况乎专制者之复非我族类也。故夫内乱与被征服二者有一于此，其国民之人格皆可以日趋卑下。而中国乃积数千年内乱之惯局，以脓血充塞历史，日伐于人而未尝一伐人，屡被征服而不克一自征服，此累变累下种种遗传之恶性，既已弥漫于社会，而今日者又适承洪、杨十余年惊天动地大内乱之后，而自欧势东渐以来，彼征服者又自有其征服者，且匪一而五六焉，日瞵眈于我前，国民之失其人性，殆有由矣。
四、由于生计憔悴之逼迫也。《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孟子》曰：“民无恒产，斯无恒心。既无恒心，放僻邪侈，救死不赡，奚暇礼义？”呜呼，岂不然哉？岂不然哉！并世之中，其人格最完美之国民，首推英美，次则日耳曼。之三国者，皆在全球生计界中占最高之位置者也。西班牙、葡萄牙人，在数百年前深有强武活泼、沉毅严整之气度，今则一一相反，皆由生计之日蹙为之也。其最劣下者，若泰东之朝鲜人、安南人，则生计最穷迫不堪之民也。俄罗斯政府，以鹰瞵虎视之势震慑五陆，而其人民称罪恶之府，黑暗无复天日（日本人有《露西亚亡国论》穷形尽相），亦生计沉窘之影响也。彼虚无党以积年游说煽动之力，而不能得多数之同情，乃不得已而出于孤往凶险之手段，亦为此问题所困也。日本政术几匹欧美，而社会道德百不逮一，亦由其富力之进步与政治之进步不相应也。夫世无论何代，地无论何国，固莫不有其少数畸异绝俗之士，既非专制魔力所能束缚，亦非恒产困乏所能销磨。虽然，不可以律众人也。多数之人民，必其于仰事俯蓄之外而稍有所余裕，乃能自重而惜名誉，泛爱而好慈善，其脑筋有余力以从事于学问，以养其高尚之理想，其日力有余暇以计及于身外，以发其顾团体之精神。而不然者，朝饔甫毕，而忧夕飧，秋风未来，而泣无褐，虽有仁质，岂能自冻馁以念众生？虽有远虑，岂能舍现在以谋将来！西人群学家言，谓文明人与野蛮人之别，在公共思想之有无，与未来观念之丰缺，而此两者所以差异之由，则生计之舒蹙，其尤著者也。故贪鄙之性，褊狭之性，凉薄之性，虚伪之性，谄阿之性，暴弃之性，偷苟之性，强半皆由生计憔悴造之。生计之关系于民德，如是其切密也。我国民数千年来，困于徭役，困于灾疠，困于兵燹，其得安其居、乐其业者，既已间代不一觏，所谓虚伪、褊狭、贪鄙、凉薄、谄阿、暴弃、偷苟之恶德，既已经数十世纪，受之于祖若宗社会之教育。降及现世，国之母财岁不增殖，而宫廷土木之费，官吏苞苴之费，恒数倍于政府之岁入，国民富力之统计，每人平均额不过七角一分有奇（据日本横山雅男氏之统计调查，日币七十钱有奇）；而外债所负，已将十万万两（利息在外），以至有限之物力，而率变为不可复之母财，若之何民之可以聊其生也！而况乎世界生计竞争之风潮席卷而来，而今乃始发轫也。民德之腐败堕落，每下愈况，呜呼，吾未知其所终极矣！
五、由于学术匡救之无力也。彼四端者，养成国民大多数恶德之源泉也。然自古移风易俗之事，其目的虽在多数人，其主动恒在少数人。若缺于彼而有以补于此，则虽敝而犹未至其极也。东汉节义之盛，光武、明章之功虽十之三，而儒学之效实十七也，唐之与宋，其专制之能力相若，其君主之贤否亦不甚相远，而士俗判若天渊者，唐儒以词章浮薄相尚，宋儒以道学廉节为坊也。魏、晋、六朝之腐败，原因虽甚杂复，而老、庄清谈宗派，半尸其咎也。明祖刻薄寡恩，挫抑廉隅，达于极点，而晚明士气冠绝前古者，王学之功不在禹下也。然则近今二百年来民德污下之大原，从可睹矣。康熙博学鸿词诸贤，率以耆宿为海内宗仰，而皆自污贬。兹役以后，百年来支配人心之王学，扫荡靡存。船山、梨洲、夏峰、二曲之徒，抱绝学，老岩穴，统遂斩矣。而李光地、汤斌乃以朱学闻。以李之忘亲背交，职为奸谀（李绐、郑成功以覆明祀，前人无讥，全谢山始诃之），汤之柔媚取容，欺罔流俗（汤斌虽贵，而食不御炙鸡，帷帐不过枲絅。尝奏对出，语人曰：“生平未尝作如此欺人语。”后为圣祖所觉，盖公孙弘之流也），而以为一代开国之大儒，配食素王，末流所鼓铸，岂待问矣。后此则陆陇其、陆世仪、张履祥、方苞、徐乾学辈，以媕娜夸毗之学术，文致其奸，其人格殆犹在元许衡、吴澄之下，所谓《国朝宋学渊源记》者，殆尽于是矣。而乾嘉以降，阎、王、段、戴之流，乃标所谓汉学者以相夸尚，排斥宋明，不遗余力。夫宋明之学，曷尝无缺点之可指摘，顾吾独不许卤莽灭裂之汉学家容其喙也。彼汉学则何所谓学？昔乾隆间内廷演剧，剧曲之大部分则诲乱也，诲淫也，皆以触忌讳被呵谴，不敢进，乃专演神怪幽灵、牛鬼蛇神之事，既藉消遣，亦无愆尤。吾见夫本朝二百年来学者之所学，皆牛鬼蛇神类耳，而其用心亦正与彼相等。盖王学之激扬蹈厉，时主所最恶也，乃改而就朱学；朱学之严正忠实，犹非时主之所甚喜也，乃更改而就汉学。若汉学者，则立于人间社会以外，而与二千年前地下之僵石为伍，虽著述累百卷，而决无一伤时之语，虽辩论千万言，而皆非出本心之谈。藏身之固，莫此为妙。才智之士既得此以为阿世盗名之一秘钥，于是名节闲检，荡然无所复顾。故宋学之敝，犹有伪善者流，汉学之敝，则并其伪者而亦无之。何也？彼见夫盛名鼎鼎之先辈，明目张胆以为乡党自好者所不为之事，而其受社会之崇拜、享学界之尸祝自若也，则更何必自苦以强为禹行舜趋之容也。昔王鸣盛（著《尚书后案》《十七史商榷》等书，汉学家之巨子也）尝语人曰：“吾贪赃之恶名，不过五十年，吾著书之盛名，可以五百年。”此二语者，直代表全部汉学家之用心矣。《庄子》曰：“哀莫大于心死。”汉学家者，率天下而心死者也。此等谬种，与八股同毒，盘踞于二百余年学界之中心，直到甲午、乙未以后，而其气焰始衰。而此不痛不痒之世界既已造成，而今正食其报。耗矣哀哉！
五年以来，海外之新思想随列强侵略之势力以入中国，始焉一二人倡之，继焉千百人和之。彼其倡之者，固非必尽蔑旧学也，以旧学之简单而不适应于时势也，而思所以补助之，且广陈众义，促思想自由之发达，以求学者之自择。而不意此久经腐败之社会，遂非文明学说所遽能移植。于是自由之说入，不以之增幸福，而以之破秩序；平等之说入，不以之荷义务，而以之蔑制裁；竞争之说入，不以之敌外界，而以之散内团；权利之说入，不以之图公益，而以之文私见；破坏之说入，不以之箴膏肓，而以之灭国粹。斯宾塞有言：“衰世虽有更张，弊泯于此者，必发于彼，害消于甲者，将长于乙。合通群而核之，弊政害端常自若也。是故民质不结，祸害可以易端，而无由禁绝。”呜呼！吾观近年来新学说之影响于我青年界者，吾不得不服斯氏实际经验之言，而益为我国民增无穷之沉痛也。夫岂不拔十得一，能食新思想者之利者，而所以偿其弊殆仅矣。《记》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与学礼。”又曰：“橘在江南为橘，过江北则为枳。”夫孰意彼中最高尚醇美利群进俗之学说，一入中国，遂被其伟大之同化力汩投而去也！要而论之，魏晋间清谈，乾嘉间之考据，与夫现今学子口头之自由平等权利破坏，其挟持绝异，其性质则同。而今之受痼愈深者，则以最新最有力之学理，缘附其所近受远受之恶性恶习，拥护而灌溉之。故有清二百年间，民德之变迁，在朱学时代，有伪善者，犹知行恶之为可耻也；在汉学时代，并伪焉者而无之，则以行恶为无可耻也。及今不救，恐后此欧学时代，必将有以行恶为荣者，今已萌芽于一小部分之青年矣。夫至以行恶为荣，则洪水猛兽足喻斯惨耶！君子念此，肤粟股栗矣！
附 中国历代民德升降表
附 中国历代民德升降原因表
三 私德之必要
私德者，人人之粮，而不可须臾离者也。虽然，吾之论著，以语诸大多数不读书不识字之人，莫予喻也；即以语诸少数读旧书识旧字之人，亦莫予闻也。于是吾忠告之所得及，不得不限于少数国民中之最少数者。顾吾信夫此最少数者，其将来势力所磅礴，足以左右彼大多数者而有余也。吾为此喜，吾为此惧，吾不能已于言。
今日踸踔俊发有骨鲠有血性之士，其所最目眩而心醉者，非破坏主义耶？破坏之必能行于今之中国与否为别问题，姑勿具论。而今之走于极端者，一若惟建设为需道德，而破坏则无需道德，鄙人窃以为误矣。古今建设之伟业，固莫不舍有破坏之性质，古今破坏之伟人，亦靡不饶有建设之精神，实则破坏与建设相倚而不可离，而其所需之能力，二者亦正相等，苟有所缺，则靡特建设不可得期，即破坏亦不可得望也。今之言破坏者，动引生计学上分劳之例，谓吾以眇眇之躬，终不能取天下事而悉任之，吾毋宁应于时势而专任破坏焉，既破坏以后，则建设之责，以俟君子，无待吾过虑也。此其心岂不廓然而大公也耶？顾吾以为不惟于破坏后当有建设，即破坏前亦当有建设，苟不尔者，则虽日言破坏，而破坏之目的终不得达。何也？群学公例，必内固者乃能外竞。一社会之与他社会竞也，一国民之与他国民竞也，苟其本社会、本国之机体未立、营卫未完，则一与敌遇而必败，或未与敌遇而先自败。而破坏主义之性质，则以本社会本国新造力薄之少数者，而悍然与彼久据力厚之多数者为难也，故不患敌之强，而惟患我之弱。我之所恃以克敌者何在？在能团结一坚固有力之机体而已。然在一社会、一国家，承累年积世之遗传习惯，其机体由天然发达，故成之尚易。在一党派则反是，前者无所凭藉，并世无所利用，其机体全由人为发达，故成之最难。所谓破坏前之建设者，建设此而已。苟欲得之，舍道德奚以哉！
今之言破坏者，动曰一切破坏，此讏言也。吾辈曷为言破坏？曰：去其病吾社会者云尔。如曰一切破坏也，是将并社会而亦破坏之也。譬诸身然，沉疴在躬，固不得不施药石，若无论其受病不受病之部位，而一切针灸之、攻泄之，则直自杀而已！吾亦深知夫仁人志士之言破坏者，其目的非在破坏社会，而不知“一切破坏”之言，既习于口而印于脑，则道德之制裁已无可复施，而社会必至于灭亡。吾亦深知夫仁人志士之言破坏者，实鉴于今日之全社会，几无一部分而无病态也，愤慨之极，必欲翻根柢而改造之，斯固然也。然疗病者无论下若何猛剂，必须恃有所谓“元神真火”者，以为驱病之源，苟不尔者，则一病未去，他病复来，而后病必更难治于前病，故一切破坏之言，流弊千百，而收效卒不得一也。何也？苟有破坏者有不破坏者，则其应破坏之部分，尚可食破坏之利，苟一切破坏，则不惟将来宜成立者不能成立，即目前宜破坏者亦卒不得破坏，此吾所敢断言也。吾畴昔以为中国之旧道德，恐不足以范围今后之人心也，而渴望发明一新道德以补助之（参观第五节《论公德篇》）。由今以思，此直理想之言，而决非今日可以见诸实际者也。夫言群治者，必曰德，曰智，曰力，然智与力之成就甚易，惟德最难。今欲以一新道德易国民，必非徒以区区泰西之学说所能为力也，即尽读梭格拉底、柏拉图、康德、黑智儿之书，谓其有“新道德学”也则可，谓其有“新道德”也则不可。何也？道德者行也，而非言也，苟欲言道德也，则其本原出于良心之自由，无古无今，无中无外，无不同一，是无有新旧之可云也。苟欲行道德也，则因于社会性质之不同，而各有所受。其先哲之微言，祖宗之芳躅，随此冥然之躯壳，以遗传于我躬，斯乃一社会之所以为养也，一旦突然欲以他社会之所养者养我，谈何容易耶！窃尝举泰西道德之原质而析分之，则见其得自宗教之制裁者若干焉，得自法律之制裁者若干焉，得自社会名誉之制裁者若干焉。而此三者，在今日之中国能有之乎？吾有以知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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