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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能够数得出的像忽必烈那样卓越非凡的君主并不多。通过他强大的人格力量，他政治家的才干，他深邃渊博的智慧，以及他的统治的稳固和仁善，这个蒙古人跻身于历代以来中国最伟大皇帝的行列。他的孙子铁穆耳（成宗，1294年——1307年在位）也是一位精力充沛、认真负责的统治者，但在这两位皇帝之后，元王朝就迅速堕落了。元朝的王子们沉陷于放荡淫逸之中，缺乏意志力，只能通过喇嘛教徒的宗教来救赎他们的罪恶，这让儒家士大夫对他们又有了新的不满。最糟糕的是，他们自己之间从未停止过争吵，短短几年时间里，就毁掉了在忽必烈时期让马可·波罗赞叹不已的堂皇的行政外表。这一世系的最后一位皇帝妥帖睦尔（顺帝，1333年——1368年在位），他只喜欢跟娈童或吐蕃喇嘛们打成一片，任由混乱无序演变为无政府状态。
皇室家族的堕落，鼓励了汉人爱国者奋起反抗外族统治。起义由秘密社团组织，尤其是白莲教，这个教派预言太平盛世的到来，宣扬弥勒佛（佛教里的弥赛亚）的降临。像1912年的革命一样（它也号召人民推翻外族王朝），这场运动也是从长江下游及广东地区开始的。它发端于1351年，1355年以后，起义蔓延到了整个南方————越过了从前的南宋帝国。起义伴随着骇人听闻的混乱，因为这场运动由为数众多的首领所领导，他们半是爱国者半是强盗，在他们起兵反抗蒙古人的同时，自己人之间也打得不可开交。
其余的五花八门的冒险家，因为他们当中最聪明的一位而黯然失色，此人就是明朝的创立者朱元璋。他是安徽省一个贫穷农民的儿子，17岁那年一场瘟疫夺去了全家人的生命。为了活命，他进了一座寺庙，但他的佛教道行显然很浅，因为当反抗蒙古人的普遍起义在南方爆发的时候————这一年他25岁————他就脱下了袈裟，拿起了武器，在长江下游地区领导了一次起义。尽管他起初只不过是个普通头目，手下的喽跟别的造反者也并无不同，但由于他的政治头脑以及他对平民百姓的仁慈，从而在他们当中鹤立鸡群；他很明智地争取民众，而不是压迫他们。无论什么时候打下一座城镇，他都禁止士兵们劫掠，结果，当地百姓都把他当做一位解放者，向他欢呼致敬，感谢他让他们获得自由，不仅仅是从蒙古人的手里，而且也是从其他起义首领的手里。1356年，朱元璋攻克南京，并让它成了自己的都城，成了一个重建秩序、平定动乱的政府的所在地。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一位普通渔民的儿子，控制着湖北、湖南和江西。1363年，朱元璋打败了对手，取了他的性命，占了他的地盘。1367和1368年，他占领了广东地区，这样就拥有了整个华南。接下来，他挥师北京。
这是一次胜利的进军，因为蒙古人的愚蠢而让这位解放者的任务变得轻而易举。他们没有联合起来抵抗起义，而是继续互相争吵，并因此让军队四分五裂。1368年9月10日的夜里，怯懦的妥帖睦尔逃出了北京城，躲到蒙古去了，朱元璋进入了这座都城。把北京从蒙古人手中解放出来之后，朱元璋拥兵称帝，成了明朝的创立者。在经过13年的奋斗拼杀之后，这个从叫花子开始起步、脱下袈裟的和尚，终于在40岁时，成了国家的解放者和汉唐遗产的继承者。这位幸运的冒险家，已经比宋朝的开国者们强多了，他们从没有成功地把蛮族人赶出北京城，而他却轻而易举地拿下了它。因此，他在向前寻找榜样的时候，干脆跳过了宋代，直接追溯到了唐朝————最后一个统治全部中国领土的本族王朝。1373年，他颁布了一部基于唐律的行政法规。然而，他并没有把首都搬到北方，而是继续住在南京城[1]。他本人作为长江下游地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率领一支由南方人组成的大军赶跑了外族统治者，首先组建的也是一个南方人的政府。此外，还要记住，整个华北地区在鞑靼人的手里已经有242年，而北京城则被他们控制了432年。在这漫长的几百年里，北方各省已经被蛮族的因素所渗透。而正是华南，从1126年至1279年，一直充当着中国独立的庇护所，新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正是从那里开始的。因此，南方代表了真正的中国，明王朝的胜利建立也正是在南方。这位新皇帝，依然是一位足够精明的政治家，不可能让南方人长期占优势。为了在南北之间的鸿沟上架设桥梁（两个半世纪的政治分离使得这道鸿沟越来越宽），并着眼于中国的精神和政治的重新统一，1380年，朱元璋作出决定，不仅让南方的官员管理北方，而且还让来自北方的人参与南方的管理。出于同样的原因，1370年，他就曾毫不犹豫地禁止了白莲教和白云教等秘密社团，即便他们对推翻蒙古人的统治作出过很大的贡献；时代已经变了，更何况，这些秘密社团先前就站错了队，声称他们支持新皇帝的竞争对手。
这位明王朝的奠基人，试图在各个领域实现价值的回归，试图弥合蒙古人的统治与女真人的统治之间的裂缝，并把中国跟遥远的过去接续起来。毫无疑问，他以极大的热情致力于这项不同寻常的传统主义者的事业，这更多地是因为他本人从前一直是个微不足道的人物。1379年，他改造了科举考试制度，重建了贵族的爵衔。他还隆重地举行了祭孔仪式，皇帝获得了士大夫阶层的支持，他们在蒙元统治时期一直是反对佛教徒教权主义的核心力量。与此同时，这位前和尚也从未忘记他的同门教友。他甚至继续让佛教僧徒环绕自己的左右，毫不留情地惩治试图在这些方面劝谏自己的儒士。有一次，他甚至因此而处死了一位大法官。这一事件是征兆性的，因为随着岁数越来越大（他活到了70岁），皇帝变得越来越容不得谏诤，逐渐丢掉了他广受欢迎的和善性格，这曾经对他的成功大有帮助。他变得习惯性地猜疑，曾经处死了18位权贵以及他们所有的家人。作为一次阴谋（或真或假）的结果，他在南京处死了15万人。这位如今成了天子的前冒险家，希望在他死之前重新建立起绝对的专制。
朱元璋实际上的继任者是第三任皇帝，也就是他的四子，其统治时期使用的年号是“永乐”，我们应该称他为“永乐皇帝”[2]。这位好战的皇帝对自己的角色有一种不切实际的观念。从前的忽必烈打算为蒙古人缔造一个中华帝国，而如今的永乐皇帝却试图为中原赢得忽必烈的子孙们的蒙古遗产。大可汗忽必烈通过从黄河向东京湾推进，从而让整个中原领土俯首归顺，成了名副其实的天子。永乐皇帝打算征服蒙古，扮演大可汗的角色。
正是抱着这一目的，1421年，皇帝把首都从南京迁到了北京。正是他，拟订了建造皇城（这形成了现代北京的中心）的宏大计划，以及更详细的修造“紫禁城”[3]的计划。是他构思了一系列的宫殿、大理石阶、大殿、花园，以及配得上最伟大的中国传统的全景；他扩大了湖泊，修造了假山，在花园里栽植了来自老家长江流域的花卉和灌木。所有这一切，在18世纪被清朝的皇帝们恢复和完善了，但到处都带有明永乐皇帝的标记。正是永乐皇帝，最早在北京南城墙附近修建了天坛（1420年）和先农坛（1420年）。
迁都北京本身就是在宣告一项政策。其他任何一个纯粹的汉人王朝都不曾想到选择这里做首都。北京城的历史角色仅仅是从鞑靼人那里开始的。公元10世纪，契丹人把这里建成了他们的都城之一；12世纪的女真人，以及1260年的忽必烈，都仿效了契丹人的做法。来自北方的征服者们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一点也不难理解，因为北京坐落于中世纪中原的边缘之外，是主要的边陲重镇之一。满洲就坐落在山海关外，当时尚未得到开垦，穿过南口（当时和现在一样），就是蒙古大草原了。无论是在地理上还是历史上，北京都是汉人——鞑靼人妥协的结果；在那里，汉人依然是在国内，鞑靼人也还没有出离自己的环境之外。永乐皇帝通过把朝廷从南京迁到蒙古的大门口，迁到忽必烈从前的首都，从而声明了自己对忽必烈子孙们的遗产拥有所有权。
事实上，他的父亲在这一方向上已经为他树立了榜样。朱元璋在把蒙古人从明朝领土上赶出去之后，就曾一路追击，进入了他们的本国。1372年，一支明朝军队直逼外蒙古的土拉河。1388年，十万明朝大军再一次穿越戈壁东部，跟蒙古部落一直打到了贝尔湖的东边、喀尔喀河与克鲁伦河之间。然而，这些袭击只不过是穷追败敌，是恐吓那些游牧民的报复性远征。而另一方面，永乐皇帝则在蒙古执行了一项一贯政策，在蒙古，成吉思汗部落的权威因为被赶出明朝所带来的耻辱而受到了严重的削弱。永乐皇帝千方百计煽动其他部落（尤其是卫拉特部，明代称瓦剌，或称西蒙古人）起来反抗他们。在外蒙古随之而来的内战中，他也介入过几次，特别是1410年和1411年的两次，当时，他领着自己的大军一直打到了鄂嫩河的上游，以及成吉思汗的老家。他想以这种方式把外蒙古的霸权从成吉思汗的子孙们那里转移到卫拉特部的可汗们手里，但用不了多久，汉人就有理由为此而懊悔不已了，因为他们让新生的部落取代了那个因为威信扫地而动弹不得的衰落政权。
在印度支那，永乐皇帝也重新采取了汉唐时期的大帝国政策。在安南国，合法的王朝被一个篡位者所推翻。永乐皇帝以此为借口，占领了这个国家，并把它分割成中国的几个行省（1407年）。但不到10年的时间，安南人就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令人筋疲力尽的游击战争，以反抗侵略军。永乐皇帝去世4年之后，起义军首领黎利就攻克了河内，赶走了汉人（1428年）。
永乐皇帝并不满足于对蒙古的宗主权及吞并安南。他还要建立中国在巽他海与印度洋的海上霸权。他的舰队宣告了中国国旗在占婆、高棉、暹罗、马六甲半岛、爪哇、苏门答腊、锡兰（中国海军将领在这里严惩了本地酋长，因为他表现出了敌意）、孟加拉和南印度等海岸地区的霸权地位。他们一直航行到了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亚丁湾和麦加的港口吉达。这几次航行分别发生在1405年和1424年，在这个世纪末，我们将看到葡萄牙人到达印度（1498年）。当欧洲的航海家们到达印度的时候，如果他们发现自己被中国的海洋力量所统治的话，亚洲的命运又会如何呢？然而在这里，永乐皇帝再一次有了一个不着边际的幻想，这种幻想与中国人的性情气质格格不入，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与官僚阶层的意识形态背道而驰。他正在创立的这个中国，对于其自身的力量来说，规模实在是太大了：中国人完全不适应海洋；对于中国的将士们来说，东京湾的气候太热，而蒙古又太冷。士大夫阶层依然一如既往地敌视在他们看来代价高昂而又毫无益处的对外征服。永乐皇帝的“国际事务”毫无前途。中国退回到了自身之内，一切听天由命，无论是在陆地，还是在海上。
在观念世界里，我们也发现了同样的退缩态度。永乐皇帝本人尽管是个佛教徒，但他却下令编辑新儒家的讲义，并在1464年颁布诏令，将这些作品与古代的儒家经典并列，作为官方讲经的基础，这意味着“朱学”成为了明朝的国家信条。然而，一个世纪之后，在王阳明（1472——1529）的学说中，却出现了针对朱学物质主义的反动，或者至少，是对国家实证主义的反动。这位哲学家并没有公开抨击机械论者的实证主义。他认为，我们在宇宙秩序、在普遍法则（理）中所占有的那一份，就潜藏在我们的心里，而不是在理性能力中；为实现与世界本质的交流，我们应该依靠直觉认知（良知），这是心灵深处至高的先天“呼声”，而不是我们可以称之为“推理智慧”的那种东西。王阳明写道：“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4]王阳明的人格力量，以及他的高贵品格，使得他成为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物，但他的著作，无论如何也只局限于道德，表现的是一种旨趣，而不是一套体系。朱熹的学说依然保持着它的所有权威，下面的事实就表明了这一点：王阳明不得不声称支持朱学，为的是让自己的教义能够被人接受。
永乐皇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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